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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1
语言学家拉多所言：“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所以，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必须重视这个差异，同时从这个文化差异入手去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
一、注意中英文词汇的意蕴差异
汉语和英语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各自文化语境中有些词汇表面的意思是能对译过来，但是内在的意蕴却可能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掌握各自的内在意蕴，才能在交流中不出现问题。比如，英语的“red”，对应汉语的“红，红色的”意思，但是内在的意蕴却不一样。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和吉祥、红火、热闹、顺利等有关。比如，相关的词组：红火、红包、红光满面，等等，结婚过年等喜庆事情都是以红色为主打色。但是红色在英语文化中，却是表达愤怒、暴力等，如“see red”（怒不可遏），“red rag”（可激发愤怒之物）等。再如，Dog（狗），在中国骂人的话经常用狗作为比喻，“狗汉奸”“狗腿子”“狗仗人势”，等等，狗的形象是非常糟糕的，被鄙视的。但西方则恰好相反，他们认为狗具有勇敢、忠诚等品质，把人比作狗还是出于对对方昵称。比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连我们那句“爱屋及乌”，在英语的表达中则成了“Love me， love my dog.”这种情况是不同词语在中英语境中不同的意思。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与我们汉文化一样，某些事物在英语中同样有深刻的联想意义，但这种联想意义和我们汉语中却又不同。比如，中国被誉为“四君子”之首的竹子，就是高洁、坚定性格的人格化，历代文人、艺术家都借助竹子的形象来表达内心的高尚志趣和独立纯粹的人格。但与竹对应的英语词“bamboo”却没有类似的联想意义，而仅仅是一种植物，这个词也仅仅是个符号。
由以上论述可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具体的语言教学和运用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在诸如介绍、称呼、问候、赞扬等诸多方面，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表达差异非常明显，是外语教育和学习必须重视的方面。
二、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语教育策略
针对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这些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1.创设和运用情景化教学，领会掌握英语交际习惯。语言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和发展。死板地进行词汇、句型、语法教学和习题训练，不是英语教学的正途。因此，一定要通过创设和运用情景教学，提升学生理解、运用英语交流的能力，如此才能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表达差异。
2.区别语言的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学习意识。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代表着文化的本质内涵。英语作为成熟的西方文化的主要记录语言，代表的是英语文化的独特性。在教学中，必须有意识、有准备、有针对、有比较地对语言文化差异性进行区别、讲解、解释、举例，培养学生跨文化学习的意识。西方文化中称呼、致谢、赞美、慰问、思维等方面都与汉文化不同，这些就必须让学生领会并掌握。比如，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吃了么？”而西方人去不是这样的。因此，只有了解了英语文化，才能真正学好英语。
3.培养学生兴趣，打造学习氛围。任何知识的学习，如果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必然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外语教学，必须要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通过积极引导和教学艺术，展现英语文化独特的魅力，让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主动学习、快乐学习，才能真正体会到文化差异却是语言特色和文化魅力的根源，体会学习英语带来的快乐，从而克服文化差异对学习外语的影响。
4.灵活运用教学手段，多方面展示英语魅力。现在教学条件提高了，各种教学设施齐全了，不论是听说训练，还是阅读训练，教学设备都能为我们提供多种选择。利用多媒体通过多种形式的课程内容来展现英语魅力，体会中西文化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比如，电影片段、音乐、诗歌散文朗诵，等等，音画都是展示外语的辅助条件。让学生不断从具体的外语情景中获得听说读写的训练。鼓励学生日常用语也能用外语交流，体会汉语和英语的不同，这是增强理解的有效方式。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要求
翻译作品要求“信、达、雅”，这就是说中西文化沟通必须建立在准确地理解的基础上，因为“信”和“达”都强调的是准确性。因此，英语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面对中西文化差异能准确运用语言的能力。
首先，从语言交流的差异出发，学习、了解和领会英语文化。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规则都来自文化固有的一些特点，不同语言之间语音、语调、词汇、语法不同，交际规则也不同。因此，必须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对英语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风尚、习惯、交际规则等方面进行了解。通过学习、了解和领会英语文化，充分掌握对英语本意、引申义、比喻义等了解和领会，从而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做到准确和合适。
其次，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比较英语文化差异，是提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关键。英语教学中，对语言分析和文化比较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原则。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母语良好地掌握，是很难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因此，英语教学必须重视学生的母语学习，要增强一种比较教学观念，以此来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能力。
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3
关键词：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差异
引言：在精神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对外交流也愈来愈密切。不管是在商业洽谈，或是朋友的聚会中，我们都意识到，了解中西方餐桌文化的差异，对我们日常交流有着至关重要。其中，中西方的餐桌礼仪则是一个门槛，它是我们交流与合作的前提和试金石。
从餐具摆放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1]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2]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
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因为在中国，上菜时多以顺时针为上菜方向，居右者因此比居左者优先受到照顾。“中座为尊，面门为上，观景为佳。”[3]在西方， 通常，桌次地位的高低以距主桌位置的远近而定。以主人的桌为基准，右高、左低，近高，远低。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从中西方上菜顺序方面差异看中西方餐桌文化的就餐程序不同。中餐的出菜顺序：首先是开胃菜，通常是四种冷盘组成的大拼盘。主菜紧接在开胃菜之后，又称为大件、大菜，“主菜的道数通常是四、六、八等的偶数，因为，中国人认为偶数是吉数。”[4]点心指主菜结束后所供应的甜点，如馅饼、蛋糕、包子、杏仁豆腐等。最后则是水果。“西餐菜单上有四或五大分类，其分别是开胃菜、汤、沙拉、海鲜、肉类、点心等。”[5]正式的全套餐点上菜顺序是：头盘，西餐的第一道菜是头盘，也称为开胃品，因为是要开胃，所以开胃菜一般都有特色风味，味道以咸和酸为主，而且数量少，质量较高。汤，和中餐不同的是，西餐的第二道菜就是汤。西餐的汤大致可分为清汤、奶油汤、蔬菜汤和冷汤等4类。副菜，鱼类菜肴一般作为西餐的第三道菜，也称为副菜。品种包括各种淡、海水鱼类、贝类及软体动物类。主菜，肉、禽类菜肴是西餐的第四道菜，也称为主菜。甜品，西餐的甜品是主菜后食用的，可以算做是第六道菜，如布丁、煎饼、冰淇淋、奶酪、水果等。 咖啡、茶，西餐的最后一道是上饮料，咖啡或茶。
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6]。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
结语：探究中西餐桌礼仪文化差异，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方餐桌文化礼仪差异的了解，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误解，同时这必将在我们日常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将更好地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民以食为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度，饮食是人生活第一要素，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映射，能在不同餐桌礼仪文化中游刃有余，是做好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也必将是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1]李明英.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
[2]卞浩宇.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谈中西文化[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4]林丽端.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J].2009（18）
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4
〔关键词〕 近代天津；租界建筑；地域文化；地域色彩
〔中图分类号〕 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3）01-0079-05
0 引言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四册，以建筑功能分类为公共建筑与居住建筑各两册，涵盖了天津本土存在50年以上并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的各类建筑。“2005年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实施后，依法确定了5批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 [1]。《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系列丛书是对其中的158处历史风貌建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了详细解读[2]，从书中可以读出天津市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存的保护建筑就是对保护工作成果的最好证明。从书中列举的建筑来看，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大多还是近代西洋建筑风格为主，论文选取书中租界建筑为研究对象，透过其保存现状及历史资料的记载，探寻天津独具特色的近代租界建筑所体现出的地域文化及地域色彩。
一、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天津租界
建筑的风格形成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两种文化之间接触时会产生相互交流渗透的现象，无法在维持其原有的文化形态，彼此之间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乎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条件下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一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实际上就是由文化冲突过渡到文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西双方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东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两种模式，发生在近代天津以“被迫接受”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明显属于后者。就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讲，本土文化在接触到异域文化的最初形式是暴力而非和平的，近代的文化交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反侵略的动荡政治背景下进行的交流过程，清王朝被西方列强以武力逼迫开始的通商开埠，西方文化的传入是以经济侵略为后盾，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平台：开埠通商、设立租界、公派留学、接纳传教和建立近代报业等形式，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李允先生在《华夏意匠》中提到：“某一时代整个社会倾全力去建造的有代表性的一些重大建筑物，必然反映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水平” [3]（17）。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近代租界建筑，外来文化赋予了建筑丰富的形式特点和设计理念，成就了中国土地上衍生出的中西文化交融思想下创造出的近代租界建筑，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建筑文化发展。
中国传统建筑随着封闭的长时间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完整的传统建筑体系，建筑形式、建筑技术和建筑类型与西方建筑文化截然不同，成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建筑体系。从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这种单纯的文化环境最终被打破。随着通商开埠和各国租界地的设立，大量西方文化涌入天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大量涌现的西方建筑。租界地的建设，使得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受到租界文化的影响，这也是天津接触西方文化的直接途径，也比内地其他城市更早更多的认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各个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形式与天津旧城区传统建筑大相径庭，也打破了天津原有的中国北方传统建筑风格的格局。近代天津城市中出现的西洋建筑，是当时西方建筑设计中流行的各种建筑形式，各国租界在营建过程中实施建造的建筑，能够体现出租界所属国家的建筑文化特点、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等，在与天津地方文化、气候特点、材料运用、施工工艺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独有的建筑风貌。
（一）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特色群落
从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各租界都是自行管理的“国中之国”，彼此之间不考虑协调配合，各自营建，以本国的利益为基点进行建设，有独立的管理机构，这样的建设虽然对天津城市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各租界各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城市建筑物杂乱无章。例如英租界在一些地区内“严格规定必须是外国式建筑，营造计划必须先送工部局批准，对房屋的取暖、采光、卫生、安全及与街道环境的协调绿化也有详细的明文规
定” [4]（361-362）。意租界地区规定凡临街建筑物形式不准雷同等等建设要求，各租界基本以本国风格建筑为基准，为适应天津的气候和风土，多少做出一些改变，再加上建筑工人均为中国人，可以理解为租界地建筑是使用中国本土的建材和工匠，来建造西式房屋。
租界地建设期间，各租界内都陆续营建了先进体面的大型建筑，银行、洋行和商场等建筑林立，风格各异；英、意、法租界都规划有高级别墅住宅和新式里弄住宅，借鉴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多种布局方式，且中高级民宅中卫生取暖设施一应俱全，建筑周围还有花园绿地；租界内街道密度大，四通八达，道路铺设柏油或混凝土路面，主要街道设有路灯、通夜长明，一派西方近代城市景象。
（二）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天津城市建筑形象
租界区在不断建设扩张，而天津老城区却在1900年后元气大伤逐渐衰落，加上1902年接管天津后开辟的河北新区，与老城区和租界区三者共同构成一段时间的城市平衡发展格局。开埠后的天津城市形象，已不再是原先的“令人惊叹的南北物资交流枢纽” [5]（18）、“京师的储运中心，也是整个河北地区的仓储中心” [6]（124）。因历史原因由诸多移民组成的传统天津城市，其本身的城市文化就呈现多元性，导致天津人民的文化具有包容性强且本土文化底蕴不深的特点，在因租界开发建设接触到西方文化影响后，本土文化自然趋向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触碰、交融和互相渗透，从而形成了近代天津城市建筑介于中西风格之间的形象特征。例如少数几座近代新增老城厢建筑――天津家之一“益德王”王奎章家宅在主体中国传统式建筑中，局部装饰采用了中西合璧式的廊柱（图1），以及大门上方的椭圆拱券石材雕花（图2）。作为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英租界的庆王府，其建筑外观采用西洋风格，与中国传统琉璃栏杆交相辉映，建筑内部的房间安排按周边式设计，采用明三暗五对称式排列，这其实是一种四合院模式的变体；为适应当时的西化生活，室内设有宽敞的共享大厅；门窗玻璃采用的是以比利时工艺雕琢的中式传统花鸟纹样（图3）；庭院花园的布局、太湖石和凉亭（图4）这些也都是中国传统园林设计手法。
二、租界区建筑外立面材质中体现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天津城市从明朝天津建卫至开埠之前，一直以传统建筑的模式平稳发展，材料的选择也是遵循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建材，以砖、石材、木为主要的材料进行建筑活动。“天津卫城初建为由土筑，因而不能持久。大约到了弘治初年以颓圮不堪，弘治六至七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砖包砌，并在四门之上构筑城楼” [7]（53），如今的鼓楼建筑依循了旧建筑的形式为青砖砌墙，灰瓦顶，门窗等建筑构件则为木材质刷红褐色漆；一般的民居为四合院形式的平房建筑，以朴素简洁的清水砖为墙面或灰砖砌墙，屋顶为灰陶瓦，门、窗、柱等构件则为木材质涂褐色或黑色漆（图5），是典型的北方民间色彩，集合这些材质，共同塑造了天津旧城整体呈一片朴素的灰色调。清末民初建成的通庆里（现天津文化街内），建筑装饰融入了西洋建筑符号，因为靠近老城区，建筑依然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青砖外墙，灰瓦坡屋顶，这点也可看作是环境色彩辐射作用的体现。
相比天津旧城区的单一灰色调，租界区内的历史保护建筑的色彩要丰富许多，这与西方建筑思想带来的各种建筑材料及其运用方式密切相关。租界建筑是由各租界自行营建，风格各异，规模较大的租界区内还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和居住区等西方城市规划的雏形，例如英租界内的五大道地区成为高档住宅区，区内建筑红砖使用普及，形成了和谐统一建筑色彩（图6）；英法租界区内的中街（现解放北路）开设了各类银行、洋行等，形成了金融一条街[8]，街道两旁高大的银行建筑选材考究，多以花岗岩、大理石等天然石材装饰墙面或柱子，精美奢华，天然石材的自然色彩与混凝土的灰色也成了该区的主要色彩。另外，清水红砖墙搭配灰色石材或浅色水泥墙面的搭配也是租界建筑的用色主流，如原天津工商学院、南开学校范孙楼、原天津公学等不胜枚举。在对近代历史保护建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从立面材质的色彩可以看出与周边当代建筑明艳的涂料墙面或光滑的饰面砖相比色调淡雅清新，即便是清水红砖的色彩也是柔和的暗砖红色；混水墙或水刷石等立面材质粗糙，建筑色彩为浅灰色系的材质原色，整体感觉朴素大方，散发着历史的沉淀感和时光印记，同时也体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与城市色彩。
三、西洋风格建筑中的天津传统文化元素
天津传统建筑中，很多大户豪门喜爱将砖雕、木雕和石雕作为装饰运用到住宅中，以显示身家富有。富商豪门在打造住宅时也是不吝钱财的，怎样舒适华丽怎样营建，从庭院到大门，从厅堂到内房，雕刻艺术可以运用在各式建筑构件上，如照壁、屋脊、柱础、挑檐梁柱等等，在图案方面还广源吸收南北方各地的艺术特色，建筑的装饰纹样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砖雕石刻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天津近代租界建筑以极其丰富的样式风格和建筑空间展现西方建筑文化，在查阅文献和现状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很多租界建筑，会将天津传统文化表现之一的砖雕石刻技艺作为建筑的装饰细节部分融入其中，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表现出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建筑情趣。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也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在建造近代租界建筑过程中，所雇用的建筑工人是当地的工匠，这些工匠并没有接受过西方建筑教育，建材运用的也是本土材料，因此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上，工匠们透过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许多带有天津地方文化元素的西洋建筑装饰，习惯性的将天津传统建筑特色中精美的砖雕和石刻艺术运用其中，“无论是紫竹林教堂上的石刻还是哥德式的望海楼的砖雕花纹，都表现了中国佛教的莲花、珠宝和传统的万字图案主题。精美的雕工手艺是天津旧城遗韵中天津手工艺术在洋教堂上的发挥” [9]（153）。这些砖雕石刻装饰使得西洋建筑上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天津的地方文化印记，这种天津地方建筑文化特征与外来建筑文化的交相辉映正是近代天津建筑的独特风格所在。
四、结 语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一书展现了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工作的卓越成果，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天津租界建筑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进行解读，选取的案例也是能够反映出天津城市文化特色的代表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近代时期的建筑距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近代租界建筑的风格也打破了天津传统城市风貌，其文化影响作用甚至延续至今并成为了天津的城市特色，如今当代新建筑中可见遍街的欧风线脚、坡顶窗套，无不是对西式风格建筑元素的现代演绎。现存的一些被列为“历史风貌建筑”被保存下来进行修复，也依然不能避免现代化的沾染，有的历史保护建筑采取原有材质的基础上覆盖现代材料使之看起来“焕然一新”，磨灭了近代建筑表皮在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沧桑感。论文希望透过对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产生的天津近代租界建筑研究，探寻其中所蕴涵的天津地域文化特色，及透过建筑材料的选择运用所体现出的地域色彩，找出其中值得现今建筑从业人员追溯和继承的建筑文化内涵，了解近代天津的“历史情感”，希望为未来天津建筑活动中地域性特征的形式体现做出文化探究和理论研究总结。
〔参考文献〕
[1] 吴延龙主编.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公共建筑卷一 [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2] 冬雷.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在制度与管理层面的经验探析[J] .建筑与环境，2010（04）：114-116.
[3] 李允.华夏意匠[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4]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 戴学艳.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天津形象――以近代租界为中心[D] .福建师范大学，2010.
[6] [美]丁匙良，沈弘译.花甲记忆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5
关键词：近代；新教传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文化推广；策略
中图分类号：B9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3-03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然而，文化传播从来都不是顺畅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国度传播不同质的文化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那些“尊孔”、“祭祖”及“崇拜偶像”的中国本土的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传教士们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策略”，来迎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即本土化基督教推广。本文以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为个案，具体研究分析了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及其影响。探讨近代新教传教士在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认识，对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基督教本地化推广的理论依据
评估某种文化的高低、好坏、风俗习惯的鄙陋与否，不应该以评估者自身的文化标准好恶来衡量这种评判文化的标准和观点，而应该从该民族的内在文化法则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文化相对论认为，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很多形态，而这样众多的文化形态并不是由单一的人类文化进化而来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人类文化的进化阶段），而是在异质环境下产生的异质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而且该文化形态是与其所关联的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所产生的价值取向也是从该文化形态所处的环境中产生的。所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独特性与合理性，与其他异质文化不存在高低之分。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独特历史继承性的特点。所以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民族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往往怀有较强的抵触情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传教士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传教必然受到当地人的抵触。伯格理在石门坎区传教很尊重石门坎区文化，使基督文化与苗区文化和谐共存，成功实现了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用文化相对论分析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广活动对于研究现代跨文化的交流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的因素
1.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贫困是造成宗教传播的社会基础。然而在石门坎这一落后地区，面对一贫如洗的群体，贫困的生活使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变得轻而易举。所以，石门坎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使传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广能顺利进行。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不仅经济上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但是这恰恰成为宗教传播加速的催化剂。石门坎苗区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促进了伯格理在当地的基督教文化推广。
2.中西传统文化差异性。历经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根深蒂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人会对外来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这种怀疑和敌对是必然的。所以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必须先把基督教中国化，通过这种方式新教传教士才能在使当地人接受基督福音。所以年轻的柏格理在1887年来到中国偏远的西南城市昭通开始传教时并不顺利。每当他和同伴行走在昭通街头，就会立即成为居民好奇的对象，被孩子们追随、被大喊“洋鬼子”及令人不快的一些称呼。因为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西方人各种不满，所以让他们去接受基督教更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现状使得来华传教士不得不考虑通过中国化基督教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
3.传教者主体特征。本地化基督教推广除了与中西文化差异有关外，也与传教者的主体特征有关：第一，传教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传教者都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且传教士大都学历高，他们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携带者，所以他们的到来其实就是一种不同文化的渗透。这样的背景使传教士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中国，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中国文化并且适当改进文化。第二，传教士对宗教本身的虔诚信仰和执着追求推动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传教士是一特殊的群体，他们怀抱信仰，热衷于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球，拯救人们的灵魂。自1904年，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伯格理克服种种困难扎根贵州石门坎，并为当地的西式教育和医疗事业做出奉献，基督教为苗族带去了文字、文化和文明。创制苗文虽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翻译圣经和阅读圣经，但后来却促成了苗族文化的复兴，使苗族人摆脱了千百年来没有文字的历史。
三、本地化基督教推广策略和措施
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导游词；翻译；中西文化差异
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文化反映在语言文字中，文化又存在于使用该语言文字民族的知识结构中。当原有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或消失，或者寄托文化因素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此时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已经难以完成交流的任务。也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语言是自我的表述，也是文化的反映。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任何语言都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痕迹，不仅体现了本民族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风土人情、传统习惯，而且也透视着该民族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语言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又必须了解语言。可见，翻译不仅是语际转换，更是一种文化问转换，因此翻译的实质就是文化信息的传递，是一个解读文化、重组文化、规范确定信息的过程。外国游客对我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很感兴趣。因此各地旅游景点导游词的翻译显得十分重要。导游词英译要重视文化因素的处理，使外国游客对景点文化底蕴得以了解。所以，导游词翻译要运用各种策略和途径充分传达源语语义和文化色彩，从而增强游客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和认识。下文试从中西文化差异角度，探讨导游词翻译中文化处理的主要策略和途径。
一、导游词翻译的策略和途径
由于旅游文本翻译所要达到的特定目的及其语篇类型在不同文化中的传统模式，决定了旅游文本的翻译应立足于译文读者，以实现译文预期功能为出发点，用符合译文读者接受期望，以译文接受目的相符的表达方式进行调整。如：“玉兔”应当译成“MoonRabbit”，而不译成“JadeRab-bit”，否则外国游客会误认为是玉做成的兔子。因此在翻译导游词时就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运用以下策略和途径使译文更符合外国游客接受习惯，同时达到良好的旅游宣传目的。
1.变译
由于中西文化以及汉英两种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言上的差异体现出中西在思维方式以及不同的信息编排方式，因此我们旅游翻译的原则应突出实用型的特点，达到有效传递文化信息的关键任务。有效传递要求导游词译者考虑译文的可读性和外国游客的接受效果，即不是对汉语材料进行全译，而是要对原作实施变译。因为在导游词涉及到中国独特文化时，外国游客大都没有足够的知识通过翻译完全了解中国文化内涵，此时，译者应给旅游者提供必要的补充知识，或改变知识结构传递形式，在保证原文主旨不变的基础上，译者根据外国游客的特殊要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译、补充、合并、改造等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主要内容，做出有利于外国游客接受旅游信息的恰当变译。从而使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真正了解美丽的中国和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达到良好的旅游目的。变异的具体方法多样，比如：1.删除原文中价值不高的信息。译者在概括和整理后对原文进行适度删节，减少外国游客不必要的理解负担。使译文简洁明白，符合英语表述特点。2.增加必要解释。对大多数外国游客是陌生的东西，要根据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采用增加他们熟知的事物加以比较的方法来翻译，从而使他们了解一些景点的文化价值较高之所在。3.对原文进行适度地改写。译者根据英语表达的特点，如：开门见山的表述、逻辑和结构性强等，将汉语原文拆分重组等。使得译文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利于外国游客理解导游讲解。
2.归化
归化指的是用和目标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来翻译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例如，将“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you.”，这就使一个极具佛教色彩的词句变成了一个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句。归化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共性和相通性。以归化为主的译文目的在于消除译痕，这对于熟悉目标语的读者来说更容易产生共鸣。归化翻译可以使译文自然、地道、顺口、易于接受。奈达认为在翻译中，译者应尊重目的语的特征，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表达方式。导游人员在给外国游客讲解过程中常会碰到汉语中一些成语、习语和俗语，比如“守口如瓶”，在翻译此类汉语时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而应翻译成外国游客所熟知的语言方式，其译文可为：dumbas anoyster。
3.异化
与“归化”相对。异化指的是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例如，将“九牛二虎之力”译为“the strengthofninebullsandtwoti-gets”。异化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有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但对于不熟悉源语及其文化的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理解困难。异化和同化具有相对性，随着各国文化交流愈来愈紧密，原先对于目标语读者很陌生的词句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即异化的程度会逐步降低。可见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比如，中西方都有一种想象出来的动物，即英语中的dragon和汉语中的“龙”，但是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和文化内涵。在西方文化中龙是凶恶的象征，恶魔的化身。圣经中撒旦被称为dragon，是贬义词。而在中国文化中龙和风都象征吉祥、权威、高贵和繁荣。在翻译关于龙的导游词时，应当翻译成the Chinese dragon或Loong，让外国游客了解真正的中国龙文化。
4.释义
由于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社交习俗，宗教习俗以及词汇表达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中西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不对应便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释义就是在采用异化或归化都行不通的时候，抹去原文的民族特点，采用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译出其含义，从而避免引起文化方面的混乱，使译文明白易懂。由于它既能保存原文的信息，又能给译者表达上较大的自由，适用于“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和翻译。释义的具体做法是音译或者直译后加注释以释义。方法一：音译法，如胡同一hutong。体现了“胡同”一词所包含的丰富民俗风情内涵。方法二：在直译的基础上，对有些词语适当加注。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Three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Zhuge Liang，the mastermind。这样的注解才会让西方读者明白诸葛亮的文化内涵。也可把两种具体方法结合使用，如气功：Qigong，a system of deepbreathing exerc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