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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医院
0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其人才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而现今的管理工作在每个单位以及每个企业中都极为重视，医院也不例外。而医院想要提高竞争力，在当今的社会上立足，其管理人才是重要的因素[1]。对此医院应该把人力资源的管理理念贯穿于整个管理中，全面了解管理过程，客观地了解当今医院中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善，运用有效的激励机制发挥人才优势，增强医院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地提高医院的竞争，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状况。
1我国医院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现状
1.1管理模式的落后
相对于其他国家医疗制度，我国的医疗制度仍然处于停滞的状态，其进程以及发展相当缓慢，对此我国的很多医院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管理模式，在人才管理方面也不例外。人才管理方面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不能够发挥人才管理的管理制度。现今，我国竞争异常的激烈，这种落后的人才管理模式直接约束了人才的能力，不能给医院带来一定的进展。
1.2管理制度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就目前，我国大多数医院在人事部的管理工作上，仍然使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由于行政化管理模式受到历史的影响，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以及体系，但世界的发展相对比较迅速，因此管理制度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医院的需求，从而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以及时效性，医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招收人才，严重限制了医院对人才的利用，阻碍了人才的发展，使得医院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进程。
1.3薪酬制度缺乏合理性
员工的薪酬发放也基本属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在公立医院薪酬的管理制度一般由国家事业单位的薪酬制度所制定，使得员工的薪资受到了限制和影响，而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对工资没有太大的影响，导致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效率也会有一定的下降。这种现象往往在多数医院中都存在，对医院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4医院管理人员欠缺
我国医院人事部管理部门严重缺乏管理人才，原因是医院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其他部门调过来的，因此他们缺少一定的管理经验，在管理的过程中对各种流程不熟悉以及专业理念了解不全面，往往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在岗位上难以做出优秀的成绩。
2人力资源理念在医院人事管理中的应用
2.1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
现今我国对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树立正确的人才管理观念。医院要转换传统观念，充分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人才管理对医院发展的重要性。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模式。其次注重员工的利益以及发展，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进行培养管理人才，一方面能够使员工工作异常出色，另一方面也能让医院往更高更好的方面发展。
2.2提高员工的专业水平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需要强调对人才的利用，其次就是对人才进行培养。常言道：笨鸟先飞，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人才是在各种学习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因此医院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根据医院的需求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培训，培训工作要定期进行，其内容包括专业的知识以及实际操作技能，员工培训结束后，对员工进行相关的考核以及评价，考核不过的继续培训，这样有利于员工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其工作也就顺利地达成了目标，从而取得更高的成绩，提高医院的综合能力以及竞争力。
2.3完善岗位招聘制度
医院要注重管理人才的招揽，而招聘人才是对人才管理的首要前提，只有招揽更多的管理人才，才能在管理工作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若想要招聘到更多的人才就需要不断地完善人才招聘资源。人才招聘必须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根据医院的发展状况对人才需求进行招聘，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中不能多招以及少招，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2.4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
建立合理的制度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而考核制度的建立主要是激发员工的热情以及激情，对员工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帮助。对此，建立合理的激励手段能够使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压力以及动力，在工作过程中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同时也要考虑员工不同工作的特点，例如工作的量以及难易程度，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将员工的道德水平考虑在内，其考核的结果必须调整员工的工资。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工资分配制度，将绩效工资管理应用在人事部管理中，实行多劳多得制度，对成绩优秀的员工给予奖励，对成绩差的员工给予惩罚，一方面增加了医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提高了医院的整体水平以及竞争力。
3结语
人才管理理念对医院人才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医院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根据医院的需求对人才进行培养和招聘[2-3]，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对人事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及更新，改善现今制度存在的不足，从而提高医院的整体水平，使人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不断地提高医院的综合实力，使医院的发展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林敬红.在医院人才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5,31(3):31.
园艺的认识范文2
从法理上讲，公民和法人都可能成为诉讼的主体，成为诉讼当事人，成为被告；都可能成为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被告。从立法上讲，“国家机关”这个概念不仅仅指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国家的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法院属于典型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机关，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条件。这就意味着法院作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是于法有据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法院成为刑事被告的例子相当罕见，尽管成为刑事被告的法院，其角色的确颇为尴尬和难堪。我们要接受法院成为刑事被告的理论预设和客观现实。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法理上讲，这里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法院作为机关法人与别人发生民事纠纷，就可能成为民事诉讼的被告；而法院作为机关法人一旦触犯刑律，也同样可能站在刑事诉讼的被告席上受审。不能因为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的特色身份而可以规避或豁免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否则，司法权就将变异为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司法机关就将蜕变为不受法律管辖的特权机关。这无疑与法治国家的司法信条是格格不入的。
诉讼面前人人平等，希望审理法院成为刑事被告案件的法院，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本着公平的心态作出公正的裁决。司法机关的形象绝对不是靠豁免特权的庇护就可以拯救的，司法机关也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这个角度讲，涉嫌单位犯罪的法院作为刑事被告受审，也是对司法机关公信力的救赎。
园艺的认识范文3
一、“仁”的字形与含义的演变
语言文字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它的产生、发展都凝结着人的思想。对于早期汉语而言，单个字的字形变化都可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意义，即字形的变化能反映出相关思想的变化情况，甚至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因而，理清“仁”字的本源与发展，对于准确把握“仁”的意义尤为重要。
目前普遍认同“仁”字的写法有四种。见于《说文解字》“人”部有三种：“从人从二”，即我们现在使用的“仁”字；“古文仁，从千心”（忎）；“古文仁，或从尸”。另外，郭店楚简中，“仁”作惖，有近七十处（详可参见庞朴《“仁”字臆断》，《寻根》2001年第1期；王中江《“身心合一”之“仁”与儒家德性伦理——郭店竹简“惖”字及儒家仁爱的构成》，《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1期等）。《古玺文编》中曾把“惖”释读为“信”。
“仁”“或从尸”的写法见于甲骨文（《殷墟书契前编》2-19—1，罗振玉，珂罗版影印本，1913；《甲骨文合集》1098，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华书局，1978年10月）。“从人从二”与“或从尸”两种“仁”的字形相似，或许存在某种联系，“其字体都是对于人或与人有关事项的指涉”（李友广《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演变——以郭店儒简为考察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忎”“惖”两种“仁”的字形都从心，说明与人的心理有关，强调内在的心性，二者表义应当相似。不同的是“惖”心上是“身”，而“忎”心上乃“千”。但是，古文“千”与“身”字形相近，都与“人”相关，属于“人部”。有人就认为“忎”“惖”可能是同一个字，前者是后者的误写。郭店简中的“惖”不见于《说文解字》，有可能是向“忎”转变的一种过渡字形。结合“从人从二”的“仁”来看，“忎”较之“惖”更加具备从内在心性向横向人与人关系的“从人从二”的“仁”的过渡趋势。
“仁”源于古祭礼，最早的“仁”应该“或从尸”，即《说文解字》的第三种。“‘仁’本来是对祖灵的一种极端虔诚和敬拜的自然心性…它的本源在于自发的、纵深的、内在超越的心性。”（谢阳举《“仁”的起源探本》，《管子学刊》，2010年10月）也就是说“仁”源自一种古老的祭礼——尸礼（是一种祭成丧者的祭祀方式，即以死者的后代，比如长孙或同姓晚辈，来装扮鬼神，作为祖先灵魂的附身，由这个尸者象征性的代表祖先，感格祖先来享祀）。从这点出发，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孑L子会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孔子主要针对破坏“尸礼”而言，反对对传统礼俗的破坏（古祭礼有“尸”无“俑”）。
“仁”最早从尸祭礼产生，因而它包含有对亡故先人的哀思、敬重与爱，涉及祭祀时的行为、心理等，如恭、礼、虔诚、不忍。“事死如事生”（《礼记·祭义》，描写文王祭祖时的心仪）或许正是“仁”由祭礼向现实中的“亲亲”转义的渊源，即将对亡故先人的感情转移到在世的亲人身上，也就有了“仁”最基本的意义之一的“孝悌”。“仁”由最初祭祀的对象“尸”转移到“人”，同时也就具有指涉“惖”“忎”意义的可能。即推最初“仁”的心理及于他人，便产生了“惖”与“忎”；而将“仁”的这些心理演化为人与人交往的道德规范，就产生了“从人从二”的“仁”；而这种道德规范反过来又需要有个人“仁”的自我修养作为前提保障，即对个人修养的要求。至此，“仁”的意义基本成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仁”一开始就集合了许多心理的、感情的、道德的范畴，注定了它难以确凿定义。同时，仁的最终字形的确立，也促进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能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等，都可以反映个人主体地位的存在。
“仁”的不同阶段意义在《论语》中都能看到，虔诚、恭敬与爱的心性是其意义的根本，贯穿始终；按其表现大致可以把《论语》中的“仁”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的孝悌；二是及人的忠信恕宽惠等，以及建构在这个基础上的“仁”的道德、行为的要求等意义。明了“仁”的渊源变化，依据不同阶段的意义，便能将《论语》中的“仁”进行大致的把握。
二、《论语》中“仁”的含义
《论语》中有五十九章出现“仁”字，共计一百零九个“仁”。所有“仁”字基本上都是对“仁”的概念的直接应用，或是作为道德要求，或是作为行为准则，或是指“仁”者（人），没有关于“仁”的确切定义。这一特点，也与孔子注重当下成就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相吻合。
通过对《论语》中“仁”进行统计，我们发现，“仁”具备众多细目和成立的条件，包括“孝、悌、爱人、恶人、立人、达人、不怨、不忧、不佞、礼、爱、恭、敬、忠、恕、刚、毅、木、讷、勇、礼、宽、信、敏、惠……”在《论语》中，“仁”是包罗众德的最高观念、最高德目，统摄一切德目，也是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仁”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原则、精神的范畴，它似乎是凭借众多已有品德构建起来的，我们不能也无法用西方哲学思维模式，把“仁”视作一个抽象的概念，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仁”在《论语》中意义丰富，孔子言行被结集为《论语》的时代，“仁”的意义已发展得相当完备了，《论语》中蕴含了由最初“仁”产生到最终“仁”定形各个阶段的意义。结合与《论语》产生时代相前后的其他文献，可以发现前面对“仁”字形与意义的分析大致是正确的。
爱、敬与诚（虔诚）是“仁”的意义的出发点；“仁”的其他意义基本是由爱、敬与诚（虔诚）推及的，主要是通过借用有相近意义的已有范畴来体现。最能体现这一出发点的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等。
首先，“仁”体现在对亲人的孝、悌，主要包含有爱与敬两个方面。“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不背本，仁也。”（《左传》成公九年）
推这种心理（情）于他人，有三种情况：
（1）对君长忠、恭、不怨等。是爱、敬与诚（虔诚）三种感情的升华。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申生拒绝逃亡时说：“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逃死而怨君，不仁”（《国语·晋语二》）
（2）对平辈信、恕等。是爱、敬与诚（虔诚）三种感情的平等发展。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3）对下层人宽、惠等。是爱、敬与诚（虔诚）三种感情的向下发展。
“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
“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其次，虽然“仁”的意义建构在一系列范畴之上，但是它却不等同于具体的各个构成范畴。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很明显，“仁”与构成它意义的各个具体范畴不同，“仁”有其独立意义，而各范畴也并不一定代表“仁”。
在前述“仁”意义的发展过程中，“仁”的意义从血缘亲情扩展到人与人关系层面。如“不背本，仁也”（《左传》成公九年），“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言仁必及人”（《国语·周语》）等。
个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仁”已经开始具有自我修养的内在要求与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最高目标的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了。
最终的“仁”的主体应该是个人，除了在《礼记·儒行》等极少数儒家类文献谈到个体如何珍视生命、身体以外（如“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等），儒家谈及个人很少。或许他们认为，个人自身于他人亦是他人，大家都以“仁”为信条修习，则人人自然能享泽于“仁”吧。而个人坚持“仁”应有一定原则，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三、《论语》中“仁”的矛盾
1 《论语》对是否达到“仁”有明确的认定标准
首先，有些德行被认定为属于“仁”的范畴。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刚、毅、木、讷，近仁”；“克己复礼为仁”等。
其次，有些行为被认定为不“仁”。如：“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再次，有属于“仁”范畴的行为未必就达到“仁”，没有属于“仁”范畴的行为未必就不“仁”，无违背“仁”要求的恶行也未必就能称得上是“仁”。如：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长》）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最后，明确指出了伪装的“仁”。“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
郭店简中《性自命出》篇有多处提及“情”与“伪”。“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伪斯吝矣，吝斯虑矣”，“凡人情为可悦也”（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性自命出》还提及了“物”、“悦”、“势”、“故”等概念，“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绌性者，势也……”“凡见者之谓物，快于已者之谓悦，物之设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第136页），反映了儒家判断人德行的原则：以“情”为根据，不为表面行为迷惑；对“物”、“悦”、“势”、“故”等影响人们以“情”为根据行为的因素有明确认识。这与我们上面分析的《论语》中的情形非常相像。像“仁”等许多语词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其范畴内部应该蕴含有清晰的逻辑。
2 《论语》中“仁”的矛盾
《论语》中“仁”存在差等现象，可能正是“仁”在具体情境下的矛盾的根源。
一开始“仁”就表现出亲疏之别，亲亲的“孝悌”特别受到关注。“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一》）。
“仁”的其他意义也是由“亲亲”推及的，有一种由近及远的变化过程，而“仁”意义的这种由近而远的变化逻辑也已为人们所认可。这种逻辑体现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为政》）这样，亲亲与爱人的矛盾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同时，基于结果的衡量，“仁”表现出差等现象。结果之于实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却也破坏了“仁”出于情、及于人的原则。子贡与孔子论管仲，孔子以管仲的治国绩效衡量仁，与道德人情脱节。另外，对于孑L子而言，似乎“仁”的修养和庶人是没有关联的，它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3 “仁”与“礼”
谈“仁”，“仁”与礼的关系甚至矛盾也不可回避。《论语》中就有“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左传》也记载：“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左传》昭公十二年）
孔子的终极目标在于治天下，即政治的抱负，而最可行的方式莫过于借助已有的规则，“礼”是周实践过的成功经验，是孔子所要借以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手段，虽然孔子本人实际已经对礼做了改造。“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园艺的认识范文4
关键词：住院病人；来源；分析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2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1881年，跨越三个世纪。1991年，医院被评为广东省首家三级甲等医院，为佛山地级市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为市民的健康、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截止到2012年总出院病人为7.8万人次。医院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员工3500多人。拥有先进医疗设备5000余台，医疗设备资产总值达6.5亿元。医院坐落在禅城区，南海区与顺德区接壤禅城区，而三水区与高明区相隔稍远（见图1）。禅城区是医院的所在地， 南海区的区府坐落在紧靠禅城区的桂城镇，实际上两个区府同在禅桂区域。而顺德区的区府位于离禅城有30多公里大良镇，只有陈村镇与乐从镇紧靠禅城区，其他镇与禅城区都相隔有一定的距离。
2012年，佛山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为6765亿元（见表6）经济总量位居广州、深圳之后，为广东省第三位，同时位列中国大陆地区城市GDP排行榜第十五位。佛山市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经济总量排行全省的第三位置，恩格尔系数都在40%以下为富裕地区，顺德区、禅城区与南海区将近到达最富裕地区（见表6）。
一、方法与资料
资料来源于广东省医院病案统计管理系统4.0版输出1999年到2012年各年出院病人来源，输出数据加以列表、作图分析；佛山市经济及人口数据来源佛山市政府官方网站及佛山市各区政府官方网站。
二、结果与分析
1.2003年-2012年各个统计区域出院病人次情况表
2.1999-2012年住院病人来源所占比例
3.佛山各市区地域分布图
4.2008-2012年禅城、南海、顺德居民可支配收入表
5.2008-2012年禅城、南海、顺德常住人口表
6.2012年佛山各市区生产总值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
7.对比分析
通过表1与表2看到：医院的出院人次从2003年的38147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78618人次，增加了40471人次，增长幅度为106.1%。
按照国家病案统计项目分析病人来源：
（1）来源于“佛山市内各区”合计的出院人次从2003年的35639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58898人次，增加了23259人次，增长幅度为65.3%，比全院出院人次增长的幅度少40.8个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从2003年的93.4%下降到2012年的74.9%，下降了18.5个百分点；
来自“禅城区”的出院人次在这10年时间里在绝对数是排行第一的，所占的比例最低为35.9%，最高为48.1%，平均维持在42.4%附近，2012年所占比例与平均数相当；
来自“南海区”的出院人次在这10年时间里在绝对数是排行第二的，所占的比例最低为15.6%，最高为31.6 %，平均维持在20.9%附近，2012年所占比例比平均数下降5.3个百分点，比2003年下降16个百分比。
来自“顺德区”的出院人次所占的比例最低为8.8%，最高为16.3 %，平均维持在11.2%附近， 2012年所占比例比平均数下降2.4个百分点，比2003年下降5.5个百分比。
来自“三水区”“高明区”的出院人次所占的比例平均维持在3.6%与3.8%附近，最近几年变化不大。
（2）来源于“广东省内其他市”的出院人次从2003年的1765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10058人次，增加了8293人次，增长幅度为469.9%，高于全院出院人次的增长幅度363.8个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从2003年的4.6%上升到2012年的12.8%，增加了8.2个百分点；
（3）来源于“广东省外”的出院人次从2003年的662人次上升到2012年的9578人次，增加了8916人次，增长幅度为1346.8%，高于全院出院人次的增长幅度1240.7个百分比，其所占的比重从2003年的1.7%上升到2012年的12.2%，增加了10.5个百分点；
（4）来源于“中国境外及其他”的出院人次基本上维持一定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
三、讨论与建议
来源于“南海区与顺德区”的出院人次占比出现下降，而这两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不断上升及恩格尔系数接近最富裕地区标准（见表4、表5、表6），显示医院面临着该地区其他医院的强有力竞争，医院可以把该地区作为重点营销区域，主动加强该地区的营销，那里有富裕的、大量的潜在“客户”，而且医院有着较先进医疗技术基础及地域优势。
对于相隔稍远的、人口数据稍小的“三水区”及“高明区”，医院可以积极与政府部门商议建立更多的公交线路途经医院及引入多条线路进驻与医院接壤的交通枢纽站方便患者到院就诊。
来源于“广东省内其他市”及“广东省外”的出院人次的增长，显示医院在省内外医疗市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得益于医院一切营销活动，如广告（包括报纸、电视、网络等）、新闻、公关、CI策划等。继续推广医院品牌，增进就医顾客的忠诚度。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现代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正确的宣传自我是树立品牌的重要手段[1]。医院与社会、社区紧密相连，顺德区与南海区的病人来源占比的下降，说明医院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与其他医院的崛起，面临着竞争。所以必须加大医院品牌的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下乡免费咨询检查等方式的营销主动走出去，挖掘潜在的“客源”，让全社会各个层面都了解医院的技术与发展现状[2]，发挥医院在佛山市学科研究医技水平以及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优势，稳定市内各区病人来源。
医院可以立足本地，建立自己较为牢固的根据地，积极拓展发展省内、外市场，一如既往的加强医院文化、技术、管理创新的宣传，练好内功，提高病床的使用率，想办法加速病床周转次数[3]，满足患者市场需求，完善就医流程，尊重生命，那么医院发展及生存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傅碧绿.住院病人来源与医院持续发展的思考[J].中国医院统计，2006，9（3）：206-207.
园艺的认识范文5
论文摘要：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
0引言
屈原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除了其作品具有“惊采绝艳”的艺术魅力之外，还在于他那可以“与日月争光”的人格魅力。综观屈原作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在作品中反复表明的是，面对楚国黑暗的现实，自己将不改初衷，坚持高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这表现出诗人强烈的人格意识。也许正因为如此，自汉以来，对于屈原人格的研究成为屈学的一大焦点。刘安、司马迁、班固、朱熹、黄文焕、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虽然没有使用“人格”一词来评论屈原，但他们在忠君爱国的道德伦理层面对屈原的性格、气质、品行、能力等所作的高度评价对后世学者在屈原人格方面的研究影响颇深。自1906年王国维先生第一次将西方心理学“人格”概念导入屈原研究以来，现当代学者们多踵武王氏，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屈原人格作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和宏观审视。本文拟在探讨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文化渊源、背景的基础上对屈原的忧患意识、死亡意识作较为细致深入的剖析，以期对屈原人格境界有更为清晰透彻的理解。
1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文化渊源和背景
1．1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影响
南方的楚民族与北方中原的华夏民族原本同根共祖，文化亦同源。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的交流最早始于夏商时代，可谓源远流长。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最为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一方面，“先楚民族是一个具有较强的追求意识、英雄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民族，他们似乎从不甘于现状，有着百折不挠、至死也不放弃斗争的精神，并且甘心情愿将生命献祭于一种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屈原的人格、精神正是在楚民族这种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培植起来的；另一方面，屈原人格精神的形成与完善同时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精神的影响。我们从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意识便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
1．1．1强烈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的认识与评价。屈原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人。在《离骚》中诗人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表明他坚信自己有天地神灵所赋予的“内美”；在此基础上，诗人表示要不断加强修养，保持高洁：“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是诗人对自我才能、品质的高度自信；《怀沙》中诗人说自己“怀质抱情，独无匹兮”，表明诗人坚信并认定自己有着“党人”所没有的峻洁美质；为了树立“修名”，实现“美政”，诗人表示要不懈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表明诗人在自信自我品质与人格的同时已把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融人了现实社会，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因蕴含了社会价值而显得异常崇高伟大。诗人对自己出众的才华和光辉峻洁人格的自信，一方面铸就了他对国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另一方面，这种自信也铸就了诗人“独立不迁”“九死不悔”的个性与人格。汉代班固否定屈原高扬个性的精神，认为屈原是“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实际上，班固的这种否定正好从反面肯定了屈原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1．1．2强烈的独立意识
屈原强烈的独立意识仅从诗人在作品中对超时空的梦幻式神游的描写以及描绘这种神游的奇特的艺术思维方式——神话思维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离骚》中抒情主人公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以及“朝发韧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的梦幻式的奇异壮丽的神游；《惜诵》中写登天游历，请厉神占卜，向厉神倾诉，与先贤沟通；《远游》描绘神奇脱俗、宏伟壮阔的远游梦想以抒写诗人内心奔涌翻腾的复杂情感。作品中超时空的梦幻式神游其实都是诗人独立意识在作品中的艺术显现。屈原独立意识的的产生及其表现方式的运用，其源起在于：第一，道家“逍遥”思想的影响。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把“道”看成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他们认为“道”是一个超越现实与时空的无形实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所以它能摆脱所有束缚而获得自由与独立。由于庄子的“逍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便有了楚人对神仙以及仙游的向往与追求。屈原与庄子同时稍后，楚人的这种独立自由意识难免会对屈原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影响。第二，楚地巫文化的影响。楚地巫风盛行，巫文化氛围浓郁。深受楚地巫文化熏陶的诗人逢时逢地而“降”，却又不期遭遇怨愤痛苦悲怆而又无人可诉无处可诉，于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便运用这种幻化的神话思维方式来抒写心中久郁欲泻的汹涌情绪。正如赵辉先生所言：“诗人抒发这种情感并不是通过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行为方式的描述，而是赋予抒情主人公以神性、仙性，通过他与人神交往所表现出来的与诸神的矛盾关系，来展示这位抒情主人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抒发作者的现实生活情感。
1．1．3强烈的圣贤意识
《天问》是屈原放逐中的作品。作品中的诸多设问中，既有对于历史兴衰成败原因的探索，也有对人的本质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既有对历代许多帝王成败的设问，也有对历代许多圣贤祸福的思索。如“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汤官，尊食宗绪”问的是伊尹为汤臣竭忠尽智死后仍受优待的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问的是圣贤品德相同何以结局有异。可以看出，诗人思考的对象绝大多数是中原各朝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说明屈原对社会历史、人生价值的探索是在中原文化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他的人生价值观和人格精神是与他对中原历史文化的思索相伴而形成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也体现出诗人的圣贤意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尧、舜、汤、禹以及傅说、吕望等都是中原人民心中的圣贤楷模，深受儒家的推崇。屈原在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中深受他们的鼓舞与激励，把他们的人格当作自己追求的理想人格。
1．1．4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兼并斗争激烈，尽管中原民族还保留着许多巫术礼仪，但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墨子、苟子等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是人而不是鬼神在主宰人类，他们出于对现实的关注而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与现实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历史，他们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而南方的楚国因巫风炽热，其历史意识、历史价值观在楚文化中的体现比中原文化相对滞后。在楚国，屈原是真正吸纳中原文化中的历史意识，对历史作出客观审视和理性思辨的思想家、政治家。这在屈原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如，《天问》“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以“问”的形式表达了诗人对夏、商、周三代以及先楚历史盛衰的思考，对众多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并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流露出对楚国前途的强烈忧患意识。它“是一首咏史性质的的作品”，“是一首‘述往事，思来者’的咏史诗”，又如，在《离骚》中诗人反复表明自己要“法夫前修”，以前代圣贤作为自己的楷模，并借对女委的回答备举历代兴亡之人事，极言后羿、寒浞、过浇之荒，夏禹、商汤、文王、武王之贤能，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
1．2战国“士”文化精神对屈原人格意识生成的影响
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礼崩乐坏”以及私学的出现，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在各阶级、阶层的分化集结过程中逐步派生出了一个阵容庞大、成份复杂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阶层一一“士”阶层。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称“贱人”的墨子，自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的孔子，以及“穷巷掘门卷枢之士”苏秦，还有庄子、张仪、申不害等，几乎均属于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也许正是他们“无恒产”的困顿处境激励着他们奋发进取、自立自强，培养了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凭借自己的专长，或游说人主，取得卿相之尊，或著书立说，成就一家之言。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士”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时代，“士”人那种“尚志重道”的精神对他人格的形成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屈原作品中所展示的“自我”形象可以看到战国“士”人的精神在屈原身上的体现：第一，屈原和战国“士”人一样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实现自我的进取精神。他满怀强烈的政治激情，对自己的“内美”“修能”高度自信，为实现“美政”理想执着进取，九死不悔。这与战国“士”人的精神一脉相承。第二，屈原有着誓死捍卫人格尊严，宁死也不屈从的峻洁操守。屈原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不与“党人”调和妥协：“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这正是孟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守在屈原身上的体现。可见，屈原在思想上深受到战国“士”文化精神的感召并形成了其刚强自信、九死不悔的人格节操。第三，在死亡观上，屈原深受孔子、孟子、庄子的影响。首先，孔、孟的死亡观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仁”和“义”的追求上。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仁”“义”的境界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为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而导致的死亡，其意义价值深远重大。诗人在作品中对暴君摧残圣贤生命的强烈斥责，对古圣先贤以死殉节的充分肯定，对自己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对为国捐躯的死难将士的热情礼赞，以及对于孔、孟所推崇的唐尧、虞舜、商汤、夏禹、周文王、周公等明主贤臣的高度赞赏，这些都显示出，孔、孟的生死观在屈原的内心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次，对于人的生死，庄子一方面倡导以达观淡泊的态度看待生死，主张不悦生，不恶死；另一方面，庄子又主张“齐死生”，重视在精神上超脱生死，追求所谓“逍遥游”，从而达到生死永恒的境界。屈原采用梦幻神游的方式超越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内质。
1．3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熏陶和培养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在商代就已基本确立，周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宗法制实际上是当时人们家族观念强化的产物，而家族观念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可以说，先秦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都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而导致中原民族浓厚的家族、宗法观念。由于中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原本也有尊祖意识和家族观念的楚民族在中原民族宗法制的影响下，其宗法观念也逐步形成，只是不如中原民族强烈。据史书记载，楚受封建国是在周成王时，“楚之先祖出自颛项高阳”，“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屈原从血统、世系上看是“楚之同姓”，属楚公族。屈原年轻时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并深受怀王信任，这除了诗人本身所具有的出众的德才之外，与他“楚之同姓”的贵族身份是分不开的。屈原也曾任楚国“三间大夫”，其位虽闲散，可楚王让他负责管理昭、屈、景三大王族并教育王族子弟，“三间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这也说明了楚王对屈原贵族地位的认可。基于自己这种较为显赫的贵族地位，屈原在《离骚》篇首就宣称自己与楚王是同姓贵族，但诗人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血统的高贵，而在于表明自己与楚国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显然，这是屈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对楚国兴衰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诗人才会有对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才会表现出“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
2屈原人格意识的重要体现
屈原作品中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人格意识，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忠君爱国、美政理想、忧国忧民、以死殉国等都是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内涵。对此，学界多有述论。因篇融所限，这里只就屈原忧患意识、死亡意识在作品中的体现作较为深入、透彻的剖析。
2．1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源于远古时代，最初表现为一种对自然力量无法控制和战胜的恐怖、戒备的心理状态。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忧患意识逐步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现实政治以及对人自身命运、处境的忧患，进而积淀于民族心理的深层，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性、一种品格、一种传统。“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针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是一种文化精神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生灵涂炭，忧患意识已成为了一种普趟的社会意识。屈原便是这一时期忧患意识主体的代表。面对楚国黑暗污浊的现实，诗人内心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危机感和神圣的使命感。综观屈原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诗人的思想里浸透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在作品中，诗人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忧国、忧民、忧己。
2．1．1忧国
一方面，诗人为国君昏庸而忧。“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惜往日》)，“众鼹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哀郢》)。另一方面，诗人为“党人”误国而忧。“党人”搬弄是非，颠倒黑白，谗巧离间，嫉贤妒能，蒙蔽君主，致使君王昏庸，“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惜往日》)。面对小人误国，国君昏庸，诗人忧心如焚，“恐皇舆之败绩”(《离骚》)。
2．1．2忧民
倾襄王元年，秦击楚，“秦大破楚军，斩首五万，取折十五城而去”，此时，诗人适逢遭逐。诗人随“离散而相失”之民而“遵江夏以流亡”，“上洞庭而下江”。郢都陷落，人民妻离子散，诗人随着流浪的难民，“焉洋洋而为客”。面对郢都陷落，人民流离，诗人腹内如绞，老泪纵横，神思恍惚，“心婵媛而伤怀”，“涕其若霰”，(《哀郢》)。是苦难把诗人和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诗人心中无时不牵挂着苦难的百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朱熹注：“哀此民生遭世多艰也。”)“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怀沙》)，“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此中“民”当指包含诗人在内的民众。
2．1．3忧己
诗人的“忧己”源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处境，诗人的“忧己”有三：第一，得不到国君信任之“忧患”。“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裔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离骚》)，“昔君与我诚言兮，日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哀郢》)，“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惜诵》)。第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之“忧患”。“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诗人为志同道合者的变节痛心疾首：“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第三，孤独无援之“忧患”。“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孤子吟而}文泪兮，放子出而不还”(《悲回风》)。诗人“竭忠诚以事君”，换来的却是“反离群而赘肮”(《惜诵》)。多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诗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离骚》)。
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在作品中，诗人以对历史的追述，对现实的揭批，对爱恋失败的咏叹为经，以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为纬，采用诗意独白、寓情于景、象征隐喻、梦幻神游等多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写自己的忧患情怀。
2．2死亡意识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遭贬。在经历了沉重的贬谪苦痛之后，诗人怀着极度的绝望心情自沉殉节，体现了其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屈原在作品中以神话思维的艺术眼光对死亡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表现出强烈的的死亡意识。
2．2．1屈原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描述显示出诗人对于死亡价值的追求
首先，对历史人物死亡的描述，显示出诗人对于死亡的道德价值的肯定。一方面诗人强烈斥责残暴的恶势力对圣贤生命的摧残、剥夺，如“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另一方面，诗人否定那些自取毁灭的暴君庸王，如“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离骚》)；再一方面，诗人肯定那些以死殉节的古圣先贤，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风》)。这体现出诗人是从道德理性的价值取向来衡量死亡的意义的。其次，用隐喻手法表现死亡意象，映照着诗人对于死亡的独特领悟。“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思美人》)，“何芳草之早天兮，微霜降而下戒”(《惜往日》)，“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这些包含着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意象，是对死亡的诗意隐喻。再次，描述诗人自己的死亡，显示出诗人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诗人在作品中反复提及自己的死亡或自杀，表现了强烈的求死欲望，呈现出明显的死亡冲动。按照弗洛姆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生本能成为人最初的潜能，死本能则是人的第二种潜能，生本能和死本能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处于对立的矛盾状态，它们可以由于生命个体的遭遇而彼此消长并相互转换其主导地位。屈原因小人谗陷导致革新失败，理想破灭，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怀又得不到理解，这深重的挫折打击致使屈原的死亡冲动超越了生命冲动，死亡本能战胜了生命本能，这种死亡本能促使诗人走向死亡，并在作品中加以表现，显示出诗人对于以死殉节的坚定选择。
2．2．2梦幻神游一一对死亡超越的描写，显示出诗人对生死永恒的肯定
基于原始宗教以及神话思维的对于死亡的否定，在诗人的思想意识里，一方面，死亡只是对肉体生命的否定，“身首离兮心不惩”，人的精神生命——灵魂将永存，并且，灵魂可以离开人的肉体去漫游，以新的方式存在，“魂中道而无杭”(《惜诵》)，“宁溘死以流亡”(《离骚》)。另一方面，由于神话在本质上是否定任何死亡的，“它们(神话和原始宗教)断然否定死亡的真实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因此人又可以超越死亡。在诗人的神话思维里，人可以借助于梦幻神游，超越时空的限制，使生命达到永恒的境界。因此，诗人在作品中多次描写了梦幻神游。诗人在境界壮阔、气势恢宏的神游中获得了生命自由和审美愉悦，实现了对死亡的抗拒与超越。
2．2．3屈原受孔、孟、庄生死观影响的同时对生死又有所超越
园艺的认识范文6
2、根据各科室编制,提出调整、培养和使用各类各级人员的意见,承办人事工作的各项手续。
3、做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晋升,协助业务科室搞好聘任工作,并做好年终考核及材料归档工作。
4、会同各主管部门做好各类各级人员的考核和奖惩工作。
5、承办职工的劳动工资,做好各种津贴的审核和住院职工慰问等工作。
6、做好人事统计分析,及时填报各类人员报表和有关表格。
7、认真做好考勤和请销假工作,协助分配办做好奖金发放工作。
8、负责办理职工的退离休工作,并做好退离休人员生活福利工作。
9、负责管理工作人员档案和档案的整理、查阅、转递及提供政审材料、接待外调中、出国政审工作。
10、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业务人员技术档案,做好技术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11、会同工会分配职工福利费,检查使用情况。
12、办理因公致伤、致残及职业病的评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办理死亡职工丧事及死亡职工遗属补助等工作。
13、负责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14、负责管理职工养老保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