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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化遗产范文1
关键词：古文化遗址 旅游解说系统 构建 黔西观音洞
古文化遗址凝聚着全人类的智慧结晶和大自然上万年的时间沉淀，是自然界罕见且无法再生无法替代的财富，是集厚重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考价值为一体的旅游资源。随着人们教育水平及自身素养的提高，文化遗产旅游日益兴起，古文化遗址地将成为旅游业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之一。然而要把这种特殊的古文化景观进一步推向国内外市场，让大众游客认识、理解和欣赏，离不开旅游解说的积极引导和深入剖析，这就需要在古遗址旅游资源和游客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通过构建古文化遗址解说系统向旅游者展现中华远古文化和史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使其感受古遗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从而唤起旅游者对古遗址自觉的保护意识，对文化遗产旅游地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古文化遗址
（一）古文化遗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明确界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古文化遗址是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部分，指遗存至今的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及其它活动中留有文化遗存的场所。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寺庙遗址、祭祀遗址、商贸遗址、科教古文化遗址、交通通讯遗址、古城遗址、军事遗址等。古文化遗址展现特有的人类文明，成为现代人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事件原委、文化形成与演变以及理解其他民族独特文化的载体，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还是当今旅游业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资源之一。
（二）古文化遗址特征
1.内涵丰富，价值多元化
古文化遗址的构成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产生、发展于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中，与所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还涉及物质载体之中的非物质层面，如古风民俗、、民族心理、工艺技术和文化场所等方面，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综合起来就是一幅完整的历史的全景图。
2.不可替代与稀缺性
古文化遗址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时代性，是无可替代的，即便是相同时空内的其他同类文化遗产也不能替代。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古文化遗产的现实存量是很少的，即便是今日留存下来的也总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威胁和破坏，一旦破坏了就失去了一份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
3.敏感度与脆弱性
古文化遗址是在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场所，受本身的生态组成要素、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多方面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高度敏感性与脆弱性。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会议上古迹遗址环境的脆弱性就是大会讨论的重要专题，会议号召世界各国必须给予古迹遗址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
二、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功能及作用
旅游解说系统一词自从20世纪末出现以来，对它的界定较多，但认同的是，旅游解说系统包括了多个层面，即通过运用媒体帮助游客了解特定的信息，达到保护资源、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源、游客、社区和管理部门之间的互动交流。遵循这一界定，结合古文化遗址的特点，在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凸显以下的功能及作用。
（一）基本信息和服务导向
古文化遗址大多地处偏远，文物分布点多面广，其展品及陈列涉及到大量的复杂的专业知识。采用多种方式为游客提供古文化遗址的基本信息和服务导向，帮助旅游者了解古文化遗址的价值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使之在游览过程中得到便利、舒适是古文化遗址解说系统的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
（二）教育和保护功能
通过旅游解说让旅游者寓教于乐， 增长科普知识，达到教育和保护的目的是解说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古遗址的旅游解说更应该承担起文化传播和历史教育的责任，使旅游者对古文化遗址的资源及其科学、艺术价值有较深刻的理解，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另外，古文化遗址资源存在高度的敏感度与脆弱性，必须是保护性的开发。因此，通过旅游解说系统建设，加深当地管理者、旅游从业者及广大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价值的理解，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以之实现“了解-理解—欣赏—保护”的深化目的。
（三）审美和宣传功能
古文化遗址大多在外观上没有自然景观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的美。如果没有解说旅游者难以感受到其景观特色和文化内涵，其蕴含的非物质层面的古风民俗、、工艺技术和文化场所等方面则更需要通过旅游解说来帮助游客认识和理解，这样才能达到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形成关注、增强文化认同感，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实现旅游价值。将审美和宣传功能纳入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过程中，有助于吸引投资，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为保护古文化遗址提供必要的经费，实现古遗址旅游的良性循环。
三、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
（一）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概况
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为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20万—4万年。西沙井观音洞的出土文物，是长江以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证明早在50、60万年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它不仅展示了贵州远古时期的开景，而且是我国南方最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我国著名考古专家裴文中曾说：“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其内涵丰富，性质突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遗址为中国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期以来，贵州省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黔西观音洞遗址的管理和保护一直非常重视，2010年启动了黔西沙井观音洞“国遗”保护规划，并且将遗址的文化旅游开发纳入规划之中。由于遗址的旅游开发工作还处于建设初期，加上观音洞遗址的旅游解说系统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因此对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根据古文化遗址的特征和黔西县旅游业基础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解说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的主要环节，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二）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
根据古文化遗址的特征和黔西县旅游业基础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实施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1.进行科学的旅游解说系统规划和建设
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一定要纳入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中，作为旅游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解说系统的构建连接观音洞文化旅游区的物质空间与意识空间，使旅游空间系统化。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必须以旅游区的总体规划为依托，根据观音洞文化遗址区域的环境、特色及其它专项规划的要求，决定解说系统的各项内容。
2.遗址旅游解说内容的建设
解说内容是在对解说对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人为的思想付诸其中，以突出解说对象的本质内涵、特点及其相互关系。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的旅游解说资源就是观音洞遗址的发掘情况、文化遗存、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艺术价值等内容。观音洞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由主洞、南北两个支洞组成。鉴于遗址面积广、陈列内容多的特点，首先，提炼出景区讲解的总主题，然后在不同的重点区域内再增加副主题，让每一个区域的特色凸显，主题明确，增强游客的感知和理解。再者是通过特色鲜明的旅游解说凸显景区资源的特色，着重展示其独一无二的考古和文化价值。如观音洞文化遗址是长江以南迄今所知材料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和发展。通过解说系统使游客感受到贵州悠久文化的源头和史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而获得精神的熏陶和独特的文化体验，体现观音洞遗址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最后，在解说内容上将科普信息转化成易于旅游者接受的旅游信息。古遗址知识对于一般的解说受众来说比较抽象难懂，所以在解说的过程中，要使用科学、易懂且富有趣味性的解说，从旅游休闲的角度对其重新诠释。
3.文化遗址中的非物质层面的深度挖掘
在文化遗址中，各类出土器物和人类遗迹其背后蕴含的美学思想、、民风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文化空间等“非物质”印记，是文化遗址最深厚的价值所在。贵州的历史从几条零星的关于 、夜郎的史料中证明不过两三千年的时间，“史前文化”是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无字碑，直至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才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探索研究黔西观音洞遗址承载的非物质层面不仅是历史还原的有力的物证，还能使“静态”的遗址转变为“活态化”，这些非物质层面承载的文化信息一定要成为旅游解说开发利用的重要对象，成为观音洞文化遗址中的活态文化，成为旅游者领悟、理解观音洞文化的丰富素材。
4.设计合理的自导式解说系统
解说系统的配套建设包含诸多方面。黔西观音洞遗址面积广、内容多、游程长的特点，要让游客进入遗址后，就能获得书面的、图形的或语音等各种设施设备服务，让旅游者从多种渠道了解遗址资源状况，使游客能“读懂”景区。因此，在设计中要考虑到遗址内设施、设备应尽量齐全、先进。再者，遗址内自导式解说系统设施的布局要合理，设计规划后要先进行论证、再安装。如景区内的标识牌的设计和布局，一是在规格、材质、风格等进行统一，在通往遗址的道路两侧、路面设置明晰的导示牌及英汉双语说明，除规范的公众信息提示作用外，还有宣传、吸引游客的效应；二是要与环境相协调，标识牌的颜色、样式、制作材料与遗址的环境相协调，充分体现观音洞遗址的风格和整体风貌；三要充分体现人性化服务，解说牌的设施要完善，设置要有利于旅游者观看，用语要礼貌、温馨，能充分考虑到不同类型游客的旅游体验。
5.重视导游解说系统建设的人才培养
在古遗址旅游过程中导游员是解说系统的“软件”，其综合素质及专业知识的掌握对遗址旅游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导游人才队伍建设应该纳入进行旅游规划的一个部分，要建立人才储备基地，培养本土人才。古遗址类旅游产品是需要游客“游懂和读懂”古遗址这本精美的历史文化巨著才能获得高质量的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导游员的现场讲解和引导，对导游解说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景区应采取专门的培训体系和培训内容保证导游讲解质量，聘请专家为景区的讲解员进行定期遗址专业知识的培训，景区导游人员持证才能上岗，从源头上抓好导游讲解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古遗址旅游游客体验感知质量和满意度。
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是旅游解说和古文化旅游开发工作中的一个新领域，这项工作任重道远。古文化遗址旅游解说系统建设一定在遵循要古文化遗址特点的基础上，把握科学的规划，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自导式解说系统的合理设计及导游人才的培养等主要环节，使古文化遗产在行之有效的旅游解说系统下造福于全人类，且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孙明阳.古文化遗址保护利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D].陕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
[2]吴必虎，金华，张丽.旅游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J].旅游学刊， 1999（1）.
[3]王玉琼.文化遗址非物质层面的解析及开发路径——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0（11）.
[4]史继忠.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J].当代贵州，2007（1）.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2
1、石钟山，中国千古奇音第一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城区，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石钟山有上下两座，均在湖口县城，倚南滨湖的为上石钟山，靠北临江的为下石钟山，两山对峙，相距1200米，新建的城防堤将两山连结。石钟山曾被两大千古文人墨客赞美。
2、鞋山又名鞋山岛，因其形似仙女遗落鄱阳湖中的鞋而得名，被人誉为天下无双的“第一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鄱阳湖口南侧9公里处的鄱阳湖中，与长江中小孤山遥遥相对。山上存有宋代米芾和清代彭玉麟等名人题字石刻。
3、古文化遗址，如新石器晚期遗址、西周遗址、古彭泽县城遗址、上甲县遗址等，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也是尚待开发利用的重要旅游资源。明代九江知府题咏的湖口八景，如虹桥仙迹、渊明故址、大岭云亭、花尖秀色、双钟月色、彭蠡涛声、沙洲渔唱、劳渡舟横等均为著名景点。
（来源：文章屋网 ）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3
一、木兰县历史沿革
木兰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南端，松花江中游左岸，面积3179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山峰50座，最高峰为北部海拔961米的摩云顶子；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均属松花江水系。全县共有8个乡镇，总人口包括汉、满、蒙、回、朝鲜等10个民族在内的27.4万人。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调查证实，早在远古时代，肃慎氏就在松花江流域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肃慎氏文化。从商周到隋朝的2300多年间，肃慎又经历了挹娄、勿吉、的演变。至唐代，粟末崛起，建立了渤海国。辽、金、元、明、清各朝代，由演化的女真、满族一直在这里居住经营。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将军，改为省制，木兰为黑龙江辖界；1932年，木兰县公署，为伪黑龙江公署管辖；1946年2月，木兰解放，建立了木兰县民主政府。
二、木兰县“三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木兰县先后开展了两次境域内的文物普查，主要由当时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王禹浪同志与木兰县文化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松花江左岸的石河、柳河、吉兴、五站、木兰镇等5个乡镇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十余处遗址，采集文物标本86件。
1998年木兰县文物管理所成立，编制3人，为财政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负责木兰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历年来我们十分注重文物调查和发现，每年都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一）蒙古尔山城址。1999年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址位于柳河镇北利村常家屯北500米，蒙古尔山南部，南距松花江约8公里。城址依山势而筑，平面略呈不规则圆形，周长约1150米，文化层厚约0.5至1米。城墙为掘土堆筑，残高1至2.5米，基高3米，顶宽1米。城内分布穴居址200余处，间距3至5米，深约0.5至1米，另有窑址1处。城内曾出土石磨、北宋铜钱、铁甲片、铁刀、铁镢头、铁犁铧等遗物。根据古城址的形制与出土遗物推断，该城为金代所建，元、明时期沿用。
（二）石河北山遗址。遗址位于柳河镇石河乡北150米，南距松花江2公里，东临小石头河。遗址长70米，宽70米。面积为4900平方米，呈不规则圆形，地表为耕地。2000年，经省考古所所长李陈奇等专家断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添补了我县没有旧石器时期遗址的空白，为我县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三、“三普”中的重要发现
在普查过程中得到很多文物志愿者的帮助，有些重要遗址的线索都是志愿者无偿为我们提供的，许多村民还将捡拾到的石斧、陶器等交到文管所，并亲自担当向导，为普查队准确及时发现遗址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热心自愿者的支持和帮助，为我县三普工作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冯宝山是我县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得知我县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后，主动申请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并将自己发现的石核等石器捐赠给文管所。在他的帮助下，爬上海拔六百米的骆驼砬子山主峰顶部发现了太平遗址。
遗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宽约80、东西长约200米。遗址区内分布有65个穴居坑。最大的为11×10米，其余为5×5、4×4、3×3米不等。观察两处已经被破坏的浅坑，可见有约10厘米的文化层，含少量红烧土。经哈尔滨市博物馆馆长杜赤清理，出土55片夹砂黄褐色陶片，简单拼接后应为一个口径22厘米，侈口、圆唇，平底的陶罐。在另一个浅坑中发现大石块堆积，似乎为一段墙体。
依据对陶片和整个塌陷坑分布特征的观察，结合对依兰、宾县、阿城已知的相似遗址对比，并参考有关黑龙江东部相关遗址研究报告，我们初步认定此处应为汉魏时期山城遗址。这处遗址的发现不但丰富了木兰县古文化种类，为研究木兰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还是研究黑龙江省东部汉魏时期考古文化沿松花江向西传播的重要资料。2013年该遗址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三普”后对不可移动文物采取的保护措施
截止2013年12月，全县共有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64处，其中，古遗址54处，古墓葬4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4处，其它2处，消失不可移动文物8处。综观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现状，我们十分担忧，因为我县有58处古遗址、古墓葬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91%，保存状态正逐渐向较差发展。损害变化的因素，一是毗邻江河，遭受河水冲刷浸泡；二是地处山坡，遭受风雨侵蚀、冻害、植物生长等；三是长期耕种，水土或墓葬封土流失；四是旱田改水田、开挖养鱼池、栽种果树、修建民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其造成的破坏。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及烈士墓因有民政部门和人员管理维护，保存状况稍好。
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正式向社会公布后，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这些文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测量了遗址的地理坐标、对遗址现状进行拍照，绘制了图纸，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数据采集工作，建立了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我们还提请县政府将太平村遗址、石河北山遗址、木兰镇窑址等8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重要发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义务文物保护员、实施挂牌保护。同时，文物管理所加强了对重要遗址的巡查，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4
一、信息化、数字化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伊始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当代田野考古学的两大基础地层学与类型学便分别借鉴了自然科学上的地质学和生物分类方法。近年来,考古学与科技紧密结合的趋势更是突飞猛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学的研究中,如DNA技术,同位素技术等,科技考古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高校纷纷建立,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这其中,数字科技的发展,更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数字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图形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当时推动这一趋势迅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测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技术、数据库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虚拟重建技术的深入发展,考古学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及虚拟重建和展示领域都有着日益重要的应用。推动现代考古学向信息化数字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学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空间分析技术的进展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宏观和微观视角下的考古学解读和阐释提供了重要途径。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和空间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时并进的三个焦点。[3]聚落考古甫一诞生,便带来了考古学研究上的重要变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业内的广泛认可。空间分析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考古学传统作业方式的变革,客观上为考古专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传统考古学作业和教学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学是一门与各式各样的“古董”打交道的学科,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与实习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关键环节,即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课堂教学的内容以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讲授为主,依据不同的学科定位和区域特色,各个高校在教学内容和设置上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大都涵盖考古学通论(考古学专业不同时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各时段考古、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考古绘图、考古摄影等内容,另外还开设有各具特色的专门考古。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学基本每学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学的内容涵盖了博物馆与考古遗址考察、野外考古调查、田野钻探、田野发掘、发掘资料整理和考古简报撰写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科的调整和不断发展,考古实都固定在大学三年级,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学期,有的学校安排在第二学期,基本以一学期的时间为主。在早期的考古学教学实践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质文化史为主,器物排队和不同遗址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无论是考古遗迹的发掘、数据的采集还是器物和遗迹的绘图都特别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初创和发展初期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学科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考古学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强和研究的转型,传统的教学模式逐渐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首先,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之前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标本的研究方式逐渐无法使用日益广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现在已经普遍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标本的多样化推动了考古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同时,随着数据采集手段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绘图方式和手法无论在精度还是效率上已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广,对遗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视也促使了考古学操作手段的日益进步。
三、数字条件下考古专业教学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考古文化遗产范文6
如何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并行，是一项具有一定矛盾性的课题。近年来，江苏常州春秋淹城旅游区本着“唤醒历史记忆，再现人文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发展休闲经济”的宗旨，以春秋文化为灵魂和血脉，以现代旅游为载体和依托，紧紧依靠创意和科技驱动，不仅使千古淹城重获新生，更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并行的典范，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颗璀璨耀眼的文化乐园和旅游明珠。
淹城有独特的春秋文化风貌和内涵
春秋淹城旅游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中心城区，其文化原点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淹城遗址。淹城古称“奄”国，建于春秋晚期，学界较权威的说法为：古奄国是由山东曲阜一支殷商后裔来此建立，后水源充分，地方县志改为“淹”。1988年，淹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淹城被与会专家誉为“冷兵器时代的城防标本，吴越争霸的军事堡垒”。
淹城是我国目前春秋晚期城池遗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因为当时的城，大多为“一城一河”，少数是“两城一河”或“两城两河”。而淹城从里向外则是由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等“三城三河”相套组成。这在中国的城市建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淹城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大小与《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的记载十分吻合。子城，呈方形，周长500米；内城，呈方形，周长1500米；外城，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2500米。另外，淹城外城河的外侧还有一道外城廓，周长3500米。
尽管东汉以来对淹城不断有记述，但真正对淹城进行研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1935年，来自中央大学的卫聚贤、陈志良等考古学者首次对淹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城池遗存，并发表了《奄城访古记》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淹城内城河出土了4条独木舟和一批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器，首次展示了淹城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文化内涵，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苏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文化面貌不断得到揭示以及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淹城再次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勘察淹城，并发表了不少篇著。1986年5月至1991年8月，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对淹城遗址进行了为时6年的考古发掘，解决了淹城的形制、筑城年代、筑城方法和城内城外大量土墩的性质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为全面研究淹城的历史及文化内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无数专家学者惊叹于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淹城遗址的时候，并没有人意识到其背后存在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很长一段时间，淹城淹没在了历史的深处。淹城人该如何守护过往，面对未来？
为更好地保护遗址、弘扬传统文化，2008年开始，由常州市政府、武进区政府牵头组织，会同全国知名专家，经过若干次的方案论证和修改完善，借“小淹城”之题，发“大春秋”之势，确定了“城内立足原生态保护、城外保护利用”的策略，规划总面积约6000亩的泛春秋淹城旅游区，包含六大功能区：淹城遗址公园、淹城传统街坊、淹城野生动物世界、淹城春秋乐园、淹城春秋文化拓展区、宝林寺宗教文化区。
在全面保护遗址原貌的前提下，一座“新淹城”呈现在世人面前。“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春秋看淹城”。近年来，淹城透露出了它悠久沧桑的历史底蕴，引起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关注，得到了五湖四海游客的青睐。
让古老春秋文化在现实中传承、演绎
春秋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诸子百家的思想，几乎都是发源于这一时期，整个文化领域表现出了百家争鸣的气象。春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依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淹城旅游区管委会突破惯常思维，依托淹城遗址，总投资12亿元，创造性建设了淹城春秋乐园。园中集中展现了最能代表“百家争鸣”的春秋十二家，特别是对中华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儒、法、道、墨等四家思想，通过多种形式呈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历史典故以及学术思想。
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建筑造型，淹城春秋乐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山、水、草、木、雕塑、博物馆等，一点一滴、一步一景都鲜明地体现出春秋文化元素。在乐园里，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春秋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通过“孙武点将台”、“伍子胥过昭关”、“歌舞升平”、“烽火连天”、“九龙问鼎”等大型户外参与性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战场的雄壮与惨烈。
远眺淹城春秋乐园，会看到一个造型别致的雕塑，三根由青铜和汉白玉铸成的景观柱“龙之翼”，犹如飞龙在天，叱咤风云，承载着淹城的希冀和梦想。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道两旁还有5座成语故事雕塑，“叶公好龙”、“一叶障目”、“守株待兔”、“举棋不定”、“邯郸学步”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一一生动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