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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1
【关键词】黑格尔 自我意识 我们意识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自我意识的确定性
自我意识思想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也是国内哲学界备受关注和推崇的部分。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在它之前的环节是意识环节，其功能表现在能够区分自我和对象，否则，思维就会陷入混乱。自我意识环节真正进入真理的阶段，以内在的自我意识作为其思考的对象和内容，既说明其矛盾性，从而为自我意识的发展指出困境和出路，也显示其思维辩证法的精髓，如何让思维和概念像流水一样自我流动起来。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关于自我意识的确定性时提到“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自我意识由此找到它的“转折点”，即由个体的自我意识进入到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关键性过渡环节。具体说来，自我意识就是在人类精神自身发展过程中处于意识之后，理性之前的一个特定阶段。黑格尔用三个小部分论述了自我意识的确定性，即Ⅰ“自我意识自身”、Ⅱ“生命”和Ⅲ“自我与欲望”。
首先界定的是自我意识的对象是与此前的意识的对象有原则性的区别。意识是对对象的意识，而自我意识是对自己的意识，即反思。自我意识的对象是真理性、确定性的知识。而自我意识的确信、确定就是通过扬弃对方才达到的。体现在Ⅲ“自我与欲望”，即自我意识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意识的“满足”只有在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别的自我意识”就是Ⅱ“生命”，“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自我意识”。为什么是生命？前提应该是作为一个活着的而不是死亡的人，才会有“欲望”和对死亡的“恐惧”，才会有后面的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辩证法。同时，结合贺麟先生对黑格尔生命的解读，生命分三时段：即有生命的个体，有生命的历程，及种族三者。有生命的个体是内部的统一成为主体。有生命的历程是外界的征服，即内外合一为实在。种族是延续，群己合一。生命的个体就是自我意识。所以侧重的是生命的历程和种族。这也就不难理解这部分提到的“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诸环节”“作为过程的生命”等表述的目的。生命的过程是对抗和战斗的过程。生命之为生命，因为有外物与之差异和竞争。个体一定要经过种族的阶段，才成为个体。这也就是个人与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使个体消亡，其精神延续，个体只有在种族中，才是真正生活。
那么“我就是我们”就是自我意识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返回过程的生动体现。他人的自我意识、自我的自我意识，我们在差别性中重新走向各自自我的统一。我们都不再是从前的自我，都有了新的内容。这就是自我意识间相互的活生生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的如何实现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
自我意识的双重性
自我意识就是把自我当作对象看的意识，对象意识就是把对象当作自我看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对象是其特殊性的地方。“意识，作为自我意识，在这里就拥有双重的对象：一个是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另一个就是意识本身。”自我意识的扬弃要区分内部和外部。就外部而言，自我意识要扬弃它的对方，另一个自我意识；就内部而言，自我意识还要扬弃自身，自我的自我意识。由此，自我意识既要看到外在对象的规定性，又要看到内在自我意识的差异性。自我意识面对他者，既有对他者的意识，也有对自我的意识，这是同一个过程。这样“自我意识的活动也同样是对方的活动”。就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辩证法来看，主人通过奴隶的劳动，被奴隶的劳动束缚，貌似拥有主动性和决定性的主人变得不自由，成为了事实上的奴隶。而奴隶恰恰是通过劳动，感受到劳动中的自由本质，成为真正的主人。主人拥有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双重性，即在外在对立的奴隶面前，可以剥夺奴隶的生命，是其否定性的表现；内在的自我意识，从主动性的主人意识变成了不得不依赖奴隶的被动的奴隶意识。按照F.巴塞尔所代表的哲学心理学的解读模式，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辩证法的理解的重点不在于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差异的主人与奴隶的阶级基础，而要说明的是这种辩证关系的发展和过程所促成的自我意识发展的“道德心理学潜能”。这种潜能使得这种差异产生，进而实现转变成为可能。由内在的“我”有可能走向外在，走向“我们”。
同时，自我意识也表明为一种运动和过程，表现为自我的成长。由独立的个人的自我意识，到反思自我和他人，从而使自我意识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当一个自我意识面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时候，才形成了“真实的自我意识”。真实性来自于自我意识的满足。邓晓芒教授是从自我意识的无限性去理解这一社会化过程的。自我意识是对自我的无限的离开和划分，你可以从旁边来看自己，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自己来看这个看自己的自己，以此类推，自我意识结构本身展现出一种无限性。当然，它只有在别人那里才能获得它的无限性。它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别人，但这个想象还不是真的别人，自我意识还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它只有在社会交往中在别人那里得到满足，也可以说，从个人可以看出他的类本质。
自我意识的社会性
从自我意识走向我们意识，不仅是思想的冲突，也带来现实的冲突。按照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解释是：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人们会感到“认知冲突”，这种冲突会制造压力，使人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者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到认知的一致性。从“我”走向“我们”的现实过程中，一定会面对各种困难和否定。必须将他人纳入到自我意识中，也就是建立一种我们意识。
按照康德的理解，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限性”就表现为人有感性的欲望、不可抗拒性和偏好的差异性。作为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体的人，他必然要出现矛盾，产生“认知冲突”。但是康德并不否定人的感性追求，他不主张割舍和舍弃感性，而是强调要如何更好的保有感性，这也是自我成长的需要。因此，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的最高要求就表现在自我约束自我的理性的“自律”。同时，他用四个例子说明人的道德发展要以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而真正的道德就是把人当目的，无论对方是什么人，都应该尊重他的人格和人性。所以，自我意识从“我”到“我们”的过程就是去学会了解和尊重其他的“我”的过程、“去自我中心化”的过程。
将“我们意识”落实到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就是改变传统的“自我中心论”、“他人主体论”或者“多主体论”等观念。更确切地说法，应该是生活中的“主体间性”。“我们意识”就是将每个“我”的差异性作为前提而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整体。这就需要克服传统的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完全对立的单一的思维方式。任何一次社会实践既是对主观思想中自我臆测的一种否定，也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否定。既是对主观性的否定，也是对客观性的同时否定。二者的统一才是自我意识的成长。用“我们”相互之间的认知冲突来影响每个“我”的行动上的认知判断。
我们只有将他人作为自己的命运共同体来不断地强化“我们意识”，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要求，与更多的“我”形成“团队意识”。而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就是用“生产过程”代替黑格尔的“思维过程”，从而终结了传统上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当代中国的学者也在朴素的追问中国的问题。正如德勒兹所感叹的，“我们总是拥有我们应该拥有的信仰、感觉和想法，而这正源于我们存在的方式或生活的方式”。既然每个人现实的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在社会生产中树立一种现实的“我们意识”，才能促进和实现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成熟。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①邓晓芒：《论“自我”的自欺本质》，《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③陈浩：《无私有财产，无相互承认―试论黑格尔的理论困境》，《世界哲学》，2014年第3期。
④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2
1、四书五经，是“四书”与“五经”的合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四书五经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四书五经详实的记载了我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2、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作品。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作品。《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我们只要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得提到“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3、“四书五经”详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4、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3
【关键词】先秦诸子；哲学；探究
一、先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学者梁启超认为：“先秦之学，即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定论。”①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3个阶段：
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在殷商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上帝神权观念，周朝时期出现了天命主宰一切，以及出现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
诸子前哲学是发生在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用阴阳学说基本的理论框架去阐释《周易》，正是沿着孔子解《易》的发轫而构建了“新儒学”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梁启超先生曾评论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②阴阳五行作为周代的“原初哲学”，被诸子解构后落实在古代文化哲学的系统之中，成为人们对待世界的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结构理论与思维模式。
诸子哲学大致形成于春秋末年，那时候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独领，也使得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社会处于大的变革当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杂、农、小说家等十二个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二、先秦哲学的诸子哲学思想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连年不绝的年代出现了时代的新生力量。百家之学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在当时的年代里别有一番韵味。主要派别有：
⑴儒家：儒家创始人孔子早期孜孜求索于西周的礼乐文化和道德精神，来建构他的以“礼”“仁”为核心的、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伦理型哲学体系。儒家思想提倡以“礼”、“乐”来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恪守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种观点更加契合了哲学思想上的意识能动性作用，使人们能够树立“仁”“礼”意识，从而恪守古代的人伦制度。儒家思想还对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把原始阴阳说中粗浅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升华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待与解释世界的对立统一辩证观及理论致思的结构模式与思维方式，从而使儒学完成了宇宙自然（天―）与社会人事（人）比类合一的系统和完备的哲学体系。
⑵道家：道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老子》一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③道家的理论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流传了上下五千言，书中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同时也提出了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老子的思想是复杂的，他还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意向，又有唯心主义的内容。在老子看来，道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并且独立于物质世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从描述来看，他的道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十分相像，既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又是物质世界的本原。他的部分观点还透露出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事物之间，无此则无彼，无彼则无此。
⑶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以强力非命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天命论”墨子的强力非命的思想， 从人与自然关系上看， 其实质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否定了天的超自然的神性， 强调了宇宙万物起源和变化的自然本体性。他提出的“实先名后”及其“三表法”的思想，首先肯定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将认识的外部世界看作是独立存在的。然后在《墨经》中又将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概括为“物”， 这在先秦来说是对认识论的一大理论贡献。
⑷法家：法家是在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法家非常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严格落实法律制度。这样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兴功惧暴”。法家的一系列措施和严厉的酷刑。是封建时代为了加强统治而采用的一种实用的取实用主义哲学观，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
⑸兵家：兵法的关键是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兵家作战从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的具体情况去考虑战争的胜负，而不是靠天命迷信，或从主观的臆测出发，战争的胜败除了客观条件的对比外，还决定于主观指挥的正确与否。而且还要从战争与其它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观察战争、分析战争。有时还得从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看到事物相互矛盾的两重性。这一连串的作战方法都体现出与哲学的息息相关。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学派。他们的哲学意义也同样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 当前的诸子哲学研究不仅要有新的视角，转换传统探究中孤立性和片面性的缺欠，而且要把握住诸子思想的实质内涵与哲学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先秦诸子哲学发生发展的脉络。而且有助于现代中国在哲学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4
由于屯堡人的祖先大多数来自我国古代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中原和江南，他们的生活习俗也都继承了祖先的传统。加上屯堡人的祖先作为当时的战争胜利者，后人们也无不以此为荣，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光宗耀祖的思想，希望把祖先的传统文化如使命般传给下一代。今天流行在屯堡妇女身上的服饰打扮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这种服饰文化不仅展示了屯堡妇女光彩的人生里程，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服饰打扮中，看到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凝固的地域性文化现象。当今屯堡妇女所穿戴的服饰名称多达十多种，色彩数十种，工艺制作程序难以统计，可算我国现阶段汉民族妇女服饰装扮中的佼佼者。屯堡妇女所用装饰品品种中，民族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代表不同社会时期的社会面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流传至今600多年的贵州安顺屯堡妇女服饰，印证了上述说法，且沿袭着古文化历史的意味，让人们目睹到消失的历史灵魂。
首先是屯堡妇女头饰的文化内涵。屯堡妇女头饰装扮以玉器为主，配有银饰，用来固定发簪造型的三种不同形状的玉制品“梅花”“管簪”“簪子”等，是屯堡妇女结婚时装扮头饰的必备之物。到老年有儿媳或女儿成家（结婚）后，发髻的装束上便减去“梅花”和“管簪”，只保留“簪子”，从头饰装扮表现出年龄的特征。屯堡妇女除了头饰戴玉制品外还有不论年龄大小而戴玉手镯的习俗。屯堡妇女如此的“尊玉、宗玉、爱玉”现象，反映屯堡人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影响。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很早就把玉作为一种装饰品。考古资料显示，1928年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古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刻文的“玉笄”“玉镯”“玉簪”等精雕玉制装饰品，时间鉴定在新石器时期晚期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间。从旧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玉器的佩带代表着人们社会地位。从打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玉器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玉的文化随之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的玉龙、玉璧，商周的玉刀、玉戈，春秋的剑饰、带钩，汉代的瑞兽，唐宋的花鸟发簪，及元明清的大件玉雕，特别是清代，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佩玉更是权利、地位、财富、人格和品德的象征。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对玉解释为：“古之造玉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玉。三者，天地人也。”他是从中国象形文字来说明玉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之意。《诗经》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句。孔子说“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礼记》《论语》中的“君子比德于玉”的观点认为玉具有仁、义、智、勇、洁等美德，将玉赋予君子象征,使之崇高化、人格化、道德化。古人的“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烛”，也就是说人的道德品质不仅要像玉一样纯洁、温润、含蓄、细致、内敛、透明，而且要会发光。这些有关玉的古代流传的哲学思想在屯堡妇女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次是屯堡妇女服饰的文化内涵。屯堡妇女服饰包括上装和下装，均按照年龄的增长来规定款式和色彩。一是少年时期，二是中青年时期，三是老年时期，三个不同年龄阶段中，既有总的传统理念要求，又有各自阶段的特定因素。首先是款式模式化，屯堡妇女服装款式只有大袖和小袖的主要区分。小袖仅限于少年时期，大袖为成年后的款式，这是屯堡妇女服装最大特征，也是屯堡妇女成年后终身仪守的生活符号，不管她们走到哪里，宽衣大袖模式化的服装标志着她们就是屯堡人，这种服饰屯堡人自称“大袖子”。屯堡妇女的此种底蕴深厚的宽衣服饰文化沿袭了几百年前的历史。明朝是汉人执政的时代，曾遭元朝限制的汉服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汉服的最基本款式便是“深衣”。汉时，“深衣”的装扮已经出现在“衣襟角处缝一根绸带系在腰部或臀部”的现象。所谓“深衣”是指把上装和下装两部分连在一起裁剪，缝合成长袍的形状。“深衣”的最大优点，是能将人体头部以下掩蔽，突出典雅和含蓄的文化内涵。“深衣”一度被皇族和富贵之妇专享，后逐渐被民间效仿。屯堡妇女作为战争胜利者的家属，自然享受到贵妇的待遇，屯堡妇女今天身上穿戴的服装均由“深衣”演变而来。屯堡妇女服饰这种宽衣在造型上表现出了外在形式美和内在品质高的气韵美相一致，是一种中国风格的神气与韵味，流露出民族的潜在精神和文化的内在灵魂。还把表里如一、内外兼顾的个性美融入整齐统一、秩序分明的社会风尚之中，体现屯堡妇女贤善宽容、自然朴质的人格境界和道德修养，以及娴淑婉约、含蓄内敛、柔中寓刚的风韵气质和个性色彩。宽衣，不显人体轮廓，不露肌肤。人与衣、人与自然、衣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谐，互不冲突。“深衣”追求自然地遮盖人体，不以自我张扬炫耀为目的，不大肆表现个体。服装的宽松离体使身心自由，无拘无束，穿着时油然而生一种休闲惬意、轻松自在的舒适感，体现了融己于自然的脱俗的境界。古人又视丝绸为贵的象征，是因为古代中国人的祖先所用蔽体之物，最初是兽皮、树叶，后出现麻织品、丝织品。但丝织品昂贵，百姓无力承受，因此，丝织品象征高贵的思想根源由此产生，继而演变成戴丝者视为贵的传统习俗。今天屯堡妇女腰间的“丝头腰带”的文化内涵在此。
最后色彩也是屯堡妇女服饰文化中的传统哲学思想占主要地位的表现。蓝、青两色是屯堡妇女服饰的两大主色，尽管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五彩缤纷的服装布料被中青年屯堡妇女所青睐，但归根结底，蓝色青色仍主宰屯堡妇女服饰的命脉。蓝色似天，青色似地，意在人的生存皆于天地之间，这也正是古人“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在屯堡妇女服饰中的表现。
（作者单位：贵州省安顺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维青、高毅清，《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鲁艺苑》，1994年第3期.
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5
高中生已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仍有所欠缺，需要教师提供适当的生活素材和问题加以启示和点拨。贴近学生生活是教材遵循的基本理念和编写原则，但是有一些素材，如引用《圣经》《诗经》《易经》中的语句，只有部分学生对此有兴趣，多数学生则敬而远之，见而晕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把握调动学生已有的认知储备和生活经验。例如，在学习“意识活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时，教师可从“为什么老师要求学生在期末考试前要先制定周密详细的复习计划”这一问题入手；在学习“规律”时，可从“学习有哪些规律以及为什么学习要遵循学习规律”这一角度切入；在学习“坚持整体与部分的统一”时，则可以“学校与班级”或“班级与班上每一位同学的关系”为例；而“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则可引入“日常学习、复习与高考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等等。这些素材源自学生自己的学习生活，学生们都有真切体验，不仅可以轻松地理解和把握相关哲学原理和方法论，还能提升日常学习生活的能力素养，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二、赏析经典命题，彰显哲学教学内在特质
强调哲学教学要与学生自己的生活链接，并非唯学生自己的生活是从。源自学生自己生活的素材需要作出升华与提炼，需要有高于学生生活本身的智慧的介入。这样的教学方能走出庸俗化的泥沼，彰显哲学魅力，引领学生收获智慧人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外诸多哲学大师留下了闪耀智慧光芒的经典哲学思想。教师可适时引入一些哲学经典命题，师生与哲学大师对话，共同感悟、赏析、辩论乃至争论，在感受哲学魅力中，获得成长的智慧。
例如，在学习“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关系”时，教师可引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和“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德谟克利特）这两个经典命题；在学习哲学“矛盾”时，可引入老子的经典哲学命题“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以及卢梭的经典命题“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死亡和诞生”；在学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时，可引入笛卡尔的经典命题“我思故我在”及王守仁的经典命题“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等等。此类哲学素材的积累和运用需要教师自身哲学素养的提升。哲学教师要成为一个善学、好学的有心人，在日常教学中不断积累和提炼素材。诸如庄子的“方生方死”、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毕达哥拉斯的“万物都是数”、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这些经典的哲学命题凝聚了古今中外哲人的思想与智慧。教师如能在教学中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定能与学生一起不断收获智慧人生。
三、善用传播媒介，服务哲学教学现场
诗经的哲学思想范文6
所谓“比较”，就是把具有一定联系的事物进行对照，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目的在于分析这些事物各自的特点，加深对它们的认识。具体在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可以作各种比较，比如对处在中西不同地点的同一类音乐现象或同一时期的音乐现象进行比较，从物质的、经济的、技术的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角度，分析这些现象各自形成的原因、过程、结果和作用，找出其异与同，并分析它们的特点和个性，相同说明了什么？不同又说明了什么？从中可以对西方音乐或中国音乐，乃至西方文化及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下面举几个粗浅的例子。
比较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与我国的《诗经》
西方音乐史的任何教材都会讲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这是因为古代希腊的诗歌和音乐紧密相关，其诗歌的吟诵伴随着音乐，《荷马史诗》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传说它是公元前9―前8世纪由盲诗人荷马根据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汇集整理编写成的，其中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里面记载了古希腊的歌曲、歌手和乐器的情况，于公元前6世纪完成定本。“由于两大史诗是整个古典时期希腊教育和文化的基础，而且迄至罗马帝国时代和基督教传播时期又成为仁爱教育的支柱，所以荷马又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希腊人把史诗不仅看成是文学作品，也不仅是希腊的团结与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且是从中取得伦理甚至实践准则的久远源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3卷第727页》）。
我国的《诗经》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是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的总集。包括“风”（民歌）、“雅”（分“大雅”、“小雅”，是贵族和士大夫的创作）、“颂”（祭礼的乐舞）三大类。它也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都可歌唱，用琴、瑟伴奏。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曾对其进行整理。《诗经》的内容非常广泛，以四言为主，采用赋、比、兴的手法，为后来历代诗人所继承，成为绵延几千年的传统艺术技巧。汉代被列入儒家经典，在我国“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而且是很珍贵的古代史料。”（《辞海》第387页）
《荷马史诗》和《诗经》两者的性质、产生时间和整理过程都比较接近。值得探讨的是，它们产生于欧亚旧大陆的两端，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相隔遥远，交通阻绝，为什么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奴隶社会，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了如此相似的现象？现在保留的东西与音乐相关的具体是什么？其内容与形式如何？有何异同？这些异同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现象反映出人类古代东、西方的社会和思想观念有何异同？它们对各自的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它们的整理人荷马和孔子对其贡献和影响是什么？为什么后来罗马帝国时代和基督教传播时期那么重视《荷马史诗》，其中哪些东西被继承并成为基督教文明的遗产？为什么《诗经》成为儒家的经典？它对长期以儒家为主要统治思想的中华文明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对这两部“源头”性的文献做些研究，一定会加深我们对古代的中西音乐和文化的了解。
比较二：古希腊的音乐哲学与中国早期儒家音乐思想
古代希腊以其哲学的发达而著称，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大哲学家，在他们的理论著述中，音乐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音乐的起源，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认为起源于对自然的摹仿：“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何乾三选编：《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第4页）。亚里士多德也主张“艺术摹仿自然”，认为所有的艺术（包括音乐）都是对自然的模仿，各种艺术之间的区分，只是模仿的手段（如颜色、声音）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不同，并认为音乐是“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第80、81页）。
我国先秦音乐美学专著《乐记》（据《中国音乐词典》称：现存的最早版本是西汉成帝公元前32―前28年在位时，戴圣所辑）对音乐的起源主张“物动心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就是说，音乐是人内心发出来的，而人心的感动，是因为有感于事物并通过声音表达的。“心”被“物”而感动，“物”是基础，音乐是人的主观受到客观影响的结果。
可见，“摹仿自然说”和“物动心感”说两者都是朴素的唯物论。
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亚里士多德说，当一个人听到摹仿某种性格情感的音乐时，他就会受到同样情感的影响，如果他长时间听“不正确的”音乐，就会成为一个“不正确”的人；反之，听“正确”的音乐，就会变成“较好”的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都主张通过公共教育造就“正确”的人。柏拉图认为只有几种调式才是适合的，比如只有多利亚和弗里几亚调式的曲调才产生勇气和节制的美德。古希腊的哲人重视音乐的社会教育作用，任何人，不论性别、年龄或阶层，都不准免除音乐教育，每个人都必须为改进国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尽责。他们把音乐教育同“法”联系在一起，认为音乐必须遵循治国的规则，如果艺术与教育无“法”，必将导致社会的放肆和无政府状态。任何歌曲不得破坏公共的精神，相反，应当颂扬祖国，并有益于秩序、守法和尊严。音乐在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有教养的人、出色的人一般被称之为“音乐之人”。
《乐记》也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认为听了不同的音乐，可以使不同的人受到不同的教育，比如听了音乐，“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它也提出过五个不同音高的音应由不同等级的人和事物来比附，即所谓“宫为君，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乐记》不仅将音乐教育同治理社会联系在一起，从“不正确”的方面引向“正确”的方面；而且提出了“乐与政通”的理论，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它提倡“雅颂之声”的雅乐，反对“郑卫之音”的俗乐。跟希腊人的“音乐人”与“非音乐人”相似，《乐记》说：“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只有“君子”才能懂音乐，换言之，懂音乐的人才是“君子”。
正因为重视音乐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作用，孔子将音乐列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第二位；后来西方在中世纪发展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当中，将音乐列为第六位。
古代希腊的音乐哲学与中国早期儒家音乐思想相类似的方面，可作类比的观点和看法还很多（参见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人民出版社，1997），不同认识的方面肯定也有。问题是，同样出于朴素的唯物论的源头，但中、西方发展到后来历史的走向却有所不同。中国儒家的思想和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古代希腊的音乐哲学却成为西方世界多元文化观念当中的一种。为什么？就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其他思想，如墨子的墨家、老子的道家等在音乐思想方面与古希腊的音乐哲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异同？也是有趣的问题，可以比较。
此外，关心现代音乐的人可能会发现，西方许多现代主义的音乐，不仅在新的音响方面力图从东方和其它非西方音乐音响寻找声源和灵感，而且也力图从东方和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寻找音乐创作的理念和根据。他们更多从中国传统理论找到的究竟是哪些思想？似乎并非儒家的观点，而更多是东周“百家争鸣”时，与儒家争鸣的老子的“大音希声”以及庄子的“天籁”、“地籁”、“人籁”的观点，主张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雕琢的思想。这是为什么？西方人更偏爱哲学当中的自然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带有自然哲学和形式逻辑倾向的墨子、老子的学说虽然在中国历史中不占统治地位，却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这其中有没有关系？西方现代音乐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寻找的究竟是哪些？他们的认识和解释正确吗？与中国古代思想有何区别？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年轻的音乐学者（如上海音乐学院的余丹红、中央音乐学院的毕明辉等）开始涉猎，并做了艰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令人鼓舞，值得注意。
比较三：西方的管风琴与中国的古琴
管风琴“是（西方）至今尚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外国音乐辞典》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编译，钱仁康校订，上海音乐出版社，第553页）。西方音乐史中讲述到这件乐器时，会提到管风琴最早的雏形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以后不断演变。我们也许会注意其规模曾发展为小型便携式的，或巨形的，以及介于便携式与巨型之间的固定式；其键盘由一层到数层，由双手弹的到有双脚踏的；其音管由风管到簧管；其音栓的机械发展过程；其动力由水力、风力到电力等等。管风琴的确是一件结构复杂，音响丰富，演奏难度较大而极有代表性的西方乐器。在西方音乐史的各个发展时期，都会提到著名的教堂有出名的管风琴，许多音乐家曾任过管风琴师，作曲家曾谱写过管风琴曲等。管风琴的发展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宗教建筑关系密切，与宗教音乐关系密切。应该说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也是西方文化中突出的人文代表，它包含了丰富的音乐文献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古琴则是中国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乐器，它样子古朴，轻便，只有七根弦，但同样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古琴在形制、制作（如琴体、琴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学问，其文献记载可追溯到3000年以前。《诗经》就有十余处提到它，孔子曾向师襄学琴曲《文王操》。与古琴关系密切的著名的伯牙、子期的故事在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末期已经广泛流传。现在看到最早的实物－－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公元前433年），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材料称，除了弦数外，其余各个部位如结构形制、面板、底板、岳山、弦轸、雁足、缚弦的方法等，都与保存下来的唐琴、宋琴基本相象。而其音律的构成、琴谱的传承，以及琴论、琴法、琴名、琴曲、琴歌、琴史、琴人、琴社、琴派等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及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琴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相关，又和佛教、道教有密切的联系。古琴的悠久历史、独特的演奏方式和社会地位、深厚的理念、丰富的作品和相关文献、特殊的记谱体系和美学思想，使之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
管风琴与古琴的结构、形制不同；乐制、乐律不同；演奏方式和场所不同；对象不同；作品的产生和记谱不同；音乐的理念和追求不同；发展的历程不同；对东、西方的音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从管风琴与古琴的比较中，可以了解这两件乐器所分别代表的东、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流变，以及文化和音乐内涵之间存在的巨大而深刻的区别。
比较四：欧洲的歌剧与中国的戏曲
产生于文艺复兴末期巴罗克早期（巴罗克为约1600―1750）的欧洲歌剧是西方对世界音乐文化的一个特殊的贡献。500年来经过不断探索和创新，歌剧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与西方歌剧有某些相似的中国戏曲，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仅从12世纪前后的宋杂剧和金院本算起，也已经比歌剧早500多年。歌剧与戏曲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比如，两者都是综合艺术，都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曲还多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歌剧与戏曲也有不同之处，但不同之处可能更多。例如歌剧从一开始产生，就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作品、作曲家等等，而中国戏曲的产生却源自汉代的民歌、百戏，唐代的歌舞、大曲、变文，宋代的鼓子词、诸宫调，宋、金元的北曲、杂剧、南曲和南戏，一直发展为明、清以来的各种不同的声腔和从属于戏曲的器乐。一句话，它来自民间。戏曲从来没有出现过专业的作曲家，也没有作曲家那种封闭式的创作过程，而是由歌唱家为主体的作曲群和广大观众参与的开放式的创作。至于戏曲音乐的结构原则和审美方式与西方格局的差异，就更大了。1934年，王光祈在其《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中，对两者进行过比较研究。后来不断有学者探讨这个问题。其中蒋菁在《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互融互长》（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1期）一文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对这个问题仍然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我们在学习西方歌剧的时候，不妨与中国的戏曲进行对照，比较，甚至结合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从其产生、戏剧结构与特征、音乐结构与特征、几次改革的变化（顺便提一句：格鲁克的歌剧改革以其1767、1770年两封信为改革思想的标志，恰恰在中国，1790年发生了四大徽班进京演出的大事）和结果，乃至歌剧与戏曲的创作过程、与观众的关系、艺术保护的关系、两者的社会作用等等方面，进行对照和比较，就可以加深对两种艺术形式的认识。
比较五：中国与西方十二平均律
欧洲于17世纪开始使用平均律，平均律是当时许多调律的方法之一。在拉莫之前，韦克迈斯特尔（Andreas Werckmeister，1645－1706）在键盘上三度音的调音使管风琴和羽管键琴有效地在十二个调上进行转调，已经接近十二平均律。后来拉莫的著作《和声基本原理》（1722）支持了平均律的理论。再后来，德国管风琴建筑师里特（J．N．Ritter，1715－1767）在其著述《在楔槌键琴、羽管键琴及管风琴上用机械方法平均调所有音的方法》中，详尽地叙述了平均律的理论，并在18世纪中叶建造的管风琴上使用了十二平均律。以后，经过巴赫等人的创作和实践，十二平均律得到了完善和推广。
我国16世纪末，就由明代乐律学家、数学家朱载（1536―1610）创造了十二平均律。他的研究成果最初见于《律历融通》（1581）中，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等比级数音律系统阐明十二平均律的理论，但未付诸实践。
有趣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平均律理论同产生于16、17世纪，这是巧合？偶然还是必然？美籍华裔卓仁祥教授曾提问：平均律的发现者，究竟是朱载，还是欧洲荷兰数学工程家斯特芬（Simon Stevin）？欧洲人是否知道朱载的数据？他的数据是否曾经流传到欧洲？卓教授用了10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了中国、香港的许多人士和档案，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旧金山利马窦中心等地研究考察；又用6年时间写作，完成了一本专著，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为此，于2004年底荣获“2004国际音乐家奖”（见《音乐周报》2005年1月14日）。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提出问题。比如，卓教授回答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尚未回答？为什么欧洲的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得到了实践和推广，甚至沿用至今，而朱载的理论没有付诸实践？我们从卓教授的发问和研究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主动学习、积极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音乐学学习的开始和基础；而甘于寂寞，潜心钻研又是音乐学者的学术品质之所在，也是音乐学者取得成绩的根本条件和乐趣的源泉。
人总是有梦想的。我常梦想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像前辈杨荫浏、廖辅叔、钱仁康等先生那样的音乐学家的苗子从我们的学校中脱颖而出？什么时候可以在世界的音乐学界听到年轻的中国音乐学者发出与众不同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视角独特新颖而有说服力的声音？我们音乐学学科内部，专业分工很细，但是在具体教学中，缺乏灵活多样的体制，大多数教师也缺乏开阔的眼界。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据我了解，西方（如美国）的专业分工也很细，但是他们的教学体制能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开阔视野、保持活跃的思维。在音乐学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国际上介绍他们的教学体制和教学中跨学科的经验。美国学校大学本科音乐专业的学生，用2／3的时间学习其他的领域，只用1／3时间学音乐；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必须学习一门音乐之外的必修课（见余志刚译、帕利斯卡著《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3期）。这些制度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国外早就讨论（并实行）教学中跨学科的问题，我们却仍在本学科内搞割裂。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改变目前的教学体制，也无力建立跨学科的教学体制。但是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教学理念，打破学科内部专业与专业之间的割裂现象，有意识地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教学。
姚亚平于2001年关于“第三届全国音乐学教学工作会议”的综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3期）最后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他说：（会议对）“研究型、实用型的问题讲得多，但对高素质人才的问题未讨论……前二者都不是社会需要的最理想的人才，而需要既有实践能力也有较高理论修养的高素质人才。”西方音乐史的高素质人才应当具备什么条件？依我看，修养至关重要。“修养”指文化修养，其中既包括西方的文化修养，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修养――如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等。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就已经成为“高素质”的音乐学家，而是说，在我们的教师和同学的心目中应该有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教师要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和具备高修养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拓宽学生的兴趣和视野，学生要有意识地主动学习，积极思考。我们不妨脚踏实地在西方音乐史教学中从开拓中西比较的视野做起。我相信：教师和同学们有没有这个理想和目标、有没有这个意识，其结果肯定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蒋菁《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互融互长》，《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2．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美〗帕利斯卡著，余志刚译《美国音乐学的跨学科倾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4．姚亚平《“第三届全国音乐学教学工作会议”的综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