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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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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2
能源问题是指由于能源生产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导致能源价格过快上升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2004年以来石油价格迅速上升,2008年7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曾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石油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目前又向高位回升。由于以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受资源量限制增产有限,而同时非化石能源又难以弥补能源供需缺口,因此,总的来看,廉价能源时代结束,能源价格保持在高水平是对未来能源形势的基本判断。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金融危机,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是毫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在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时不需要考虑能源问题。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能够把它们截然分开,如果只关注金融危机而不考虑能源问题那么金融危机也是难以解决的,本文就对二者的关系作一探讨。
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成因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通常认为包括以下几点:房价的下降、利率上升、抵押贷款条件过于宽松、贷款者的过度借贷以及监管不力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贷款者的还款能力超出自己的收入水平是个最基本的原因,而贷款者还款额超出自己能力的原因除了还款数目过高外,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贷款者支出扩大也是个重要原因,因而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最近几年能源价格总体大幅上涨,而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消费在总的消费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02年美国个人消费总支出为73507亿美元,其中能源商品与服务支出占4.51%,2007年这一数字升至6.03%,能源消费的增幅为76.8%,而消费总支出的增长比例只有32.1%。能源消费因而成为美国人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再考虑到能源价格上涨是这些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那么能源问题对消费者收入的销蚀作用就更大,能源问题成为除过高的房贷负担外,又一个造成贷款人无力还贷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提高利率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这也表明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具有内在的联系性。自2004年以来,随着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这导致美联储在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间连续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5.25%。同时由于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采取可调整利率的形式,随着利率提高,贷款人还款数额也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贷款人无力还贷。制止能源危机的政策却导致了金融危机,这表明二者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并且在政策上也是互相关联的。
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解决措施及其效果
尽管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政府陆续出台多个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然而金融危机仍然不断恶化。这固然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政策的效果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2008年以来能源价格暴涨也是金融危机恶化、政策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2008年以来,能源价格暴涨,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从2008年1月份的每桶92.97美元升至6月份的133.88美元,所有等级汽油零售价(含税)2008年1月份为每加仑309分,6月份升至411分,居民用天然气由每千立方英尺12.12美元增至7月份19.83美元,居民用电由1月份每千瓦时10.2分增至8月份11.9分。能源消费在总的消费中所占比例继续上升,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能源商品和服务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6.33%,2008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升至6.69%,多支出517亿美元,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如果把食品也计算在内,则能源和食品消费支出在这半年内增加了1082亿美元;对于所有商品和服务而言,通过计算可得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CPI上升了大约3.36%,即在2008年第二季度仅要维持2007年第四季度的消费水平就要多支出33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2007年全年的CPI涨幅只比2006年上升了2.85%,物价的过快上涨导致更多人收入缩水及无力还贷,恶化了宏观经济形势并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救市计划本应具有的作用,因而金融危机的恶化和油价暴涨几乎同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另外,解决金融危机需要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而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则需要实行紧缩政策,处理不好,则可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引发或加重另一个问题。事实正是如此,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而2008年以来的油价暴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为应对2007年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目前,美国仍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扩张性政策会导致流动性增加,可以预见,如果美国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大量资金将涌入石油期货市场从而推动油价迅速上升,反过来又导致经济的衰退。由此可见,能源问题的存在加大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难度,如果在解决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二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复苏—油价上涨—衰退这样的恶性循环。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
随着陷入金融危机,美国许多经济指标都在恶化。在私人国内投资总量中,除了住宅建设大幅下降外,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出现下滑,非住宅建设增幅出现下降,使2008年第二季度私人国内投资总量下降达11.5%;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第二季度降幅达2.2%,是200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并且是198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2008年第二季度增幅达6.2%,每小时实际收入自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制造业国民收入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在下降,到2008的第二季度降幅达7.89%;物价持续上涨,2008年上半年美国城市消费者CPI增幅为4.24%,远高于2007年同期1.02%的增幅,2008年8月份制成品的PPI同比上升9.69%,而2007年8月同比只上升了2.34%;失业率也不断上升,2008年8、9两个月的失业率均高达6.1%,2008年9月份美国共损失15万9千份工作,是5年多来就业机会减少最多的一个月,也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就业市场的第二大单月降幅。
当前金融危机已蔓延到实体经济,其解决尚需时日。这些指标还表明,能源问题对经济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比如在各产业GDP的变化中,汽车生产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下降达25.7%、14.2%和33.8%,成为拉动GDP增幅下降乃至负增长的主要因素;2008年上半年与2007年上半年相比,除食品和能源外的其他商品CPI增幅只有2.35%,这表明食品和能源对CPI上升的贡献达45%,而2008年8月能源类制成品的PPI同比涨幅高达27.4%,远远高于制成品的平均涨幅。目前油价已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从而使油价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所削弱,同时,随着美国政府承担起更多的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金融体系将重新获得稳定,金融机构也将得以正常运转,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体系混乱局面将逐渐结束。
然而由于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不表明金融危机的结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市场信心难以在短期内恢复,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也阻碍着经济的复苏,美国经济困难局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同时能源问题持续存在,并且由于美国经济的任何复苏迹象都可能带来油价的迅速上涨从而使美国经济重返困境,能源问题将因此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能源问题,金融危机最终将会转化为能源危机。
结论及启示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二者中,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偶然性和暂时性的历史事件,能源问题则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能源问题引起了金融危机,并影响和制约着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就象能源问题引起粮食危机那样。这是因为能源是世界经济的基础,能源领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必然要求对世界经济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如果人类不主动进行调整,经济自身就要进行调整,在当前就表现为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目前调整仍在进行之中,未来世界经济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因而必须高度重视能源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世界经济困难局面将会持续更长时间,过程更曲折,代价也更昂贵。
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能源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刻、更具有根本性。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消极影响的同时,更需要关注能源问题,并采取诸如严格厉行节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源利用强度、积极开发新能源等措施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3
对于希望利用外国资金但金融体制脆弱的国家来说，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教训是：必须对资本流动实行有效管理，否则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东亚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导致危机的具体原因也有所不同。对于泰国危机的性质，学界有各种不同说法：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银行危机、资本项目危机和“双重错配”等。
泰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种危机交互作用的结果。一般认为泰国危机是国际收支危机：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过大。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国民总产值的8.1%，超过了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时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的比——7.8%，而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5%。
但是，泰国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近20年，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总产值之比上世纪90年代初曾高达8.5%， 1995年为8.1%，都并未发生严重问题。为什么到1997年却发生了危机？其关键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外资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入泰国，从而使泰国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1996年泰国经济发生了两件重大变化。首先，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不良债权。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1996年底，公众对泰国金融机构的信心开始动摇。1997年以后，泰国更是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在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两天中，泰国存户从泰国银行和金融公司提走存款300亿泰铢）。危机前，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已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已经倒闭。其次，泰国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由1995年以前的双位数下跌到1996年的负1.9%。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由于泰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外国投资者对泰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减弱，外资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泰国就只有两种选择：提高利息率或使泰铢贬值。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利息率是不可取的。因为不良债权问题严重，进一步提高本来已经相当高的利息率必将使泰国金融机构遭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在1997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已将利息率下调了50~100个基本点。
当时泰国也没有贬值计划。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泰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外债负担沉重，贬值将使以本币计价的外债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大量早已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陷入破产。第二，贬值和贬值预期将导致外资急剧抽逃，从而无可挽回地导致国际收支危机。第三，尽管外资流入速度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减慢，但直到危机爆发之前泰铢似仍未受到难以抵抗的贬值压力。直到1997年4月泰国仍能在美国成功发售7亿美元的扬基债券。这种情况可能使泰国货币当局心存侥幸，认为不用经过痛苦的调整就可以度过危机。
正当泰国货币当局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重要角色登场了。这就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判断，泰铢贬值是使泰国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摆脱国际收支危机的唯一选择。既然泰国既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只有370亿美元左右）来干预外汇市场，也难于用提高利息率的办法保卫泰铢，对实际盯住美元的泰铢发起攻击并最终迫使泰铢贬值，就会得到巨额收益。国际投机者对泰铢进行了卖空操作。其具体过程为，在泰铢贬值之前，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泰铢。在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泰铢失守，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终于爆发。
简单来说，造成泰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经常项目逆差过大、金融体系脆弱、投机资本的冲击。泰国金融危机同墨西哥金融危机存在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克服国际收支危机的典型处置方法是升息、贬值。泰国金融危机不是典型的国际收支危机。泰国在危机爆发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升息措施，导致大批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加重了危机。
最近，一些泰国经济学家把泰国金融危机定义为“资本项目危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萧何”就是外资，外资的过度流入为危机准备条件，而外资流动的突然转向则导致危机的发生。
一种观点认为，升值预期导致的外资流入推高了泰铢，进而导致了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泰铢兑美元的汇率相当稳定（泰铢事实上是钉住美元的）。而经常项目逆差是国内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结果。关键问题在于外资流入使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债得以超过合理的限度，且无法及时得到纠正。泰国经常项目在1994年就出现恶化的迹象，如果泰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当时就让泰铢贬值，泰国金融危机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泰铢面临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让泰铢贬值呢？一个办法是由泰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卖出泰铢。问题是，当时泰国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泰国中央银行采取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了防止干预外汇市场导致通货膨胀，泰国中央银行必须进行相应的对冲。而此时泰国的利息率水平相当高，对冲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大量损失。如果泰国中央银行不愿承受对冲损失，因而不愿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资本项目的管理或管制抑制外资的流入。但是，由于泰国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泰国中央银行丧失了这样做的可能性。
当泰铢在1997年4~5月份突然突然面临贬值压力之后，泰国中央银行只有两个选择：听任泰铢贬值或保卫泰铢。两个选择风险都很大。但现在看来，听任泰铢贬值是较不坏的选择。在此阶段，如果泰国货币当局能够对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管理，则泰国可以让泰铢逐步贬值。而泰国仍然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传导机制 贸易渠道 金融渠道 预期渠道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不再局限在危机发生国内部,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冲击和影响。那么,金融危机是如何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呢?笔者将从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三方面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进行解释。
一、贸易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贸易渠道的金融危机传导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与其存在贸易联系国家的贸易量(进口量和出口量)发生变化,从而使危机传导到另一个国家。贸易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包括收入机制、价格机制、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
(一)收入机制和价格机制
收入机制和价格机制是解释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传统机制,收入机制是指一国发生危机导致该国收入下降,进而导致包括进口品在内的需求下降,是封闭经济条件下需求收入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延伸;价格机制是指一国发生危机导致其汇率发生变化,影响其贸易伙伴国或者贸易竞争国产品相对价格,从而导致危机输入国贸易量的变动,是封闭经济条件下需求价格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延伸。
(二)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
“资产负债表效应”传导机制是指在微观主体的资产或者负债存在外币敞口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改变了其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影响其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出口企业的出口量。“资产负债表效应”传导机制的前提是经济主体存在没有套期保值的净外币资产或负债敞口,核心是汇率变动导致经济主体净值的变动以及融资成本的变动。当一国企业存在净外币债务的条件下,本币贬值导致净外币债务的本币价值增加,企业净值减少,资产负债表恶化;当存在外源融资约束时,净值减少导致风险升水以及外源融资成本的上升,外源融资数量的减少,进而导致投资和产出的下降(Gertler,2001)。对于出口企业而言,这会导致出口量的减少以及与其在第三方共同市场上竞争的其他国家出口份额的增加。
(三)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
贸易融资机制是指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危机输入国原有的贸易融资模式,进而影响危机输入国的出口量。贸易融资包括两种模式,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从企业贸易融资看,危机的爆发通常会减少企业贸易融资的数量,提高企业贸易融资的价格,并且可能会导致依赖这种融资的发展中经济体陷入运营资本短缺的困境。从银行贸易融资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金融机构失去原有的金融功能,导致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所有资产数量减少。根据IMF统计,2001年金融危机时阿根廷和巴西的银行贸易融资下降了30%―50%;而且,金融危机时期流动性短缺,包括银行贸易融资在内的所有贷款利率都将上升,根据ICC报告显示,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贸易融资利率和贴水率大幅上升。
此外,金融危机也会导致国际贸易支付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时期,违约风险大幅上升使赊销不再是国际贸易之间通常的资金支付方式,贸易企业纷纷选择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信用等级更高的支付方式;并且在银行信用支付方式中,由信用等级较低的支付工具向信用等级较高的支付工具转变。对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间接支付方式需求的增加和金融危机时期风险增加共同导致了间接支付方式成本的上升。
二、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在贸易渠道之外,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也是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重要内容。金融渠道传导是指存在金融联系的国家(直接的和间接的)之间一国发生危机导致其他国家国际净资产或者资本流动的变化,从而使危机传导到其他国家。
首先,当一国与危机国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的情况下,危机的爆发会通过债权和股权价值的减少影响该国的国际金融头寸,形成金融渠道的直接传导。
其次,当代经济金融环境使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处于复杂的国际债权债务、股利链条中,会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链条中的处于“高杠杆”经营状态的经济主体形成间接冲击。
再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存在许多共同债权人或者共同投资者,包括国际银行、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等等。当危机爆发对共同债权人造成严重冲击时,共同债权人资产配置的变化也会造成危机传导。以共同银行债权人为例,在某一商业银行对多个国家进行贷款的条件下,一个借款国发生金融危机导致该银行调整贷款组合引起对其他借款国的贷款削减,从而导致金融危机通过银行――这一共同债权人传导到其他国家。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共同债权人的效应的发挥取决于银行调整资产组合的必要性、调整资产组合的能力、调整资产组合的方式;从债务人角度看,共同债权人的效应的发挥取决于国际贷款的减少幅度、对国际贷款的依赖性、借款国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资金来源等因素。
三、预期渠道的危机传导机制
当经济体之间基本上不存在金融联系时,金融危机发生也会导致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基于市场参与者预期变化的金融危机传导。
李小牧(2000)认为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心理预期变化和投资者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改变是基于预期渠道危机传导的主要机制。在这种类型的传导过程中,“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真实信息”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市场参与者认识到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某些问题,重新评估该国资产的风险和收益,从而引起国际资本流动和危机传导,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参与者发现了其他国家与危机发生国的某些相似性,或者同样实行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或者同样存在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或者同样拥有大量短期外债,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气质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预期这类国家有可能也会发生危机,所以其最优选择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快速转移资本,当大量市场参与者的观点一致时,“自我实现”的危机就形成了。
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市场参与者无法准确地掌握有关信息,或者信息搜集成本高昂使市场参与者没有完全掌握有关信息,致使其根据“虚假信息”或者“认为正确的信息”形成预期,进行决策,这种调整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是信息扭曲的结果,是在信息完全条件下本不会发生的却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发生的危机传导。它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市场参与者错误地估计了危机国与另一个国家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的程度,或者将危机国发生危机的特定原因错误地认为是一些国家容易发生危机的共同原因,那么造成由于无法准确了解危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导致市场参与者的负面预期,进而形成预期变化导致的金融危机传导。
第二,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将某个市场参与者由于自身原因(内部政策调整、市场投资变化等等)而导致的资本转移看成是由于得知某些特定信息而导致的资本转移,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区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资本转移行为是基于“真实信息”的选择还是基于“虚假信息”的选择,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了解其他市场参与者撤资后的真实结果。那么,强大的从众心理会导致“羊群效应“的产生,致使大量资本转移发生,从而导致资本流出国发生危机。
第三,金融危机发生导致市场参与者对一国金融市场(机构)或者国际金融市场(机构)的恐慌,形成精神传染。受到危机刺激的市场参与者通常表现出一种“动物情绪”(Animal Spirit),在排队取款和“先到先得”的前提下,“太阳黑子”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形成危机预期,从而导致“危机均衡”发生。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真实信息”的预期和基于“虚假信息”的预期往往会发生转化。例如,某个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依据“虚假信息”预期另一国的经济金融情况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对该国的撤资;这种撤资行为会恶化另一国真实经济金融情况,导致其他投资者根据经济金融情况恶化后的“真实信息”作出撤资的决策,引起资本流出另一个国家。
另外,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市场参与者预期变化进而形成危机传导。例如,危机发生导致市场参与者修正其信息搜集技术准确性,如果投资者没有预期到危机的发生,那么他会怀疑其信息搜集技术的准确性并且进行调整,增加在类似情况下危机发生的概率,进而导致危机传导(Kannan& Köhler-Geib,2009);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蔓延往往会引起市场参与者对政府救助预期的改变,如果投资者发现政府救助的力度小于投资者预期的力度,那么投资者往往会根据新的预期转移资本,形成资本大量流出等等。
此外,基于预期渠道的危机传导往往不会单独发生,而是与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密切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当危机发生国与危机输入国存在金融联系的条件下,金融渠道的存在导致危机传导的发生,而预期渠道的存在往往导致危机传导的加深;另一方面,当危机发生国与危机输入国不存在金融联系的条件下,基于预期渠道的金融危机传导对危机输入国产生严重冲击,这又会影响与危机输入国存在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形成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机传导。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进行传导。从贸易渠道看,危机通过收入机制、价格机制、资产负债表效应机制、贸易融资机制和支付方式机制进行传导;从金融渠道看,危机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国际债权债务联系、股权股利联系以及国际共同债权人进行传导;从预期渠道看,危机通过市场参与者心理预期变化进行传导。
参考文献:
[1]Gertler,M.,Gilchrist, S.&Natalucci.F.M.External Constraint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EB/OL],2001;02
[2]Kannan,P.&K・hler-Geib,F.The Uncertainty Channel of Contagion [EB/OL].2009;10
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5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关系；会计准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的原因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多数观点认为，是美国过渡信任和依赖自由竞争法则、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和消费者的过度债务化等原因导致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的元凶。那么，是否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了金融危机？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将何去何从？本文试从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公允价值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我们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一样，有着其固有的根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理论利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使社会的产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说，其实就是源于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飞速增长（追求剩余价值）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级贷款者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以及单个公司的有组织化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发展和创新）与整个市场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之间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当人们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疯狂和贪婪，埋怨次级房贷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费的时候，更应当看到这些所谓“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又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常反应，正是这样的制度才形成了这样的人性，危机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价值的含义和特征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我国财政部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特征
1.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我国新会计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公允价值在具体准则中体现为非主导性。正是由于这种非主导的地位，给公允价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2.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在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我国新会计准则设定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明确规定了公允价值的运用前提是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的计量”。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无视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必然会使公允价值失去其“公允”的意义，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纵观历次经济危机，分析其原因时，多少会有会计的因素，只不过不同的学者认为会计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权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人们认为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决策失误和信贷关系紊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成了受攻击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主因。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美国楼市泡沫破灭引起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相关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价格崩溃。而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要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开始显著缩水，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使得公司为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负债比率，需要甩卖各种可交易资产回收现金并偿还债务，但资产出售行为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关资产价格下跌，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而金融机构也开始缩小贷款规模，这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使金融危机快速扩大和加深。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下的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次贷是一个极富传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机后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观看待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2.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准则的缺陷。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它也是一场考验，说明它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有理论界先弄清楚了，实务界才有可能跟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其次，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市场条件。在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中，应鼓励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虽然公允价值并不就等于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最为客观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当前应努力培育各级市场，从而使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相对公允的市价信息，为公允价值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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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陆宇建.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7(2).
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范文6
首先，失当的经济政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宏观因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信息技术泡沫破灭后，美联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国的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再后来，随着美联储不断加息，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了巨额不良资产。究其原因，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负有主要责任。即低利率持续了过长的时间，是导致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的重要宏观因素。从财政政策上看，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由于长期财政赤字积累了大量的国债余额，使得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均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所以，从整体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稳健和适度，是维持宏观经济良好运行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次，监管不力或监管缺失是酿成金融危机的微观原因。对美国而言，监管不力或监管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商业银行发放了那么多次级贷款，并产生了大量以此为基础的衍生品，监管当局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没有进行风险提示，另一方面，投资者过度相信评级机构，以为它们买的有抵押债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级。由于对次贷产品的监管缺失，使得这种运营模式能够持续很长时间。而发放贷款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它们也没有压力进行认真的贷款审查，因为它们知道贷款发放以后，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将其以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形式再卖出去，它们不再对这些贷款承担责任。数次的买卖，使得很多机构手里都拿着有问题的资产，次贷危机的巨大风险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这些债券的持有者不知道这些资产的问题到底有多大。一旦风险暴露，市场恐慌性抛售就不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暴骤然发生。
第三，决策迟缓是导致金融危机传导和蔓延的主观因素。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财政、央行和监管当局没有得到及时授权，降低了危机救助的有效性。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像雷曼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发生危机后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一般而言，对于存款类机构，监管当局或者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对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对雷曼这样的非存款类机构，美国当局在救助的决策过程中产生了较大分歧，雷曼最终申请破产，造成市场的剧烈动荡，引起危机大规模蔓延。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北岩银行，由于监管当局和最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对这一银行的整顿救助过程缓慢迟钝，使危机向其他金融机构传导，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和更大的损失。
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再度恶化的“加速器”。在危机救助中，大量的债务从金融市场和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引发了债务危机。为解救危机，主要危机国家的财政提供了对金融机构的注资和援助资金，中央银行也提供了巨额的流动性资金。因此，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财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当这一比重过高时，市场对这些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产生怀疑，必然引起相关国债的价格下跌，而价格的大幅下降，进一步造成政府偿债能力下降，融资更为艰难，债务的还本付息更不可持续，债务危机由此形成。在一定的条件下，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了大量的债务，帮助一些机构渡过了难关，稳定了市场。但是，如果政府承担大量债务导致了债务危机的话，实际上有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动荡。背后的逻辑是：持有国债的主要机构是商业银行，如果国债价格大幅下跌，它的资产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流动性出现问题。前不久的希腊债务危机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可以说，上述原因导致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传导，并最终拖累了实体经济，在政府救助过程中又产生了债务危机，既有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特点，又反映出了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这次危机也影响了中国金融经济。如何在应对危机冲击中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需要我们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吸取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谋求在抗御金融危机上形成共识，有效建立新的国家发展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