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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1
［关键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就诊延迟；因素分析
Analysis on factors of affecting ADHD children to visit delay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fi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HD patients to see a doctor in a delayed time.Methods Pediatric patients (n=68） from the outpatient of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were enrolled in the research''who all met the criteria of the ADHD according to the DSM-Ⅳ''the family and environment scale（FES-CV）and self-mad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rents of the patients with ADHD.Results Sixty-one patients were involved into this investigation.All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multielement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were typing（Beta=-0.449）''attaining knowledge（Beta=0.369） and father’s culture level（Beta=-0.268） had significance difference.Conclusion There are 3 factors can affect the patients to get medical service''which according to high to low order is （1）the attention-deficit type;（2）lacking of chil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of parents;（3）low education of father.We should enhance the psycho education and advocate aiming at above mentioned problem.
［Key words］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child；visit delay; factor analysis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已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1］。目前已公认儿童ADHD可随年龄发展进入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也是成人主要精神障碍之一，并可伴有其他精神障碍和心理社会问题，导致学业、工作、婚姻、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功能损害。ADHD通常于7岁前起病［2］，而临床中患儿就诊年龄在9～11岁居多。就诊年龄明显延迟于起病年龄，造成治疗延误。近20年来，国内外对于ADHD的病因、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案等方面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但对延迟就诊因素方面的文献尚无报道。因此，本研究对影响ADHD患儿就诊延迟的相关因素进行了专项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尽量减少延迟就诊现象，力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病例来源 全部病例来源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门诊的ADHD患儿，取样时间为2004年3～7月。
1.1.2 入组标准 （1）符合美国精神疾病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诊断标准；（2）病程≥1年；（3）排除抽动秽语综合征伴随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排除其他功能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碍；排除器质性疾病所致的注意力障碍；排除目前患有严重躯体疾病。
1.2 一般资料 共调查病例68例，其中有7例患儿家属对调查不合作或未完成调查（10.3%）；最终接受并完成调查病例61例。其中男35例，女26例。发病年龄为2～7岁，平均（4.2±1.35）岁；就诊年龄为5～15岁，平均（8.67±2.04）岁。就诊延迟时间为1～10年，平均（4.48±2.23）年。
得知就诊途径消息来源：报纸宣传24例，杂志宣传3例，电视宣传6例，广播宣传1例，网上宣传1例，学校建议19例，亲朋好友建议7例；其中，媒体宣传占57.3%''亲友建议占11.5%，学校建议占31.2%。家长所欢迎的儿童心理卫生宣教的方式为医院社会宣教16例，学校宣教27例，电视宣教7例，报纸宣教8例，科普书籍1例，网络宣教2例；其中，媒体宣传占29.5%''学校宣传占44.3%''医院讲座占26.2%。家长认为有益于患儿心理健康的宣传形式为个人或集体心理咨询辅导20例，学校普查23例，学校科普宣传11例，电视4例，报纸2例，杂志1例；其中，建议心理咨询辅导占32.8%''学校普查占37.7%''学校科普宣传占18%''媒体宣传占11.5%。
家长关心的儿童心理卫生知识项目中，关心儿童人格趋向或气质的16例，关心儿童心理问题早期发现与防治30例，关心心理障碍诊治知识7例，关心情绪行为问题的8例；其中，有意了解儿童人格趋向或气质的占26.2%，希望了解儿童心理问题早期发现与防治的占49.2%，需要了解情绪、行为等心理障碍知识的占24.6%。
对健康概念理解准确的有25例（40.9%），不准确的有36例（59.1%）。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者8例（13.1%），未接触者53例（86.9%）。
1.3 研究方法
1.3.1 研究设计 （1）调查时间和方式：对2004年3～7月的ADHD患儿父母进行问卷调查。（2）所有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家庭环境资料、就诊情况资料等，均来自门诊就诊的ADHD患儿家长的无记名填写记录。（3）诊断及评价工具：①诊断标准：美国精神疾病和统计手册第4版（DSM-IV）；②使用工具：家庭环境量表（FES-CV）。自编简明就诊因素问卷。
1.3.2 统计学方法 资料及时整理，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t检验：比较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来就诊时间的差异。其中，未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与接触过心理卫生知识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家长不认为患儿有心理问题的与认为患儿有心理问题的比较，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家长自认患儿健康与家长认为患儿不健康的家庭中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次就诊于综合医院儿科与初次就诊于儿童精神科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心理卫生宣教形式项和有益心理健康形式项中媒体与学校宣传比较，患儿延迟就诊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家长对待患儿态度一致性、批评形式一致性、情感的一致性、家长对患儿情绪行为问题的情绪反应项以及反应的一致性、家长对患儿心理障碍治疗态度项、是否与老师交流项、是否认为被歧视项、是否忽略其他表现项、有心理问题是否就医项、是否就诊安定医院项的比较中，患儿延迟就诊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况下来就诊时间的差异。其中，不同分型的个性之间延迟就诊时间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见表1。其余所有分类资料（包括：得知就诊途径项、感兴趣的心理知识项、健康概念项、家长对待患儿态度项、批评患儿形式项、对患儿情感投入项、家长对患儿心理障碍的态度一致性项、家庭结构项、批评话题内容项、批评语气项、经济收入项、居住环境项、父亲职业项、母亲职业项）的延迟就诊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双变量相关分析 对问卷的资料进行简单相关分析，检验出对延迟就诊时间存在线型相关的因素。其中，父亲文化Spearman相关系数rs=-0.302，P=0.018；亲密度Spearman相关系数rs=-0.331，P=0.009；知识性Spearman相关系数rs=-0.310，P=0.015；控制性Spearman相关系数rs=0.305，P=0.017。
2.3 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来就诊时间的相关因素 将所有具有显著性意义及相关性的项目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检验出对延迟就诊时间存在线型回归关系的因素。其中，方程内选入3个变量：资料的确定系数修正R2值为0.472，对方程检验F=16.952，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标准回归系数（Beta）可见，3个自变量对延迟就诊时间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分型（X1）、接触知识（X2）、父亲文化（X3）。回归方程为：y=4.760-1.293X1+2.423X2-0.627X3。对方程内变量单独检验，自变量分型、接触知识、父亲文化对因变量延迟就诊时间有显著性影响，P值分别为0.000，0.000，0.009，见表2。 表1 不同分型均数的多重比较
表2 回归分析
3 讨论
ADHD是发生于儿童时期，与同龄儿童相比具有明显注意力集中困难（注意持续时间短暂）和活动过度或冲动的一组综合征。症状发生在各种场合（如家里、学校和诊室）。男童明显多于女童［3］，其预后并不乐观。患儿发病年龄多在3岁左右，就诊年龄多数为7～10岁。所以ADHD患儿存在就诊不及时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68例调查病例中有7例患儿家属对调查不合作而失访，占10.3%，说明有的患儿家长对就诊、儿童心理卫生和家庭环境问题关心程度不足。患儿发病年龄为2～7岁，平均（4.2±1.35）岁；就诊年龄为5～15岁，平均（8.67±2.04）岁；就诊延迟时间为1～10年，平均（4.48±2.23）年。由此可见，延迟就诊的情况有待于探讨。
本研究显示出不同分型对前来就诊时间的影响最大。而各分型之间来就诊时间差异也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以Ⅰ型最高，Ⅱ型最低。考虑Ⅰ型为注意缺陷型，其表现不易被家长所发现或并不认为是病态，因此患儿就诊延误。而Ⅱ型为多动冲动型，该型的表现易被家长发现而较早就诊。
家长是否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未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家庭中的患儿就诊时间明显延迟于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家庭（P<0.01）。未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家长缺乏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只看重学习成绩，误认为孩子学习好就行，而不注意儿童的综合素质培养、心理发育的健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高低，对于初露端倪的心理问题家长未予足够的重视，认为学习好可以取代一切，导致智商较高的患儿因学习成绩尚可而延误就诊。有些家长则认为ADHD患儿的某些表现只是孩子有坏习惯、淘气贪玩，或认为某些表现在孩子长大后可以自愈，而未能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提到治疗日程上，以致患儿就诊时间的延迟。
父亲文化程度是第三位的影响因素。虽然家庭亲密度、家庭知识性和家庭控制性未列入回归方程中，但考虑家庭亲密度、家庭知识性和家庭控制性与父亲文化程度有相互作用，故前三者可通过父亲文化程度因素起作用。由于我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因此，父亲的在家庭中的控制性较强，导致父亲的文化水准在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可能会影响家庭的知识性。因为知识程度低，不讲求生活质量而致使家庭亲密度也较低。可见，由低文化程度父亲控制的低亲密度家庭往往延迟就诊。这推测与家长缺少相关知识、忽略患儿的表现、讳疾忌医等情况有关，但具体原因有待于扩大样本进一步探讨研究。
Thomas指出，较早地使用中枢兴奋剂可缓解ADHD的症状，提高ADHD的认知功能，改善ADHD的行为问题，并在ADHD患儿与父母、老师及同伴的社会关系上起到良好地促进作用（如：服药后负性和攻击减少；同伴的接纳度提高；对儿童产生正性的影响等）［4］。Wilens也指出，如长期合理治疗，到成人时一般预后是好的，预后不好者占治疗组的1/5以下。一般有合并症者预后较差，所以加强干预和治疗该亚组是很有必要的。ADHD导致学校、社会、职业功能受损，且常有共病，包括吸烟、物质滥用。ADHD患儿一生都伴随功能减低和共病，大量证据都表明长期和短期治疗的重要性，而且长期治疗可以减少ADHD个人各种功能的减低。可见，如果患儿及时就诊接受治疗，预后就可能比较良好。因此，针对影响延迟就诊的因素，应采取相应措施，改善ADHD患儿就诊的情况。
注意缺陷型最不易被家长发现，未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家长和低文化程度父亲易造成就诊时间延迟较长的情况发生。从这些因素中可见，面向家长的儿童心理卫生知识的科普宣教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父亲的宣传教育应属重中之重。
本研究提示，对健康概念理解不准确的有59.1%。未接触过儿童心理卫生知识者86.9%。ADHD患儿家长认为有益于患儿心理健康的宣传形式为学校普查占37.7%''心理咨询辅导占32.8%''学校科普宣传占18%''媒体宣传占11.5%。可见，在学校中进行普查和科普教育以及媒体科普宣传应为今后工作中的重点。
因此，从学校的角度和社会媒体角度出发，对家长，尤其是担任父亲角色的男性，并对教师加强儿童心理卫生知识教育宣传的力度，增强家长、教师识别患儿患病信号的能力，提高患儿就诊率，早发现，早治疗，早受益。
中国17岁以下未成年人约3.4亿。其中，4.31%～5.83%的儿童有ADHD。在2004年国务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中，强调降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是重点工作目标之一。因此，加强儿童、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减缓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上升趋势，加强预防，提高就诊意识是儿童精神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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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2
[关键词] 儿童癔症；家庭支持系统；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 R749.73；R473.7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6）12-0101-04
Establishment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children hysteria family support system
SHEN Liying ZOU Xiaoyu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Hu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in nursing of children hysteria. Methods A total of 65 cases of children hyster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4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nursing， while patie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survey and analysis on family health knowledge awareness and health requirement， provision of family intervention manual， and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follow-up system， family education support system，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 The curative effects， demand and awareness of hysteria knowledge in families， and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on nursing of hysteria children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100.0% after intervention， which was only 84.4%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 Children hysteria； Family support system； Effect evaluation
癔症又称歇斯底里症，是由精神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内心冲突、情绪激动、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病个体引起的精神障碍[1]。儿童癔症，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心因性疾病[2]。由于儿童心理发育不完善，易受社会及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发病，反复发作对儿童的个性塑造产生不良影响。儿童最亲近的人是家长，家长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个性塑造密切相关，良好的性格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础。家庭环境及家长的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癔症患儿的性格改变及治疗效果。目前，儿童心理健康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3]。因此，我院急诊科为提高癔症患儿的治疗效果，建立了儿童癔症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并进行了有效的实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3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65例儿童癔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儿均符合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癔症的诊断标准[4]。家庭情况：单亲家庭22例，双亲家庭43例，独生子女54例，占83.1%。诱发因素：心理因素43例，躯体疾病7例，两者皆有15 例。儿童的性格特征[5]：平易型11例，麻烦型7例，发动缓慢型42例，中间型5例；临床表现类型[6]：转换型障碍45例，分离型障碍20例。住院时间最短2 h，最长6 d。所有患儿均未见神经系统病变。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33例，男21例，女12例，年龄7～13岁，平均10岁；对照组32例，男18例，女14例，年龄7～14岁，平均11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组行综合性护理干预，建立家庭支持系统，包括家庭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与健康需求调查分析、家庭干预手册的建立、家庭随访体系的建立（知识宣教、应急处置能力、与患儿沟通技巧、家庭教育支持、心理支持）。
1.2.1 家庭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与健康需求调查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为自行设计，经反复修改，并行调查，证明有可行性，患者家属问卷包括癔症相关知识的需求及了解情况，问卷发出42份，回收41份，回收率97.6%，有效问卷40份，有效率97.6%。
1.2.2 家庭干预手册的建立 根据患儿和家属不同的文化程度和学习需求、接受能力，确定家庭教育的目标，制定个性化干预计划。由患儿家属协助实施家庭护理干预并反馈落实情况。
制定家庭教育手册，发给患儿家长，着重对患儿家长进行癔症知识的宣教，提高家长对患儿心理需求的认识和疾病发作时的应急处置能力；帮助改进家长与患儿的沟通、普及癔症知识，消除高危诱发因素。
1.2.3 家庭随访体系的建立 对儿童癔症患者采用门诊随访调查及电话随访。出院后半个月、1个月、3个月、半年各随访一次。在随访的过程中，除了解患儿病情的转归情况外，同时对患儿及家长进行疾病的家庭干预。针对不同的患者实施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干预内容：①知识宣教 与患儿及家长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给予患儿适当的保证，但切忌过多讨论发病原因。针对不同癔症表现形式，选择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方法。在进行暗示干预过程中，了解患儿的既往发作史及应急干预措施。与患儿建立互信关系，争取患儿的充分信任，培养患儿各种兴趣爱好，让患儿多参加学校社会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指导家长平时注意让孩子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引导家长改进家庭教育方式，教育父母避免过分宠爱子女，改变儿童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征，对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应予拒绝，从而帮助患儿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②应急处置能力 对癔症性情感暴发的患儿首先在心理上给予安慰支持，增加患儿的信任感，以消除紧张情绪，鼓励患儿主动诉说，给患儿提供情感发泄的机会。而以痉挛发作、瘫痪、失明失聪、失音为主的转换型癔症患儿可采用心理暗示疗法，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患儿感兴趣的事物或让患儿暂时离开当时环境。并告知家属癔症发作时应镇静自若，避免过分关心和热情，避免惊慌失措，正确认识并积极面对疾病的发生。③与患儿沟通技巧 发生癔症的患儿通常性格怪癖，缺乏沟通。首先向家长了解患儿的性格特点、发病诱因、家庭及社会环境等，指导家长采用心理疏导方法，巧妙地进行言语暗示，鼓励患儿说出内心想法与矛盾，消除患儿的紧张焦虑情绪，使患儿心理放松，从而转移患儿的注意力。
1.2.4 家庭教育支持系统 对家庭成员进行健康教育，动员家长帮助儿童建立健全的人格。教育患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患儿的父母及其长辈不要对小儿过分溺爱、迁就，对某些不正当的要求应予拒绝。儿童时期是性格发育的最佳时期，小孩最好由父母照顾。单亲家庭要注意孩子的心理发育，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学习成绩差、压力重的儿童，告知老师和家长要进行正面疏导，了解患儿心理，并给予心理安慰，避免使用负性语言，以减少病情发作频率。
1.2.5 心理支持系统 儿童癔症治疗的关键在于纠正患儿和家属的心理障碍[7]。具体包括：①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主动接近患儿，通过与患儿及家长交谈，了解患儿的个性特征、家庭环境及学习、生活情况，使患儿心理放松，缩短护患距离，建立亲密的护患关系。②情绪管理：根据患儿和家属不同的文化程度、社会背景，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儿和家属讲解相关知识，充分了解患儿存在的心理问题，并针对患儿的心理问题提供个体化的心理支持治疗，如使用安慰、关心、指导、建议等积极性的语言进行心理干预。针对患儿不同的认知程度给予合理恰当的解释，指导患儿进行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减轻心理压力。③行为疗法：根据病情教会患儿及家属以音乐、暗示等方法转移注意力，缓解恐惧、紧张等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④家长的心理干预指导：安慰疏导家长，向其介绍癔症发病的诱因、病情特点和预后等相关知识，取得家长的信任及配合，鼓励家长与医护人员共同探讨诱因并配合医生对患儿进行相关检查，以明确诊断疾病并进行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定参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CMD-3）有关标准[4]。痊愈 ：临床症状全部消失，社会功能恢复；好转：临床症状基本消失，社会功能部分恢复；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或恶化，社会功能受损明显。总有效=痊愈+好转。
1.4 观察指标
观察患儿治疗后心理和行为的改变、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了解家长对癔症的认知程度。进行统计学分析，判断家庭支持系统对癔症患儿的积极影响，为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提供证据支持。
1.5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 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
干预组疗效显著，总有效率100.0%，明显优于对照组（8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儿治疗效果比较[n（%）]
2.2 家庭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与健康需求调查分析
表2可见，有2/3左右的家属对癔症知识一无所知，很多家长表示对儿童癔症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也不知道该如何为患儿的心身健康提供有效帮助和支持，反而会因自己的无意行为和言辞不当对患儿产生不良的暗示作用而加重其病情。
表2 家庭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与健康需求调查分析[n（%）]
2.3家庭支持对癔症患儿治疗效果的影响
家庭支持系统中家属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配合情况以及家属对治疗过程的参与情况对癔症患儿康复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儿童癔症属于一种心因性疾病，是由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没有任何器质性疾病基础的躯体症状和某些精神症状。心理刺激因素诱发的占81.1%，其中以家庭、学校矛盾占首位[8]。大多数患儿在负性精神因素作用下急性发病，如委屈、气愤、紧张、恐惧等均可导致发作。此病的临床症状复杂多样，具有明显的暗示性，起病突然，症状消失快，有明显的精神刺激因素；患者大多有癔症性格特征，体检及实验室检查均无异常。儿童癔症的发生，可能与儿童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有关。父母的教育方式、伙伴关系、学校氛围、师生关系等外在因素对儿童的心理发育过程都有阶段性的影响。儿童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亲情的缺失、教育的缺位、社会支持的缺乏，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行为问题[9-12]；儿童癔症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13]，考虑有以下原因：①学校因素：学习负担过重、对学生的要求过严以及不良的体罚形式，使外界压力与患儿心理承受能力产生偏差而导致发病。②家庭因素：父母离异、家庭不和致儿童心理发育障碍；家长对子女有望子成龙心理，施于儿童过重压力；家长对独生子女过于娇惯。③个性特点：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易接受暗示或自我暗示。④竞争性的教育方式使儿童之间彼此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易形成任性、自私、偏激、孤僻等消极情绪，因此一旦遇到不良事件，如父母外出打工、吵架、考试、老师批评等刺激，便会导致癔症的发生[2]。因此，家庭支持系统的建立对患儿的治疗康复影响较大。从小加强儿童情商培养，尤其是孩子独立性及承受挫折能力培养是预防儿童癔症最关键的因素[14]。本研究发现（表1），系统性、综合性干预癔症患儿可收到明显疗效，干预组的总有效率达100.0%，明显优于对照组的84.4%。从65例癔症患儿发病的因素来看，心理因素是主要原因，表2中可见大多数家长对癔症知识缺乏。因此，疾病宣教和干预指导对癔症患儿及其父母都至关重要。建立家长与患儿的互动模式，让家属理解患儿的病态言行是疾病所致，不是装病演戏，避免使用刺激性语言和不良暗示，减少对患儿心理的负面影响。改善父母不良的教育态度和教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正确对待各种冲突和挫折，帮助患儿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发展，养成儿童良好的性格，对本病的康复和预防复发也有一定意义。
从表3中可见家长的支持和参与对治疗效果有明显影响，而对治疗效果影响较大的是家长对医护人员的信任程度。本研究中有10例不配合的家长，由于他们对癔症知识缺乏，表现出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感，在患儿面前往往表现出消极焦虑情绪，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引导家长在患儿面前表现出积极、稳定的情绪，鼓励他们多花点时间陪伴患儿，不要当众谈论患儿的病情[15]。指导家长配合医生做积极的暗示，提高患儿的依从性，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在治疗前，医护人员与家长必须进行有效沟通，在沟通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言辞规范，更要关注到语调、态度、表情等非语言行为的得体，向家长详细介绍该病特点及治疗措施，以及治疗该病的成功经验，让家长获得认可。同时鼓励家长参与治疗过程，增加患儿安全感，而且对患儿也是一种积极暗示，让患儿真正感受到家长的关心，为暗示治疗提供良好的基础[16]。
综上所述，儿童癔症的治疗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干预模式，除暗示治疗外，还要高度重视家长在儿童癔症心理治疗中的作用[8]，重视亲子之间交流的沟通方式及健康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儿童癔症的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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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健康宣教范文3
【关键词】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健康教育；干预性研究；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9 R 51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1-0008-03
艾滋病广泛流行对儿童青少年影响显著。仅2007年一年，全球就有42万15岁以下儿童新感染艾滋病病毒（HIV）［1］， 2003年已有超过1 500万儿童成为艾滋病孤儿［2］。与之相比，为数更多的则是那些未感染HIV也尚未因艾滋病致孤但同样受到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其中包括与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共同生活及家庭中无感染者但生活在艾滋病高发社区中的儿童［3］。他们都因艾滋病的打击而处于脆弱的边缘状态，故称其为艾滋病孤儿及脆弱儿童（AIDS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VC）或受艾滋病影响儿童（children affected by HIV/AIDS）。艾滋病特殊敏感性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存在诸多身心健康问题。国内外研究均发现，成为艾滋病孤儿是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重要预测因素，如抑郁、焦虑、失望、自尊水平下降甚至自杀意念等［4-9］，并导致生活质量下降［10］。
本研究针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身心健康脆弱性特点，以学校为基础开展参与式生活技能教育干预并评价其有效性，以此探索我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适宜健康干预模式，为相关健康促进工作及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经验与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艾滋病高流行区――河南省某县艾滋病孤儿相对集中的1所中学4个班级，其中2个班104人为干预组(男生63名，女生51名)，另 2个班105人为对照组(男生53名，女生62名)。2组均包括艾滋病孤儿。为避免给孤儿带来额外心理负担，本研究将全部对象纳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范畴，进行整体分组、干预与效果评价。经检验，2组在性别、年龄、是否住宿、学习成绩及以前是否参加过其他艾滋病宣教活动方面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干预模式 根据参与式生活技能教育特点，自行编制《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生活技能教育》教案，各模式主题与教学目标如下：(1)让我们认识艾滋病。目标为掌握艾滋病流行概况、危害及病程,培养平等交流与表达能力。(2)其实艾滋病并不可怕。目标为掌握HIV传播途径与预防方法，识别危险行为，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能力。(3)如果我是他/她。目标为培养使命感与责任感，培养关爱、理解与反歧视态度，培养同理与共情能力。(4)我真的很不错。目标为增强学生自尊、自信与自爱，培养自我认知与决策能力。
上述教案设计以学生为中心，以参与式、互动式教学为主要方式，通过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鼓励学生参与，配合课外阅读材料以强化相应知识、技能。
1.2.2 干预评价 针对干预内容及教学目标，编制如下效果评价工具：(1)艾滋病知识与态度问卷，含20个艾滋病知识条目与14个关爱态度条目，知识得分区间为0~20分，态度得分区间为0~14分；(2)Rosenberg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得分区间为10~40分，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3)个人评价问卷（Personal Evaluation Inventory，PEI），得分区间为54~216分，得分越高，自信水平越高。
1.2.3 统计分析 使用EpiData 3.1双录入建立数据库，SPSS 11.01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干预前后艾滋病知识、态度、自尊与自信水平比较 见表1。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学生艾滋病知识、关爱态度水平较低且各条目正确应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0个知识条目中，2组均仅有9个条目答对率超过80%；14个态度条目中，2组分别有5个和6个条目选择积极态度比例低于80%。知识、态度、SES与PEI量表总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艾滋病知识、态度、自尊与自信基线水平一致。
干预后，干预组知识、态度水平明显提高：19个知识条目答对率超过80%，其中17个超过90%并有15个条目答对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3个态度条目选择积极态度比例超过80%，其中11个超过90%并有7个条目选择积极态度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后，干预组知识、态度、SES与PEI量表总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效果明显。
2.2 不同性别学生干预前后艾滋病知识、态度、自尊、自信水平比较 如表2所示，干预前男、女生知识、态度与自尊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自信基线水平显著低于女生。干预后，男、女生知识、态度水平依然一致，而男生自尊、自信水平均显著低于女生。
男、女生干预前后知识、态度、自尊与自信提高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男、女生在上述方面提高程度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男生在干预后自尊水平提高不显著。
3 讨论
随着健康教育研究不断深入，参与式教学被证明适合在敏感人群中开展敏感问题教育，如生殖健康与艾滋病预防教育等。共同参与教学活动与平等活跃的氛围使受教育者将更多注意力投入到教学过程中而不是敏感问题本身，避免受教育者因过于专注自身而感到不安［11］，这也使它成为在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尤其是艾滋病孤儿中开展教育干预的适宜模式之一。同时，生活技能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受教育者的心理社会能力，并建立健康信念与行为模式［12］。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特殊健康需求转化为生活技能不足，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活技能干预，其效果将比传统教育内容更为显著。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参与式生活技能教育模式进行探索研究。
前期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基线调研结果表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遭受更多歧视与不公，出现自尊水平下降、抑郁情绪增多等心理问题。因此，本研究将艾滋病知识、关爱态度、自尊与自信4方面作为主要干预内容，使青少年在深入学习艾滋病知识基础上，建立对艾滋病病人、HIV感染者及其自身积极、正确的态度，提高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心理社会能力及相应生活技能。上述干预内容符合干预对象最紧迫的健康需求，具有良好针对性与可接受性。
此次干预选择艾滋病孤儿相对集中的学校，采用整群抽样，被抽到班级所有学生均接受干预或对照组问卷调查。在抽样与干预实施过程中对艾滋病孤儿不予识别而进行干预组与对照组整体比较以考察干预效果，避免公开孤儿身份或引起关于分组方式的猜测而引入对艾滋病孤儿过分关注甚至歧视的可能，最大程度地消除了艾滋病孤儿压力与不安，保证了理想效果，增加了干预的可接受性。
“四免一关怀”、“两免一补”及一系列艾滋病孤儿支持性政策确保了孤儿较高的入学率且所在学校分布集中。因此，在艾滋病高发地区，以学校为基础实施健康干预具有投入小、易开展、覆盖广的优势。学校稳定的教学环境与学生较高的关注与信任程度也决定了在当前条件下开展各项基于学校的健康促进工作可行性与可持续性较强。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在知识、态度、自尊、自信方面水平均较低且基线水平一致。通过干预，干预组上述各方面显著提高，通过4个模式的参与式生活技能教育，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关爱与反歧视态度、自尊与自信水平均显著提高，实现了主要干预目标，达到了预期干预效果。
性别通常被认为是教育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效果评价中，对男、女生间差异进行比较。干预前，男、女生知识、态度与自尊水平一致，而男生自信水平却显著低于女生。这与其他研究男生自信水平高于女性结论［13-14］不符，但与干预前基线结果一致。经过访谈发现，我国男性为主的家庭结构导致部分年龄较大的男性艾滋病孤儿取代故去单亲甚至双亲成为家庭主导，承受着与年龄段不相符的身心压力，对其青春期的心理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导致比女性孤儿更显著的心理问题，如自我认知水平下降等。提示我国艾滋病高发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存在共同性别特点，即男性比女性更脆弱，更需接受心理支持等健康干预。必须在干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对男生更加关注，使之获得比女性更大的提高幅度，才能最终消除性别差异。
综上所述，基于我国艾滋病高发区实际情况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健康需求，以学校为基础，以参与式教学为主要形式，以生活技能教育为途径，以艾滋病知识、关爱态度、自尊与自信为主要内容的健康干预模式，具有良好适应性与有效性，可进一步探索与推广。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顽固性与反复性，因而应注重长期干预、多途径强化，以巩固、拓展干预效果。干预过程中，不可将艾滋病孤儿单独分组或特殊对待，并应遵守保密原则，以避免给孤儿造成心理负担甚至造成新的歧视［15］，且男生应被给予更多关注。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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