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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1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2
【关键词】产品定价 马克思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联合解释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并存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门见解非常不同的学科，首先它们的阶级立场不同，分析的结果必定也不相同。但二者都共同用来解释现实，中国的学生既学习马克思经济学，又学习西方经济学，可见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可取之处。因而在商品的定价这个问题上，看看这两种理论分别怎么说也未为不可。
西方经济学是在完全不抱有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构建其理论的。而在系统地学习《资本论》时，可以看到马克思贯穿于全文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我们要明确的是资本论的研究目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批判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理论对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功不可没。
马克思本人也十分强调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虽然其剥削的本质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存在，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早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更有人性色彩。现在这个时代与马克思那个年代不同，由于竞争的存在，资本家已不单纯地只会剥削劳动者，他们还要考虑企业的长远生命力，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工人也不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接受剥削，有一部分工人有生产资料而自愿选择工作，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也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如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心理的满足，社会的承认，等等。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完善的激励机制可以使工人和资本家由于在某些方面拥有一致利益而共同想要把企业办好。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作用必然会受到重视，它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也就是在寻求整个社会的更高福利水平。
所以，两种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前提和结论，却有同时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应当对其本着兼收并蓄的精神，采取批判地学习的态度。
二、对价格现象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其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是由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一定量的两种商品相交换，是因为包含在二者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当正确的，科学地解释了价格的载体及根源，并考虑到供求关系是影响价格的因素。相比之下，在价格形成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完全避开了价值的载体这个问题，而是直接由供求曲线的交点得到均衡时的产品价格，供求关系成为决定价格的唯一因素。马克思的理论故然正确，但若仅仅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产品的定价，恐怕是不足够的。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能决定产品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言，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具体怎么波动，《资本论》没有详细谈及，在这点上，西方经济学丰富的价格理论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首先，同种产品价格的差别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没有矛盾的。为了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先剔除剥削的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买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从而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基础。按此，假如抽去劳动力的买卖，一切商品就应该是按等价交换的了。然而，劳动者凭借同样性质的劳务，比如，一小时的洗碗服务，在有的地方可以拿到10元钱的报酬，而在有的地方只能拿到5元的报酬。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涉及买者的支付意愿，商品的价格还要看其为买者带来的效用。同样是洗碗，对高收入而又忙碌的金领阶层来说，机会成本很高，他们愿意支付高价雇人洗；而对一般收入的家庭，则只愿付很低的价格，否则就自己洗。这与劳动价值论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价格的不同，而不是价值，可以认为这两份报酬不同的一小时洗碗服务的价值是相同的（耗费在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同），效用从而人们的支付意愿则为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依据。
同理，厂商对同种商品的不同消费群体施行的各种价格歧视策略也可看作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一种正常现象。西方经济学避开劳动价值论不谈，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就是只能把两种商品价格的区别完全说成是供求引起的，今天它们的价格悬殊是这样，明天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情况，波动得多离谱都有可能，没有一个中心可言。而马克思所说的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意味着长期看来价格的总体水平与价值是一致的。笔者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如果商品甲的价格长期地处在一个比商品乙的价格更高的水平上，就可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甲具有比商品乙更高的价值，即前者耗费了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不同的是，价格蕴含了许多不可单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作用于供给和需求，通过供求变动来影响价格。于是，对某个价格的分析，首先要分析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决定价值的因素，继而分析影响供求关系的种种影响价格的因素。
而某种商品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当从最根本的源头算起，即这种商品从没有到有的全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社会劳动。举例来说，不能因为上衣是由棉花加工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同）生产出来的，麻布是由麻纱加工10小时生产出来的，就认为一尺麻布的价值是上衣的两倍。事实上，耗费在上衣上的社会劳动远不止加工棉花，还要从棉花的种植、收获，甚至棉种的采购算起，要从这一最基础的源头，即原材料最初由自然界获得算起，如何从自然界一步步地通过劳动最终生产出上衣来，这整个过程中所耗费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上衣的价值。接相同方法得到的麻布的价值后，二者才可以比较。
对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从消费者的效用入手。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就是厂商的生产成本曲线，效用则衡量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以反映到需求曲线上来。这里之所以单讲消费者的效用而不提生产成本，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在避开了剥削本质的同时，也就避开了供给曲线中厂商追求利润的加价空间，事实上厂商并非是完全按照生产成本来作供给曲线的，价格必须在成本之上的一定水平，厂商看到有这个利润空间才会愿意提供一定单位的产品，没利润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西方经济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所建立的阶级基础就不同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本文是同时采用两种理论来解释价格的，生产成本曲线的不适用所造成的空白已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填补。
下面，笔者试着按照自己设想的这种思路来分析餐饮业的定价，以此为例。
同样是餐馆，环境优雅的、品牌名声响的、菜品风味独特的就可以打出昂贵的菜单，而普通的小餐馆饭菜价格则便宜得多，这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因而可以认为前者具有更大的价值，才能反映为较高的价格。从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看，高档餐厅的室内设计与布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优质的服务水平，独特的烹饪手艺，等等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晶，反映了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因而有一个较高的价格中心水平（即价值）。这同时体现为更高的生产成本，加之商档餐厅一般会索要一个更高的利润水平，在这个利润空间的加价上形成生产者的供给曲线；消费者在高档餐厅吃饭，将会由于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和美味的菜肴中得到更高的效用水平，从而支付意愿更高，反映为右移的需求曲线。供求曲线的结合便可得到一个高于普通餐馆要价水平的价格，这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方面。价值和这种波动共同造成了我们看到的价格水平。可见高档餐厅的高价位现象，可以由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论的结合来提供一点解释。
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产品差别定价上。对于同一种产品在同时同地对不同类群的消费者的区别定价，即各种类别的价格歧视，如民航机票的票价就分为头等舱、二等舱、折扣机票，商家提供一定的折扣券等促销活动，实际上就是通过辨别出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效用水平即支付意愿，从而制造不同的价格波动。
三、对学习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点看法
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是相当正确地，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自然要有些发展，这种精神我们从《资本论》本身所运用的发展的分析方法亦可体会到，马克思也考虑到无产阶级地位提高的情况，并警告世人不要被这种表象所迷惑，尽管他看到的只是他那个年代的情况。诚然马克思经济学是“一家之言”，但它之所以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亦在被世人不断地完善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有许多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在深刻地毫不畏惧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裸地剥削关系之余，也与他的阶级立场无不相关。他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本身就有深刻的阶级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马克思在此是劳动的人格化，既然都带有人格色彩，言辞也许偶尔会有些许偏激，因为他要捍卫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但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都是正确的，学者首先要对自己的正确理论怀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才能试图用它说服他人。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确实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帮忙说话的。举例来说，李嘉图提出的国际贸易贸易模型是从一国总体效用来考虑的，认为贸易会使双方国家都从中得到好处，从而提倡国际贸易。事实上，李嘉图知道国际贸易会带来的国内收入分配后果，但他本人当时是一个伦敦商人，他站在自己的资本家立场上，选择了用一个不考虑贸易在国内不同要素间的收入分配后果的模型来展现自己的观点。这样，通过强调贸易对一国总体的好处，他为资本家这个特殊群体谋求到更多利益。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可以看成是一种用经济理论游说政府政策的狡猾的策略。所以我们在学《资本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批判，初看起来简单的东西，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值得研究，不得抓住从他的理论本身导出矛盾来他的观点，就不能轻易否认马克思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经济学系《资本论》教研室.资本论（选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3
[关键词]《法哲学原理》；劳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46－05
王文臣(1976－)，男，上海政法学院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上海 2017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本论(含手稿)》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项目批准号：11YJA710029)、上海政法学院院级课题“‘大思政’下的哲学通识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的结合机制”(项目编号：DSZl211)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黑格尔晚期唯一的正式出版物，《法哲学原理》被视为代表成熟时期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诸如法的关系、财产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尤其是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释。黑格尔自耶拿时期便开始研究劳动概念，继而涉及国民经济学，又在《精神现象学》中得以深刻阐发，从而最终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系统论证。马克思在1842—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着手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看法做出批判，直至最终彻底颠覆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使哲学重新奠基。这个重新奠基的过程便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示的哲学革命及其成果。
可见，深入分析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劳动概念，对于领会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即切实领会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对当前改革与建设的指导作用。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劳动概念的全面阐述
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便开始研究“需要的体系”这一问题，可看作是对劳动概念的最终探索。“一般情况下，需要的体系已被视为一个高于普遍的自然依赖性的系统。人们自身的劳动或满足需要的能力不能完全满足自身需要，这就需要一个异己的力量来满足自身需要。”黑格尔在这里就已经看到劳动创造产品对人类生存的作用，他利用需要——劳动(交换)——满足的论证方式来阐述劳动的存在论意义。劳动在这里不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中介，倒可以说是人的存在之根本确证方式，在存在论之根基处显示出劳动的根本意义。这为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在《法哲学原理》中阐明所有物——契约——不法等环节作了准备。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需要的体系”做出更为完整的论述，他指出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两个因素：(1)自身劳动或他人劳动所创造的外在物，马克思称其为“物质生活本身”，自身劳动的产物是他人需要的对象，同样，他人劳动所获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对象。黑格尔这种论述符合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市场、分工以及交换等观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影响。(2)个体之间满足互相需要的“中介”是劳动。“通过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这里，需要的满足是满足主观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这种满足跟别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是从现实社会的经济活动——生产劳动——开始来论证整个经济活动，黑格尔在这里同样也是坚持这种观点，也认为劳动是满足个体之间需要的中介。因为没有这个中介，就没有满足需要所需的客体；同时，失去这个中介，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复存在，需要的体系或说市民社会从何谈起呢?如果每个个体都没有劳动活动，那么满足彼此需要的对象——那个后来被黑格尔称为“一般社会财富”又怎样产生呢?因此，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指出：“每个人的劳动就其内容来看是一种为一切人的需要的普遍的劳动……也就是说，劳动具有一种价值；他的劳动和财产并非对他个人来说的那样的意义，而是对一切人来说的那种意义。需要的满足是一切人相互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依赖性。”这里，黑格尔强调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及其产品实现相互满足的依赖性，而且称其为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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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诞生的100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在西方国家，与新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大。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着作《资本论》，探讨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经典着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着作，是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资本主义制度建立100多年来积累的大量详实的材料和史实的基础上写出的。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但是距《资本论》出版，现在资本主义又发展了‘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大生产，服务业在国民产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无产阶级摆脱了极度贫困化，整个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时资本主义家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宏观管理，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风潮的平息。这种种马克思未曾也无法预见到的历史变化，致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那么我们还能如何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纲领，它坚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随社会条件变化而发生调整具有灵活性的保护带是什么?它规定着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启发是什么?它在调节适应当前的经济社会现状的变化中反面启示的作用又是怎样?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的研究结果来回答《资本论》的硬核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研究的是经济制度(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探讨了经济制度，也探讨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及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在再生产理论中也有关于资源(生产资料)的有效配嚣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经济学巾的制度经济学也探讨经济制度的问题。所以这种区分不全面：也有人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本质，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化，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日常现象。也不全然是这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研究了货币，信用，工资，生产价格，及利润，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现象，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本质的研究也脱离不了对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还有人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而两方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建设性建议的学说。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例，对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为其处方的开出做了很大的贡献，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相对过剩的危机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这一层面来说，两方经济学某些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以《资本论》对资奉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基础。我认为以上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都没涉及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说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我们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撇开具体的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也用到过的方法，就是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唯物的观点，辨证的观点，发展放入观点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资本论》小可动摇的，它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纲领的硬核。而两方经济学却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观感受的偏好效用这些主观分析的基础上。当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一部经济学着作，它在经济学理论层次上的一系列理论中，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本。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它理论的基石，是坚持马兜思政治经济学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是人类生活永恒的状态。劳动价值论将社会财富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的联系起米了。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而这也是根本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萨伊的”三位一体”价值理论的。很多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学者都认为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才能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沦》的硬核是：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学习继承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扞卫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其它的理论都是它的保护带。如分工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地租理论等等。它们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相应的可以做出调整。如对生产性劳动的划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性劳动范围应该扩大。再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壮大和国家调控的加强及社会文化的提到，它将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了。再如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和行业，像信息产业，服务行业，它们会阻止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个社会的有机构成，从而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也需要调整。所以说当这些理论碰到与当今现实看起来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释时我们不该气馁，不该就放弃，而应该对其调整和发展。这也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品质，唯物史观的矛盾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用当下的话说就叫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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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
4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劳动经济学现象范文6
[关键词]自愿性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就业部门；结构分割
[中图分类号]G5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165-03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面市场化的就业机制下，我国大学生失业问题凸显。自2002年起，大学生就业率整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非公开失业群体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6年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五”期间高等学校共向社会输送了1000余万毕业生，“十一五”期间将有2500万以上毕业生需要就业。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有大量大学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未来几年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速度之间将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意味着整体上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现实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因此，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大学生失业将始终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常态现象，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们发现，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出于种种考虑，放弃已有的工作机会，选择自愿性失业。在这一行动背后，虽然体现着求职者的经济理性，但同时具有高风险性，即存在着求职者从自愿性失业转变为非自愿性失业的可能，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大学生这一行动决策，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值得学者挖掘和研究。
二、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于求职行为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两条解释路径。一种是经济学的解释路径，经济学者认为，求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外部劳动力市场问题一劳动力与其工作岗位的匹配过程。正统经济学观点将劳动力视为不受他人干扰和影响的独立的原子个体，劳动力与工作岗位的匹配是这些人在市场渠道中进行的经济理性选择。区别于经济学的另一条解释路径是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劳动力市场现象，这类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行为嵌入于求职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之中，同时这种网络又受到宏观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制约。求职者作为一个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成员，其行动受社会现实的约制，同时其本身也在改变社会现实。
国内关于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采用第一条解释路径。一些学者运用劳动经济学的职业搜寻理论、保留工资理论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分析了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动因(吴克明、赖德胜，2004)，并将大学生的这一行动选择归结为一种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是人力资本拥有者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市场渠道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结果。
社会网理论是社会学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人们求职行为研究的主流分析范式。所谓社会网络分析，也被称为“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具体是指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并分析这种现实发生的纽带关系对人、对组织所产生的影响。社会网分析范式关于求职的经典研究主要存在三个理论视角：格兰诺维特的强弱关系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以及博特的结构洞理论。近年来，国内运用社会网分析范式研究求职者求职行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更多关注下岗职工和农民工这两大弱势群体，并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社会资本”和“关系”对这两类群体人员的求职行为发生着重要作用(李培林，1996；王汉生等，1997；渠敬东，2001；边燕杰，1999)，相比较，学者对于大学生群体的关注程度相对较弱。另外，从分析的内容来看，学者们更加关注失业者的求职过程，关注求职者求职时所采用的手段或求职渠道本身(如“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资本”)的不同效用(风笑天、赵延东，2000；赵延东，2001；李培林等，2000；顾东辉，2000；桂勇等，2002)，鲜有学者从求职的一种结果――即失业角度追寻社会网所发挥的作用。
三、自愿性失业概念的厘定与辨析
自愿性失业是“非自愿性失业”的对称，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提出的经济概念，指工人由于不接受现行的工资或比现行工资稍低的工资而出现的失业现象。自愿性失业者不同于自愿性不就业者，前者愿意工作并且有工作机会，只是对已有的工作机会不满意而暂时不工作，后者则不论是否有工作机会均不愿意工作，这一部分人不称为失业者，不计入劳动力人口范围。本文把自愿性失业界定为一种不满足于已有的工作机会而继续寻找工作的失业现象。
四、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原因探悉
1．微观视角：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性原因分析。经济学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了原子式个体行动背后的经济动因。职业搜寻理论假设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同企业支付给同一个求职者的报酬也不相同。因此，为了获得待遇最佳的工作，求职者必须花费时间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直到搜寻时间达到最佳点――搜寻时间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前，继续搜寻就是一种理。然而在这个搜寻期内并非大学生没有工作机会，只是他们预期继续搜寻会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拒绝已有的工作机会，这种到达最佳搜寻时间长度时期的失业就是一种自愿性失业。保留工资理论认为求职者在职业搜寻开始前，对预期工资水平会有一个最低心理价位，并对搜寻时间作好了心理准备。当他在市场上寻找工作时，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条件超过他预定的价位，他就接受，否则就会出现因拒绝而导致的自愿性失业。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工资高、工作稳定性强、职业前景好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和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缺乏保障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由于这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性强，特别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逆向选择的问题，因此，许多大学生因拒绝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使自己处于自愿性失业状态。
总之，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具有完全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以经济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决定其行为。按照劳动经济学的上述理论观点，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考虑到雇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职业搜寻的机会成本问题，人力资本拥有者为了实现个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短暂的自愿性失业选择是个体经济理性的表现。经济学这种对于个体行动背后经济动因的探讨，从微观的视角揭示了原子化个人自愿性失业背后的原因。
2．中观视角：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制度性原因分析。职业搜寻与决策实际上是求职者与雇主之间的互动，在这个雇佣模型中，雇佣双方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影响另一方，因此，为了深层次地理解求职者的行为，必须将雇主纳入到分析的框架
内，考察组织的雇佣制度对求职者行为的影响。
在转型期的中国，劳动配置尤其纷繁复杂。社会学对劳动力市场分析的“再分配一市场”框架，以及经济学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都显得过于简单，无法准确地把握各种组织的劳动力市场运作。因此，借用Robert Moffitt教授分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观点，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及就业部门的制度特征，可将中国城市的就业部门划分为六个大类：公共部门Ⅰ(国家机关)、公共部门Ⅱ(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非正式部门。这六种类型的就业部门在工资制度、人员招募渠道、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完整性以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等人力资源制度方面都呈现较大的差异(见表1)。
首先，由于公共部门、国有及控股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工资高、福利待遇好，因此存在着因等待进入这些部门而形成的自愿性失业；其次，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角度来看，由于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增值，长期闲置甚至会使人力资本逐渐贬值，因此考虑到个人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问题，许多大学生会放弃那些对人力资本专用性要求不高的就业机会，形成自愿性失业；最后，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代表的就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明显，人员雇佣市场化程度低，对于作为“局外人”的求职者来说，只能通过非市场渠道――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相关的空缺职位信息，甚至必须利用个人人际关系所提供的人情帮助才能获得这些部门的就业机会。因此，当求职者具有相应的社会资本时，就会考虑机会成本问题，放弃可能的工作机会，等待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人情运作，从而使自己处于自愿性失业状态。
3．宏观视角：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结构性原因分析。传统的户籍制度一直是制约劳动力市场流动的瓶颈，以“国有部门”为代表的保护性劳动力市场采取了高度保护本地劳动力、严格控制“外来劳动力”的举措。此外，尽管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被打破，但是一些就业部门仍然呈现出“集团性垄断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进一步造成了就业部门的结构性分割，这为人们继续持有“单位情结”提供了温床。最后，中国文化中求稳、求安定的行为特征，使得一些求职者在就业选择时仍表现出了明显的“所有制偏好”。因此，尽管当代大学生受到了新时期的思想熏陶，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形成的职业观念仍对其就业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大学生自愿性失业行动不仅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而且受到宏观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的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