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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1
一、未来五年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未来5年，是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央对北京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北京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需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和管理定势，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挑战；另一方面，北京市过去固有的特大“城市病”仍然是困扰北京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需要持之以恒加以解决。北京市未来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必然面临多重复杂环境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规模增长与人口调控不确定性的挑战。过去的20年，北京市人口规模出现了井喷式增长。199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1251.1万人，到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170.5万人，年均增长约50万人。北京市外来人口在1995年左右开始“爆发式”增长，从1995年的180.8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822.6万人，增长近4倍。针对北京城市规模快速增长的情况，北京市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着手人口调控工作。2015年，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的目标。人口调控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来，北京市在人口调控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是从挖掘产业升级的潜力和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取得。未来，随着北京市产业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人口调控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能否将人口控制在预期范围内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和城乡环境提出了很大挑战，城市管理在较长时期内都可能要处于这种不确定性环境中，管理难度相当大。
二是特大“城市病”治理的挑战。城市规模过快增长导致特大“城市病”问题日益严重。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北京市未来5年仍然将会面临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治理的巨大挑战。“城市病”是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激增所带来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也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的历史欠账有一定的关联。例如，北京市目前机动车保有量560万辆，而所提供的停车位仅有302万个，停车位缺口达258万个。由于停车位缺口很大，加之缺乏有效的停车位资源调配手段，导致违章停车严重，不仅加剧了交通拥堵，而且导致环境失序。再比如，垃圾处理和资源利用。当前，北京市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缺口高达8000吨/日。由于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大量垃圾仍需要通过填埋方式进行处理。目前，北京市垃圾填埋占用面积已经达到2020年的规划面积。与此同时，北京市资源回收利用仍处于较为低端的水平。如何从源头上推进垃圾分类，进而实现垃圾处理的市场化和资源的再生利用，是北京市未来五年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另外，雾霾等大气污染的治理，也与北京市的供电、供热、供气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清洁化改造紧密相关。这些系统性的问题如不加以尽快解决，必然会对北京市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安全运行的挑战。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抵御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社会安全事故等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干扰的应对能力。随着北京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城市自然生态承载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加之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天气频繁，北京城市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2012年7月下旬，北京市遭遇特大暴雨，经济损失高达近百亿元，给北京市的城市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北京市出台了《关于推进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城市安全管理不仅涉及风险的预防和事后处置，而且在规划阶段内就要贯彻“韧性城市”的概念，即在生态、工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使城市系统在遭受打击时可以尽快恢复到原有状态，保持城市系统的原有结构和功能。当前，北京市正在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这也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具体体现。要做好这项系统工程，减少城市脆弱性，尤其需要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紧密配合。
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2
智慧城市不仅能够对信息进行机器理性的智能化处理，还应拥有情感智能,并能根据环境的情景感知与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因此，从技术层面和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方式来看，“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是通往“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自从2009年IBM公司首次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技术体系架构以来，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围绕着上述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研究，并给出了各自的发展规划。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100个智慧城市（镇）的建设方案出台，智慧城市已成为实现城市科学发展和为人们创造智慧新生活的美好蓝图。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要以智慧的方式来深入思考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还应通过新一代智慧技术促进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深刻变革及其技术基础体系的提升，带动新一轮智慧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终极发展目标。我们认为，城市的信息化发展可以划分为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四个阶段。智慧城市不仅对信息能够进行机器理性的智能化处理，还应拥有情感智能并能根据环境的情景感知与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因此，从技术层面和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方式来看，“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是通往上述“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一、智慧城市的智慧特征
关于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各国学者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的流动特征、全面感知与互联、整合创新和为城市居民创造新生活，以及实现城市社会与经济包容式的“智慧”发展等角度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定义。政府相关部门也指出：智慧城市应提升到“以人为本”、“发达的智能”、“有效的运行”三者协调统一的“智慧”高度。但是，在智慧城市的智慧特征及其基本的技术内涵上，尚未形成科学、严格的界定。
按照心理学的定义，将人类感觉、记忆、思维、语言、行为的整个过程称为智能过程，它是智力和能力的表现，可以分别用“智商”和“能商”来描述他们的程度水平。智慧通常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能力，也就是在面对具体环境中的事物时，发挥智能和运用智能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初，耶鲁大学心理系的Salovey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Mayer发现智慧与人类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提出了“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概念。其程度水平的衡量指标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情商”，它可以调整智商和能商的正确发挥，或控制二者恰到好处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意义上的智力和能力的综合称之为理性智能的话，对“智慧”的理解应侧重于如何通过情感智能来更好地发挥和运用上述理性智能。
自从城市发展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及其开发利用对城市管理与服务所产生的深刻变革已成为区分城市信息化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从上述角度看，城市的信息化发展可以划分为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和智慧城市四个阶段。其中：信息城市通过电话、传真、电报、远程视频等电子通讯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数字城市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数字通讯手段使得上述信息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进入到了数字化的新阶段；智能城市通过机器的理性智能对上述信息进行深加工处理，以机器学习和知识的运用为基础为人们提供各类智能化的服务；智慧城市将进一步使得机器能够根据对环境情景及人类情绪信息的感知、获取、计算和分析，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
我们从信息的形态与传播、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服务关注重点等三个方面，给出了城市信息化发展四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如表1所示。
自情感智能的概念提出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已成为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热点。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Picard出版了著名的《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一书，阐述了人类的情感能够通过外在表现出的情绪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被计算机所获取、处理、计算和表达，使得机器能够给出符合人们情感需求的人性化反应，从而具备一定的情感智能。目前，上述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城市管理与服务的众多领域，使人们真正体验到了“智慧”的魅力。通过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的有机结合来感知人类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内在的情感需求，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是智慧城市最基本的“智慧”特征。
二、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
从人工智能领域来看，情景感知（Context Awareness）是指通过传感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使计算机设备能够“感知”到当前的环境信息，从而进一步了解用户的行为和动机，自适应地提供主动式服务。情感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指机器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信息，作出人性化的智能反应并提供符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智能化服务。
关于“情景”的定义，较为广泛接受的是由DeyA.K.等人提出的:“情景是指能够用来刻画一个实体的情形的任何信息，所谓实体是指任何与用户和应用交互相关的人、位置或对象，包含用户和应用本身。”从这个定义看，情景这个概念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和实体所在的交互过程有关的信息，都可以认为是这个实体的情景。情景不仅包括物理情景，还包括虚拟情景，其感知方式也千差万别。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把“情景”分为以下三大类：自然情景、社会情景和心理情景。其中：自然情景的感知可以通过各类传感装置对具体自然环境中的物理、化学等变量进行测量获得；社会情景的感知需要通过对典型的社会环境及其表征指标的评测来获得；心理情景的感知是通过科学的心理学观测方法来获得的。
人类在受到特定的情景信号刺激时，首先通过选择性注意机制和外周的各种感觉器官及内部感觉通路，在神经生理整合机制作用下，将上述信号传送到大脑边缘系统，由脑机制激发相应的脑活动。大脑边缘系统在结合当事人个人特质的心理属性、生理属性和社会学属性影响之后，产生了快速的第一性情感，形成直觉的情绪反应。然后，再通过大脑边缘系统与大脑皮层的交互活动，并经过大脑的高级认知过程以后，在已有的状态基础上继发第二性情感，形成较为理性的认知反应。第一性情感对不同的人而言一般具有共性，第二性情感与每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有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上述情绪反应的作用下，可能进一步引发各类相应的行为。在上述过程中，为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控，需要设计一系列新的情景刺激信号，以此来进一步调节人们的情绪状态和后续的行为表现。
上述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
人类情绪信息的获取、计算及其情感状态的识别，是机器情感智能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通过脑功能活动实验观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脑诱发事件相关电位ERPs）、外周生理信号采集、外部表现及后续行为观测等方法来实现，如图2所示。
传统的情绪测量方法主要采用自我报告测量法，有情感网格（Affect Grid）、ISO项目心境形容词表（MACL）和多种情感形容词核查表（MAACL）等，强调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通过被试者对特定情景触发下的主观体验自述来进行情绪的测量，已经形成了一套公认的测量方法和标准，应用于正常人的情绪分析以及心理疾病患者的诊断中。然而，上述情绪测量方法主要依据被试者的主观自述和测量量表的模糊评判结果来确定其情绪的种类，没有给出可通过客观测量手段获取的情绪属性量化参数，因而难以很好地判断情绪的强烈程度，尤其是在多种情绪并存的情况下。
近年来，随着DTI（扩散张量成像）、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ERPs（脑诱发事件相关电位）等先进仪器设备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上述技术手段对人类情绪变化的脑功能活动进行更为地直接的探测和定位，并依据其激活水平与静息态水平的比较对情绪的强烈程度进行较为客观的标定。例如，图3是我们针对震惊世界的中国“7?23温州动车事故”网络舆情信息所引发的人们情绪反应的f-MRI实验研究。
通过上述观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情景信息刺激下人类大脑的典型激活模式与激活水平，运用脑功能定位分析技术和认知神经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公众对上述情景的态度、情绪及行为反应的统计性特征。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和图1所示的脑活动过程模型，我们提出了突发事件“情景-应对”的脑心理机制模型及情绪调控模型，为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以符合公众心理认知能力及其接受模式的方式来设计上述事件的处置策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依据。例如，在“9?27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中，通过官方微博及时有关信息、澄清谣言并和网友进行充分沟通交流这一做法就很好地符合了上述“情景-应对”方法的要求，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人类的情绪变化除了在大脑特定的功能区域产生相应的激活信号以外，还会通过人体的神经系统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导致人体外周各类生理信号（如：脑电、皮肤电、心电、呼吸、体温等）的变化及外部表现（如：语音、表情、姿态、动作等）的改变，并可能引发后续的行为。通过研究脑功能活动与上述生理信号、外部表现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情景感知环境下的后续行为表现分析，就可以在实际应用环境下实现对情绪信息的自动获取及情感状态的计算与识别，还可以对其后续的行为进行预测和调控，从而使得机器具备一定的情感智能。采取多通道、多模态信号的融合识别方法可以获得高达80%以上的情感识别准确率，我们已经将上述技术应用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信息分析、施工人员现场情绪观测、银行信贷审核、企业员工情感管理、医生处方行为分析、艺术作品接受分析、广告营销策略设计和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计算等众多的领域，为分析和理解人们的情绪心理与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使得我们的管理与服务更加令人愉悦和更具“智慧”。目前，上述领域的各项研究已经形成了神经管理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领域，也必将对城市的管理与服务产生深刻的变革。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必须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上述领域的发展与应用趋势进行深入思考，并纳入到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之中。
三、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已成为世界各国对城市发展观的共识，创建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智慧城市，就必须真正从“以人为本”和关注人的情感需求出发，通过城市的智慧管理与智慧服务，为人们的城市生活提供无比愉悦的情感体验。
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技术是通往上述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在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各个应用领域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技术基础设施规划与应用体系的构建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上述技术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及其应用需求，以新的理念通过上述“智慧之门”，步入智慧城市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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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3
大数据时代来了，这是一个数据为王的时代，我们应有所准备，有所应对。
（一）大数据呼啸而来
早在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早就预言过大数据，他说，“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球顶级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宣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而真正把大数据推向公众视野的是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他潜心研究大数据达10年之久，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他的《大数据时代》专著是国际大数据研究先河之作。维克托思维的深邃之处在于，他明确指出，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关注相关关系。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是对千百年来人类思维惯例的颠覆，对人类的认知及与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大数据不是简单的阿拉伯数字的叠加，而是互联网公司在日常运营中生成、累积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这些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系统采用二进制的海量解读，其数据规模之庞大，以至于字节单位不能用GB（1024个MB）或TB（1024个GB）来衡量，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B（1024个TB）、EB（100万个TB）或ZB（10亿个TB）。
大数据到底有多大？互联网上一天产生的信息量有多少？据有关科学家“一天之间，互联网上要发生多少事”为主题的统计图显示，每天有2940亿封电子邮件发出，如果这些是纸质信件，在美国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来处理；每天有200万篇博客文章在网上，这些文章相当于美国《时代》杂志刊发770年的总量；每天有2.5亿张照片上传至社交网站Facebook，如果把它们都打印出来，摞在一起能有80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高；每天有86.4万小时的视频会被上传至视频网站Youtube，这相当于不间断播放视频98年；每天有1.87亿个小时的音乐会在流媒体音乐网站Pandora上播放，如果一台电脑从公元元年就开始播放这些音乐会，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地接着放。累积起来，互联网一天之内产生的信息总量，可以装满1.68亿张DVD光盘。
一个不争的现实是，智慧城市的建设带来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目前，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项目所产生的数据量已超过了200PB，而大数据就像血液一样遍布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等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城市管理正在从“经验治理”转向“科学治理”。
（二）数据为王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为王，数据本身就是资产，也是云计算内在的灵魂和必然的升级方向。大数据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呢？本质上说，大数据本身没有太多价值，基于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才能为企业带来的巨大的增值价值。大数据里面包含企业运营的各种信息，如果能对它们进行及时有效充分地整理和分析，可以迅速地有效地帮助企业进行业务决策，响应客户需求，提升竞争力。
大数据最具代表性的气质是收集和分析来自各类终端和应用的用户信息，通过组织或研究团队的智能分析，获得更多机会。其增长最快的区域毫无疑问是数字分析，有专家甚至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数据分析师，那你几乎可以进入任何你想要进入的领域，或者成为你希望的任何角色。
毫无疑问，这开创了应用的新格局。比如企业能够跟上世界经济形势找准产品涨价和降价的时间节点，卫生部门能够预测流感爆发周期，网民健康与锻炼的自我追踪，以及预测更多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及时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各种终端和应用，PC、笔记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手表甚至眼镜等。
比较神奇的是，智能睡衣或被称为SleepShirt，通过设备来主动收集你的呼吸及睡眠模式，相关数据可通过网络上传到服务器，并通过后台算法来分析。这样，就可以洞察人们深度睡眠、做梦、清醒等不同时段，进而决定睡眠和清醒的时间，增进身体健康。
也许有一天你会惊奇地发现，生活中所有的痕迹都可以被收集，汇集成数据，并通过不同途径被分析、整合和应用。
大数据为政府管理城市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在城市规划方面，通过对城市地理、气象等自然信息和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经济社会信息的挖掘，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强化城市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交通管理方面，通过对道路交通信息的实时挖掘，引导车流，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并快速应对突发状况，为城市交通的良性运转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而在舆情监控方面，通过网络关键词搜索及语义智能分析，能提高舆情分析的及时性、全面性、针对性，全面掌握社情民意，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应对网络突发的公共事件。
再大而言，大数据在航天产业中的军事价值须臾不能离开， 通过对千里之外、万里之遥的航天器的监控，通过对以数据为载体的飞行轨迹的监控，分析国家太空的安全性。没有大数据，就没有航天产业，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太空安全。
全球互联网巨头都已意识到了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意义，谁占有数据，谁就占得先机。包括EMC、惠普、IBM、微软在内的全球IT巨头纷纷通过收购与大数据相关的厂商来实现技术整合，来壮己声威。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围绕大数据的争夺狼奔豕突，近期奇虎360、百度、腾讯正在竞购搜狐旗下搜狗。有消息称奇虎360拟出价14亿美元，以现金加换股的形式全盘收购搜狗。而百度方面现金更加充足，能拿出更多的现金。腾讯方面的加入是因为不希望搜狗被腾讯的死对头360拿下，纯粹是从中搅局。
搜狗的价值就在于大数据。日前，全球最大数据公司之一IBM正式宣布和搜狗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共享平台、技术资源和人才以研发基于System x的下一代数据中心和大数据运算平台。该联合实验室是IBM在华首个面向互联网行业的技术研发联合实验室，旨在通过研发前瞻性的技术来推动互联网行业基础架构的进一步优化，帮助互联网企业应对大数据挑战。这使得搜狗的身价扶摇直上，成为互联网公司拼抢的“唐僧肉”。
而工信部的物联网“十二五”规划中，把信息处理技术作为4项关键技术创新工程之一被提出来，其中包括了海量数据存储、数据挖掘、图像视频智能分析，这都是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外3项信息感知技术、信息传输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也与大数据密切相关。这就从国家层面奠定了大数据在IT产业中的地位。
（三）准备好了吗？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基础架构的成熟，云计算技术的助推，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数据/信息服务成市场宠儿，社交网站，云服务，视频网站，数据共享网站，下载服务等等，新的市场，新的机遇。
如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数据中蕴藏的商业机遇，成为企业在大数据时代寻求决策依据、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可惜我们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时，观念上还很麻木。中国在涉及先进生产力、科技创新的重大潮流方面，总是被动地跟在美国后面追赶，我们在现代化观念上，已落后美国一个时代。
从战略上来说，中国更逊于美国一筹。美国高度重视大数据，奥巴马政府2012年3月29日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要收集庞大而复杂的数字资料，并从中获得知识和洞见，以提升能力。而中国在大数据上还没有形成顶层设计，充其量还停留在口号阶段，没有具体作为。
在产业布局上，中国很可能像光伏产业一样，一哄而起，群龙无首，走出一条大数据狂潮的极端轨迹，大干快上大存储、大数据中心、大产业园，这样的大数据产业很可能在蜂拥而上中夭折。
有关专家指出，国内IT尤其是软件企业在布局大数据方面，已经落后。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企业在数据库、数据仓库、商业智能等领域基础薄弱。
不过，国内企业拼抢大数据市场仍有机会，但需要找准行业与切入点。专家们比较看好互联网公司，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比传统的IT和软件公司更有机会。
实际上，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已经在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具体服务：阿里信用贷款与淘宝数据魔方。
而继投资新浪微博、收购友盟、增持UC与丁丁网之后，阿里巴巴集团再下一城。高德软件5月10日宣布，阿里巴巴以2.94亿美元购买该公司28%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双方商定，将共建一个大数据服务体系，以利数据共享，高德可利用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如淘宝、天猫上商家的交易信息、物流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等，从单纯的地图商转型为多元生活经销商。而阿里巴巴则可分享高德提供的地理位置、交通信息数据、兴趣点信息以及用户数据等，扩大客户。
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4
近些来厦门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成绩，但仍面临着下列挑战：
（一）社会管理理念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长期以来，在管理的理念上，有些官员管理观念陈旧，仍停留在原来的采用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等观念。这样就造成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以“行政命令式”、“以罚代法”、“运动式”、“突击式”等简单方法为主，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
（二）政府社会管理定位尚不清晰，管理的效率不高
一是部分政府官员仍将自己作为社会的管制者而非服务者；二是政府部门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误区，往往造成社会管理的边界不清，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许多应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社会事务却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来管理，从而形成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重点管理的领域和环节，如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环境治理、食品和药物管理、就业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却因政策执行不力，往往还存在“缺位”。据问卷调查显示，对“您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6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管理部门追逐自身利益”位居第一位；而认为“在当前社会管理中政府重管理、轻服务”和“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的比例也很高，分别占被调查者的46%和42%。
（三）社会管理格局不完善，公民参与度及其程序规范不够
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是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个要素，党委起领导作用，政府承担主导作用，社会组织起辅助作用，公众起主体作用，它们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定位不同，但作用却缺一不可，只有充分发挥和平衡好各个要素的功能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格局。调查显示，对“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您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一项?”46%的被调查者认为加强公众参与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最需要加强的环节，排在第一位。这也说明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力量还是比较缺乏的，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厦门公众积极参与机制还没有形成成套的规章制度，公众参与形式较为单一，造成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四）社会管理手段落后，对先进信息技术的采用不够
在社会管理相关领域，特别是高风险领域，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对其存在风险的检测和评估的技术及设备落后，缺乏普遍共识的检测指标体系；现行统计系统很难提供必需的规范化的时间序列数据；评估风险的严重程度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等。这些技术、设备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对相关领域的有效管理和治理措施的落实到位。调查显示，对“当前社会管理中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你认为存在最主要和最需要加强的问题是什么?”认为“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的占34.2%，位居第四位。
（五）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和市场参与程度不够
政府仍是社会管理唯一主体，缺乏市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现阶段，政府仍是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一直薄弱，大多数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组织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且活动领域较为狭窄，主要活跃在经济领域和慈善事业方面，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不太明显。大多数市场组织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力，主动性、积极性不高。调查显示，对“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您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一项?”2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社会组织协同”，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公众参与”。
（六）流动人口管理的挑战
近年来，厦门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比如，在户籍上有所放松，近些年盖了100多栋公寓解决了部分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投入13亿，新增7.7万个学位，充分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公办学校。但是，持续高发的流动人口犯罪一直给厦门的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2008年，厦门市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78人，其中流动人口6802人，占80.23%;2009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63人，其中流动人口6297人，占74.41%;2010年上半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975人，其中流动人口4309人，占86.6%。[1]
（七）征地拆迁引发矛盾的挑战
随着城市化建设不断扩张和进一步加快，征地拆迁和由此引发的诸多矛盾逐步成为一个普遍的、尖锐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征地拆迁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带来了最直接、最彻底、最深远的影响，征地拆迁特别是大规模拆迁一度成为被拆迁农民、居民的“不能承受之痛”，由于征地拆迁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再是个别的、单一的、简单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是大量相互关联和制约的、愈来愈具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因征地拆迁引发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因征地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剧增，2008年度仅湖里区行政应诉案件共81件，比上一年度骤增78件，增幅达26倍。根据调查显示，在目前厦门的所有社会矛盾中，由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矛盾仍然占第一位，占51%。[2]
二、厦门经济特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结合厦门实际和借鉴国内外经验，完善厦门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通过七大转变来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形成源头导向的集成化、法治化、回应型和服务型的社会管理理念[3]，即：从“政府主导型”向“公众参与式管理”转变；从“运动式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的源头管理”转变；从“面向问题的管理”向“面向对象的管理”转变；从“单一职能部门管理”向“综合集成管理”转变；从“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向“以法治手段为主的管理”转变；从“以堵为主的管理”向“堵疏结合的管理”转变，并最终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一是由“政府主导型”向“公众参与式管理”转变。引入公众个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处理一些群众和第三方组织不容易或者无法处理的重要社会问题。二是从“运动式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运动式整治既不能起到治本的目的，违法分子也容易“风头一过”，故态复萌。因此，要由“开环运动突击式”向“闭环长效自治式”管理转变，应当对社会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并实行长效管理。三是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的源头管理”转变。应主动追本溯源，到问题源头上寻找良策，众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需要政府重心下移，深入到民间社区，切实针对源头管理。四是从“面向问题的管理”向“面向对象的管理”转变。就事论事式的管理，眼睛光盯事不看人，使得许多公共事件处理后留下了后遗症。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关注人，要以人为本，要让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提高。五是从“单一职能部门管理”向“综合集成管理”转变。许多社会问题可利用信息集成平台技术，冲破部门之间的边界，将民众对政府的每一个服务请求，设定为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一个事件，对其全程跟踪、管理、协调和监督。六是从“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向“以法治手段为主的管理”转变。通过设立法规和相关政策进行透明、公正的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各方有了共同的行动准则，可以较好地化解冲突。七是从“以堵为主的管理”向“堵疏结合的管理”转变。许多时候，疏导更能解决问题，让愤怒的群众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缓解失控的情绪，从而打开思路，接受方案，实现双赢。
（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组建社会管理创新设计与实施的专门机构
一是组建“厦门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负责总体组织、协调与管理。建议成立市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市主抓社会管理的副市长、社会管理涉及的各部委、局负责人、公众代表组成，专门负责组织定期的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会议，协调和解决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成立“厦门市政府社会管理执行局（简称社管局）”，具体负责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设计、实施与执行。成立“厦门市政府社会管理执行局”，在“厦门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社会管理的各项准备、组织、推进、协调和整合工作，为民众提供一步到位、简单灵活的服务。
（三）创新社会管理手段，构建多元参与、（政）府
（公）民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沟通链”利用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机制。科学发展观和服务型政府都要求政府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社会管理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因此在考虑社会管理新方式时，应当在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上下功夫，切实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一是利用网络听证会方式沟通。网上对话，信息真实可靠，双方感到可信、融洽，能消除误解，再配合听证会、咨询会等管理方式，就会降低问题的解决难度。二是利用电子公告牌和网络博客沟通。政府利用电子公告牌、开设政府博客和电子政务系统，将单向的信息获取方式变为双向的交流方式，公众不是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到双向交流互动中。三是设置特定的手机号码，利用手机短信和政务服务热线沟通。政府利用设置特定的手机号码，利用手机短信和政务服务热线，让政府和市民更方便地互动，了解民众对问题处理的满意程度。四是利用数字电视向公众发送信息沟通。政府可以利用各类数字电视，让公众随时点看、回看，将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全过程存贮于数字电视系统中，市民可以方便地了解政府想法。五是利用改进的市民电子信箱沟通。政府可完善现有的市民电子信箱功能，如增建一个自动转发到监管部门的邮箱，监管部门接到来信后，监管部门借助后台系统以项目的形式对民众问题进行全程管理。
（四）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运转高效”的社会管理“响应链”
一是信息不对称，往往使政府和民众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说不到一块，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失去民众的监管。厦门应全面整理社会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那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和政策，使之公布于众，让信息公开变成为一种常抓不懈的制度。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直接服务群众的单位要通过多种途径，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做好“民声通道”、“市（区）长手机信箱”、“政风行风热线”、各类各行业维权热线等工作，建立社情民意调查与社会舆情分析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三是社情清晰，民意通达，是管理的基础、“响应”的前提。在社区，建立“楼宇社会服务工作站”，将入驻楼宇企业及其职工的信息输入动态数据库，同时建立联络员，企业和职工大事小情都可到工作站来反映，做到“问题早发现、矛盾早协调，小事不上报。”四是在居民居住区，建立“楼长信息响应系统”。居住在该楼的群众将诉求反映给楼长，楼长可通过一个语音系统将群众的诉求上传到信息响应综合平台，实行社区、街道、区相关职能部门三级联动，根据职责及时响应处理。楼长负责采集“10+X”信息，按时上达。“10”指的是户籍人数、常住人数、流动人口等10项固定信息，“X”指群众诉求、安全隐患等各楼门特殊信息。
（五）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构建“多位监督、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与评估真实”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对于那些大面积、反复发生的群体性矛盾，要从制度上找缺陷、找原因。制度建设，是确保政府社会管理长效、健康的关键，应抓好以下制度建设：一是实施立体的、多方位的监督，建立政府问责机制。政府应构建（报刊杂志、电视、广播所形成的）新闻舆论和人大监督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监督制度，进行立体式的、多方位的监督，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问题的萌芽和发展。二是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厦门今后应围绕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等来构建一种全面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以形成系列的规章制度。三是建立并实施政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管理绩效评估机制。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政府行为的民众满意度，以激励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
(六)实施网格化管理，破解城市管理社会难题
为了解决传统的城市管理中信息获取滞后、管理粗放被动、监督评价缺乏、处理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构建科学、精确、高效、透明、公正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可以借鉴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经验做法，在全市启动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
具体做法是：一是科学布局。结合本市辖区自然地理布局和行政区域划分现状，可以按一定平方米左右1个网格的标准，将全市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并根据网格内的事件发生率、部件数量、面积大小、人口密度等因素，将单元网格组成若干个管理区。二是深入勘查。根据建设部颁布的标准，对全市所有的城市管理部件进行拉网式勘测普查。把几大类若干小类若干个城市管理部件分别标注在相应的单元网格图上，并赋予每个部件一定位数的代码。只要键入任一个代码，就可以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在系统中找到它的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准确位置等信息。三是精细分类。结合厦门市社区建设中职能部门的“四进社区”职责分工，将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四个方面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事件进行归类、整理，纳入事件管理范围，并对每一件事件的名称、描述、责任单位、标准化处理流程和处理时限进行论证和界定，最终确定若干大类若干小类共若干件事。同时还对所有事件进行编码，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管理内容，拓展管理范围。四是统一调度。组建城市社会管理监督中心，负责城市社会管理监督和评价工作。监督中心下设监督员大队，管理若干名网格监督员，每若干名监督员分若干班管理一个责任区，专门发现问题和核查问题的解决情况。另外，成立城市社会管理指挥中心，代表市（区）政府指挥、协调、调度、督办涉及部件和事件管理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对监督中心交办的案件及时处置。若干个职能部门和若干个街道在系统的统一指挥调度下，按处理时限和处理要求办理案件。从而形成了监管互动、分工合作、统一指挥、管理有序的新型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五是自主开发。充分依靠和利用厦门的智力和人才资源优势，在厦门大学的技术支撑下，组成软件开发组，自主开发软件系统。系统集成了地理信息、卫星定位、无线通信、数字传输等多项高科技术，分为接案处理、调度指挥、大屏显示、协同工作、无线数据采集等多个子系统。这样就能形成系统运行稳定、操作便捷、经济高效的城市社会管理新格局。
(七)实施多元化管理模式，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控能力
当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未有万全之策，目前我国的管理模式主要有“房+人”模式（以房管人）、“业+人”模式（以业管人）、“证+人”模式（以证管人）、“站+人”模式（以站管人）、“网+人”模式(以网管人)和“人+人”模式(以人管人)六种[4]，均有优缺点，为厦门提供借鉴与建议：一是分类管理。按流动人口的潜在社会危害分为两大类：有正当职业和无正当职业。对有正当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采取“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对无正当职业的主要采取“以房管人”“以网管人”“以站管人”，对其中的重点人口采取“以人管人”。二是社会化管理。即下放主管职能部门一定权力，将“主管”与“直管”结合，将管理职能下放给房主、雇主、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依托社会资源和力量管理。主管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规章制度、监督和业务指导，“主管”与“直管”责任捆绑，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社会化。三是信息化管理。依托公安机关“大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将网吧、宾馆、旅馆、银行、邮政、交通运输、民航、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全部纳入公安机关的“大情报”信息系统，积极推进公民基本业务办理实名制，依托信息化技术，提高人口管理的科技水平。四是综合管理。统筹协调，选择合理管理模式，综合施策。如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对务工人员的管理可采取“以业管人”为主，同时配合使用其他管理模式；对无业和流动人员，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模式，依托社会化的管理模式，才能织好织密管控理网络，确保流动人口管理不失控。
(八)实施“旧路新走”，进一步创新管理的新路子
在当前矛盾依然很多的情况下，应注重对之进行创新，做出新文章。一是将心理咨询融入接待，疏导来访人情绪。把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充实到接待队伍中来，对群众情绪进行疏导，接访员应用心理咨询的方法和技巧，在解答政策法规的同时，疏导来访人的情绪。二是将法律援助介入治理，提高制度权威和工作效率。对上访中提出的应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问题，引导群众分别向司法、仲裁和行政等机关投诉，通过正常法律程序依法解决；对重大疑难涉法的问题进行法律论证；对无理缠访的进行法律宣传教育，使其息诉罢访，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将“民间调解人”引进参与实践，化解基层矛盾。鼓励“民间调解人”及其组成的调解协会参与社会管理，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使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民间矛盾纠纷的第一道堤坝，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是扩展管理信息系统新功能。信息管理系统应开发统计分析功能，帮助政府官员宏观上判断形势；开发多种形式的数据挖掘模型，实现对信息多种形式的数据挖掘，发现目前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对危机隐患进行预测，从各个方面支持政府工作。五是完善考核内容，健全案件的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健全案件的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对发生的问题，原则上都要进行责任倒查。对错案必须实施追究。对因不作为、乱作为等执法问题引发公民的，对该查处的事项不及时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进行倒查追究。
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5
【关键词】风险社会 政务微博 风险管理 双重性
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言式的视角。“人为”风险、风险的“模糊性”，互动性、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当今的中国已经全面迎来风险社会。网络时代的到来无疑是风险社会的催生婆，近年来微博平台的快速扩张，打破了信息流动的传统模式，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方式都发生了改变，风险一触即发。
不可否认，快速成长的微博在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重大影响力后，政府部门和官员也把精力集中到政务微博的发展上。以新浪微博为例，截止2013年上半年，通过新浪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约7.9万，较2012年同期的4.5万净增3.4 万。①政府机构或是政府官员开设的政务微博无疑成为微博世界中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是政府部门实现风险管理有力措施，彰显出政府规避风险、化解危机的潜能。
一、政务微博应有“风险意识”
毋庸置疑，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美国物理学家巴克等人曾做过著名的“沙堆模型”实验，通过装置让沙子一次一粒均匀地落在桌上，形成逐渐增高的一小堆，借助慢速录像和计算机模仿等手段精确地计算沙堆顶部落下一粒沙会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阶段，沙子下落对沙堆整体的影响不大；当沙堆的高度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一颗沙子的落下可能引发整个沙堆的崩塌。在微博环境中，技术让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节点、信息源，成为一粒粒落下的沙子，而把关人的缺失，微博传播快、社会动员力强的特点，加剧了风险产生，甚至将其无限放大。
在一个风险社会里危机遍布，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应对这些危机，势必导致整个社会动荡和公众不满，进而严重消解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最终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②风险社会要求对信息的尽快掌握，因为信息是帮助社会个体了解所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好的保护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尽可能地警惕风险到来，政务微博应具有一种“风险意识”。
近年来发端于网络的风险事件接踵而至，政府的被动反应、仓促应对，招致网民不满，民众情绪紧张，政府公信力降低。作为微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微博在网络世界中建构高度协调的快速反应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和化解风险，实现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政务微博重视常态化的信息收集和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将风险和可能产生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可以说，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环境，风险意识是政务微博完善经营、持续增强影响力不可或缺的。
二、政务微博践行风险管理
新媒体技术改变了空间和时间的呈现方式，创造了人们参与的新形式，也给予了权力新的意义。政务微博唯有践行风险管理，尽快建立科学的联动机制，才能更好的兑现“织博为民”的承诺，真正推动政府社会管理，成为激发社会正能量的有效工具。
1、风险潜伏期：搜集民情，沟通民意
微博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舆论场，政务微博需要担负沟通民心民意，搜集舆情的功能。一方面会阻止或延缓风险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减少危机事件发生的机率；另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对各方面信息分析总结，找到解决方案。在潜在风险状态下，政务微博遵循主动和积极互动的原则，开展沟通民意、搜集民情工作。
政务微博需要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否则想要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中产生影响就无从谈起。及时、准确、全面的政务信息，采用漫画、视频等生动的形式，吸引广大用户关注并最终成为“粉丝”。@南京就常常使用新潮的网络语言政务信息，增强亲和力；@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则设置了凸显政府服务功能的不同微博子栏目，方便查询。同时，政务微博是政府与民众的连接桥梁，网友各种民生问题希望通过政务微博获得答案，恰当使用好微博的私信与信息推送功能满足这一需求，维护公民知情权。通过政务微博，政务部门及时了解群众反映的问题，以最快时间进行回复并予以解决，达到服务于民的目的，降低了事件恶化的可能性。
2、危机发生期：及时告知，积极应对
危机是已经爆发的风险，在危机发生期，事件突发而网络盲目传播又导致其迅速演变，造成危机持续。传统的政府部门往往认为危机爆发是不好的，总是习惯性地予以回避和否认。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谣言四起、小道消息的流行、产生非理性的推断。在“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自媒体时代，政府的决策与行动都处于公众监督之下，甚至还会对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放大作用，这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风险社会，面对危机发生，只有勇于承认风险的存在，坦诚的面对风险，勇敢的应对，才能最终战胜风险。
公众置身危机当中，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或灾难，往往束手无策，或惊慌、或恐惧，萦绕民众的不满情绪大幅上升，此时政务微博一方面应集中力量在危机面前及时告知、准确解读，披露事件发生、进展的信息，成为网友与媒体获得事件最新进展的重要消息来源，维护公民的知情权。譬如，2012年3月开始，我国多地首次发现H7N9禽流感，疫情迅速蔓延，同时通过微博散布禽流感疫情虚假信息的也此起彼伏，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担忧。@上海、@首都健康等政务微博第一时间向社会禽流感疫情信息和防控动态，通报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同时组织专家回答网友提问。另一方面，做好情绪抚慰，通过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方式，以情动人，从民众的情感上进行沟通，抚慰引导受众的情绪宣泄，解放仿徨于情绪旋涡中的受众，做好社会协调与疏导，提高其社会活动效率。
3、危机消退期：引导舆论，总结经验
虽然这一时期的危机逐渐消退，但政务微博不应有所懈怠，通过自身的平台引导受众共同参与评论、反思，并进行适当的总结。危机其实是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完全规避的，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与人们的意愿相违背的，所以为了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政务微博引导受众全面总结危机发生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
频频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次次成为微博热点，虽然此类信息屡见不鲜，但是每一次风波之后，政府微博需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多一份思考，做一些相继的深度解读，更好服务民众信息需求。
三、政务微博变“风险”为“机遇”
产生于风险社会的政务微博，注定其发展是不易的，目前政务微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风险发生时，并没有真正践行政府风险管理的理念，甚至将自身暴露在风险之中，导致民众的不信任。
“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转向这些风险所伴行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③风险具有双重性，风险本身也往往带来机遇。政务微博虽然面对着各种风险，但是它同样可以发挥能动性，强化信息传播高效、反馈互动及时的传播特性，真正实践政府风险管理的理念，将风险化作自我发展的机遇，成为政府形象构建便利条件，修复并重新塑造政府形象。政务微博作为新时期、新形势下一种新的便民举措，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促进官民互动、化解社会矛盾、公开政务信息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陈宁，《2013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R].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
②武术杰、李昭昊，《风险社会中政府的媒体管理和形象管理》[J].《前沿》，2004（1）：157
③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0：48
城市管理舆情应对范文6
事实上，智慧城市的概念成型之后，部分学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和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胡小明认为，智慧城市的规划其实就是城市整体的智慧建设规划，其风险主要来源于“复杂性问题与不确定性问题”［4］。NaphadeM．认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技术、规划、管理和运营的创新，但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一些项目都表明这种城市转型面临着许多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障碍，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改变城市管理的现状往往需要在多个职能部门进行大量的协调，企业所期望的持续投资回报率也面临严峻挑战，而技术障碍则集中表现在“实现系统的互操作性”、“确保安全性和保密性”、“泛在布控传感器和信息设备”以及“设计新的无缝隙人机交互模式”等方面［5］。邓贤峰从经济、技术、社会伦理、法律等视角综合探讨了智慧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风险及其风险防范思路，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信息产业整体布局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社会伦理风险”、“信息安全主体法律问题”、“核心技术安全风险”等风险因素［6］。整体而言，虽然智慧城市的风险研究没有被忽略，特别是关于智慧城市所存在的技术风险和产业风险已经开始形成相对系统的研究，但现有的风险研究在全面性、系统性、结构化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首先，现有研究缺乏对智慧城市风险、网络社会风险、城市信息化风险等进行有效区分，尽管这几类风险部分重叠，但都有其特定的风险来源和风险表现，需要区别对待。其次，城市风险研究范式是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整体性思路，但目前仍然没有研究提出相对成熟的智慧城市风险研究范式。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恰当的风险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地”、“谨慎地”、“动态地”、“全程性地”［7］识别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提出防范对策和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的概念，这一过程从形成初步理念、制定战略规划、开展顶层设计开始，然后集结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资源，完成技术架构、应用推广、制度建设和组织调整等多方面的建设内容，最终建成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实践中要明显地识别出一个完整的建设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因此很难定义一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起点和终点，但这种“过程”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可识别的社会风险分析的时间边界。智慧城市建设社会风险分析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分析整个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子过程和子系统建设失败的可能性，去探析哪些投入要素存在不足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失。智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具有发生、发展、成熟的生命周期特征和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其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和风险事件也不相同。智慧城市建设风险是指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某一特定环境下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形态和特征，对其进行系统、动态、全面地风险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描述不同的风险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智慧城市的建设周期大致可以划分为规划设计、开发建设以及运营维护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内的风险分析方法可各不相同。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可以从一般的方案论证方法中寻找思路;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主要关注智慧城市建设投入要素方面存在的风险;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则需要以目标为导向进行逆序推导。
2规划设计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是指在理解智慧城市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实施方案、保障体系等核心内容的描述。此外，智慧城市规划还需要设计与智慧城市运作模式相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制度体系，比如政府流程再造、产业结构调整等。因此，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设计面临诸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需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设计和选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规划控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管理和文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8］，这些因素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2．1信任和需求不足风险
尽管城市活动的各主体已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参与到城市信息化进程中，并日益感受到了“数字城市”建设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对“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实际效果充满了期待，但在“技术万能论”已深受质疑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智慧城市建设这种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解决现有“城市病”的构想很可能表现出一种不信任态度，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设计也就可能因此失去最大的支持群体，比如城市政府的不重视将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源，企业的观望态度也将使得智慧产业规划无法有效进行。缺乏城市活动主体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充分信任和有效需求，规划设计方案即便勉强通过，最终也可能失败。
2．2目标可行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提供一套面向城市未来发展的整体解决方案，涉及政府公共服务、居民生活环境、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内容，因此其规划设计方案的目标和体系难免复杂而庞大，规划设计者很难依靠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由于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企业、市民等不同城市活动主体对技术的需求不同，规划设计者在构建技术体系时既难以确定和协调各方预期目标，又很难预想目标后果。此外，规划设计者还可能因面临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束缚，难以保证技术体系、投资规模、投资方式、运营安全保障等多层面预期目标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匹配，而超越城市经济和信息技术支撑能力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也将难以持续推进而面临失败。
2．3战略趋同性风险
尽管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轮廓是确定的，但不同城市具体的建设思路、方案和目标应该依照城市自身的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等基础条件而定。由于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不少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者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将可能不加分析地借鉴甚至模仿其他城市经验，由此造成不同城市的规划存在趋同性风险。趋同性规划既抹杀了城市个性，也将加剧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趋同的智慧城市之间因核心竞争力趋同而影响智慧产业的有序发展，“很多城市的规划都将发展信息产业作为重要内容，必然会产生过度竞争，没有独辟蹊径的产业规划对多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来说是一场灾难”［9］。
2．4规划可持续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梯度推进的过程，其所依赖的技术也是梯度成熟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一定要注意这种梯度差异。部分规划者“一步到位”的建设思路很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出现“早期无法投入使用”、“晚期难以升级”的困境。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应该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加入新的内容，如果规划者一开始就致力于制定一个“伟大”方案，则很可能使规划本身陷于路径依赖，失去可持续探索改进的机会。
3开发建设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是一个在现有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的约束下，投入技术、原材料、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活动进行要素组合以实现规划目标的过程。智慧城市开发建设阶段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是投入要素风险，即某种要素的缺失或不足可能引致的短板效应;二是管理活动风险，失败的管理行为将使得各要素无法按照规划进行有机组合，从而无法达成既定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行为也是一种投入要素)。
3．1技术风险
在开发建设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风险首先表现为城市信息技术水平不足风险。目前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架构基本遵循了IBM所提出的“3I”特征，即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深入智能化，这三项特征将通过相应的核心技术来实现，即通过RFID、条形码以及其他传感技术构建物联网，对城市生活信息进行泛在感知、识别和追踪;通过高速宽带网络和无线网络将汽车、家用电器、医药品等数以万亿计的事物与人紧密相连;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整理、预测和分析，将生硬的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和行动方案。然而，虽然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但很多城市对这些技术的掌握还远没达到普遍推广和运用的成熟程度，这将可能使得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因无法获得有效技术支持而被搁置。另外，智慧城市通常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政府由于自身技术能力有限，不得不通过外包方式由专业机构来实施智慧城市规划中的一些技术项目，但由此又将面临项目外包风险。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智慧城市建设使用大量外包商提供的技术、产品、支持和服务，容易对外包商形成不同程度的依赖，外包商的技术能力、发展前景、服务支持等将成为风险源;政府和外包商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对外包项目的监管能力也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因素。（本文来自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简介详见.）
3．2人员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依靠相关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这些人员的技术能力、职业道德、健康安全状况等都可能成为潜在风险因素，由此产生的风险至少涉及以下方面:人员素质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不足，以及相关决策与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不足等风险;人才流失风险，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疾病等对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损害，以及人才争夺战中关键性人才流失等;职业道德风险，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无序跳槽、泄密等行为引致核心技术流失等风险。上述各种人员风险一旦现实化，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瘫痪。
3．3经济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全面性的庞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必须有强大的城市经济能力作为支撑。例如，目前中国制作一个RFID标签的成本大约是1．5元，高额成本决定了这项技术目前只能应用在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商品上，在低价值商品上则无法推广。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起步阶段，只有像伦敦、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国际性大都市才有能力通过巨大的资金投入来完成基本的工程量，初显规模效应。智慧城市建设的这种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技术研发投入风险、技术购买投入风险、设备购买投入风险、人才培养投入风险以及产业风险，其中产业风险尤为突出。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构建起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完整产业体系，单是RFID环节就需要一条包括RFID芯片设计与开发、电子标签制造、标签封装设备制造、读写器研发与制造、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应用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及咨询在内的产业生态链，只要其中存在一个薄弱或缺失环节都可能使智慧城市建设无法持续推进。
3．4社会环境风险
宽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法规体系、必要的制度供给等社会环境资源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保障。支撑城市发展的各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智慧”建设与文化、生态、科技等其他发展主题尽管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但不可能同时获得同样的资源投入。智慧工程项目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就难以保证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另外，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社会规范以调节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倘若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标准没有统一，有关信息安全责任、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没有相应完善，智慧城市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界限、风险与责任承担等将缺乏刚性约束，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将陷入混乱，引发更严重的城市问题。例如，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未进入立法程序，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在物联网等新技术环境中的保护几乎是空白，这很可能导致一些掌握信息资源的政府部门或企业滥用权力为己谋利，损害社会公众权益，使智慧城市建设失去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由此还会引致智慧城市建设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风险。
3．5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风险要素，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个充满风险和机遇的庞大工程，“对于管理的需求不仅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而且需要系统性、关联性的管理服务”［10］，更容易引致多方面的风险。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北京举行的2011年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也有过阐述，他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经济、政策、管理多管齐下，智慧城市的管理比建设还困难。管理风险产生与管理者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管理机制的成熟以及信息的流通程度等因素有关。此外，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技术开发有待深入，相关产业链的稳固性需要提高，物联网的社会认知度有待提升，相关企业的赢利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在对待智慧城市建设的观念、态度、行为等还有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管理层面政策的不协调以及管理理念的不一致，进而对智慧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4运营维护阶段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旨在“促进城市化模式的转变，全面提高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11］，最终构建一个安全、高效、宜居的城市形态。尽管智慧城市建设可能顺利完成既有规划所确定的工程性和制度性的建设任务，但它也未必能够完整实现上述理想目标。在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将面临如下两大类型的风险:一是各个子系统正常运作的风险，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可靠性、安全性风险;二是衍生出新的城市问题的风险，包括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风险。
4．1技术可靠性和安全性风险
与现有信息技术相比，智慧城市建设所依托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安全设备网络防护、系统自身加固、应用代码检查、关键设备冗余等方面具有明显进步，但它仍然不能规避所有潜在风险。首先，为了实现“无所不在”的感知，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全城布置各种类型的智能设备，形成类生物的“神经系统”，但无论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超级计算机，还是作为神经末梢的RFID芯片，都可能因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破坏而失效，造成部分物体信息无法被感知，处理信息无法传递，甚至造成全城“脑死亡”。其次，智慧城市的软件系统由物联网智能物体软件、云计算中心、应用层共平台、个性化服务与应用等软件所组成，在任何单一软件都不可能规避所有漏洞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软件系统也无法避免黑客和病毒对所有可能漏洞的攻击，这些可能的漏洞和非法行为将威胁智慧城市系统的正常运行。
4．2经济风险
运营维护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风险首先表现为产业结构调险。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形成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产业结构，但大部分城市短期内难以完成这种产业结构调整，而且，信息产业发展会挤占其他产业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使得其他产业发展受限，最终影响城市整体经济效能。其次是产业布局调险。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智慧城市建设所推进的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将会造成资金、技术、人才、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向少数发达的中心城市高度聚集。能否获得各种有限资源，以保证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取发展优势，实现产业布局的调整，对每一个城市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4．3社会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会快速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公共空间、社会组织、个人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后果通常是以动态方式存在的，受到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个人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能否适应这种社会后果成为了智慧城市建设必须重视的社会风险因素。在“技术万能论”深受质疑的当今时代，社会公众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敏锐而普遍的风险忧患意识，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负面的社会风险，因为“风险管理的真正难点在于对主观态度和认知的把握与控制，而不是管理风险的客观方面”［12］。同时，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还体现为市民对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的依赖性的增长。美国技术哲学家芒福德从人的主体性丧失的角度对“巨技术”系统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人类在利用计算机智能和全球即时通讯等新的“巨技术(megatechnology)”建造了一个统一的、全封闭的架构的同时却使自己成为被动的、为机器服务的动物，“如果这种过程持续下去，人的固有的功能或者将与机器相融合，或者为了非人性化的集体组织的利益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控制”［13］。智慧城市实质是一个汇聚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复杂“巨技术”系统，生存于智慧城市的人一方面很容易享受到智能信息系统提供的便捷服务，另一方面又将逐步形成和加深对各种技术系统的依赖性而无法摆脱主体性丧失的困扰。另外，在智慧城市里，人们在充分感知周边事物信息的同时，自己的信息也随时被感知，任何人都在“看”与“被看”中生活。大量信息被汇聚一起并被授权某一部分人管理，这些信息随时都可能被泄露，信息委托风险也由此产生。目前关于物联网和云计算对个人隐私权的危害及其防范措施的研究［14，15］已经开展，但其能否应对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化仍是一个未知数。
4．4政治风险
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是城市改革发展的方向，人们希望城市政府的职能能够被限定在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事实上，政府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及时快速地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商务活动等多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解决现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问题。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智慧城市的有效运转，或者充分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政府职能又不得不加强。智慧城市既可加强城市社会的自治能力，又可刺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扩张。例如，泛在、智能感知的物联网技术因可能沦为极权政治的新控制工具，正受到欧美社会的质疑［16］。另外，对于很多城市(和国家)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都要从其他城市(和国家)购买，这就很可能造成其他城市(和国家)对自身的技术控制，甚至可能造成各种重大信息泄露，直接危害城市(和国家)利益。
4．5文化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使得文化传播的领域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使得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而复杂。这一方面对于推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会增强个人主义趋势，改变传统的隐私、人权等观念，使社会舆情监管的难度加大。进而言之，智慧城市既可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大集散地，又可成为文化观念激烈碰撞的场所，强势文化很可能凭借信息技术提供的便利逐步否定和取代弱势文化，使城市原有的多元化的文化特色丧失。
4．6生态风险
智慧城市的开发、运营和维护，需要大规模耗费一次性使用的电子标签和传感元件等，由此将产生海量的电子垃圾，而ZigBee、WiMAX、蓝牙等无线网络技术设备大范围使用将带来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问题。这些已经发现或潜存的环境破坏问题，将严重威胁城市生态。
5风险防范对策与建议
5．1科学规划，明确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和目标
首先，智慧城市规划设计者应以市民、政府、企业等为主体进行需求分析，充分论证智慧城市建设是否满足市民提升生活质量的需求，是否能够为政府实施行政改革提供新的方向和条件，是否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会。规划者应该深刻把握智慧城市的要义，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参与规划的设计讨论，吸引民智与民资支持，引导并创造社会各方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全面定位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使规划设计方案成为受各方信任和支持的共同愿景。其次，规划者应以城市整体效益作为智慧城市设计的视角，以城市现有资源作为约束条件，站在客观立场上评价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益和成本，优选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以有限投资获得效益最大化。然后，规划者应立足于城市的文化、历史、制度、区域等自身特征，寻求一条符合城市现有发展条件的特色化建设道路，为新一轮的城市发展竞争创造新的发展空间。最后，规划者应构建一个让智慧城市规划可持续改进的机制，可以从探索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反馈机制、市民参与规划修正、检讨和监督的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着手。
5．2保证充足的要素投入，科学管理
首先，搭建一个支持创新的智慧平台，积极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中的研发力量，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结合的创新体制，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技术和重点应用业务等领域的突破，同时，“积极整合跨行业ICT资源，提升企业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中的大型应用集成能力”［1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和企业的良性合作机制。其次，保障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构建良好的人才结构，优化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用新理念、新原则、新体制、新机制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18］，重视以开展职业品德、职业纪律和职业责任为主的职业教育。再次，构建良好的融资渠道，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并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规模效用，突显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商业价值和机会，实现投资与收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另外，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坚持“标准统一和法规完善先行”策略［1］，政府必须明确自身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为智慧城市建设与智慧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最后，建立科学的管理和决策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民和企业充分参与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保证多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一致，充分发挥城市各主体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监督作用，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保证智慧城市建设按照科学规划实施。
5．3保障信息系统安全，全面推进智慧城市社会建设
其一，要实现关键信息安全技术的突破，加强智慧城市信息系统的容灾能力，同时，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必须建立在自主、可信、可控的基础上，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构建完整的信息安全技术体系来提高自主防控能力。其二，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积极发展智慧产业，并充分利用智慧城市所带来的便利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其三，积极构建智慧城市建设风险评估的社会参与机制，完善社会公众参与技术项目决策的民主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自主性;积极推进信息时代的道德规范建设，完善维护智慧城市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体系;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保护的技术研究和相关立法工作，切实保障市民的基本权利。其四，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政府改革，严格约束政府职能，并利用智慧城市提供的强大自我管理能力，构建一个多中心治理、社区自治的城市公民社会。其五，鼓励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积极倡导文化平等和尊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在保障市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多种途径引导舆论朝正确方向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其六，要积极开展智慧城市能耗和节能的风险效益分析研究，对电子垃圾、电磁辐射等污染问题，要及早建立一整套监控、处置的应对制度，尽可能规避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态风险。
6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