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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国际投资;新特征;利用外资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025-02
1 引论
利用外资已成为湖北经济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国际投资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对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可为湖北今后利用外资提供依据。
2 国际投资的新特征
2.1 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但势头有所减缓
FDI inflows,global and by group of 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 of dollars)(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
国际资本流动是从流通领域逐步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的,这一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趋势。由上图所示,从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直成扩张的趋势,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存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带来的。虽然从1999年至2003年,国际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势头再一次显现。
2.2 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双向渗透仍占主流,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一直偏向发达国家。无论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看,还是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看,发达国家都占据主导地位和绝对大的比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吸收外资国家,其对整个国际投资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重心偏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较少,且在区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许多非常贫困的国家得不到跨国公司的青睐和惠顾,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正日益边缘化。
2.3 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受到青睐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1987年到2005年来,FDI对第一产业的直接投资明显萎缩,对第二产业的直接投资亦呈现相对下降趋势,而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各国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国际直接投资的重心明显向附加值高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
2.4 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灵活多样,国际战略联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断变换投资方式,相互缔结国际战略联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联盟,互补式联盟和项目式联盟。战略联盟,为跨国公司增加新的市场机会,提高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地位。这种战略调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使用。
2.5 国际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增强
随着国际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复兴,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资的同时,先后开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使现代国际投资具有了新的内涵,成为世界各国之间有效配置资源、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2.6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成为大趋势,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的投资协调合作取得新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政策进一步趋向宽松和自由化,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和领域拓宽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以国家为主的单边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改革不断深入,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的投资协调合作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2.7 跨国并购投资潮起潮落
跨国并购投资金额巨大,涉及领域广泛,区位分布不平衡,以欧美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并购较多。而且并购动机趋向长期化,方式多样化,善意并购的数量不断上升,“强强”联合逐步取代“强弱”联合。
3 新特征对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不断涌现出新的特征,势必会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湖北省对FDI的利用。3.1 有利影响
(1)弥补了湖北省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快速增长。
长期以来,建设资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约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时期里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资本流动从流通领域逐步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的,FDI的数额不断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机会积极引进外资,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以基本设施建设来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湖北经济的快速发展。
(2)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跨国企业的不断扩大,最主要是因为其凭借很强的技术优势和先进的管理团队,通过复合式一体化战略及其网络式组织结构将各国经济聚合在一起,开创出一个以高级的公司内分工为基本框架的国际生产一体化体系。如今跨国公司前所未有的扩张,将其先进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促进湖北省各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业管理人员,这对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有利于扩大出口,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
省内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外资,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生产出适销对路、质量高的产品,进而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已成为推动湖北省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
(4)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变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已出现了战略性的转移,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受到青睐。这些特征为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方向。为了更好地招商引资,湖北省不断地调节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根据已有的统计发现,房地产业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产业结构的优化,更有利地推动了湖北省经济的迅猛发展。
(5)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湖北省经济体制的转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为全省带来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观念,这有利于打破垄断,有助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深入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 不利影响
(1)丧失了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素质比较低) ,潜在的巨大市场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资的最主要优势。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逐渐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质的科技型劳动力、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高效运转的管理体制、顺畅的市场营销网络,良好的投资软环境、自由的市场准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资的优势。
(2)引进外资方式落后,脱离了国际惯例轨道。
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并购金额在国际资本流动即国际投资中占了80 %以上的份额,其他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形式如合资、合作等已不足20 % ,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是“三资”,即合资、合作、独资,近年来又有了合作开发、国内企业到境外上市、在沪深股票交易所开设B 股作为补充等。这些方式明显和90 年代后期国际投资的新特征不一致,导致湖北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投资区域选择的范围之外。
(3)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资的兴趣。
湖北引进外资过分重视引资的规模,却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没有将外资投向和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行业选择上,外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尤其是一般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也是我们发展的薄弱环节的高科技产业、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农业等加工项目投入较少。根据1996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中,50 %为加工项目,30 %为饭店、旅游一般服务业,10 %为基础项目,仅仅不到10 %为农牧业及其它项目。而当今社会,外商投资的重点偏向于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下降。
4 对策及建议
根据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条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适应国际投资的发展趋势。
(1)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放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
传统的合资、合作、独资利用外资形式虽然不能放弃,但是和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必须采取国际通行的方式,即跨国收购和兼并,与国际接轨,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外商投资的选择权。
(2)完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
作为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区,要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兴农,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一方面培养市场, 另一方面吸引外资投向农业,以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电信、银行、 保险等增长最快的行业,以吸引外资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 有为数众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对这些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变革,特别是允许外资参与其中,将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积极借鉴东部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的经验和措施,把获得的一系列新机遇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增长优势,把潜在的可能变为发展的现实,走出一条高速稳定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区的制造业中心。
(3)改善投资环境和法规。
投资环境和服务质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资的“瓶颈”。为了提升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可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优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开放的投资服务环境。改善环境要作为吸引投资的关键环节,从改革体制和机制上下功夫,努力营造公开、公正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使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更加自由化。
参考文献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中国（新疆）；中亚五国；资本流动；特征；安全性
课题项目：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与中亚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研究》（项目编号：08BJJ005）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规划项目《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问题研究》（批准号：09XJA790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特征及安全性研究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29日
一、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规模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规模包括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规模与资本流出规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将新疆与中亚五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与金融项目贷方（流入）与借方（流出）加以整理，得出以下结果：
2000～2011年，中国（新疆）自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入总额为23，942.28万美元，其中中亚五国向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为4.77万美元；中亚五国通过金融账户向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动为23，937.51万美元（其中中亚五国来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为20，401.68万美元；其他投资为3，535.83万美元）。
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总额为26，872.38万美元，其中中国（新疆）向中亚五国的资本转移为2.1万美元；中国（新疆）通过金融账户向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为26，870.29万美元（其中中国（新疆）向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为21，855.64万美元；其他投资为5，014.65万美元）。中国（新疆）向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大于中亚五国向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规模为2，930.11万美元。
（一）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规模。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入规模起始于2000年哈萨克斯坦对新疆的其他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流入，从此拉开了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入大幕，其规模由2000年的1.11万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068.40万美元，资本流入规模在3万美元以内。2003年起，资本流入规模突破百万美元，2003～2006年资本流入规模在200万美元至600万美元以内。2007年起，资本流入规模突破千万美元，并呈现迅速急剧增加态势，2007～2011年资本流入规模在2，000万美元至8，000万美元以内，详情见图1、表1。（图1、表1）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规模起始于1999年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本转移、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所引起的资本流出，其规模由1999年的580.76万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947.15万美元，期间经历了大幅度下降，大规模急剧增加的变化轨迹，2000～2002年资本流出规模由1999年的580.76万美元减少到2万美元不到，2003年资本流出规模增加到83.7万美元，2004～2007年资本流出规模突破百万美元，迅猛增加到2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2008～2011年资本流出规模突破千万美元，并呈现迅速急剧增加态势，2008～2011年资本流出规模在4，000万美元至9，000万美元，详情见图2、表2。（图2、表2）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差额。在1999～2011年13年间，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大于其资本流入的年份有7年，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大于其资本流出的年份有6年，且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远远大于资本流入的规模，为2，930.11万美元。总体而言，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中，中国（新疆）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流入均大于资本流出。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资本流出均大于资本流入，详情见图3、表3。（图3、表3）
二、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特征
（一）流量特征。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规模占中国（新疆）与世界各国的资本流动规模的比重呈现流量较小的特征。中国（新疆）与世界各国的资本流动规模中仅有10%不到的资本流动是因为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所引起的。1999～2011年中亚五国流入中国（新疆）的各项资本占世界各国流入中国（新疆）的各项资本的比重仅为4.69%，其中资本转移占0.13%、直接投资占7.68%、其他投资占3.08%。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流出的各项资本占中国（新疆）对世界各国流出的各项资本的比重为11.72%，其中资本转移占1.05%、直接投资占12.99%、其他投资占9.07%。但是，从中国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规模中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规模所占的比重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中有大约20%的资本流动是因为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所引起的。1999～2011年，中亚五国流入中国（新疆）的各项资本占中亚五国流入中国的各项资本的比重为18.92%，其中资本转移占6.9%、直接投资占25.35%、其他投资占7.69%。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流出的各项资本占中国对中亚五国流出的各项资本的比重为16.62%，其中资本转移占50.32%、直接投资占15.5%、其他投资占24.33%。（表4）
（二）流向特征。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呈现出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大于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入的流向特征。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为26，872.39万美元，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规模为23，942.28万美元，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大于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入规模为2，930.11万美元。其中，资本账户流入规模大于流出规模，其差额为2.67万美元，表明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放弃与转移大于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放弃与转移；直接投资的流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其差额为1，453.96万美元，表明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大于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的流出规模大于流入规模，其差额为1，478.82万美元，表明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各项贷款规模大于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的各项贷款规模。造成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大于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主要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所形成的金融账户逆差。（表5）
（三）国别特征。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最大的国家，1999～2011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比重高达72.17%，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主要依靠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直接投资的71.25%（位居第一），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其他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其他投资的77.54%（位居第一），哈萨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转移的16.08%（位居第三）。（表6）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第二大国家，1999～2011年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比重为15.81%，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主要依靠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转移的52.58%，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转移规模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直接投资的15.85%（位居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其他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其他投资的15.51%（位居第二）。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第三大国家，1999～2011年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比重为7.76%，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主要依靠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直接投资的8.77%（位居第三），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的其他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其他投资的1.97%（位居第四），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新疆）没有发生资本转移所引起的资本流入。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第四大国家，1999～2011年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比重为3.53%，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主要依靠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的直接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直接投资的4.13%（位居第四），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的其他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其他投资的0.09%（位居第五）。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新疆）没有发生资本转移所引起的资本流入。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第五大国家，1999年至2011年，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流入规模的比重为0.73%，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主要依靠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和其他投资实现的。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资本转移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资本转移的31.44%（位居第二），塔吉克斯坦对中国（新疆）的其他投资占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其他投资的4.9%（位居第三）。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对对中国（新疆）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
总之，中亚五国对中国（新疆）的资本流入国别结构依次为：哈萨克斯坦占72.17%、乌兹别克斯坦占15.81%、吉尔吉斯斯坦占7.76%、土库曼斯坦占3.53%、塔吉克斯坦占0.73%。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最大的国家，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流出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比重高达62.79%，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57.14%（位居第一），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其他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其他投资的比重更是高达87.45%（位居第一），中国（新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本转移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转移的比重为4.76%（位居第二）。（表7）
塔吉克斯坦是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第二大国，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塔吉克斯坦的资本流出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比重为26.78%，中国（新疆）对塔吉克斯坦的资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国（新疆）对塔吉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实现的。中国（新疆）对塔吉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32.92%（位居第二），中国（新疆）对塔吉克斯坦没有进行资本转移和其他投资。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第三大国，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本流出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比重为7.81%，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本转移、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资本转移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转移的比重高达92.95%（位居第一），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7.16%（位居第三），中国（新疆）对哈萨克斯坦的其他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为10.6%（位居第二）。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第四大国，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流出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比重为2.6%，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转移、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实现的。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转移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转移的比重为2.38%（位居第三），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2.75%（位居第四），中国（新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其他投资的比重为1.95%（位居第三）。
土库曼斯坦是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第五大国，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土库曼斯坦的资本流出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比重仅为0.02%，中国（新疆）对土库曼斯坦的资本流出主要依靠中国（新疆）对土库曼斯坦的直接投资实现的。中国（新疆）对土库曼斯坦的直接投资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0.02%（位居第五），中国（新疆）对土库曼斯坦没有发生资本转移和其他投资。
总之，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规模的国别结构依次为吉尔吉斯斯坦占62.79%、塔吉克斯坦占26.78%、哈萨克斯坦占7.81%、乌兹别克斯坦占2.6%、土库曼斯坦占0.02%。
（四）项目特征。1999～2011年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呈现出以直接投资为主（占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的85.21%），其他投资为辅（占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的14.77%），资本转移极少（占中国（新疆）从中亚五国资本流入的0.02%），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处于空白的投资项目结构特征。（表8）
1999～2011年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呈现出以直接投资为主（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的81.33%），其他投资为辅（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的18.66%），资本转移极少（占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资本流出的0.01%），证券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处于空白的投资项目结构特征。
三、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安全性
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无数事实证明：风险性国家资本结构及国际投机资本是影响一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其中国际投机者利用证券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通过交易风险——银行风险——金融市场风险机制所制造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最强。
中国（新疆）不仅连接着中国和中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且成为中国与中亚资本流动的桥梁和平台，由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方面具有较强的同构性，因此形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以直接投资为主的特点。从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资本流动规模较小，中国（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出大于资本流入，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证券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资尚处于空白的资本流动特征得出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资本流动处于安全状态的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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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毅.中国新疆与中亚经济贸易.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3]段秀芳.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区位与行业选择.国际经贸探索，2010.5.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3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我国OFDI外贸效应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体如下.张凤玲、伟（2004）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现状基础上，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贸易性投资和非贸易性投资2大行业范围内所产生的贸易效应，得出结论:某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所占比例与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项本武（2006、2007）运用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OFDI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影响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的空间变化。刘新英（2007，2007）指出，随着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OFDI与贸易，尤其是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交叉发展特征。刘新英重点从我国目前以对外产业内垂直型投资为主的投资特点所带来的出口引致效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联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表现而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可分割性。杨晋丽、谭建新（2008）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OFDI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赵明（2010）通过对不同投资地区的贸易效应检验得知:中国OFDI可促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带动国内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占主要地位。
杨震宁、贾怀勤（2010）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发现:在长期，中国OFDI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陈立敏、杨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来中国对26个主要国家的进出口和直接投资数据进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①就现阶段来说，中国OFDI对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产生的都是正的促进效应，尽管进口带动作用微弱而出口带动作用显著，但对总结果和对净出口产生的也是促进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OFDI流量的贸易创造效应。直观地看，中国在海外某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将带动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额增加0.3852%，这说明随着近几年“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的OFDI对出口贸易已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②边际产业战略在现阶段的中国正在被有效实施，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企业虽然在跨国垄断优势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战略资产寻求和资源能源寻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证明成功的比较劣势转移型海外投资。在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成熟产业领域中，我国企业拥有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可能比发达国家企业更加适合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海外，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已掌握的生产技术价值，而且可以打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单纯依靠出口作为主要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的被动局面，并对既有的出口贸易产生强劲的带动作用。李晓峰（2011）基于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发现：①出口贸易对OFDI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影响作用较大；②出口对OFDI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出口对中国FDI的影响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较为接近；③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进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滞后一期的影响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对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贸易对OFDI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吕计跃（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OFDI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区OFDI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柴庆春、胡添雨（2012）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考察了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指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目前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将会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的贸易促进作用较大。张春萍（2012）指出，近年来中国OFDI迅猛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来说，中国OFDI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在不同动因驱使下，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不尽相同。
张纪凤、黄萍（2013）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强永昌、符磊（2013）将外向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纳入企业的异质性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考虑逆向技术溢出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企业的动态均衡、跨期利润最大化等问题，并从比较静态和动态2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经营会给企业带来效率与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而谋取该效应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业动态化经营决策标准。基于这一动态决策原则，他们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明显地受到这一动态效率的影响；即使最初的生产效率较低，也会根据跨期最大化利润原则，因可能获得足够的效率和利润激励而选择国际化经营，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低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走出去’”的问题。综合起来的结论是：我国OFDI具有贸易促进效应或顺贸易特征；我国OFDI具有按比较劣势顺序或边际产业转移的明显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特征却与此不一致。
2贸易促进不足问题的发现：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2.1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是江苏对外投资的主体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商务部统计，早在2011年，非国有企业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重已达44%。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等民营企业聚集地区，这一占比已过超过50%。如2012年1-9月，江苏共核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293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26.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6.9%和46.1%，分别占全省同期总量的67.3%和65.2%。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3年民营企业在当年中国OFDI中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在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中，中国民营资本占比更是高达76%，项目总数占比接近90%。可见，有着独特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这与理论界关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应是民营企业的共识高度一致。而民营企业也通过境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苏的情况与全国一样，近年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虽以大型工业集团和外贸集团为核心，主体逐渐多元化，但以众多中小生产企业、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格局未变，以民营经济为主未变。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营经济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见表1）。因此，民营经济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江苏全面深化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深入推进“三个国际化”，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苏民营经济“走出去”对外投资与自身贸易地位不相称江苏出口贸易总额自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全国第2位，但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来看，江苏企业的对外投资仍滞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江苏累计存量为57.02亿美元，位居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之后，仅位居全国第6。近年来虽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国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2）及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3）。从表2、表3的对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苏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变换，但江苏一直稳居老3。
2.3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特征明显，存在投资发展周期阶段悖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概念，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根据人均GDP把国家划分为4组，相应的把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4个阶段。处于第4阶段的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按照这一理论，若把江苏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折合已达4430美元，应该已经进入第四阶段。然而实际情况是：2008年，江苏人均GDP为5700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约为-501亿美元，2012年进一步扩大为-521亿美元，仅对应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二阶段。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中国企业OFDI近10年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41.3%，预计在2015年前后将首次超过引进外资规模。即是说，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在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仍未达到第四阶段。
2.4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行业分布与现有理论关系复杂，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
2.4.1区位分布与相关理论一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小规模制造产品的优势，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发展，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环境差，市场范围小，限制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而江苏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恰恰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同一层次竞争。江苏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输出本国的设备，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同时不必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付出昂贵的广告费和庞大的管理费用，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苏民营企业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设备、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企业的产品能以低价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这种小规模制造产品是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尽管江苏民营企业不能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那样，利用垄断技术，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却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市场结构中，拥有大公司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即使是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江苏民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复合型新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了，这是江苏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特别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经过多年积累，江苏民营企业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截至2013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约140多个国家或地区。20世纪90年代，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投资区域多元化日趋加强，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显。根据计算，2000年江苏对亚洲地区的协议投资额仅占当年总投资额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额的61.76%，虽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来江苏对亚非拉的投资约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3/4，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不到1/4。这与上述两种理论相一致。但根据《江苏统计年鉴》计算，2011年以后，随着江苏综合实力的提升，正逐渐以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农业;FDI;分布特征
江苏省作为我国最早引进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在农业利用FDI的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江苏农业利用外资与沿海重要对外开放省份的地位很不相称,农业利用外资的水平还有待提高。因此,以江苏省作为样本,研究农业利用FDI的特征与不足,探讨农业利用FDI的有效途径具有典型意义。
20世纪60年代,邓宁(Dunning)结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3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将企业直接投资理论发挥到极致。但该理论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企业微观经济层面或国家宏观经济层面,深入产业层面的分析却不多见。同时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的分析不太适用。相比于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适用理论研究的不足,国内外在农业利用外资的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Singh(2000)通过对印度Punjab省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该省,明显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叶依广、纪漫云(2006)针对江苏省内农业发展状况,认为农业可以产生集群效应,提出了市场创造、品牌驱动、先导企业带动3种农业集群模式。本文以江苏省农业利用FDI为研究对象,分析农业利用外资的特点和不足,并对如何合理利用农业外资提出建议。
一、江苏省农业利用FDI分布特征
江苏省吸收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较早,但规模一直不大。近年来江苏省凭借其优越的投资环境,良好的地理位置等优势努力吸引农业外资已取得成效。农业利用外资显示出地域分布特征,国别分布特征以及行业分布特征。
(一)区域分布特征
农业FDI在江苏省的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其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南、苏中,呈明显的南高北低格局。同时,江苏省农业FDI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更体现省内主要城市吸引农业FDI的巨大差异。以各市在按单位面积农业FDI实际金额指标上为例,数年来各市在该项指标的排名依次为南京、南通、苏州、常州、镇江、无锡、连云港、泰州、扬州、淮安、徐州、宿迁、盐城。显然,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苏南和苏中地区。
(二)国别分布特征
多年来,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一直是我省农业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其中,港澳地区的投资在江苏省农业吸引FDI中占优较大的比重。随着CEPA的签订,港澳地区将长期成为江苏省农业投资的主体。这一国别特征体现了区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是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地域亲缘性与“民族纽带性”也部分说明该国别特征。
(三)行业分布特征
目前,江苏农业利用FDI的行业结构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加工项目上。目前,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生态农业等行业吸引FDI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链上游的农药等生产环节,以及下游的粮、棉等农产品流通的FDI投资比较少。造成这种状况可能与国家对这些领域一定程度的垄断有关。
二、江苏农业利用FDI的不足及对策建议
尽管江苏省在农业利用FDI上取得了成就,但江苏农业利用FDI面临以下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FDI对经济全面拉动功能的发挥。
(一)农业利用FDI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农业利用FDI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重都远远落后于非农产业部门。由于农业实际利用FDI到位率通常比较低,农业FDI实际金额所占比重会更小。从项目规模看,农业外商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明显小于全省总水平。农业总体规模与项目平均规模过小,决定了其难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农业利用FDI结构仍不合理,方式灵活度有待提高
农业利用FDI区域分布呈现“南高北低”发展态势隐藏着空间分布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产品加工项目上,投资农业内部(农、林、牧、渔)生产环节以及下游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投资的较少表现出了不同行业利用农业外商投资的“冷热不均”。农业利用外商投资的方式不够灵活。这些都有碍于在内资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渠道,发挥农业引资载体的作用积极引进FDI对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农业利用FDI形成的产业集聚成长不足
尽管农业FDI在苏南、苏中、苏北的几个城市都有低程度的集聚。同时就农业细分行业而言,禽畜加工和水产养殖FDI产业集聚也开始显现。但由于农业产业集聚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现象,在现阶段存在成长不足。主要表现为集聚主体发育不完全,集群内部诚信度不高及集群中的知识真实有效难以确定。
针对上文的分析,本文对农业利用外商投资简短的建议:首先,确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高度重视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问题。其次,优化农业利用FDI的地区结构、国别结构、行业结构,并加大政策力度,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升级。
参考文献:
1、臧新,王红艳.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状况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2008(5).
2、谭露,黄明华.基于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研究[J].农业经济与科技,2008(7).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5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直接投资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投资结构；直接投资；外汇储备；中美
中图分类号：F830.5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92—04
一、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结构特征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中国自1978年开始对美国投资，当年投资价值为5百万美元股票。中国自2002年开始统计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数据，当年的投资余额为3.85亿美元。到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已经达14640亿美元，占外国对美投资总额的12.2%，成为仅次于日本（15335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对美投资国。此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
1.直接投资增长缓慢，证券投资增长迅速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始于1981年设立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此后，投资开始缓慢增长。1994年福耀玻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800万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工厂，1999年万向集团在伊利诺依州建立美国万向公司，2000年海尔集团的美国子公司海尔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生产基地，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的Pc事业部。2008年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12亿美元，到2009年减至近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证券投资在1989年为2亿美元，1994年增加到182亿美元，2000年达到922亿美元后增长更为迅猛，不到10年时间里超过日本（2009年为1269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对美证券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占世界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15，2%。到2009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但对美巨额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只占0.1%。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水平。
2.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增长缓慢，债务证券增长迅速
1984年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仅为1百万美元，1989年达到2亿美元，1994年达到180亿美元，2000年达到908亿美元，到2009年时达到13863亿美元，占世界对美债务证券投资的18.8%。而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股票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中国于2000年实施QDII制度，对美投资中股票持有上升，2006年股票投资38亿，2007年增到285亿，2008年达到995亿美元，2009年时对美股票投资市值为777亿美元（占世界对美股票投资的3.4%）。虽然股票投资绝对数增长较大，但在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比例最多只占到9.3%。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证券投资近92%以上是债务证券投资，股票投资的比例非常小。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的水平。
3.债务证券投资中关国国债的比重持续下降，机构债的比重上升迅猛
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国债的比例持续下降，由96%降低到2008年6月末的48%，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债持有比例又迅速提高，持有额达到9156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基本一致。美国国债持有比例自2002年低于日本，到2009年时与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的持有比例基本相同。同期中国持有“两房”债券为主的美国机构债迅猛增加。1994年的持有额仅为5亿美元，2004年即达到1277亿美元，成为美国机构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的比重由1994年不足3%提高到2002年的40%。2008年前新兴经济体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机构债的比例一直高于中国，有的年份甚至高出10个百分点。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即次贷危机初露端倪的一年里，各经济体对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投资出现变化。新兴经济体整体增持美国国债1572亿美元，但是仅增持美国机构债78亿美元；西欧国家增持美国国债161亿美元，而仅增持美国机构债10亿美元；日本增持美国国债54亿美元，同时增持机构债400亿美元。同年，中国增持美国国债近578亿美元，机构债增持1564亿美元，使机构债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几乎占到一半，即使之后逐步减持，到2009年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机构债4543亿美元，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仍然是最高的。此外，中国对美的债务证券投资中，收益率比较高的公司债的投资比例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是最低的。
二、美国对华投资的结构特征
美国于1979年开始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到1982年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4900万美元。美国财政部从1994年开始有对华证券投资的记录，当年余额为20.85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存量分别达到494亿美元和1023亿美元，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1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6%。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1.证券投资在波动中增加
自上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发展以来，美国也加大了对海外投资的步伐。在此期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速远超过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幅度。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两个，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二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由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2008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较上年大幅度增长达到59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重的14.5%。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限，美国对华投资几乎完全是直接投资。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度的逐步扩大，美国对华的证券投资逐步增加，自2005年开始增长幅度较大，证券投资在对华投资总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更加接近。
2.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逐步成为主导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主要分为国外证券市场投资与国内证券市场投资两大类。美国投资者对境外中国证券的投资主要涉及在中国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或公司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证券。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大陆境内的证券投资是指美国投资者购买中国公司与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投资于境内上市外资股，即B股；二是合格境外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简称QFII）购买的A股；三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国债、企业债券和可转让债券、金融债务。随着中国股票市场B股市场的发展和实行证券投资的QFII制度，以及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增加，美国对华股票投资增长迅猛，其市值从1994年的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1016亿美元，在对华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也由43%升至99%，高于世界整体及其他经济体的水平。
三、中美相互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1.中国对美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首先，英国经济学家Cantwell et a1.（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一般遵循以下发展顺序：周边国家一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中国近些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也基本符合这一顺序。其次，国际投资选择的信息摩擦理论显示，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与信息摩擦度既定情况下，投资方向由投资主体的性质所决定。Itay and Razin（2005）在信息经济学框架下建立模型解释信息不对称下国际投资的选择问题，提出在国际投资选择中存在着管理效率与流动性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显示，由于涉及所有权与管理责任的转移，需要与东道国频繁的互动并对运行其中的东道国市场有透彻了解，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最大，而一旦获得资产，直接所有权又使资产的流动性降低；由于资产再出售时的“柠檬”问题，直接投资的沉没成本或清算成本很高，也由此对信息摩擦更为敏感。在均衡状态下，具有较高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受低价格冲击的可能性大于管理效率的冲击，会选择成为组合投资者，而具有较低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则选择成为直接投资者。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经常是预期流动性需要低的大型金融资源丰厚的跨国公司，而组合投资者总体上是对流动性冲击比较脆弱的投资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但对美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非常低。从中国企业方面看，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竞争优势、存在企业体制障碍、企业管理系统和方法落后、当地化运作水平低等；从美国方面看，市场准入限制与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也构成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障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外汇储备投资，其安全性与流动性要求高，在流动性与管理效率或收益性的选择中，需要以流动性或安全性优先，难以进行直接投资。日本、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量也非常大，也是以官方机构对美投资为主导，因而其证券投资的比例也都相当高。
由于中国对美的投资主要是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因而其证券投资构成也同样受流动性冲击预期的影响，要选择流动性强但收益相对较低的证券，也就是选择信息密集度进而信息摩擦比较小的证券。Porteset a1.（2001）的研究发现，标准化程度更高的金融产品如美国国债的信息密集度较低，信息摩擦的影响比股票或公司债券小，美国机构债也具有类似特征。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股票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股票市场中，美国本土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净发行常年为负值，外国公司股票发行大量增加，1994—2009年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的市值由6268亿美元、占市值的近10%增长到39774亿美元，占市值的20%；在公司债券市场中，同期美国非金融性公司发行债券的余额占比由49%降低到36%，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商ABS发行的各种资产支持证券余额由19%提高到27%，2007年最高达到34%，外国公司发行也占相当的比例。发行主体结构的变化使美国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信息密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债和规模庞大且发行主体相对单一的美国机构债，往往是对流动性冲击和信息密集度敏感的外国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世界各国官方机构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也证实了这一点。各国官方机构对美的证券投资中，比重最大的是美国国债，其次是以两房债券为主导的美国机构债，而公司股票与公司债券的比重都非常低，与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非常相似。而西欧国家的外汇储备低得多，对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营机构，因而其对美证券投资结构明显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差别很大。
2.美国对中国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