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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1
关键词：枭雄 英雄
我想原因就在于枭雄形象既有一般英雄形象的的特征又以其相对的缺陷美以及时代性区别于一般的英雄形象从而使自己“枭”的特色更加明显。
首先，我们谈谈枭雄形象与英雄形象的异同。
英雄，多类似于圣贤之人。他们的心里都仰慕仁义，相信以仁德能化天下，即使天下人负我也无怨无悔，始终把践行仁义当做自己终身的事业，并以此来报国安民，所以无论在太平盛世或乱世都不缺乏英雄，他们把他们时代的道作为他们自己的坚守，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建功立业。如在乱世，他们更以践行仁义这种传统的思想来救世。可见他们遵道。当然枭雄也仰慕仁义，胸怀天下。所以枭雄本身与英雄是有交集的，确切的说枭雄应该是英雄的真子集。集英雄之品行，真英雄之枭。所以枭雄与英雄一样，都对国家及历史做出过贡献，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不应因其某些错误或无道而对其全部否定。
但枭雄以壮志横扫天下，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见枭雄无道或自有其道。这是枭雄与英雄的最大区别。
例如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典型的为实现天下统一而奋斗一生的枭雄形象。我们都对曹操雄才大略和军事才能以及政治才能竖起大拇指。可是我们并没有因为曹操的奸诈、狠毒、狡猾等这些枭雄的特点而讨厌曹操。恰恰曹操以他奸诈、多疑的形象被读者所喜爱。我们在承认曹操是一位真英雄的同时，也就必须成人并接受到他的奸诈，而这并不矛盾，也并不影响我们对曹操这一枭雄形象的欣赏和喜爱。也许这就是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英雄形象和枭雄形象之间的关系体现。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枭雄的缺陷美。枭雄说的“是一种鸟模仿模仿人的性格，果断迅猛，准确短急，不受道路局限，不法古，不囿今。善于维护羽翼。枭雄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早期是褒义词，周朝之后，有时含贬义色彩。”所以在描写枭雄时会很自然地暴露或有意的描写其相对于其所处时代时代的正统的道的奸诈、多疑等缺点时，使枭雄形象带有一种本色的缺陷性。
例如项羽身长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即使吴中子弟也都害怕他。但他却有残暴、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等致命的缺点。他不能选贤用良，没能听取范曾的意见而轻信谗言，最终逼走范增――他身边最后一个“智慧背囊”。最后在的垓下之战中自刎。项羽这一枭雄形象的这些缺点给读者带来遗憾感的同时能使项羽这一形象更加生活化，更易于读者用心去体，从而使这一形象在读者心里会更加具有立体感。
而项羽悲剧的结局更是令人惋惜，正如李清照一样，读者也会有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思考。这样项羽这一艺术形象又带给人们想象的空间，显现了文学的空灵美。
相反的，很多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则过于完美，过于神化的形象则不然。
这种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是人们或是作者理想中的形象。虽然人们对于这种形象充满崇拜感，可现实中却没有这种真实个体的存在，人们又大多模仿不来，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最终对这种形象的感觉就只剩下太神了或太假了的感觉。或至多崇拜和羡慕的感情最终胜过对其形象体味的美感。不如有缺陷美枭雄的形象更具有生活型、细节性、可感性。
当然了文学中的形象需要润色才更具美感，但不可忽视的是更根本的是文学来源于生活。对描写对象的心理、性格、行为等各方面挖掘的越深、理解的越细致、越透彻才可能与读者产生共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艺术美感才能被读者所接受和喜爱，以此打动人，让这种艺术形象走进读者心里，然后慢慢体会。文学形象作为是介于作者和读者之间传递美感的桥梁，在注重增加艺术手法的润色外则更需要以真实的形象为本。枭雄形象在这一方面因不刻意避免其描写对象的缺点所以更具有文学魅力。
最后，我想枭雄形象的魅力还在于他有特定时代的烙印。都说乱世出英雄，其实更符合史实的是乱世多出枭雄。
在某一朝代的统治结束，道德缺失，旧礼法崩溃的乱世或末世，往往就会有枭雄的出现。而枭雄的出现并非偶然却是历史的必然。而他们身上往往带有浓重的时代特色和特殊时代的意义与走向暗示。这也是枭雄形象所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或许是某一时代某个阶级的典型代表，因此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集中的反映了这一阶级或群体的走向和命运。例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封建大家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的代表。王熙凤的命运与其所掌管的贾府可谓休戚相关。王熙凤在《红楼梦》中虽不是女一号，且是个反面人物。但曹雪芹为其所着的笔墨却不亚于林黛玉。《红楼梦》中少了王熙凤这一女枭雄色彩必然会大减。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2
虽然美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相对短暂，然而却不乏多样的文学风格和流派、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美国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美国人求“新”、求“异”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在其文学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从清教韵味浓厚的诗歌、革命思想鲜明的宣传册，到浪漫主义的散文、现实主义的小说，再到族裔特色纷呈的当代文学，无不尽显美国文学的艺术魅力。在这座文学圣殿中，“自然”这一名词有着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意义，因为美国文学中的“自然”风格作品蕴含着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流派及特点。
第一个典型的“自然”流派出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是美国浪漫主义的一个支流，严格意义上是指被称为超验主义的“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超验主义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三。首先，超验主义者强调精神，或超灵，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其二，超验主义者强调人的首要责任就是自我完善，自我依靠。其三，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超灵或上帝的象征。因此，超验主义主张回归自然。这种观点的自然内涵是，自然界万物具象征意义，外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体现。典型作家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梭罗到沃尔登湖生活，通过简朴的生活来检验自己的超验主义信仰。他在《沃尔登》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的湖畔生活。全书以篇幅最长的“节俭”开场，叙述的基本是枯燥琐碎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开支等。然而在这些似乎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数字背后，是梭罗的生活信条：人应当尽可能地降低物质欲望，而将精神追求作为第一要义。阅读梭罗的《沃尔登》，人们不难发现两个内容并行发展，一是说自然，一是说人，总的是说人应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梭罗接近自然界和生活，他的意象多从大自然和生活中来。他在1859年的一则札记中说；“文学的根基是事物。自然物体和现象是表达我们思想与感情的原始象征物或符号。”可见，这种自然写作蕴含着浓郁的唯心主义色彩。
第二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即所谓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以及西部边界的封闭，“美国梦”骤然破灭。在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下，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冲破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始反映人在环境和遗传两种力量的支配下毫无自由意志，任凭摆布的状况，这便开始了自然主主义创作。自然主义代表性作家包括史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1871-1900）、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67-1916)。克兰，以自传体“中部边地”系列小说闻名。他的代表作《红色勇士勋章》文字简洁，意象清晰独特，书中有意识地将法国印象派画法用于文学。克兰写出了讥讽与怜悯、幻想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绝望中尚存一线希望的双重情绪。总之，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和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的描摹自然。
第三个典型的“自然”流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起极大关注的，被文学批评家称为“生态文学”的流派，其核心特点是关注对自然界的保护。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这一流派最受关注的作家当属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她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她的所有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只是人能改变自然，而且，这种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一九六二年，她发表了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指出滥用杀虫剂已伤害许多生命、影响了自然生态，如果再不改变，人类面临的将是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发行了22种语言译本，影响遍及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立法取消ddt的使用。1992年，美国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书。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3
关键词：西方典型论；中国古代典型论；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6-02
一、引言
何为“典型”？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学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意蕴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由于抒情性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便形成了以意境论为主要特色的抒情性诗学理论，似乎与典型论绝缘，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认为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典型论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典型论的旧说，已被基本修正。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是在不受外来影响的境况下,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 为后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在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中得到了及时的认识和总结, 完全可以与西方的典型理论相媲美。随着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古代典型论形成于明末之说，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二、典型理论在古代
（一）典型理论的形成
“典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多可以看到“典型”，或“典刑”（古汉语中“型”通“刑”），如《诗・大雅・荡》：“虽有老成人，尚有典刑。”而且从很多古代文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典型”或“典刑”是规范、模范的意思。虽然与美学意义上的“典型”典论概念不同，但是隐约能看出点影子。
古代文论中典型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形成晚、成熟早。乍一看，这似乎是相悖的理论，但却确实符合于典型论的发展过程。所谓形成晚，指的是同个性化、风格论和意境说等理论相比，其正式形成理论的时间尚晚。原因在于秦汉时期，文人忽视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反映对象，片面的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主体；至于六朝时期，文坛又否认作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时必要的艺术虚构与概括。这两次重大曲折，直接导致了典型理论的形成过晚。而成熟早则指的是就典型论自身而言，从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至系统的典型理论的诞生，其间虽然经历时间较长，但却是质的突破和飞跃式推进。
另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写作技巧，并不能等同于典型。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诗歌要“以少总多”，在《比兴》篇中提出“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些虽然接触到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典型的边缘，却并不符合典型论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环境的观点，这就不能与典型混为一谈。再如，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这里，司马迁将屈原的文章中的意象放到文学审美中去加以考查，认为可以举一反三。虽然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互见法创造典型形象的经验获得了唐代文学的普遍关注，但是这里的举一反三却不能与典型一概而论。
典型必须要与人物形象相联系，这是典型定义的关键词，也是最核心的思想。上述这种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观念视作典型化理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不敢苟同。以少概多、博观约取在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读书、写作、理财、用兵、治国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两者要能够成为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具备先决条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换言之，只有这二者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成为典型化的原则。
（二）雅、俗文学对典型的影响
在研究典型论形成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雅文学体系的突变构成了典型论的先决条件。唐代以来重视批判齐梁以来的之风，重视写人记实，但又不拘泥于记实，也重视艺术虚构与概括。从艺术表现方法角度看，其实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学特性，才能隐恶扬善，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如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所写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至深。而唐传奇则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能够创造出完整故事情节和鲜明典型人物形象，并自觉进行艺术虚构的短篇记叙文。唐传奇对后世典型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元稹的《莺莺传》。其文尾语称：“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表明元稹关于塑造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观念已相当明确。崔莺莺作为一个才貌双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而又叛逆的大家闺秀，其性格复杂丰富，感情细腻脆弱，具有活生生的个性特色，显示出唐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其次，俗文学的兴起为典型论开辟了道路。在宋代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些技艺以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内容的中心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众多鲜明，是其显著特色。这些客观存在的人、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其成为典型人物或者典型环境，作者主观的爱恨情仇并不能代替各色人物的思想情绪，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自有独立的生命，使读者，甚至作者为之动情。在话本或拟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短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熟知并喜爱了几个世纪，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
虽然雅文学和俗文学都各自为典型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缺一不可，典型论的形成，有赖于这二者的汇合。如果没有这种互补式的汇合，很难想象中国的典型理论可以臻于早熟。而这样的历史条件在明代出现。明代以后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意识的抬头等等，促使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观念开始瓦解，思想开始解放，对俗文学的重视成为其时代特色，加之老祖宗留下来的雅文学，这二者的结合对典型论的形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可谓李贽开其端，叶昼步其踵，而由金圣叹总其成。
（三）代表人物的典型论思想
李贽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水浒传》的形象论述中。小说在魏晋唐宋时代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显得单薄、苍白。明清时代，小说创作中把人作为表现中心，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李贽从《水浒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总结出的艺术特质。他常用“摹神”、“传神”等精短词语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形象塑造。在他的观点中，欲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掌握各色人物所属的典型特征。《水浒传》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如临其境的境界。
叶昼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理论，它影响所及，泽及后世深远。叶昼对《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水浒中的形象可以简练的概括为“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他认为要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抓住人物各自具有的特征，“同而不同处有辨”实际提出的是人物性格刻画中同中之异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便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要关注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水浒传》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比其他艺术具有表现力。
金圣叹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也是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他最先把性格作为基本理论概念运用于小说批评，并对如何塑造人物性格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分析了作者“注重神似而不拘形似”的传统美学原则，这种神似就是指能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创造出特殊性格，使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境界。他用“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来概括典型性格。这样，他就把性格与人物心理、类型化区分开来，这正是要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本质特征。
三、典型论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典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典型人物了，人物是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故人物典型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首先，人物形象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具有鲜明特色。典型人物具有“整体个性”的特点，即人物形象既应该有与众不同的个别性、特殊性，又不流于贫乏和单一，而应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性格就具有一定的丰富性：既侠肝义胆，又痞气十足；既机智聪明，又冒失轻信；既嫉恶如仇，又嗜杀成性；既重情重义，又凶狠暴戾，这些性格是很多人物都普遍具有的，但武松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也具有性格的特殊性：刚直暴戾，除恶务尽。
其次，人物要处于典型环境之中，重视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在于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这就有赖于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居住环境的塑造。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翠竹“竿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恰似林黛玉纤巧婀娜的身段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不与群芳为伍，永远清秀质朴，正与林黛玉不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契合；竹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屈风貌，与黛玉的叛逆性格又正好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竹又映衬着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与以泪洗面的悲剧命运。
最后，典型人物在表现人生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著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憧憬，这种个性解放的追求，正与人类解放自身的愿望相统一。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贾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化色彩。
总之，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艺理论上必然有所表现，典型论亦不例外。作为叙事文学的至高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在作品中便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了许多典型人物，使他们大放异彩，并流传至今。而古人在理论上对典型论也有比较确切的认识，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完善的系统，但在比西方形成性格化和个性化的典型理论早一个多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典型，并塑造典型已属不易。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和典型理论相结合的历史性考察，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4
[关键词] 现实主义表演；自然主义；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J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209-1
观赏一部作品，作为普通的观众，往往会记住作品中的一个或几个出众的人物形象。这些给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恰恰是通过演员精湛的表演，精妙的表演技巧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些演员也正是运用了现实主义表演创作方法，注重把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则，才让角色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让观众回味难忘。
在论及现实主义表演时，有些人认为现实主义表演要求的“自然、真实、生活化”就是自然主义。为澄清“自然”与自然主义，本文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引述开来，谈及现实主义表演与自然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做记录式的写照。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主张文学必须合乎科学。以左拉作为代表人物，他在《演剧的自然主义》中提到：“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复到自然……相应的，在文学方面，自然主义意味着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我们无须想象出一场冒险时间，把他复杂化，并给他安排一系列的戏剧效果，从而导致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只需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的记载他的行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主义注重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否定戏的结构，否定事件的典型化，否定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倾向。这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样，也是向现实生活找取素材，“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但两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自然主义片面地强调客观的存在，忽视作品的思想性；现实主义倾向于在素材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事件进行描述，以此表达出传递的主题，表达创作者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典型形象塑造要求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统一、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审美艺术感染力，给欣赏者以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涤，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自然主义虽然在文学、戏剧创作上取消了艺术和现实的距离，但是对演员的“真实”表演是有贡献的。它要求演员真真切切的按照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完整的重现。由此，可以看出，自然主义应该是演员在塑造角色时所要完成的动作和行动完全是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加提炼的动作和语言，不管对塑造人物性格和完善人物形象是否有用，凡是生活中出现的，一概用之。而现实主义表演则要求演员在扮演角色时，注重生活观察，提炼出典型的、生活化的、自然的动作，达到刻画人物鲜明性格、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目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崔嵬曾说过：“深厚的生活基础，绝不意味着就会产生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与对生活理解、感受不深有关，当然这其中也还包括概括、集中、提高的能力问题，我们既要反对形式主义，也要克服自然主义，既要有生活，也要有技巧，我认为，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区别这两个问题的关键。生活要广也要深，能广能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对待创作的态度问题。艺术创作贵在认真、严肃，一个革命的艺术家，不解决生活的深度，有血有肉的形象永远和他无缘。”
演员的创作体验，不仅仅在于演员本人是不是具有和人物相类似的情感体验，重要的是演员是否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以及对创作素材的积累。“文艺工作者是把自己在参加工农兵斗争生活中所‘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和人的映象材料，也就是他的创作素材，加以综合，加以选择，加以概括，并且通过创作想象来塑造自己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
社会在发展，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不尽相同，不同环境中的人的性格特征也是不尽相同的。演员塑造人物性格，要善于挖掘和把握人物身上那些独特、生动、富有本质意义、能很准确反映人物内心的性格特征，对其加以提炼、加工、综合，融合个人的创作技巧和生活体验，通过具体的肢体动作或者是眼神等细微表情传达，塑造出一个有机的性格整体。围绕这个性格整体，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刻画，做到鲜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艺术源于生活，但又是高于生活的。质朴的生活形态具有丰富的艺术含量，具有生活本身包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演员应以本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为基础，向生活索取素材，把对作品深刻的感受赋予到角色塑造当中，体现创作者的深刻思想内涵。即使是生活化表演，也要求演员在生活的基础上追求性格化的创造，追求表演的深度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做到生活化与性格化的统一，生活与艺术的统一，而非只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
参考文献：
[1]郑雪来.欧洲电影界关于斯氏体系的若干论述和评价[J].电影评介，2008，（4）.
[2]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3]中国电影出版社编.崔嵬的艺术世界[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5
那么，如何从一度创作——剧本创作开始，就着力表现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舞台风貌呢？如何让剧本从“平面”成为“立体”，获得生命的延续和形式的升华，真正实现以人演人、以人感人？我有一些思考和经验愿与各位同仁分享。
1 强化“剧种意识”
作为不同剧种的剧作者，应当尽量熟悉本剧种的艺术个性和本地区的普遍审美习惯，从选材、构思到创作，都应自觉地服从于本剧种，继承其艺术传统。在“返本”中图“开新”。甚至还要进而了解哪一个剧团适宜演自己将要创作的这部戏，哪几位演员最适合当本剧的扮演者。
闽剧《荔枝换换绛桃》是闽剧传统保留剧目。男女主角艾敬郎和冷孀婵都是福州人，是安泰河隔河而望的邻居。夏日里两人用福州人熟悉的水果：荔枝、绛桃隔河投递，交换定情。最终在闽王的威逼下双双火殉，化作一对鸳鸯。整出戏让观众在福州“三坊七巷”特定的民俗风情中去体现福州老百姓的爱情理想、价值观和道德观。由于这出戏用福州戏演福州人，说福州事，和闽剧有着天然的血脉之亲，很容易拉近和本土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因而受到福州方言区观众的热烈欢迎。
“文人作家”王仁杰在创作梨园戏《节妇吟》时写道：“一是其故事动人，情节单纯，人物集中，正合戏曲乃至梨园戏‘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特点。二是其男女主人公一鳏一寡，各有心事……敷演下去，必定细节丰富……三是基于此，梨园戏极细致之表演，甚幽怨之音乐，亦必大有可为。总之，我自以为可以据此编演一出地道的梨园戏……”[1]。
王先生在选材时考虑到了梨园戏“一人一事”的传统结构特点，在情节铺排上发挥了梨园戏表演细腻、音乐幽怨的特点，据此编出了一本“地道”的梨园戏。他的用心渗透着强烈的剧种意识。
这种“剧种意识”体现到具体创作中，就需要从选材、构思到具体的剧本语言风格、舞台二度创作，都力求作到扬长避短，体现本剧种的特征。
2 “方言写作”意识
所有的戏曲剧种都是方言剧种，方言有自己语法习惯、修辞习惯和俚语俗语等等，剧作家在写作时要考虑到台词、唱词以及剧作整体风格适合本剧种方言的表达。同时，戏曲剧本对文辞押韵、文句的形式美有一定要求，不同的方言音律不同，如果剧作者在写作时没有“方言写作”的意识，而用“普通话”写作的方式，他的本子就会和本剧种产生“间离”，不适合本剧种演绎，也不易和本土观众产生共鸣。
《贻顺哥烛蒂》是一出典型的“方言闽剧”。不仅在道白、唱词中采用了大量的福州日常生活用语、俚语、歇后语，并且通过及其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贻顺哥”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加上闽剧名丑林务夏的表演，深受福州观众追捧。但是你看它的本子几乎完全没有文学性，不像剧本倒像评话本，全篇都是大白话，用福州音译生造字写成，不是福州人根本看不懂。但这并不影响舞台演出的效果。
福州方言当中所具有的民间意味很浓的俚语、俗语、笑话、典故等等，也是构成闽剧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些民俗方言所支持的象征、隐喻的意蕴，便是戏曲科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王茂生进酒》中的歇后语“闲工补漏瓢——没事找事”，俚语“鸡屎落地还有三寸气”表示做人要有志气，“三七四六包出仕”说明一个人有两下子，将来一定有出头之日；《乌龙江传奇》中的歇后语“一把米摔壁上——没一粒‘加’粒”形容毫不相干……对这些俚语、俗语的灵活运用往往能使作品生动、亲切、传神，和本土观众达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审美。同时也给外地观众一个了解福州语言和福州地区民俗文化的窗口。
福州方言自有其独特的语言魅力，闽剧剧目有责任展现、也有优势发挥福州方言所特有的意蕴。
3 “行当表演”意识
戏曲文学的妙处，还在于她是活的文字，是用于当场演出的底本。好的作家在创作本子时，心里浮现的是整个一台正在上演的大戏，时时考虑到音乐和表演，心中的视听觉形象浑然一体而各具才情，这样创作出来的剧作，大多可以获得舞台上的成功。戏曲的文学性要与舞台性有机结合、相生共荣。
而在戏曲演出当中，“行当”是最重要的特色。这是戏曲艺术家们通过长期观察积累，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和身份的人物的高度概括。不同行当的表演风格不尽相同，青衣稳重、花旦俏皮、闺门旦含蓄、丑旦幽默……她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思维逻辑方式肯定是不同的，台词念白的用辞、说话的节奏也是不同的，所使用的曲牌也有一定的规矩。这就要求剧作家依据不同剧种的行当设置，写出“归行对口”的人物来。比如，丑角既幽默，不妨多使用方言俚语、熟语，增加他的机趣、生动。小生花旦含蓄典雅，要注意台词的文辞修饰，可引经据典，体现他们的诗书气质。如果剧作家不遵循这些基本的角色规范，就写不出易于辨识、性格明朗、面目清晰的行当人物。另外，很多剧种还有韵白和土白之分。比较文雅的言辞一般用韵白，生活气息浓的词用土白；比较有身份的人物用韵白，普通百姓用土白，写作时忌讳跳来跳去，使演员无所适从。
例如传统闽剧《红裙记·寻子》一折，基本是青衣的独角戏，曲牌是旦角演唱难度较大的“自掏岭”，运气、吐字、行腔等都很能表现闽剧青衣的演唱特色和功力。碎步、叠步、颠步、圆场等脚下功夫，还有云袖、摇袖、旋袖、搭袖等水袖功以及马裙的运用，都很好地展现了闽剧青衣的表演特点。这是青衣行当的看家戏，看了这出戏，你就能大致知道闽剧青衣是什么样的了。又如京剧《火焰山》，尽管文学性很不怎么样，人物也不丰富深刻，但它把猴戏的表演集中、定型、丰富、完善起来。
这样的剧本，能将行当表演充分、完整地保留、承传下来，成为表演艺术的“辞典”、“集成”。他们虽然缺少文学的含量，但是有艺术、美学的含量。
好的剧本，应当是空灵流动、夸张虚拟、富有想象力的。戏不应写得“太满”，剧本必须给表演、音乐留下经过充分想象、富有意味的空间。剧作者可以用心设计一些情节，让“表演”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闽剧《王茂生进酒》有一场赶猪的戏，剧本设计了赶猪出栏、猪和人绕来绕去不肯走等情境，给表演预留了很大的空间，演员时而往东赶它，时而往西堵它，时而要打它，时而又蹲下抚摸它，充分发挥了戏曲虚拟表演的优势，将这个情节演绎得惟妙惟肖，相当精彩。
综上所述，戏曲文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本土文学形式，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同成为中国文化的骄傲。在近千年的戏曲发展史中，她的情节结构、表现形式以及语言内容等，逐步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和剧种、舞台表演、演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联系。剧作者作为一度创作的关键人物，必须回归戏曲文学的本体意识，正确认识戏曲文学的本体特点。戏曲文学应该要求自己或者说它有天职去为剧种的建设、表演艺术的积累、表演艺术家的成熟服务。一些经典传统保留剧目，在无数的观众反馈中得到启示，经演员的艺术积累而得到传承，当代演员乃至一辈辈演员、当代观众乃至一代代观众，在观剧过程中使剧本获得永生。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范文6
1.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
小说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作品形式，在小说中对于古代文学特质的体现，主要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在小说中有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通过三要素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的任务形象。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古典文学中小说作品的经典巨作。如《水浒传》中描写了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十分鲜明，而《水浒传》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其不仅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规律。在小说作品中，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而情节的发展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人物与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依靠环境这一现实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三要素之间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环境而且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依靠情节取胜的作品有很多，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但是这部分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就，而如《水浒传》《红楼梦》这几部作品却将人物与情节和环境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结合，所以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思想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与我国古典小说创造的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对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实际上也是塑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一方面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巧妙的外部条件，如《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这一幕，刘备利用恰巧而至的雷声来掩饰自己失凉落筋的真正原因，这里为刘备的韬晦性格的塑造奠定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性格塑造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如《红楼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时，作者用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影参差，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象征着林黛玉孤傲、素雅的品格，“冷香习习，蘅芷清芬，奇草仙藤，兰风蕙露”的蘅芜苑象征着薛宝钗冷漠，等等，类似的描写在书中数不胜数。另外，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利用环境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如《红楼梦》中对于四大家族的介绍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贾雨村，必然会形成扭曲的人格。
2.古代戏曲作品中的怨谱
古代文学中的戏曲作品，主要是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社会矛盾，可以说，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环境。在古典戏曲中具有喜剧和悲剧兼美的特性，而其中以悲剧的怨谱最能体现古代文学戏曲的特质。在西方国家的文学和文艺领域中，悲剧被认为是戏剧的最高境界，通常用主人公事业甚至生命的毁灭来表达永不磨灭的精神作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戏剧作品在表达悲剧的形式上，一般分为两类：第一是利用忠奸善恶的冲突所产生的道德悲剧警醒世人，如《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另一种则是通过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与社会压迫势力的冲突来表达，如《窦娥冤》、《牡丹亭》等。在悲剧的创作方面，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悲剧人物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不可调节性、被毁灭者的价值。如《窦娥冤》中窦娥的种种不幸，可以将其前二十年的悲惨经历视为命运的悲剧，但是此后的悲剧就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悲剧，面对黑暗社会的压迫，窦娥无力反抗，她不得不救婆婆，更是在临死前发了三个誓愿，这也充分表达了她既无奈又绝望的悲愤情感。是谁吞噬了这个弱女子，我想，答案是很明确的。结束语：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而汉语最具有优美意境的语言，从中国古代文学特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正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在古代文学的诗词歌赋中自然地流露出千回百转的情感，这也正是古代文学的特质所在。随着文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彻底，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王云云单位：中直管理局北戴河服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