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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卢卡斯悖论 存在性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作为国际间资本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发展，其在全球化和不断自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世界经济体中极其活跃的组成部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状况、投资的流向和投资结构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7年全世界国际直接投资额达到18333.24亿美元，仅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就达到12476.35亿美元。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则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其流入量几乎占据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总体而言，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FDI流入量几乎均有上升。
纵观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尽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上来说是日趋上升与活跃的（见图1）。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这段时间的发展是迅猛的，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卢卡斯悖论存在性分析
卢卡斯悖论是指由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理论推出的资本流动规律与实际资本流动方向相矛盾的现象。即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理论的预期，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下，资本应该从资本丰裕的地区流向资本匮乏的地区，即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欠发达国家。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态势是稳步发展的，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状况却是不均衡的，这体现了卢卡斯悖论现象的存在。
（一）从空间区域分布来看卢卡斯悖论的存在性
从空间分布来看，全球FDI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从图2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资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当两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都显著增加的同时，两个地区吸引外资额的绝对值的差距也明显地拉大。
由中经网数据知，20世纪70年代，世界投资额总体上规模比较小，但是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吸收额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整个70年达国家的引资额基本都维持在70%以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引资额只有不到30%的水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的引资额达到了8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最低时只有14%；20世纪90年代，由于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波动比较大，最高时发达国家引资额达到了83%，然而最低时却不到60%，但是这仍然没有动摇发达国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引资国的格局。到了21世纪，发达国家的引资比例同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从总体上来看有所下降。但是21世纪的近十年期间，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平均引资额，仍然维持在全球引资额的60%以上，由此可见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进程中，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局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从世界各国的经济排名来看卢卡斯悖论的存在性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排列在世界前十五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资国大部分为发达国家。由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由于发达国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严重，排在前十五位的直接投资国中，发达国家的比例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从总体情况上看，发达国家仍然处于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资国地位，美国仍然处于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受资国地位。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是集中分布在少数十几个国家中，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21世纪，靠前的十五个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基本上都超过了世界投资流入量总额的70%以上。而在历年的前十五个国家中，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中都占据了主要地位。1970年的前十名国家中有八个国家是发达国家，仅有南非和巴西两国是发展中国家。到了1980年，前十名国家中，仍然有七名是发达国家，而1990年处于前十名的国家中则有九个是发达国家，2000年仍然有7个发达国家位列前十名。而在21世纪的近十年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受资额排列靠前十五位的国家，主要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例如在2005年，进入前十名的发达国家个数就达到八个，只有中国和中国香港作为发展中国或地区进入了前十名，然而在2007年的时候，发达国家为7个，俄罗斯联邦首次进入了前十名。2008年为六个发达国家，巴西成为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受资额前十名发展中国家的新秀。
纵观这四十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总的引资额情况，还是从名列前茅的国家个体状况来看，发达国家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在21世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差距有所缩小，这种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经济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例如金砖四国等国的崛起而引起的，但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境况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些国家的资金却是最为缺乏的。
（三）从相对量来看卢卡斯悖论的存在性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2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 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 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 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 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 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 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 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3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 优化
“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点之一。在开放条件下，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应融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进行。其中，外国直接投资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对促进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也取决于一国产业的内部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产业结构优化已经成为提高一国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因此许多国家纷纷把注意力从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转移到优化产业结构上面来，我国对外开放以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引导外资合理投向相应的产业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分布
1、三大产业之间FDI分布不均衡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尤其以工业部门为主，但近年来其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开始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5年以及之前的年度，第二产业所占的FDI比重很高，2004年已近75%。从2006年开始，第三产业吸收的FDI显著上升，第一产业吸收的FDI的比重一直很低，历年数据均低于2%。2008年以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中FDI的比重略有提升相应地第二产业中FDI的比重稍微下降。
2、产业内部FDI分布不均衡
（1）工业内部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集中分布于工业部门，建筑业中所占很少。工业部门中又以制造业为重。如表2所示，从2002年开始，制造业在工业部门吸收的总FDI中均占95%左右，自2007年开始制造业在工业部门吸收的总FDI有下降趋势。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所占FDI比重较少，采矿业在工业总FDI中只占到1%左右。FDI的工业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高于重工业，加工工业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业。
（2）第三产业内部特征。如表3所示，第三产业吸收的FDI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余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吸收的FDI中所占比重也较高。以上所列行业在第三产业吸收的FDI中总计约占90%。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
FDI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调整效应、外资进入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等，FDI能直接或间接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总体上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1、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在效率，包括有形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产业资本质量的改进，以及无形生产要素如制度的创新等，因此，它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因素。
2、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调整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农业基础薄弱，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通过优先发展农业，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我国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产生的结构性倾斜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特别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FDI结构性倾斜促进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外资工业相对于内资工业拥有先进的设备、领先的技术、成熟的管理，而且这种现象在加工工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深加工行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引进外资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外商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大量进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微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讯设备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FDI的结构性倾斜促进了第三产业内某些行业的扩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全球跨国投资数额最大、比重较高的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领域的跨国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60%左右，有巨额资金在寻求跨国投资机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虽然远不及对第二产业的投资，但仍对第三产业中的某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80年代外商对我国房地产业的投资占了整个第三产业的60%左右；到90年代以来上升为70%左右。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房地产业的比重稳定上升，与外商投资的这种结构倾斜有较大关系。
3、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竞争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带来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冲击，加大了国内产业的竞争程度，而竞争机制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通过市场作用加剧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于是这些地方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外资企业直接参与到本国同行业的竞争中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国或本地区同一行业的市场竞争。
三、我国在利用FDI中存在的问题
1、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也带来了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冲击
FDI的结构性倾斜扩大了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水平的差距，FDI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信息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要素的注入及组合，改善了原有企业和产业的资源配置状况，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的产业倾斜也影响着不同产业发展水平的变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演进的过程中，加上改革前片面地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第二产业与第一、第三产业相比本来就有较好的技术经济装备和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同时，FDI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之一是明显向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倾斜。由于进入了大量外资企业，工业内部竞争比较激烈，竞争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而第一、第三产业在外资企业进入较少从而外部冲击度较低的条件下，产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也明显偏低，竞争机制有对产业生产率的改进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由于竞争机制作用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生产率改进状况不同，使工业与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差距趋于扩大。
2、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贡献度不同
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重要因素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过程中，不断加强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在直接提高国内相关行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化。但是，从历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在各产业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贡献度呈梯度递减，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则依次减小。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比重非常小，直接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第一产业仍然是以为主的分散化、粗放式的农业经营体制，造成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产业化经营难以实现，使外国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的贡献难以实现。
3、利用外资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我国引起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就是通过以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从总体上来看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较低。入世后，我国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宽，外商独资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一些外商独资企业自成体系、自我循环，不仅对既有的国内产业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造成一定的冲击。从投资的区位上看，入世后直接投资资金更趋向于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珠三角地区集中，为了要抢占更多的外资资源，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日益强化，导致有些内陆地方政府为了得到外资的青睐，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追求政绩的行为，无序竞争，不惜土地和资源的巨大代价，不顾环境保护，违规向外资提供优惠。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总而言之，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有导向的作用，引领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变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只有当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深入地介入各个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对东道国需求结构产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成为改变该国产业结构的一个因素。
1、引导投资的方向，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以加强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促进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较大提高，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来自港澳台商的中小企业投资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从推动我国工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需要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相应地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所以，应进一步重视吸引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以此来带动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正确处理好内资与外资的关系
引进外资时，要注意把吸收外资与国内发展统筹起来，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来利用外资。首先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内外资管理体制上的两套系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外差别政策导致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在处理外资与内资的关系上，常常是厚此薄彼。其次要避免外资压缩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
3、利用互补优势，平衡外资在区域间的投资
适当的鼓励政策可以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并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为了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距离，合理安排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我国现阶段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地区。通过政策上的相对倾斜，西部地区在立足自身现有经济资源条件的基础上，挖掘并填补沿海发达地区在产业发展上的空白，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的区域工业基础。以此在达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同时，也能与沿海地区产业发展的转移形成对接平台，使我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产业上形成一种互补的整合优势，促进产业的良性升级和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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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它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不仅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己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江苏是个经济大省,积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苏省累计实有外商投资企业38554户,投资总额为4159.30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203.1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45%、17.9%、16.9%。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好于全国其他省市和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在外资流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江苏外贸出口从1985年的15.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亿美元,增长了近150倍。显然二者发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出口贸易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多大?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找出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2.1FDI对江苏省进出口总量影响
外资企业1995年进出口金额为67.28亿美元,2008年为3035.6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总额达到3922.7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1749.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4%。数据显示,总体来说,总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
表1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江苏省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充
2.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所需变量及分析指标。
根据进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为以下具体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进口额(IM)、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选用1999年至2008年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3.0。
(2)FDI与进口出口量相关性实证分析。
FDI为当年江苏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FDIC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因为一般经验认为FDI当年的流入并不会立即引起出口增长,因为FDI企业建厂初期有筹备、引进设备然后再进行生产的过程,所以FDI对出口有一个滞后效应,又考虑到资本的累积效应,因此在对FDI对江苏出口总量影响的分析中运用FDI-2,FDIC两个变量,EX为当年江苏对海外的出口额,IM为江苏当年从海外的进口额。
根据表2所列数据,运用SPSS软件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额的相关性。
表2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进口额(IM)。
从输出结果表3中,每个变量都有三行数据:第一行为该变量与相应列上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第二行为相关系数检验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为参与计算的观察值个数。从表第二行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江苏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某种线性相关性,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前两年的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的相关性更强,简单相关系数达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性又超过了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50,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口的相关性超过了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27,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首先说明了江苏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江苏的进出口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看到FDIC,FDI-2与进出口的相关系数更大的现象,这说明了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时滞性的特点。之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当年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进口。
表3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系数
表4中所列数据为1999-2008年江苏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情况。我们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由于时滞性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相关性比较大,因而为了改进研究结果,除了选用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以外,还选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对象,以FDI-1来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的相关系数。其次以出口为例,选取FDI-1与EXM,EXP,EX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直接投资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制成品出口额,出口总额作回归分析,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制成品出口额(EXM),出口总额(EX)为被解释变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为解释变量。
表4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中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上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均呈现较大的相关性,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这反映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5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系数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个方程FDI-1的系数的T值都比较大,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检验的临界值,表明系数都很显著,可以用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初级产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总出口就提高0.674倍。这表明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改善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机器和设备。可见,相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工业制成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结构有显著的改善和优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总结与建议
3.1总结
由于长三角经济带造成的磁场效应,再加上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江苏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台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欧美发达国家在江苏的投资逐步扩大。
外资在江苏以制造业为切入口,向商业、证券、保险银行等服务业和多领域渗透的步伐明显加快。
FDI在江苏省三大区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长,是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也有长期的供给创造和溢出效应,但长期效应小于短期效应。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区域分布来逐步消除江苏省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2相关建议
(1)应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地区聚集效应。
首先,要重视投资的硬环境建设。江苏在投资硬环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昆山地区开发区先后投入30多亿元用于交通、通讯、供水、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资软环境上,应特别强调树立服务意识,实行“亲商”政策,始终使外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有利于FDI发展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后,苏中、苏北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苏中、苏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和实行,发展为FDI服务的配套产业,增强为FDI服务的意识。
(2)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引导外资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资的具体行业上,制造业投资比重仍然较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以及化学、纺织、机械、冶金等产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江苏省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往第一、三产业延伸。对于第二产业,关键是要注意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在引资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所鼓励,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门,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
(3)加强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
中国过去多年引进外资的教训之一就是以“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效,多数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占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对江苏内资企业来说难以通过这种利用外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而对于一些先进的技术,由于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内资企业要取得技术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强其自身的研发能力。进而,即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资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扩大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研发合作,加大内外资企业人员之间的流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指导,从而保证内资企业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终增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4)促进自主品牌成长。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竞争能力上。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延伸产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终产品和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实现“以质取胜”,创自己的品牌。政府应把保护知识产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创新的载体建设,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的全国专利技术产业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台有关地方措施,优化专利市场环境,采取各种方式,让专利的拥有者与需求对接,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实施。对外贸易要进一步推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扶持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重点扶持具有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以质取
胜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质量;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形成品牌优势,最终提高外贸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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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就业结构；工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湖北省对外经济发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的流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促进了经济增长，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减缓我省的就业压力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拟就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就业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及特点
随着“中部崛起”的提出，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也随之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湖北省利用外资呈现如下特点；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迅速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湖北省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省利用外资总值的71．7%，实际吸收外商投资3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3%；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60个，合同外资金额26．60亿美元；新批增资项目120个，增资额占全省合同外资额的32%，实际到资5．3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北新增投资项目8个，历年累计投资项目达到66项；新批并购项目19个，主要涉及汽车零部件、化工、装备制造、医疗器械等领域。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呈“二三一”格局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呈不平衡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二次产业，三次尤其是一次产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偏低，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虽然近年来这种格局有所改变，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头还是集中在二次产业中的制造业。2006年全省新批制造业项目个数和合同外资额占总量的比重分别达到64．2%和59．3%。新批制造业项目主要涉及冶金、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发电设备等领域。第三产业项目个数和合同外资额占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分别达到29．3%和25．9%，主要集中在酒店、商业零售、物流、房地产等领域。
（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及周边城市
湖北省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汉、黄石、宜昌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尤其是武汉利用外资的总额多年来一直居于绝对优势。2006年武汉市吸收外商投资19．1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4．9%，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即距离武汉中心城市越远，则利用外资越少。在武汉市大城市圈内，由于交通、通讯、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又有充裕的素质较好、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供给，投资环境优于边远地区，因而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大。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就业的影响
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影响表现在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和就业区位等几个方面。
（一）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的直接就业机会是随着外商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的。从湖北来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增加，有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吸纳城镇在岗就业人员超过25多万人，约占全省城镇职工人数的4．5%左右。
同时，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还表现在关联就业上。《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每一个直接就业会带动1-2个关联就业。据估计，仅富士康将投资建设的数码相机、电脑、半导体照明、软件基地、研发中心等20多个项目，将带动100多家配套企业集聚，可吸纳20万人就业。
（二）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大型跨国公司在湖北投资最密集的是微电子、汽车制造、通讯设备、化工等行业，这些都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共有61家在湖北落户。并带来大量研发中心入驻。这些大型企业均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组织和管理水平较高，对员工的技术素质要求较高，所要求的配套服务较高。由此可以认为，随着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产业结构会带来很大影响，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将会加大。而产业结构的变化会使就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目前在整体上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仍然占绝大部分，服务业比重较低，但随着跨国公司对服务业投资的加大，特别是对知识含量较高的专业 （如金融、保险、中介、会计、科技服务等）的投资扩大，会对高学历、高技能、高职称人员的就业机会贡献加大，这使得城市中的白领阶层会扩大。不过，由于这些行业单位投资额吸收的就业数量较少，因此提供的有效就业机会不会很多，对总的就业量影响不会太大。但由于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通常为东道国雇员提供培训，提供获得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这对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也对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劳动力报酬逐年增加，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毫无疑问，这是与我国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外商投资与各经济类型单位平均工资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外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0．10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约0．107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约0．08个百分点。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提升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类型企业工资水平产生了正面溢出效应。表现为：
1．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利用的人力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熟练劳动者。而熟练劳动者在短期内的供给是一定的，其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于是跨国公司在人员需求上势必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们不得不支付高工资。内资企业为了进行竞争，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也相应提高各自的工资水平。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雇佣了本地人员之后，为了使其达到自己的标准，会对本地人员进行培训，提高本地劳动者的素质。这些劳动者在自身的素质得到提升之后，转换工作时就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从而也促使国内公司不得不跟随外商投资企业支付高水平工资。
不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雇佣的是熟练劳动，它加大了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的增加所起到的作用偏小，收人的增加也主要是在熟练劳动力这一块。因而它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术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由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及周边城市，因而外商直接投资还拉大了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提升湖北外商直接投资在就业上产生积极效应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其示范作用和竞争压力促使中国企业迅速成熟起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在当前我国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减弱，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化和垄断化的加强，其带来的危机隐患日趋显现，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入方向进行适当地调节和正确地引导。
（一）做好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划工作
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时候，充分发挥其产业带动效用，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导至高技术产业以及高关联度和有着较大影响的基础产业。在以产业为导向的前提下，再进行地区定位，通过较优惠的政策有重点地吸引外资开发西部较不发达地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同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入状态进行有效控制，消除或减缓其带来的危机。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其他相关行业的推动力度，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二）重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政策导向上重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1）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有研究表明：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较，湖北省的劳动力工资偏低，即湖北省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加之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在未来几年之内，湖北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劳动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2）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考虑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应兼顾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大力吸引外商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3）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吸引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省拥有雄厚的科技与教育实力，全省共有多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700多个，拥有研究开发人员约8万人，全省各类科技人员124万人，居全国第五位。湖北省是教育大省，省内高校林立，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口总数在全国也名列前茅，人力资本优势十分明显，这一优势无疑有助于吸引技术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
（三）促进国内产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联系
虽然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在逐步减小，但是跨国公司的前后向联系在不断增强。因而大力发展当地的配套企业，促进本地产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的产业关联，可以创造间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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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范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 FDI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high speed in China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So far， in FDI inward stock，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ly next to the USA in the world. But because of China’s uneven opening poli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FDI in China appears obviously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FDI in China is regional lopsided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ratio of FDI in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for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FDI， Region Imbalance， Location 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 -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地区的机和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
为了探讨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 = C +a1 LnFTR + a2 LnPFDI+ a3LnPGDP + a4LnWAGE + a5LnSALE
+a6LnROAD + a7LnLAB +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 WAGE， SALE， FTR， ROAD， 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 WAGE， PFDI， FTR， SALE， ROAD。
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1．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 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 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 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 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6．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中国的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
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 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
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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