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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论范文1
［关键词］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Abstract:Inpresentvocationaleducationtherories,therearecontraditionsbetweencoursecurriculumandproject-basedcurriculumoracademiccurriculaandprofessinalcurricula.Eachcurriculumhasitsstrongandweakpoints.Thereispsychologicallogicintechnicalabilitytraining.Thuscurriculumconstructionof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complywiththispsychologicallogic,whichofferssolutiontotheabove-mentionedproblem.
Keywords:psycologicallogic;construction;curriculumofvocationaleducation
一、职业教育课程论的两个分歧及相应的困境
（一）学科课程论与项目课程论的分歧及其不足
学科课程论主张以知识的科学逻辑为依据建构课程体系，从公共知识到专门知识、再到技能实训，体系完整，次序清晰，逻辑严谨，因此它在当前职业教育中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它的不足是理论与实践脱离，学生对陈述性知识的机械记忆无法在工作中有效地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导致“在企业中只需几个月就能够熟练掌握的技能，学生在职业院校学习了三年后仍然不会”［1］15。
针对此弊端，专家和学校尝试实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课程，“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格式塔式地同化知识和技能，这样才可快速有效地获得某种职业能力。但它面临的质疑也是强烈的：学校终究不能改建为实习工厂，现代教育终究也不再是师父带徒弟，这在客观上不太可能，观念上也难以接受。退一步说，即使用实践培训大量取代课堂教学，操作起来也仍然存在疑问：设计什么样的项目？怎样避免项目选择的随意性？项目如何才能具有职业技能代表性（即形成图式的技能原型）？项目又应该包括哪些环节（或子项目）？对学生提出哪些要求及如何评价？环节和环节之间、项目和项目之间应如何衔接，才能使学生学习的不是各项目孤立的特定技能而是其间的内在“结构”？如何通过具体技能图式来实现心理完形？等等，如果不能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就有理由怀疑学生掌握技能后能不能进行有效迁移，并在以后的职业发展中开拓空间。设计教学法的失败已经是前车之鉴。从我国已经进行的一些项目课程改革（如上海）实验来看，将课程单元化、实践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兴趣，改进了教学效果，但这主要应归功于实践教学的即时性，而不是来自于工作项目的设计。
（二）文化课与专业课的对立及相关问题
这是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文化课和专业课孰轻孰重？“素质教育”热时，强调文化课的作用；“技工荒”来了，又强调专业课的重要性。总的学时是个定数，于是二者此消彼长、你强我弱地分割着两、三年的教学时间。
为了协调二者的矛盾，专家指出，可以“把普通文化课程内容与专业结合起来，强化它们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功能”［1］16，或“以职业课程改造学术课程，是高职文化课程改革的方向。”［2］比如把语文课改造成和各自专业有关的文献的语言文字教学，把数学、英语等也改造成专业数学、专业英语。但是，这种思路不仅难以操作，即使整合出新课程，也只能是在知识层面的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恐怕无助于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的重构与提高。
其实，导致以上矛盾和困境的深层原因，是对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定位、作用和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把二者对立起来，看作各司其职互不相干的“知识板块”、“教学模块”。文化课的作用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或综合素质，专业课的作用则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种“知识与能力的对应定位论”观念，其依据是构造主义心理学，而构造主义的缺点已多被诟病，即它把人整体的意识活动予以肢解，忽略了心理活动的完整统一、相互渗透的“基本结构”或“完形”，导致学生学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和技能，却不能在实践中组织整合，获得有效迁移。事实也是如此，有的学生学习了专业技能却仍不能较好运用，或即使能够工作，却没有自我更新能力，而被逐渐淘汰，大量的40~50岁技术工人下岗失业就是很好的佐证。
根据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原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并不是对立或并列的，而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甚至可以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同理，学科课程和项目课程也不是矛盾的，而是都统一于内在的“结构”逻辑。
依据这样的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为重构学科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课程提供了新理念，也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处理好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关系。
二、技能培养的心理逻辑
千差万别的职业劳动各有其职业技能，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这即是特定技能。特定技能又可以无限地细微化，随着其分化愈加细微，某项特定技能系统也愈加扩充；特定技能可化约为一般的动作技能，即基本技能，如各种大肌肉动作、小肌肉动作、视觉、听觉、动觉、平衡觉及其与运动的协调性等；基本技能又可化约为智力技能，如思维技能；智力技能的根源可追溯至元认知。它们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这其中既有从外向内的内化过程，也有从内向外的外化过程（如图）。
从中可分析出以下几点规律：
1.技能具有同质同构性，是可化约的。尽管不同的特定技能的动作构成各不相同，但它们都由基本技能构成，基本技能又可化约为智力技能，并进而化约为元认知。技能属于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它们都有共同的“结构”，是这种“结构”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外化，或外化为语言，即陈述性知识；或外化为动作，即程序性知识。
2.任何技能都是可迁移的。但技能的迁移度是不同的，越是的特定技能其迁移的范围就越小，越是内在的智力技能其迁移的范围越大。但就迁移的难易程度而言，则越是的越容易，越是内在的越难。
3.一般地，技能的掌握顺序不是从内向外，也不是从外向内，而是从中间（基本技能）向两侧（智力技能、特定技能）。因为基本技能的动作构成简单，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而特定技能动作较为精细复杂，具有专业化特征，智力技能则比较内隐，无法通过视觉和语言直接传递，因而不易把握。并且，这种从中间向两侧的看似方向相反的技能获得过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进行或者说兼而有之，即特殊化同时又是本质化，本质化过程中又有特殊化。
三、依据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依据以上心理逻辑，我们可以思考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一）课程的设计原则应是“为迁移而教”
职业技术教育是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的，但为其发展考虑，所培养的职业技能就不应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技能，而应以其可迁移为目的。因为，一方面社会发展多变导致职场发展之不可测；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愈庞大，分工亦愈细化，迁移实属必要；并且严格地说，任何技能的应用本身都需要迁移，没有迁移的技能不是技能，只是机器式的动作。所以只为培养特定技能的职教理念是不足取的。那么是不是由此就必须转向培养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并非如此，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都服务于心智技能的培养，即在心智技能的统摄下，二者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结合。只有在心智技能活动下自我主动形成的特定技能才是真正“掌握”的技能，也才可以最好地迁移。
心智技能的内隐性也决定了它是不可以直接训练的。培养心智技能，其教育载体当然是某些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或特定技能，其教育结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某些特定技能，尽管“为特定技能而教”的结果也是训练特定技能，二者看似相同，实则相差甚远，二者根本目的不同。“为迁移而教”是以某些理论知识或技能为手段，以心智技能为目的，特定技能只是外显形式或产物；“为特定技能而教”则是通过某种特定技能的强化训练，固化为“动力定型”，特定技能在此既是教学载体又是教学目的。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决定了具体课程的设计编排也是不一样的。
（二）课程的设计编排应注重知识之间的内在“结构”
这种“结构”在本质上和人的心理结构是同质同构的，只是当它成为心理活动的产物时，我们误解或扭曲了知识的结构。比如，对语文的学习，我们都顺序化为字词句篇，但其内在结构顺序则是先句篇而后词字，再比如对于几何我们都顺序化为欧氏几何投影几何拓扑几何，但其内在结构顺序为拓扑几何投影几何欧氏几何［3］。
所以无论是学科课程知识的编排还是项目课程中项目之间、项目和子项目之间的编排都须依据这个“结构”。这种结构逻辑可以弥补学科课程和项目课程的不足，体现出“为迁移而教”、“为发展而教”的目标。
具体到专业培养也是同理，比如汽车维修专业的课程体系，其设计理念也可体现出这三种不同的课程理论。根据同构化约的原则，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理念设计出一个四年制的课程体系，也可以化约为三年制、两年制、……半年制甚至一个月、一天甚或一节课。假设用一节课时间培养一个汽车专业的学生，学科课程论者会在教室里给学生简明而概括地讲解汽车的构造和原理；项目课程论者会用这一节课的时间教会学生给轮胎打气。如果学制时间延长，两者的教学内容也相应扩展，前者把汽车的构造和原理的知识更加分解，讲授更加详细化；后者则安排更多的技能项目：补胎、钣金、喷漆、换三滤……。由于教学内容的同构化约性，学制的多少并不改变课程模式的性质，从教育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叙述内容的长短多少并不影响叙述句式的结构。结果是，前者有理论而不实用，后者虽实用却无法迁移。建构主义课程论的做法则是领学生认识一辆汽车，并实践驾驶，这种做法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因为它尊重知识和技能的整体性，尊重学习的心理规律，能够兼顾理论与实用，注意到了二者共同的内在结构，提高了学生的迁移能力。学制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课程编排的原则，三种理念的不同可以反映在三年课程的编制上，也可以反映在一句话的说法上。
（三）文化课与专业课的重构
文化课不能理解为仅仅培养文化知识，专业课也不只是进行职业培训。二者本质上是同质同构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其蕴涵的认知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在教学中，二者的教育目标和作用是共通的，即都服务于心智技能的培养。本质上都体现了认知活动方式，它们是认知结构在不同领域的形式化，或者形式化为命题系统，或者形式化为技能系统。认知结构不能直接传授，只能通过其产物才能实现间接授受。但问题是不能在进行知识或技能传递中失落了其本质，为知识而知识、为技能而技能，就遗忘了其服务的根本目标。
当然，即使都是认知结构的产物，二者毕竟不同，这种不同即它们在人类知识符号体系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因为认知活动的领域不同，其产物形式就不同，这其中并不太好区分为所谓文化课或专业课，任何文化知识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任何专业知识在其领域不断扩展、体系愈加庞大之后，就会析出其中核心或基础部分，成为所谓的基本文化知识。
既然其位置不同，它们为培养学生心智技能服务的方式也就不同。文化知识作为人类各个领域知识析出的核心部分，往往有更高的概括性，更加接近于心智技能，它通过对信息符号的陈述，使学生直接感悟认知的结构。专业知识或技能则因为其分化和具体化而更容易掌握，知识内容也往往具有可感知性，但其结构层次也比较表浅，所以应该通过图式的修正来形成图式的上位运动，使其认知结构逐渐深化，以具有更好的迁移能力。
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蕴涵着人类认知的结构，如果处理得好，二者就可以顺理成章浑然一体，使学生可以看出从一般文化知识是如何衍生出专业知识的，或专业知识如何洗练为一般文化知识的。
二者之间的结构统一、位置不同而又相互衍生的关系，与人的思维结构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对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培育，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课程的设计可以说是根据这一原理对所谓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的重写或重新形式化，从知识的言说形式、数量的配置到顺序的安排等都应体现认知结构的逻辑。
［参考文献］
［1］石伟平.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路［J］.职业技术教育，2005，（31）.
职业教育论范文2
（一）关爱学生，善于沟通
职校的学生在行为习惯上很调皮，你会严厉的体罚他们，用苛刻的语言侮辱他们么？如果你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子女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爱是教育的万能钥匙，我们要坚持将关爱撒播到他们每一颗需要润泽的心灵，他们已经背负了中考失败的打击，正处于人生选择的转型期，或者是欠缺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离异儿童，在学校我们是学生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自然而然会将一些情感、期望与爱的需求转移到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特殊的依恋，期望得到我们的肯定与鼓励，甚至是一声上课的提问或者身边走过时的停顿，如果我们这时能像长者般的关爱和引导，朋友般的交流，他们一定会从这份教育中读懂关爱而逐渐成长起来。
（二）终身学习，充满激情
在信息时代，我们已经和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要懂得网络，在百度、谷歌中输入任何想知道的问题，学生都可以获得图文并茂的答案，此时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因此我们在教育之余需终身学习，让自己站在专业领域的前沿，引导他们走进每个陌生的领域，对这些事物产生美好的追求，让他们仍然从老师身上感受到知识的生命力，这样爱学习的老师才会培养出肯思考的学生。教师的知识也应该包罗万象，用知识渊博来获取教育的权威，所以师者即使做不到学科间相互沟通的全才，也要为自己拓展一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成为“综合意识和综合知识的自我更新；改进课程结构，跨越学科界限，扩宽学术视野，适应综合性教学的新师资”。这样我们的教学才能保持新鲜，与时俱进，我们的教学热情也会像学生一样富有朝气。
（三）快乐心态，善于包容
常有职校老师抱怨被调皮的学生气的夜不能寐，那为什么他们会捣蛋，我们能不能改变他们？要知道挽救一个学生的灵魂有时比挽救他的成绩更让人感到成就感。处于转型期的学生个性绽放、教无定法，老师们应保持乐观的心态有度地要求他们，按照他们的成长规律给以学生改正缺点错误的时间和机会，这样开朗、有思想的教师，教育出来的学生才会有健康、积极的心态。
二、理想的职校学生
有句话说的很好，“如果你看学生像一个个魔鬼，那你每天就生活在地狱中；如果你看学生像一个个天使，那你每天就生活在天堂里。”职校学生在小学、初中可能就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们被偏见而掩埋了自己的理想。当他们走进职业学校时应该是个新的开始，这里没有成绩只有技能，没有压抑只有活力。所以职业学校的学生应该有这样的特点：
（一）建立信心，自律自强
职业生涯是每个职校生的转折点，教师应该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委以重任，加以信任，让他们了解要有才气而不能有傲气，没有才气就要懂礼仪，让他们自律、自爱、自强、自尊，当他们确定了理想后才不会贬低自己的人格，对别人的帮助也会心存感恩，在校园集体生活的“小社会”面对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兴趣爱好，面对冲突和妥协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积极进取”、“运筹帷幄”这些品质和能力，才能建立责任感，公共活动中不退缩。
（二）全面发展，技能突出
我们的职校生可能在本该活跃的年龄，“为赋新词强说愁”，对知识也报以反常的冷漠，课堂上的沉默和下课后的喧闹成为鲜明的对比。这说明他们对所有教育的东西都在排斥。那何不用考试之外的形式让他们感受到成功？如果他们职业方向不明确，我们就从不同领域去引领他们，教育的真谛就是充分控制每个学生的潜能，多些才华与技能展示的舞台，让他们有“亮剑”的机会，从而凸显专业兴趣，坚定职业生涯道路。
三、理想的职校课堂
职校的学生没有升学的压力，那我们又何苦为难他们死记硬背过多的语文古词和函数公式？或许我们将基础文化课课堂转变为阅读交谈、辩论演讲、应用文实际应用、模拟法庭、购物市场、英文歌曲大赛、外语大片欣赏等形式，会让学生们更加热爱专业，爱上校园生活。“理想的学校教育，就是为学生创造自由学习的环境，让学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地学习。”课堂不是寂静无声的图书馆，课堂也不是热热闹闹的交易所，课堂更不是学生思想智慧的禁锢地。
（一）好奇是学习的火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对事物好奇，他们在受教后能够运用知识，并且进行知识的迁移。一堂课只有一个演员，一种声音，是没有生命力的，这里需要教师的巧妙构思和精心设计来点燃学生的激情，启发学生的智慧，很多问题不强调标准，答案可以多元，让学生们的思想火花迸发，我们欢迎学生质疑结论，给他们时间去搜集资料更新传统的教材内容，师生共同奏出充满生命气息和趣味的课堂旋律和乐章。
（二）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矛盾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将学生还原成自由的学习者时，就会涉及到纪律糟糕问题。我们可以强化学分制和实验签到考核制度，用学生们在未来企业中的实际操作水平来检验他们在学校中掌握的技能，每位任课和指导教师要对他们在学生成绩册上的各项成绩和技能签名负责和承担法律效力，相信这样比用考试评价更加具有约束力。
（三）打破职业教师的铁饭碗
有句话说，打破教师的铁饭碗，他们才会有新饭碗。我个人认为职校教师更应该打破铁饭碗，定期“下岗”到社会企业中锻炼，这样才会让传授的知识鲜活起来，富有企业特色。通过传教者将学校与企业的隔墙掀翻，克服学校关起门来的自我封闭，孤芳自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企业还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呢。
职业教育论范文3
（一）升学学员数量有相当规模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其对象一定是有相当数量规模的人群，否则，将造成资源投入的浪费，使得制度建立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生源角度看，升学制度的建立必须有两个前提为之保障，一是降低辍学率，二是低层次教育领域中拥有相当数量规模的有升学意愿的学员。21世纪初，丹麦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互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和发展需要，选择文化理论方向的学习或是职业技能方向的培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从此不再是割裂的个体。接受初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学习的内容不再孤立于职业技能，而是可以在接受职业技能的同时学习文化理论知识，在毕业后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或直接就业，或选择升入普通高中学习，或选择升入高等职业院校。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具备了相应资格后，还可以进入大学深造。丹麦职业教育中拥有接受高层次教育意愿的人员数量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为升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升学学制的良性衔接
有了生源保障，升学制度运行的可行性就决定于从低层次教育向高层次教育升学这两个不同学制的良性衔接。这种衔接不同于在同一教育领域中修学年级的上升，其涉及的因素更多。如对低层次教育领域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学术资格、专业方向、学习时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同时也对低层次教育领域的课程设置、学生管理、教育模式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向提出了挑战。如果这些因素处理不当，升学学制的良性衔接势必受到负面影响，甚至直接威胁到升学制度的可行性。实现两者的良性衔接绝非易事，不是在低层次教育领域简单开设一些面向高层次教育领域的课程就能实现的，需要将所有问题综合考虑，统筹规划，以真正实现两种学制的融合。
二、丹麦职业教育升学制度的保障措施
（一）降低辍学率
由于丹麦一半以上学生会接受初等职业教育，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员数量也在逐年上升，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已有相当的规模。在这种形势下，学生的入学率不再是个问题。因此，丹麦职业教育升学制度保障措施首先以降低职业教育的辍学率为根本。根据2009年丹麦教育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丹麦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有：对职业教育整体丧失信心和希望（5%），难以适应职业教育的生活和学习（19%），受教育的内容对个人整体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并未展现出明确的方向性（37%），难以适应学校教育和企业实训的衔接（13%），对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衔接感到希望渺茫（22%）。基于这些辍学原因，丹麦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注重学生入学前的职业生涯指导。丹麦甚至从小学教育开始就向学生传播职业教育体系和内容，灌输学生对职业教育的意识，为学生自我进行职业和人生规划奠定基础。在中小学阶段，丹麦职业教育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指导，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一方面让中小学生进入职业院校实地感受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派遣专门人员进入中小学与学生进行沟通。希望学生在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前，不断明确自我在职业院校接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明确自我怎样通过在职业院校学习来实现职业生涯目标。在这种做法的指引下，很多学生能够根据自我需要制定自我发展计划，然后带着明确的目的在职业院校接受教育。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职业院校中的学生规模的稳定性。其次，丹麦职业院校十分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和差异化。职业院校在相对统一的教育计划框架的基础上，强调学生个人教育计划的制定和使用，讲求对学生的细分。通过观察、测试和不断沟通，深入了解学生的特点、需求、学习能力和心理，从而对学生在个体上做出客观合理的定位。以此为依据，在学生个人教育计划乃至职业生涯及人生发展规划方面提出客观中肯的建议。学校注重对教学目标的细分，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状况，为每一名学生确定适合他本人的、由分解后的教学目标组成的教学流程。在个人教育计划制定过程中，学校为每一名学生配备导师，强调师生间的沟通和计划执行时导师的监督作用，同时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变更。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学生始终感受到职业院校中的学习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是十分匹配的，对他们的成长是十分有意义的，从而进一步降低学生的辍学率。第三，丹麦在保证毕业生素质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了学生进入高层次教育领域的资格要求。从丹麦大学的入学标准可以看到，由于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了调整，将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资格与大学升学条件合理归并，高职学生进入大学要具备的附加资格条件在减少，这加大了高职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可能性。另外，丹麦在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过程中，实行职业院校资格认可制度。这意味着丹麦的高职毕业生有更多机会出国学习，而且在职业院校中取得的资格可以在海外留学项目中冲抵相当数量的学分，这加强了学生留在职业院校中取得完整资格的可能性。这一措施大大加强了职业院校学生的升学率，为升学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二）提高学制的相互融合性
首先，丹麦在2000年的《职业教育改革方案》中整合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原有的几十个专业类别归并为更为系统的七个类别。新的专业类别设有明确的与专业相关的文化理论课程，对职业教育学生提出了明确的学术素质要求，这为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资格、适应大学教育打下了基础。此外，2001年丹麦开始在初等职业教育中开设文化理论课程，旨在使学生在完成初等职业教育后具备转入普通高中进行学习的素质。发展至今，丹麦职业教育培养计划中90%以上都有明确的文化教育内容和相关课程，并且也已经由开始阶段的单纯的课程设置发展成为职业课程和文化课程相互融合的体系。最初，丹麦在初等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只是与职业培训课程简单叠加，这种做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但是也会造成两种不同性质的课程各自独立，使得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困难加大，学习负担加重，学习时间增长，从而影响了教育质量。目前，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在丹麦的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以两种形式存在于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一种是纯文化课程，以独立的姿态与职业培训课程并立，另一种是与职业培训中的专业课程相关的文化内容，其被作为专业课程的一部分融入到了专业课程当中。采用这种课程设置方法，一方面，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也学到了相关的文化知识，相比原先的割裂式学习，节省了学习的时间，减轻了学习的负担，另一方面，所学的文化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对专业课程的理解，从而在保障教育质量的同时，真正提高了学习者的专业技能素质和文化素质。其次，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丹麦教育部门正在逐步出台相关政策，以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文化素质的要求。这些政策一方面会引导职业院校学生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另一方面会刺激职业院校采取措施，加大文化教育力度。最近几年，丹麦的部分地方教育部门要求辖区内职业院校增加文化课教师数量，某些院校已经对专业课程教师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在尝试使用相应的评定方法。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高职业院校中文化课程的质量，为学生考入大学和在大学中稳定地学习创造条件，进而为升学制度落到实处铺平道路。第三，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职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成功接轨，丹麦职业院校在职业培训项目以外，专门针对有强烈升学意愿的学生，开设了附加资格项目教育。这些项目中不仅关注学生文化知识的提升，还考虑大学与职业教育在教育模式和办学模式上的不同。通过这些项目的学习并获得附加资格的学生，不仅获得了直接升入大学的资格，还因为在项目实施中领略过大学教育模式，缩短了在大学学习和生活的适应期，实现了从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的“软着陆”。
三、结语
职业教育论范文4
德国于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此后又相继出台了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使职业教育真正有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违法必究的管理和运行的法律体系，促进了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德国职业教育法现定，“就业者必须先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不经过正规职业培训，不准进入职业生涯，并且严格把关执行。德国法律还对上岗前、上岗后培训及转岗培训，对培训企业和受培训者的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培训机构与人员资格，对实施培训条例的监督和考试，对职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和职业教育研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程序，各类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和实施本行业职业培训的考试并颁发职业资格证书，与培训学校无关。考试有中间考试和结业考试。考试分技能考试和理论考试两个部分，整个结业考试要考三天，如机械工技能考试时，须在7小时内完成两个考试工件，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严格的法律对德国的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成熟的质量管理认证体系是德国教育质量的保证
爱科特教育集团在2006年开始建立质量管理认证体系，成立了20个人的建设领导团队，质量管理认证执行PDCA方式，即：P（计划），根据顾客要求和组织的方针，为提供结果建立必要的目标和过程，如学校教学学时预估、老师、课程、课表、教室安排等；D（实施），实施过程，如教学中行动导向、利用项目教学、多媒体教学等；C（检查），根据方针、目标和产品要求，对过程和产品进行监视和测量，并报告结果，如考试结果、学生意见调查问卷、课访等；A（处置）：采取措施，以持续改进过程业绩，如对问题或意见进行梳理、改进等。在爱科特教育集团，没有ISO认证就没有学生。德国政府规定，参加培训的学员要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就必须到通过了ISO认证的学校就读。因此认证与否直接影响着生源。同时认证是提高学生就业率的根本，质量是教育结束后学生在企业中赢得竞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通过了ISO认证的学校培训后的学员，才更容易被企业认可和接纳。因此认证与否直接影响就业。可见，成熟的质量管理认证体系是德国教育质量的有利保证。
三、系统的学习领域方案是德国职业教育良好教学效果的支撑
20世纪90年代德国职教界为扭转传统的“双元制”中职业学校教育与企业职业培训相脱离、偏离职业实践和滞后科技发展的局面，提出了学习领域方案。该方案是根据新时期行业、企业对技术工人提出的新要求而为职业学校开发的综合性的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课程改革方案，用“学习领域课程”代替了传统的“双元制”中职业学校以学科为基础的综合课程。学习领域课程是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方案，是根据专业对应工作岗位及岗位群实施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归纳到行动领域，根据认知及职业成长规律递进重构行动领域转换为学习领域，再根据完整思维及职业特征分解学习领域为主题学习单元即进行学习情境的设计，学习领域表现形式是由若干个学习情境构成的，因此设计学习情境是课程改革的核心。学习情境是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设计的基础，是在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的背景下，将学习领域中的能力目标和学习内容进行基于教学论和方法论的转换后，在学习领域框架内构成的“小型”主题学习单元，紧密围绕项目、任务、案例、产品等载体进行学习情境设计。创设学习情境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知识和技能，实现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综合起来看，学习领域方案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框架设计及改革实践均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是我们必胜的信念
面对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有以下几点感悟和启示。
1.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培养。政府要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关注度，要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立法，要有非常具体明确、内容齐全的法律法规，使高等职业教育有序发展。同时，国家应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促使企业承担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这需要国家在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时应充分保障企业利益，考虑企业自身的发展，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明确相关激励政策等方式，调动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2.完善制度、重塑质量文化。在德国考察学习过程中，从观察、耳闻、眼见深深地体会到，德国精密的工艺、精湛的技术随处可见，从道路、草坪、滴水不漏的水龙头，严丝合缝的门窗、建筑，到驰名世界的宝马大厦、西门子公司产品都是见证。同样德国职业教育的质量与其工业产品质量一样被人信服。而目前中国部分院校存在的班级规模过大、教育实习条件太差、教师实践能力欠缺的情况，严重影响着职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政府以及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全社会应强化质量文化，质量文化是一种全社会的质量共识和质量观念，是组织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培育形成的，是遵循最高质量目标、核心价值标准的质量观念的核心价值。质量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的结果，是社会的权力主体积极有为引导的结果。政府应该从宏观上加以管理和引导，高职院校和企业也应深切认识质量文化建设对于整个组织文化发展和组织成长的作用，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和重视、高职院校和企业具体实施质量对策的良好氛围。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和质量提升必须把“质量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
3.加强监控、提高教育质量。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高职院校原有的质量监控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需要了。ISO成因分析、过程管理、流程监控、结果反馈闭环系统，有其积极借鉴作用。因此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可结合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帮助高职院校实施质量监控，从而提高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牵头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应高职院校的ISO体系，体系包括教育教学场所、教学实习设施、高职院校的管理水平、领导和教师的工作态度及精神、教师的构成和素质、教学方法、课程建设、学习氛围、学生就业率、企业满意率等。同时高职院校应把办学理念和质量目标等要求写入《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等工作文件中，为规范化办学提供统一标准。
职业教育论范文5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指的是由政府、企业、学校和学生四方之间因相互作用、影响而形成的比较规范、有效且符合这几方利益及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亟需大量的技能应用型高素质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下的人才培养结果恰恰能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在2005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同志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1.时代的快速发展决定了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必然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多年前就开展了“校企合作”模式，相应的规章制度也已通过实践趋于完善，比如，令世界震惊瞩目和使得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所谓双元制教育主要是通过企业培训，将企业中的实践操作程序与职业学校中的理论教学紧密地结合，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近几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很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已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在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的突破，所以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2.人才培养是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发展的必然。目前，有些职业院校的实习实训制度过于形式化，讲白了就是走过场，现代化实习实践条件的缺失，使得学生在实习实践教学中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并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根本不可能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加强了学校与企业间的联系，将传统的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职业院校还应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多样化的探索，比如改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方式，像“2+1”式、“订单”式、“工学交替”式、“产教结合”式等，使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实习实践，培养出适应服务、管理、建设、生产第一线所需要的高技能型人才。
3.塑造“中国式高技能型人才”的品牌决定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立的必然性。目前，在我国的多数企业中，中高级职称的技师与全部工人的比例很低，在很多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中，基本都存在着高技能人才紧缺的现象，塑造“中国式高技能型人才”品牌，符合中国式企业人才需求，是加快人才培养步伐，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也是建设职业教育技能强国的重要因素。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政府应加强对职业教育政策的投入，加大对“中国式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二、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探索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的共同努力。在建立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找到一种可行且可效的办法和途径，争取将在校企合作中的长效机制建立得更加完善，以此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向前发展。
1.将政府主导作用融入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确立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加强在校企合作建立中的法律法规建设，通过立法的形式约束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规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标准，引导企业参与教育，将参与教育作为评估企业资质的法律指标和税收依据，将校企合作纳入学校评估和企业评价指标，为校企深度融合提供法律保障。
2.完善“校企合作”管理模式。①国家成立校企合作专门机构，研究和制定高职校企合作方面的政策，指导学校和企业在校企合作方面的各项工作；保护学校、企业和学生的利益，提供完善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方面的合理化建议。企业和学校建立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由教育专家、企业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和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组成，专门指导学生校内教学和课外实习实践。企业通过和学校共同制订培养计划，签订用人培养协议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双方根据协议内容安排学生实习实践。企业为学校提供良好的实习实践工作环境，让学生熟悉产品生产的完整过程，以特定的“市场化”的模式运转。②建立“培养+就业”的教学模式，将学校、企业和其他人才培养的各个途径联结起来，进行资源整合，创造经济效益，形成适合学校、企业和学生三方共赢的新机制。将“订单式”培养模式应用到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中，采取诸如岗位教学、顶岗实习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将学生实习实践与工作岗位零距离对接。不仅扩大了学生的就业面，还使得学校与企业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适应人才培养机制、体制和制度的转变。
职业教育论范文6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城乡之间预期的收入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有过职业教育经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疑增加了这种预期，他们将会成为一股转移到城镇的积极力量。对于没有职业教育经历的普通农村劳动者（如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活动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多，他们为了获得更为丰厚的收入报酬涌入城市工作，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等导致就业岗位锐减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农村入城劳动力向农村回流的现象，这将不利于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稳定和持续推进。因此，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理念，革除以往陈旧观念和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陋习，提升他们择业、就业、创业的能力，使之能够尽快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城镇化的稳定长足发展。
2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于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城镇化是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2013年年底，在中国大陆13亿6千万总人口中，城镇常住人口为7亿3千万人，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得到城镇化率为53．7％，环比上涨1．1％。国家统计年鉴查阅的每年我国城镇化率和所有职业学校每年毕业生人数，根据2005年至2013年的数据做我国城镇化率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的一元回归分析得出：全国所有职业学校每年毕业生人数增加10万人，我国城镇化率就会增加0．3个百分点。在优生优育政策的带动之下，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不断改善。由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城镇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我国现阶段教育服务于城镇化也暴露出人才、产业以及城镇化水平不均等现象。
2．1我国职业教育输送的人才地域分布不均，不利于城镇化整体推进
我国城镇化区域发展有很大的差距，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为2013统计年鉴关于部分省市中职院校数量、人口数量、人均GDP和城镇化率部分指标数据。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13年的部分相关统计数据，首先从人口分布来看，一般而言，人口越多的地区其中职院校的数量应该较多，然而从图表看出并非如此，人口最多的浙江省所拥有的中职院校数量并不是最多的，其单位人口的中职院校率却是最低的。其次，从各省人均GDP和其相应的城镇化率来看，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以上数据显示，中职院校的数量分布与当地人口数量不匹配，中职院校的数量分布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城镇化率，总体而言，中职院校分布较多经济水平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城镇化率较高，中职院校分布较少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则较低。
2．2我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城镇化所需产业发展不适应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不能满足当前城镇化的需要。首先表现为专业设置趋同，国内大多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过度模仿同类学校或是大学专业，不考虑自身的办学条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盲目争办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这就导致不同类型学校开设的专业大体一致，很难培养出适应不同岗位需求的学生。其次，表现为专业布局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应性不强，职业院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与经管类、文化类等专业相比，以理工类为主的职业专业更强调操作技能，第三产业专业设置偏多，而第二产业专业设置相对偏少，造成了我国技能型人才的供给不能满足产业结构的需要。
2．3我国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少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数亿计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据调查发现，有超过80％的新生代农民工冀希望获得职业技能的培训以实现多元化就业。然而，针对这一领域现存的培训机构屈指可数，政府主导下的针对农民工的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少之甚少。
2．4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从职业院校教师背景经历来看，很大一部分教师来源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他们虽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却缺乏在企业或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几乎也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方面的培训，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几乎无法胜任技能操作的教学活动。还有一小部分是聘请在相关行业具有一定资历的技术管理人员作为兼职教师，此类教师虽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但是他们不仅要处理琐事的工作事务，还要应付更为繁杂的社交活动，因而发挥在教学中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并且流动性很大。我国的职业教育院校缺乏一批兼具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
2．5我国职业教育校企深度合作难度大
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模式还停留在浅层次的互助阶段，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职业院校占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课程内容的设置还是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均停留在学校主导下的培养计划里，并没有很好的贴近企业对学生所需技能的迫切需要。合作企业的责任与利益不明确，学生到企业实习，企业要教会学生具体操作技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设备和实习场所，然而优秀学生一旦学会了所需技能便会选择离开企业，企业承担了培养成本却得不到优秀人才，企业利益受损，再加上学校担心权利会被弱化因而不愿意放弃主动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提升校企合作的质量。
3提出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对策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于城镇化发展现状中的不足，试图从职业教育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途径中探索一些对策。
3．1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支持力度
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在职业教育中的经费预算，尤其合理规划区域投入，将重点偏向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中西部每年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权重，兴办职业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为职业教育薄弱区域培养更多的合格技能型人才。
3．2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整合院校资源
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重点结合所在地支柱产业，选择自身定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专业，剔除那些华而不实的专业，为驻地城镇化发展输送优质技能型人才。在职教师资建设上，多聘请在相应领域专家型人才到学校兼职任教，通过提高待遇尽量延长其服务于教学的时间，此外，将学校的专职教师定期送到企业一线进行职业化实践培训，打造一支理论教学水平过硬、技能实践能力较强的“双师型”职业教师队伍。在院校合作上，加强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整合相互资源，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3．3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针对目前校企合作层次不高的现状，政府应当倡导校企深度合作，探索校企利益共享的稳定合作机制。建议采取“订单式”的培养方式，即企业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向职业院校订购一批产品（即学生），并规定产品质量（即学生毕业时所达到的理论和技能水平），划定一个合格水平，对合格的毕业生按照适当高于其他企业同类岗位的薪资福利照单全收，同时跟学生约定必须在企业的服务年限，在这种培养模式中职业院校承担着保证毕业生质量的责任。深化校企合作，加强企业员工与职校教师的交流，企业需委派一批骨干精英去帮助学校培养学生，教师也需到企业进行技能培训。
3．4扩大职业教育招生比例
调整国民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比例，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现状，每年有超过6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有部分毕业生由于缺乏技能面临就业难或是对找到的工作不满意等问题，国家应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如此以来既可以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技能人才，此举可谓一举两得。
3．5加大对农业技术知识的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