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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环境范文1
关键词： 3E系统;协调性;灰色关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1-0105-06
一、文献述评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02～2013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2%;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至2012年的11%。然而，在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能源、经济和环境（Energy，Economy&Environment，简称3E）协调发展问题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3E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对了解3E系统发展状态，促进能源、经济和环境系统协调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相关文献对3E系统协调性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两两之间的因果关系上。Nick D. Hanley，Peter G. McGregor，J. Kim Swales et.al（2006）以英国为例建立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能源效率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刀切的能源刺激政策，会刺激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导致环境的恶化<sup>[1]</sup>。魏巍贤（2009）将环境系统的反馈作用引入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当税收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环境系统的反馈作用对整个宏观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sup>[2]</sup>。宁泽逵（2010）在比较分析中国GDP和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发现：中国GDP和能源消费存在协整关系，且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费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强外生变量<sup>[3]</sup>。对3E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Oliveira，Henggeler Antuners（2004）考虑了能源、经济、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建立一个基于I-O系统的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sup>[4]</sup>。随后又将研究投入产出分析的区间系数多目标线性规划模型发展到研究3E之间的相互作用上，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环境之间存在强烈的对立性<sup>[5]</sup>。崔和瑞和王娣（2010）建立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3E系统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sup>[6]</sup>。陈黎明和邓玲玲（2012）在典型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3E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并利用其对中国29个省份的3E系统协调度进行了综合评价<sup>[7]</sup>。
以往文献对3E系统协调性的研究，只考虑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而3E系统的协调性以及协调性的省域差异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充分考虑了子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以及子系统相互之间的交互效应，将协调性划分为3E系统内协调性（即各子系统内部的协调）和3E系统间协调性（即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间的协调），从3E系统整体的角度，对系统内协调性和系统间协调性的信息进行整合，建立3E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模型。
二、3E系统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3E系统协调性评价的理论基础
已有研究突出了3E系统中某两个子系统之间或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但3E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构成是分层次的，3E系统协调不仅包括能源、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而且包括能源、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内部的协调，即3E系统的协调性包括系统内的协调性和系统间的协调性。
系统内协调性是指能源、经济和环境分别单独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发展需要保持内部协调。能源系统的内部协调是指能源在总量的产销存过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协调，在结构和效益上保持合理发展。而能源总量的产销存保持动态的内部协调主要依赖于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经济系统的内部协调是指经济系统在生产过程中既要求总量与结构相互协调，也要求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相互协调。通过对经济系统总量与结构进行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数量与效益的相互协调。环境系统的内部协调是指环境系统的运行应以人居为最终目标，保持环境的不断优化，即由已有的环境状态，通过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相互排斥的行为过程，逐步使已有状态过渡到优化后的最佳人居环境状态。系统内部协调性可以利用系统内部各评价序列指标与理想状态指标的相似程度来反映，当系统实际状态越接近于理想状态，即系统指标实际状态序列与理想状态序列越相似，系统内部的协调程度就越高，系统发展越协调。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1期2015年第1期（总第193期）陈黎明，王 颖等：中国省域能源-经济-环境系统协调性实证研究
系统间协调性是指3E系统中，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系统间的协调性是通过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当其他子系统对该子系统作用力较大时，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其他子系统对该子系统共同作用力的大小，反映该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协调程度的高低。例如考察3E系统中经济子系统的系统间协调性，就是将能源和环境两个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作用程度汇总，在统计上体现为能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贡献度。
（二）3E系统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对3E系统内协调性和系统间协调性的界定，并结合3E系统各子系统的特征，设计出一套由3个子系统构成，且每个子系统包含4个要素、10个指标（共30个指标）的3E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①。
三、3E系统协调性评价模型构建
（一）3E系统协调性评价思路、模型与标准
3E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的目标是各省域3E系统的协调程度，基本思路如下：3E系统的综合协调度由3个子系统协调度的几何平均数求得，各个子系统综合协调度由系统内协调度和系统间协调度平均求得。各个子系统的系统内协调度通过关联分析，对比满意值求得;系统间协调度由其他子系统对该子系统共同的作用力大小，即贡献度加权求得。
综上，计算3E系统综合协调度的基本模型为：
C=（C1×C2×C3）1/3（1）
式（1）中，C为3E系统综合协调度，C1、C2和C3分别表示能源、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协调度，它们分别由系统内协调度和系统间协调度加权求得，计算式如式（2）所示②。
C1=0.5×γ1+0.5×β1
C2=0.5×γ2+0.5×β2
C3=0.5×γ3+0.5×β3 （2）
式（2）中，γ1、γ2和γ3分别表示能源、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的系统内协调度，β1、β2和β3分别表示能源、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的系统间协调度。从经济意义上看，在3E系统协调发展中，系统内协调和系统间协调同等重要，结合实验结论，给系统内协调度和系统间协调度赋予相等的权数P=0.5。
3E系统协调度C的取值在0-1之间（1为最佳协调状态），C越高说明协调程度越高。参照相关文献对协调程度等级的划分以及本文对中国30个省份（除外）协调性实证测评的结果，将3E系统协调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如表2所示。
式（3）中，X0（k）为评价指标体系中对应第k个指标的理想解。为区别指标体系中指标性质的差异，本文对所有正指标选择最大值，逆指标选择最小值，适度指标选择平均值，以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的组合作为理想解。X1（k）为评价指标体系第k个指标的观测值。min minX0（k）-X1（k）为两级最小差;max maxX0（k）-X1（k）为两级最大差;ρ为分辨系数，ρ∈[0，1]，本文取0.5。
对3E系统间协调性的评价，文章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测算子系统之间的匹配程度，用典型相关中的贡献度来分析。如经济子系统间协调性通过经济与环境、经济与能源的典型相关程度加权求得，而其中的典型相关程度表现为环境和能源二者对经济的贡献度。具体计算式如式（4）所示。
β1=0.5×J+0.5×M
β2=0.5×P+0.5×K
β3=0.5×N+0.5×Q（4）
式（4）中，J和M分别为能源和环境对经济子系统的贡献度;P和K分别为经济和环境对能源子系统的贡献度;N和Q分别为经济和能源对环境子系统的贡献度。而贡献度的求得，是依赖系统间相互的典型相关状态，以经济―能源二元系统中J、K为例，计算式如式（5）所示。
J=（λ1J1+λ2J2）/∑2i=1λi
K=（λ1K1+λ2K2）/∑2i=1λi（5）
式（5）中，J1、J2表示提取出的与经济子系统相对应的典型相关变量，K1、K2表示提取出的与能源子系统相对应的典型相关变量，λ1是衡量变量对J1、K1重要程度的有效特征值，λ2是衡量变量对J2、K2重要程度的有效特征值。同理可得M、N和P、Q。
四、省域3E系统协调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30个省份（除外），选取30个省份2002～2012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对于个别不可得数据，采用三次样条插值法等方法对缺失年份数据进行推算。
在综合评价中，由于各指标计量单位和属性不一致，往往存在不可公度性，使得各指标不能直接用于计算和比较，因此，本文采用极差化方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对于正指标，令x′=x-xminxmax-xmin;对于逆指标，令 x′=xmax-xxmax-xmin;对于适度指标，令 x′=11+x-M，其中xmax、xmin分别表示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M表示指标的平均值。
极差化方法能够将数据转换为0～1之间，消除了量纲的影响，为协调性的评价创造了基础。但是，极差化方法在数据的处理中，存在两大明显缺陷。第一，极差化方法在对变量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仅考虑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倘若有极端值存在，则会对变量的权重产生影响<sup>[8]</sup>。第二，极差化方法能够保留变量的动态增量信息（横向信息），却没有反映变量间的差异信息（纵向信息）[9，10]，这就意味着，在用极差法对30个省份数据进行处理时，各省份之间的水平差异被人为缩小了。鉴于上述两大缺陷，本文对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首先，采用3倍标准差法对处理后的各指标数据进行极端值检验。由于本文选取的是各省份的时间序列数据，各指标值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与延续性，因此有极端值存在的情况较少。经检验，除了失业率（天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福建）和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宁夏）这三个指标，其他指标值均在3倍标准差以内。对于上述三个指标，本文使用其3倍标准差临界值替代其极端值进行调整。另外，为了使各省份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够在数据上有所体现，本文拟在无量纲化处理后，将各省份指标分别乘以一个调整系数δ。令ij表示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j表示所有省份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对于正指标和适度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趋势与原始数据趋势相同，取δ=ij/j，对于逆指标，由于经过正向化处理，处理后数据趋势与原始数据趋势相反，故取δ=1/（ij/j）。
（二）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3E系统协调性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除外）2002～2012年3E系统协调性进行实证测评（结果见表3）。总体来看，各省份3E系统协调度得分整体呈上升趋势，略有波动，发展态势良好。各省份2002～2012年协调度得分在0.5～0.85之间，根据表2所示3E系统协调程度等级划分标准，均处在勉强协调状态以上，大部分省份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仅个别省份部分年份达到了优质协调状态。分别来看，广东、北京得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保持较高的水平（广东2009～2012年连续四年处于优质协调状态）;青海前期得分较高，2002～2003年均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但近两年得分略显疲软;陕西、重庆得分较低，2002～2007年连续六年处在勉强协调状态，落后于其他省份。
根据表3所示3E系统协调程度等级划分标准，位于第一档的省份，3E系统协调状况均处于良好协调状态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优质协调状态;位于第二档的省份，大部分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只有少数省份的个别年份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位于第三档的省份，大部分年份仅为勉强协调状态，协调程度较低。
具体而言，第一档包括广东、北京、青海和宁夏4个省份。广东和北京处于我国东部地区，青海和宁夏处于西部地区，它们的3E系统协调状况领先于其他省份，3E系统的发展各有特点。（1）广东是我国首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已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水土资源、海洋资源以及金属资源丰富，风能、潮汐等可再生能源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3E系统总体协调程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北京政治地位的独特性令其具备其他省份难以匹及的发展优势，但作为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能源、环境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堪重负。最近提出的 “去功能化”策略，即保留北京中心城区的首都核心功能，将部分城市功能进行疏散，有利于部分缓解能源、环境系统压力。（3）青海、宁夏两个省份，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却跻身第一集团，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是否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协调状况的倒退。观察两个省份子系统得分发现，经济子系统的得分均较低，能源、环境子系统得分均较高。虽然这两个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丰富的资源能源足以支撑其经济的较快发展，且由于工业化进程落后于东部地区，环境系统尚未遭到严重破坏，从而3E系统协调状况较好。
第二档包括广西、上海等21个省份，其中东部省份8个（上海、海南、山东、天津、江苏、河北、浙江和福建），中部省份5个（江西、湖南、山西、河南和安徽），西部省份7个（广西、贵州、内蒙古、云南、四川、新疆和甘肃），东北部省份1个（辽宁）。总体来看，上述省份3E系统的发展较为协调，个别的子系统能够达到优质协调状态，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综合评价结果，第二档包含的东、中、西部省份数量几乎相等，东部地区省份得分并不占优，这说明了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对能源和环境的保护，很可能会导致整个3E系统的失衡，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协调状态。对于上述各省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根据其所属区域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1）对于上海等东部地区省份而言，均不同程度地面临能源短缺的压力，能源已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早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容乐观，2013年以来持续出现的大范围雾霾等极端天气，已经对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环境污染程度逼近临界水平。（2）对于江西等中部地区省份而言，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缺乏新的着力点与增长点，存在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外流的现象。各省份能源丰富，条件较好，便于开采，但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利用效率偏低，无法有效支撑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3）对于广西等西部地区省份而言，贫困仍是困扰人们最主要的问题。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既不利于西部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同时，“未富先荒”现象也十分严重，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的治理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档包括吉林、黑龙江、重庆、陕西和湖北5个省份。（1）吉林、黑龙江以及处于第二档末位的辽宁同属东北部地区，可以看出，东北部地区3E系统协调程度总体落后于其他地区。东北部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但工业转型发展较为迟缓，缺乏新的增长动力，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由原来的能源自给地区转变为能源输入地区。在环境方面，也面临着森林资源锐减，草地退化、水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2）重庆和陕西3E系统协调程度较低，落后于其他省份。重庆是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但其发展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态势，存在严重的不均质性。2007年以前，其协调度得分均处在0.6以下，3E系统仅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根据测算结果，在其3E系统中，经济子系统得分相对偏低。如何发挥直辖市的政治优势，打破区域发展的壁垒，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对重庆3E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陕西位于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能源储量丰富，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扭曲、发展效率偏低、缺乏高新产业技术支撑等一系列问题，水土流失、地表水污染、地势塌陷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所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五、结 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
1.国省域3E系统协调性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来看，各省份3E系统均处在勉强协调状态以上，没有省份处于失调状态，个别省份达到了优质协调状态。2002～2012年，各省份协调程度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尤其是2006年以后，大部分省份协调状况出现明显改善。
2.国省域3E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通过对中国省域3E系统协调性进行综合评价看出，各省份之间横向差异较大，广东等省份达到了优质协调状态，东北部与西部个别省份仅处于勉强协调状态。然而，协调程度的高低与东、中、西和东北部的行政区域划分并不完全一致，广东、北京协调程度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并不占优，相反，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却跻身第一集团，3E系统协调状况较好。
3.响省域3E系统协调发展状况的原因具有差异性。对东部地区而言，能源和环境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协调;对中部地区而言，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且能源使用效率偏低，无法有效支撑经济系统的发展;对西部地区而言，丰富的资源由于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对东北部地区而言，传统工业的衰退以及资源能源状况的恶化，严重制约了该地区3E系统的发展。
注释：
①
在构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时，初选指标应尽可能全面。文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对每个子系统从4个纬度分别选取了20个指标，共计60个指标，以能够从各领域、各角度全面系统地反映3E系统的情况。考虑到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遂采用极大不相关法则对指标进行筛选，使指标体系同时具有完备性和精简性两大特征，最后得到如表1所示指标体系。
②
本文计算子系统综合协调度、子系统的系统间协调度时，通过实验对各种加权方式进行对比，发现加权方式对结果不存在显著性影响，结合经济意义，在这两处计算平均数的过程中，均采用简单算术平均数计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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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
Systems' Coordination of Chinese Provinces
CHEN Liming1，WANG Ying1，TIAN Jianfang2
（1.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2. Department of Finance，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能源经济环境范文2
关键词:环境会计 环境会计制度 环境会计假设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58-02
2010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担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担任副主任。中国对能源战略的重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以下仅从环境会计角度分析,政府和会计界可以做的几个方面工作。
一、何为环境会计
按照《现代会计百科辞典》收录的词条,环境会计是“从社会利益角度计量和报导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的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管理情况的一项管理活动。它旨在指导经济资源作最有效运用及最佳调配,以提高社会整体效益”。所以说,环境会计是以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等会计要素为核算内容的一门专业会计。环境会计核算各会计要素,都采用一定的方法折算为货币进行计量。但环境会计货币计量单位的货币含义不完全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按照劳动价值理论,只有交换的商品,其价值才能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对于非交换、非人类劳动的物品,是不计量的,会计不需对其进行核算。然而这些非交换、非人类劳动的物品有相当部分是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因此环境会计必须建立能够计量非交换、非劳动物品的价值理论。
众所周知,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要以较严重的污染为代价。只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就有可能变得既富裕又洁净。在所有措施中并不排除采用特殊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模式。如日本规定,防止环境污染用的机器设备第一年可提占成本33%的折旧,节能的机器设备第一年可提占成本25%的折旧。然而,传统会计并没有把环境支出与收益纳入其核算体系,没有对环境项目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没有提供生态效益方面的信息,而是把会计主体局限在没有生态的环境之中,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没有计入成本。结果导致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为代价,取得了虚夸的收益,为企业和国家带来了无尽的后患。原会计核算体系已面临着严峻挑战。将环境项目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已成为必然。
二、环境会计核算的基础
(一)环境会计假设
环境会计假设是对环境与会计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环境会计核算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国内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提法:一是概括为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多重计量、可持续发展等五项(徐迹,1998);二是概括为会计主体、受托责任、环境价值、多元计量等四项(孟凡利,1999);三是概括为会计主体、可持续发展、货币计量等三项(肖维平,1999)。环境会计作为现代会计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必须具备会计的基本特性,因而撇开会计理论中现有的四项假设而另辟蹊径是不足取的。同时会计的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决定了环境会计的作用范围只能限于能用货币或其他单位予以计量的环境活动,不宜人为扩大。据此认识,将环境价值、可持续发展等作为环境会计基本假设似有不妥。从环境会计目标和特定研究对象出发,环境会计假设应当在坚持现有四项基本假设基础之上,拓展会计主体和货币计量假设的外延。
(二)环境会计要素
环境会计要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环境会计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费用、环境收入和环境利润(蒋尧明,2000);二是认为环境资产、环境效益和环境费用构成环境会计要素(徐渐,1998)。会计要素作为会计核算具体内容的基本分类项目,应由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来决定。从环境信息披露的这些要求看,目前的企业会计要素已能涵盖信息使用者的环境信息需求,没有必要再建立环境会计核算的独立要素。但为了全面、恰当地反映环境信息,应对现有会计要素的外延进行必要的补充。如费用要素,不仅要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直接耗费,而且要包括因环境问题所消耗资源的价值确认,以及因此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等。问题的关键不是另立新的要素,而是科学地确定原会计要素如何概括环境因素在内的确认标准。再说,会计要素是构成财务报表的基本框架,环境会计信息无论是表内揭示还是采用附注揭示的形式,都只能是对企业报表基本信息的必要补充。如另按特定内容设置独立要素,将会弱化会计要素在会计核算中应有的作用,造成核算体系上的混乱。
(三)环境会计核算的原则
关于环境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除必须遵循《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一般原则外,由于环境会计核算内容的特殊性,也要求明确其特有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项:一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的重要目的是要揭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信息,特别是由于自身活动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信息,这种信息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还应当是社会性的,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从社会效益出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本。但由于外部不经济一般不涉及企业自身的利益,加之计量上的困难,企业往往缺乏核算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不断规范经济外部,在采用法律、行政方法的同时,通过会计核算使其得以有效地实现。二是充分披露原则。环境会计应以其特有的方式向信息使用者报告所有的环境信息,不能有意忽略或隐瞒外部不经济信息。这就要求企业全面核算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费用与环境效益,并增设必要的核算账户,提供全面的核算指标。三是灵活性原则。环境会计核算应针对不同企业分别确定其核算内容,在计价方法与计量单位的选择上可采用多种方法,一切以全面揭示企业的环境信息并力求相对准确为准绳。
三、研究现状及症结分析
(一)理论界对环境会计的研究
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比蒙斯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为代表。其后,西方各国会计理论界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相结合,着手研究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框架。1990年Rob Grany的报告《会计工作的绿化》,作为环境会计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环境会计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议题。1992年,“世界管理与发展”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环境的四个纲领性文件,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会计研究。我国开展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引进环境会计理论。90年代,我国逐渐开展了对“绿色GDP”的研究,进而延伸至环境会计理论体系。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资源与环境》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从而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建立环境会计体系,以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
(二)环境会计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首先企业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仍不成熟。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于环境会计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从会计实务方面看,我国企业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企业环境报告、信息披露严重不足,且缺乏可比性和可靠性。其次环境会计制度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相关的环境会计准则、制度对企业是否运用环境会计进行约束,企业通常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即使有些企业有披露环境信息的动机,但由于目前还没有可操作性的会计准则,还满足不了实务会计的要求,也会选择暂不披露。再次与环境成本核算相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尚未建立。在环境会计中,环境成本的核算是重难点之一,可以说,解决环境成本计算的具体方法是深化环境会计研究与推广应用环境会计的关键。但是,在我国目前尚无环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企业内部也尚未建立与环境成本核算相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
四、发展生态经济,解决环境会计实施难题
目前发达国家的会计学界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并在会计实务中广泛实践,联合国也于1999年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际环境会计与报告指南。相比之下,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较为滞后,实务方面更是进展缓慢。环境会计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解决当前我国环境会计实施困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增强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树立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
目前,企业的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尚未真正形成,对环境会计在建立健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中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更新传统观念,树立生态环境无害化的绿色文明理念,建立企业清洁生产的生态环境战略发展观念。其次是国家环保职能部门应加大环境保护,推进环境会计核算的宣传力度,借我国“绿色GDP”试点工作,建立适合我国的经济核算框架,促进中国环境会计研究和发展。建立实施中国环境会计是一个跨世纪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内容复杂,除了需要加强法律等的强制作用外,还应调动社会各界做好环境保护的宣传与教育,包括加强对公众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引导设立绿色投资机构等。
(二)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促进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同步发展
环境会计要素确认、计量和披露存在的问题,反映出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的不成熟。因此,我们应加强环境会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环境会计的研究成果,同时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开展我国的环境会计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发达国家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早,目前在环境会计理论和方法上已有经验可循。我们应在了解其环境会计发展历史、现实状况,把握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有目的、有针对地吸收和借鉴有益于我国的环境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同时。要加强与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减少开发中的重复劳动,加快我国环境会计理论、实务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创造条件,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环境审计工作,另一方面在会计职业团体内部设置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开展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工作。
(三)从制度方面看,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会计制度
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规范研究领域,实证性的偏少。另一方面,成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所以目前应该加强环境会计实用性理论的研究。尽快开展环境会计实践。环境会计的实施不能等到理论成熟了才开始,而应该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会计的核算和监督依据会计准则,环境会计的核算、监督、披露和报告也要以环境会计准则为准绳。尽快组织专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这是实施我国环境会计的关键。
尽管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不少环境法律法规,但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制体系,涉及环境因素的会计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现行《会计法》作为指导会计工作的根本规范,未涉及任何环境会计方面的内容。若想成功地推行环境会计,必须完善环境会计法律法规,修改和完善《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从法律上明确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建立环境信息披露规范,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制定具体的环境会计准则,使环境会计信息的揭示有统一的标准,使环境会计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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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环境范文3
关键词：能源价格；环保技术；碳排放；DSGE模型；环境质量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5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16-05
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Based on the DSGE Model Containing Carbon Emissions
WU Xiaoli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DSGE model of dual systems and three departm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ynamic effect of exogenous impact such as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eco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energy pric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and energy consumer products， and has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employ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for carbon emissions is stronger. （2）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productio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But this factor will increase carbon emissions in a long time. （3）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al level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for output， non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and green technology impacts sustainability is stronger for the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than other factors. （4） Energy price only has a shortterm influence on output， b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level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output and investment for a long time，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energy pric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arbon emissions； DSGE model； environment quality
1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包括雾霾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大量耗竭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实务界以及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能源消费（包括居民能源消费和企业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作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也必将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
关于能源价格冲击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在研究初期，国外学者主要基于Kydland和Prescoot提出的RBC理论研究能源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如Rotemberg和Woodford构建多部门RBC模型，将能源作为生产原料引入生产函数，研究能源价格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等等[1，2]。之后，由于DSGE模型具有显性建模框架、微观与宏观分析的结合、长短期分析的有机整合等优点，使得该方法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并采用DSGE分析框架研究能源价格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Alina和Roland构建包含石油价格冲击的DSGE模型研究货币政策、生产技术和石油价格等因素对经常账户波动的影响，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具有较强的负效应[3]；Radde基于DSGE框架探讨石油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通胀和产出波动能够产生内生的权衡机制[4]；Kormilitsina考察能源价格冲击下宏^经济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等等[5]。
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且研究思路较为相似。如魏巍贤等通过构建三部门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结果显示各种冲击源中能源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度最大[6]；然而，孙宁华和江学迪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冲击的初始效应大于技术冲击，但技术冲击的持续性更强[7]；王云清构建包含能源生产原料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上涨对实体经济会产生负效应等等[8]。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污染因素”引入DSGE模型对减排政策进行比较评估。如Fischer和Springborn采用DSGE分析框架比较了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3种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碳排放强度目标为最优政策[9]；Dissou和Karnizova构建DSGE模型比较在技术冲击下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两种政策的经济效果等等[10]。
国内的相关研究考虑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与制度背景。如郑丽琳和朱启贵采用DSGE分析框架，分析了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冲击对最优污染排放量的影响[11]；杨翱和刘纪显利用包含碳税的DSGE模型，模拟多种外生冲击对总产出和环境质量的影响[12]；朱军利用DSGE模型，模拟比较了“许可证”制度、“庇古税”和协议规则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等等[13]。
可以发现，关于能源冲击的研究主要是将能源因素以生产原料的形式引入到DSGE框架中，分析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是比较碳排放强度、碳排放税和碳排放配额3种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同时将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很少。鉴于此，本文在武晓利和晁江锋的研究基础上，同时考虑能源价格、碳排放及环保技术对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影响，进而寻找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绿色发展路径[14]。
2模型构建
本文DSGE模型包括3个部门和2个系统，3个部门分别是代表性家庭、厂商和政府，2个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代表性厂商利用雇佣劳动、租赁资本和能源类生产原料进行生产，代表性家庭每期均消费能源和非能源消费品，同时向厂商提供劳动和私人资本，以获得劳动报酬和资本租金，两部门均产生碳排放。政府部门的收入来自于厂商缴纳的产出税，且假设政府收入全部用于治理环境污染。
21代表性厂商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厂商均是同质的，且具有相同的技术条件。代表性厂商通过租借私人资本和雇佣劳动，并利用石油原料进行生产。假设厂商生产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Yt=（1-ω0-ω1Xt-ω2X2t）AtKtα1Ntα2（PtQt）α3（1）
其中，ω0，ω1，ω2分别表示二次耗损函数的系数；α1>0，α2>0，α3>0，且α1+α2+α3=1；Yt、Kt与Nt分别表示t期的产出、资本存量与劳动；A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At+1=1-ρAlogA*+ρAlogAt+εAt+1，
εAt+1～N（0，σ2）（2）
其中，A*是稳态值，εAt+1+∞t=0是白噪声过程。
资本积累方程为：Kt+1=It+1-δKt。其中，δ表示资本的折旧率，It表示t期的投资。
22代表性家庭
假定经济系统中包含无数个同质的家庭，每个家庭偏好相同且能够生存无穷期，效用函数采用CRRA效用形式，则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规划其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劳动供给和投资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即：
maxTCt，Nt，St+1E0∑∞t=0βtTCt1-θ11-θ1-Nt1+θ21+θ2-lnXt（3）
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条件期望算子；0
假设家庭每期均消费能源消费品Qt和非能源类消费品Ct，则第t期的总消费可表示为：TCt=CηtQ1-ηt。其中，η表示家庭消费在非能源和能源消费品之间的权衡值。
第t期家庭的预算约束为：Ct+St+1+PtQt=1+rtSt+WtNt+G1t。其中，Pt表示t期的能源类消费品的价格，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Pt+1=1-ρPlogP*+ρPlogPt+εPt+1，
εPt+1～N（0，σ2）（4）
其中，P*表示稳态值，εPt+1+∞t=0是白噪声过程。
23政府
假定政府收入来自于每期向厂商征收的产出税，即Gt=τYt[14]；由于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故对家庭和厂商均会产生负效应。但对于家庭和厂商而言，由于碳排放的边际损失小于减排的边际收益，故其不会主动采取减排措施，此时政府必须承担治污费用，因此假设政府支出用于转移支付G1t和治污费用G2t两个部分。
24环境
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由于能源会以能源类消费品和能源类生产原料分别进入家庭的消费和厂商的生产中，所以家庭的消费行为和厂商的生产行为均会形成碳排放副产品。同时政府的治污投入也会影响碳排放量。假设在t期产生的碳排放量为：ΔXt=Qσ1tEPtGσ22t。其中，σ1，σ2分别表示碳排放产出弹性和治污产出弹性；EPt表示环保技术水平，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logEPt+1=1-ρEPlogEP*+ρEPlogEPt+εEPt+1，εEPt+1～N（0，σ2）（5）
t期碳排放存量的积累方程为：Xt=（1-λ）Xt-1+ΔXt。其中，λ表示自然环境对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
当市场达到出清状态时，St=Kt，Ct+It+Gt+PtQt=Yt。
3参数的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本文模型中的参数根据其特征分别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赋值。关于静态参数，结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已有文献，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关于动态参数，在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贝叶斯（Bayes）估计方法进行估算。
31静态参数的校准
弹性系数α1、α2与α3。基于张军的估算方法，根据厂商的生产函数形式，估计出3个产出弹性的取值[15]。同时，参考孙宁华和江学迪，校准为α1=40%、α2=45%、α3=15%[7]。
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和θ2。关于消费的规避系数θ1，参考黄赜琳的实证结果，校准为θ1=085[16]；关于劳动的规避系数θ2，胡永刚和郭新强基于效用函数估计出θ2的取值为2或3，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特征，校准为θ2=3[17]。关于权衡值η，参考孙宁华和江学迪，令η=07[7]。
资本折旧率δ与主观贴现因子β。国外文献对δ的取值均在01左右，而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参考黄勇峰等，校准为011[17]。采用1979～2014年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估计，β值校准为95%。
其他参数。参考郑丽琳和朱启贵，将二次耗损函数的系数校准为ω0=00015、ω1=-065×10-5、ω2=015×10-6，弹性系数σ1、σ2分别设定为02344和01077[11]；同时基于Reilly的研究，把自然环境对于碳排放的正常分解率λ设为00083[19]。
32动态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以我国1979～2014年间实际GDP和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Bayes估计方法对动态参数进行估算。关于先验均值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和冲击源的特征，设定生产技术冲击和能源价格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的先验均值均为07，环保技术冲击的先验均值为08；对于随机扰动项，设定生产技术冲击随机扰动项的先验均值为01，能源价格冲击和环保技术冲击的先验均值均为05。关于先验分布的选取，参考Khan和Tsoukalas，设定一阶自回归参数均服从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逆伽玛（Inv. Gamma）分布[20]。
4模型动态模拟和效应分析
本节对理论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分别考察能源价格冲击、生产技术冲击和环保技术冲击对各变量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最后，研究基于能源价格调整与环保技术更新状况下的敏感性分析。
41能源价格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2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能源价格冲击，非能源类消费和产出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迅速反弹，并在第六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然后缓慢回归，大约均在第二十期附近回归到初始状态；能源消费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归，大约在第十二期附近回归到初始状态；碳排放量在冲击发生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持续偏离并在第十期作用达到负向偏离的低谷，之后持续偏离，但有微幅回弹；投资在冲击发生第二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弹，并在第十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就业在冲击发生的当期立即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之后缓慢回弹，约在第十二期左右回到初始状态。
总之，面对正向的能源价格冲击，居民的非能源类消费和产出的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内为正向，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的反应在一段时间内为负向，而碳排放量的反应也为负向，并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能源价格上升短期内提升了厂商的采购成本，产出规模必然下滑；但从中长期来看，能源价格上升会从生产端传导至销售端，刺激厂商改变已有生产模式，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产出规模在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2）能源价格上升使得家庭财富缩水，短期内对非能源消费产生负效应；然而，由于比价效应，使得居民会相应减少能源类消费品的消费，增加对非能源消费品的购买；（3）能源价格上升短期内使得生产规模缩减，碳排放量下降；中L期内刺激厂商的生产方式向资源集约型转变，使得碳排放量下降；（4）能源价格上升增加厂商的采购成本，必将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就业水平的下滑。
42生产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3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生产技术冲击，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产出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四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缓慢回归，约在第二十五期左右均回归到初始状态；碳排放量逐步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十八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投资和就业均在第二期达到正向偏离的峰值，之后逐步回归，约在第十期左右均回归到初始状态。
总之，面对正向的生产技术冲击，各变量的反应在较长的时间内均为正向的，且碳排放量的反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生产技术改善必将促进企业产出规模的上升，进而促进投资的进一步扩大和就业水平的上升；（2）生产技术在刺激企业盈利水平上升的同时，居民财富也在同步增长，从而使得居民的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出现上升；另外，技术改善刺激企业的投资规模，从而使得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环境质量下降。
43环保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分析
由图4可见，给定1%单位正向的环保技术冲击，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产出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均在第二十期左右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碳排放量逐步负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十五期达到偏离的低谷，之后有微幅回弹。投资和就业均在前2期微幅负向偏离，之后均正向偏离初始状态，约在第十期达到偏离的峰值，之后有微幅回归。
总之，面对正向的环保技术冲击，居民的非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产出、投资和就业的反应均为正向的，而碳排放量的反应为负向的，且各变量的响应持续性较强。产生这些效应的传导机制可概括为：（1）环保技术更新短期内对产出、投资和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体现在新旧设备的更换所产生的成本和时间以及新技术工人的引进和培训，导致短期内企业难以保持高负荷生产，从而使得企业盈利出现短期回落，居民就业发生波动；而中长期内环保技术更新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带动投资以及就业的提升；（2）环保技术更新带动企业盈利水平上升，居民收入增加，能源与非能源消费量持续上升；同时环保技术改善也使得碳排放量显著下降。
44能源价格的敏感性分析
图5给出了能源价格上下浮动15%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价格下降15%使得产出短期内快速上升，但一定时期后其回落速率也显著高于之前水平；价格上升15%时的情形与之相反。这体现出能源价格对产出刺激具有显著的短期性特征。价格变动对非能源与能源消费的影响较为相似，价格下降刺激能源消费增加，同时通过影响就业与收入间接提升非能源消费。价格波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价格上升15%使得碳排放量快速回落，且长期均保持较低水平，这体现出合理调节能源价格能够有效削减碳排放。
45环保技术的敏感性分析
图6给出了环保技术上下浮动15%对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技术提高15%使得产出、投资与就业均显著上升，且在长时间内保持上升趋势，这体现出技术改善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刺激投资规模与家庭就业；技术改善刺激能源与非能源消费快速上升，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技术更新使得企业在保持较低碳排放量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并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整体就业水平；技术改善显著降低企业的碳排放规模，且下降幅度持续扩大，这体现出技术更新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一环，有效提升环保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双系统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价格、环保技术等外生变量对我国经济系统及环境系统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1）能源价格短期内对产出具有负效应，但中长期会刺激厂商的增长方式由资源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表现为正效应；同时能源价格上升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量，提高环境质量；由于比价效应存在，能源价格上升对非能源消费具有正效应，但对能源消费会产生负效应；同时能源价格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投资，影响就业。（2）生产技术提高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碳排放，导致环境质量下降。（3）环保技术改善不仅对产出、非能源与能源消费、投资和就业具有正效应，而且有效减少碳排放，同时环保技术冲击对各变量的影响持续性较强。（4）能源价格因素对产出、投资及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短期性特征，而环保技术改善能够在显著降低碳排放规模的情况下长期提升产出与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力度，遵循市场规律合理定价，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积极鼓励企业开发清洁型能源；第二，应加大环保技术研发投入，提高环保技术水平；第三，改变企业的传统生产方式，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技术含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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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经济环境范文4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治理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尤其是土地的修复工作、水污染的治理等都是需要巨额的资金才能完成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治理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以及资金和人力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然而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由于长时间的开采无节制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的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加之由于富集区的人员并未意识到生态环境治理所需的费用，很多富集区形成了巨额的历史欠账，导致富集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持。技术也是能源资源富集区经常会遇到的难题，生产和生活而导致的垃圾以及煤炭等能源开采带来的地质环境破坏等都是需要利用现代科技进行解决的。但是我国在能源资源的科技研究上时间较短，相对来说技术力量严重不够，加之科研机构工作人员匮乏，这些都给生态环境的治理带来不小的阻碍作用。
2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的对策分析
2.1制定好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的规划只有做好富集区的生态治理规划，才可以真正切实的做好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体制的构建。但是要注意的是规划的确定并不是简单的政策、形式以及内容上的统一，而是要在差异化中力争实现既定的目标。当然考虑到能源资源的富集区多分布在自然与经济交叉区域，因此会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实能源富集区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追求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会形成区域优势，通过不断协调区域内的管理机构的职责等，逐步提高区域内整体的管理水平，最终实现人、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2明确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只有管理部门职责明确才可以真正做好能源富集区生态环境的管理目标的实现，有效地贯彻落实好国家关于生态保护的政策。目前，国家已经意识到现阶段生态管理部门存在的问题，在做好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环保总局在促进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协调好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等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针对不同的问题切实做好相应的战略部署，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责任。针对不同的发展需求，转变好各部门的职能，清楚明确在富集区生态环境方面各自的责任，保证整体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合理有序进行。
2.3富集区生态环境协调机制创新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是在各地环境行政管理的正常有序实施的基础上建立与运行的，并不是脱离区域内管理而单独存在的，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须依靠政府主导，积极培育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机制创新期间，还会出现许多复杂艰难的问题，但是在机制的总目标指引下，加强合作，最终会构建起一套有效的跨区域环境行政协调机制。
3结语
能源经济环境范文5
【关键词】低碳经济; 国有企业; 能源环境审计; 意义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促进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根本保证。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前提,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推进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科学发展、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指南,而搞好低碳经济时代国有煤碳企业能源环境审计,不仅对建设节约型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新时期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低碳经济时代能源环境审计的内涵
合理界定并从理论上把握能源审计的内涵,才能真正了解开展煤炭国有企业能源环境审计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为了使经济可持续增长,缓解巨大的环境压力,必须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就是要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最有效地减少资源消耗与废弃物排放,从而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能源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运用专门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对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它经济组织在经营过程中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对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环境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及环境管理的绩效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评价,以促进其全面、有效地履行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效益。能源环境审计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审计促进节能减排,保护和改善环境,促使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低碳经济时代开展能源环境审计的企业价值观意义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深入持久地开展企业节能行动,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也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近年来,为保障国家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节约能源资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能源资源浪费仍然比较严重,能源消费不合理、利用效率低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
因此,开展国有企业能源环境审计,对树立科学的企业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对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低碳经济时代不会自己到来,节约型和谐企业是不会自发地去实现的,它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需要树立科学的企业价值观,需要转变不合理的企业消费方式。而企业价值观的改变,消费方式的转变也不会无目的地改变,它需要一定的手段和科学合理的制度推动,因此开展国有企业能源环境审计迫在眉睫,它将对推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价值观的改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低碳经济时代企业开展能源审计的政策意义
开展能源环境审计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明确要求。新的《节能法》和国家及省、市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均提出了要对重点耗能企业开展能源环境审计。随着国家对节能工作的推动力度日趋加大、国家对高耗能企业节能政策的逐步实施,能源环境审计将成为企业发展必须要迈过的门槛,体现了政府主导性和必要性。这对缓解社会发展面临的能源紧缺矛盾、完善企业节能的内部监管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开展能源环境审计是实现我国“十一五”节能目标的重要举措。“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百分之二十左右,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减少百分之十的约束性目标。而国有煤炭企业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展国有煤炭企业的能源环境审计工作,对推进我国工业企业节能进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全面完成我国“十一五”期间节能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低碳经济时代开展能源环境审计的管理意义
开展国有煤炭企业能源环境审计是企业加强管理、降本节支、增强发展后劲的有效途径。推行能源环境审计,企业是实际受益者。通过能源环境审计,企业对生产能源消耗、技术管理水平、产品能效指标、资源综合利用、环境效果等进行核查、分析、对标及评价,排查企业节能障碍和耗能原因,挖掘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节能潜力,提出切实可行的节能措施,制定企业节能方案和规划,最终使企业提高各种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同时企业开展能源环境审计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政策选择,通过节约能源,可以获得国家相关政策的优惠与支持,这对推动国有煤炭企业节能技术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五、低碳经济时代开展能源审计的经济意义
国有煤炭企业现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线形经济”,它高强度地把物质资源从自然界中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弃物排放出去,自然界既是“原料箱”又是“垃圾箱”。这种生产方式“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要构建节约型社会,首先要把线形经济变为循环经济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使更多的用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它把经济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实现社会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要改变企业中存在的许多不适宜消费,为了国有煤炭企业今后的发展,亟需转变消费方式――将过度消费转变为适度消费、合理消费、经济消费和低碳消费。
对以现代经济学为支撑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反思,人们把经济增长看作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企业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把创造经济效益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对节约思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深刻认识,使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大打折扣。因此,为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就必须把能源环境审计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能源环境审计为手段,让企业员工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增强厉行节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立节约型社会,促进低碳经济时代煤炭企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转变煤炭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改变落后的消费意识,牢固树立节约从自身做起的高尚企业文化,建立合理的消费制度,既节约能源,又提升经济效益,而企业文化的升华,价值取向的改变不会自己形成,还有赖于制度政策取向的改变。
国有煤炭企业是最大的产能企业,同时也是最大的耗能企业,通过对煤碳国有企业的能源环境审计,促进国有煤炭企业能耗的削减,从经济学的角度改变国有煤炭企业能源浪费,能源消费不合理的现状,促进企业文化的升华和价值取向的改变,为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国有煤炭企业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六、低碳经济时代开展能源环境审计的社会现实意义
随着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发展中所要求的资源的质与量的方面正在不断地提升着,资源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资源都在不断地告急,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后,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紧迫性所带来的不稳定性日益加剧,从一个个方面影响着整个社会局势的发展,在有关方面还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制约的消极作用,作为产能和耗能大户的煤炭国有企业开展能源环境审计,促进自身能源的合理消费更是责无旁贷。
资源像一道瓶颈,它既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又规范着我们去合理地利用它,不能一次过多,也不能过少,关键是要有个度。国有煤炭企业的产能和耗能不仅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制约着自身的发展,因此在国有企业内部开展能源审计,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已经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已经成为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煤炭资源是整个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资源普遍匮乏这一大前提下,相应的煤炭资源也呈现出其稀缺的一面,因此节约型社会要求节约型企业文化,节约型企业文化同时也呼唤着节约型企业。建设节约型企业,促进煤炭国有企业和谐发展是煤炭国有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开展煤炭国有企业能源审计,构建节约型企业,有利于资源合理开采和利用,是构成节约型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国有煤炭企业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能源经济环境范文6
从2006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新能源产业的配套鼓励政策，新能源产业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正成长为我国未来的新兴支柱产业。但同时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合理优化新能源产业结构，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目标，依据优势对新能源产业进行合理布局，这对于实现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健康优质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能源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一半，目前能源消耗量已占到世界第二位。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大幅上升，即将面临着能源短缺的瓶颈约束。同时，由于中国一直以来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使得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堪重负，发展新能源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和潜力。中国仅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一年可以获得的资源量达73亿tce，大约是2000年中国全国能源消费量13亿tce的5.6倍、煤炭消费量的8.3倍。并且新能源的资源分布非常广泛，为建立分散型能源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中国目前太阳能热水器装机容量在全球居于首位，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
中国新能源产业规模逐年扩大，如果将大水电装机计算在内，中国是世界上新能源开发规模最大的国家。截至2010年，太阳能电池产量突破3GW，保持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地位；风电新增装机突破1GW，成为全球新增装机最大的国家；燃料乙醇的产量也只是位居美国和巴西之后。
预计到2020年，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2.9亿千瓦，约占总装机的17%。其中，核电装机将达到8600万千瓦，风电装机接近1.5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0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装机将达到3000万千瓦。
中国对于新能源产业也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七个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全面启动下，我国2011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市场的全面开启，未来中国的清洁能源将迈上更高的台阶。
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国新能源产业仍会持续快速增长，市场规模继续扩大，成为世界新能源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核心市场。
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地对新能源产业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都有了很大提升。2010年10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根据规划，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被立足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并逐步打造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新能源最有可能成为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从而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确立以太阳能和风能等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根据资源状况和技术发展水平，确立以太阳能和风能、核能和生物质能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太阳能是资源潜力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风能、生物质能及某些海洋能都间接或直接来自于太阳能，地球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能量相当于当前世界一次能源供应量的1 万倍。我国的太阳能开发和利用已经走在世界最前列，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产量也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太阳能热可显著减少煤炭消耗，也相应减少煤炭开采的生态破坏和燃煤发电的水资源消耗。同时发展太阳能能够促进系统安装和生产配套设备以及大中型晶体硅、薄膜电池的芯片和组件等产业的发展。另外，太阳能的开发将会有利于解决电力发展的区域限制，到2020年中国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将达到约3亿平方米，光伏发电约10万千瓦时，将解决约100万户偏远地区农牧民生活用电问题。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在太阳能开发和利用方面的优势，同时把发展并网光伏和屋顶光伏作为长期发展重点。
风能是利用成本最低的新型可再生能源，风电成本可以在几年内降低到常规发电的水平，目前已经初步具备市场化运作的条件。风电也是效率极高的新型绿色能源，据统计，风力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时的电量，便能减少排放600吨的二氧化碳。我国风力资源较丰富的区域为西部地区及东部沿海，属于电网难以到达或电力供应紧张的地区，发展风电能够有效缓解供电紧张的局面，是该区域近期和中期的努力方向。风电产业增长速度居各种新能源发展之首，前景十分看好。
生物质能的使用总体上不会增加环境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环保效应明显，同时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将推动农业、林业等关联产业的发展，比较适宜中国的国情，应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中重点的发展方向。
同时，考虑到短期内煤炭仍将是中国支柱能源消费品这一中国能源结构特色，以及燃煤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环境污染影响，政府应大力发展和推广清洁煤使用技术，实现煤炭向绿色能源的转化，这对于我国的能源工业和新能源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完善的法规体系规范，推进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为了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我国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编制完成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等, 为发展新能源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确立，明确规范了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有关主体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措施，包括制定新能源中长期总量目标与发展规划，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实行新能源优惠上网电价，设立新能源财政专项资金等。
美国和西方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制定能源战略、政策、法规来具体指导本国能源产业的有序发展。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很好的全局预见性、可操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值得借鉴。
另外，国家有关部门和政府还应密切跟踪国外新能源现状，充分考虑新能源资源储量、技术发展水平、环境减排目标、常规能源现状等因素，对我国新能源发展规划做出适当调整和完善，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指导。
只有实现新能源的大规模产业化和市场化，才有可能使新能源的利用成本降至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为新能源普及打下基础。在新能源开发成本较高、使用不便的情况下，推进新能源产业化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作为推手。促进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措施涉及电价、配额、示范工程、技术转化、税费减免、财政补贴、投资融资等，要对各种新能源的不同特点进行充分分析，分门别类地制定合适的激励政策。
国家应及时更新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指导目录，引导、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新能源的投资。同时，也要对新能源投资行为进行规范，避免造成局部重复投资或投资过热，约束高污染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行为。为保证政策的长期有效要建立完善的督促检查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惩处，以维护国家政策措施的严肃性。
加强政策扶持，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支持力度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政府的激励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税收、补贴、低息贷款、加速折旧、帮助开拓市场等，这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如美国加州的“购买降价”政策，日本政府对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工程补贴，德国的收购光伏上网电价制度等。
目前，我国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整，各级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还远远不够。我国应从政府投入、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积极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加大风险投资在新能源领域的融资规模；借鉴国外绿色证书交易模式，在国内各省区市间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调动资源丰富地区开发利用新能源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和BOT投资模式，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项目进行融资建设。
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和做法，适时出台风电、太阳能的“电价――利率联动机制”，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为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电价补贴提供保证，从根本上解决风电、太阳能项目赢利能力差的问题，创造风电、太阳能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我国新能源技术水平偏低，核心技术多依赖国外，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由于缺乏足够的开发与研究，不少关键性设备不得不进口，导致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目前我国从事新能源技术研究的机构分布在上百个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虽多，但由于力量分散，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可以建议整合具有一定实力的新能源研究机构，成立中央级新能源科学研究院，并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和薪酬体系，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行业内高端研究人才。我国还应适时改变相对封闭的科研体制，打造开放的科研合作平台，密切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同时我国可以充分利用CDM机制，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并进行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努力实现技术水平的跨跃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