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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范文1
一、用实验创设情境
实验是一项兴趣盎然的活动。创设实验情境，自然课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采取灵活多变的实验方法，巧妙地安排新异有趣的实验，通过学生动手、动脑，创设寓教于乐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动力，主动探索。例如教《气体的热胀冷缩》时，教师先演示一个“喷泉”实验，即把一个带有玻璃管的瓶塞塞到装有少量冷水的烧瓶口上，玻璃管插入瓶底，用一杯热水浇烧瓶，烧瓶内的冷水便会立即从玻璃管口喷出一米多高。学生被这一新奇的现象吸引住，激发了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用科技史设置故事情境
曾经有一位教育家说过：“故事是儿童的第一大需要。”自然教材中一些著名实验、发现事例，是情境教学的优质素材。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授课内容，穿插讲一些生动有趣的名人轶事、历史故事，看一些科学家的照片或插图，能够使学生终身难忘，他们会追踪科学家的思维，去体验创造发明的境界。例如教《电流》时，结合课文讲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教《生物进化》时，讲达尔文从小热爱大自然，课余时间常到野外捕捉昆虫，寻找矿石，拣拾贝壳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的故事；教《水的压力和浮力》时，讲阿基米德从浴桶水溢出来的启发而获得一种“直觉的顿悟”，发现了物体的沉浮规律的故事……这些丰富的史料，扣人心弦，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为一体，能够吸引学生进入教学情境，再现科学家们的忘我探索情境，激励学生陶冶情操，鼓舞斗志，培养发现精神。
三、联系旧知识，创设情境
巴甫洛夫说过：“任何一个新问题的解决，都要利用主体经验中已有的同类题。”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巧设悬念，创设多种新情境，让学生把原有的知识、经验迁移到新情境中，使学生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在新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求。例如在《导体和绝缘体》一课教学中，教师先出示一电路板，紧接着设问“有什么方法使小灯泡亮，蜂鸣器变响 ？”学生答：“合上开关。”进一步追问“假如把电路开关断开，有没有办法在不合开关的情况下，也能使灯泡变亮？”学生即答：“用一金属接在开关两端，就能使小灯泡变亮。”这时教师请他们试试，并让他们说说，是什么物体使小灯泡变亮起来的，这样让学生在这种新情境中运用已有知识、经验，动手操作，通过观察小灯泡亮与不亮来证明该物体是导体，还是绝缘体。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
四、猜谜语、唱儿歌创设情境
猜谜语、唱儿歌是学生喜爱的方式，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浅显平淡、枯燥无味的教学内容转为妙趣横生的学习活动，融知识教学于情趣之中，把课上得有声有色，饶有趣味，使学生百上不厌。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把教科书中的知识编成谜语或儿歌让学生学习，有利于概括知识，揭示规律，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教《空气》一课时，教师课前编一个谜语：看不见摸不着，无颜色无味道，动植物一刻离不了。看谁猜得准、快？大家踊跃竞赛猜谜语，好胜心激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
五、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触境
人的认识过程的起步，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自然课是把整个自然作为学生认识对象，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联，有创设学习情境的丰富材料。对于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有的亲身经历过。在课堂上，教师联系客观实际，用强烈、丰富的感性材料，使学生爆发思想的火花。例如讲《雷电》一课时，提问：夏天下大雨时，看到闪电不久，就听到雷声，你们说说闪电、打雷是同时发生的还是非同时发生的？讲到《能源矿产》时，联系生活中烧的煤，汽车、飞机、轮船等烧的柴油、汽油是什么形成的？……用这些自然的、社会的生活实际，掀起学生心头的层层浪花，推动思维的涟漪，引起无穷的遐想和追求，并获得成功的快乐。
六、利用游戏创设情境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游戏是由愉快促动的，它是满足的源泉。”游戏是儿童的天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材内容，设计各种游戏、创设教学情境，以满足学生爱动好玩的心理，产生一种愉快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不但能增长学生的知识，还能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观察、记忆、注意和独立思考能力，不断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游戏活动一般有比赛、表演、角色扮演等方式。例如在教《怎样认出它们》一课时，在学习了用摸的方法认识东西之后，设计一个摸袋子游戏，给每个小组准备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有铅笔、橡皮、糖、小刀、硬币、花生等东西，要求学生不准看，只能用手伸进去摸，比一比谁摸出的东西最多，最后把东西倒出来看，究竟摸对多少，摸对了的学生开心得不得了，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加深了对自然课的理解，在学中玩，玩中学，学得有劲，玩得开心，增强了学习自然的兴趣。
七、运用想象构思情境
自然科学方法范文2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自然科学方法范文3
近代物理学的成功及其文化影响物理学是近代科学的杰出代表。“物理学以其杰出的成就证明自己是学科之冠。”［1］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使人们对世界得到确证的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数量化的、可观察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确立。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伽利略的物理学贡献、牛顿的经典力学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西方科学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对普通民众亦产生重要影响。此种影响主要是经由启蒙运动传播并扩展开来的。启蒙运动在科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关键。伏尔泰、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启蒙思想家在“科学文化”的塑造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打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以及科学文化的传播，科学逐渐成为主导人们观念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界的牛顿为世人所景仰。而问题在于，给普通民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意识形态化的科学形象与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极大发展，以及科学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使得“科学”、“科学方法”逐渐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科学”成为“理性”、“正确”、“合理”、“有价值”甚至“真理”的代名词。科学成为评价事物有效性的全新标准。心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产生。
哲学的困境与物理学的辉煌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渐趋成熟，黑格尔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精神在内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之后，哲学家们却发现哲学已经陷入到巨大的危机与困境之中。哲学家们发现自己对于哲学已经无所事事，很难再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与此同时，尼采哲学、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哲学等相继产生，试图解决哲学的困境与危机。随着物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以往的本体论哲学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哲学家们却依然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上喋喋不休，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大大增加了哲学的危机。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使哲学家们不得不寻求哲学的救亡图存。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自然科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在于科学方法———可量化的、可重复观察、可实验的方法———的采用。因此，许多哲学家努力要把哲学变成科学以实现哲学的新生。在这方面既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等的努力，也有心理学创始期的冯特、铁钦纳等人的贡献。这些人尝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的认识问题。正如心理学史家赫根汉所描述的:“早期的科学主要研究物理世界，是非常成功的，而它的成功激发了人们将科学方法用于心灵研究的主题。”［2］在物理学的辉煌与哲学的困境之下，寻求解决哲学困境的一些哲学家结合实验生理学，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也就有了科学心理学这一产儿。冯特等人在对感觉、知觉、意志、记忆等认识论主题的研究过程中，以物理学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手段，使得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
“科学”作为心理学确立的学科依据与目标导引现代学科的确立，既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在于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心理学而言，则更在于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心理学尤其是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依据。“心理学家假定物理学是最好的科学，试图以物理学的方法和目标运用到自己的学科内容上来。”［1］(页41)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学派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新方法的采用。无论是冯特的实验内省法，还是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强化理论，抑或是认知心理学的人机类比，都在于新方法的采用。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得益于它用新的方法研究已有的问题。追求客观的、量化的实验法，使心理学从哲学家纯思辨的睡椅上解脱出来，并取得了准“科学”的成就。心理学家认识到，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使心理学有可能像物理学一样跻身于科学的行列。人们深切地期望心理学诞生自己的牛顿。可以说，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科学性追求，“成为科学”构成心理学追求的主要目标。将“科学”确立为心理学追求的目标，与19世纪末的西方理智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当时的经典物理学成为主导人们世界观的意识形态，“科学”成为“理性”、“合理性”甚至“真理”的代言。在哲学的黯然落寞之下，这种对比愈加明显。加之当时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使得追求科学的、可确证的知识，反对并拒斥纯粹的思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强音。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是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的产儿。心理学要像它的榜样物理学一样，通过效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科学。因此，“科学”成为心理学追求的主导性目标。
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体现
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是一个持续展现的过程。这里仅选取其中几个典型的历史学派加以分析。
(一)冯特实验心理学的科学追寻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创立，在于它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成功采用。冯特通过实验内省法，成功地将哲学与实验生理学相结合，在他看来，“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精神可以为心理学所应用”［3］(页78)。冯特把他的实验心理学看成是一种纯科学，“冯特认为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都是以经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其出发点却各不相同。……冯特认为一切科学都研究经验，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而其他科学研究间接经验”。“既然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经验，心理学研究的也是经验，那么心理学就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上统一起来，以使心理学真正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3］(页80－81)在冯特看来，传统哲学心理学的内省法是不充分的，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心理学必须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有着自觉的科学追求，这种追求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关联。冯特主张心理学是纯科学，不主张心理学与哲学分离，主张心理学应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在科学心理学之外，冯特还发展了民族心理学。总之，冯特的心理学以意识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为目标追求，而且他的心理学是多元的。在冯特那里，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保持了它的常态。
(二)铁钦纳构造心理学的科学标尺构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则是铁钦纳，而非冯特。这点在赫根汉的《心理学史导论》中有着清晰的区分。这个作为冯特学生的英国人后来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的科学性追求方面，铁钦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铁钦纳看来，心理学应当研究意识的内容本身。在研究方法上，铁钦纳对内省描述的要求更加严格，在他看来“为了确保清晰的经验和准确的报告，科学必须求助于实验，实验是一种可以重复、分离和加以变化的观察。”［3］(页149)铁钦纳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受当时化学元素论的影响较大。在铁钦纳看来，要对意识内容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将意识经验分为许多意识要素。只有分到无可再分之时，才能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成果来。铁钦纳的性格向来倔强、严格、严谨，他及他的众多弟子一直在他认定的元素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铁钦纳将意识元素分为上万个之多，使后来的研究者感到纷繁与茫然。此种取向遭到格式塔心理学的猛烈抨击。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反对将意识刻意地划分为意识元素。回顾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虽然有着强烈的科学追求，但却代表了一条错误的探索路径。今天，他的心理学几乎已经无人问津，对后起的心理学研究影响也微乎其微。
(三)华生行为主义的科学表征行为主义是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流派之一。自1913年至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一直在心理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913年，华生(Watson，J．B．)在《心理学评论》杂志发表了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正式宣告行为主义的诞生。华生创立行为主义直接反对的是构造主义的观点。在华生看来，构造主义研究人的意识，而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研究意识很难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华生主张心理学应当抛开意识，径直去研究行为。所谓行为就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如肌肉收缩、腺体分泌等———的组合。他认为，思维不过是肌肉特别是言语器官的变化，而情绪不过是内脏和腺体的变化。在华生看来，心理学研究行为的任务，就在于查明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继而预测行为，并通过控制环境去塑造人的心理和行为。华生的行为主义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华生对于科学性的追求在心理学史上可谓登峰造极。华生在《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行为主义的理论目标就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贯彻经验证实原则，将心理学打造成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分支。华生认为凡是不可经验观察的对象都不能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张放弃传统的内省法，放弃所有与意识有关的范畴，诸如感觉、情绪、思维等。这样，他也就开始了将动物实验类推到人身上的心理学努力，也就开始了将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行为的解释道路。因此，“无头脑的心理学”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流，“科学”在心理学中确立起霸主地位。但后来的研究却表明，它不过使心理学一条走偏了的道路。被行为主义抛弃的“意识”，在几十年后由一位外行人乔姆斯基再次带回心理学中。心理学在实现所谓“客观性”的科学追求之后，不得不回到原来的起点上，重新回过头来进行意识研究。
(四)认知心理学的科学追求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研究取向，并成为当今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趋势。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乔姆斯基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所创立的心理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则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当今的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心理学为主。信息加工心理学继承了实验心理学的传统，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人脑与计算机的类比，形成了一套实验、模拟、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研究方法。信息加工心理学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感觉输入的编码、贮存和提取的信息加工的全过程。认知心理学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反应时法、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法、口语记录法等。认知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但也从行为主义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实验方法、操作主义等。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可以用计算机来类比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注重科学追求的目标，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成功避免了科学心理学的死亡，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认知心理学在取得一系列辉煌的同时，并没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统一范式。心理学并没有避免自身“不科学”的危机，没能避免自身“不统一”的困扰。心理学的纷争与混乱依然存在。认知心理学没能解决心理学的根本问题，心理学家在纯正的自然科学家面前依然不免感到自卑。在这种局面下，更有必要深刻反思西方心理学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求。
西方心理学科学性追寻的历史后果
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作为自身的目标追求，通过不断扬弃旧的传统，实现科学追寻的成就。通过心理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心理学科学追求的过程是心理学不断扩大自身学术影响的过程，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追求成就了心理学今日的主体画面。然而，这一过程也是心理学一度丧失“自我”的过程。自我以“他者”作为自身追寻的目标，原本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但是在对“他者”的过分追寻与效仿中，心理学已一度迷失甚至丧失了“自我”。今天，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学科定位、学科统一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着诸多混淆与纷争。心理学对于“科学”的学科定位，在成就了心理学学科地位的同时，也造成了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科学”原本是心理学为自身设定出来并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与方法原则，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科学”却成为心理学学科发展合法性几乎唯一的判准。问题在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单纯客观世界。心理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复杂性，远非单纯可观察、可量化、可实验的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达成。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兼具了自然、社会、精神等多个维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单一向度来研究多维世界中的“人”。以构造主义与行为主义为例。铁钦纳的构造主义主张研究意识的元素，将意识分为许多元素，但忽视了意识现象的整体性。最终被认为进行的是一些琐屑而没有价值的研究，并被批评为元素主义。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为了客观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可量化的行为，通过动物行为来类推人的心理。把原本应是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意识踢出心理学之外，被其他心理学家批评为“在倒洗澡水的过程中将孩子一起倒掉了”。心理学对于科学的过度执著追求，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原本应当研究的主题。过度的科学性追求，容易造成研究者带着先入之见来展开研究。因此导致研究结果发现的总是心理学这门科学所预期的，使得研究结果渗透着研究者的先入之见。同时对于“科学”的过分追求，也造成了心理学的异化。使得“科学性”、“科学与否”成为评判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使得心理学越发失去生活效度与现实解释力，造成心理学研究的僵化。
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批判
西方心理学基于科学方法而自我确立，并因此成就了心理学这一学科本身。但是，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表现为一种异化式的“科学”情结与科学追寻。因此，对于西方心理学的“科学”情结有必要加以批判性地反思。由于西方心理学所持有的“科学”情结，使得“科学”成为评判心理学价值的近乎唯一的标准。使得如果不符合“科学”的规矩，那么就只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导致心理学为了科学的方法，忽视甚至漠视所要研究的主题。使得心理学被批评为元素主义、原子主义、还原主义，忽视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整全心理。而且，最要紧的是，西方科学心理学无法在完全采用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同时，而不采纳其内在的自然主义观点及其信仰中固有的哲学问题。可以说，对物理学的羡慕已经成为20世纪心理学的主要特征。早期的心理学家纷纷效仿物理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模式，这些原无可厚非。但是，心理学为了科学方法的追寻而舍弃了所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而一旦付出过度异化式的科学追寻，那么它自身的境地便岌岌可危。心理学作为学科的建立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及“科学”目标的确立。然而即使到今天，心理学依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使得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情结无法得到完全的实现。从科学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方法是科学实现的一个保障，而科学精神才是真科学的体现。心理学以科学方法实现了自身客观性的进步，但同时更需要对自身的研究对象有着清晰的认识。成熟的自然科学对自身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有着清晰的认识，有着较为成熟统一的研究范式。心理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则一度为了实现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而抛弃了意识的研究主题。使得心理学在“科学”的遮蔽之下失去了本该研究的东西，因而它的科学精神也变得令人质疑。由于意识的复杂性，使得心理学虽然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却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般的客观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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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学生素质的需要
素质教育的宗旨使学生能力要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课堂作为素质教育的主阵地显得更重要,而物理学科中的科学方法教育中含有丰富的素质教育的内容,课堂上充分挖掘科学方法内涵进行教学,可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帮助学生逐步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的有效途径物理学方法是检验哲学原理,为哲学提供科学证明的一种手段.因为哲学本身是对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高度概括,是在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物理学方法也就必然能为哲学提供科学基础,并成为检验哲学的一种工具.例如,物理学家运用归纳总结了能量守恒定律,揭示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2实施科学方法教育的途径
在物理教学中,实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不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而且帮助学生更有效地理解物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还会大大增加学生的整体物理素质.所以,中学物理教学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教育是可行的.以下就简单介绍物理教学中贯穿科学方法教学的策略.
2.1在物理概念和规律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在物理概念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不能脱离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而要寓方法教育于知识教学中,也不能只顾传授知识,而应把方法视为和知识同等重要的东西,视为知识的内核与脉络.在物理规律教学中,要使学生对发现或建立某一规律所采用的方法、途径和具体的依据有较清晰的认识,明确某一规律的物理意义,适用范围和条件,必须通过练习、运用,才能使其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2物理实验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是科学认识的基本方法.实验起始于问题,以确定实验的方向和目标;接着选择实验方法,精选实验工具,按设计程序进行操作与观察;然后对实验所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和概括,使实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这整个过程都是有序的、合规律的,是一种科学认识过程,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方法内容.实验是培养学生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有效途径.
2.3物理习题教学中进行科学方法教育
物理习题教学是整个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习题教学能够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物理解题常用的方法有类比法、等效法、整体法、隔离法、图像法、逆向思维法等.在习题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整体思维和局部思维、会聚思维和发散思维的训练,提高思维能力和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学生是认识的主体,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学生积极的努力才能做到,科学方法的掌握也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尝试和体验才能达到,学生必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中才能逐步掌握物理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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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发展；分析方法；量；过程；中医思路研究；中医与科学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9）02-0001-02
如果承认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中医现代研究就必然面对科学方法的正确选择问题。方法的选择因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需求，中医研究需要不需要自然科学方法？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研究层面的不同、研究思维的不同、基础与临床的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笔者以为在明确这一问题之前，必须从科学发展的规律上对以下两个基本科学问题做出回答。
1 中医对“质”的认识要不要引入“量”的分析
中医与西医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对疾病的认识上，前者以“质”的把握为主，后者则以“量”的分析为主。中医对质的把握，是建立在对整体的外在现象的综合认识上，是一种宏观的判断。“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强调的就是一种纯粹的质的辨识。可以肯定地说，中医这种质的判断，就是对疾病性质的客观正确的把握。中医所以是科学的，就是因为它的疗效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疗效取决于什么？首要的因素当然是对疾病性质的正确把握。没有寒热虚实的判断，温清补消就难以准确对应，治疗就是盲目的。
但是，走过二千年以后，站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充分肯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这种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质”的把握是不够精确的。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证自然科学现象，性质虽然明了，但精确度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哲学方法直接代替具体科学方法的缺陷所在。近代以来，欧洲自然科学所以逐渐与哲学分化，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和逐渐精确，哲学方法已难以满足它们的需求。中医所以只能在宏观上对疾病进行质的把握，而不能做量的分析，也是因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的理论构建没有为中医提供量的分析的基础，限于条件，中医也只能在质的把握上力求准确。但是，没有量的分析，只靠主观的判断，这种努力总是收效甚微的。
中医在治疗上对“量”的探索也曾有所努力，并试图通过量的分析来达到治疗上的精确度。如方剂君臣佐使药物的剂量变化，就表现了药物在治疗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度。《伤寒论》许多名方及其衍生方，除了药物的变化以外，其中不少则是仅仅通过剂量变化而表现其主治变化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量的变化始终对应的是证候的变化，是对性质的把握，所以，它并未能引发中医整体上向着量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已经表现出了中医由“质”的宏观把握向“量”的微观认识发展转变的内在要求。
通常认为，一门自然科学只有达到数学的定量化才算是成熟的科学。这是因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直观之中，只要在直观的层面，就可以对之进行定量分析。性质是通过量来确定的，我们看到的五花八门的现象，在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量的关系。红色是直观的，其淡和浓的变化就是一种量的比例关系在人的感官中造成的效果。知名学者邓晓芒在其《康德哲学讲演录》中说到：“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主要是建立在定性之上，‘金木水火土’以及中医学中的‘寒热湿火’，这些都是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不能用量来加以解释。其中的量要靠体验，要去斟酌。一个中医看病的时候，用药是三钱还是五钱，他要想半天，他要体会、斟酌。有时根本不说清楚，只是说‘少许’、‘若干’。因为用药量是根据对病的质的体验去取舍。”
中医起源于古代科学，是以定性分析为主，但是现在看来，由此性到彼性，之间的转化一定有一个量的积累，有一个量变过程的。由寒证变为热证，绝对不是突然之间的事，一定是逐渐演变的。疾病的动态观是中医学的精髓，疾病的变化与发展一直是中医观察研究的重心。如何使我们的辨证更加精确，根本的方法就是对证候的轻重变化即“程度”变化，能通过“量”的分析去观察判断，以量变推断质变，而不仅仅限于现象的肉眼观测。现在所以不能用量来加以解释，是因为中医学中尚未引进量的分析方法，尚未在质的分析基础上进行量的研究，是缺少必要的基础，而非中医不能量化。可以断定，只要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即研究的对象是直观的，是可实证的，数学的方法就一定会走进中医现代研究的相关领域。走向精确，是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切科学发展的共同方向。模糊数学是在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医因笼统带来的“模糊”不是一个概念。
中医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认为：“既然简单的症状标准已经满足中医治疗上的需要，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复杂而又依赖性强的量化标准呢？相比之下，容易把握的症状标准比不容易把握的量化标准显得更加先进，更加科学。”““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之一，采用具有中医特色的症状标准来辨证就已经足够，过分地强调量化标准，反而违背中医简单化和普及化的初衷。”此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科学的中医要不要量化，量化的中医是进步还是倒退？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其水平要不要从笼统走向精确？“易把握、简单化”是有利于临床的，但它是否就是判断临床先进性和科学水平的唯一标准？笼统水平上的“易把握、简单化”和精确水平上的“易把握、简单化”是一回事吗？这些问题是我们在选择研究方法之前必须首先回答的。
2 中医的关系“过程”要不要“知其所以然”
中国古代科学所以常被质疑，原因就在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近代的著名学者、鲁迅等就曾提出这一问题。有人说，“中国古代所谓的科学技术其实主要是技术，中国人只讲结果，不讲过程，过程被抛弃了，或者被隐藏起来了，秘而不宣。所以，中国人把这种科学技术称作‘奇技异巧’，因为其间的过程和原理都省略了，所以看上去很奇怪，像是魔术、巫术。”中国古代科学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面向过去、面向典籍、面向祖宗之成法的烦琐考证学风的影响之外，尤其重要的一点则是自然哲学对科学的顽固统治。这在中医的表现尤其突出。
有人并不承认中医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由是中医始终在讲阴阳关系、五行关系、脏腑关系、正邪关系等等，关系是什么，不就是在阐述事物的因果，在阐述“所以然”吗？我们不否认中医的“关系”是在阐述“所以然”，问题是这种建立在自然哲学基础上的“所以然”，并不能对科学的具体原理做出应有的解释，其阐述的原理仅仅是普遍性的，是对所有事物普适的，不是对中医自身特殊规律的具体客观阐述，结果仍然是“不知其所以然”。
知名学者刘大椿先生在其《科学哲学》一书中说到：“中国有机论思维方式总的来说在概念的形式推导方面比较薄弱，并且缺乏一种类似演绎几何中的形式逻辑（这正是希腊科学精确性的实质）……中国古代学人善于在最高天道与人伦关系及至山川草木之间作直接类比，推崇直觉的领悟，着眼于把握变动的关键，体认事物的内在联系。但是，它不讲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形成构造，忽视在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层次和过渡环节。”
说得很恰当，这也直接击中了中医学作为一门具体科学所存在的缺陷，即因果链条不具体、不清晰。
作为科学，要求的是对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进行具体的研究，对其间过渡环节和机制作出确切的说明。这不是在将事物复杂化，而是将事物模糊的规律更清晰地呈现出来。科学的简明就是建立在这种清晰的客观的关系之上的。当然，“简明”还不是“过程”研究的意义根本，根本则在于中医能在现代科学水平上得到深化和发展。中医学中蕴藏有大量的朴素的科学元素，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深层次的开凿和精细的雕刻还远远谈不上，其完美的科学内核远没有得到显露。在现代科学条件下，要不要对中医科学原理的“关系过程”进行现代水平上的修补，要不要把每一因果链条进行现代科学水平上的联结，其对中医发展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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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学说的基本要?x，是我国在各时期一以贯之的目标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近几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建设精神富有社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公民科学素质对于物质富裕建设的作用显而易见，对于精神富有社会建设的也有重大意义。
一、公民科学素质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公民科学素质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重要因素，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是精神富有社会的重要衡量指标。
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对科学素质内涵作出了界定，并将之概括为“四科一能力”。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是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四科”是精神富有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精神富有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首先，科学知识是精神文化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每一项进步，都增添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能力，也为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精神文明建设拓展了空间。正是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才使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深刻。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能力以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也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第二，科学思想是精神文化的内核。科学思想是在各种特殊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能够发现和解释其它同类或更多事物的合理观念和推断法则，它对进一步的、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具有导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成果，都凝聚在一定的科学思想之中。科学思想一旦为人们所掌握，就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去帮助人们识别真伪，明辨是非，战胜困难，走向成功。
第三，科学精神是精神文化的支柱。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体现为求真务实、崇尚理性、批判创新、团结合作等精神，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支柱。没有科学精神，也就无所谓先进文化。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于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具有巨大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第四，科学方法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工具。科学方法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遵循或运用的、符合科学一般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科学方法不仅为科学技术实践所必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具有极大的价值。科学方法不仅可以转化为技术，物化为物质财富，引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根据和技术支撑，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而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从而有力地推动精神文化的不断发展。
二、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有待提高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到202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形成比较完善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纲要实施以来，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各地各部门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联合协作，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社区居民等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扎实推进，带动了全民科学素质水平整体提高；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科普资源不断丰富，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科技传播能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共建机制基本建立，大联合大协作的局面进一步形成，为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20%，较2010年的3.27%提高近90%，超额完成“十二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达到5%的工作目标，为“十三五”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不能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面向农民、城镇新居民、边远和民族地区群众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仍然薄弱，青少年科技教育有待加强；科普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均衡化、精准化服务能力亟待提升；科普投入不足，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够。
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3月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对“十三五”期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实现跨越提升作出总体部署。
三、消除科普误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科普是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手段，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懂的、让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普通大众介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的应用、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教育，在实际工作中虽经不断完善，但仍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消除，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促进精神富有社会建设。
1.科普工作的主要误区。
第一，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忽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普及。
现在的科普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一味热衷于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介绍，或对社会公众在某个时期内较为关注的科技热点进行普及性说明，而很少顾及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宣传。许多科普读物往往只限于将高深的科技语言转变为有趣的、可读性强的通俗语言，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翻译”。
第二，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忽视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
在我国的科学普及中，科学往往仅被理解为自然科学，只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而将社会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排除在外是常见的现象。现有的关于科学普及的地方立法中，也多将科学普及内容局限于自然科学，给人的印象是社会科学是不需要普及的。
第三，认为科普是“小儿科”，难登科技的殿堂。
社会上不乏有这样一些错误看法，认为科普只是简单、无创造性的劳动。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科普作品被认为，搞不出像样科技成果才去搞科普的，其科普作品的价值当然得不到应有的肯定。
2.消除科普误区的对策。
第一，完整理解科普的内容。《科学技术普及法》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从中可以看出，科普不仅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也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