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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范文1
1.1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投资形势不断恶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锐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初步预测，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降至1.45万亿美元，降幅达21%。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跌40%。最令人关注的是全球并购发生根本逆转。并购是全球FDI的主要组成，而杠杆收购和股权交换是跨国并购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缩水必然对并购产生重创。据毕马威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并购资产规模减少30%，1309宗计划中的并购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购交易额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来最低，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30%。根据UNCTAD测算，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下降为1.18万亿美元，降幅达27.7%。绿地投资有较强抗危机能力。2008年前10个月，绿地投资项目已经超过13000个，超过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随着许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项目，其影响将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来。例如，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地产是发展中国家最大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建筑业的领先企业，已经宣布将暂停旗下所有新投资项目。
1.2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使投资领域和结构深度调整国际投资理论通常根据投资动机的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投资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冲击的公司主要为市场寻求型，特别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危机对效率寻求型投资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但资源寻求型投资的萧条往往发生在一段时期的极度繁荣之后，危机一过，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会很快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与此相反，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则相对谨慎，仅有17%的公司表示将实质性增加其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纺织和服装等中低技术领域，投资前景远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机正在加速改变全球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使投资流向和地区格局出现新变化在全球FDI总流量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作为危机中的资本运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资本稀缺地区。UNCTAD预测表明，2008年发达经济体跨国并购降幅为33%，其中欧盟、美国及日本分别下降33.5%、17%和10.8%。而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总体增长15.7%。OECD预测，2008年非OECD国家跨国公司在OECD国家的并购将增加25%，成为金融危机下少有的亮点。从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额50%的100起最大的跨国并购交易趋势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国家源自非OECD国家的跨国并购已达到71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100起最大跨国并购交易额的15%，而2007年仅为9%。
随着资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融资困难。OECD预计，2009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达40%。只要发达国家深陷危机，资金就很难回流到发展中国家。
近年来，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较大突破，战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各方面经验较缺乏，在客观上中国的技术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偏小，投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近年来，尽管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从近年境外直接投资流向看，过分偏重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重生活消费品行业投资，忽视生产资料行业投资；偏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忽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由于投资项目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技术和档次较低，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资主体发育不成熟，政策支持与监管不到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所有者的虚置和缺位，产权约束难以到位，加上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容易造成企业盲目决策或缺乏投资动力。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主体重审批，轻监管；而国内母公司往往只顾及短期的利润，同样忽视对境外企业的资产和经营状况的监管，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资者利用东道国法律与中国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在国外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国国籍，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严重隐患。
2.3境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导致投资经营风险偏高境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当前发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我国经济必将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经济，我国企业也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应积极面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抓紧构建“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策，尽快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企业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当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小，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很不相称。2007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3280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到2360美元；国际收支多年来一直保持顺差，2007年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282亿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虽然仍将继续存在，但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导向是确定的。在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投资的产业结构。现阶段重点投资于三类产业：一是能满足国内短缺要素需求的资源开发产业；二是能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轻工、纺织、家电等制造业；三是有利于推动我国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资主体，构建实力较强的跨国企业集团我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抓紧时机构建一批集团化的跨国经营企业，使其成为境外直接投资的“排头兵”，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近年来的企业并购重组，我国已有一批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公司名单中，我国共有35家公司入选，其台地区有9家，内地公司有26家。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企业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我国应该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为其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优越的条件。诚然，在以大企业为主塑造我国境外投资主体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3.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参考文献：
[1]宾建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障碍因素与克服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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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金洲.中外企业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2
文■陈长缨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看，2007年全球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美元，而2009年骤减到1.15万亿美元，降幅高达40%，此后虽有所恢复，但2012年又出现了较大下降。更大的变化来自区域和国别结构，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65%。相比之下，我国境外投资出现了跨越式增长。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265亿美元，而2012年则迅速增加到842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存量更是由572亿美元跃升到5028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显提高。
一、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有利于我国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
（一）全球资本短缺将继续提高我国在全球境外投资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和反复过程都超乎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时间。一方面，发达国家用于对外投资的资金有限，跨国公司也继续将资金优先配置在母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其对外投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都需要大量投资，不少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缺口，外部融资需求普遍增加，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泡沫，因此各国更关注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入。从短期看，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高水平，而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二）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同需求扩大了我国境外投资的空间
从发达国家看，短期内它们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限制也有所放松。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础。但发达国家对关乎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仍保持谨慎态度，典型的是危机期间我国对美国石油、通信等敏感产业投资进行限制。从长期看，一方面，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则部分宽松的吸引外资政策可能会收紧，一些短期投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存在很多长期投资机会，除制造业、服务业外，很多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期，加之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程度高、制度规则透明、投资环境良好，为我国提供了很大的投资空间。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因此普遍欢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基础设施对改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发达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但金融危机后前者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我国作为危机期间境外投资唯一快速增长的大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乃至发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更具有综合优势。
（三）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境外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将扩大我国境外投资机会。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也由原来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转变为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无关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第二，东亚区内生产体系重新调整为我境外投资提供新机遇。东亚区（包括东南亚）内聚集了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多种类型国家，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分工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东亚转移，东亚是全球直接投资不降反增的少数区域之一，较高的经济增速、大量的资金流入、不同国家位势变化等，都为东亚生产体系重新调整、构建更精细化的分工体系提高了条件。过去，东亚分工主要是在“雁行”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我国在东亚区内主要接受别国分工，处于“雁行”模式的最底端。随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于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加之与周边国家位置相近、区内交通相对完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国可以加速扩大对区内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形成以我国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东亚分工格局，并将这种分工关系延伸至南亚地区。
第三，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对全球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都产生了影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谈判包括，我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10+6”），以及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若我国参与的谈判取得进展，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区内投资、提升我国对区内分工的主导力；但若TPP谈判成功而其它谈判停滞，则我国将丧失一些对区内的重要投资机会。
（四）国际资源能源版图调整有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
近年来，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作为上游能源资源产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全球多个油气资源的新发现、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供给，这导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掉头向下并连续几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受此影响，美国、欧洲等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大国将减少在该领域的对外投资，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将寻找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促进能源资源来源多元化、保障我国供应安全提供了重要机遇。另外，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其国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明显下降，将显著降低美国石化等下游产业，以及钢铁、冶金、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也为我国扩大对这些产业投资提供了契机。
（五）我国要素禀赋升级形成境外投资新优势
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式微；同时，我国国内资金比较充裕，在大规模制造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或环节的比较优势和境外投资优势开始显现。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要求我国以境外投资方式、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境外成本更低的国家，并保持对这些产业的控制能力，这与东亚“雁行”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此外，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过程，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为加快实现升级，我国有必要通过境外投资方式获取境外高端要素。例如，在发达国家并购或新设研发咨询等机构，可以直接获得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高端资源，也可利用国外高端人才为我国企业服务。又如，品牌、全球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短板”，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并购，可以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国际化经营的关键要素，不但能较快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高出口附加值，而且也有助于打造和提升我国自主品牌，并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
二、下一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的目的和重点领域
（一）主要目的
从中长期看，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同时，境外投资有助于促进东道国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还可以扩大我国经济影响力、推广我国发展经验、展示我国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影响，应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对我国投资重视程度增强与我国境外投资意愿上升相互叠加，我国境外投资正面临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未来几年的重要机遇期，从战略高度角度谋划调整境外投资布局，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培育提高境外投资企业经营管理和盈利能力，力争形成多元化的境外投资基本布局，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使境外投资上到一个新台阶，为未来我国更加开放的国际化战略打下基础。
（二）重点领域
第一，大力发展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境外投资。成本型投资可以发挥我国不断升级的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等，将一些我国已不具备价格竞争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产品和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同时通过掌握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手段，保留我国对转移出去产业的控制力。成本型投资可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助于东道国提升产业结构、建立工业体系，因此可以改善和提升我国在东道国投资形象。从投资对象看，我国成本型境外投资应优先关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打造我国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同时适当扩大对中亚、非洲、拉美、东欧等国投资，促进投资地区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二，积极发展以并购高端要素为目的的境外投资。高端要素型投资有助于我国较快进入全球贸易产业链高端，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是我国利用全球资源的高级形式，在我国境外投资的重要性和比重也应不断提升。但高端要素型投资往往关系到发达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加之对我国崛起的担忧，因此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这种并购投资往往会设置各种障碍。为此，我国企业可利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透明的法制环境，积极应对各种不合理的歧视或障碍。我国高端要素型投资主要对象是欧美日发达经济体，其中欧洲与我国关系比较稳定、对我国投资限制较少，加之欧债危机对其影响深远，是我国优先关注的地区。
第三，统筹发展以获取能源资源为目的的境外投资。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位势和重要性下降，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带来不少新机遇，如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限制减少、投资条件优惠、在权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话语权增加，部分跨国公司考虑向我国转让现有油田等项目，在石油管线安排、能源资源协议价格等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变化。我国应充分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全球能源资源投资布局，并争取达成更为有利的投资安排。我国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运输安全的项目，如俄罗斯、中亚、海合会国家、非洲和拉美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投资项目，对于中东等政局不稳国家的投资，应慎重考虑评估。钢铁、冶金、木材等一些资源粗加工项目也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热点，但在当前全球环保主义影响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境外投资这类项目也要高度重视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应采取排放较低、环境友好的技术并对当地生态环境进行必要补偿，以提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积极形象、促进境外投资可持续发展。
第四，分类发展市场型境外投资。进入对方国家直接进行生产或提供服务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类型。我国市场型投资可细分为若干具体类别。一是由产品特性决定的市场型投资，除一些不宜长途运输、或运价过高的产品外，近年来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激烈，一些产品必须及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也就是要在贴近市场的地区投资生产；二是绕过关税、配额、贸易摩擦等贸易壁垒的投资；三是服务业投资，我国在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除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外，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境外企业提供必要支撑，甚至对带动其它投资起到先导性作用。实际市场型投资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例如，我国家电、纺织服装等境外投资，既可以贴近市场，又可以绕过关税或配额壁垒，还可以利用享受东道国参与的自贸区优惠政策扩大向第三方出口，很多市场型投资还兼具成本型投资特点。很多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产业空白，而市场型投资比直接进口更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对我国投资态度比较积极；但若东道国国内已有产业，则会担心外来投资会对当地市场形成“挤出”效应，对我国投资持谨慎态度。总体而言，我国市场型境外投资需要根据市场分布情况进行全球多点布局，并且充分考虑当地的投资和销售壁垒，近期在全球资本短缺情况下，应适当加快发展这类投资。
第五，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得突破。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对促进我国整体境外投资意义重大，不但能带动我国技术、机械、劳务出口，是境外投资与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的交汇点，而且基础设施是东道国投资硬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境外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有先导性作用。一些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也有重要作用，如对境外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等投资，不但可提高我国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可以搭建我国对外运输的新通道。东南亚、南亚国家是未来我国主导分工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是我国转移制造业的重要前提，因此应优先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而言，中方境外投资基础设施应优先争取按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权益投资，如BT、BOT、PPP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战略性投资，如周边国家和我国的跨境交通建设，可能无法获得完全的商业回报，国家可通过援外项目或贴息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政策建议
（一）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境外投资合力
重点包括，处理好我国和东道国政府间关系，营造良好的境外投资环境；提升政府、中介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支持企业境外投资；鼓励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率先投资，取得经验后再引导民营和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将境外投资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劳务输出、工程承包、对外援助结合起来，扩大境外投资带动作用；合理安排投资次序，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园区建设、金融服务的投资或合作为先导，逐步扩大制造业境外投资等。
（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模式
可在发展中国家以境外合作区推广这种模式，即在双方国家层面支持下，由我国经营较好园区内的投资开发公司或大型企业担任开发主体，发起设立境外合作区并负责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工作，再引导国内园区企业、大型企业的配套和关联企业向合作区投资，并在合作区内复制、推广中国园区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从而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兼顾当地企业的产业集聚区。境外合作区便于我国企业集中力量与东道国政府和各类组织打交道，也可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法律、咨询、招聘等专业服务，特别有助于我国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它将成为我国境外投资重要载体，是在境外集中展示我国企业、产品、发展模式的窗口。
（三）加强与东道国各层面广泛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些国家政权经常更替，因此我国应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沟通，保证我国境外投资利益不受或少受东道国政权更迭影响。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政府间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当前，与发达国家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我国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另外，还要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四）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中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五）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多种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境外直接投资范文3
Abstract: The breakout of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globally fortunately demonstrat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FDI abroad. This paper surveys the theory of FDI firstly (the theory of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fast growth of China’s FDI abroad recently. The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drawbacks of China’s FDI abroad,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原因 问题 对策
Key Words: FDIReasons Drawbacks Countermeasures
作者简介:李国(1974-),湖南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资本流动、跨国投资与并购活动急剧萎缩,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14%。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没有放缓脚步,反而飞速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亿美元,首次突破500 亿美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28.7 亿美元,同比增长0.5%,其中第三季度当季对外直接投资204.7亿美元,超过了前两季度的总和,同比增长190.4%。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情况并未因此得到实质性的好转。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一)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
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以海默、巴克利、卡尔森、邓宁为代表,主要强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以拥有特定的优势为前提,认为在外部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企业只有拥有了足以弥补其海外经营所产生的额外成本的优势时才能开始对外直接投资。邓宁进一步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划分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Dunning,1981),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到国外经营,是因为企业拥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垄断优势;而企业之所以愿意到东道国经营,是因为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比利用其本国要素更有利;企业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资方式,是因为企业使自身优势内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企业更有利,并且强调只有当企业同时拥有上述三种优势时才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按照“优势论”的观点,一国企业在没有建立起足够弥补国际化运营成本的优势前,不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优势论”对于中国大型企业向相对后进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有一定的解释力,相对于后进发展中国家,中国大型企业具有技术和资金优势,拥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但“优势论”观点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很好地解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大量直接投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跨国并购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等,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受到了挑战。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产生有时并不需要同时具有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所强调的三种优势,某种情况下具备一定的局部优势也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学习国外的技术与市场运作,目的在于弥补自身的不足以提高竞争力。
美国哈佛大学威尔斯教授认为,保护出口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投资动机还包括谋求低成本、分散资产、母国市场的局限和获取先进技术等。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重构自身资源和能力基础,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去寻求和获得重要的创造性资产,如创新技术、商业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通过主动从事国际化经营寻求创造性资产,不仅可以避免被锁定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环节,而且还可以“以小搏大”,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优势。复旦大学与IBM中国商业价值研究院的联合调查显示:开拓新市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 。
另外,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动机:寻求自然资源。由于在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本国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客观上要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外的自然资源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为必要。
二、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有了大幅度增加,投资选择的动机主要有寻求创造性资产、寻求自然资源、贸易壁垒增加客观要求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跨国公司大量低价出售其创造性资产
创造性资产主要是指如研发能力与研发产品、设计能力和品牌等特殊资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通过承接国外大量的加工贸易,已经成长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并未出现大量的世界级制造业企业,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大多数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从事的都是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未能形成强大的产品研发能力和著名的产品品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中的诸多泡沫被挤破,全球消费需求急剧萎缩,这对于近年来进行大规模扩张经营的诸多跨国公司是雪上加霜,产能过剩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处于破产的边缘。面临此种困境,大多数企业实施瘦身计划,出售企业资产(包括部分核心资产),收缩企业生产经营战线。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机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收购跨国公司所出售的创造性资产,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清科集团的《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第一季度中国跨国并购保持相对活跃、尤其是中国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比重增加,占跨国并购总数的53.8%。比如,四川民企腾中重工集团收购了通用汽车旗下公司的悍马品牌,获取了企业所需的重要创造性资产;吉利集团准备收购沃尔沃汽车集团,以获取沃尔沃的品牌和技术,有利于吉利集团品牌价值、技术研发实力的提升。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加大能源、矿产资源的出售
近年来,我国能源、矿产资源需求急剧上升,能源、矿产资源的价格成本在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多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一,这为我国大型国有垄断资源型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受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的部分自然资源不得不对外出售,一些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急需大量资金稳定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为我国企业获取急需的能源、矿产资源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009年6月,中国五矿以13.86亿美元成功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2009年7月,中石油购得伊朗南阿扎德甘油田70%股权,该油田原油总储量高达420亿桶。2009年8月,中国石化集团宣布成功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这是中国石油企业最大一笔海外并购交易。
(三)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客观要求对外直接投资
金融危机下,危机国国内经济危机重重,消费需求大幅减少,失业率大幅提高,为了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危机国必然会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加大我国货物出口的成本;危机国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人民币被迫升值,使得产品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美国参议院不顾国际媒体“贸易保护”的指责,于2009年2月初以口头投票方式通过了“购买美国货”修正案作为美国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部分;印度也于2009年年初无理由地宣布半年内禁止中国玩具进口;2009年9月,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35%的关税。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的被迫升值是对我国出口货物贸易的双重打击,但是,人民币的相对升值却会降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企业减少商品的直接输出,转而对出口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失为一条解决当前困境的路径。
三、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问题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对外投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外投资的规模、结构、主体和总的政策环境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 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
首先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明显偏小。目前中国境外投资金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0.15%。据统计,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为1:1.14,发展中国家为1:0.13,而中国仅为1:0.0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偏小。目前中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不足140万美元,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00万美元的投资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50万美元的水平。由于规模偏小,中国的跨国企业很难获得规模优势,难以进行有效地研究和开发,无力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即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小规模生产较高的生产成本低质量低价格较低的市场占有率更小的规模制造。从而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变化,使企业丧失许多市场机会,增大企业经营风险,减弱国际市场融资能力,难于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
由于对外投资比较容易受母国经济规模的影响,用绝对份额简单进行比较并不说明全部问题。为此,UNCTAD开发了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以反映一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份额。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用一国对外投资流量(FDIi)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FDIw)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i)占世界生产总值(GDPw)的份额的比率来表示。OND反映了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决定性因素:所有权优势和区位因素。比较中国和印度历年的OND排名,除了在2003年以前和2005年度,中国排名超过印度,其他的年份都落后于印度,由此可见,中国FDI的总体规模和绩效,都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不相称。
(二)对外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1.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
我国海外企业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泰国、欧洲诸国,数量占境外投资企业总数的一半,而其中对美、加、澳三国的投资额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0%左右。在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虽在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从总体上看还偏少,影响我国海外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虽然FDI的资本逐利性本质上要求其区位选择具有很大程度的集聚特征,然而,中国的FDI区位分布确显得过度聚集。投向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三大离岸金融中心的虚假对外投资占据了对外投资总额的80%以上,而美国投向离岸金融中心的资本仅占9%。另外,据统计,仅港澳地区和美国、欧盟、日本等20多个发达国家,就集中了中国约7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中国FDI的大多数都集中于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而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这种过于倾斜的区位分布格局使中国FDI的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这种FDI区位分布过度集聚于少数地区也带来很多不利影响:第一,投资于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虚假投资和资本逃逸,不仅不能发挥大量资本的经济效益,反而从很大程度上导致国内资金不足和财富流失等等问题。第二,不同的技术和产品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投资过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将不利于中国企业技术和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适用技术、中等技术和某些进入成熟期的产品,而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发达国家不具备竞争力。如果将它们用于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第三,发达国家某些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矿产资源和劳动力等价格昂贵,可能导致企业产品成本上升,同时,发达国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外来投资企业很难进入主流市场。这是造成中国境外企业绩效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FDI过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进行交叉重复投资和相互恶性竞争。
2.产业分布结构较单一
从产业构成来看,中国企业多集中于运输、建筑、石油、钢铁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总的特点就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使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金融、电信等服务性行业,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存在准入壁垒,另一方面竞争又十分的激烈,中国企业虽然在国内拥有一定的资本,但还不具备较强抗风险的能力。随着我国对外接投资的发展,今后应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搞一些如科研设计、咨询、医院、银行、房地产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资本输出,以改善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结构。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政策尚不健全,企业缺乏清晰发展战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相当不足。首先,多头审批,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多头审批管理是个较突出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多层审批不仅手续繁杂,加大项目成本,且时间长,易错过最佳投资时间。其次,外汇管制过严。过严的外汇管制使得境外企业面临强有力的市场竞争需要扩大投资时,或当市场前景看好而需要扩大经营规模时,企业却没有自由支配的资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尽管在有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和条例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没有上升到立法高度,政策便缺乏系统性,难以长期,稳定地对境外投资起到保障作用,从而限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律法规数量偏少,还没有形成系统、全面、完整的体系。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全球化安排。而我国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FDI的实力,也缺乏全球性发展战略,没有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还不能站在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战略需要的高度去规划自己的海外投资行为。有些企业只是将海外投资作为转移旧设备、获取投资补贴、建立境外考察的接待站或享受优惠政策的短期行为。一些海外投资企业由于缺乏明确的投资目标,投资决策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很大。如我国某石油集团在新加坡的子公司为了短期盈利在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从事期货交易等高风险业务,结果造成5.5亿美元的损失。
(四)对外投资企业缺乏高素质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在海外创办企业要求具有大批高级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金融财会人才和法律人才,这些人才要能用外语处理有关业务和纠纷。按照这样的要求,我国海外企业干部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些外派经营管理人员经常抱有临时观念,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应有的素质,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不具备国际金融贸易知识,不懂当地法律,以致海外企业经营业务难以顺利开展,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海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对自身优势和竞争对手缺乏比较性研究;另外人事管理中缺乏一套科学选人、用人、轮换的制度,这主要是由于很多单位将外派员工到海外投资企业工作作为一种待遇。
四、利用金融危机契机,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策
金融危机为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不断增强对外投资企业自身的实力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因此,针对我国对外投资的诸多问题,我们应该着力做好如下几点:
(一)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自身素质
国家应从国内现有企业中,选取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较好,实力雄厚的企业重点扶持,开展跨国经营。同时,某些生产性企业也可考虑与国外大公司进行强强联合,组建成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优势互补。例如中国石化总公司,一汽等。虽然这些企业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国际市场上尚缺乏知名度。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国际营销经验,没有形成自己的销售渠道,因而没有打开市场。而与国外公司联合,不仅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还可以借现有销售网络进入当地市场。建立起完善的内部市场和产供销一体化体系,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改变我国跨国经营企业规模小,效益差的状况。培养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发展的潜力,企业必须根据市场的变化创造条件,促进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二)调整投资结构,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
除中国已进行投资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以外,从中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中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周边国家如东盟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又有“10+1”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更可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和对象。综合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可以以湄公河次区域为考虑的重点。交通的便利减少了运输成本,经济合作推行的领域为投资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已签订的合作协议来看,中国愿与次区域各国共同努力,建立次区域贸易和投资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贸易商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形成。
(三)完善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法规
首先,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规模与技术含量。在宏观上,要加强调控对外投资的力度,健全对外投资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应加强有关对外投资的立法。至今中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比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和建立专门的法律,如《海外投资法》或《海外投资保险法》,以鼓励和保护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动力与利益;其次,在微观层面,对外投资企业则要大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从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再次,要改革审批制度。我国应进一步简化海外投资的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减少行政审批,并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的要求。如制定中国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分类管理,避免重复审批;同时,适度放松外汇管制。在跨国企业创业初期,应允许企业外汇资金在内部调整,在追加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自。对境外项目投资效益较好且已产生外汇的企业,对其增资额不足部分,允许购汇解决增资缺口。逐步允许有好的投资项目,但无自有外汇资金的企业购汇进行境外投资。
(四)培养合格的跨国经营人才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海外企业也不例外。由于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当前必须强化海外企业的内部管理,强化海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加强海外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尽快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尽快建立和完善海外企业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然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来执行和完成,所以说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兴办海外企业需要大量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要求他们既要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国际市场,又要具备较高管理技能、较强的公共关系技能和适应能力、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多种途径不拘一格地去发现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外派人员的在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知识、国际经营技能和外语水平,使他们能尽快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我国应制定人才培养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跨国经营的人才。
五、结论
以加入WTO为契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是相对于我国经济实力来说规模还很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相比较也处于规模低的水平;我国应该加大鼓励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以实现获取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目的,同时释放渐趋饱和的国内生产能力;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以合并和收购为主,绝大多数是独资企业,合资合作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受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过于集中,根据投资目的引导投资流向的多元化。在目前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在这次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该把握机会,不断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法和策略,以促进中国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开展跨国经营,在中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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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范文4
【关键词】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资 影响
1. 外商直接投资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我国外商投资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两种。直接投资方式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独资）、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对外发行股票、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吉林省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将近30年，外商直接投资是主要方式之一，大体上主要经历了起步、快速增长、稳定调整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一1990)：起步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吉林省经济相对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比较滞后，第一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引进于1984年，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有8笔合同，规模仅有239万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亿美元以下。由于对外开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资信心不足，外资项目少，投资规模小，基本都是尝试与观望的态度，进展迟缓。这一阶段虽然刚刚起步，但也标志着吉林省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二阶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外商投资的政策环境也得到改善，相关规章制度也日趋成熟。在大好的环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无论是流入数量还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达到4.52亿美元成为该阶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资项目数达到787个，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0%，处于迅猛发展态势，但是在这一阶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只注重量的增长，结构不合理，外资大量投向房地产和娱乐业，这两个部门的比重高达28%。
第三阶段(1997一2003)：稳定调整阶段。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各项指标明显下降，竞争带来的投资风险加剧，使一些中小外商来吉林省投资决策更加审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复到1996年的实际水平，所以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增长，只是不断的调整和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2004一至今)：高速发展阶段。经历了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从2004年开始，迎来了吉林省利用外资的大发展时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81亿美元，是2004年的3倍还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这一阶段重点是由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的提高，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机构，扩大投资领域，强化产业结构调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经过30年的发展，吉林省外商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的产业相对稳定。截至2011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90.27亿美元，其中累计外商直接投资117.14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32%。
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对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3.1从投资方式来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这三种类型。其中独资企业占54%，达到一半以上，合资企业占39%，合作企业占7%，独资和合资企业成为吉林省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据统计，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数达到4309户，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户，总投资额223亿美元，注册资本123亿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早期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后期逐渐转变为偏好建立独资企业或直接并购。
3.2从行业分布来看，从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约为83.5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五大行业，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合计高达94.22%，其他行业的比重仅为5.78%。另外，产业分布中还偏重于投资少、盈利高、见效快的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6%。
3.3从投资来源地分布来看，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包括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韩国、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几个少数国家，从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来看，吉林省与东北亚地区的国家联系比较密切，由此可见，吉林省吸收外资来源的范围仍然很有限。
3.4从区位分布来看，吉林省外资主要投向发展较早，工业基础较好的长春市和吉林市，长春市尤为明显，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即有少数民族特色，又处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资，这三个地区外商投资累计企业数占全省总量的88%,成为全省外商投资的主导。国家批准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建设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资的步伐，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
4.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经济水平总体上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以开放促发展，以投资促增长，经济突飞猛进。2007年，由于国家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外商投资到吉林省的热情高涨，吉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增幅创历史新高。2008年之后两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大企业投资意愿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但仍然保持增长。实践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促进本省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缓解就业压力、吸纳培育高级管理人才、推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吉林省经济的增长
近几年，吉林省引进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1984年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74.39亿元，2011年达到10530.71亿元，是1984年的60倍还多，与此同时，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长了30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吉林省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吉林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资大项目陆续到资，对实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大项目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农副产品食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这说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资的信心增强。比较突出的包括中粮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长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记黄埔地产有限公司、吉林凯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
4.2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吉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外贸增长的来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来推动。对
吉林省来说，外商投资企业对吉林省进口贸易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明显。外商投资企业不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还间接带动了本地企业增加出口，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增加了吉林省的进口贸易。从2001年到2007年，三资企业实现进出口额占该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过50%。2011年全年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0.47亿美元，增长30.9%。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9.47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4.81亿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吉林省企业的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对吉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外商投资可以带来直接的技术转移，或者研究开发活动的转移，提高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直接带动吉林省技术的进步，即外溢效应。间接效应是有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获得外来先进技术，另外，外资的技术优势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刺激省内企业加强技术开发，从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即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主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引进高科技研发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径使外商在当地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而且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的方式影响一个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加快人才流动，在竞争中提高劳动者专业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
4.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吉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现状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明显集中于第二产业。2012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速加快，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同比下降。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43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35亿美元，占全省的比重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0.56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资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和居民对第二、三产业的消费，提升了第一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优胜劣汰的 “竞争效应”使内部原有的资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产业的整体发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几点建议
从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水平逐年稳步的提高，但是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外商投资规模小、行业分布不合理，投资来源和区位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008年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吉林省新批项目和合同外资额双双出现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资后劲不足。东北三省外商投资规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国内同期其他省份比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注重质与量相结合。外商投资不能只追求短期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长期质量上的要求，要严把质量关，合理控制准入原则，优先引进高科技、低能耗、轻污染、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第二，产业结构、区位分布均衡发展。目前，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长吉图地区，在引资时要注意科学引导和调控，合理布局，明确重点项目，逐步拓宽领域，带动其他行业和地区共同进步，以促进全省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第三，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资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引进高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技术的国际化交流，提高竞争力。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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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范文5
关键词：直接对外投资 所得税 激励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外商直接投资（FDI）逐步减少，经济调险因素正在积累，新一轮国际游戏规则正在制定当中。受“三期叠加”的影响，国内经济正在面临供给升级和需求不足的双重考验。此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开放促发展，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周边沿线60多个国家，合计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63%，经济规模约为全球总量的29%，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必将成为打开我国对外投资新局面的关键突破口。
日本作为亚洲先发国家，在经济崛起阶段充分利用其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有效地鼓励了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其国内经济增长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其海外投资方面始终表现优异，以丰厚的海外利润缓解了国内经济的颓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应充分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经验，在OECD积极推动BESP（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大背景下，积极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出台税收激励措施，为国内资本走出国门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利益激励，有效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二次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我国经济平稳地走出经济周期，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目标。
一、日本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在几乎丧失全部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开始恢复对外直接投资。为配合“资源驱动型对外投资”战略，日本1962年开始实施抵免外国税额制度，推进综合抵免限额和间接税收抵免；1963年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企业的抵免限额在3年内前转和后转。在税收抵免制度下，日本又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认可税收饶让，使得缔约国制定的国内税收优惠可以彻底落实给日本本国投资者。
20世纪70年代起，为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税法规定只有在境外子公司分红或利润汇回国内时才需纳税，否则无需纳税，以鼓励企业海外再投资。在1960年的基础上，日本分别于1971年、1974年通过两项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政策，规定了如特定海外工程、大规模经济合作和合资事业投资等一系列满足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将其进行对外投资损失金额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准备金，享受免税待遇。日本于1978年采用受控外国公司法（CFC），对于符合其法律规定条件的国外子公司，将其留存金按国内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与该股东的所得合并征税，进一步规范了海外子公司留存利润的税收征缴。
20世纪80年代，由于外汇管制的放松、日元升值加之日本公司国内所得税的高税率，日本对外优惠税制的设置与其他配套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外汇贷款、中小企业OFDI无息贷款、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投资调查费补贴等政策组合拳，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了对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和贸易范畴的投资（具体详见表1）。
从日本税收激励的实施效果看，日本的一系列财税措施充分体现了日本着力发展对外经济的政策意图，推进了日本由“国际贸易为本”向“对外投资为首”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逐步缓慢恢复，此阶段日本企业OFDI的规模较小、区域相对集中、总量增长迟缓。自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产品和资本开始过剩，仅依靠国内资源难以继续拉动GDP高速增长。日元持续升值、贸易冲突升级、海外需求疲软、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迫使日本不得不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对外经济战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广场协议后，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及所得税激励面临的问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续日本之后继承了“世界工厂”角色，在模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下，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婴儿潮所提供的大量劳动力以及FDI所引进的国际资本，实现了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相互融合、内工厂和国际市场完美结合。但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美元循环所隐含的“特里芬悖论”再次显现。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提出了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汇率管制等政策主张。
为缓解贸易冲突和应对国际游戏规则的调整，自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始逐步解除限制OFDI的政策，采取鼓励OFDI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于2015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投资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绝对量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看，我国OFDI的总体规模与我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仍不相协调。截至2015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总头寸的18.16%，其中占据绝对数量的仍是国家外汇储备，达到54.77%。此外，我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业绩指数排名中也屈居后位，难以与我国经济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究其原因，我国对外投资所得税激励不足是重要原因。一是我国目前税收抵免的制度仍需完善。我国税法中规定超限抵免额只能后转而不能前转，使得纳税人的亏损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二是分国别限额抵免增加全球布局企业税负。我国的税收限额抵免要求我国的跨国公司在其收入的各个来源国的抵免限额只能分别计算而不能相互调度使用，这就导致税额高的海外分公司的应纳税额难以实现全额抵免，使我国跨国企业整体税负增加。三是我国税收饶让涉及国家范畴狭窄，数量偏少。东道国旨在吸引投资的税收优惠激励措施只是虚有其表，并没有真正起到激励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大多数国家给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变相地成为了我国税收收入。四是不存在延期纳税。企业缺乏再投资的能力和动力，原本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企业难以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立足。五是税收激励缺乏针对性和导向性。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于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未能全面打开投资局面。
三、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
以落实“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为契机，完善我国国际税收体系，激发我国企业投资热情，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扭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现状。
（一）优化所得税税收激励
一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法。继续推动分国别抵免向综合限额抵免的转变，允许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将其在各个国家所投资的抵免限额进行调剂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家给予的抵免额度，真正让利于企业，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二是实施特定行业所得税减免优惠。选择特定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梯次转移国内已然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引导过剩产能行业企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在海外重获新生。三是推进税收饶让签订。与他国积极开展合作，合理扩大税收饶让制度范围。让“一带一路”缔约国所给予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企业所享受，调动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契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的主题。四是制定合理的延期纳税规定。准许企业在合理范围内延迟纳税；在延期纳税的原因、时限、审批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以保证延迟纳税措施在合理的情形下开展（具体详见表2）。
（二）配套税收激励相关政策措施
一是o予相关财力支持。日本采取建立境外投资储备金制度，设立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措施辅助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建议我国政府为企业提供财政低息或无息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解决企业在国际竞争时初期投入大、资金回收慢的难题。二是完善管理与服务机制。日本专门成立了如贸易振兴协会等民间机构，从行政机构和民间双管齐下，为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调研、分析以及各种服务。建议我国政府放宽行政审批，简化审批手续，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三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使人民币成为跨境结算的计价货币，还是人民币的坚挺与币值稳定，都将降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便利其跨境核算过程，从而增强企业信心，提高企业国际地位，促进OFDI的发展。
（三）充分利用国际反避税条款
一是在完善税收抵免制度、加大抵免力度的同时，针对滥用协定待遇的现象进行补充规范、辅以法律规范。二是在给予企业延期纳税以支持其海外再投资的过程中强化受控外国公司税收规则（CFC法则），防止利润大量滞留或转移至国外。三是在与多国沟通协作、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推动各国废除“有害”税收优惠制度，实现良性共赢而非恶性竞争。四是规定强制披露原则，并及时对BEPS行为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实时监控和预警，防范在OFDI时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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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资范文6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方差分解
一、引言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外资始终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1979年到2000年底,流入我国的外资累计达5185.64亿美元,其中“九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2135亿美元;并且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连续7年居世界第二位。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利用外资对于更新观念，加快我国改革的步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广东利用外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79―1998年间,广东累计协议利用外资金额1765.86亿美元,签订利用外资项目202852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61.9亿美元;其中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556.15亿美元,签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6510个,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43.7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也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文拟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
本文变量以GDP代表经济增长，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GDI代表固定资产投资。三个变量数据都是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来变量的协整关系，并能使之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GDP，FDI，GDI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LOGGDP，LOGFDI，LOGGDI表示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
协整(Cointegretion)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恩格尔-格兰杰(Engel-Granger)提出的，实际上某些非平稳经济变量的线性组合有可能是平稳的,非平稳经济变量间存在的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称作协整关系。我们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同时考察变量的单整阶数,即对变量及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
由于大部分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不具备方差齐性和均值为常数的要求，属于单整变量。所以在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我们利用ADF检验分别对三个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OGFDI， LOGGDP，LOGGDI是一次差分平稳，也就是说这三个变量均为I（1）过程。见表1
2.协整检验
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说明三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本文使用Johanson(1995)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LOGGDP，LOGGDI，LOGFDI进行协整检验。Johanso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以前,必须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
用赤池(Akaike)信息准则(AIC)或用施瓦茨(Schwartz)准则(SC)选择最大滞后期k值,选择k值的原则是在增加k值的过程中使AIC的值或SC的值达到最小。同时我们知道在VAR模型中适当加大k值(增加滞后变量个数),可以消除误差项中存在的自相关。但从另一方面看,k值又不宜过大，k值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最后选择k=3，同时,用Q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怀特(White)检验和ARCH统计量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JB(Jarque2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各方程回归的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为协整空间中有常数项，有线性趋势项,数据空间有线性趋势项。
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滞后四阶的情况下LOGGDP与LOGFDI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在增长率水平上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这一长期的均衡关系保证了各变量在增长率水平上的任何短期偏离最终会在这一协整关系的引力作用下回归到长期的均衡状态。
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在滞后三阶的情况下LOGGDP与LOGGDI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说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在增长率水平上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关系
由于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包含一个协整方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结构选择保持与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构的一致性。由于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很困难的,同时意义也不大,我们这里就省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具体形式,只写出相应的协整关系式。首先估计出LOGGDP与LOGFDI的协整(长期)关系为：
loggdpt-1=0.286287logfdit-1+3.128233
从上式可以看出，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286287，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可能起一个较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增加0.296287%。
其次估计LOGGDP与LOGGDI的协整关系：
loggdpt-1=0.881075loggdit-1-1.78778
上式表明，从长期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881075，这也说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所以广东省在大力引进外资的情况下，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自身的能力上。
三、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
基于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了更好的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与广东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同时对三个序列之间的关系进行方差分解。
1.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Granger（1969）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定义，并就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即Granger因果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滞后期为3。
如表可以看出LOGGDP是LOGGDI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广东省高速的经济增长吸引了更多的国内投资。LOGGDI不是LOGGD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LOGGDP不是LOGFDI的格兰杰原因，而LOGFDI也不是LOG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2.方差分解
Granger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是不能够测度这种因果关系的强弱，因此我们采用方差分解来对这些变量不同预测期限的均方误差（MSE）进行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互关联的部分，从而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详见表3.表4.表5
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LOGGDP与LOGFDI两变量的系统，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其自身，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影响很小。
从表4可以看出：对于LOGGDP与LOGGDI两变量的系统。LOGGDP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其自身。而LOGGDI对LOGGDP的影响从第7步开始稳定在13%左右。
从表5可以看出：LOGGDI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LOGGDP，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主要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
四、结论
1.资本是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是国内的固定产投资还是外 商直接投资都对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起着正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比较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因此从长期来看，广东省的经济增长还应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也要积极，审慎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三个变量都不是平稳变量，这三个变量的自然对数都是I（1）变量，其中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在增长率方面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在增长率方面也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从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中看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是其省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没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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