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1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中美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在低位徘徊，直到2007年还只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本文在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采用美国经济数据局的数据)在中国承接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根据中国商务部披露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数据，2008年1-9月，美资也仅占2.98%。按照美方的观点，中国的投资审核程序、潜在的投资壁垒和对美国投资者不完全的法律保护阻碍了中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中国。
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中美经贸摩擦不断显现、财富基金引发种种争论以及总额已经高达1.91万亿美元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中国显然更具有缔结两国间BIT(双边投资协定)的现实动力。然而，这些理想中的收益是可实现的吗？
根据对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关于“美国在华资产交易情况”、“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中国在美资产交易情况”的近一年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一年来中美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基本呈现以下格局：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增加的权益和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要方式是出售在华持有的证券；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的主要方式是美国银行增加的负债、中国增持的美国财政部证券、以及美国非银行部门报告的在美非分支机构持有的美国负债，流出的主要方式是私人部门减持财政部证券以外的美国证券。
由于从各个渠道披露的信息来看，金融部门很可能成为中美BIT中的例外领域，因此我们将主要考察BIT对中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BIT应该是通过影响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市场规模、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FDI（国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而影响FDI流量。对上述FDI决定因素，BIT只能起到辅的作用。
考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可以看出，其他远比BIT更为重要而广泛的制度变革并没有刺激美资的大幅增长。
这些变革包括：2001年中国入世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自主进行的单边投资自由化，后者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最早的1994版和最新修订的2007版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趋势显示，直到2006年和200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量上才出现突增，但同时这种突增从中国所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看并不明显。
另外，从直接投资的收益来看，2004-2007年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收益/FDI存量）一直保持在19％-22%的范围内，显著高于中国同期对美直接投资仅2％-3%的收益率。这意味着当中国在技术、管理等诸多方面与美国市场上企业存在较大差距且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的大趋势下，BIT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将是有限的。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2
公报指出，截至2005年底,中国近4000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63个国家(地区)设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6426家。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572亿美元，较上年增加124亿美元；2005年，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577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到47.4万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为7302.6亿美元，存量为97322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公报分几个部分综合阐述了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
一、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股本投资38亿美元，占31%,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占26%，其他投资52.6亿美元，占43%。2002至2005年四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流量较上年增加1.2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步入较快发展期。
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发展的动因时，公报指出，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同比增长9.9%， 这是中国经济连续三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全球主要国家的GDP排名中，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同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以8188.72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在人均GDP方面，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山东、辽宁、福建九个省市超过了2000美元，达到2004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中上海、北京人均GDP超过了5000美元，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物质可能。
其次，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对外投资便利化，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
2004年，为了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进程，商务部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在2003年行政审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并与国务院港澳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上述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委托下放境外投资核准权限，简化手续，进一步体现了在市场化原则下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精神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对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为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商务部、外交部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一）》、《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二）》、并制定《在拉美地区开展纺织加工贸易类投资国别导向目录》、《在亚洲地区开展纺织服装加工贸易类投资国别指导目录》，为企业境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
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与87个国家正式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内地与香港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以及《内地与澳门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均已生效；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共与11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中国企业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三，国家财政对“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国企业主动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2005年财政部、商务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对境外投资采取直接补助和贴息方式予以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农林牧渔业合作等。
第四，国内银行、保险业主动参与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活动的意识不断增强。
随着中国企业综合能力的提高，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业务逐年增加，单笔项目的收购金额也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收购金额达41.84亿美元，是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实际收购业务的最大金额，此项目得到了国内多家银行的积极支持。
公报认为，中国企业的总体实力增强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按销售收入排名的2005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内地企业有15家入选，其中中石化、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三家企业进入前50强，中石化公司以年销售收入750.76亿美元位居第31位，是中国企业上榜以来的最高名次。2005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10家非金融类企业的当年投资流量76.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62.2%；存量达201.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35.2%。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增长42.4%，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46.6%。
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地区分布情况看，拉丁美洲地区为64.7亿美元，占52.6%，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亚洲地区43.7亿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区34.2亿美元，以下依次为韩国、马来西亚、也门、蒙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欧洲地区5.1亿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吉尔吉斯坦等国家；非洲4亿美元，占3.3%,主要流向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几内亚、埃及等国家；北美洲3.2亿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2亿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
2005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5亿美元,主要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的投资，中国网通集团通过其BVI公司收购香港电讯盈科有限公司股份的投资，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股份的投资等。
二、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亚洲地区406.3亿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韩国、澳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存量114.8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欧洲地区15.98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德国、西班牙、英国等；非洲地区15.9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等;北美洲地区12.6亿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6.5亿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
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主要为投资控股）165.5亿美元，占28.9%；批发和零售业114.2亿美元，占20%；采矿业86.5亿美元，占15.1%；交通运输和仓储业70.8亿美元，占12.4%；制造业57.7亿美元，占10%；房地产业15亿美元,占2.6%，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13.2亿美元，占2.3%；建筑业12亿美元,占2.1%；其他37.1亿美元，占6.6%。
三、中国对避税地的直接投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香港、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巴拿马、新加坡、卢森堡、瑞士等近20个国家(地区)定义为避税地，其主要特征有：税率相对较低、银行或商业保密程度高、金融业占主导地位、通讯设施现代化、不实行货币管制、无须向监管或统计部门提交财务报表等。随着跨国公司日趋成熟，通过避税地投资的做法在国际上被普遍采用，投资者以适当的组织结构使其投资的地理分布多元化，通过特别目的实体（SPE）的建立使融资可以从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同时进行。这些组织结构通常被称为管道公司、控股公司、财务公司和地区总部等，它们在将国际经营的税收总成本降到最低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将货币管制降到最低水平，避免不必要的国际资本转移。因此许多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初始地或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大多集中在这些避税地。
公报指出，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避税地的金额为99.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81%，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
2005年,中国对避税地直接投资的存量金额482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84.3%，主要分布在香港地区、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群岛、新加坡。
四、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情况
（一）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
2005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34.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27.8%，同比增长30%；主要流向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
2005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存量365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63.8%。从行业构成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占25.4%，商务服务业占24.1%；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16.9%；采矿业占15.9%；房地产业占3.8%；制造业占3.6%；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3.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3.4%；水利及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2.4%；其他行业占1.1%。
（二）中国对欧盟的投资
商务部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中国对欧盟25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有投资发生，存量金额7.3亿美元，其中2005年流量1.85亿美元。
从2005流量情况看，流向制造业的投资1.03亿美元，占55.7%，主要分布在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批发和零售业0.62亿美元，占33.3%，主要分布在德国、英国；商务服务业占2.6%，主要流向德国、荷兰；餐饮业占1.5%，主要分布在荷兰、英国；其他行业占6.9%。
从2005存量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2亿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瑞典、法国、意大利；制造业2亿美元，占27.4%，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瑞典、荷兰；农林牧渔业1.25亿美元，占17.1%，主要分布在西班牙；采矿业占12.7%，主要分布在丹麦；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5.8%，主要分布在德国；商务服务业占3.1%，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荷兰；居民和其他服务业占1.8%；餐饮业占1.3%；其他行业占3.4%。
（三）中国对美国的投资
对中国在美国设立的700多家直接投资企业统计数据的汇总显示，2005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流量为2.32亿美元，存量为8.22亿美元。
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占62.4%，制造业占24%，采矿业占8.8%，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4.7%，其他行业占0.1%。
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批发零售业3.2亿美元，占39%；制造业2.44亿美元，占29.7%，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业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10.5%；信息传输及计算机和软件业占6%；商务服务业占5.7%；采矿业占3.3%；建筑业占1.8%；房地产业占1.7%；其他行业占2.3%。
（四）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
根据中国在澳大利亚设立的近200家境外企业统计数据的汇总显示，2005年，中国对澳直接投资流量1.93亿美元，占对大洋洲地区投资流量的95.2%；存量5.87亿美元,占中国在大洋洲地区投资存量的90.3%。
200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主要流向采矿业，占对澳投资总额的85.7%；其次为批发和零售业，占8%。从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采矿业占41.5%；批发和零售业占36.4%；制造业占16%；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占3.1%；其他行业占3%。
（五）中国对俄罗斯联邦的投资
对中国在俄罗斯设立的近400家境外企业统计数据的汇总显示,2005年中国对俄的投资流量2亿美元,占对欧洲地区投资的40.2%；存量4.66亿美元，占中国对欧洲地区投资存量的29.1%。
从2005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流量行业分布情况看，农林牧渔业占27.6%；采矿业占25.8%；制造业占16.6%；房地产业占12%；批发和零售业占6.3%；商务服务业占5.1%；建筑业占3.4%；交通运输业占2.5%；其他行业占0.7%。
从2005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农林牧渔业占24.4%；制造业占22.2%；商务服务业占17.1%；采矿业占13.1%，批发和零售业占10.5%；房地产业占7.2%，建筑业2.6%，其他行业占2.9%。
（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投资
2005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十国的投资存量为12.56亿美元,其中2005年当年流量1.58亿美元。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的44%流向批发和零售业，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其次为采矿业，占23.3%;以后依次为制造业（19.5%）、建筑业（7%）等。
从2005年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4.37亿美元，占35%,主要分布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批发和零售业2.98亿美元，占23.8%，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0.97亿美元，占7.8%，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商务服务业0.8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建筑业0.77亿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采矿业0.7亿美元，占5.6%，主要分布在老挝、印度尼西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0.61亿美元,占4.9%，主要分布在新加坡;专业技术服务业0.46亿美元，占3.7%，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农林牧渔业0.33亿美元，占2.6%，主要分布在越南、柬埔寨、缅甸；房地产业0.31亿美元，主要分布在越南；餐饮业0.14亿美元,占1.1%;其他行业占1%。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特点
公报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在分析概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特点时，公报指出，第一，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
第二，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
第三，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
第四，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公报中显示，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49.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40.3%；制造业22.8亿美元,占18.6%,主要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批发和零售业22.6亿美元，占18.4%，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类企业的投资；采矿业16.8亿美元，占13.7%，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投资；交通运输、仓储业5.8亿美元，占4.7%，主要是水上运输业的投资；其他行业5.3亿美元，占4.3%。
第五，在开曼群岛、香港地区、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占当年流量的81%。
第六，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64.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2.6%，首次超过亚洲地区跃居第一。公报亦详细列述了对全球各地区直接投资的情况：亚洲43.7亿美元，占35.6%；其中，香港地区34.2亿美元，以下依次为韩国、马来西亚、也门、蒙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欧洲5.1亿美元,占4.2%，主要流向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英国、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非洲4亿美元,占3.3%，主要流向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几内亚、加篷、埃及等国家。北美洲3.2亿美元，占2.6%，主要流向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2亿美元，占1.7%，主要流向澳大利亚。
第七，地方的对外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地方对外投资额20.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1.5%。其中，上海、浙江、广东、黑龙江、山东五省市投资最为活跃，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均超过1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24%、119%、49%、195%、195%，以下依次为北京、江苏、河南、河北等。
公报同时概括了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特点：
第一，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572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124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较上年末增加14个。
第二，从存量的构成情况看，股本投资197.3亿美元，占34.5%；利润再投资270.4亿美元，占47.3%;其他投资104.3亿美元，占18.2%，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
第三，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公报显示，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一是商务服务业（主要为投资控股）165.5亿美元，占28.9%。二是批发和零售业即进出口贸易类的投资114.2亿美元，占20%。三是采矿业86.5亿美元,占15.1%，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四是交通运输、仓储业70.8亿美元，占12.4%，主要是水上运输业。五是制造业57.7亿美元，占10.1%，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六是房地产业15亿美元，占2.6%。七是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八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3.2亿美元，占2.3%，主要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九是建筑业12亿美元，占2.1%。十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9.1亿美元，占1.6%。十一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6亿美元，占1%，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十二是农、林、牧、渔业5.1亿美元,占0.9%。十三是其他行业3.7美元,占0.7%。
第四，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公报显示，亚洲地区406.3亿美元,占71%,主要分布在香港、韩国、澳门、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地区）；拉丁美洲地区存量114.8亿美元，占20%，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欧洲地区15.98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德国、西班牙、英国等；非洲地区15.9亿美元，占2.8%，主要分布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南非等;北美洲地区12.6亿美元，占2.2%,主要分布在美国、百慕大群岛、加拿大；大洋洲6.5亿美元，占1.1%，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
第五，从存量规模上看,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存量为93.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28.8亿美元，广东省雄居榜首，以后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黑龙江省、河北省、福建省、河南省。从所占比重看，2005年末地方投资存量占16.4%，较上年末提高两个百分点。
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构成
公报分析指出，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主体多元化格局比较明显,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2%，较上年增加4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
公报还显示，中央企业仅占境内投资主体总数的7%，地方占93%，其中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江苏、上海、黑龙江的境内主体数量占全部的62.5%；浙江省的境内投资主体数量居首位，共949家，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3.6%；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
公报指出，根据6426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资料汇总显示：2005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2%,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72亿美元,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
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越南、德国、澳大利亚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5.6%；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业占16.5%,美国占10.3%，俄罗斯占5.8%，日本占3.8%，越南占3.5%，德国占3.1%，澳大利亚占2.6%。
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
从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情况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数量的96%，联营公司仅占4%。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3
释放民间海外投资热情，
有助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至2010年9月末已经达到2.6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占65%，并以美国国债为主。9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超过2%，这已经导致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相当于外汇储备损失了2280亿元。即便如此，如果比较一下2010年6月以来主要货币兑美元的升值幅度，可以发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排在倒数第三位，仅高于港元和加拿大元。可见，人民币尽管对美元升值，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实际上还在贬值，这就意味着，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将加大。
为了减少因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国内就业压力、汇兑损失和外汇储备的缩水，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是较为有效的手段。为此，3年前中国就设立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进行海外投资运作。不过，这相当于中投向国家借了外汇去投资，事实上并没有减少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量，而且，中司既要支付债务利息，又要承受投资风险，压力不可谓不大。经过这3年的海外投资，其规模依然比较小，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投在境外的投资组合市值为811亿美元；投资方式包括自营投资和委托国际知名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公司投资，其中，股权投资占36%。
此外，为应对境外热钱流入而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为了避免国内股市过热，从2006年三季度起，中国陆续发行了可以进行海外证券投资的QDII产品，但至今其规模也只有700亿美元左右。
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到2009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额达到2460亿美元，过去5年平均每年增长90%。但即便如此，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只有1.1%，而日本的海外投资规模截至2009年已达到5.9万亿美元，这当然也包括政府用外汇储备购买的外国国债等资产。
如此看来，中国海外投资的总规模还非常小，投资路径比较少，特别是对民间资本投资海外还有很多限制，尤其是股权投资方面，外汇管制是最大的障碍。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目前的外汇管理模式，即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从而为企业和居民投资境外资本市场提供便利。
从本币升值的潜在压力看，目前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等债权类资产风险比较大，因为美国现阶段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其国债收益率水平很低，而且加大了美元继续贬值的趋势，最终会导致美国国内通胀水平的提高及美联储的加息。故而，目前中国政府大量购买并持有美国国债实际上是无奈的选择，因为美国国债是美国资本市场中规模最大、信用等级最高的投资品，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只有选择美国国债。但投资这样一个收益率水平低于国内且相对人民币又要贬值的债券，实在是亏本的买卖。因此，允许民间资本进行海外投资，是减少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的途径之一，而且，由于投资人风险自担、完全是市场趋利行为，故从国家层面看，不必承担基本风险和责任。
这几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达到90%的高增长势头，反映了由于国内流动性过剩，国人投资海外的意愿非常强烈。因此，一旦渠道放宽，预期民间投资海外的热情将被释放，对美元等外币的需求将大幅上升，这对于遏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十分有效。
可以预计，民间投资的国别和标的将不同于目前的海外直接投资，后者9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地区，主要是实业投资，而前者预期将投资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不动产、权益类资产和资源类行业，原因在于，次贷危机之后，这类资产估值水平尚处于历史低位，其所对应的是土地、实物或股权，与货币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关系不是太大，长期收益率应该大大高于债券。
扩大资本输出渠道，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4
一、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合作，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7万家。“十一五”时期，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和“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业务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均超过30%（见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220亿美元。去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5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务部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多元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继续增强，一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初具规模，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
（二）投资领域聚集度高、投资区域广泛 从投资额来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三产业投资占到76.5%，第二产业投资额仅为22.7%，第一产业投资不足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而且可以看出这样的行业投资结构几年来变化不大。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从国家看，香港依旧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流量达385.05亿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业则涵盖上述主要海外投资行业。其次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从地区看，对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长速度依旧很快，2010年对非洲的投资增长幅度较大，较2009年增长40%。而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大洋洲和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而从国内看，地方对外投资活跃，浙江、辽宁、山东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区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商务部经济合作司。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对外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名企，这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在内担当了海外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见表4）。而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多。在江苏、辽宁等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据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领域，民营企业也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与不断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相对应的是，许多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信息不透明等难题。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过多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风险 由于中国的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容易带有色眼镜，经常以安全为由干预我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行为。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东道国政策、法律不连续也会限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利润。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这些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二）缺乏健全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我国海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财务预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资决策不科学，财务报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民营企业决策易粗糙草率；国有企业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亏损5.5亿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亏损146.32亿港元的案例，充分说明我国有些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未发挥应有作用，我国尚无有效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第三，风险防范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工作上缺乏系统性。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一不可忽视的风险，因为各国总是要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上的差异、民俗习惯上的差异等文化差异，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它是历史的沉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海外投资企业不注重文化差异，一意孤行，就会“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异的泥潭中，很难实施经营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国都有，教训非常深刻。
其实文化风险也包括企业道德风险，某些企业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责任意识差，其后果是引起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满，最终引发风险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是整个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形象都受损，无形损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几点差异外，还存在许多的企业经营风险，比如市场变动、财务风险、营运风险、人事风险、技术风险、法律诉讼等，还有企业国际化人才矛盾日渐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各方面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与调控 具体有：
（1）完善政策促进体系。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和监管。健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法律法规，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创新，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利用各类政策杠杆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完善外汇管理和服务，拓宽企业和项目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障作用。提高相关部门办事效率，注重服务引导，便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更新各类国别产业指导性文件，发展与对外投资合作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行业商（协）会组织建设，有序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行业自律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应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安全权益保护体系，健全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国家风险与研究分析机构，由具有显著社会背景的部门负责组织并提供“国家风险报告”。要完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强安全信息收集评估，强化对外投资合作金融风险管理。
（二）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观念。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还不够丰富，存在很多问题。投资速度虽然快，覆盖面广，但缺乏拔尖企业较少，在高端技术上的竞争力还不够强。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有5年为负。截止2011年底，中国海外净资产高达到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为负268亿美元。所以中国企业首先要转变观念，在跨国发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认为买到了技术品牌就买到了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须靠中国企业自身克服困难，加大研发力度，改善经营，修炼好“内功”。
（2）强化风险防控管理。首先，企业应三思而后行，投资前要进行完备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分析评估，不可盲目跟风。其次，要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海外投资的重要信息进行监测，及时对各种风险的变化做出反映；确定恰当的预警指标体系从而形成预警机制中的识别系统，并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借助财务指标的变化，判断是否出现警兆，参照事先设立的警度评价指标，分析并寻找警源，从而进行预控。
同时，应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绩效监测体系，对海外投资的安全进行监控，审计并评价其绩效，测度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还应建立健全企业风险转移机制，深化与国家部门、驻外使领馆和地方主管机构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强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稳健地处理各方关系和利益，在共赢的前提条件下走得更长远更健康。因此，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区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界面，使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要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央企，要严格实施问责制，以防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采用预算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电子信息技术控制等科学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时发现、分析并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预防为主，查处为辅。
（三）重视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某种角度讲，文化风险是企业最不好解决的风险，它带来的损失最不好估量。因为文化是一种思想的、意识领域的沉淀，代表着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国外政府、机构、其他群体和企业内部中的外国员工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
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进行调研，识别文化差异，企业管理尽量做到“本土化”，将生产、管理、营销、人事等经营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异国的经济中去，尤其要尊重东道国的民俗礼仪。不要妄想把本国的精英文化理念强加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要做到企业文化和当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断摸索形成适合企业自身的独特的带有异国风情的企业文化，助推企业前进的步伐。
（四）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国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人才，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要企业要结合实际做好“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人才成长通道，完善人才引进、选拔、用人机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涉外性，要不断推进“人才国际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状况和局面。
总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的积极、科学的努力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许惠、胡曲应、许家林：《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监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李新锋：《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经营风险及应对探讨》，《河北企业》2009年第11期。
[3]李洪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未来趋势》，《商业研究》2004年第5期。
[4]孙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颜晓晖、聂名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7期。
[6]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财贸经济》2001年第1期。
[7]白天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5
关键词：国际对外投资；全球投资治理；双边投资协定；中美BIT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并越来越严重。就投资领域而言，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国家投资格局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带来冲击，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促进国际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在国际投资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构建新型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声，全球投资治理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构建国际投资秩序的新途径。作为国际投资大国，中国是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投资治理必须拥有中国元素。
一、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即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正如全球化扩展到经济领域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扩展到经济领域则演变成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一样，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体系，是多元多层的治理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等多层治理体系。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在投资领域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何为全球投资治理呢？参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笔者认为，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各国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原则，以实现国际投资规则化、自由化和公平性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自19世纪中后期起源至今，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国际直接投资总体规模日益壮大。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达到25.5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达到1.411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加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并且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额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从世界看，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三、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及其评价
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投资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世界银行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担保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覆盖区域小、涉及内容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签约国之间投资活动专门性投资条约。双边投资协定（BITs）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协定，也即双边投资协定（BITs）；广义的通常还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由于当前缺乏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治理框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关于直接投资引发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是1988年基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国家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第5个新增成员，其目标是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投资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的多边投资协议，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总体来看，传统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以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为主，双边投资治理协定具有保护投资和促进投资的两大功能。当前，全球性的与投资相关的公约或协定局限于国际投资规则的某一领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前世界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的、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的参与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这给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符，中国一直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投资规则约束，国际投资话语权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进攻”态势，企图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谋取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权益，巩固发达国家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不应该放弃参与权，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参与重塑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BIT，但这些BIT普遍对投资的保护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与瑞典签署第一个BIT以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其中与100个国家签署的BIT已经生效。但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并没有签订BIT，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中美BIT谈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国对BIT（2004）范本的修订，谈判曾一度搁浅。美国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双方重启谈判。2014年，中美双方就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谈判内容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不过中美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为了有效应对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引入我国的外资管理办法，合理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还有实现市场的对等开放，中国在海外投资寻求更大的市场开放和更多的投资保护时，也需要给对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碧B：《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2] 李玉梅、桑百川：《国际投资规则比较、趋势与中国对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直接投资存量权益范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2）05-0192-02
一、我国投资环境的现状
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世界各国似乎都看好我国为理想的投资地，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经济投资环境。
（一）我国的市场规模巨大
市场规模由多种因素构成，它与人口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紧密相关的。我国的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由它所反映的我国市场潜量的巨大是勿庸置疑的。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 054亿元（约合9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7.5%左右，约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而根据我国政府的发展规划，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以上。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39万亿元。
（二）我国政治环境优越
我国将会长期保持稳定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路线，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在我国已是民心所向，成为一种历史潮流不可逆转。我国改革的决心和政治、社会稳定的现状，保证了我国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
（三）我国经济环境良好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日趋成熟，国家在前期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见效后，近几年又不断改善宏观调控，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仅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注意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优化资金投向，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加入WTO为我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好的预期。加入世贸组织要求我国根据WTO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修改或重新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外商投资进入及其生产经营更有利于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进行，为外商投资提供更加良好的外部投资环境。
二、当前我国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吸引外资业绩斐然，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还是有限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平衡，东部地区投资比例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太低。外资投向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结合上文对区位自素的分析以及投资环境评价结果的分析，就我国本身而言，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的投资环境区位因素方面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政策仍不够开放
从政策上来看，我国以往二十多年的对外开放，表现在地域上是先点后面、先沿海后内地的递进式开放；表现在产业上就是先制造业后服务业，制造业开放幅度大而服务业开放限制多。我国多数制造业领域生产能力供过于求，经济发展重心已由原来的主要是扩大生产能力转为提高有效供给能力，这就要求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重心也应进行相应转变，由原来的鼓励生产型外商投资转为鼓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商投资。而原有的这种战略模式是近年我国吸收美商投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导致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难以有效提高。因为多数重要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对外资进入限制过严，使得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
此外，我国对对外开放的理解不够全面，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不足的考虑较多，而对如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借鉴美国企业先进经验，利用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营销渠道和国际市场灵敏的信息重视不够。
2.涉外法律和市场体系等支持因素不够完善
法律体系方面，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律基础、立法程序、运行机制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存在众多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的规定，不能跟上外商投资不断发展的需要。执法观念淡薄，尚未形成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致使一些合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市场经济环境方面，如资本开放市场的局限，国内市场的地区分割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3.缺乏吸收外商不同投资的优越条件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需要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基础设施，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越来越多。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另外，我们也应当客观地看待投资环境的优劣势因素，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地理位置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对于吸引来自亚洲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优势因素；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后，我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进一步吸引来自美国、欧盟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投资就成为不利因素了。
三、FDI与我国投资环境的优化建议
东道国投资环境与FDI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用FDI的水平和效率是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政府应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建设等手段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
1.政府要确立好自己的功能定位，尽量降低企业经济活动的“政府成本”，减少企业的寻租活动，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良好的产权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尽量减少外商直接投资个案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明确的法律、法规真正成为外国投资者行为的指导，使投资者本身能够根据容易获得的外部信息预见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审批。同时政府也应当提供适当的上诉渠道以解决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
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推动建立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盗版及侵权行为的广泛存在源于执法力度的不足，以及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不够重视。为了进一步吸引欧美等国家的高技术含量的直接投资，政府创立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3.外资政策应当广泛地与产业发展政策结合，在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前提下，将外资优惠与产业优惠结合，使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及经济结构转型的深层次动力。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不可避免，同时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客观上要求吸引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这将对当前我国外资的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利用外资转型的关键是将外资战略与产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投资优惠应向优先发展的行业倾斜，促成外资的顺利流入。
4.利用我国投资环境地区不平衡的特点，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内部的产业转移，逐步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同时可利用外资实施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能源交通型基础设施的开发。
5.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国际评估机构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评估，避免自身的封闭，吸收与借鉴国际评估中的正确成分，对明显的歪曲应当给予有力的回应。这样有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对吸引国外中小型跨国企业的投资是十分重要的。
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发展我国而言，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投资资金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向发达国家出口其产品的市场渠道。对外直接投资在推动发展国家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生产分工，促进本国产业升级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而，怎样提高本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增加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入，优化国际直接投资结构应当是我们给予重大关注的问题。
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投资环境的作用：自身强大的比较优势（市场与劳动力），符合国情的外资政策，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相对有利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但是目前许多国家正在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激烈的竞争，如何提高我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为进一步深化利用外资，实现从单纯“规模扩张”到利用外资“质量”的转变，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同时，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后，我国投资环境的各个构成要素已受到重大影响，经济因素自不待言，制度环境所面临的改进任务最为紧迫。因此，政府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在最优化协调我国投资环境优势的前提下，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出一个透明、高效、公平的运营环境将会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1] 贺灿飞.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