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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7176
1引言
2014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总体下行趋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其中“走出去”战略将再次推动中国企业开始新一轮的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1月，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16日在北京透露，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同比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将很快成为净对外投资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很快超过吸收外资”，实现历史性转变。
针对中国ODI区位选择问题，目前国内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双边贸易量、当期汇率和东道国经济规模等相关经济因素的影响方面。如程惠芳和阮翔[1]应用引力模型深入研究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及双边贸易量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有一些学者认为，除经济因素外影响中国ODI区位选择的还包括东道国制度因素、对外商投资的政策及东道国的治理水平等。例如陈松和陈海云[2]采用2007―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7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了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文化差异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
但是，中国ODI区位选择不仅仅受到经济、制度和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教育水平、科研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2014年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同比增长较快的事实也从侧面说明我国ODI更倾向于科研技术和人力资本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国内缺乏针对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O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文章尝试从这方面入手，探究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2文献回顾
针对技术获取型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早开始于1991年，Kogut和Chang对日本于1976―1987年在美国直接投资的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日本企业进驻美国是为寻求美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然后将吸收的新技术应用到国内。
在实证方面，Braconier利用瑞典跨国公司及其OFDI的面板数据，将FDI技术溢出效应与O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研发水平对母国获取东道国科学技术有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已有文献中，常健聪[3]在研究中发现，超过1/3中国在美国的高科技投资是为了获得美国的科技、品牌和销售渠道等战略性投资。即中国企业积极在美国和欧盟等科学技术成熟、人才集中的发达地区或国家投资以获得中国所缺乏的国际高尖端技术和人才的支持，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黄颖[4]通过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中国企业加入到对美国的技术获取型投资中，并且应加强对美国技术聚集地与产业集群地的区域布局，从而实现技术获取和创新并重。
张宏和赵健[5]选取研发机构比较集中的13个东道国的反映科技发展状况的变量、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宏观变量以及制度性变量，构造混合面板数据，对我国技术获取型O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已有科研成果对我国技术获取型ODI影响显著，而东道国研发投入和科研潜力具有一定影响。
目前国内对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制度方面、政治稳定方面及文化方面，对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较少。文章主要利用2007―2013年中国在9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净额、反映东道国科技发展状况的变量，及一些其他影响因素的变量作为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在其他控制变量下，科研水平较高、人力资本较丰富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
3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31被解释变量
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指标有两种，第一种为每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第二种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文章被解释变量选用的是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流量。
32解释变量
321东道国投入的研发经费
一个国家研发的投资力度衡量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及未来经济发展质量，同时也促进了投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国际上衡量一国研发力度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科研经费的绝对额，另一个是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数（Gerd/GDP）。文章采用第二个指标衡量东道国投入的研发经费。
322东道国拥有的科研成果
一个国家科研水平的另一个表现是发明专利的授权量。研发是过程，而专利发明是成果。不管是技术方面的革新还是产品方面的发明都能给某个产业甚至某些产业带来提高和转型，从而推动本国企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较高时，更便于外来投资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已有的科研成果能带来更直接的收益。因此，文章采用东道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东道国科研成果的变量。
323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
如今科技迅猛发展，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间的竞争。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能进行创新性劳动，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一国人才的储备程度也间接反映了该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文章采用东道国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人数来反映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
33控制变量
331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有很多，包括东道国的GDP、两国之间的货币汇率以及双边贸易量等。但相较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量对吸引外资更为重要。因为两国双边贸易量的大小决定着母国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投资经营，很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和回报。文本选择母国对东道国进出口总量作为衡量两国间双边贸易量的指标。
332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因素
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的国家时，制度因素也是重要的考虑条件之一。相对而言，中国企业更愿意到治理水平较高、投资环境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经营。反映东道国治理水平的指标有政府清廉程度、政府效能、法治水平及政权稳定性等。文章采用Kaufmann等人构建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的“司法有效性”作为衡量东道国治理水平的指标。
333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化因素
企业所处社会环境对自身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两国文化差异越大，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和管理的阻碍越大，同时越难迎合东道国的市场需求。因此，中国企业在决定投资国家和地区时，文化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内容。文章采用通常所使用的Hofstede指数来表示双边文化距离。
4模型设定及结果分析
41模型设定
综合各种文献，文章设定了如下模型：
其中，代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净流量；代表东道国研发经费的投入量；代表每年东道国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代表东道国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的数量；代表东道国与母国双边贸易总量；代表东道国政府的治理水平；代表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
文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年度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教科文组织网站以及世界知识产权官网数据资料。文章用Eviews软件对混合面板数据应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42结果分析与解释
下表为混合面板数据应用OLS方法输出的结果。第（1）列基准组，模型中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第（2）、（3）、（4）列逐一把经济因素中的东道国与母国双边贸易量、制度因素中的司法有效性、文化因素中的两国文化距离加入模型中并进行回归，详见下表。
从上表的结果看，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基本是显著的。只有第（4）列中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量和两国文化差距是不显著的。另外，从表中可以看出东道国专利授权数量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量多的国家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去当地投资经营，而东道国投入的研发费用与中国对外投资呈负相关。这个结果与我们理论上的研究结果相反且显著，这可能意味着研发费用的投入而获得成果并没有那么显著，或者在目前的科研状态下，跟过去十年、二十年相比，同样比例的研发费用的投入，获得的研究成果较少或获得的研究成果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较低，甚至得不到任何科研成果。所以，东道国研发费用的投入比例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负面影响。另外，第（2）、（3）、（4）列东道国专利发明的授权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负相关，表明与两国双边贸易量、东道国制度因素相比，东道国专利发明授权量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明显。但是东道国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的数量对中国企业却有很大的吸引力。研究人员数量越多，中国企业雇用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比例也越大，企业通过直接学习和模仿能给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
5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章应用2007―2013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9个科技发达国家的混合面板数据，对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回归的结果来看，两国的双边贸易量、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相比而言，东道国研发费用的投入及专利发明的授权量对中国企业到本地投资的吸引力较小。而东道国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量的影响却比较显著。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文章认为对于我国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如IT、航天等跨国大企业，应该选择科研经费投入规模较大、发明专利授权量较多及国内高素质、高水平人才较集中的国家进行投资经营，通过技术的逆向溢出效应，对母国企业有提升作用，从而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企业在实施研发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环境因素带来的正效应，并强调研究领域的跨国交流对本企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另外，对科技含量不高的民营企业来说，应着重考虑东道国经济及制度因素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再考虑东道国科研水平与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多进行科研与技术交流，加强自主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程慧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14（11）：23-30
[2]陈松，刘海云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6）：71-78
[3]常建松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5（2）：83-87
[4]黄颖中国企业在美国技术获取型投资的实践与战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9）：86-90
[5]张宏，赵健我国技术获取型O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C].第九届中日经济国际研讨会，2010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2
在2008年10月的金融海啸泛滥时,中国央行与他国央行联手,利用备用信用证融资来化解中国国内的外资银行2008年底出现的流动性风险。这是可以记入国际金融史上的精彩的一笔。而在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收购的潮流中,备用信用证亦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这一在中国一度盛极而衰、归于沉寂的金融工具,再次引人注目。
何谓备用信用证
备用信用证(stand by letter of credit),亦有人称之为“备付信用证”,是一种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常见的金融工具,最初源自美国。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站解释说:“备用信用证实质上是担保的一个类别,通常与商业票据的发行相联系。备用信用证是一种信用证或者类似安排,构成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下列担保:一是偿还债务人的借款或者预支给债务人的款项,二是支付由债务人所承担的负债,三是对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而付款。由此可见,银行开出备用信用证的行为与传统的商业信用证不同点在于,它并不需要银行进行实际的融资,仅当申请人无力偿还时才需要银行承担债务责任。”
简而言之,备用信用证是一种由开证银行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的见索即付的保函。
然而,它与传统上的银行保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明令禁止银行对外开出保函。
从历史上看,早在1879年,美国的联邦法律及各洲法律均已禁止美国的银行为其客户的商业行为提供担保,即明令禁止银行不能为客户开立保函――不能为客户交易行为提供担保。
如此规定,是因为银行毕竟是一个负债经营企业,以广大储户的资金(资产)为依托去开立见索即付的银行保函,将产生极大的操作风险与流动性风险,并极易引发银行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的严重后果。
善于金融创新的美国银行家绕开法规的限制,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用客户自筹保证金作押委托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便应运而生,并成为今天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一种广受欢迎的融资担保工具。
备用信用证按用途分,通常有如下几种。
一、履约备用信用证(Performance Standby L/C),用于担保履行责任而非担保付款,包括对申请人在基础交易中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保证。
二、投标备用信用证(Tender Bond Standby L/C),用于担保申请人中标后执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
三、预付款备用信用证(Advance Payment Standby L/C),用于担保申请人对受益人的预付款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四、直接付款备用信用证(Direct Payment standby L/C),用于担保到期付款,尤指到期没有任何违约时支付本金和利息。
盛极而衰
备用信用证在中国的出现并广泛应用,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时期。
当时,许多港澳台等外资企业老板来到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办厂,其中又以“三来一补”的中小企业居多。
这些工厂的厂房是租来的,机器因是免税进入而被海关监管“锁定”,不许转让与抵押(以防走私逃税)。
此时,这类小工厂若急需流动资金而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几乎没有任何可用做抵押的资产;而中国的银行对这些初来乍到的、陌生的、没有任何信誉记录的企业,也断不可贸然发放信用贷款。
于是,这些急需资金的外企老板回国找到其境外的往来银行筹措资金,境外银行开出的一张小小的备用信用证,使他们很快便从当地的银行贷到了急需的款项。
备用信用证的具体操作流程,一般是境外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信用额度甚至不动产向境外的银行作押,然后境外的银行依从约定向境内银行开出一张一定金额、见索即付、不可撤销的备用信用证,境内银行凭此担保向境内企业发放贷款。
这个貌似简单的融资过程,在中国的金融实践中却生发出多种意想不到的波折与结果。比如,备用信用证融资成了海外“热钱”进入国内的便捷通道。其操作过程如上所述,只不过是境内外企业从一开始谋划该笔备用信用证担保的境外融资操作时,便已决定到期不归还境内银行发放的贷款了。
于是一笔急于进入国内的“热钱”,便由境外公司通过境外及境内银行的备用信用证输送给了境内公司。
此类情形在备用信用证担保项下的人民币贷款业务方面尤为突出,即境外公司押给境外银行的是美元、港币等外币,而境内银行凭此(外汇)备用信用证担保发放给境内企业的贷款则是人民币。结果是境内企业拿到这笔“借贷”而来的“热钱”时,省去了结汇的步骤。
业内人士戏称,备用信用证为“热钱”进入国内的“绿色通道”。
由于备用信用证所具有的银行担保付款的特殊融资功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吸引外资的中,成了众人相争的“香饽饽”。
当时,许多资金掮客凭多张不同版本的备用信用证,与当地患上“投资饥渴症”的诸多机构搞“合资经营”,向国内银行借款来搞开发、上项目。
但是,这些备用信用证的开证行,有的竟是一些位于东南亚甚至南美、北非一带的闻所未闻的小银行,甚至还发生了国内银行向这些境外银行索款时遭到拒付的案例。
因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等国内银行均发文要求其下属分行在办理该类业务时,严格审核境外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的资格,要求开证行必须是近几年英国出版的《银行家》杂志所列的世界前300名的国际大银行。
但这仍不能杜绝问题发生。
1993年,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中心支行在两位美籍华人资金掮客的欺诈下,对外开出了共200张、总金额达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这一事件,成为那段亢奋与躁动年代的“巅峰之作”。
针对开出备用信用证融资引发的如此乱象,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曾连续发文,封杀该类金融产品。国家外汇管理局1998年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境内中资外汇指定银行不得开具无贸易背景的远期信用证”。
此后,中国各大银行纷纷发文,严令属下分行自行对外开出备用信用证。
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的《关于加强境内金融机构外汇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业务管理的通知》也规定,“境内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向境内中资机构提供人民币贷款时,不得接受外资银行和境外机构提供的各种外汇担保(含备用信用证)”。
由是,曾在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大潮中喧嚣一时的备用信用证归于沉寂。
重获生机
2008年10月,金融海啸泛滥,业务上冒进的数十家在华外资银行的贷存比普遍超标,有的甚至高达500%。
与此同时,出于对境外欧美银行倒闭潮蔓延的恐惧,境内中资银行几乎在一夜之间停止了向在华外资银行拆出资金。在华外资银行资金头寸告急,面临流动性枯竭的金融风险。
于是,中国央行通过与相关数国(地区)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协商,采取了纾困措施。
首先,让在华外资银行的境外母行将一定数额的货币(本、外币)、黄金、债券或相关的其他经认可的金融资产质押给所在母国(地区)的央行,该境外央行据此向中国央行开出一张美元金额达数以亿计的备用信用证,中国央行再凭此证向在华急需资金救援的相关的外资银行发放巨额借款,尤其是十亿、百亿的人民币的借款。
这一举动,及时化解了多家陷于资金链断裂的在华外资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这一举动,是可计入国际金融史的精彩一笔,也体现了备用信用证这一金融工具的价值。
事实上,在今天,这一工具亦可助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与收购。
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以高达21316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比屈居第二的、在世界各地有大量海外投资的日本的10192亿美元外储高出了1.1倍。
2008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剔除金融业投资)为407亿美元(若含金融机构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余额则为1694亿美元),与2002年只有1.43亿美元比较,其间增幅高达284倍,可以用暴增来形容。
近期的金融政策、外汇法规,也在为中国经济布局的全球性、国际化而绸缪在先,为国内资金的外流开闸放水。
今年7月15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该文件的第11条即列明“境内机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向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或融资性对外担保”(即对外开出备用信用证)。
如果结合该局此前5月的《关于调整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6月的《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来考虑,这三个月内连发的三份文件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与途径表达着同一层意思,即中国的外汇管制正在由“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均衡管理”。
而这一切,也与中央做出的“利用中国丰厚的外汇储备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国门”的战略部署相吻合。
国务院总理曾在今年7月20日北京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字一顿地向外宣布:“我国将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外汇储备运用与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把对外投资与商品出口结合起来。”
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是一种资金的流动,除了中国的金融政策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金融机构的有效配合,金融工具的恰到好处地运用则尤为关键。
由于备用信用证广泛运用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债权债务清偿、融资担保、国际工程承包、进出口贸易结算等多个领域,惯于“师夷长技”“洋为中用”的中国银行家们,有望在中央“走出去”的战略决策中力推备用信用证。
从中国目前企业走向海外投资的几种模式看,备用信用证可堪称进退有据、担当重任。
首先,从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看,如中铝收购力拓、五矿收购OZ矿业、华菱收购FMG等,前期谈判甚至签约阶段并不需要携现金支票前往,而是让交易对手对你的资金实力有所了解,此刻一张履约备用信用证则是最好的责任保证了。即便是收购案发生变数,该备用信用证亦不过是“备而不用”、自动失效而已。
其次,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生产能力,而近年来中国的劳务输出渐由零散的输出劳工,转变为以企业法人为主去境外承包工程,因此,在参与世界各地工程投标时,携一张投标备用信用证是再好不过的了。
第三,如中国企业在海外设厂生产,急需流动资金维持生产、开拓市场,则可凭中国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在当地银行融资。此刻,中国是把国内企业的信用状况带到海外去使用了。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3
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并不是一两家。在衡量成本、风险、客户和后勤等诸多因素以后，越来越多的公司认为，中国不一定是制造业的最佳地点。
东南亚地区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成为欧美外资企业的首选阵地，此外，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更也先后提出“实业再造”言论……中国制造在享受了近30年来低成本劳动力粗犷增长的人口红利之后，靠规模制胜的时代或已走向终结。
何谓“+1”
所谓“+1”，此前可能指印度、印尼，也可能是束埔寨、越南，而当前，欧美、日韩自身也日渐加入了“1”的大军。
实施主体：
此前，众多欧美跨国企业是“中国+1”的主力军。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等企业陆续宣布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资计划，计划投资额几乎都超过5亿美元。
2006年11月，英特尔公司跑到越南开建它的新工厂，最初的投资承诺是3.5亿美元，可很快，整个投资就痛快地变成了10亿美元。
中国芯片同行嫉妒地发现，发生在越南的10亿美元投资，竟然跟英特尔过去10年在中国投资的数额一样多。同月，雷诺汽车宣布，将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建造一家整车制造工厂和发动机工厂，此前已经停顿的中法东风雷诺轿车项目，重新启动的日子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2010年以前，中国是耐克运动鞋最大的生产国，但从2010年开始，越南“上位”，取代了中国的“老大”位置。
2011年，美国品牌COACH宣布，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从中国转移50%产能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同时加大在华销售量。
如今，日韩企业也加入到“中国+1”行列中来。日本欧姆龙公司不久前决定，从2014年起，重启本土的电子血压计生产线，减少部分在海外制造的产品份额。无独有偶，作为苹果公司面板供应商的日本显示器公司JDI，去年已开始筹划将部分产能迁回日本的茂原工厂，这一计划预计今年就将完成。
“+1”：
东南亚地区以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拔得头筹，但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重启“再工业化”过程的决心也不容小觑。
很多利润微薄的外资企业往往会选择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的附加风险承担国，以日本为例，日资企业大规模进军东南亚国家及市场的帷幕似乎业已开启，越南、马来西亚甚至是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都成了日资觊觎即刻进入的主要目的地。
此外，日本“再工业化”的现实路线也是倚重现有制造业的再发展一一在原有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制造类产业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能够引领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力。
潜在原因
中国日益上升的原材料价格和工资水平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其并非外资谋求其他代工厂的唯一原因。
梯度转移的必然性：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将加工生产线转移到加工成本低的地点，这其中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环境、资源、运输和安全等，但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人工资水平涨幅达69%。在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外企在华成本全面上升。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梯度转移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属于自然趋势。
投资门槛升高：
有研究发现，中国东部的苏州、无锡等长三角富庶地区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
运营环境恶化：
在中国向高新经济体的转变过程中，企业的商业模式将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企业盈利数据寥寥无几。部分人士认为，对于众多行业来说，中国已不再是一个“新兴市场”，企业维持高利润率（15%～20%）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本土企业崛起：
研究指出：中国正孕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本土领军企业，与它们展开竞争是跨国公司面对的新现实。这些本土企业更接近和了解消费者，重点生产价廉物美的替代产品。
“再工业化”进程重启：
以日本为例，当前快速复苏日本国内经济的重要板块就是重振日本国内的制造类产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视为日本的“再工业化”。由此，似乎就不难理解日本企业回归本土的做法，直接动因就是为“再工业化”添砖加瓦。
连环影响
从直观层面来说，中国制造业将遭受一轮不小的打击，而更值得警醒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或将因此放缓。失业率上升：
2010年数据显示，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劳动力（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超过4200万人，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力总量的13%。如果10%的外商投资从我国市场转移，即使不考虑外资企业的就业结构，也会减少大约420万劳动力就业，使城镇失业率上升1.3个百分点。
出口下滑：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5%以上。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转移10%，外资企业出口同步下滑，则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5.5%。
财政税收减少：
近年来，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超过20%。如果外商投资转移10%，将使全国税收总额每年减少1100亿元以上。
路在何方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向松祚指出，目前中国制造业大多仍处在中低端，竞争对手太多，利润空间很小，因而正处于重要转型阶段，从“高速”向“高端”转变是大多数制造业目前的重要任务。
依托产业链和庞大市场：
中国优势仍在。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以及工业体系，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之间的协作和产业内部的配套都比较完善，这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来的。
中国市场依然是外企布局重点：
由于中国生产要素成本普遍提高，对于一些成本敏感型企业来说，这的确可以成为重新考虑在华布局的理由，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会因为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而改变，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而制造者必须靠近市场，才能更好地开发出迎合消费者胃口的新产品。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4
关键词：量化宽松 热钱 资产价格上涨 输入性通胀 人民币升值 外汇储备缩水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2-016-04
为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2，简称QE2）货币政策，计划“在2011年第2季度结束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大约每月购进75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同时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不变。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后，全球一片哗然，新兴经济体国家颇有微词，就连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提出批评。除对这样的政策能否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和就业复苏表示疑虑外，人们更担心的是这一政策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与美国和全球经济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美联储这轮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影响途径又如何？这些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何谓“量化宽松”
尽管早在2001年3月，为应对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日本先于全球其他国家实行了为期5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该政策得以在全球广泛实行还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陷入实质性全面危机之后。在传统货币政策应对危机难以凑效之际，为避免金融系统崩溃和经济继续下滑，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到目前为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尚无严格统一的定义。按照市场的普遍理解，“量化宽松”，是指在利率接近或者达到零的情况下，央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杆这一“传统手段”不同，量化宽松一般只在极端条件下使用，因此经济学界普遍将之视为“非传统手段”。中央银行利用凭空创造出来的货币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机构、或从银行购买资产，这些都会降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同业隔夜拆借利率，银行从而坐拥大量只能赚取极低利息的资产，央行期望银行会因此较愿意提供贷款，从而缓解市场资金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出台背景
（一）货币政策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不二选择
一般而言，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通过实施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振兴经济。但就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已无力透过财政政策渠道来扭转经济颓势。不但联邦政府赤字高企，各级州政府中不少也处于破产的边缘，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美国财政部报告表明，2010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而美国累计债务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逼近其GDP的90%，这分别远超过国际境界线3%和60%的水平。在此背景下，选择货币政策已成美国的不二选择。
（二）“量化宽松”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举措之一
金融危机爆发后，除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并于2008年12月下调至0-0.25%历史最低水平外，美联储还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轮量化宽松始于2008年底2009年初。在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倒闭后，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降低市场融资门槛和成本，美联储紧急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采用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这包括（1）为妥善处理处理贝尔斯登、AIG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亲自入市收购缺乏流动性和风险较高的资产；（2）大量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长期政府债券，使金融机构有更充裕的资金去发放贷款；（3）创新一系列货币市场工具，来延长贴现贷款的期限、扩大贴现贷款的对象范围和抵押品范围。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流动性注入规模高达2.8万亿美元，其中，包括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2500亿美元的机构债，1万亿美元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以及1.25万亿美元的抵押支持债券（MBS）。
（三）首轮“量化宽松”尚未实现经济复苏
首轮“量化宽松”虽然稳住了金融市场，拯救了银行业，但美国经济复苏步伐依然缓慢，企业投资低迷，出口也鲜见起色。从房地产市场来看，美国房市至今没有走出低谷，房地产在中短期内无法拉动美国经济增长。2010年10月，美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水平仍然比危机前的高点2006年4月低28.8%；房屋成交量持续萎缩，新建房屋许可停滞不前。美国传统制造业也因劳动成本高缺乏竞争优势，而清洁能源等新技术产业化也需时日，这使得奥巴马政府所寄以厚望的通过“再工业化”过程来振兴经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在金融领域，美国政府虽然成立了处理有毒资产的机构，但只是处置了部分资产，仍然还有1万亿美元的问题资产需要处理，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仍没有实质性恢复，完全消化金融领域在过去几年产生的大量亏损也尚需时日。在出口方面，除中国经济实现恢复并以较高速度增长外，包括欧、日在内的美国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复苏缓慢，因此，美国也难以透过出口途径引领其经济恢复和增长。
（四）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不足
从图1可以看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失业率也快速攀升，失业率从2007年7月的4.7%，上升到2010年10月的9.6%。11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岗位数仅为3.9万个，不仅远低于10月份经修正后的17.2万个，也大大低于市场此前预计的16万个。受失业率高企的影响，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自2007年8月跌破90后至今尚未升至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0年上半年虽有所回升，在下半年却没有继续反弹，而是出现了下滑，在10月份跌至67.7，这反映出消费者对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信心仍然不足。
（五）物价水平低位运行是重要实施前提
美联储在谋求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增加就业时，必须考虑当前物价水平，以及新的货币政策执行后对物价水平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果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尚未实质性恢复，物价水平就呈现高位，或者快速上升态势，美联储可选择的货币政策将大受掣肘。正是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甚至在首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国物价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美联储实行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顾虑才得以消除。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8年全球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作用下，美国CPI在经历短暂上涨后快速回落，进入2009年大部分月份甚至为负，较2008年同比增长仅为1.1%，创下44年来新低，这使得美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风险。进入2010年，CPI虽有所回升，到7月份不到2%，尚无通货膨胀风险。
（六）与奥巴马政府谋求连任直接攸关
重现美国经济扩张繁荣景象，一改其在世界经济中不断下滑的劣势，不仅关系美国国计民生及其世界龙头老大地位，还与奥巴马政府能否实现连任直接攸关。2010年11月2日执政的在中期选举中丢掉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实现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已成为其挽回政治败局的重要前提。所以，在中期选举后的第二天，美联储就启动了二次“量化宽松”。不难看出，本轮“量化宽松”的推行具有明显的选举因素考量。
三、二次“量化宽松”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再次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通过利率、汇率波动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进出口贸易，从而将其货币政策效应溢出到与之有经济往来的国家。中美之间经济关系密切，相互依赖。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本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将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一）美元贬值影响出口有限，对外贸易顺差或将扩大
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购买长期债券的方式，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市场长短期利率，进而降低企业投资及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企业投资及居民消费行为，不仅仅取决于投资、消费成本，还受企业投资预期收益，居民预期收入的影响。如果企业对经济复苏，投资前景乐观，居民对就业及未来收入看好，那么，企业投资、居民消费信贷就会增加，经济复苏步伐就会加快，这也是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根本动机所在。作为全球商品消费大国，当国内商品需求增加时，美国对全球商品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美国是中国最大出口目的地，如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确实能够推动其国内产品市场，带动国际产品市场，那么这对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将是利好消息。
但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该政策在通过促进美国投资、消费来带动对华进口的同时，也会因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对美出口。此外，鉴于中国绝大部分出口均以美元计价结算，美元贬值将对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造成不利影响。然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究竟会使中国出口增加还是减少，将取决于美、日、欧等中国贸易伙伴进口需求价格弹性。鉴于中国对美、日、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以日用消费品为主，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美元贬值对中国出口将不会造成较大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将或将扩大。
（二）资本套利空间放大，热钱加速加量流入
当前，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缓慢，同样面临着失业问题，国内市场低迷，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积极宏观政策的刺激下，通过提高国内投资、启动内需已快速进入经济复苏轨道，投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有着良好的盈利前景。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国家面临着国际、国内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已纷纷上调利率。如巴西于2010年4月上调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9.5%，中国于2010年10月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2.5%，印度2010年连续六次加息，基准借、贷利率分别上调至6.25%和5.25%。美国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利差倒挂现象的存在，将使得资本流向中国等新兴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套利空间。
同时，这些资金流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加大其升值压力，从而进一步放大外来资金套利空间。在此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会使更多热钱流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7%。第四季度外汇储备大幅增长1990亿美元，创下1997年以来单季新高。由于四季度顺差额为625亿美元，汇率变化导致外汇估值变化对外汇储备增长的作用很小，外汇储备增加可能主要源于资本的大量净流入。由于美联储在2010年11月公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预期导致了“热钱”的加速加量流入。
（三）货币供应快速增加，资产价格或大幅波动
热钱流入中国，扩大了外汇占款规模，直接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应的被动增加。在银行高昂的放贷热情下，外汇占款增加又会引起经济中广义货币（M2）供应的快速增加。12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占款4033亿元，较11月多增837亿元，环比增长27.03%，为2010年内第二高点。广义货币同比增长19.72%，增幅为近6个月的新高。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资产升值的双重作用下，这些热钱除部分会流向实体经济外，还有相当部分流向我国房市、股市等市场，并有可能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而一旦美联储因经济好转，通胀压力增大而提高美元利率，或者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热钱大量流出将会使一些投机氛围较大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如房地产价格迅速回落、债券价格以及股票市场大幅震荡等。
（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
国际大宗商品如大豆、玉米、橡胶、石油、矿产品等均以美元计价。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所增发的大量货币将在第一轮量化宽松的基础上，在使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同时，也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而作为保值首选的黄金价格也会进一步上涨。事实上，在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天，美元指数下跌0.8%，击穿76关口；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份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黄金期货价格盘中最高涨幅3.4%，逼近1400美元关口；铜、铝、铁等金属和大豆、玉米、橡胶等大宗商品价格涨幅明显。
中国是一个进口大国，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对能源、原材料及部分农产品进口严重依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不仅使购买大宗商品所需外汇支出大幅增加，也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在预期进口商品价格将要涨价时，中国的微观市场主体将对其经济行为进行相应调整，消费者将扩大或提前消费，投资者将加大短线商品投资，厂家将提价销售，从而使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以及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分别上涨了6.1%和9.7%，涨幅比上月扩大了1.1个和1.6个百分点。
（五）外汇储备面临缩水，长期国债收益下降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外汇持有国，美联储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推行，将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大幅缩水风险。中国外汇储备超过2.6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储备约占70%，中国所购买美国国债超过9000亿。美联储“量化宽松”举措将使中国的美元资产损失严重。从2010年6月至11月上旬，美元对人民币贬值3%，使中国外汇储备和所持美国国债分别损失546亿美元和270亿美元。同时，美元贬值，也将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国长期国债收益下降。
四、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美国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将通过汇率和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与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可以预期，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本市场价格上涨，外汇储备面临缩水。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坚持外汇储备多样化，实现安全与收益平衡
尽管目前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用仍然是首要选择，但长期来看依然存在外汇储备单一化的巨大风险。中国近期已和世界银行达成一致，购买其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中国也表态支持IMF可能发行的债券。在外汇和黄金之间的储备平衡，也将是中国可以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是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当美元信用和结算货币地位动摇时，黄金的流通功能和价值尺度仍然是重要的选择。中国可适当降低美国长期国债的持有量，增加短期国债头寸，增加流动性，可保持外债处理的灵活性，并在长短期国债的收益上得到兼顾。此外，中国可以要求美国对中国购买债券进行担保，使新增国债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挂钩，可能的情况下将无担保的国债置换成有担保的国债。
（二）深化汇率机制改革，加大热钱流入查罚
通过进一步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可以逐渐实现人民币对美元等货币之真实汇率的均衡，降低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和预期，国际游资进入中国的激励和预期收益也将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加大对违规资金流入的查处和惩罚力度，对地下钱庄、网络炒汇等外汇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打击行动，对“热钱”流入形成一定威慑力。同时，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完善跨境资金流出入应急预案，形成对资本流出入的双向监测、预警与应急反应机制，密切防范国际收支风险，切实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三）投资海外战略资源，谋求经济长远发展
目前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仍处于低位，中国可以利用现有的外汇储备，购买目前仍处于低位的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战略资源。同时，要鼓励中国企业对国外资源性公司的收购，对于技术先进的企业也可以在危机时进行收购和兼并，银行应该通过担保和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在海外的收购。国家基金也应该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会，在海外寻求资源投资，可抵消未来可能产生的通胀影响。此外，从长远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全世界还是一个必然趋势，资源价格还是会保持在高位，我们这时候购买战略资源是有利的。
（四）严控货币供应数量，管好通货膨胀预期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和热钱大幅增加的趋势，新增外汇占款再度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央行应该严密监控货币数量，多种手段并举，加大力度冲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防止货币增加超过实体经济需求。同时，要加强对国内大宗商品、股市、楼市等容易受到热钱炒作的领域监管，防止其对上下游领域造成涨价扩散冲击，降低来自价格渠道的国际通胀溢出效应，管理好通胀预期。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推动内需增长
加快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地发展，降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的影响，减少经济发展中能源原材料的消耗，从而降低对能源、原材料等的进口依存度；改变过去那种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真正转移至依靠消费和内部需求拉动上来。很显然，作为内因，在降低国际环境变化如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影响上，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最为根本。
参考文献：
1.鄢斗，郭凯，江凯.“定量宽松”：金融危机中的非常规政策手段[J].西南金融，2009（8）.
2.王东.“定量宽松”政策的实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9（7）.
3.王东.解读西方“定量宽松”政策与中国的对应[J].改革与战略，2009（8）.
4.董永祥，马笛.发达国家刺激经济中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J].开放导报，2010（2）.
5.黄涛.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物价的影响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10-12-10.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范文5
关键词：国际货币；衰落；影响因素；韧性特征
作者简介：韩文秀(1963～)，男，河北赞皇人，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49-05 收稿日期：2008-09-16
生命有周期，国家也有生命周期(金德尔伯格，2003)，国际货币同样有生命周期。也就是说，一种国际货币有其发育、壮大、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从罗马帝国货币到英镑、美元的变迁，都证明了这一点。本文着重考察国际货币衰落的影响因素及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的韧性特征。
一、国际货币衰落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个国际货币的形成，有赖于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支撑；一个国际货币的式微，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弱化或消失。这里择其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经济的国际地位从上升转为下降
对于既有的国际货币来说，其母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全球的地位下降，将带来致命性的不利影响。英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镑的命运与英国经济的衰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1870年的9.1％下降到1913年的8.3％和1.950年的6.5％(麦迪森，2003)。20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在世界上仍名列前茅，但早已失去西方世界第一的位置，1950年的经济总量降至仅相当于美国的24％，这是一个质的变化，相应地决定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也出现质的下降。实际上，荷兰盾、法国法郎等货币在更早的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大的国际影响，但后来随着荷兰、法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而式微甚至退出国际舞台。从美元和美国经济的情况看，当前既不是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也不是处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阶段。其特征是：第一，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测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美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为19.1％，1950年上升到27.3％，到1970年下降到22.3％，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GDP份额进一步下降到21％左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照汇率法)，1985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曾达到32.6％，1995年下降到24.6％，但到2000年又升至31.4％(世界银行，1990)。目前美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仍在25％左右，这与30年前的比例几乎相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也是与过去英国经济地位盛极而衰、快速跌落极不相同的一个特征，即尽管美国GDP的份额不断波动，有时下降得还比较快、比较明显。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并未丢失，如果从19世纪末算起，美国占据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时间已经长达100年。这对于美元的国际地位是最强有力的支撑。第二，当今世界其他经济大国与美国的地位尚难以等量齐观。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2007年GDP规模为4.38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8.1％，仅相当于美国的约三分之一。20世纪50―80年代是日本追赶美国的时代，但在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失去的10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升反降，可以说日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欧元区整体来看，2007年其经济总规模不到9万亿欧元，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约88％。从发展变化趋势看，美国的经济活力和增长速度总体上都强于欧元区。2000年～2007年欧元区经济平均增长2.1％，美国经济平均增长2.5％。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于1870年前后，当时英、美、法、德经济旗鼓相当、群雄逐鹿，4国占全球GDP的份额比例在6.5％～9％之间，差别并不悬殊。而当今世界，可以说无论日本还是欧元区，都尚未对美国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无论日元还是欧元，也都未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日元等其他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只能担当次要的配角。第三，美国经济的实质性衰落可能刚刚开始，今后一个时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是美国经济地位持续走下坡路的一个转折点。这并不是说美国经济不会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相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间早，也许比其他国家恢复更快些。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赶了上来，目前GDP规模已经超过4万亿美元，接近日本，而且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不会像日本那样停滞，而是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会继续上升，在2020年之后赶上乃至超过美国，从而使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从其他一些经济指标看，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更加明显：一是国际贸易。从1948年到1973年，美国出口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1.7％下降到12.3％，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8.5％，位居世界第三。已落后于德国(9.7％)和中国(8.7％)。二是制造业。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在三分之一以上，1970年占全球的35.1％，到1987年下降到24.4％(世界银行，1990)。此后这一比例保持在大约四分之一的水平。目前美国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依赖程度偏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使虚拟经济过快发展的势头减弱。展望未来，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支撑能力相应减弱。
(二)从债权国转为债务国
19世纪英国是最大的债权国之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成为最大的债务国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等为了战争筹措资金，除了卖掉国外资产外，还在国外大量借款。一战结束时。仅英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债务就达到41亿美元(金德尔伯格，2007)。大萧条时期，英国欠外国债务达6.4亿英镑(1931年6月)，结果是英镑被挤提，英国被迫放弃恢复不久的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对美国援助的依赖程度更加提高。战后为了恢复，英国继续要求美国给予援助，经过艰苦的谈判，在战后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等方面安排上不断让步的情况下，英国从美国得到44亿美元的贷款援助。这标志着英国与美国的债务国、债权国地位的根本转换，也是英镑淡出国际舞台、美元地位加快上升的重要转折点。何其相似的是，战后美国也经历了从最大债权国到最大债务国的地位转换。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连年出现大量贸易赤字。1971年商品贸易赤字22.6亿美元，到2007年扩大到8194亿美元。扣除服务贸易盈余后，商品和服务贸易赤字从1970年的13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7003亿美元。美国
经常项目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0.17％上升到2007年的5.29％。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赤字需要发债来融资，导致美国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美联储资金流量表数据，美国的债务总额(包括政府、企业、家庭)从1956年的575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12493亿美元，目前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约2.2倍。在美国的债务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债权人是外国投资者。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统计，2007年美国拥有的海外资产为17.64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为20.08万亿美元(包括直接投资和购买美国债券等)，外国对美国投资形成的净资产达2.44万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可以看作美国对外净负债。近年来，中国是美国国债的重要外国投资者。据美国财政部报告，2008年9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到5850亿美元，日本为5732亿美元，至此，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可以说，美国消费是负债消费，美国经济是负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之所以能够运转。有赖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如明显越过合理的“度”，势必爆发危机，难以良性循环，道路越走越窄，并损害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根基。
(三)货币可兑换性或价值储藏职能出现危机
货币的可兑换性可谓一诺千金，它关系到一种货币的市场信誉，关系到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能否得到维护和巩固。从英镑到美元，经历了金本位制、美元汇兑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等不同的货币制度，并都曾遭遇货币汇兑或价值储藏只能的困境甚至危机。从英镑看，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曾出现三次危机，但结局不同：第一次，是在英镑和金本位制的黄金年代。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均规定了含金量，相应地，各国货币的汇率也就确定下来。如1英镑含有113.0016格令(Grain)黄金，1美元含有23.22格令黄金，则英镑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通过黄金含最而确定下来，即1英镑=113.0016／23.22=4.8665美元。19世纪上半期，英镑曾经几次遇到挤兑事件，但通过与欧洲大陆银行的合作(借黄金等方式)都化险为夷，这反映了当时英国经济实力很强大。足以应对英镑的汇兑危机。第二次。是两次大战期间各国尝试恢复金本位制时期。当时英国的经济实力已明显衰落，债务不断积累，黄金储备下降，但英国却主张按照战前的平价恢复金本位制，这实际上高估了英镑的价值，结果1931年英镑遭遇挤兑，许多欧洲银行纷纷把手中持有的英镑兑换成黄金，由于兑换规模很大。英格兰银行难以承受，英国被迫于1931年9月宣布英镑与黄金脱钩，恢复金本位的努力归于失败，这对于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一个致命性打击。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对美国援助高度依赖的时期。在战后美国对英国提供贷款援助协议中有一个条件，即英镑恢复自由兑换。英国于1947年7月16日按照协议要求实现了英镑自由兑换，但仅仅维持了7个星期。其中原因很多，根本在于英国经济当时处于窘困状态，难以支撑英镑的自由兑换。从此，英镑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再未重现昔日的辉煌。
美元危机，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可以分为可兑换性危机和价值储藏危机两类。首先是可兑换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并规定1盎司黄金=35美元，事实上是一种美元本位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在的矛盾和不稳定性。正如“特里芬两难”所描述的那样：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有通过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为他国提供储备手段；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需要稳定坚挺，这又需要美国有长期贸易顺差。如果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外国出现大量美元结存，迟早会发生美元兑换黄金的困难和美元货币危机(特里芬，1997)。实践的发展应验了特里芬的担忧。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持续逆转。黄金储备大量减少，按照规定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能力不断减弱，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撕裂和崩溃。先是1968年3月伦敦市场被迫实行黄金价格双轨制，即对私人的黄金买卖价格浮动，而各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交易仍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进行。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此后国际货币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再来看价值储藏危机。在金本位制下，持有一定的美元就是持有可预见、可评估的一定规模的财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可以有无限的可兑换性，但如果长期持有美元相当于持有一张没有价值的废纸，那么这种可兑换性就没有多大意义，人们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兑主要货币的汇率跌宕起伏。对日元从360跌至最低时的80日元兑换1美元，对欧元也曾从欧元诞生时的0.8947美元兑换1欧元跌至约1.6美元兑换l欧元。总之，货币的可兑换性是国际货币的魅力所在，也是陷阱所在。在固定汇率制下，可兑换性是一种国际货币的信誉和地位的试金石。一旦货币的兑换性出现危机，必然导致货币的信誉扫地、地位降低。而在浮动汇率制下，可兑换性对于已有的国际货币而言已经构不成挑战、没有多大风险了，但持有该国际货币的人面临的汇率风险明显加大了。国际货币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加向有利于国际货币的母国倾斜。当前人们不再怀疑美元的可兑换性，但对持有美元能否保值的疑虑大大增加了，这势必会削弱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
(四)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
何谓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可以界定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无视国际货币客观上具有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在缺乏有效外部约束的情况下，违背他国或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单纯从本国需要出发实施不合理的货币政策，造成损人利己经济后果(也可能两败俱伤)的情形。在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下。国际货币受到按固定价格兑换的硬性约束，缺乏滥用的体制条件，或者说滥用的余地很小，一旦滥用，很快就会面临兑换性困难而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可能通过被其他货币替代而加以纠正。因此，在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和美元很少有滥用的可能。而是“战战兢兢”、努力维护自身的信誉。应当说，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各国普遍采用浮动汇率制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是当代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专利”。近来国际社会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过度负债消费和经常项目逆差何以持续多年并发展到如此恶性循环的地步。显然，只有当美元具有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时，美国才能走到这一步。其他国家则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因为过多的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必然面临国际支付危机，而美国则不用担心这一问题，因为美元直接就是国际支付手段，多印制美元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至于美元泛滥会带来什么外部效应，美国货币当局似乎并不特别在乎。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经常
项目逆差必然意味着美元的流出，但美元的国际地位又决定了流出的美元必然回流到美国，归美国使用，为美国融资(赫德森，2008)，因为外国顺差形成的美元外汇如果只是拿在手里，就是资金的闲置，就没什么意义。既如此，美国自然倾向于在国内政策需要的情况下放松甚至放任其负债和逆差规模，而国际社会没有依据(如国际条约)和手段(如兑换黄金)来约束美元和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可以说，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一些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缺乏监管的结果，也是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缺乏监管的结果。
二、国际货币地位的自我修复机制和衰落中的韧性
国际货币的生命周期，可以用如下循环路径加以表示：一国经济实力上升一贸易顺差扩大一对外投资和债权增加一一国货币国际化一国际货币地位支撑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积累一国际货币继续流向海外一进一步的货币国际化一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继续扩大并超出临界点一国家经济地位下降一国际货币的信誉下降和份额降低一货币非国际化甚至退出国际货币舞台。这是国际货币生命周期的简单路线图，现实中国际货币的命运特别是其衰落的历程，往往更加跌宕起伏、复杂多变。从国际经验看，固定汇率制(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等)和浮动汇率制下国际货币衰落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固定汇率制下，国际货币的生命很可能嘎然而止。因为一旦不能按照承诺的汇率实现自由兑换，马上就会出现货币危机，该货币就不再有资格担当国际货币职能。当然，也可能进行一次性的贬值，以适应新的形势。但贬值的幅度多大合适往往难以把握，而且一次性的、有限的贬值通常难以挽回货币的颓势。与此相反，浮动汇率制和虚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为既有国际货币维护自身地位、延长生命周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致使一些弱势国际货币可能“垂而不死”，还可能卷土重来，即使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淡出”，但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可以说，当代国际货币在衰落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韧性，甚至具有“不倒翁”特征。这主要源于三个因素。
(一)浮动汇率制使得国际货币具有特殊的自我修复机制
在国际货币面临困境的情况下，这一自我修复机制可以表示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扩大一经济增长乏力一国际货币地位弱化一货币贬值和降低利率一国际收支状况改善一经济活力增强一货币转为强势一再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扩大……。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经常项目差额与美元汇率指数之间总体上呈现比较明显的反向变化。1973年～1977年，美元汇率指数从100上升到106(升值)，美国经常项目从连年顺差转为143亿美元逆差。1977年～1980年，美元汇率指数从106下降为95％，结果经常项目从逆差转为1980年～1981年的顺差。此后美元汇率上升到1985年的133，结果连年出现经常项目逆差，1985年逆差1182亿美元。到1991年，美元指数下降到88。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则逐步减少，甚至在1991年出现29亿美元的顺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项目都是逆差，特别是近几年逆差过大，可以说玩火玩大了，但这一自动修复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2001年～2007年，美元汇率指数从近108下降到近78，前几年逆差还在扩大。但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总规模和比率都在下降，可以预期今后一段时期仍然如此。多年的实践表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具有一种特殊的自我维护、自我修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自动地”弥补自己的缺陷和弱势，实现由弱到强的反转。这就造成一种特有的效应：在一段时期内，随着一种国际货币的信誉和地位下降，人们逐渐滋生选择其他替代货币的愿望，但等到下决心放弃使用原有的国际货币时，该国际货币通过自我修复机制又开始恢复生机和活力了，因而许多人就会放弃选择新的替代货币的想法。石油替代产品和石油价格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当石油价格迅猛上涨时，人们开始寻找石油替代产品和节能技术。但这需要科技创新和很长的过程，等人们被石油高价逼得真要下决心上马石油替代产品和节能技术时，由于石油投资和产量增加等原因，油价又开始回落了，人们只好还走老路，继续依赖石油等化石燃料。如果人们毅然决然地放弃石油、改用其他燃料，或者节油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那对于中东等石油输出国将是很大的损失。同样，如果人们在国际储备、国际贸易中毅然决然地放弃使用美元，那对美国来说也将是很大的损失。总之，当代国际货币不与黄金挂钩、不实行固定汇率的“特殊优势”，典型地表现在通过贬值和升值的交替使用而具有自动校正修复功能。既然不再挂钩，也就不用脱钩，也就没有失败。这给一定程度的国际货币地位滥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表明，美元等国际货币不会轻易退出和被替代。
(二)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使得金融市场发展可以更加超越国界和脱离国内经济基础
金融市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市场进行分类，但通常谈论较多的大都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等等。这些市场的最重要参与者是金融机构，价格信号则由利率、汇率及指数构成，是金融工具发行和交易的场所(黄达，2004)。就是说，金融市场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场所。从历史上看，金融市场往往有一定的地域范围，首先是为本国经济服务，其发展程度也以国内经济为基础。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国际金融也相应发展起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金融市场国际化突飞猛进。据有关资料，全球投资于海外的资本供给额，从1980年的2.8万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5.5万亿美元，外国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比例从1960年的6％上升到1980年的25％和1995年的62％。从1984到1998的15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到1998年，该比重急剧上升，其中日本为91％，意大利640％，美国230％，德国334％。同时，海外债券市场、证券衍生交易市场的规模都有了突破性发展。到2l世纪的今天，金融市场国际化更是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和支撑，其发展态势日新月异。令人瞠目结舌。金融市场国际化大大延伸和强化了国际货币的作用，因为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大都是以国际货币来计价和进行交易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发展就可以更大程度地超越国界、超越本国经济的基础。英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先看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种类，除股票外，有政府债券，国有化工业债券，英联邦及其他外同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其中外国证券占50％左右；拥有数量庞大的投资于国际证券的基金；运作着4个独立的交易市场，
超过550家外国银行和170家全球证券公司在伦敦没有办事处，不仅是欧洲债券及外汇交易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还受理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股票承销业务。伦敦证券交易所外国公司股票的交易量和市值都超过了本国公司的股票，这在其他交易所是罕见的。截至2007年4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585家，市值达45.67亿英镑；其中外国公司320家，市值25.83亿英镑，外国公司的市值达到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6％。再看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于2007年4月与泛欧证券交易所合并组成纽约一泛欧证券交易所，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为发行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现金股票、期权及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交易基金、债券、市场数据以及商业技术解决方案等。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近4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高达27.3万亿美元／17.3万亿欧元(截至2008年3月31日)，是其他任何一家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4倍以上。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中有70个在纽约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有54家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邓肯・尼德奥尔认为，在未来的5到6年内，世界上将出现4到6家全球性的交易所集团，拥有绝对地理意义上的全球网络并提供多元资产级别的产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预见的未来。这必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中心)的高度集中和垄断，而这种趋势与既有国际货币的地位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加强的关系，国际金融市场(中心)和国际货币都超越本国经济规模的局限而使自身的地位得以巩固。
(三)金融创新使得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更加脱离和超越实体经济的发展
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但对虚拟经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马克思提出虚拟资本概念。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等(马克思，1975b；原版，1894)。虚拟资本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可以作为资本增值，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其自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资产滞留在市场上。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就是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刘骏民，1998)。我们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是指经济中由金融特别是其衍生产品所形成的经济形态、经济部类。从全球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由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由1990年的610家增至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所管理的资产总额达1.6万亿美元。高收入国家的居民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和债务与总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0年的50％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2004年又升至300％。近年来全球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从2000年到2007年。全球GDP总值从31.8万亿美元增加到54.3万亿美元。而金融衍生产品合同总额则从95.2万亿美元扩大到595.3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3倍，上升到11倍。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超越实体经济的大发展，多以国际货币为依托，甚至可以说是国际货币在为自己量身定做金融产品，实现以国际货币为中心的金融市场(或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