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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1
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应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规定为主要立法依据,就此而言,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不仅仅是为“经济困难”等原因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费辩护服务,同时也是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申言之,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解决司法平等问题,即通过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避免公民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司法差别待遇,事实上,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是作为为贫困者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维护审判正义,即通过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的案件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强制性指定辩护”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在此类案件中,国家有义务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公设辩护人,而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贫困者为必要条件。显然,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引入公设辩护人制度将会产生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真正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而言:其一,公设辩护人制度稳定性、效率高的特征有助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持续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低下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普遍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其二,与一般社会律师相比,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专业性,他们有可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称职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有效性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概言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所规定的律师辩护权的真正实现,如果从律师辩护普遍性向有效性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利于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其不仅着眼于当下,更为将来刑事辩护制度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笔者以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方面的价值仍有如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中一般能发挥积极的辩护职能,如在美国,早期是指辩护律师在被告被逮捕24小时之内介入刑事案件,早期被视为是贫困被告权利保护的重大进步,美国《全国刑事辩护制度研究》首次系统考察了各贫困者辩护服务方案早期的情况,该研究报告指出:公设辩护人制度最易为当事人提供早期,采行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县中有39%报称他们提供早期;而采行指定律师制度的县中有33%报称他们提供早期,采行合同制的县中仅有12%报称他们提供早期。因此,鉴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将刑事法律援助延伸至侦查阶段及审查阶段,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辩护职能的发挥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其次,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因此,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将分开实施,事实上,不少学者赞同分开实施的模式,如英国法律援助职业者集团主任Richard Miller认为,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在理论基础和社会功能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都极其重要,理想的做法是将二者分开,分别管理和组织实施。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应坚持刑事优先的观念。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刑事业务与民事业务存在较大差别,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分开运作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二者应当由有所专长的律师分别进行更为合理,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服务质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利益是不同的,前者往往关涉公民的自由权以及生命权,因此,国家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可以体现其对公民人身权益的尊重。
第二,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为我国解决司法积弊创造了一个契机。作为国家专设的辩护人,公设辩护人依其所拥有的外部条件(资源保障等)与内部条件(专业性等)强化了辩护功能,从而具备打破“流水线式”刑事司法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在整体上改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向“等腰三角结构”方向迈进,以维护司法公正。就当下司法实践而言,公设辩护人制度对于我国近些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多数改革,若是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诸如我国进行的“控辩式”的审判方式、“普通程序简化审”以及量刑程序等刑事司法改革,维护控辩平等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缺乏辩护律师的参与,刑事司法活动将背离“等腰三角结构”的基本构造,最终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了。所以,笔者以为,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将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发展。
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2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人权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对需要法律救济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及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本文所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刑事法律援助与个人、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不同，它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行为，其实施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部门；第二，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包括一般援助对象和特殊援助对象，一般援助对象是指经济困难而无法支付相关费用的公民，特殊援助对象是指身体残障人员，包括盲人 聋哑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第三，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是减免法律费用。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公民有权利得到法律援助，同时国家有义务为之提供法律援助。而本文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使社会弱势群体在面对国家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能够获得应有的利益和人权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良好发挥更能促进人权的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外部的刑事司法环境的消极影响
由于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定位不高，因此很容易使法律援助的律师难以介入案件，是否能顺利会见当事人、完整阅卷、充分进行质证等程序对于法律援助的律师来说仍然存在难度。这是因为法律援助的外部环境一直制约着律师的工作开展，即使我国的司法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针对法律援助的情况来看司法环境还是不利于法律援助的工作发展。因此，应该加大宣传，加强人们对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视，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形成有利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司法环境。
（二）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非常有限
长期以来，刑事辩护率较低是影响审判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不足则是刑辩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分析，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被追诉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者。据统计，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在2008～2010年为审判阶段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数分别为109936件、107678件和99434件，仅仅占同期全国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人数的10.9%、10.8%、9.88%。由此可见，刑事法律援助提供量与刑事诉讼需求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迫切需要加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力度，增加刑事法律援助的提供量。
（三）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极为有限
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我国法律援助机构2008年至2010年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数分别为7944、7343、7198件，而同期被侦查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数为952583、941091、916209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数为1143897、1134380、1148409人。由此可见，在实践中，侦查和审查阶段的法律援助是极其有限的。此情况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实现，甚至不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值此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之际，应进一步加强审前程序中法律援助的实施，确保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
（四）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缺乏保障，办案质量较低
尽管“刑事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的影响，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资金投入仍然是相当有限的，经费短缺成为最棘手的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经费最低保障制度，许多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也没有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除了人员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经费外，很少有充裕的资金用于直接资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到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不会见、不阅卷、庭审走过场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当然，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不高也与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能力不足有关，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大多是执业年限较短、资历较浅的律师，有的甚至没有刑事辩护经验。这些因素致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背离了法律援助的宗旨。
要真正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应加大财政拨款，提高法律援助办案经费；另一方面，应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进行严格限制，不允许没有刑事辩护经验和职业能力低的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尤其是极刑案件的法律援助。
三、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不利境况，法院可以或者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据此，法院通过免费为特定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切实保障了其辩护权的行使，对实现司法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在吸收了《法律援助条例》所规定的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一）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新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范围扩大到近亲属，这样可以避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被羁押而无法申请法律援助现象的发生。
（二）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可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较之旧《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刑事案件 无论是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刑事案件还是公诉人没有出庭支持公诉的刑事案件，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刑事自诉案件 都被划入可获得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这一规定，扩大了原有法律援助制度可获得援助的案件范围，它将刑诉法对人权的关怀的立法精神惠及了到所有刑事案件中因经济困难等原因而需要帮助的人。新《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新规定，无疑在更大范围内保护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以下情形下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盲、聋、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4）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较之旧《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第一，将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又未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增加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第二，将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增加为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
（四）受援助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时间大大提前
旧《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活动仅限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的法院审理阶段，法院审理之前的审查阶段及侦查阶段均不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这无疑会严重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保障，因为侦查阶段与审查阶段的权利行使和权利保障对审判阶段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将被判以怎样的刑罚 、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侦查阶段是侦查机关展开调查，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证据的期间，但基于职业所限的立场要求，侦查机关一般都会将大多数的精力用于搜集有罪证据，甚至会根据有罪推定去取证，所得到的结果一般都是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公诉机关一般只针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最多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更多的情况下，公诉机关都是按照侦查机关的结论来对案件进行定性的。因此，侦查阶段的证据调查和收集，对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此一阶段不能为其指定辩护人，不能让其充分行使程序权利，审判阶段的判决则有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法律援助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而且适用于审前阶段。侦查阶段、审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其本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法律援助。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上述立法的修改，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对于切实保障审前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起到重要作用。
（五）申请援助的模式和程序进行重大改革
原有的法律援助制度所规定的申请模式和程序是：对于因经济困难而申请的法律援助，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也可以不为其指定辩护人；对于因生理缺陷、未成年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申请，人民法院则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种申请模式的规定，将因经济困难而申请法律援助的被告人获得援助的机会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因为尽管被告人经济困难情况属实，最后是否获得援助还取决于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结果，这无疑限制了这部分主体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原有法律援助制度规定申请的程序是被告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进行审查然后做出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对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直接指定辩护人，这种模式就把法律援助决定权赋予了人民法院，这无疑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也隔断了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有效地避免这种隔断状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因经济困难而申请法律援助的，只要符合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就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这就排除了司法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援助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把司法机关原有法律援助审批权收回，只要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即应当依法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且，申请人与法律援助机构之间进行直接联系，无须经过人民法院这一环节，降低司法成本，减少人为因素对是否获得法律援助的影响，这对于保障申请人获得援助是有利的。
综上所述，新法律援助制度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实现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是我国法律文明与社会进步的体现。
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尚待完善之处
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但在相关制度设计上仍有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一）审前程序中法律援助实施程序的规定不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审前程序中的指定辩护，但是对审前程序中指定辩护的程序却未作完善规定，立法的不完善极易导致审前程序中刑事法律援助流于形式。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前程序中切实实现，建议及时出台解释，完善审前程序指定援助的实施程序：第一，明确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第二，明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时间以及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相关材料；第三，明确法律援助机构确定承办律师名单后回复侦查、检察机的关时间；第四，明确办理法律援助律师应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尤其是明确承办律师在每个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将相关的法律文书、案件材料等提交给法律援助机构。
（二）对特殊弱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的内容有限
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将盲、聋、哑人以及特定精神病人规定为强制指定辩护的对象，但是对该部分特殊弱势群体的援助内容并没有加强。基于生理、心理等原因，该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认知或行动上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对其增加法律援助内容。比如，规定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既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又能保障这些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三）程序制裁规定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完善，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切实履行。然而，现行的立法设计与立法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实施程序的缺失使得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难以得到保障。尤为重要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律师不履行辩护职责没有规定程序性制裁。例如，侦查阶段，法律援助机构制定律师作为辩护人，但如果律师不进行法律援助活动，那么侦查行为是否有效，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是否有效，立法均未作规定。这样的制度缺失，与整个审前程序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我国目前并未规定审前程序中控方收集证据律师享有在场权；也未规定审前程序讯问中被控告人律师有在场权，致使律师权中重要的部分得不到立法的保障，律师的辩护活动非常有限，即便是审前程序中律师不为被指控人提供法律援助，审前程序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这样的立法设计实质上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也不利于对侦查权、检察权进行程序上的制约。鉴于此，刑事诉讼立法对律师权中的最重要的权利律师在场权予以确立，以切实增强辩方的防御和对抗力量，从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这也是程序正义的迫切需要的。
综上所述，刑事法律援助有助于消除阻滞贫弱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使司法正义和人权保障得以落实。我们要理解和把握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精神，正视该制度的不足之处，更好的发挥该制度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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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96年《刑事诉讼法》。
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3
国家责任是国家基于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位（抑或权利代表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和职责。法理上，责任的的含义具有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区别，国家责任亦是如此。法律援助的本质在于维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从此角度看法律援助应当是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中的国家责任具体表现为政府责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是政府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按照基本法理，该责任同样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政府法律援助监管的第一性义务。这种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政府职责（或职权）。具体包括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和推进制度实施。其二，政府实施法律援助的第二性义务。该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实施法律援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机关的过错给法律援助对象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完善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同时也应当强调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援助有效实施的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法律援助监管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应强调由不利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疏议
（一）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
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是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在该关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者三个主体，其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法律援助监管的有效性以主体权责分明为前提条件。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直接承担着，直接对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对于受助者而言体现为某种法律援助服务，从此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机构是履行政府责任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是司法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情况设立（或确立）的机构，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有事业编制。另一类是由政府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法律服务所。前者在监督管理机制中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援助的监管带来阻碍，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此类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但因监管力度不够使部分此类机构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走过场”，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利益及国家法律援助责任的实现。所以，对于性质不同的法律援助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也应当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确该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首先必须要确定该责任的主体，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从此角度上讲，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形式表现为第一性义务（即职责），但同时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机关在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虽然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监督责任的当然主体，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具体实施者，从法律援助的性质看，这两者亦应属于法律援助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机构是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机构负责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及指派，在此过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使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其二，法律援助机构的自我监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实施者的自我监管对案件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实施者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业责任与综合性法律责任，这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责任内含有着很大区别。而法律援助实施者监管责任则表现为道德义务和职业法律者责任。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实现途径亦呈现为立体化的机构。
三、法律援助监管中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建立“立体式、多层次”的责任体系
传统意义上，法律援助监管责任主体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层次较为单一，且以第一性义务为主，这种责任机制呈现为单向性特征，难以形成责任联动机制，反而阻碍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从实施过程角度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确立、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法律援助监管责任贯穿始终，且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系统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具有多层次性。其一，由于责任主体不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同时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体现为自我管理的义务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义务，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基础。自我管理责任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主要体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进行自我监督，从而形成“自律性”责任机制。虽然自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监管也必然成为“权力滥用”的屏障，不仅不能起到应有效果，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并给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带来阻碍。
于此，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的自我管理。从法律逻辑上看，法律援助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同时履行监督法律援助者的义务。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责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可弃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执业律师，无论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自我管理的义务。该义务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监管的不同责任主体，这种监管责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从责任类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管责任呈现为“立体式”结构。上文提到，监管责任包括了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是一种综合责任。“立体式”结构就表现为责任形态的综合性，即不同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履行法定义务（或职责）还必须承担由其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否定性评价），并以此作为弥补法律援助受助者损失的依据。
（二）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
法律援助经费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开展的基石，经费的筹集、调拨、使用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众监督。从监管责任角度讲，经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由纵向的行政监督与横向的自我监督与公众监督构成。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实行专款专用，经费支出以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补贴等为主，经费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的质量，所以，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题中之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单独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应当建立专用账簿进行单独核算，避免和其他经费混同。第二，建立经费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经费来自国家专项拨款，必须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与公众的监督。公示内容不仅包括经费使用情况，且有必要对经费来源进行公示，因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完全限于国家财政拨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专人进行管理。第四，完善经费使用检查机制。
目前，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是落实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检查主体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经费使用情况。虽然经费检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约，使检查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检查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故检查机制应当坚持实质性的同时强调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电子技术，可以建设法律援助经费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经费使用信息录入、核对等环节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由此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强了检查效果。第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虽然经费的调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但经费的使用者是援助机构和援助者，只有进一步加强对机构及其人员的自我约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现经费滥用的情况。
（三）完善案件跟踪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是通过建立案件跟踪档案对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较为形式化，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管效果。案件跟踪机制不仅要建立跟踪档案，且要在档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实质监督。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其一，细化档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踪档案是对案件办理情况的原始记录，档案项目的设置可以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包括案件类型、承办人、案卷编号、受理时间等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增设关于案件评价或者反馈信息，这样有利于从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监督办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报告。法律援助者是实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责任者，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其重要义务。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踪档案是从监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而定期报告制度则要求承办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助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实时监控案件质量。其三，旁听庭审。法律援助者所办理的案件采取公开审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庭审旁听，以此了解承办人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庭审旁听为承办人提出相关意见。
（四）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标准”
法律援助案件评价机制是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的量化标准，评价机制的运行能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目前，案件评价机制主要局限于案件办理情况调查、回访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案。从理论上讲，评价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一种意识或认知，然而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应当尽可能的排除主观色彩，通过“标准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评价值机制更具合理性与客观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化标准”应当涵盖整个案件承办过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办理及结案三个环节。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况登记、案件受理依据、案件受理情况、案件受理期限等内容，并设定不同的评估档次。在案件办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应当依据不同的案件性质规定不同的量化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书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收集情况、会见当事人情况、案情分析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情况、庭审记录情况等，通过较为细化的评价标准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在结案环节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裁判文书基本情况、当事人意见、法律援助者结案总结等。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四、结语
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4
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从最初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步，发展至今成为一个由市司法部直接管理，市人民政府大力支持的规范化中心，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为鄂尔多斯市的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供需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从业人员资源不足、法律援助经费紧张、法律援助覆盖面窄等。
(一)缺乏高质量法律援助人员
近几年，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工作实际情况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在于鄂尔多斯市增加了大量的流动农民工、低保户、农村五保户和残疾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构成了潜在的法律援助对象，但是与之相较，专注于法律援助工作的、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从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发展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机构设置较为完善，援助工作站的普及范围也较为广泛，但是主体机构中的常驻工作人员并不多，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市司法部的工作人员兼职，而设立在单位、街道办事处等地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几乎没有专职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仅靠法律援助志愿者维持日常工作。这就使得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法律援助质量也无法完全保障。
(二)法律援助经费紧张
法律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费不足，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援助是政府职责，因此法律援助资金主要由政府负担，但现实情况是鄂尔多斯市的地方政府虽然每年都在不断加大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但相对于整个司法财政的投入而言，其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小的，导致现阶段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的经费十分紧张，大部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财政只解决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业务和办案经费没有解决，严重挫伤了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积极性，加之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基数较小，使得案件分配工作也受到了阻碍，这使不少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未能获得充分的救助。因此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③
(三)法律援助覆盖面较窄
法律援助的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范围规定了六项，但是每年还是有大量的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的申请被拒绝。而且在法院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案件一般限于刑事指定辩护案件中的“公诉人出庭”“盲、聋、哑”“可能被判处死刑”三类案件和民事案件中部分赡养案件;现阶段鄂尔多斯市主要对低保群众实施法律援助，其标准是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收入在480元以下的，这距离法律援助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这就显示出法律援助在规定对象范围时存在受援主体不适应法律援助现状，且经济困难标准不合理等问题，这自然就造成法律援助覆盖面较窄的问题。虽然《法律援助条例》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对民事和行政法律援助的范围作出补充规定，但各地的地方性立法在范围方面扩展力度有限，并无实质性突破，同时导致地方的立法不尽相同，不利于不同地域的人民享受平等的法律援助权利法律援助。④
二、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法律援助是鄂尔多斯市响应国家号召，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创立的服务机构，由于现阶段全国的法律援助体系还有待改进，而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时间不长，使得近几年中心的发展速度较慢。本着服务于百姓的宗旨，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应采取加强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增加法律援助工作经费，明确统一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等措施，用以更好地谋求长远稳定的发展路线。
(一)加强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
首先，为了保障法律援助队伍的整体素质，必须对参加法律援助机构的相关人员的资格作硬性规定，例如，在法律援助中心内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有法律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同时完善审查机制，在招考方面也要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切勿因为人员的缺乏，就盲目地招收法律援助从业人员，这样反而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在提高队伍知识水平的同时，也要提高服务态度，法律援助工作者常年面对的是社会上的各类弱势群体，这个工作性质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有热情、细致、耐心的工作态度。其次，对已经在职的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按照其经验与能力的高低，分批次地做定期培训;组织资历较深、工作经验丰富的律师和司法人员对那些法律援助志愿者进行案例讲解，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缩小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差距，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办案技能技巧，确保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官能够以热情、依法、规范服务的工作作风，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和准备工作，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审判的高质量和高效率，使法官不断适应法律援助工作的需要。法律援助队伍的建设是一个全面而长期的工作，必须得到相应的重视。
(二)多措并举保障法律援助工作经费
由于法律援助的性质决定了法律援助的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因此鄂尔多斯市政府应从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的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尽量保证法律援助经费的供应。但是如果鄂尔多斯市法律援助中心完全依赖于财政拨款，在工作开展中必然会受到许多约束，所以需要以社会捐助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法律援助中心可以与鄂尔多斯市的单位、企业合作，筹措资金，也可以求助于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合法地运作资金。融汇社会各界的力量，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与行业奉献、社会赞助相结合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为法律援助提供经济保障。在法律援助工作经费本身就短缺的情况下，加强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建立严格的法律援助经费监督管理机制，从经费的预算阶段就做好监管工作，层层监控，多元化监管，坚持专款专用，严防各个部门的截留和挪用。同时，本着效用最大化原则，平衡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之间的经费分配，避免一方挤占另一方的援助经费。给予重要案件、特困当事人必要的优先权。
(三)明确统一法律援助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5
关键词：基层；法律援助；制度；构建
1.法律援助及基层法律援助概述
1.1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最早出现在国外，它是为一些经济困难的人免费提供法律帮助的，在我国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组织和机构，主要是为无力负担法律经费的特殊人和案件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一种制度，比如，被告人中有残疾人但是没有委托人和辩护人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法律援助的解读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首先，从法律援助实施的主体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与广义两大类，狭义的法律援助则是公民在无力负担律师费用时由国家义务帮助承担的法律服务；而广义的法律援助一是将向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和法律基层工作者是为社会志愿人员，二是国家设立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专门给予特殊案件和特殊人员提供的免费法律服务的制度。其次，从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可以将法律援助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法律援助仅仅是对诉讼费用的减免，而广义的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诉讼费用的减免，还包括非诉讼业务的减免。同时，国家通过法律救济手段对司法制度运行中有困难的环节进行法律救济。最后，从法律援助的对象上来看，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残疾人、经济困难者和弱者提供的减免法律费用的服务。虽然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法律援助的定义不同，但是法律援助一直以来就是为特殊人群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行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合法的、保障公民实现权益的一种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在我国根据我国的国情发展，主要是由政府设立的由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志愿者专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人提供减免法律费用的公益服务，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一种制度。
1.2基层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主要是指由县级法律援助机构对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过程，法律援助在内容与功能上具有不同的特点。法律援助在内容上体现了服务的特点，但是与普通的法律服务不同，法律援助提供的服务是由政府成立的机构，并且组织的法律专业人员对受援人提供的免费的法律服务，不需要当事人的委托，而是根据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委派。除此之外，法律援助在功能上体现了司法保障程序的特点，比如，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直接到法律援助的机构办理，而不用去法院；法律援助的范围也包括了诉讼和非诉讼的案件，法律费用几乎免除，这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内涵。
2.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现状
2.1特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基层公民权益公平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了不少的问题。在实施基层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法律援助人员的身份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人员主要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主，在县级的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有三至五人左右，这些人分为有在岗在编和合同制的，以青年人和中年人为主。而法律援助的实施人员有专业的非专业的人员，专业人员为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或者公证员，非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主要是一些志愿者，因此，我国基层法律援助人员的组成是多种多样的。第二，基层法律援助的费用由政府承担。财政拨款是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来国家对基层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加大了力度，逐年在增加。第三，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具有广泛的特点。法律援助的对象如果符合援助的条件，可以由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委派律师，而不需要委托人，我国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对象主要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工以及老弱病残等人群，以及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等。但是，根据不同地区法律援助的开展，其受援人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展，以山东为例，就增加了对人身伤害和家庭暴力等案件的援助。第四，法律援助的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我国基层法律援助是无偿的，只要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都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免费的内容主要包括咨询、辩护和、诉讼、非诉讼以及公证证明和其他的服务等，这些服务形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法律服务内容。
2.2问题
虽然基层的法律援助事业在迅速的发展，但是凸显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缺乏有力的管理人才。法律援助机构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而法律工作的性质使得其收入与承担的压力不成正比，导致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吸收有力的人才。比如，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任务繁重，而且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收入和待遇偏低是很多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尴尬，与社会律师相比悬殊。三是仕途渺茫，很多法律工作者提拔无望，久而久之产生干劲不足和消极的情绪。其次，基层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对法律援助潜在实施的人员需求大，但是实际操作和实施的人员少的矛盾方面，使得很多需要援助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再次，法律援助的经费问题，由财政拨款的法律援助经费在一些情况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不足的资金由县级法院或者司法局进行统筹解决。再加上如今办案越来越复杂，需要交通费、食宿费、文件复印等各种费用，而政府的拨款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这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补贴。最后，基层法律援助的管理和监督流于形式。一是部分法律援助人员缺乏责任心，二是法律援助的质量没有得到保障，受援人由于维权能力低下，导致不敢向律师提出任何意见，对法律援助的效果没有任何奖惩效果的背景下，大大地削弱了法律援助的社会认可度。
3.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的策略
3.1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世界上最早开始实施法律援助的国家是英国，其在法律援助方面积累了比较可贵的经验，英国一直以来也是通过立法确立法律援助的相关制度，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修订也是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完成的。发展至今，英国的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借鉴和参考。因此，要想完善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必须积极地推进对法律援助相关制度的立法程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要在《宪法》中明确对公民的法律援助的权利。在国际上，意大利的宪法、法国的宪法以及德国的宪法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进行法律援助的权利。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但是对法律援助却没有直接的体现。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其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当中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依据问题。
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综观国际上的各国，现如今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先后颁布了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律，这为各国在进行法律援助实践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时也为有效地落实宪法中的法律援助的相关原则提供了具体的途径。因此，要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一段时间后，结合法律援助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由有关部门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对法律援助进行详细、全面以及具体的法律规范。
再次，要配套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较大，因此在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援助法律之后，必须要配套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根据每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文化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法律进行具体的落实和补充，让地方性的法规与宪法、法律援助法律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共同构建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
3.2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利国利民、具有公益性质的特殊事业，必须要有效地发动政府、社会以及民众各界的力量参与，调动各个层面的资源，勇于创新、构建多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模式，将基层法律援助服务切实做到实处，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首先，要加强对法律援助专业人员的培养。要想将我国的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真正得以落实下去，就必须要有一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服务质量良好的专业法律援助人士。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要由政府出资组建专职的法律援助团队，专门为有需求的人民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这也正可以体现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救济、履行政府职责的光辉形象。
其次，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法律援助服务。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贯都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这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如果仅仅靠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毕竟有限，因此必须要广泛地发动社会上的法律工作者，让他们也参与到法律援助工作中去，但是面对市场化运作的法律服务，就必须要提供良好的运作方式，让政府真正地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发挥作用，采用政府购买社会律师服务的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最后，要充分调动社会团体的力量，使其广泛参与到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去。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与社会体系的运行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必须取得社会上的支持和配合，努力发动各个社会团体的力量，发挥其在基层法律援助服务中的积极作用。这些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企业工会、妇联、残联、消费者协会等，还包括一些由高校组建的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服务组织。
3.3进一步优化法律援助经费的相关保障体系
法律援助的性质范文6
关键词：法律援助；现状简析；对策建议
一、法律援助的含义及其起源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护制度。广泛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给在别人需要在涉法事务上得到指导时，而提供的低于常规费用或者免费的专业帮助的事情，狭义上来说来法律援助就是指为不具备聘请律师能力（资格或者经济等原因）的人提供律师服务的做法，法律援助的作用，在于保护那些法律弱势群体的利益，贯彻司法精神。
法律援助制度自五百年前在苏格兰王国萌芽，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以诉讼法律援助为基础，涵盖非诉讼法律服务领域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属于世界人权制度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全球范围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弱势群体用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始现法律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显著增多，也催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受经济、传统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我国基层法律援助建设正遭遇着很多瓶颈。
二、基层法律援助现状简析
我国法律援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行为，由政府负责。法律援助始于西方，最初是由私人律师、教会、各类慈善团体发起，带有明显的区别于政府行为的公益性质，其产生的基础是基本的道义。但随着矛盾的激化，单纯依靠这些私人的社会组织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弱势群体的诉求。于是国家开始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与其适应的保障制度。
（二）法律援助的受援助对象为相对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困难者、残者，也包括比如刑事案件中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后一种情况中的受助对象不当然与前一种对象相一致，其可能包括经济情况良好的人员，但鉴于其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也有必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机构为受助对象减免法律服务费和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的方法。前者为受助对象“开源”，后者为受助对象“节流”，双管齐下，保证受助人充分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最大利益。
（四）法律援助的形式有两种：诉讼法律服务和非诉讼法律服务。诉讼法律服务又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服务则主要包括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为起草合同等。
我国国情复杂，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不尽相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明显差异，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大为不同，特别是东部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法律援助建设有着千差万别。下面以笔者生活以及前期调查走访的安徽省宁国市为例，结合上文所提的法律援助的几个特征，浅析我国目前的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皖南山区东北侧，东邻浙江杭州，西靠黄山，连接皖浙两省七个县市，市域总面积2487平方公里，总人口38.38万人，全市辖6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五个乡，其中包含一个畲族民族乡。宁国市多次入选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人均GDP居安徽省县级前列。
截止2015年，宁国市在全市各乡镇都已建立了法律服务所，拥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近50人，除此以外，宁国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19个乡镇、街道建立了以保护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利益为宗旨的法律援助数据库。结合宁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一） 法律援助案件逐年递增。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量明显增加，且增幅较大，寻求法律援助的人群显著增多。
（二） 法律援助案件类型较为稳定。绝大多数法律援助案件为民事案件，约占到总数的80%，刑事与行政案件所占比例较小。
（三） 受援助对象较为明确。从受助对象的身份来看，老年人、残疾人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外来务工人员，妇女和儿童所占比例也较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律援助所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 法律援助点设立分布不均。经济基础较发达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完备，如乡镇企业较多、建有工业园区的乡镇法律援助点设立较为成熟，援助点成员较多，结构合理。经济情况较差的乡镇援助点组织机构构建较为松散，人员不齐，经常一人身兼多职，甚至只能一人承担援助点的全部工作。
（二） 法律援助人员配备不足，且个别人员法律知识有所欠缺。法律援助力量薄弱，少量的人员难以承担日渐增多的法律援助案件，导致部分案件被搁置，受助对象的法律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缺少法学专业教育背景，法律援助的质量参次不齐。
（三） 从业人员待遇不高，缺乏积极性。因为法律援助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公益性质，所以收费较低，导致很多法律人才不愿意加入其中；部分法律援助的服务工作者对待法律案件案件积极性较低，经常搁置拖拉或者敷衍了事，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效果较差。
（四） 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法律意识不强。遇到纠纷，老百姓往往第一选择并不是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主要原因有两点：1.多数普通百姓教育程度有限，不能理解法治的内涵和意义；2.宣传工作不到位，普法宣传有待加强，虽然当下各县市都会举办法律宣讲会等普法活动，但有很多与人民群众实际生产生活相脱离，难以引起群众共鸣，导致群众参与性不高。
（五） 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狭窄。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残疾人、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范围内，这主要是受法律援助资金的限制，接受法律援助的条件较为严苛，导致很多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的公正与实效。
三、对策与建议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是政府的行为，是国家和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有力武器，也是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制度。为了使法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结合以上所述法律援助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程序。规章制度和规范程序是法律援助的基础，健全法律援助必须先夯实这一基础，将法律援助制度化。这里所说的制度化既包括法律援助财政资金投入的制度化，也包括从业人员的制度化。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可以设立法律援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同时，引入社会力量，拓展资金来源渠道。至于人员的制度化，要提高从业人员待遇，吸引更多法律专业人才，落实他们的编制问题，坚持一人一岗，落实人员责任。
（二） 加强法律宣传。广泛开展普法进校园、普法进社区等活动，也可以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运用多媒体、多平台进行宣传，拓宽渠道。
（三） 把握个案平衡原则，既要严格把关，严格审查受援助对象的条件是否合格，也要针对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适当予以变通。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在践行法律援助的基本内涵。
[参考文献]
[1]郭威，施卉.浅析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