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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1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自然·历史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2
首先，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和当代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恩格斯曾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中叶，欧洲思想界中空想社会主义、西方古典经济学等争相斗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一时间沸沸腾腾，成为当时思想界最为重大和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虽然各个学派思潮涌动，这个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唯独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的阐述了资本主义做为阶级社会最发达阶段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这一规律。《资本论》创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其研究世界的方法源于德国哲学、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相信能够用一个辩证法公式概括人类的进化历程。他认为，所有哲学家所做的一切都在致力于解释世界，但他同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世界。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现实中得以实践的最大的思想体系。这部著作一度被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各地的工人阶级它让工人们明白了剥削制度的本质，指导了工人运动。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意义，他不仅为19世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继承、被发扬光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资本论》在德国畅销，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对全球的借鉴意义。我们运用资本论的经济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其次，《资本论》的特色是什么？
该书最大特色就在于把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论述方法。《资本论》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其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资本论》也没有简单地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归结为它们的共同基础—物质生产过程，而是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引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
马克思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生、发展和克服的过程，从而透彻详尽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学说，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在《资本论》中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资本论》的方法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发现。
再次，如何理解《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价值论的合理内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可高度概括如下：一是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中不包含任何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彻底的一元价值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涌现出来，社会劳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含义，服务性劳动、科学研究劳动、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由于都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都不创造价值。这一含义，与现实经济活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遇到了一系列挑战。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立足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映。没有商品经济社会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价值论。我们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长期的、有阶段性的，这一发展过程必然决定着劳动价值论要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商品经济现实关系的一种确切反映，是科学体系发展的必然途径。
在今天，《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何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如何运用？
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显现的今天，《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深化《资本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应用经济学理论。《资本论》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篇章，但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对比时，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实行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重要思想。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阐明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方向，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科学理论，已经通过革命与建设实践而变为现实。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又是结合我国实际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中的创新。《资本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现成的教条，《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3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著作《读》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4
尽管对马克思的体系辩证法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的体系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体系辩证法的叙事方法并不是纯粹的逻辑方法,具有自身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前提;(2)体系辩证法强调表达方法与研究对象的不可分离性,为了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不能把研究对象各种要素孤立起来进行叙述;(3)在阐释研究对象时,概念的展开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4)从简单到复杂的概念展开过程中,简单与复杂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①新辩证法学派对马克思视域中辩证法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列宁曾经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这也是肯定马克思体系辩证法的比较早的重要论断。《资本论》的展开遵循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逻辑。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哲学逻辑是从特殊到一般,他本人的辩证法逻辑是强调从一般到具体,拒绝抽象的普遍性,坚持构建多重规定的具体实在性。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研究东方社会,也是为了把握东方社会形态的具体性,寻找其具体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普遍规律。马克思反复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宣布掌握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资本论》写作期间,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重心从理论发现转向理论表达,致力于探索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反复思考如何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恰当完美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何把实际的历史运动理论化。这时,马克思又重新研读《逻辑学》,并且在辩证法的理解上获得新的突破,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把历史的矛盾运动翻译为概念的矛盾运动,刻画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新辩证法学派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双重解读,重构马克思视域中的体系辩证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新辩证法学派的解释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奥尔曼对此做过严厉批评,认为体系辩证法学派想把还原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但是缺失了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中高瞻远瞩的批判维度与革命维度,由于这些缺失,“这种科学就不能被充分理解”②。二是新辩证法学派把历史辩证法从马克思的视域中排除出去,把体系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断言历史辩证法属于恩格思视域中的辩证法,这是他们的又一重要缺陷。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一致的,都认为辩证法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区别是,恩格斯从本体论上阐释辩证法,马克思是从认识论上阐释辩证法③。三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化了,对体系辩证法解释的黑格尔味道太浓厚。尽管他们对《资本论》的建构方法提出诸多新见解,但是对辩证法的性质的解释存在一些误区,特别是过于注重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模糊了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马克思建构体系的方法和黑格尔的体系方法具有本质区别,虽然双方的体系都是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来展开,但是哲学基础不同。马克思曾说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④四是新辩证法学派某些成员误读马克思,把体系辩证法建构逻辑描绘成“先验构造”方法,这不符合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先验构造”提出了严厉批判,这些批判抓住了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要害。对马克思来说,体系辩证法的表达方法,不是把已有的辩证逻辑应用于研究领域,而是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严格缜密的研究,探索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辨析其中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是生产方式的生成与结构,通过严密的概念运动方式,再现生产方式再生产的决定性要素与最基本的运动逻辑。
历史辩证法的解释新辩证法学派对辩证法的解释
自然受到历史辩证法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体系学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方法,还具有其阐释历史的维度。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目标就是在迷雾重重、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辩证理性揭示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①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英美左翼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詹姆逊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长期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变迁与时代变化的历史理论,历史辩证法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思考历史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极限性、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以及未来的不可能性。詹姆逊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就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看法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他发展了卢卡奇“如果抛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了”②的观点,认为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钥匙。历史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与对抗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辩证法是从历史偶然性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向度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现象彻底地转化为历史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开花结果”。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成员约瑟夫也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是揭示社会构成、结构转化、发展机制和内在规律的理论。然而,约瑟夫不同意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辩证法不是主体辩证法,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而是关于实在的辩证法。批判实在论明确拒绝把哲学化的倾向,他们批评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学派的者把看作哲学或世界观,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对批判实在论来说,哲学不等于科学,是科学不是哲学,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批判实在论指出,实践学派的理论家把看作是主体(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而不是客观(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知识,结果是作为科学的遭到拒绝,以便迎合作为哲学的。③奥尔曼不赞同批判实在论学派对辩证法历史维度的解释。他认为,把还原为社会科学,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缺失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双向抽象过程的解释。奥尔曼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看作是“哲学舞蹈”,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内在关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奥尔曼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并不是按照手推磨、蒸汽机的发展顺序进行研究,而是应用“前提与结果”的双向辩证运动考察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前提和结果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④。奥尔曼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括来自马克思的如下论述:“社会生存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时也是它的产物。”①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指向历史变迁中的必然性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人类自己不能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英国学者莫瑞概括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他相信,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图绘出来。莫瑞把历史变迁必然性区分为五个方面:(1)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换;(2)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结合机制;(3)伴随着主导性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走向成熟,新的必然性形式的产生;(4)对某一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推动其解体的矛盾趋势;(5)围绕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斗争,斗争的主体由拥护与反对这一生产方式的群体构成。②从总体上看,尽管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是历史辩证法学派的主要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是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是研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法,这些观点也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构想。马克思一直坚持生产方式的概念是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阿尔都塞的观点值得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我们可以更具体把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的科学,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生产方式构造,生产方式的功能,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方式。《资本论》就是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③阿尔都塞指出,辩证法反映事物的转化规律、现实过程的发展规律(包括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和知识过程)。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辩证法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与转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关于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有机总体性的科学。综上所述,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深层逻辑展开的方法,其理论任务是阐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包括生产方式更迭的必然性;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联系的必然性;新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必然性;生产方式矛盾性引起的社会冲突与对抗的必然性和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必然性。总之,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自由辩证法的解释
对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始于如下问题:历史辩证法强调必然性是否排除了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何解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是怎样?对辩证法自由维度的思考始于黑格尔,黑格尔应用辩证法思考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推崇必然性不会压制自由,必然性是自由产生的条件,必然与自由虽然相互冲突、自相矛盾,但是离开必然性自由就变得不可理解。叶秀山认为,“康德赋予‘辩证法’以‘必然’(但消极)的意义,黑格尔赋予辩证法以自由(但积极)的意义”④。这一观点非常准确,因为黑格尔确实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内在统一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⑤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塞耶斯在其新着《马克思与异化》(2011)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黑格尔,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基本组成部分。”⑥当劳动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实现自由的途径①,这就涉及马克思自由辩证法思想的当代重构。巴斯卡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自由的最高形态,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是把马克思的去异化辩证法拓展为解放的辩证法,解放辩证法的目标就是清除“主人与奴隶”的总体性关系。巴斯卡认为,解放就是摆脱受压迫状态,解放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类解放,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富足与安康(free-domaswellbeing)是自由的基础,其目的是满足人充分发展的需要,这是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通过充分满足人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flourishing),最终达到普遍的人类自由发展(universalhumanflourishing)。②这是自由的最高层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自由的美好社会。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5
在的哲学史上，列宁是一个对马克思辩证法真正理解的重要人物，在《哲学笔记》中他终于认识到想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重要思想，不钻研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是不能达到的。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列宁，辩证法、认识论及逻辑学三者同一有着丰富的发展过程。
一、黑格尔的“三同一”观点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是何意，并非可以直接的同一，这首先也体现了黑格尔区别于唯物主义者只能在同一门科学中得到统一的唯心主义特征。其论黑格尔亦是在对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重新解读上来表述的。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并不是人们以往历届处在自身之外的一种否定性行为。这种行为的依据来源于人们一种主观愿望。相对较为深刻的柏拉图辩证法，通过思维概念的逻辑推演来表述对立又三同一相结合的思想，但是柏拉图这种独立的东西能够同一辩证思想是在纯概念中逻辑推演的。知识在理念中来表现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事物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这种理念的辩证法，可是他又动摇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一方面提出一般不能离开个别而存在，但他又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即便诸如于对此辩证法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人，黑格尔认为，辩证法始终没有上升到真正方法的水平上。
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不在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辩证法其实就是内容自身，是自身发展推动自己前进的一种过程，而内容是概念或是思维规定所认为的。
辩证法所揭示的对象本质自身的矛盾和作为发展动力的原则，不仅是具有普遍性，也是获得其他科学的知识灵魂。黑格尔很重视概念的运动原则，当黑格尔讲道的辩证法已成为完成时的时候，他所知的辩证法是一种纯概念的运动。试图揭示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现象的内在联系上揭示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和真实内容。《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个人意识达到绝对知识的历程。而它所展开的意识以及概念并不是纯粹的，其中还包括着概念同与之相关又存在与自身之外的物质之间的循环往复运动关系，而作为灵魂存在的东西才是纯粹概念或纯粹思维，而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黑格尔提到《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形态运动，只是以构成逻辑学内容的“纯粹本质”的本性作为根据。《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为对象，研究的是思想作为内容而存在。其中的纯粹思想可以说是以《精神现象学》中辩证法的结果作为基础。正因为这种纯粹的思想概念运动与逻辑发展没什么区别。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与逻辑的同一性。
然而黑格尔对于逻辑的重新理解，区别于以往人们认为逻辑是一种思维科学单纯形式的认知。逻辑表现为作为知识的形式条件而存在的东西。黑格尔批判形式逻辑，知识注重思维形式，而却与内容毫无联系。黑格尔甚至说道：“到现在为止的逻辑概念是建立在通常意识所始终假定的知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或真理与确实性的分离之上的。”[1]326黑格尔认为逻辑恰恰不是单纯地形式而是知识内容本身。“自在自为的存在者就是被意识到了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自在自为的存在者。”这正好说明黑格尔认为纯粹的概念完全是只需用自身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不需要与此相关的其他事物，而只有这种纯粹的概念才是真正的科学，这种逻辑所展现的内容，才是真正的内容。黑格尔理解的逻辑即是纯粹理性的体系，而正是自在自为的真理本身。
黑格尔对认识论的问题也尤为重要，认识作为整体看，具有三元运动。认识初开始于感官知觉，感官对客体事物的意识，然后通过对感觉的怀疑批判，认为成为纯主题的。最后，认识主题和客体不再有任何区别的情况下，认识达到自我认识阶段。黑格尔明确地反对了认识论在对认识对象理解抑或认识规则把握都建立在“假设”基础上思维与对象的二分法上的认识论观点。在黑格尔看来都是应该“在应用之前其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的范畴。”[1]328在事情或者对象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来揭示阐明，认识过程中自己所运用的方法是否就是一个“科学”分析方法，主题所面对的对象是否是以理论分析出的真实对象。不是在认识之前就假设出来，而在发展过程中证明出来的。黑格尔认为人的意识存在于实体之中，只有人的精神作为实体才是唯一的实体。理性作为宇宙的实体，而宇宙的实体便是绝对精神，所以黑格尔的认识论面对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人或事物，而是纯粹思想、理念、自我发展延伸的过程。黑格尔的认识论是一个纯粹思维，不借助自身之外而只从自身出发，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区别于思维与对象的二分法所假设的任何条件与前提，而是把一切概念假设放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而达到最终认识自己的目的。同时黑格尔也指出，在最好的思维当中，真和假并不是普通想的那样，真实的事物也只是纯概念所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纯粹概念自身才可以被称为真实。所以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是同一的。
然而黑格尔的“三同一”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黑格尔用纯粹概念，纯粹思维取代了客观事物存在本身的发展，这也恰恰证明黑格尔的理论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认为客观事物本身存在和发展与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和思维过程是一样的，把作为人认识的主观逻辑与客观事物发展画上了等号，这意味着客观事物怎么发展是人怎么认识的逻辑过程，人对客观事物思维逻辑便应该是客观事物辩证发展的过程。
二、马克思的“三同一”
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是一个假定的先验的存在，然而与18世纪的理性不同建立于大工业时代的理性，德国的哲学家们认为法国的启蒙理性是仅仅属于个人的，并不是以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然而黑格尔所讲的理性是一种社会理性，在这种理性中，黑格尔所讲的历史，并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发生过程，只是社会理性运转的展示，黑格尔显然把事情发展手足颠倒了。理性活动掌握着社会生活，而不是社会生活中去理解理性的显示内容。马克思恰恰从这点出发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改造。而马克思对黑格尔“三同一”思想的改造也集中在黑格尔对客观事物发展本身的忽略。唯心主义方面，针对黑格尔思想中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的具体的逻辑方法。马克思指出，从抽象到具体，是思维掌握具体并使其上升到精神上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并不是具体自身产生的过程。马克思严重的具体是一种事物本质层面上，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思维具体，代表着深层的有机联系。马克思的抽象是一种简单的，为具体吸收而发展的底盘。如果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成认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的“三同一”，那么马克思也必然走向黑格尔式的先验唯心主义立场。然而这种立场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
马克思认为客体的具体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人们的活动如果还局限于自我理论认识之内，那么就永远不可能触摸到这个客观存在的具体。马克思很明确地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认识方法与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区别开来。避免走上黑格尔的道路如果我们仍站在思维与存在这一命题上理解马克思的“同一”思想，那么我们就曲解了马克思“同一”的意义，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三同一”思想的改造在于马克思打破了唯心主义的基础，将具有思想价值的东西运用于唯物主义的框架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其发展。辩证法并不是思维逻辑领域，而是客观存在的，同样认识不仅仅只局限于思维领域，人们从客观外部世界物质规律转换为思维规律再转换为辨证规律经过很长时间，同时发现思维并不只掌握已被认知或者所专长的事物。马克思的“三同一”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的论断。
黑格尔式在纯粹概念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同一”，而黑格尔强调的纯粹理念顾名思义是一种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前提条件单纯的无人身的思维。既然纯粹本体就是它自身，它必然是从自身的本性，内在矛盾推动自身的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旧式认识论一开始便假设一个具体的认识对象，这种对象却是处于在应用自身之前就本应该被批判的，然而真正的对象只有认识活动达到最终时才能被把握。黑格尔的逻辑中阐发的观点没有真正的有、也没有真正的无，所谓纯有或者纯无都是在某种已经发生变化，并且到达最终变化的结果中产生的，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理解为最初某物还只是一种抽象地存在，随后不断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具体的一种真实。而想要理解整个发展的历史，不能再初始也不能再过程中去寻找，只能在结果的状态中去寻找，这种理解才被认为是可能的。
黑格尔强调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同一必须建立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上，原因在于黑格尔完全是站在纯粹概念的基础上，反对假设，但一切都在思维中进行。相对于黑格尔，马克思从对象的历史性关系中揭示内在本质层面的联系，“三同一”思想与抽象到具体方法结合在一起。显然马克思是吸取了黑格尔观点中的精华，为了避免放弃从事物内在矛盾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发展过程，马克思必然要采取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首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认识论的根本方法，经验主义认识论知识把对象当作一个感性具体感性存在物，从它获得的是直接感受，但是一旦涉及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时，它只能看到事物外部特征联系，深究不到本质层面内在联系。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则不同，马克思认为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达不到对认识对象的理论认识，“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220这正好说明社会关系总和并不是一个单纯集合概念是指这些联系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了辩证统一是指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如果认识只停留在经验主义的直观上，那么就不可能了解规定联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论认为，要对一个对象进行本质上或者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必须要掌握完整的科学知识，发现多种多样规定间的内在联系，具体不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维中的具体，作为理论把握对象的出发点，抽象是通过思维提取之后而规定的，之所以具体不是出发点，因为具体恰恰有着混沌的表象不经过思维的萃取就不能作为起点。所以，认识论中认识对象只能是简单的抽象规定，通过思维的发展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最终得到完整、真实、客观地理解。马克思正是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深刻地反映并揭示了认识对象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具体概念是指多样性的统一，而抽象是一个整体中局部关系或简单规定，对具体科学认识是应该从表面现象中蒸发出最简单的抽象，逻辑地在从点发展到体的过程。
正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为基础，才可以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同一”的内涵。
三、列宁的“三同一”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讲道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他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3]375，列宁显然是在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下形成的结论。
列宁认为逻辑学是辩证法是因为列宁特别重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论证内容与形式相同一的“逻辑”，列宁摘录黑格尔阐述客观主义，逻辑范畴的话后，注释了这样的评语：“典型的特色辩证法的精神和实质。”[3]99显然这样的评价不是一蹴而就的，列宁认为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要求即联系的必然性和差别内在发生正是体现了辩证法。
“辨证的东西=‘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3]97列宁想要表达出首先得掌握“具有客观意义”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辩证法，才可能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而这种辩证法恰恰也是逻辑学。列宁在辩证法与逻辑学同一中重新解读“概念”。列宁指出只有客观运用灵活性，灵活的反应出物质过程整体性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是世界发展正确的反映。列宁以《资本论》中商品为例。商品交换的行为其实已经暗含着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作为概念即便再简单也包含着对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日益加深。
辩证法是认识论，同样列宁也明确提出过：“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的认识论”[3]410。列宁强调辩证法是认识的规律，并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
列宁的《哲学笔记》都是在把辩证法理解为客观存在的运动发展是在思维逻辑把握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证。在《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既是逻辑学又是认识论这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论断，而是在用同一个东西的不同方面来解释同一种物质。
资本论的哲学基础范文6
由于皮凯蒂触及了时代的本质，因而引起了世界学界的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的新书不仅揭示了时代本质，“同时改变着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家哈罗德・梅尔森则认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纽约时报认为：“皮凯蒂的著作是在全球经济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揭穿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保守派则激烈反对这一著作，认为皮凯蒂导致“的回潮，因而是谬误的”，“皮凯蒂聚焦抑制富人，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学问。”它“违背了美国精神――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个别学者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念的中世纪仇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浩大的思想交锋已经拉开序幕。”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本书已经让争论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使争论的焦点从是否带来了贫富差距，变成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贫富差距”。
一、马克思结论的再一次证实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因而资本有一种必然的趋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这个结论，今天被皮凯蒂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再一次证实。
皮凯蒂及其伙伴，经过15年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英国、法国300余年财富数据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5% 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时财富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 年前增大了8 倍。1% 的人比 90% 的人拥有更多财富，这就是300余年的基本事实。这一结论使保守派哑口无言，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才说“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
针对贫富分化趋势，皮凯蒂主张通过高税收进行抑制，即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皮凯蒂说：“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
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首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加大，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成为常态。皮凯蒂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库兹涅茨的例证只是一个特例，真正的常态是差距越来越大。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意义，是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经济学最初含义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自 18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关注的重心则从社会转向资本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社会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而一分析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他们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只专注于财富的积累，而从来也不专注于贫困的积累。当皮凯蒂用事实证明，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就走到历史尽头了。时代呼唤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坚持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它的立场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不仅要量化资本，也要量化贫困。皮凯蒂用实证的方法攻破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堡垒，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立场的重要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皮凯蒂研究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立场，使经济学回到人类社会。
三、本质是政治问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从本质上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按其自然本性，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要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幸福，唯一的出路是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并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关系是资本、人民（民生）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因此不是人民和社会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的发展最终要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皮凯蒂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其根源也在这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皮凯蒂的人类社会立场。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因而要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要国家内的民主，而且要正义力量的国际合作，使资本无避税港可逃。这一点同样是非常有远见的。
四、《21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内涵：一是高税收，最高达80%；二是增加了财富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所得税，很少对财富本身征税；三是全球征税，消灭避税天堂。这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面对强大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皮凯蒂也认为难以实行，自己的建议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除了空想性质，我们也可以批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此他的建议只具有改良的性质。但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即如何把市场的活力与缩短贫富差距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