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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行业调查报告范文1
美国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2011年的报告《全球清洁能源：价值2.3万亿美元的机遇》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保持其作为清洁能源项目投资首要目标市场地位。随着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清洁能源政策，到2020年中国吸引的投资将达到62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国集团的绝大部分国家。中国迅速崛起的清洁能源行业，促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心在未来十年从西方转向东方。
2013年3月6日该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报告《美国占据有利地位：2011年美中清洁能源贸易关系》称：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全世界都在购买美国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在风能、太阳能以及智能化能源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终于有了回报。从中长期看，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仍比中国更有竞争优势，美国具有长期主导清洁能源行业的经济潜力。
2011年中美两国吸引了世界39%的清洁能源投资，两国清洁能源投资分列世界一、二位。同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也分列世界一、二位。但从清洁能源贸易状况看，美国对华顺差高达16.3亿美元。中国在风能投资和部署方面以及风能太阳能产品制造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也招致了一些国家的打压，相关出口产品频频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甚至制裁，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大链条中，中国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在全新的产业布局中，我们是否仍在延续“中国制造”的老路？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又在哪儿？
中国的优势和劣势
低碳和清洁能源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主要阵地。一方面，它是带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也将发展新兴产业定位于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的应用和产品制造方面存在较大优势。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占到了全球的50%以上，在全球前十位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中，中国大陆的企业共占五家。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指出，太阳能产品在中美两国清洁能源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2011年美国约有1/5的清洁能源产业消失，主要原因是无法与中国“廉价”太阳能产品竞争。
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优势，其实也是整个中国企业从事制造业的独特优势——人工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环保门槛低，再加上宽松的产业环境和政府大力推动，造成了我国光伏企业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虽然发展迅速，却无法掩饰其背后日益显现的劣势。
技术创新严重滞后。根据有关报告，清洁能源专利授权总量上，美国占49%，日本占27%。韩国近年来发展迅速，接连超越加拿大和德国，2010年申请量排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近两年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上升很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尽管中国企业是该领域领先的设备制造者和生产者，但并不是大量技术的拥有者，或者严重依赖技术转移进行生产，或者是以制造业为主。
核心技术空心化现象严重。以多晶硅为例，目前占中国太阳能光伏产品比重80%以上的晶体硅产品，其主要原材料90%以上产自国外；同时，我国多晶硅提炼技术长期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多晶硅的提纯和精炼技术基本掌握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厂商手中。我国最大的技术软肋，就在于生产多晶硅的高耗能和尾气回收利用技术。
产品过度依赖于国际市场。我国光伏产业产量的95%左右是靠国外需求拉动的。目前我国光伏电池总产量和光伏组件产量均高居世界第一位，但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应用则远远不足，市场开发遥遥落后于产业发展。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近358亿美元，其中60%以上输送至欧洲市场；2012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对欧美出口占比约为70%。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下，很多发达国家都取消了行业优惠补贴，美国商务部甚至开始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整个光伏市场呈现供求失衡的局面。再加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光伏产业热情减退，全行业面临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的危险。
综上所述，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原材料依赖进口、核心技术设备缺失、产品过度依赖出口的“三头在外”的严峻现实，是典型的不具备自主技术优势的产业。作为全世界一致看好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应属于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欧美、日本等国家走的都是投资技术研发、强化企业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道路，但在中国，它却成了具有加工贸易性质，规模大、出口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依靠购买核心技术、原材料和关键设备来扩大产能的发展模式亟待调整。
需要做出的调整
首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关键阶段，重化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建筑、钢铁、汽车等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仍会是支柱产业。因此清洁能源发展，第一不能超越物理界限；第二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实现曲线迁移，不能操之过急。可以借鉴经济改革的“双轨制”经验，一方面加快对传统能源应用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扶持一些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城市成为新能源试点或特区。对清洁能源行业进行规范，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和类似GE、杜邦、西门子那样跨国、大型的公司，而不是现在这样几百家争抢的局面。
转变针对设备补贴的状况，把补贴更多地用于产业链条上薄弱的研发和终端利用环节，把设备制造留给市场。新能源产业链大致分为研发、设备制造和终端利用三个环节。研发上不去，就造成落后产能；终端利用不足，就形成过剩产能。新能源产品一般具有早期研发投入高、投资周期长、行业规模有限的特点，而且对后续融资频率要求极高，再加上前期管理成本高昂，往往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从国际成功经验看，对新兴产业的培养，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研发领域而不是生产环节。
引导新能源领域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更多地进行合资合作。大力支持国外新能源企业在中国构建专业的研发中心，鼓励内外资新能源企业共同进行科技研发，从而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谨防外资恶意并购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新能源方面的核心科技企业，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注重保护本国新能源企业的自主发展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鼓励国内有实力的新能源企业“走出去”，如通过购并欧美中小型新能源高科技公司来获得需要的技术。
新能源行业调查报告范文2
对于多数封闭的企业家而言，传统的生产经营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中国正在改变的成本及货币架构驱使那些对汇率、国际市场不闻不问的CEO们重新思考在国内经营的战略，并开始思考如何将中国融入全球战略诸如此类的命题。毫无疑问，中国渐渐成为主要的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孕育基地。
“世界工厂”中国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可能正在逐步改变。但是在价值链条上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承受的除了工资成本上升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于创造利润造成的压力外，还需要承担未能实现运营优化带来的苦果。
人民币价格优势在削减
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给中国出口商带来的“不公平的价格优势”正在被急剧削减。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日益攀升，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正在避免使用美元或是想方设法抵消美元不断贬值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此前极少被提及的汇率的问题开始被重视。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则预言：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越早行动越好。
有相当多的加工贸易型企业无法抵御汇率所带来的利润侵蚀。“陶瓷之都”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过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到1000条，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上百条生产线。穿过一片香蕉林，一些拥挤不堪的火柴盒房子聚集在田角上，一道白线划过这些方方正正的盒子，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这些公路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条长长的链轨，35岁的张小劲则是这条链轨上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环。张依靠为附近的制鞋厂做复杂的塑料模具生活，他明显感觉到东莞制造业的不景气。
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他手下10个工人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将装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样的模具样品装载到卡车上。“明天早上10点半发车”， 张昨天斩钉截铁地说。但是位于长安镇的采购商在8点钟打来的一个电话则让张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对方要求维持以往的价格，而且希望能够将货款推迟一个月。张则要求提价30%，现款。他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着睡眠不足的疲倦。“肯定不行，生意没法做了”，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屋内，一个人站在房顶上望着长安镇吸烟，房顶上是淘洗上来的碎钢屑，在钢屑旁边矗立着一整块铝板，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模具加工以及张的手机号码。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消费购买力下降，对档次较高的鞋类产品需求量明显下降，东莞制鞋业首当其冲。倒闭潮当中，震撼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台资企业常登鞋厂的倒闭。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台资常登鞋业有限公司宣布停止经营，随后为员工支付了4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金，此事在当地同业间引起轩然大波，更引发其他业者倒闭的后续效应。东莞制鞋、家具等传统企业大量撤出，数百家鞋厂倒闭。倒闭企业的客户开始将订单转至温州鞋企，由于环境不乐观，部分温州鞋类企业出于企业生存的需要，也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价位较低、利润空间很少的美国客户订单，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一部分企业将交货期未到的订单提前交货。
“原料上涨得太厉害了。”张说类似的境况让他想起2003年，那一年金属价格一路高歌猛进，因为无法消化巨大的原料上涨步伐，他不得不转产歇业一年。而今年来势则更为凶猛――企业资金周转的压力大大增加。以目前的金属价格，过去只需30万元资金就可周转的单子，现在需要50多万元。由于缺少资金，张只能减少库存，采取“小批多次”的进货方式，但较低的库存经常无法保证企业稳定生产，运输费也“超支”，他还要养活工人。他刚刚为自己的产品小幅度涨价10%，销售量就比上月减少了一半。当地已有不少模具加工企业顶不住，纷纷减产甚至停产。张不为所动，他说服在家看护着三个孩子的妻子，决定将所有的现金悉数押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当数千家竞争者生产同样的产品，你如何树立自己的竞争力，答案往往直接而无奈――足够低的价格。“价格上的绞杀形同割肉，但深陷其中，我无能为力。”张小劲说。
“世界工厂”的体制性弱点
张在东莞生活了10年，亲眼目睹了这里如何成为世界工厂。尽管体制性弱点在东莞的商业模式中愈发明显，但是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在类似的经济模式的压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创新产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创意和更合理的组织管理水平，几乎被忽视了。即使停工，张也时常开车去长安镇逛逛，躲在林立的本土广告牌后面,一楼依旧是喧嚣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外贸销售公司。你只需要走上几个店铺，然后招聘几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扎堆的元件中挑选好所有的零配件，然后在自己的院子里组装。
张每天都在工厂待很长时间，跟手下的工人们一样卖力干活。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从一个破产者手中买来的二手车床，工人们就住在与车床一墙之隔的房间内。他已经在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年，客户在长安镇遍布。镇子上有超过3000个类似的竞争者，他们将成本压榨到极致，靠着关系、质量和信用，生产同样的东西，用近乎透明的价格和技术来生产。铜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则呈指数级上涨。新劳动法实施后，人工费用加上原材料上涨，仅仅这两项企业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产成本，而品牌却毫无溢价能力，一些工厂只能关门大吉。
世界工厂的中枢――东莞企业数大概有3万左右，台资、港资合起来大概占东莞企业的一半，台资大概8000家左右。一位已经在外地设厂的台商告诉记者，最近大概有两成左右的东莞台资企业从东莞消失。在经历一连串大幅汇率升值之后，中国不断上升的成本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工厂将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通胀输出地。在持续的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之后，中国价格作为无可比拟的基准采购价格，于2005年末开始上升。尽管同比涨幅一直较为温和，但最近涨价的呼声却较以往更加迫切。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突然离开，有的是到越南设厂，有的是转向内地，留在东莞当地的企业则力图转型：做品牌，转向内销。但这需要强大实力和时间做支撑，一些规模小，过去靠低廉劳力成本打拼的中小台资企业多半熬不过这个严冬。间或出现的卷款而逃的事件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向世界出口通缩的时代即将结束。”驻香港的摩根大通中国证券部主席李晶在去年表示：“制造商正提高其平均售价，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转嫁任何未来的（成本）上涨。过去5年，许多制造商的利润率被严重挤压，但由于行业整合、环保和安全记录不佳的小厂商的关停以及自然损耗，定价权已回到众多行业手中。”
中国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
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及上海美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一直以来作为纯粹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小。研究指出，将中国加入自己全球供应链的公司比仅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及出口导向型生产基地的公司更具竞争优势。超过一半在华经营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的受访企业认为，相比其他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近两成的受访公司正在考虑将其在华生产基地迁往或拓展至诸如越南和印度等国。
一些新的投资者不再将中国视为最佳对象基于以下考虑：费用的增长和各家公司追求投资多样化的自然倾向。在美国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70%受访公司认为竞争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升值，而52%的公司指向工资成本上升。白领经理和蓝领职工工资分别上涨了9.1%和7.6%。33%受访公司认为，另一个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是员工流失。
迄今为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诞生了世界上运作效率最高的工厂组织，这些工厂以全球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优势和绝对的低价格取胜，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在这些地区的投资花费增长迅速。厂房租赁和办公用地金额飞涨，工业用地短缺，各种设施的费用增加，最为重要的是，劳动法实施后工资额的高涨以及不断攀升的工业产品价格。尽管从内地到沿海地区来打工的人数众多，工人的工资数年来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管理层的增长速度更快。但是中国也日益被自己既往的成功所戕害，这种建立在低技术、低附加值基础上的产业模式，很难培养和招募技术性人才，从财务主管人员到懂得国际化生产技术如“六西格玛管理理论”和“精益生产”的管理者。由于没有足够的合适人才，导致了猎头的泛滥和工资的飞涨。中国无疑不再是最廉价的生产地。比如每年生产1.8双鞋子的鞋业生产地乐源，工资疯长的局面让其已难以承受，尽管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高工资效应，但每单位劳动力的费用还是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虽然在越南和印尼，工资水平也在涨高，但比起中国沿海地区，还是低了35%。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双鞋的产出需要200人参与制作工序。
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则是继续向中国内陆地区投资，那里的各种费用远比高度发达的沿海地区便宜。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在推行这样一个政策，在中、西部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每亩14万元的工业用地费用，其土地出让金可以被人为减至每亩1.4万元。以每亩1.4万元将土地拿下后，企业再按照接近每亩1.4万元的价格抵押给银行，企业的投入基本为零。中国的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向这些穷乡僻壤进军，一小部分外国企业也尾随其后，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
中国制造的前行之路
迁徙是许多企业选择的进化方式。在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这些企业比比皆是。这种趋势显然直接改变了江西鹰潭当地的面貌――在荒山野岭之上的鹰潭少有平地，为平整工业园，在5天之内爆破了市区内的5座巨大红石冈。这项工程开创了当地快速施工的新纪录――35万立方米土石方量在5天内被奇迹般地爆破与转移了（这个数字接近6000个标准火车货箱的装载量）。为了迎接接踵而至的温州商人，在当地的报道中，一位市长在春节团拜期间，5天之内走坏了一双皮鞋。这种热情好客的程度远远超越了温州人之前在故乡及其他新兴内陆重新建立制造业中心的遭遇。
陈丽芳是先知先觉者――3年前，她就转卖掉远在温州当地的铜丝加工企业的股权，将企业搬往江西鹰潭。而陈的公司业绩正蒸蒸日上，在当地同行业中排名前5名的企业，陈即拥有两家。在她看来，搬迁是早晚的事情――温州在资源、成本等方面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竞争力。
温州工业用地已经飞涨至二三百万元一亩，铜原料完全依赖第三方物流，银行贷款非常困难；而鹰潭则是国内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用地成本仅仅只有几万元，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比较之下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她仅仅只考虑了两天就变卖了所持有的股份。陈的破釜沉舟引来了不少效仿者。温州市铜产业协会会长冯茂勋权衡之下也把自己的企业转移到贵溪，连同他一起转移的还有当地4家规模很大的同类企业。
陈并非孤独的外迁者――根据温州统计局的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近一年来温州外迁企业多达1000余家，整体迁移的将占1/4之多。温州人的聚集效果明显而直接――过去的一年，鹰潭工业园区的业务总收入增加了两倍，一举突破百亿元大关，戏剧性地在主营业务收入、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上交税金四项指标增幅上排名该省第一。在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看来，迁徙本身推动了中国出口行业从传统的集群地区、传统的沿海三角地带，平稳扩散到较为贫穷、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其产业转移进而发挥着减缓不断上扬的“中国价格”压力的作用，这其中充满了自我调节的意味。
毫无疑问，在内地办厂会促进较贫困的中部地区的发展。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会增加运输费用的消耗，但这一不利因素可以用劳动力和设施的低费用来补偿。英特尔是其中之一，2004年在成都投资5.25亿美元建立了芯片工厂，并将之作为1600公里以外的上海工厂的补充。作为高附加值的行业，其运输费用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传统行业而言，从内陆地区向美国和欧洲地区出货的费用太高。这些地区，成本上涨的同时，在很多运营方面仍落后于国际标准，尤其在物流基础设施、贸易环境、技术可获性、管理能力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这些对于东莞这类传统制造业地区而言，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从欧美到日韩到港台到大陆再到越南，产业不升级，永远不能摆脱疲于奔命的宿命。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德学认为，作为一般供应商，东莞加工贸易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利润和产品附加值，东莞制造业应向高层级供应商转型。高层级供应商在领导厂商与一般供应商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究项目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领导厂商控制外，高层级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但东莞的工厂大部分只是低层级供应商，相对居于附属的地位，他们一般缺乏核心技术、融资能力较弱，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挣的只是整条利润链中最少的一部分附加值。他们可替代性太强，一旦成本优势被取代，就会遭遇行业危机。
在东莞当地，生益科技已经成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佼佼者。其不仅已经成为国内覆铜板行业的领头羊，同时也已成为东莞本土在国际上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覆铜板产量已经从由当初的年产6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2500多万平方米。独立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CTI玻璃纤维基覆铜箔层压板，由于环保指数高，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成为欧盟环保指令最大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