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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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案例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1

一、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越势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中国自1979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在1979-2009年的3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有50万美元,设立境外企业仅4家,1987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外直接投资突破了1个亿,达到了4亿多。此后,中国对外投资额多年徘徊,总是在几个亿的范围内波动。200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投资额突破了20亿美元,达到27亿美元;从这一年以后,对外投资迅速发展,2005年,我们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突破了100亿美元,达到了122亿美元;2008年,我们再上一个台阶,突破了500亿美元,达到了559亿;2009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所增长,达到了565.3亿美元,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达1.3万家(表1)。

(二)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

2000-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速,年平均增长率达67.34%,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外贸的增长速度。199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增长率是132%,2000年略有下降,此后各年都是正增长(表2)。2000-2009年的10年间,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如果按30%测算,201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就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基本上可以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名。到2018年,将实现7000多亿美元。2008年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3000多亿美元,而且最近10来年,美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是排在世界第一位,有的时候1000多亿,有的时候2000多亿,有的时候3000多亿,我们如果能达到3000多亿美元,在世界上就排第一位了。考虑到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不大可能每年都以67.34%的速度增长,所以我们以30%的增长率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未来的发展规模,但30%的比例可能还是比较高,如果按10%测算,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假设每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0%,到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将达到1089亿美元,2018年达1450亿美元,应当说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比较最近几年世界各国的投资数据,按10%的增长率来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在世界上也是能排到前五名的。

从2008、2009年两年看,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额排全世界第12名,2009年列第5名;中国利用外资,2008年利用外资金额排世界第3名,2009年排第2名。把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应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国际投资大国。我们常讲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经济方面应当说排第2、第3就是大国了,现在我们投资方面也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投资强国。截止2009年底,我们在海外投资的累计存量为2400多亿美元,截止今年6月底,我们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把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存量和利用外资的存量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比例现在是0.25:1,也就是1:4,这说明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还是没有我们吸引外资的存量数量大。另外,我们在海外除了直接投资以外,还有间接投资,把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加在一起,中国在海外资产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万亿美元,在这方面我们也要研究如何使他更加安全,如何保值增值。

(三)中国对外投资潜力

投资研究专家邓宁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这个国家人均GDP数额连在一起,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外投资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在人均GDP400美元以下的第一阶段和人均GDP在400~2500美元之间的第二阶段,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少;人均GDP达到2500-4000美元的第三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加速发展,如果人均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的数额差距较大,2009年,上海人均GDP已经超过11000美元,北京超过10000美元,天津为9000多美元,有的省5000多,有的2000多美元,贵州的最少,仅为1501.7美元(表3),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确实有一些不平衡,人均GDP最多的上海与最少的贵州之间差距达7.6倍。依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处在第二阶段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6个,占19.4%;处在第三阶段的有15个,占48.4%;处第四阶段的有10个,所占比例是32.3%。这样看来,中国80%左右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了,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一旦人均过了3000美元,对外投资你想阻拦也阻拦不了,这是企业自身的要求。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3679美元,正常情况下,预计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6000美元。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阶段。

从部分省2009年人均对外投资的数额看(表4),上海人均对外直接投资有50多美元,北京是17.4美元,从人均来看,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还是比较低的,对外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潜力也是巨大的。2010年5月,中石油对外宣称,未来10年将投入600亿美元发展海外业务,这一家公司未来10年发展的计划就等于“十一五”期间全国商务发展计划所要达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中国“十一五”商务发展计划是每年对外投资120亿美元,五年对外投资600亿美元。中远集团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向希腊投资51.31亿欧元,大体上为66.7亿美元,主要用于希腊港口的购买和改造。这两个例子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现在对外投资的动力、能力、欲望还是比较强的,企业对外走出去的层次,也将由商品输出、资本输出,逐渐发展到品牌输出和文化输出,渐进发展,逐步提高。

总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企业发展的动向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投资规模将快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达到6000-8000亿美元,海外企业资产将超过15000亿美元,跨国母公司数有望突破5000家,海外企业数量有望达到3-5万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数有望达到50-70家。

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

海外并购是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我国对

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外并购现状

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302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54%,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半的对外投资是通过海外并购实现的;2009年,海外并购金额为17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的31%,有1/3的对外投资是通过对外并购实现的。这说明并购超过新建,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中国每年海外并购达到几百件,涉及石油、有色金属、汽车、金融、电子、电讯等行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品牌并购。从海外并购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海外资产和股权等类型的并购是比较成功的,但品牌和技术并购基本是不成功的。

(二)品牌并购的误区

分析和总结近年来中国海外并购的案例,特别是海外品牌并购的情况,发现很多企业对海外品牌并购比较感兴趣,积极性比较高。但从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北京京东方集团收购韩国现代液晶显示器,TCL收购德国的施奈德以及法国的汤姆逊,还有南京汽车收购英国的罗孚,联想并购IBM,以及其他的一些品牌和技术并购的案例可以看出,有的失败了,有的效果一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经过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海外品牌并购方面存在4个误区:

1 误认为购买品牌快于自己培养。事实证明,自主主导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必须自己长期培育,想一下买来一个大的品牌,不太可能。

2 误认为买来的品牌可以当主导品牌。这也是一个误区,买来的品牌一般只能当辅助品牌,主导品牌应自己培育。

3 误认为人家会将好的品牌和技术卖给自己。实际上错了,出售的品牌一般都是亏损的或走下坡路的品牌,蒸蒸日上的品牌、盈利的品牌是不会卖的。

4 误认为买来的品牌就可随心摆布。实际上,整合被并购的品牌的难度,不亚于整合一个被并购的企业。

(三)结论

经过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品牌并购的案例,总结出以下5点结论:

1 海外品牌并购不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知名品牌有效和主要的方式。海外并购是加快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育辅助品牌的一种方式,但不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一个有效和主要途径。要发展国际知名公司,发展国际知名品牌,怎么发展必须要好好研究,主要还应该靠企业自己认真培养。

2 国际知名品牌和主导品牌需要企业自己长期培育。从世界品牌发展史来看,大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品牌、主导品牌、知名品牌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而不是买来的;在品牌建设上急功近利不行,想走捷径行不通,国际知名品牌也买不来。从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国家来看,国际知名品牌需要长期的培育,通过品牌并购形成国际知名和主导品牌的案例比较少。

3 没有“血缘”关系的品牌当不了主导品牌。这里的“血缘”关系是指人家培育的,不是自己企业培育的,我们的一些企业误把并购来的海外没有“血缘”关系的品牌,当成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主要途径。这实际上是把儿媳妇当成闺女了,但儿媳妇儿毕竟不是闺女,没有血缘关系,要求不要太高,否则就会产生婆媳矛盾。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很恰当,有的儿媳妇儿比闺女还好,但是这里讲的是一般的道理;闺女十月怀胎,有血缘关系,肯定是能说悄悄话的;儿媳妇是跟你儿子结婚,法律上领了一个证,成了一家人,不能把儿媳妇当成闺女;买来的品牌成不了主导品牌,只能成为辅助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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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文献

(一)针对某几个区位因素进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BITs)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投资国的友善关系可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场和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保护知识产权、执行合同、为提供物质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的集体活动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够为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过研究发现:国内制度功效的质量对资金流动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质量使得国家的资本结构更加公平和远离负债;一个国家的组合投资对国家制度功能质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认为东道国制度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验证了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针对中国做了研究,他们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FDI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投资母国相对国内投资而言,在中国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对较少,制度上的影响对他们的投资影响相对薄弱。他认为制度质量相对较低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国外投资,跟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文献

(一)整体上讨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杨大楷等(2003)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特点相结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不同类型企业根据其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区位;在国外进行研发的企业应注重寻求产业集群,利用集中的资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创新优势。

(二)针对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

江心英(2004)认为东道国的经济环境(environment)、体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统和跨国公司的行为特征是决定FDI区位选择的两个内生变量,然后重点阐述了基于这两个内生变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综合动因理论。范小军、杨舟(2006)则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相关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且讨论了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其结论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容量较小,优惠税率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以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正影响;如果市场足够大,即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是很完善、税率也没有十分优惠,这个国家或地区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路径

国内学者提出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的决策,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角度区分难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较研究了海尔集团的“先难后易”与IRB集团的“先易后难”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战略,分析了实施两种战略的企业其国际化战略的共同点,两种战略的优势、劣势和采用两种战略的一般原则。而邵祥林(2005)则主要探讨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的、路径和模式。他依据对外投资目的将海外投资进行分类,借助两阶段寡头博弈模型,对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可能是以承担较大风险为代价来换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扩展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企业应看重市场规模和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竞争能力。另外,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应该选择产权安排方式(例如独立经营和合资经营)。同时,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活动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比较优势原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决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方式中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王凤彬、杨阳(2010)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传统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寻求型三种)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投资,后者也称为“探索型OFDI”。他们以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澳大利亚DSI公司等案例为例,从顺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对比分析中归纳出、“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游”位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相比单一模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更应该“两条腿走路”“齐头并进”,在投资过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与“利用型OFDI”的优势。

【参考文献】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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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劣势;发展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068

[中图分类号] F83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21- 0131- 03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能提升我国汽车业自身的生产制造技术,所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形式以及范围都在不断扩大,所带来的成效也是相当显著,但客观来说,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非常广阔的进步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的汽车销售和制造市场竞争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加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市场,才能使我国的汽车业获得更加长远、快速的发展。所以,应当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对如何做好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探讨与实践。

1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劣势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享有各方面的优势,例如外汇储备充足,不用过于担心投资资金问题,另外我国目前掌握着一些先进的汽车生产制造核心技术,这些技术在全球都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最后还有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保障。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客观地认识到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

1.1 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不足

和一些汽车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还明显不足,自主研发、自主技术以及自主品牌都还相对落后,很多技术都需要从国外转移进来,这就使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很可能在与汽车业发达国家的投资竞争中失利。

1.2 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不足

企业能否开展对外直投资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选择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将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一直以来,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投资过程中,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展的瓶颈。由于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境外企业管理不到位,从而使对外投资失败[1]。

1.3 缺乏投资前的整体战略规划

国内很多汽车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收购,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到目标企业是否是企业发展真正所需的,更多时候仅仅是因为行业整合中出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能够给企业带来“光环”、“荣誉”等一系列与企业发展战略无关的东西。另外,由于我们一些比较大的汽车企业都属于国有性质,所以汽车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有时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海外并购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有时候连企业自身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通过并购获得什么,技术?品牌?市场?人才?或者只是为了海外收购而收购,全凭了“走出去”的冲动[2]。

1.4 投资后的整合能力差

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并购后,对于并购整合问题及可能带来的风险缺乏应有的认识。收购交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并购的真正成功,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整合,企业实现协同效应,并购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并购后的整合包括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管理整合、财务整合等等,其中文化整合是关键,但我国汽车业在投资后的整合能力较差,这非常容易导致投资失败,我国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就是典型的案例。

2 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2.1 科学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

中国汽车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应制定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和做好可行性研究,使海外并购能够与企业发展的战略相配合。

首先,要明确并购行为和被并购企业是不是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与企业进行协同,应当明确进行海外并购的动机是什么;其次,在收购前,还要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确认目标企业是不是值得收购。

2.2 加快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

中国汽车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国内汽车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从组织、研发、品牌、生产、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进行海外大规模并购的整体实力。

第一,要加速国内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实现产权的多元化;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生产、投资与发展的干预;第二,要加大国内汽车产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以形成既具有规模经济实力有具有各自特色的若干个大型汽车公司;第三,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拥有高技术含量的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品牌;第四,要提高品牌意识,注意品牌的建设与维护。中国汽车企业应高瞻远瞩,看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及长远效应,及时采取行动[3]。

2.3 加强投资并购后的整合力度

企业并购后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行为。

首先,要基于并购前对双方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情况、员工情况、文化差异等情况和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政策等情况所做的系统全面的调研,制定详细的企业整合计划;其次,要按照整合计划,结合被并购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步骤的有策略的整合。主要包括优势资源的吸收、再造和新公司在制度、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与本公司的融合。

2.4 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在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之后,我们自己的国内企业肯定会面临很多风险与压力,这些风险与压力可能来自于外交、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如果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与压力的时候,表现得意识不足或反应迟缓,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国自身企业必须要时刻保持对核心财务指标以及公司绩效、员工绩效的敏感性予以关注,对较明显的变化搞清楚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给予纠正,对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是否有变动以及对方政策的调整是否涉及跨国投资的利益等予以关注。

2.5 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

国内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有时候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投资的最终成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国内汽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必须要全面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了解对方企业和东道国政策、市场、社会的一切真实情况,避免盲目投资的情况出现。

不过国内汽车企业在信息收集方面的能力可能较弱,很难全面收集相关的所有信息,此时就应当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谨慎评价投资可行性,科学制定投资规划,消除投资风险,确保投资成效。

3 结 语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汽车经济发展和汽车生产制造技术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我们必须要客观认识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加强对投资发展策略的研究、探讨与实践,以确保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云鸣.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获取路径――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的案例研究[J].技术经济,2013(3):7-12,63.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4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重大转折点之后,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影响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的重视和优惠政策的实际行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取得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成果,其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国正式开启了“资本输出时代”。在这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企业应抓住机遇,大显身手。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当大一部分企业的海外投资处于亏损的状态。

与中国改革开放一样,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也曾同样地引人瞩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渐摆脱了国际收支赤字的影响,政府也不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行严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欧美先进工业国产业转移的契机,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优化自身产业结构,与周边亚洲国家相比,日本逐渐积累了明显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作为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日本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带动经济持续腾飞的强大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

虽然时下的中国和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国际经济的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资源的日益匮乏、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来自外界的货币升值压力等等,中国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从日本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找到借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从与日本的比较中得到新的启示。

一、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发展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稳步增长,从无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尤为迅猛,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8.6亿美元,而2012年该数值已经达到了878.0亿美元,增长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6.3%。截至201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283.9亿美元,其中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964.5亿美元,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319.4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6.3%,排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加之国际收支的拖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尚小且发展缓慢;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日元的升值和日本与欧美国家贸易矛盾的升级,日本逐渐将重心转移到海外投资建厂,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以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走下神坛,逐渐衰退,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规模缩小,进入调整期。

二、中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地区广泛,但分布严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国有1.6万家企业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2万家,覆盖率达76.8%,但从对各国家投资规模占比上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投资范围主要局限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量分别占到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8%和13%,其中,单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就占到了整体的58%。较为发达的欧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显冷清。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中国企业对各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基本都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长尤为突出,这也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越发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其区位的选择与国家的经济形势和战略选择关系甚密。在20世纪五6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获取资源,故其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随后,日本国内的生产水平和资本积累已经形成一定的优势,日本企业迫切的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开拓海外市场,此时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大到欧美等地。

(三)中日区位选择的比较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受企业自身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体来看,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两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国对亚洲的依赖性更强,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国对这两个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占到了总额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区位分布更为均匀,且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业在技术和资本的积累逐渐强势,其投资对象可以从先前的发展中国家转向欧美等发达地区,动机由最初的寻求资源,开拓市场逐渐偏向技术的学习和获取;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分散投资有效地避免了本国企业的相互竞争,这样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赋予了日本的投资企业更大的生存机会和利润空间。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从2012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319亿美元,涉及产业种类已涵盖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是几个主要的投资领域,而住宿餐饮、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等产业投资存量所占份额极小。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具有很强的惯性,2004年发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个产业每年的投资流量却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比较发现,大部分产业,如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等,投资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现回落后都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在近几年的变化趋势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趋势。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同区位选择一样,日本的产业选择也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战略目标的转移而变化。第一阶段,国内资源的匮乏决定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相关产业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在获取资源相关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到了整体投资的44.6%,其次是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整体投资份额的36.3%和19.1%;进入第二阶段后,日本国内技术和资本积累已经初显优势,同时加上日本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等问题的不断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心逐渐偏向以拓展市场为目标的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逐渐替代传统的制造业,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宠儿,1985年,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到整体投资的55.3%,资源获取型产业和制造业的份额和地位越来越不重要。

(三)中日产业选择的比较

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路径大相径庭,这是两国不一样的经济发展轨迹决定的。日本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更像是完成了一个由兴起、发展、成熟、产业转移的阶段分明的周期,中国的经济情况更为复杂。所以表现在产业选择上,日本经历了由资源获取型产业转向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再转向第三产业的进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一直保持着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在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中,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远远不及日本,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还未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不能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中获利。

四、中日对外投资主体比较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名录2013》数据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属企业661家,地方企业19044家。由此可见,在数量意义上,地方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力,但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国中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14.4亿美元,占整体投资存量的71.5%,而地方企业的该指标仅为1240.6亿美元。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角色将会由央企逐渐转移到地方企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主要构成是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中小企业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是日本经济社会的支柱,在国际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据统计,1974年日本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整体投资的5.4%,而1978年该指标上升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比较

中日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构成和功能较为一致,都是数量较少的大型企业作为中流砥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贡献的对外直接投资占的比重较少,但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渐上升。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在区分央企和地方企业时,指的并不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地方企业中同样包括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并不多见,所以在中国对外投资直接的企业名录中,民营企业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体构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业有较强的技术优势,极具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更灵活,对于经济风向的变动更容易做出调整。

五、中日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方式的比较

有一些企业调查结果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的融资来源并不是银行的大额贷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13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21%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52%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是对外直接投资贷款的主要来源,它代表了日本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政策支持并为企业提供坚实后盾。同时期的中国,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大约是一千四百亿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却占到了58.0%,远高于日本。如果考虑日本1971-1984年的数据,企业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贷款融资的规模是84亿美元,占GDP的0.08%,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2%。相比之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融资更依赖于银行贷款。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6-0008-02

一、引言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未。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后,我国的一些企业开始尝试进入国际市场。中国政府为了加速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曾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多项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不仅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母国经济产生影响。从国外现有的文献来看。针对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许多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的,且有详实的数据加以支撑。他们主要检验了FDI对母国出口、就业、国内投资、国民收入、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公司增长等方面的影响。但实证检验的核心论题是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即FDI的出口贸易效应。事实上,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考证其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同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储蓄、投资、税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而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改变人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改变储蓄、投资、税收水平。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及出口贸易效应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地域、投资行业更为广泛。1979年,中国开始“走出去”时,仅有4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累计投资总额仅为50万美元。到2006年底,中国已有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仅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925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13位。

利用1985年至2005年我国出口额、外向FDI流量、世界及中国人均GDP相关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EXP=-3915.703+0.8731146PGDP+29.164930UTFDI

t: (-3.416) (3.887)

(2.895)

prob.:(0.0031)(0.0011)

(0.0096)

R2=0.8078 DW=0.5751

其中,EXP为中国出口额,PGDP为扣除中国后的世界人均GDP水平,OUT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为5%),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世界其他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一美元,将会带动中国约0.87美元的产品出口;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亿美元,就可以带动约3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可以逐步地向国外转移国内已经成熟的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国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空间,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且不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经营效益。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发展的对策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既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企业自身问题。就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本身来看:一是对“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足;三是缺乏经济实力,对外投资资金不足;四是经营机制、管理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知识、经验不足;六是缺乏具有国际经验的管理和其他专业人才,对国外市场、法律、商业管理等的认识有待提高。尽管随着近年来政策的调整,以及企业自身素质与实力的提高,这些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所面临的问题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一方面,由于企业资金短缺,不能更快地扩大海外投资规模。据统计,在投资规模上,我国从事境外投资的企业中,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我国90%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竞争更为激烈的今天,企业“走出去”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和技术实力,即应该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而目前中国企业的现状却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海外投资的步伐。尽管我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量不多、水平低与我国技术创新环境还不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因素有关,但由于企业实力弱,融资渠道少,而造成的境外研发中心的后续资金不足,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之对应,国内银行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纷纷跨出国门,建立海外分支机构。但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经营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国内银行业引入海外投资者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海外并购的步伐却略显迟缓。目前只有建行、中行和工行启动了海外并购的计划,且3家银行的海外并购多与其战略投资者相关,而对企业“走出去”支持不足,尚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形势。

对外直接投资案例范文6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占款;消费价格指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2-0057-03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流动性过剩,简单说来就是货币当局发行货币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加迅速。在宏观经济方面,它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长的速度远快于贷款增长的速度。当前流动性过剩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我国所面临的经济过热和轻度通货膨胀等现象都与之有密切关系。流动性过剩的不断扩大,将会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如何规避流动性过剩给我国带来的潜在风险成为当务之急。

近年来,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行了研究。朱庆(2006)、连建辉、翁洪琴(2006)针对流动性过剩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李平(2006)具体分析了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与治理;何自云、周世锋、连玮(2005)则研究了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他们得出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我国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结果;第二,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大量外来资本不断涌入;第三,各地投资增长过快,吸引FDI势头不减;第四,银行储蓄持续增加,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但是上述的研究,没有对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提出明确和具体的观点,其主要是从国内的角度来探讨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本文将从开放经济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来说明积极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解决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并对现阶段中国如何发展对外投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应对我国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

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同时顺差,使得资本流入数量远大于资本流出数量,从而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近69倍(从1992年的194.43亿美元到2007年6月份的13326.25亿美元)。而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直接造成了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央行货币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最终造成货币的长期超额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以下图表反映了2006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变化与货币准货币(M2)变化情况:

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和M:在近年来仍然处于持续增长状态。所以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减少因外汇占款而增加的货币发行量,自然可以帮助解决我国现存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其他的策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显然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企业或机构以自有外汇投资,或者用人民币购汇进行对外投资,都可以达到平衡国际收支,减轻外汇占款的压力,从源头上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确实可以转化为庞大的流量优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基础。

(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平衡外资涌入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就一直处于持续升值状态。而自2007年5月18日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波动幅度的加大使得人民币极有可能在今后加速升值。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客观存在,使得大量的外来资本进入中国投资到股票、房地产市场,以期待能寻找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而且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目前的小幅升值一般会看成大幅升值的前奏,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性将加重,热钱流入的速度和流入量将增加,进而使流动性过剩问题愈演愈烈。

限制外来热钱的流入,仅仅依靠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所有外来资本进行严格地限制,毕竟国内众多产业(如房地产业)一旦失去外来资本的支持将会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所以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部分富余的资金转移到国际市场当中。一方面,可以缓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见表1:我国直接投资总额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总额之比仅为1:0.09);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优势,将资本投入国际市场,寻找更多保值增值的机会。

(三)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弥补我国内需不足的局面

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除了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以外,还需要采用其他的经济措施加以辅助。其中,通过增加消费来扩大内需,是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然而在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上涨(见表2)的情况下,货币购买力下降,居民的日常消费能力将受到约束,进而导致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得不到拓展。

因此在当前的一段时期内,仅仅通过拉动内需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一定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需要借助国外市场的力量来化解国内富余的资金。况且近年来,我国国内投资的持续增加以及生产盲目的外延性扩张导致了中国现阶段生产能力相对过剩问题的存在。所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资金,又可以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最终实现我国产品市场的供需均衡,弥补我国内需不足的现状,进而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相对于其他政策的优势

央行2007年以来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以及使用提高利率等价格工具来治理流动性过剩。虽然这些政策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但是归根结底都是试图在中国国内消化掉过剩的流动性,而不能改变国际贸易、资本进出等与外部相关的因素,所以最终只能是被动地“吸纳和疏导”,而不能从源头上截住流动性流入。相比较而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具有上述政策所不具备的优势,它可以改变现存的经济贸易结构,最为关键的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阻断贸易顺差与货币发行的连动性,让中国的外汇储备通过合理化的手段走出去,进而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综上所述,积极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减少因贸易顺差,以及外来资本流入等原因增加的外汇占款,进而达到减少货币发行,缓解流动性过剩的目的。然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瞬息万变的,中国的

资本走出国门也面临着众多的风险,因此,当前选择正确的对外投资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二、当前形势下应怎样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在投资方式上,应主要稳步发展跨国并购

由于并购对于投资者有着许多有利的方面,例如降低成本,获得现成的生产能力、技术和品牌,迅速生产产品等等。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收购兼并东道国企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选择。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对外投资额仅仅是2亿美元,但到2005年这一数据就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中国企业如果想快速融入国际市场,并能迅速成为所在具体产业的巨头,并购显然是最好的策略。然而中国的海外并购必须建立在务实审慎的基础之上,虽然我们发展对外投资的目的很明确,如获得境外不可再生资源,获取中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核心技术,以及获取国际品牌与销售渠道并创建世界级企业等,但是这些发展战略未必都符合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一旦并购触及东道国的核心利益,对外投资通常都会以失败告终,例如中海油竟购优尼科,海尔竞购美国家电巨头美泰等。所以当前中国的并购进程应该稳步进行,当务之急是注重并购的成功率,进而积少成多,这样才能逐步培育出自身的垄断优势。

(二)立足长远,中国的对外投资地区以及对外投资主体需进一步多元化

数据来源: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很明显,我国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其主要原因应该归于这些区域良好的投资环境。而非洲比较动荡的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近年来对其投资增长缓慢。除了考虑到规避政治风险外,中国对外投资区域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投资地的自然资源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政府政策、物质和劳动成本等要素。总之,应该选择投资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应该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所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中国当前的对外投资应该立足于亚洲,并稳健地向其他市场拓展,逐步实现投资区域的多元化。

在对外投资地区多元化的同时,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也应该进一步地向多元化发展。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主体分布如表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仍是国有企业,占到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成左右;其次才是民营企业。这是因为中国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政府的行政扶持作为支撑。长期以来,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政策、外汇管制、金融政策及保护机制等方面都向国有企业倾斜。但是很多国有企业都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风险意识不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致使近年来因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中航油、国储铜等一连串危机事件的相继发生)。所以立足长远,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是由政府支持的国企担当主力,在产权、机制、成本、经营理念等方面占有明显内生优势的民营企业也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