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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1
本文在构建生产服务型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对我国生产企业进行样本数据筛选，整理出辽宁生产企业的有关数据集合，并依据该数据集合开展实证回归分析，重点分析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是由Machlup（1962）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生产业必须是产出知识的产业。现代服务部门分为消费业和生产业，其中生产业在生产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值得关注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生产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的，而是指被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有关生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业竞争力以及生产企业与制造业部门的相互影响方面。
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制造业部门市场需求越旺盛，生产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专业化程度越高，二者显著正相关。并且生产业与制造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差异性是影响生产企业整体规模扩大的决定因素（刘培林、宋湛，2006）。梁莹莹、孟凡峰（2014）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cly指数考察不同国家生产贸易的比较优势，阐释金融服务发展对于生产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微观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开始增加，如肖慧敏（2014）利用2005-2014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出增长的影响。顾露露运用市场模型评估1994-2009年我国157个企业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绩效。在服务业领域，Griffith等（2004）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以企业生产率为视角对英国服务全行业企业展开研究，认为相对于绿地投资而言，并购投资模式的服务业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企业存在选择效应而非学习效应。Bush和Lipponer（2007）则对德国的银行业对外投资展开研究，并得到利润更高且规模较大的银行其海外活动越密集、国际化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的结论。周旋和綦建红（2014）同样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对认为在出口深度方面，我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追随客户现象。而赵先进等（2015）则认为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选择模式主要集中于新建模式。由于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国民经济全行业范围展开企业对外投资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业企业为研究主体，尤其是针对生产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更为有限。
上述文献均侧重于生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或对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互动关联等从偏宏观视角剖析，而微观层面则主要着眼于对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性分析，并且研究范围存在区域局限性（田巍等，2012）。有关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针对这一空白所做的相关研究以企业异质性为理论基础，同时基于辽宁省企业微观层面以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为样本数据，对辽宁省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将《境外投资企业名录》（以
下简称《名录》）与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合后的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和检验，分析影响生产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二是按照企业所有制类型不同划分，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差异性；三是生产企业所处区域地理位置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本文样本数据的选取主要参考两套数据，一套是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我国广大内陆地区营业额达500万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迄今为止，共收录了我国43多万家企业，所占比例达我国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该数据库的统计测度指标较为完善，统计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却缺乏相关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数据信息，这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极大阻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需要借用另一套数据来予以补充。该套数据库为《名录》，但是其中不足之处是《名录》中仅将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名称对外公布，却缺少统计投资总值的相关信息，但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整体性。
为实现样本数据的规范性，本文剔除《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信息准确度不够的企业后，最终在样本数据库中保留了380543家制造业企业信息数据信息。把剔除异常样本数据处理后的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按照企业名称相同方法与《名录》进行横向匹配，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库。本文共收集到5601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信息，其中有1754家在2008年度以前获得国家审批资格。经过这一过程，按照四分位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原则将数据样本信息分布集中的企业予以甄选，从而得到辽宁省生产企业的样本信息。按照这一原则对样本信息进行处理后，共统计出106家生产企业，其中有18家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表1为106家生产企业样本的详细情况。
（二）各决定因素变量选取及基本假设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界定为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选择，并形成一个二元选择变量。当生产企业参与对外投资活动时取1，否则为0。本文将选取经济分析中经常采用的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计量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分析。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借鉴Melitiz（2003）、田巍、余淼杰等人已有的研究经验，将回归统计的解释变量定义为企业生产率、企业资本、企业劳动数量、企业出口强度、投资回报率、企业利润率及资本密集度等因素。
生产率。随着对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在企业是否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本文理论部分的研究，并结合Melitz（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生产率水平是生产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只有在企业生产率达到某一特定值时，生产企业才有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本文采用企业人均产出水平作为企业生产率水平度量指标，即为某一生产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与企业员工数量之比，并提出假设1：生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呈正相关。
关于劳动，本文选用劳动者数量作为代表变量。当生产企业生产欲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市场时，意味着经营规模扩大，这一过程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因此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数量需求将会增加。因此，本文选取数据庫中全部从业人员数量作为衡量劳动的指标，并提出假设2：生产企业所拥有劳动力数量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呈正相关。
资本。本文将选取生产企业的总资产作为测度其资本的指标，即企业总资产越多，可供其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资本则越充裕。文中有关总资产的核算采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计算标准，即全部为企业持有或控制的，并能够为企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资产总额。具体而言包括全部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企业债权等。在此本文提出假设3：生产企业的资本充裕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策成正相关。
利润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目标，也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利润率与企业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商品市场息息相关，将其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测量指标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企业是否拥有强大的资本是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生产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所需资本则主要依托于利润的顺利实现。本文选用生产企业的销售额水平与工业销售总值之比作为测度其利润率水平的代表指标，并提出假设4：生产企业的利润率水平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越强。
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制造业企业部门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是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张博伟，2010）。具体而言，知识资本密集度对于增强生产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延长产业链，提高劳动和其它要素的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企业资本密集度提升对于促进企业在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生产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越高，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倾向越强。
企业出口。在参考Bonaccorsi（1992）的研究文献基础上，可以得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越大，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这一过程与国家间地缘成负相关。因此，与某些内向型企业相比，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生产企业将更拥有条件利用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和东道国的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此，本文将采用生产企业出口贸易指标测度企业的出口强度，并据此提出假设6：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
此外，为消除因所选指标所导致的计量回归结果的误差，本文将引进两类控制变量。其一，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企业所有制类型引入计量模型，并依据资本类型将生产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二，针对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将不同地区生产企业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将辽宁地区划分为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及回归结果分析
依据前文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经济计量模型，进一步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辽宁省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生产企业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并设定Probit模型如下：
P（OFDIid=1│Xi）=（Xi）=Xii
在上述表达式中，下标i代表辽宁省某一任意生产企业；X为全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累积分布函数；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i为扰动项，并假设其服从标准整体分布。这样，P的概率可进一步表示为：
被解释变量是一个包含生产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且有：Xi=ln（P/1-P）。
本文进一步对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的（1）中，对生产企业的劳动力、利润率水平进行回归分析，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性越强，且资本和劳动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是0.38，这一点与假设相符，说明企业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密集度与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显著正相关。为了确保计量回归结果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扩展解释变量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表3的（2）-（5）中，本文逐一添加企业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出口强度等测量指标，回归结果与先前假设部分相符。具体而言，企业生产率越高，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倾向越强。但是在表3的（3）-（4）中，资本密集度代表变量的系数，却与原假设相反，即为负值。针对这一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度对于辽宁省生产性投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影响并不显著。在企业基于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战略目标的驱使下，即使资本并不是十分丰裕，仍然可以通过信贷、融资等方式获得资本，进而实现生产企业选择开展对外投资业务。
为控制辽宁省生产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其所处地理位置对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研究结果的偏差，在表3的（6）-（7）中引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影响生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解释变量后，相比于外资企业，辽宁省国有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明显高，与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辽西、辽北地区相比，辽南与辽东地区的生产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较高。而且，辽宁省出口强度系数为正值，这也与先前假设内容相符，即企业出口的经验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成显著正相关。同时，这一回归分析及结果也与之前的一些研究如JohansonVahlne（2003）、葛顺奇和罗伟（2013）等文献相符。
（四）稳健性检验
尽管边际弹性回归结果能够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强弱，但是毕竟不同指标的变动幅度是存在差异的，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指标对投资选择概率影响的准确度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LPM模型的回归（过程略），且LPM模型与 模型边际效应的估计系数非常接近。同样地，投资收益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生产企业的出口强度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也再次证明了国际经验的获得对生产企业走出去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资本回归系数次之，表明生产企业所拥有的资本丰裕程度在企业决定是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另外，在投资动力上，国有企业明显要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如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位于辽宁东部地区的生产企业也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容易获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帮扶，同时位于辽宁东部地区企业的竞争优势也较为突出所导致的。回归结果再次说明，生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所属区位对投资概率的影响十分显著。
结论
本文将2008年度《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名录》相结合建立成一个新的样本数据库，结合四分位国民经济代码原则将收集到的辽宁省生产企业数据，从微观信息层面研究其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决策选项影响因素。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与辽宁省内向型的生产企业相比，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等主要解释变量指标在回归分析中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倾向越高；企业劳动资本越多，企业越有可能参与海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企业所拥有的资本豐裕度越高，企业参与海外投资的意愿更强烈。这说明企业生产率、劳动和资本是辽宁省生产企业走出国门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辽宁省生产服务性企业的利润率，资本密集度和对外出口强度与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对外出口强度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具有关键的推动作用，这表明企业在参与海外竞争中所累积的对外投资经验将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便利条件。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2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Li Yining提出了FDI对中国生态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效应是FDI对中国资本性形成的影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收入的生产能力的影响。间接效应是对出口、技术进步和示范效应的影响，但理论和数据是不够的。Xia Jing-wen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五个方面。一，外国直接投资弥补了中国的资金缺口。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和提高。第四，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就业效应。第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制度变迁的争议。同时Xia Jing-wen也提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通过股权、品牌、技术和市场控制，限制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中国目前的物质和技术投入，加大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压力。深入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仍在定性分析中。陈继勇，肖卫国和王清平讨论国家直接投资对投资者的影响，东道国，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世界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以上研究中，从投资者的角度，分析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整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和生态经济发展，在大的环境下，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时代感。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取决于技术能力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如果技术能力和竞争力强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往往更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FDI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
Dau Feng 和 Hu Yun使用单位检验等科学的方法和相关数据，研究中国服务产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原因。Zha Donglan， 和Wu Xiaolan统计了来自江苏省各服务行业的从1998- 2003年的数据，并得到了结论，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外资的引进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对物流行业（如交通运输，仓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社会服务等有显著的影响。王新华用固定效应的方法，对比服务行业的各个模型和1997 - 2005年的数据，进行长期和短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但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不同。Wei Zuolei用扩展生产函数估计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贡献率，为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数据的支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贡献远远超过了股份公司，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3.69%，0.37%和1.48%。Jiang Xiaojuan估计，外商投资企业的2001年和2002年服务业贡献率的增长是17.6%，17.3%，比其它的药行业低很多。（2001年和2002年，随着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量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率都分别39.1%，39.8%）。
根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 - 2008年的统计数据，从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了物流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物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中国的公共数据的可用性，这部分选择中国第三方物流的最有代表性的数据来分析（见下图）。
调查物流外国直接投资（TFDI的简称）作为解释变量。因为变量的影响，所以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TFDI的分析，将采用回归方程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1997 - 2007年数据，计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就是R = 0.52，和两个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是很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之前在2005年中国对物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政策限制，不能全行业放开和政策壁垒导致了外国投资低。到2005年之前的数据不能完全动态的反映外国直接投资的事实。因此，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以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公式，设置X作为外国直接投资，Y为占GDP股票的份额，回归方程是：Y=α+βX +μ
在方程中α，β为待估计的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使用上述的统计数据来估计方程，估计的结果是：y =39757.38±0.9倍。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变，而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工业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制造业作为工业部门中最活跃的成分，其结构转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资的大量流入，正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特别是在当今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浙江省制造业利用外资现状
浙江省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引资规模日益增加。截至2004年，浙江已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90亿美元，而浙江省吸引FDI最多的部门是制造业。从1998年到2004年，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31802万美元上升到668128万美元，而制造业FDI则从90251美元上升到557828万美元，外商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占其全部投资额的比重也有显著提高，从68.47%上升到83.49%。除在1999年比重有所降低之外，其他年份都呈稳定增长趋势，其年均增长率为3.70%。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大量的外资引入不仅提供资金，更主要的是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以此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制造业结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和用高技术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因此，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FDI对浙江省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FDI对各要素密集度行业投入的比重变化及对制造业内部各行业技术水平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分析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禀赋和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即伴随着工业结构升级的过程，生产要素密集度会呈现出升级的变化趋势。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经历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转换过程。因此，要研究外资对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就要首先分析外资企业的产业特征和要素密集特征。
根据王岳平对工业部门按要素密集程度的分类，制造业可分为劳动密集型、中度资本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中度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根据上述分类，通过对浙江省1997～2004年间制造业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出外资企业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贡献差异来分析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出结论：
1．从绝对份额来看，1997年以来，外资对制造业整体的产出贡献平均为19.74%。从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看来，外资投入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平均贡献额度达39.21%；其次劳动密集型和中度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平均贡献额度分别为23.10%和20.96%，都大于制造业整体水平；而外资贡献额度最小的行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平均水平只有4.28%；外资贡献额度小于制造业整体的还有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由此看出，外资企业投入更多的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贡献额度较小。
2．从变化趋势来看，8年来外资企业对制造业整体贡献呈稳定上升态势，从1997年的15.69%上升到2004年的27.39%，年均增长率为8.67%。而在分行业程度上，8年来外资贡献总体增长最快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年均增长速度为49.47%，主要在于外资贡献基数很小，特别是2004年显著增加；而贡献度稳定增长并且速度较快的有中度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6.06%和15.89%；由于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外资贡献份额较小，因此整体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增长速度不是很快；劳动密集型行业除2004年有大幅度增长之外，其他年份增长都比较缓慢，年均增长率只有8.92%；而中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外资贡献份额有下降的趋势，只有2004年有显著回升，使其年均增长率有6.8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资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经济贡献比较大，并且以较大的幅度快速增长；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总体外资贡献额度较小，但近年来中度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快速稳定增长趋势；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外资贡献份额较大，但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中度资本密集型行业贡献额度较大，但上升趋势微弱；而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外资贡献额度最小，但上升速度很快。
因此，外资企业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转移已经逐渐转向以资本、中度资本技术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从在不同行业所占比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看，外资促进了浙江省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高度化。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的影响分析
制造业的制造过程包含不同的生产环节，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以渗入更多的资本技术因素，从而达到产业结果的合理化，提高产业效率，使产业产生更大的结构效益。
而考察行业内部结构优化，本文选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率和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的增长率作为指标，反映不同行业内部升级状况；用各行业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反映外资对行业的贡献份额。通过分析外资的贡献份额和三个增长率指标的相关关系来研究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各要素密集型行业数据是由分行业指标数据计算得来，分行业均采用1997～2004年的数据(如表2所表示)。
由表2看来，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中，外资工业增加值比重与另外三个指标都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之后通过对制造业27个行业8年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与另外三个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来研究外资对制造业各行业内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计算结果显示，外资工业增加值比重与工业增加值率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为0.245，仅微弱正相关，且显著程度不高；与劳动生产率和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分别为-0.613和-0.662，呈中度负相关（r＜0.3为微弱相关，r＞0.8为强相关，r为相关系数）。
如上结果与人们的直观感受有很大差距，不完全符合对外开放以来通过吸引外资以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现实。现对相关性分析结论进行如下总结：
1．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提高行业内部升级的作用。对于工业增加值率的增长率，只表现出微弱的正相关；而对于劳动生产率和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的增长率，外资企业甚至有降低的倾向。因此，整体上说，制造业内部各行业技术升级受资本来源的影响较小，更多取决于产业本身的特点。
2．具体到行业水平来说，近年来外资贡献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其劳动生产率及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的增长速度却很慢，表明外资投入可能只是规模上的扩张，并没有带来先进技术以促进行业内部质的提高。另外，外资的进入存在挤出效应，排挤内资企业，使内资企业竞争优势下降，加上电子通信行业本来就不属于浙江省优势行业，这样使得全行业整体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3．对于外资投入较多的劳动和中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外资的大额投入并没有显著促进行业内部升级。只有饮料、食品加工和橡胶行业，其产业升级的指标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而其他行业外资只对某一个指标的增长率促进作用较大。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内部升级有正面作用。
4．专用设备、医药、交通、黑色金属及石油加工业等，虽然外资贡献份额较小，但其内部产业升级的三个指标中增长速度较快，主要是与其产业特点相关。因为这些行业本身属于资本或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本身基础较好，近年来发展形势良好，而外资的小规模引入对其内部升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三、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由分析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而对其合理化，外资并没有表现出强相关性。外资只是从表面上优化了制造业产业结构，而对各行业内部真正的升级，贡献并不是很大。由此得出对浙江省利用外资的以下几点启示：
（一）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外资所在的产业，更要看其本身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即注重外资质的提高；在提高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时，更要关注引进产业的结构合理化，使外资能真正提高行业内升级。外资企业对技术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会有一定的行业内升级作用，而这些产业也正是浙江省制造业中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形成了产业互补关系，因此政府可以鼓励这些产业优质外资的进入，积极发展劳动或中度资本密集型行业，实现其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提高产业竞争优势。
（二）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要防止外商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冲击过大，特别是外企有竞争优势的中高度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资的盲目大量引入不仅不会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而且最终会导致整个行业水平的停滞不前。浙江省更多的是民营企业，规模无法跟外企特别是跨国企业相提并论，竞争力度很小，因此要正确引导外资企业合理、适度进入，努力提高内资企业素质，并引导其积极应对竞争，从而实现利用外资促进产业升级的目标。
（三）浙江省一些中度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基础较好，对外资企业一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知识吸收能力相对较强，近年来外资对这些行业的投入倾向度也加大，因此，如果能合理引导外资的投入力度，对这些行业的内部结构升级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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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4
关键词：外资并购；合资企业；直接投资；间接投资
一、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现状
以后，我国的工作重心开始回到经济上来，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外资开始进入中国，或是对中国市场的陌生，一开始外资进入中国的方式仅以借贷的方式，几年之后，外资开始大规模的进入中国，进入的方式也逐渐变为直接投资的方式，且多以并购方式进驻中国。到现在我们引进外资已经30多年了。但是，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中指明，我国所有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外资并购金额非常巨大，有实力的外资相互合作，多以横向并购为主，例如，柯达并购中国感光行业。“两可”并购中国可乐行业。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外资并购经常发生在东南沿海。从并购行业的情况来看，除金融业外，被并购的国内企业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钢铁、化工等基础材料工业领域；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啤酒、化妆品、洗涤剂、药品、胶卷等消费品生产领域；新技术服务、商业领域。值得关注的是，服务领域的并购不论从数量还是交易额都超过同期外资在制造业领域的并购投资。这预示着今后几年服务业对华并购投资将进入较快发展阶段。这说明外资在很多开放行业领域已经占领了中国市场，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因为一旦某个行业落入外资之手，我们将丢失该行业产品的定价权，外资甚至联起手来形成寡头垄断，获取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我们的民族企业也不能够得到生存。这样不利于竞争，也扭曲了市场。
二、外资并购造成行业沦陷的原因
外资进入中国才短短30余年，为什么在很多行业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龙头？感光行业的柯达，可乐行业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洗发水行业的宝洁公司，手机行业的苹果，三星，诺基亚。汽车行业的德系，日系，法系和美系，轮胎行业的米其林等等。而很多民族品牌我们都已经听不到了，如乐凯胶卷，重庆天府可乐，双汇，上海橡胶轮胎等等。本文认为有以下方面原因。
（1）外资并购动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企业直接或间接面对国外公司的竞争，很多问题直接暴露出来，国有企业面临管理经验的欠缺，技术设备的落后，私营企业的资金欠缺导致所产的产品或服务没有竞争力，所以选择与外资合资或者合营，希望以市场换技术、管理经验，或者资本。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中方的一厢情愿，外资其实是通过合资进入该行业并借机打压民族品牌，推广自己的品牌。例如1998年的柯达收购亏损的汕头公元、厦门福达无锡阿尔梅，并与其它几家感光行业建立合作关系。1994年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合资后百事可乐每年递减天府可乐品牌，并且合资企业不盈利反而亏损非常严重，最后中方交出所有的股权。2000年法国达能并购乐百氏，随后清洗乐百氏管理团队，1年后乐百氏巨额亏损，随后乐百氏一蹶不振。
（2）政府的政绩。国内盛行追求GDP的政绩，各地方政府要员为追求更高的政绩，引进外资是一个增加业绩不错的选择，有些地方政府引进外资甚至到了一个盲目的态度，所以很多地方都出台对外资优惠的政策，例如在税费减免方面，获得许可权方面都有优势。而事实上，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民间资本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不理性的引进外资，在制定合同条款时，我们没有必要总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也是造成这种。
（3）法律的不帮忙。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一直向外资倾斜，并有相关法律的配套实施，如，《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督与征免税的规定》（1984）、《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7）、《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1999）、《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6）。国家为鼓励外资，制定了很多有关外资进入中国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程序等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民族企业积极性，使得民族企业被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
三、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带来的影响
凡事有利有弊，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影响也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外资还没进入中国之前，我们民族企业的竞争陷入一种无序状态，为了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相互攻讦，打价格战，却不会想着去技术创新，而造成全行业的亏损，例如97年前的感光行业的疲软，98年前后的电视价格战。97年，中国已经生产不出质量高的胶卷了，柯达进驻中国，对该行业的一次洗牌，行业的技术得到提升。98年前后长虹发起的价格战，造成全行业亏损数百亿人民币，而外国已经开始研制液晶电视了。所以说，外资是给中国市场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也是一开始我们引进外资的初衷。另一方面，外资的进入，也打破了中国市场的格局，外资以一种强势的态度进入中国，收购该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占据了销售渠道和生产线，雪藏民族品牌，推广自身品牌，待到合资企业亏损之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实行全股份收购。而此时，它已经悄然取而代之成为行业老大。如，1994年宝洁公司与“熊猫”公司合资之后，熊猫品牌被雪藏，1996年洗涤行业的民族品牌“活力28”被德国美洁公司并购之后被雪藏，至今我们已经无从谈起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名词了。天府可乐、北冰洋被百事可乐并购后品牌被冷藏。民族企业受到致命的冲击，行业龙头全被外资控制或者是已经变成外资品牌，造成行业的垄断。
四、外资并购的对策
外资并购所带来的一切的问题和以及解决的办法都来源于国家的政策，尽管外资并购能够带来技术进步、市场规范等积极影响。但同样带来行业垄断、民族品牌的流失。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引进外资，不能采用盲目的态度，一股脑的让外资进入。在此，本文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建议。
（1）完善相关的外资法律和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取消外资企业超国民性优惠待遇，使得民族企业能够与外资企业在等同条件下竞争。规范外资进入的行业，在此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有竞争力的行业对外资开放，如我们的互联网行业和一些制造业。无竞争力的行业先让国内企业充分竞争再对外资开放，如重工业。涉及国家安全的一律不能开放。如军用设备。完善外资审批，外资事务归多个部门管理，很容易造成效率低下，应该把权责全部分出来有一个部门统一管理。
（2）推进《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国《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并于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里面包涵市场占有和并购事宜的内容。但是很多细节却没有被规定到，外资企业依然能够钻法律的空子。并且实施并不到位，例如中国移动75%的市场份额却没有对其适用此法。不管怎么说，《反垄断法》的诞生已经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陈桂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J].2009（1）.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5
早在1992年初，我国山东潍坊市就正式提出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与设想。1995年《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首次阐述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即“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1997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
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使亿万农户成为生产经营的组织单位和市场的主体，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久已存在的深层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后续投入不足;家庭经营规模小、分散化，难以对抗大市场下的风险;农民缺乏组织，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务农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如何有效地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经营，完善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化解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风险多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时的又一创举。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业促进、技术外溢作用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而在农业领域，由于政策、农业领域外商投资环境以及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特点等原因，外资在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作用方面，忻蔚认为外资涉农产业可以增加农业资金来源、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加工水平、企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增强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1］;李泳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农业利用外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分析［2］;张效辉从外资可以带来农业产业链延伸、引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引起农产品贸易结构优化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3］。但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原因何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解释。程培罡、沈桂龙等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我国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特点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在我国经营不具有垄断优势;家庭的经营模式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在我国经营缺乏内部化优势;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不健全的农业产业体系和薄弱的政府对农业支持等因素则决定了我国农业在利用FDI上缺乏区位优势［4］［5］;张敏、杨巍则从农业产业安全和我国在该领域对外资限制的角度，做出解释［6］［7］;蔡昉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制造业，与我国刚性的工资制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产业的开放程度密不可分［8］。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逐步发生变化，农业产业的组织模式也必然发生变革，西方农业企业的优势将得到体现。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扩大农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将加速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
二外商投资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机理
从根本上看，农业产业化解决的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结合进入国际大市场的问题。然而，制约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因素在于:缺乏龙头企业，从而难以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进入非农产业;农业资源作为单一生产要素，不能与技术、管理知识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的资金匮乏，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中介组织的经营管理效率偏低，影响农业产业化的收益;此外，农产品缺少进入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严重制约农业产业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发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功能，是因为其有助于化解上述制约因素。
(一)形成龙头企业
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建议，将“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发展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的培养，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提升农业企业自身品牌的影响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和改进管理模式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强大的竞争对手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恰好为优秀农业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影响的日益加深已经成为我国不得不利用外资的推动力量。引进外商投资，可以促进我国农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形成一批能把握市场脉搏的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引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中坚力量，提升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的主体。
(二)缓解资金、技术、人才瓶颈
在当今世界农业经济发展中，优秀的农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持续、可靠的资金支持是农业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先进的农作物生产技术、加工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资金、技术、人才是农业产业化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离开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都无从谈起。突破资金、人才和技术瓶颈，实现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企业经营风险，为农业发展扫清障碍。对外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制造业领域广泛利用外资的经验表明，利用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人才培养示范效应，通过跨国公司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正是凝聚三种优秀生产要素的有效方式，并且已经锻造出一大批制造业领域优秀的龙头企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坚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制造业相比，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比较利益低下，基础较为脆弱;在先进技术和优秀管理人才的储备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国际领先的农业生产企业。我国的农业企业，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寥寥无几，如果不能积极引进外资，加入农业生产的全球链条，将进一步拉大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国的差距，阻碍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为今后的技术吸收带来困难。
(三)突破管理落后瓶颈
农业产业化要求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一条龙的经营机制，将农产品产业链由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研发和对农民的培训等领域。我国传统的土地细碎化和分散型生产耕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实现农业产业化势必引进国际先进的农业管理方式，学型跨国企业在研发、财务、生产、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制定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整合区域现有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边际收益、节省交易成本、培育优势产业。
我国农业生产环境恶劣，灾害频发，随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人员减少，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形势越发严峻，从而对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只有利用外商投资，利用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作物生产能力。
(四)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需要优秀的播种技术和农作物生产技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需要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增加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比重，需要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有效利用外资正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不二法门。首先，外资参股农业生产企业后，利用自己的专业人员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生产技能，产生“干中学”效应，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作物的科技含量，随着先进技术的扩散，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外资通过改善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可以大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农产品获得更可观的市场价值，提高农产品利润率，从而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此外，农业跨国企业往往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利用信息和流通渠道优势，确保农产品有效进入市场，节省交易成本，保证农民收入及时实现。
(五)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
农业产业化最终以农产品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和占领国际大市场的能力为落脚点，而我国农产品近年来持续逆差，尤其是在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工业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等大多数狭义农产品贸易中也处于严重逆差状况。
此外，由于不符合进口国卫生要求和限量超标等原因，我国农产品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逐年攀升。我国出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被大量退回，2008年，我国出口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的食品受阻总计1648批次，其中出口美国的食品受阻批次达到707次。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屡屡受挫的局面折射出我国农业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脆弱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如此，国内乳制品行业也是质量问题频发，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要想打破这一僵局，必须引入国际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流程和标准，加入国际化生产链条。利用外商投资，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三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现状和问题
截至2009年，外商在我国农、林、牧、渔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4．29亿美元，为全部使用外资金额的1．52%，合同项目896个，相当于全行业合同数的3．82%。2009年，外资在华新设项目数为896个，同比下降2．29%，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4．2873亿美元，同比下降13．15%。其中，狭义农业和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51亿美元和1．56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35．49%和35．92%。谷物种植和林业外资项目数有所增加，分别为515个和21个，较2008年增长9．57%和250%。
(一)外资数量少，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功能没有充分释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上涨趋势明显。1998年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开始大幅度增加，从1998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1．8亿美元，这十年间，中国农业领域外资合同项目数为10622个，占全部合同数的3%，累计FDI流入量达到100亿美元，占全部FDI流入的1．5%。2006年以后，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进入稳定的快速上升通道。即便如此，2009年，农、林、牧、渔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占全行业的3．8%和1．52%，农业领域利用外资金额尚不足2%，与发展中国家20%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农业领域利用外资规模过小严重限制了其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中功能的发挥，这也暴露出农业领域存在阻碍外资进入的深层次矛盾:第一，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迟缓，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土地的细碎化使生产规模化程度低，不利于农业生产集中，对外资企业的新建和并购都带来困难。第二，某些地区出于保护当地农业企业的动机，利用地方控制权，对外来农产品的交易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制造障碍，地方保护主义不易于农业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发展造成严重阻碍。［9］第三，我国农业龙头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较弱，且大都分散经营，缺乏规模优势。这些状况使外资企业进入后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限制其优势的发挥，因此，外资对我国农业领域的投资持观望态度。
(二)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发达国家外商投资流入偏少
我国农业领域利用的外资，来自亚洲国家的居多，而来自欧美农业发达国家和世界主要农业大国的外资规模相对较小。据中国商务部外资司《中国外资统计》2010年的数据，亚洲十国/地区是我国农业领域外商投资的主要力量，且远远高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亚洲十国/地区占农业、林业、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75%，82%和88%。韩国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省是广义农业(农、牧、副、渔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
世界各国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美国规模化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经验，加拿大农业机械化、信息化的经验，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国外新兴经济体中印度农业科研系统和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历程，巴西农业大规模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和教训;以及韩国、日本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经验等。从长期来说，我国农业领域外资来源地相对单一的状况，使我国难以及时借鉴各国发展农业的经验，影响外资推动农业发展的功能，更不利于有效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三)区域分布不均衡，外资流入地与农业区分离外资在我国农业领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和发达的省份利用外资从绝对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西部省份。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10．84亿美元，占全部地区使用外资金额的85．4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8．33%和6．19%。此外，东部地区在狭义农业和渔业利用外资具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畜牧业和林业领域利用外资具有比较优势。
从我国各主要农业大省利用外资的情况来看，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山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生产基地发展健全，企业与基地联系紧密，因此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关系较为紧密和规范。山东农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强，外资已经占据山东种业市场很多份额;江浙地区农业利用外资状况稍逊于山东;河南省农业产业化也取得较大进展，并培养出大批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但龙头企业规模小，企业与农户关系松散;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存在产品低水平竞争，知名品牌少，地方特色有待发挥等问题，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落后于山东等农业发达省份，外商投资的规模也较小。不难看出，东部地区在开放中积累了较好的经济基础，除在农业发展方面具有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外，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素质高，与工商业毗邻，产业化组织数量多，龙头企业富有竞争力，这些因素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土地流转规模、速度和稳定性强［10］，政策支持力度不同等，也是造成农业外资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因素。
(四)从外资流向上看，个别领域更受外商关注与林、牧、渔业相比，农副食品加工业更受外商关注。据《中国外资统计》(2010年)的资料显示:在2009年，农副食品加工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较多达到10．4亿美元，谷物磨制行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1123万美元;屠宰及肉类加工和水产品加工业的新设项目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双双下滑17．95%和26．7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5．49%和65．25%。
受我国现阶段政策和农业发展水平的局限，外资只能凭借技术和管理优势从事投资少、见效快、风险较小的项目，外资在农业的投资大都在于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方面。如种子行业是我国农业最早开放的领域，如今，外资种业在玉米、蔬菜等领域的布局迅速，世界各国领先的种子公司都已进驻我国农村市场;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由于成本低，附加值高，也获得外资的广泛关注。
(五)外商独资是投资主要方式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三种方式中，外商独资是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2009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外商独资项目数为573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0．02亿美元，占全部项目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76．5%和78．99%。狭义农业是外资重点关注的部门，该领域外商独资方式利用外资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方式。《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最近几年中，全球农业领域跨国并购逐渐增多，2007年，全球农业跨境并购销售额达到18亿美元，2008年达到21亿美元。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国政府对外商进入本国农业的限制政策和跨国公司出于稳定经营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步让位于订单农业的方式。我国在农业利用外资的方式上过于单一，并购投资、订单农业投资较少。
(六)法律和法规体系亟待完善
我国管理农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和规定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2002年施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等等。
2002年施行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将属于农业新技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业列入鼓励外商投资项目，未明确规定农业领域限制和禁止的外商投资项目。
200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详细列出广义农业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同时将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开发生产限制为中方控股，将珍贵树种原木加工限于合资和合作的形式，限制棉花(籽棉)的加工。将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养殖、种植，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开发、生产，我国管辖海域及内陆水域水产品捕捞列入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该目录对农产品制造和流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范围也加以限制。此外，《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列出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外商优势项目，根据该规定，属于本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享受鼓励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也曾相继制定管理农业领域利用外资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仅在外资进入领域和利用外资方式上作出规定，尚未形成完整、严密的规范农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四利用外资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对策建议
在如何通过政策更有效利用农业领域外资方面，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发挥政策在吸引外资和减少投资壁垒方面的作用，如Scott曾提出加强农业化学、动植物基因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减少一些农作物合资中方股权要求和减少国内市场限制等建议［11］;通过政策避免外资对本国农业产业安全和未来发展造成威胁，如Chaddad在探讨巴西农业开放政策的同时，提出在巴西农业日益依赖出口的同时，政府应该注意的问题等［12］。根据我国农业产业化状况和农业外商投资特点，进一步利用外资推动农业产业化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完善政府职能
首先，规范外资进入农业领域的政策体系，既包括对鼓励外资经营的领域更加细化的措施，也包括为保护国内农产品供应，防止外资垄断我国关键农产品的法律法规;既体现国家长期利用农业外资的战略，又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和时效性。
其次，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创造环境，通过开办展会、兴建农业产业园区等形式，搭建国内农业企业与外资交流学习的平台，大力吸引发达国家和主要农业大国投资农业产业。
再次，继续通过资金扶植、政策优惠等加快农业合作组织发展，利用农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合作组织与外商投资企业对接，化解外商投资面对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时进入壁垒高、谈判成本和组织成本等交易费用大的矛盾。
最后，政府应在推进农村信息化、网络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有所作为，在减少农民生产成本、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二)因势利导，探索多种利用外资的方式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尽管其经营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龙头企业带动型，该类型一般以“公司+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其中以“企业+基地+农户”形式最为常见;第二种为中介组织带动型，该类型一般以“合作组织+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第三种为市场带动型，实践中该类型主要有“批发市场+农户”和“零售市场+农户”两种基本模式。
在农业产业化中利用外资，可以探索采用的农业合作经营机制包括: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通过农民以土地入股，外商以资金、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公司决策和收入分配中充分保证农民的权益，使农民能够分享农业产业化的收益，也可以均衡外商与农民的利益，使外商投资获得稳定的制度环境。由外资直接投资兴办农产品生产企业，由农民提品，由外商对其进行深加工，提供进入市场的渠道。这种方式的基本组织形式为“农户+中介组织/公司+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中介组织和企业对农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三)处理好利用外资与保证我国农业安全的关系
农业产业安全涉及产品的生产、流通、储运等多环节，农业安全既关系到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更关乎农村稳定和国家战略，最根本的是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在扩大农业产业利用外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外资和保证我国农业安全的关系。
首先，要在严格执行《反垄断法》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农业产业、农产品流通和储运等领域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维护农产品市场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防止外资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控制粮食来源和价格，损害农民和消费者利益，恶意排斥国内农业企业发展。
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范文6
关键词：跨国公司 中国市场 进入模式 影响因素
中国正在以欧美发达国家都羡慕的速度进行发展，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外资进入，作为主力军的跨国公司也将中国置于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是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也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决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30多年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新趋势。为了应对跨国公司全面进入中国，有必要对其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变动进行全面把握，对其原因展开分析，以扩大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的正面效应，减小负面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现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大批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磨合、适应和发展，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连续1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首位。尽管2012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一路下滑，但是2012年中国吸引外资也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截至2012年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503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0.22亿美元，累计使用外资已超万亿美元。商务部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曲折、国际投资合作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多的情况下，中国吸收外资仍然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这充分说明广大国际投资者继续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日益重视中国的市场潜力，高度认可中国的投资环境。
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80家在华设立企业或投资机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1299家，地区总部近500家。跨国公司涉足行业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业生产领域，而且近些年不断进入如农业、交通、通讯、金融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2011年进入服务业的外资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并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已占半壁江山，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分析
（一）跨国公司以独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主导
1979-1991年，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限制，跨国公司主要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该阶段被称为跨国公司试探投资阶段。在此期间，无论在投资项目数量上还是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比重上，合资都占绝对优势。
1997年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项目中，独资项目数量首次超过了合资项目数量。在2000年后，独资企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开始超过合资企业。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商以独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到2010年，中国共吸引外商直接投项目27406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057.35亿美元，其中独资项目22085个，实际利用外资金额809.75亿美元，项目数比重为80.58%，实际利用金额的比重也高达76.58%（见表1和表2），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以独资模式进入中国市场已成主导。
（二）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趋势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少，所占FDI比重也很小，1990-1991年，中国跨国并购售出额只有1.33亿美元。跨国并购占中国吸引FDI的比重也只有1.69%。1992-2001年，外资在华并购进入培育期，外资并购企业数量增加，并购范围有所拓展。2002年至今，外资在华并购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2002年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额为20.71亿美元，占当年实际利用FDI总额527.43亿美元的3.93%，而到2010年跨国公司并购额为186.69亿美元，占当年实际利用FDI总额1057.30亿美元的48.80%，八年时间猛增了近26倍（见表3）。
并购也涉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一些垄断性较强的行业进入跨国公司的视野，同时操作手段也更为多样，且近些年中国诸多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并购的对象。例如柯达通过收购中国最后一家感光企业乐凯，达成其全行业收购中国感光材料企业，实现本土化生产的经营战略；强生收购中国大宝100%的股份；吉列手握南孚72%的股份；达能集团收购食品饮料企业，对八家中国有名的食品饮料行业各收购了40%-90%的股份。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且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几年里经历了快速而且稳定的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对外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20.59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巨大而且极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且预计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市场规模还将不断扩大。不难理解，在市场规模大且增长较快的国家，产品需求大，产品销售将更为便利，企业的获利空间也将更大。中国这块巨大的“蛋糕”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倾向于以大的所有权比例模式进入，以求获得最大化利润，这一点是独资模式成主导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并购政策法规完善且本土企业的收购价值增强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在在中国甚至在国际都占有一定份额，具有较强外部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跨国公司对这类企业的并购不仅能获得优质的资产，增强行业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对后来的其他跨国公司构成一种潜在的市场进入壁垒。与此同时，中国并购政策法规也不断完善。1999年8月《外商收购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的颁布，从政策上为跨国公司开启了并购之门，而后中国相继出台了《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的若干意见》、《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等重要政策法规，为外资在中国并购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依据，对跨国公司并购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经验不断积累
改革开放初期，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甚少，况且当时的西方对新生的中国普遍持有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再加上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未来走向及格局还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大多抱着一种试探性的心态进入中国市场，所以选择或合资或合作这种投入少、风险也小的进入模式在当时看来就显得颇为明智。随着在中国生产经营经验的积累，跨国公司对中国政治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逐渐熟悉，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跨国公司对愈来愈开放、制度愈来愈完善的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由原来的试探逐渐转换到对中国进行战略投资，因此在进入模式上越来越倾向于高控制的独资模式。同时，跨国公司加紧并购中国本土企业，以便进一步较快的控制生产或销售，完善其在中国的战略布局，达到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最终获得高投资收益。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公司进入的法律规范
（一）优化外资结构并提升外资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到来，近些年，中国呼吁调整吸引外资策略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按照中国经济转型，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中国在吸引外资时应设立外商投资产业标准，严格限制“两高一资”项目的投资，应实施以技术为导向的外资引进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现代农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根据技术和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设置具体优惠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等地区性总部。同时，应适度放宽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条件，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参与中国的西部开发，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西部地区优势产业，为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由于国内市场对外资大规模开放，使许多正在迅速成长中的优势企业面临实力更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很可能会将外方收购作为求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从而对中国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若不注意跨国公司在相关行业的控制程度，有可能造成跨国公司对中国诸多行业的垄断，众多中国本土品牌灭失，甚至会威胁中国经济的安全。所以政府应完善外资并购相关政策法规，加快建立规范化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对外资并购本土企业，尤其是对并购基础雄厚、市场份额较大、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本土企业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因为并购导致对中国产业的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面对跨国公司的挑战，为了能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并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本土企业必须加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优质产品、管理能力、营销策略、优质服务等方面。企业唯有拥有同行业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以海尔集团为例，海尔之所以让世人瞩目，因为其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拥有走出去创世界名牌的远见和拼搏。究其原因，海尔一直在建立完善超前性、整体性和国际性的技术创新体系。每天1.75个新产品、2.8个专利在海尔产生，也因此成就了海尔在中国家电企业新产品和专利开发方面的领头羊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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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洁.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对外开放和贸易，2010（9）
4.余玲.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发展思路[J].中国国情国力，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