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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1
众所周知，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益处：带来了投资资本，从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中国出口的巨大成功，使57％的出口产品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更为中国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和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员工往往能产生更多的附加值，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及更大的利润。而在行业领域，积极的技术外溢使得该行业的生产率也增长较快。
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一向非常成功。由于较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工资和近几年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中国在过去10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全世界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6.5％，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的25％。
但是，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总额的比例较小。在过去5年内，外商直接投资平均仅占投资总额的5％，比匈牙利、捷克共和国、越南和新加坡等国都小。按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中国也不能算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接收大国。据估计，20％～30％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是真正的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国内投资转道外国重新投回中国的投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享受外资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或投资政策。其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各个省份的分布并不平均。沿海省份获得了90％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西部省份在2004年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不到总额的2％，尽管政府政策鼓励去西部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也更多地集中在工业，上世纪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60％集中在工业。2004年，75％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工业，这其中的71％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占20％，大多数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银行和公共设施等在其他国家往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行业，而在中国吸引的投资却非常有限。农业方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虽然有技术外溢现象，但还十分有限。
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看，在如何最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面临许多政策挑战。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本身在不断变化。今后5年，中国将更关注平衡发展。“五个统筹”意味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和降低资源损耗。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这“五个统筹”要求投资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的产业、内陆地区、高科技行业。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些新的行业，特别是诸如银行、物流和公用事业这样的服务行业。此外，东部地区工资和地价的上涨会刺激外商直接投资向内陆地区转移。技术日益娴熟的工人也会吸引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投资。最后，为沿海、内陆省份及不同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求现有的政策性歧视，如双重税收政策、经济特区和市场准入限制被废除。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保持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中国应该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印度、巴西、泰国和墨西哥这样的经济大国的崛起，会限制中国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中国如欲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其做法是：
首先，简化复杂的投资审批程序。减少政府部门职能重叠、重复登记和繁琐的审批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登记注册及各类登记表格;鼓励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降低投资者的负担。另外，地方和中央税务机构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求填写的每月表格也可以简化。
其次，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由于无法在国内直接融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不从国外融资，这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上升。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的直接融资能力、降低股权比例要求和允许企业分期汇入资本金，则会有助予减轻当前国际收支压力，改善货币政策操作困难的状况。
第三，改革司法体制。中国投资环境最薄弱的一点就是司法体制。随着中国社会的复杂化和市场化进程，有效司法体制的重要性在吸引高附加值行业的投资中日益突显。同时，产业结构的提升，公共和私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越来越需要关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创造公平的税收体制
在中国最初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本国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有一定的优势，导致政府为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措施不但刺激了整体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了在某些地区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现在，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一，本国企业的这些优势已不复存在；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为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而生产，而不是为易于自由转移并对税收优惠敏感的出口加工而生产；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许多国家也有投资优惠政策，如(短期)低所得税、免税期、投资税收扣除、投资的快速折价、增值税减免和出口加工类产品免征进口税等，然而，很少有国家(只有印度、越南和老挝)和中国一样，将这些税收仅仅提供给外商投资企业，并对外资企业有不同的税收体制。所以，现今的问题是，给予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是否应该取消。
经济分析表明，税收优惠对于投资的刺激是有限的，特别是和隐含的政府成本相比，税收政策的监督实施也非常困难。由于投资母国的税收政策，投资目的地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使得母国政府受益，而不是企业。
调查显示，税收优惠并不是外国投资者考虑的主要因素。一个拥有较低税率、能公正实施的公平且透明的税收体制更为重要。这一体制和可靠的基础设施、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可靠的政策过程一样，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减少对于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并不会大幅度减少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国内资金“迂回”投资的情况会消失，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会降低，但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降低。经济合作和贸易组织国家商业顾问委员会建议，如果一个国家提供税收优惠，那么这一政策应该毫无偏见地惠及所有投资者。并且，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有明确的长期方向，与目标相一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些可能扭曲贸易的税收政策可能会受到限制，这些政策包括出口商和出口加工贸易区内企业的税收减免。
一个国家是否把现有的外资企业排除在外(即允许现在的外资企业继续享受税收优惠)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的排除政策可能导致现有外商和本国企业之间的税收不平衡长期存在，也会导致新的外商和现有外商之间的不平衡。这一政策也会使国家在企业利润大幅度上升时丧失财税收入。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一定年数的宽限可以提高中国在政策连续性和关心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的声誉。
对于中国的税收体制来说，合并现有的两个税法是统一内资和外资企业税收水平的最好方式。降低内资企业现有的33％的税率符合国际潮流。合并现有税收体制后，中国可以消除现有体制下的一些税收扭曲，包括对研发投入、工资、营销和折旧的税收扣除的限制。如果政府决定提供税收优惠，那这些优惠政策必须毫无歧视地提供给所有企业，并且和中国今后的工业和地区发展政策相协调，并将税收优惠成本与政府预算一起公示，可以减少对不恰当优惠政策的游说。
三、发展良好的地区政策
东部省份不断上升的投资成本给中西部省份带来了机会。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转移发生。外国投资者也可能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生产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或销往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断开放的中国市场。同样，投资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含量和成本一一产出效率来应对东部地区企业成本不断上升，而不是简单地搬迁。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东部的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的生产力提高远远超过了成本增长，使得企业不愿搬迁。这就对内陆省份提高自己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力提出了要求。
一方面，内陆省份应该花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内陆城市在此点上和沿海城市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提高政府效率方面。其次，内陆地区应该吸引符合其自身相对优势的产业，并且制定自己的区域产业政策，而不是一味模仿东部发展出口制造业。需要土地较多的项目，如农业项目，或者对于交通和距离依赖较少的服务行业在西部前景广阔。再次，内陆省份应该学习东部地区在鼓励投资方面的经验教训，避免一些没有效率的工作，例如列出投资清单、举办投资洽谈会或其他无用工作。他们可以从东部聘请一些有经验的投资促进专家来帮助他们启动工作。最后，内陆省份应该和沿海地区合作，如建立“飞地”。“飞地”即为坐落于甲地而产值，税收归乙地的工业集中区或工业项目，可以缓和刚性的土地供给和弹性的用地需求的矛盾。若内陆省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沿海省份提供工业和经验，则双方都能享受到增加的税收收入。
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经验表明，用于区域开发的外商直接投资无法在较差的投资环境中发挥作用。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有很多：应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淘汰仅让东部地区获益的政策，如经济特区或税收优惠;可以重新审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限制。内陆地区可能在这些行业上有特定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服务(水、电、气等)的开发；应加大力度废除妨碍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地区政策和做法，包括对其他省份生产的商品征收非法费用，带有偏见的政府和国有企业采购做法和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对本地企业的偏向；必须提高交通运输行业的效率。对铁路系统更为有效的定价，实现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的联合，将极大地降低在中国内陆的交通运输成本，从而提高内陆地区的竞争力。
四、完善全面的产业政策
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中国政府打算刺激服务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的增长。这对于减少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和对资源的消耗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要实现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的产业目标，中国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首先，要继续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中学入学率，特别是内陆省份和女学生的入学率。在这方面，还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政策保障及资源供给；政府还可以通过推动私立学校教育，动员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教育；向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而不是提供免费教育，因为较之免费教育，奖学金能使更多的贫困学生受益。
其次，在产权保护方面花更大的力气。中国必须兑现其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并且为了克服中国企业在进入上层价值链、进行国际扩张时遇到的阻碍，中国必须加强产权保护。
第三，改善研发环境，特别是企业的研发。中国企业的研发远远落后于经济和贸易合作组织国家。中国应改革公司收入税收体系和会计标准以计算研发投入，也应鼓励公司和大学合作开展研发。另外，中国政府的研发项目可以让非政府机构承担，一些公共服务项目也可以由私营企业承包。
最后，改善城市总体生活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2
关键词：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业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近年来，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外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问题也成为我国对方开放的焦点，必将引起外商对我国服务产业的大力投资。而目前我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了解我国服务产业的现状，并提出我国服务业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利用FDI的现状
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现状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9―1987年是起步阶段，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服务业利用外资金额很少。1988―1991年是低谷阶段，引资相对缓慢，因为这阶段我国把引资重点放在了生产性行业上。1992―1995年是外商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政策的倾斜，使得外商对服务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1996―2001年稳步发展阶段，我国鼓励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2001―现在，服务业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与环境。30多年来，我国利用FDI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我国利用FDI的总体水平低，但增长迅速
我国制造业一直是引资的主体，服务业一直保持在25%左右。入世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有所增加，但与制造业相比仍很小。到2005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达6224.5亿美元，而制造业吸引外资的金额达70%以上，服务业占的比重很小。但是我国服务业投资规模增长迅速，2005年底，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97亿美元，增幅高于同年外商投资平均水平。
2、外商涉足的行业比较广，但投资结构不合理
外资在服务业中呈倾斜式分布，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比重很大，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比重比较大，而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所占比重较小。近几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有所上升。
3、外商投资的地域差别大，但投资的行业差异不大
与制造业外资一样，由于基础设施、区位特征、产业配套等因素，服务业外资也多投向于东部发达地区，并且服务业外资倾向于集中于大中城市。城市化水平越高，吸引外资的能力也越强。但从外资的投资行业来看，各个省市的基本上都一样，都集中于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4、服务业立法不健全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立法严重滞后。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服务部门，如旅游行业等领域尚无任何法律立法或立法根本就不健全，这既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和管理，也不利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的合法经营。
5、内外资企业竞争不平等
根据我国对外资企业的鼓励和优惠政策，外商投资的企业享受在我国可以超国民待遇，这使得本来竞争实力就弱的国内服务企业的生存更加困难，同时不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对我国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也很不利。
二、建议及政策
纵观目前外商在我国我国服务业的投资现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和积极引导外商的投资行为。
1、完善外商投资我国服务业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我国快城市化进程和速度，完善外商投资的硬环境。自从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越来越多的进入我国的服务业，投资行业正在向银行、中介、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转变，然而却成为首要投资因素，城市化水平越高，外商就越愿意进入。
对外资的管制逐步放宽，对外商投资服务业的法规进行积极的完善和规范，外商投资的软环境更有吸引力。针对部分服务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不高的状况，遵循市场规律，形成公开透明、管理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对外商逐步开放。
2、优化服务业内部投资结构
目前外商在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产业和房地产业，向其他行业的投资相对较少，这对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是很不利的。所以，必须正确、合理的引导外商在服务业的投资方向，在以后引进外资时，应引导外商将投资投向服务业中薄弱的部门，使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逐渐趋向合理化。
3、规范外商投资服务企业的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在外资引进过程中“重引进，轻监管，这使得一些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某些非法，取得了一些“合法”利益，但是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我国加入WTO之后允许外商以兼并、收购等方式收购服务企业，这会使得外资在一些行业中形成垄断。所以，第一要必须改变外资服务业管理体制多头并存、政令不一的现状，对外资企业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治理。第二就是尽快制定《反垄断法》，监督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兼并行为。
4、处理好服务业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
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时间上看，外资的引进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打破了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的垄断，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以及少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以外，垄断行业的其他部门和行业通过改革创造了全新的开放和竞争的格局，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化，对我国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和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呢，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过服务业投资规模的增加，国内的市场国际化，使得国内服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因此，我国的服务业也应该采取走出去的策略，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5、加强服务型人才的培养，为外资进入提供智力支持
服务业的发展的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智力资源，同时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我国高层次服务型人才比较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进度，同时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现代服务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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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3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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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4
[关键词] 大庆 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 环境优化
一、引言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DI）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常住实体（直接投资者）已在投资者母国之外建立企业形式的永久性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投资活动。永久性利益意味着在直接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关系，而且直接投资者对于直接投资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种。其中投资硬环境主要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投资软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科技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
2007年大庆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大高外”项目，在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上加大力度。然而，大庆市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建设相对不够完善，如何优化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外资利用质量迫在眉睫，它是促进城市成功地转型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也是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大庆市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分析
1.大庆市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优势
(1)大庆市政治环境稳定
投资大庆，除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和黑龙江省哈大齐工业走廊等优惠政策外，还将得到土地、资金、科技、审批收费、园区配套等一系列鼓励投资政策的支持。
(2)大庆市经济实力比较强
人均生产总值位居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第14位，居东北三省各地市前列；2006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0.3亿元。
（3)大庆科技教育比较发达
拥有大庆石油学院等7所高校，85个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近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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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庆社会环境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
大庆是中国颇具成长性、发展空间广大、投资回报率高、诚信度高的城市之一。《福布斯》公布的2005年中国最适宜开设工厂的20个城市中，大庆位列排行榜第9名。
2.大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
(1)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不完善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良好的信息咨询、翻译、业务、法律、金融等商务服务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服务能够大大方便外商在大庆开展各项工作，反之，则会使外商感到举步维艰。
(2)对外宣传和推介力度不够
在对外进行宣传推介方面，宣传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大多数外商在选择在华投资区位时，除了了解大庆是油城之外，缺少对大庆投资环境的整体认识，不了解非油产业投资的优势，不能真正认识到投资的收益。
(3)城市市场化程度不高
大庆是资源型城市，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市场化程度不高，需要寻求新的接替产业。
(4)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不完善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缺少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外商不能够清楚地看到投资大庆的前景，对有效投资保障缺少信心；对引资人员缺少完备的政策支持，应创造各种有利的条件，开展外资引进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对成功引进外资的人士进行奖励上。
(5)外商直接投资招商方式单一
外商直接投资招商方式过于传统，需要改进，招商项目对接国际化程度低，招商的效率不高。
(6)政府相关部门工作效率不高
政府应为外商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经营环境，要保障外商的在华利益。相关服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应进一步提高，为外商在大庆的投资提供便利的渠道。
(7)科技、教育、文化及法律环境与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
大庆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尽管在科技、教育、文化及法律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尤其体现在科研水平、劳动力素质、文化氛围、和外资相关法律环境上。
三、大庆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优化策略
为解决大庆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突出的问题和矛盾，论文提出了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策略。
1.投资软环境优化策略
(1)加快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建设
按照不同产业类型的需要，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建设，为引进外资提供优良载体，搞好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融资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信息咨询、翻译、业务、法律、金融等商务配套服务，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外资招商吸引力。
(2)加大对外宣传和推介力度，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招商方式
应通过各种途径，搞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宣传和推介，扩大大庆市对外招商吸引力。突出比较优势，搞好产业策划，做好投资机会研究，积极开展产业招商。组建专业招商团队，开展小分队招商，发挥骨干企业作用推行以商招商，利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实行以智招商。探索采用论坛招商、中介招商和网络招商等新方式，不断提高招商水平。突出招商重点，围绕石油石化、新材料、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以国外大企业为招商重点，深入研究世界500强的发展战略和投资意向，密切跟踪其发展动态，加强沟通联系，认真搞好对接，实施重点攻关，力求取得实效。
(3)提高城市市场化程度
实现产业接替是资源型城市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必经之路，实现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途径主要有四种：第一，拉长链条延伸发展。拉长链条延伸发展，就是依托资源优势，拉长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精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的产出价值，不断壮大接续产业规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第二，发掘优势特色产业；第三，做强龙头牵动发展，使其成为发展接续产业的重要力量；第四，借助外力移植发展。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大高外”项目，为发展接续产业注入新的强大力量。
(4)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
搞好招商引资，必须制定优惠政策、创造优良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招商引资的竞争，实质上是投资环境的竞争。
大庆要从长远发展出发制定优惠政策。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与外商的沟通，建立与外商的对话机制，通过及时主动地与外商沟通了解外商的意愿，从而做到有针对性地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商真正获益。同时还要注意这些政策的适度性，只有鼓励与限制并存才能既可以依靠优惠的政策实施外资鼓励，保证本市市场内资与外资的经济平衡，从而达到有效利用外资。
(5)进一步提升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要加强政府部门外资招商队伍和为外企服务队伍的建设，选拔引进懂外语、通晓政策法规、掌握国际经贸知识的专门人才，加强专业知识、业务技能的培训，建设一支力量设备齐全、信息搜集准确、项目谈判高效，综合服务能力强的队伍，全面提高招商能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6)缩小与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在科技、教育、文化及法律环境方面的差距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力量，鼓励科技创新，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提升文化氛围，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做到司法公证。
参考文献: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5
【关键词】FDI；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的国际流动，FDI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从2000年到2011年FDI从407.15亿美元增长到1160.11亿美元，已成为FDI流入大国。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应该是经常项目逆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格局，而我国却与此相违背。“双顺差”的结构反映出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长期发展对国内的经济会造成不利影响。FDI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尤为显著，因此本文分析FDI流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程度及影响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FDI流入现状及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变化
（1）中国FDI流入现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FDI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起步阶段（1979～1991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实际利用FDI由1979年的不足1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91年的43.66亿美元。第二阶段为成长阶段（1992年～2001年），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了57%，自此FDI成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三阶段为全面开放阶段（2002年至今）。FDI流入量增长非常迅速，从2002年的527.4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160.11亿美元，将近增长了一倍。我国利用FDI有以下特征：首先利用FDI方式以外商独资为主；其次，利用FDI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再次，FDI主要来源于东亚。
（2）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结构的发展变化。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98年～2000年，此阶段中国的经常账户与资本与金融项目比较平稳，经常账户缓慢下降；第二阶段为2001年～2008年，这一阶段经常账户差额、资本与金融账户差额和总差额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第三阶段为2009年至今，经常项目下降幅度大，资本与金融账户项目呈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来，中国的国际收支从1998～2011年始终是“双顺差”的格局。
三、FDI流入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1）FDI流入对经常项目的影响。FDI对货物项目的影响是逆差还是顺差，主要取决于FDI的类型。资源导向型FDI常见于国际贸易发展初期，FDI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并最终将产品用于出口，其对东道国货物项目的影响将是顺差效应；市场导向型FDI，其看重的是中国广阔的市场，产品主要是面向中国销售，对货物项目的影响是逆差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情况，与中国出口总额呈现相同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一直在50%左右，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促进出口具有非常大的贡献。FDI的流入对服务项目造成逆差还是顺差，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国内的技术创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若东道国的这些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大于服务业FDI流出国，则东道国对外的服务的出口就会大于服务业FDI进口，服务项目就会呈现逆差，否则就会呈现顺差。中国服务项目逆差项目逐年增大，从2000年的-5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552亿美元，说明了我国引进服务金额呈上涨趋势。说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相较于FDI流出国比较落后，人力资本、技术和研发还不够，服务业FDI的流入导致了服务项目的逆差。就收益子项目而言，FDI 流入对其是顺差效应还是逆差效应取决于
FDI 的利润汇出额是大于还是小于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收益。若前者大于后者，则收益子项目表现为逆差；若前者小于后者，则收益子项目表现为顺差。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收益项目从1998年至2011年，只有2007（80亿美元）和2008（286亿美元）两年是顺差，其他年份都是逆差。（2）FDI流入对国际收支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影响。我国资本项目差额从1998年至2011年浮动幅度很小，且数额相比于整个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总额比占比非常小，不到1%，因此资本项目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影响甚微，本文就不着重分析。金融账户从2000至2011年一直保持着顺差，且顺差规模逐年增大。金融账户的结构中，直接投资子项目的顺差决定了金融项目的顺差，以2011年为例，直接投资差额占金融账户总差额为79%。直接投资差额项目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为负，而外国在华投资差额逐年上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直接投资项目一直保持顺差的状况。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金融账户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国家吸收FDI的能力与该国的诸多因素有关，从我国现实来看，我国吸引FDI大量流入的主要因素有：稳定优质的市场环境、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外资优惠政策。在引资初期制定的优惠的引资政策，极大的刺激了外资的进入。随着改革开放和扩大市场决心的坚定，不仅使收益再投资的比重增加，更使得FDI流量保持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间接的影响。一方面，当利润汇出大于新增FDI的流入量时，收益项目就会呈现出逆差。另一方面，FDI的利润用于东道国再投资，则体现在金融账户的顺差上。从本质上来看，FDI的流入是为了寻求较高的投资利润率。从长远看，当中国市场的利润率下降时，FDI必然会离开中国市场，届时就会带来国际收支平衡的大幅度波动。
四、合理调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建议
（1）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加工型贸易在出口创汇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国必须转变贸易政策，鼓励国内产业升级调整，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服务贸易的缓慢发展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平衡，国家在服务业要加强政策倾斜，调整服务业贸易政策，重点发展如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优势服务产业。鼓励优势服务业“走出去”，积极与国际社会接轨。（2）调整利用外资政策。首先要制定新的引资政策，适当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把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和朝阳产业的发展作为我国引资的重点。其次，从利用外汇的角度讲，要扩大我国外汇的投资渠道，合理利用外汇储备，扩大外汇储备的收益。同时做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立法工作，加强国际政策的协调，为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国际担保。最好，重点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过于依赖引进FDI，而是转为发展本国技术，提高劳动力质量，合理充分利用本国资本，外资只能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升社会效益。
参 考 文 献
[1]尹浩华.FDI与我国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J].国际投资.
2012（5）：55～65
[2]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6）：91～114
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范文6
关键词：FDI投资撤退隐形撤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随着跨国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跨国公司从国外撤资的现象也更加频繁。从近年的情况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撤退的数额和规模仍高居不下。
国际直接投资撤退是一种客观存在，其影响重大。因此，研究撤资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亚于研究投资。
关于撤资的基本情况，如国别、成因、规律、影响等，国内外有关学者有过相应研究。但总体而言，系统的研究成果和相对成熟的研究结论不多。本文拟就近年来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论证，用以丰富此研究领域的相关内容。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撤退原因分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提交的一份题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的主题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21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外商投资企业的终止运营、资产折旧和撤资等因素，2003年底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为26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计批准设立的46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3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50％，现存注册运营外商投资企业约23万家。即：在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失败、中止、撤退的比例高达50%。这其中，由于跨国公司撤资引起的企业终止或停止运营占了一定的比重。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
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