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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垄断优势理论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产生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如火如荼的年代，该理论认为对外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市场的不完全性主要是由规模经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国与国之间贸易壁垒等因素造成的。而通过垄断则可以带来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以及规模经济优势。该理论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跨国投资就是仅仅追求经营利润的固有看法，追求持续的垄断优势才是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目的，该理论也因此成为了对外投资的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深入阐述了垄断优势在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该理论在解释产业转移方向，以及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方面还存在不足。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在其1966年所著《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该理论从侧面阐述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稳定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当产品处于导入期以及成长期时，产品呈现出典型的技术密集特征，拥有该产品生产技术的国家具有垄断优势，生产此种产品时基本不用考虑地理位置等影响产品成本的相关因素，生产商一般都采取用本国生产，出口国外的模式。当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稳定阶段时，产品的国内市场增长空间变得极为有限，拥有该产品生产技术的企业为了开拓新的市场就会选择技术转让或者国外建厂的方式来提升产品销量，这就会在客观上带来国际产业转移，但是这里所谈到的国际产业转移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该国家或者该国家所在的区域范围内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该地区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可以顺利的进行该产品的生产，三是在该地区进行生产要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当产品生命周期进入衰退阶段时，技术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产品竞争优势的建立主要依赖于产品成本的降低，这就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向具有更低生产成本的地区转移，在该地区生产的产品再被返销到技术输出国市场。该理论通过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引入到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动态的分析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该理论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时机选择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却无法解释并不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同时也无法解释产品尚未进入稳定以及衰退期就进行产业转移的行为。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英国学者邓宁于1977年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产业转移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往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导致的优势，一是企业占有的无形资产带来的优势，这包括技术、品牌等方面。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凭借所有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企业拥有内部化优势的原因在于外部市场的失效，主要原因是因为贸易壁垒、交易渠道不畅以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优势，投资国只能被动的加以接受或者利用区位优势而不能被改变区位优势。该理论认为产业转移要综合比较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样才能带来充分发挥产业转移的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克服了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只注重资本流动的不足，通过将区位选择、对外贸易、内部交易等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但是尽管该理论汲取了诸多有关产业转移理论的优点，但是却仅仅是从微观层面以及静态层面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缺乏宏观以及动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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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回顾 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1、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1983年，威尔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代表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来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前景。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来源。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在比本国更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市场规模比较小，如果本地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可能会导致企业规模过大而与当地市场规模不匹配。在产品市场比较小的情况下，使用的技术也应该适合于小规模制造，才能增加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技术就符合这一要求。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国外投资的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一方面是本地企业，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本地企业想要模仿投资国的技术，可能要支付比较高昂的成本，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小规模生产和小规模市场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就具备了技术上的优势。
竞争优势还体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恶劣的国际收支状况会限制进口而鼓励本国企业制造，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了夸大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会选择商品出口。在出口受到威胁时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对外的投资活动保护产品的国外市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廉价的原材料。另外，因为投资国与东道国比较接近的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环境，使产品和技术更容易被接受与认可。
（3）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前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相比，具备的竞争优势比较小，从而容易失败，一旦发展中国家小规模技术优势被取代就很难寻求其他的优势来源。但是，只要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继续保持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优势与经验，这些具备新的竞争优势的企业会不断涌现，对原有的企业进行替代。另外，只要出口继续受到威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使优势内部化也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果不只是简单的模仿技术，而是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对外国技术做出大规模的调整，这种技术地方化的过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他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来自于：容易本地化的技术和知识；和同类型国家产品市场的相似性；小规模技术效应；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研发的产品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的差异化。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外国技术的消化、改进、创新，使其更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在这一创新过程中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3、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
由坎特威尔（J.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E.Tolentino，1993）共同提出的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也被称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重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和技术积累进行考察，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能力的积累，向周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成功的投资，并最终升级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托兰惕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的地理扩散的规律，认为分成三个步骤：第一步，向临近国家或者文化接近、有联系的国家投资；第二步，开始向非临近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投资形式为比较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第三步，在最高级的产业阶段，跨国企业将自身优势运用于复杂、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开始向距离遥远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4、小泽辉智的“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了“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发展中国家FDI会经过4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为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本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小泽辉智强调发展中国家的FDI结构升级应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把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与开展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他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与对外投资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会改变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推动企业的跨国增长，海外经营也会反过来提升产业竞争力，让相关企业成长为国际领先的优势企业。
5、Uppsala国际化模型是基于约翰逊（Johanson J.）、保罗（Wiedersheim-Paul F.）、（Vahlne J.E.）等人的国际化演进模型
Uppsala国际化模型将国际化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依次代表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没有出口；有偶然的出口；通过独立的代表处或人有规律地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子公司；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实体。Uppsala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而言，其借鉴意义在于该理论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前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对企业积累最为关键的海外市场的知识、销售技巧至关重要。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评述
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合理性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从自身角度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原因、发展规律等，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按照传统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因此其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客观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具备的竞争优势，拥有的技术和其他要素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没有绝对优势，但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本国低的国家，这种并不先进的技术却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如果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较低的国家，他的技术相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更容易被当地市场接受，遇到的竞争者也会比较少，那么就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学习，创新与转化，锻造并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拥有的是比较优势，所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步骤和路径也与发达国家不同。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在完全拥有垄断优势之后才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发展中国家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开展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该紧密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状况，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对外投资策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竞争优势的增强，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并利用海外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主要路径之一。
（3）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关系。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当商品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企业才会利用内部化的优势降低成本，扩大产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从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通过开展对外投资，将本国所具备的技术优势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且进一步的普及和推广，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提升；通过投资扩大比较成本差异，对贸易又形成了新的推进作用。相关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贸易与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2、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1）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来源论述片面。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把对于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先进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显得比较单一和片面。虽然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不具备竞争优势。以目前的发展形势看，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掌握的核心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技术地方化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的来源归结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的模仿与改进，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区位仅限定在比本国经济水平的低的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只可能对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欠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进行投资。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向发达国家而并非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企业当中有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原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跨国企业的最高发展阶段才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理论，就很难全面解释这种现象。
（3）对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难解释。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言，解释中小企业在FDI中获得的高收益始终是一大难点。对现实经济的经验现象与经典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矛盾，中小企业的高效率在过去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规模经济既不能解释各类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不能解释结果。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企业个体层面的扩张，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不能被厂商规模经济解释。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注重培养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首先，要利用和发挥比较优势，先从具备优势的行业和产业开始发展，在发展中注重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同时把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有效的结合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的升级。其次，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产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促进国内比较优势的提升。另外，优势的获得除了企业本身，还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以我国目前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水平，大部分企业都不具备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实力。现阶段就应该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周边国家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展开投资。这种模式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为继续扩大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打下基础。
3、注意协调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关系
对外投资和贸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互补关系，是可以互相促进的。我国当前外贸出口受到国家经济的波动与国内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很多企业面临危机，甚至倒闭。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有效利用相关的理论作为指导，从而促进投资和贸易的共同发展。对于遇到出口问题的企业，除了技术改造和政策扶持，还可以根据其技术与市场状况开展一部分产业转移，通过合理的参与国际分工为本国创造新的国际贸易机会，对外投资，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有效优化与提升，使得外贸中的比较优势就进一步增强。
4、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产业升级
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而我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消费制造业，产业结构比较低。现阶段我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将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的向周边国家进行转移，一方面缓解在国内遇到的发展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提升我国的产业优势。
除了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投资，技术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必要的。在投资过程中加快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消化与吸收的能力，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的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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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口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 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4
一、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和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落后，并存在投资主体单一、区位与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趋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之后各年对外投资输出流量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91年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都处于10亿美元以内；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4年的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均规模为27亿美元；2005年以后是快速发展阶段，其中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23%，2006年1－9月份，对外投资流量为1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5.7%。
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较小，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5年全球外国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8亿美元，中国只占1.574%和0.536%。2005年底美国、日本、丹麦、巴西、俄罗斯和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182、3075、996、644、819、1009亿美元，我国仅为572亿美元，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
2、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分析
近三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呈如下特点：理企业所占比重依然较大。2003年中央企业占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比重为73.5%、90%以上，2004年为82.3%、83.7%，2005年为83.2%、81.8%。
（2）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比重增加。2005年，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2%，而国有企业则下降至29%，有限责任公司首次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
（3）地方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山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以上5地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地方总量的63.4%、75.4%。相反，中西部各省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
（4）私营企业投资数额较小，且大多集中在福建和浙江两省。2003、2004年，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只占当年流量的1.5%。至2005年底，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总的来看，近几年投资主体单一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其中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比重偏小等问题尤为突出。
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失衡十分严重。2005年底，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地集中了我国境外企业数量的45.6%。从2005年底对外投资存量来看，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90%以上，其中亚洲地区为406亿美元，占7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或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是流向周边地区，如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二是流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种失衡的区位格局的不利之处是：一、境外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较高，经济效益不理想。发达国家要素成本高昂，市场竞争激烈，我国在发达国家的境外企业并不具有垄断优势与内部化优势，相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效益低下。据统计，我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近半数不盈利。二、忽视发展中国家市场，放弃自身优势。相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适用技术、成熟技术、劳动密集的生产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忽视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质上就是放弃发挥自身优势，也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
4、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析
200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比重依次为40.3%、18.6%、18.4%、13.7%、4.7%。到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如下行业：商务服务业占28.9%，批发和零售业占20%，采矿业占18.1%，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占12.4%，制造业占10.1%，房地产业占2.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占2.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2.3%，建筑业占2.1%。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行业分布失衡问题：一、境外商务服务型企业投资比重过高，生产型企业投资比重偏低。一般而言，生产型境外企业更有利于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外资源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更为明显。我国生产型企业投资比重偏低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产业层次偏低。我国对外投资较大的项目集中在初级产品制造加工业和采矿业（包括石油开采业），这对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不利。三、传统产业和成熟的制造业对外投资不足。我国制造业和许多传统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早已成熟，其独特生产技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目前这样的产业开展对外投资的现象并不多见。四、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比例较低。尽管从区位分布来看，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较为发达国家，但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很小，并没有起到技术学习的预期作用。
二、基于发展中大国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战略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取决于其动机和优势的共同作用。动机和优势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逻辑起点，而它们又取决于一国国内经济特征。
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差异化”、“多元化”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人文社会背景差别很大。各地人文风貌和社会结构各异，与外部联系也各不相同。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欧洲甚至美洲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西部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种族联系。其次，资源禀赋多元化。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东部地区各类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中西部地区人才匮乏且流失严重。再次，经济、技术多元结构。经济、技术多元结构表现在多方面：既存在城乡差异，又存在东中西部的地区经济差异；既有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有大量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和民族产业；既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有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另一些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经济差异化、多元化使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难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垄断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适用于解释拥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只适用于解释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这些理论都不能从整体上解释我国的对外投资行为，因为我国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相对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又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在世界生产体系内，我国大部分产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也有为数众多的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
多元化的经济特征导致了我国对外投资多元化需求和动机。总的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如下5种类型的动机：（1）自然资源动机。以人均量计算，中国自然资源非常贫乏，其中以石油、铁矿、铝、铜、木材和鱼类资源尤为明显，加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消耗巨大，我国对海外资源需求巨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资源的开采利用。（2）学习动机。通过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来了解与掌握他国先进生产工艺、技术和管理技能是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亚洲“四小龙”曾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我国华为、海尔等企业在国外的研发投资也是基于此类动机。
据调查，我国77%的企业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3）市场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巩固、扩大原有市场以及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中化集团总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逐步开拓了石油、化工、投资、金融、旅游、咨询等领域的国际市场（该公司原为对外贸易公司）。（4）规避贸易壁垒动机。随着我国出口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主要是欧美等国）纷纷寄起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和保障措施等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的大旗，对我国相关行业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下，国内许多相关企业不得不寻找能够替代贸易的投资形式，即通过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形式规避对华贸易壁垒。（5）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动机。我国在许多制造业方面技术成熟、设备先进，但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生产能力过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国内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国外进行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多元化经济特征也使我国拥有多元化优势。因而，我国对外投资多元化动机和优势也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战略（见图1）。总的来看，多元化战略包括三个部分：（1）多元化主体。不同所有制、规模以及区域的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它们都应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2）多元化产业选择。我国许多传统制造业技术成熟、生产规模大，需要规避贸易壁垒、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传统民族产业拥有独特的产品和生产技术，需要向外开拓市场；资源开采业需要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则更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不同的产业都应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3）多元化区位选择。我国企业的不同优势和动机是相对于不同地区而言的，因而应选择不同的对外投资区域。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只有选择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才能学习到先进技术；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和区位选择有时是相互联系的。
三、实现我国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的对策建议
1、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法律体系，增强管理与服务职能。首先，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化建设。200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放宽了审批权限、简化了审批环节，但大多是以国务院各部门的政策形式出现，目前应制定一部纲领性、权威性的法案，从整体上协调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其次，发改委和商务部之间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权限界定不清、平行管理的问题，应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职责划分。再次，努力构建与完善境外投资担保与监管制度。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多，企业在境外所面临风险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我们应积极准备，尽早建立对外投资担保制度、完善现有监管体系，降低企业海外经营风险，促进国内外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及时关注企业在境外的生产经营发展状况。最后，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服务职能。信息是影响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权威的对外投资信息提供机构，应尽快建立起一套为企业海外投资服务的信息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以上政策与制度问题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设为不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公平的平台。
信息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以上政策与制度问题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设为不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公平的平台。
2、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几年我国在对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识不强且面临较多的政策与信息限制。世界市场是多元的，中小型企业在对外投资市场上也拥有相对优势。今后应在政策和信息服务上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进一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5
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拥有巨额的资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进行投资，而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却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日本应该把失去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的东道国。但要记住三点原则：（1）根据投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上，要维护国际贸易分工。（3）提出贸易创造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有他独到之处，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冲击，日本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特征
随着日本不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投资区域在北美、欧洲、亚洲。战后初步阶段，由于日美的特殊关系，加之美国有日本所需要的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因此日本商业和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当然也有部分自然资源的投资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进入到70年代以后，为了获取大量劳动力资源，日本把投资目光对准了亚洲地区，向这些亚洲地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80年代以后，为了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放缓了对亚洲的投资，改向对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后来，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投资重点仍在北美，但由于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亚洲区域，尤其是加大了对东亚的投资力度，此时也加强了对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在亚洲寻求区域联盟，增强对亚洲的投资，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规模超过北美。
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61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35.3%，非制造业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见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非制造业。从产业内部来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转变为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得产业转变。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日本贸易机构统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上升，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1990年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国，投资累积额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随着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几经浮沉，同时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显得日本对外投资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上升，2012年达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日本仍然是当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数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中，相当部分是投资在了海外不动产领域。这是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股价、地价暴涨形成泡沫经济，与之相比，海外地产相对便宜，于是海外不动产投资盛行。这个典型个案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地产用13.7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曾经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出面担保融资13亿美元成为三菱地产一个沉重负担，并且低迷的美国经济让曼哈顿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实际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产原先预计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将出现3.62亿美元亏损。
4.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启示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我国企业正在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但是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倾斜、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国企央企等大企业为主，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结合自身问题与日本发展多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来看我国应关注获取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发展跨国公司、大力培育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明确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方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以大企业为中心，发展群体力量等。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6
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