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cal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distribution， etc.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关键词： 制造业；跨国经营；现状
Key words： manufacture；transnational operation；status quo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198-02
1 跨国经营总体规模
2006年末我国对外企业投资非金融类累计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占世界FDI存量的0.85%，排第13位。2012年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8%，其中，对俄罗斯投资实现高速增长，达117.8%，对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的投资均实现两位数的较快增长。目前已有5000多家国内企业在世界的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10000多个分支企业。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也迅速壮大。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45.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4%。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对外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量的5.6%，中国1.3万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①
2 跨国经营主体特点
2.1 所有制分布
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来看，中国制造业跨国经营主体构成正在经历着从国有企业主导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变化趋势。
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这就决定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境外投资微观企业主体必定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股占控制地位的国有企业②。虽然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目来看，近年来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在下降。但中央直管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约占80%以上。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营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国民营企业产值所占份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上升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的49.7%，外商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民营企业的出口创汇迅速增加，由改革开放初期几乎为零发展到2005年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7.8%。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力不断增强，虽然在投资金额存量上国有企业继续领跑我国对外投资业务，但按新增对外投资企业数计算，民营企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2005年，在我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民营企业在总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64%，在2006年新批对外投资企业中，浙江省的90%以上，江苏省和福建省的65%以上均为民营企业，尤其是在工业制造业与分销领域，民营企业更是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为2511.53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的6.9%；其中，进口总额为1472.84亿美元，占当年我国进口总额的8.45%，出口额为1038.69亿美元，占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的5.47%。2011年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进出口总额比2010年的1714.71亿美元增长了46.47%，其中进口额比2010年的1472.84亿美元增长64.04%，出口额比2010年的816.845亿美元增长了27.16%。④
2.2 规模分布
从跨国经营主体规模的结构上看，当前大多数我国制造业跨国经营企业的规模都不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平均投资额低于发达国家海外投资项目的平均投资额（600万美元），而且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投资水平（450万美元）。⑤投资规模偏小，不仅自身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提高效益，而且竞争力较弱难以与其他跨国公司抗衡。不难看出，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的数量、规模与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的发展趋势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3 跨国经营的产业结构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仍然集中于加工制造业领域。从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加工制造业20.7亿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纺织业、造纸及制品业、木材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⑥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75亿美元，主要投资于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⑦，高科技产业投资有所上升，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国内一些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纷纷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欧美信息渠道多、信息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及时跟踪国际科技最新动态，直接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从2009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行业分布上呈现出由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的趋势，对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业。但从总体上讲，中国目前在海外投资企业中高技术企业的比率还很低，对外投资的低技术格局仍未改变。
4 跨国经营区域分布
4.1 跨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特点
一般认为，跨国投资在其发展的初期，通常是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选择那些相邻或相近的区位开展投资活动，这不仅可以消除“心理距离”，而且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从而为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跨国经营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就近投资原则。但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经营的规模扩张，其投资的区位格局也不断地发生变动。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重点由港澳、北美向亚太、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多元化的对外经营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71%的地区，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投资的覆盖率为91%和80%。投资区域流向具有较高的集聚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主要流向开曼群岛；亚洲主要流向香港、印度尼西亚等；欧洲主要流向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斯等；非洲主要流向尼日利亚、南非、马达加斯加等；北美洲主要流向美国；大洋洲主要流向澳洲利亚。⑧以家电、纺织为代表的加工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18%）、东南亚（20%）、非洲（32%）；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美国（9%）、欧洲（11%）、澳洲利亚（5%）。
4.2 跨国经营分布的主要问题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区域分布明显地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这种相对集中的区位分布，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区位选择共同的特征。一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二是直接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投资。三是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投资。从流向上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区域过度集中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而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少。
5 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
从进入方式的角度，中国制造业企业采用对外投资进行跨国经营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从境外企业的产权结构来看，以合资合作居多。一些调查分析显示⑨，在被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企业在境外与东道国或第三国共同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约占境外企业总数的70%以上，合作伙伴以华裔为主。
其次，从企业设立方式来看，这些企业多数是新设创立企业，近年来并购方式等其他方式有所增加。按照新设企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企业以机器、原材料等非货币要素作为投入资本，也便于企业独立地实施自己的经营战略，但它耗时长，难以简捷快速地进入市场。
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范畴内最为活跃的是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制造业企业，2001-2005年累计并购交易12笔，平均交易价值在2亿美元左右。较为活跃的还有汽车制造业，消费电子类行业、生物医药业也都有一定数量的跨国并购交易。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开发技术资源，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
注释：
①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12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11：18-22.
②李敬，冉光和，万丽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J].亚太经济，2006，（6）：23-26.
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34-38.
④博阳.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⑤司岩.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⑥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⑦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2005：12-18.
⑧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07：22-29.
⑨所指调查包括：1989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对北京、上海、福建等22家对外投资企业的问卷调查；1991年中国对外贸易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对国内20多家大公司海外投资动因的问卷调查；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鲁桐等对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海外经营的实证调查；2003年南开大学的许晖对荷兰开展经营的中国企业所作的问卷调查.
参考文献：
[1]李敬，冉光和，万丽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J].亚太经济，2006.
[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cn，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500强发展状况分析，2012，8，12.
[4]博阳.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司岩.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6]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06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7]国家商务部、统计局、汇管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8]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北京：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杂志社，2005.
[9]杜德斌.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2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说，我国吸收外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吸收外资双增长。1―7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44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70.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01.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98.2%。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45.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5%。
主要来源地投资保持稳定。1―7月，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实际投入外资总额4652.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4.6%，同比增长5.6%。其中，美国、英国、德国增幅分别为129.8%、96.8%和96.6%，增长较快的主要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制造业等行业。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6%。
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幅较高。1―7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65亿元，同比增长31%；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4288.3亿元，同比增长6.6%；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61.8亿元，同比下降36.1%；长江经济带区域实际使用外资2187.7亿元，同比增长6%。
新设立及增资的大型企业数量较多。1―7月，新设立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443家，增资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255家。其中，既有从事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飞机零部件、医疗仪器、集成电路和芯片等研发生产的制造业，也有医疗、养老、电子商务、云计算、生物燃料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及应用等服务业领域的企业。
通过外资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继续增长。1―7月，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9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5.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4.1%和17.8%，占比分别为5%和20.5%。
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呈现如下4个特点：
一是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增幅趋于稳定。7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38.9亿美元，环比下降9.5%，这是今年4月单月对外投资额达到峰值后，连续第3个月单月投资额相对走低。
二是投资区域相对集中，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流量增长迅速。据介绍，1―7月，我国内地对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日本7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750.9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3.1%。其中，对美国和德国的投资流量增幅均超过200%，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流量增幅超70%。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直接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共建为抓手，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来，已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对外投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规模来看，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首次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然而，从另一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产为804亿美元，负债为2891亿美元，即直接投资净流入2087亿美元。此外，根据BOP历史数据，近五年我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高达近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距离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手笔收购投资频繁见诸报端，但外界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情况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巨大的反差使我们难以判断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现状，而投资效益的真实水平将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则关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资推动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选取恰当的数据深入严谨地进行分析研究，正确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他将一国的对外投资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通过观察67个国家1967-1975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均GNP数据，发现两者的散点图呈U型分布，在此基础上他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既无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有效需求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结合自然资源、劳动成本低等区位优势，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为负且加速下滑；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增长，部分行业具备了可与外资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外资流入减少，但在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优势仍然显著，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净流入，但流出已开始迅速增长，净值出现拐点，负值逐渐减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至发达国家水平，开始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和资源配置，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超过流入，转为净流出国。〔1〕之后，邓宁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五阶段论，指出对于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外投资将不再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联，而是由经济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决定，流入和流出均规模巨大，净流出围绕零值上下波动。〔2〕
IDP理论被提出之后影响斐然，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检验。日本经济学家小泽（Ozawa，1996）在行业层面提出了中观IDP理论，指出宏观经济层面的对外投资U型曲线可视为中观行业层面U型曲线的包络线〔3〕；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将贸易发展路径理论（TDP）和IDP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种路径具有相似之处〔4〕；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运用非线性波动函数通过OECD国家的数据对IDP理论进行了再检验。〔5〕在实证检验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论的结论，如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对爱尔兰的研究〔7〕，卡斯特罗（Castro，2004）对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亚等（Gorynia、Nowak、Wolniak，2007）对波兰的研究。〔9〕
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运用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开展研究。江小涓和杜玲（2001、2002）较早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10〕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通过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短面板模型对IDP理论进行验证，并根据结果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11〕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以二次函数模型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12〕李辉（2007）则以二次和五次函数模型分别验证了IDP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同时建立多国面板模型ξ夜未来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预测。〔13〕黄武俊和燕安（2010）通过对存量/流量、二次/五次函数进行分别组合构建了四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投资发展路径已经出现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并将中国同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国际比较。〔14〕薛求知和朱吉庆（2007）、林季红和胡雯婷（2011）根据邓宁的划分标准认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15〕，而朱华（2012）、彭刚和苑生龙（2013）则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06年测算的阶段划分标准判断我国对外投资阶段实际上是超前于经济发展的。〔16〕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研究主要通过应用IDP理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进行经验分析，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判断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并据此预测发展前景和趋势。但正如闫实强（2012）所指出的，国内文献在IDP理论的应用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刻板参考邓宁在1981年划分的阶段标准而没有考虑时展的影响。〔17〕在研究数据的选取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如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注意了数据来源不同可能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的问题，但迄今没有文献对这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谨慎选择，大多数文献只是直接选取UNCTAD数据。鉴于上述缺陷的存在，现有文献所得结论值得商榷。同时，现有文献的模型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对创新模型的研究和应用较少。本文将弥补这几方面的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针对对外投资收益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论文并没有将直接投资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仅有的文献也显得缺乏较为权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本文所采用的综合收益率将考虑存量估值效应因素。这一概念最早由丁志杰和谢峰（2014）提出，指由于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所造成的对外资产负债存量的价值变化。〔18〕其他学者对这一现象也做了相似定义，如肖立晟和陈思（2013）将其称为金融调整渠道，认为本质上是一国外部资产和负债随着汇率和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变化的机制。〔19〕然而，两者均是在对外资产负债整体层面解释这一概念，前者侧重于美元货币特权和美国表外收益，后者主要从我国国际收支和外部失衡角度进行分析。管涛（2015）将其解释为非交易因素所导致的价值调整，并首次根据IIP分类资产进行了计算。〔20〕王春英和周济（2015）则对这一现象背后涉及的统计方法和变更等内涵进行了解读〔21〕，但都没有对IIP和BOP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将通过整合过去10年的IIP分类资产数据，就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与其他对外投资方式下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判断
1.基于BOP数据的经验分析
由于巨大的数据差异，现有文献的结论可信度不足，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对相关口径的差别进行权威解读，因此需要首先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对外投资统计数据的权威来源为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①这一方面需要首先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与指标说明》等相关统计制度和数据诠释文件，而从数据源看，商务部的数据来自投资企业的报送资料，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来源除商务部统计数据之外，还包括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国际交易报告系统、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检数据等；从统计方法看，商务部主要采用月度和年度报表逐级汇总报送的方式，而外汇管理局还包括了全数调查、抽样调查等，并对各来源的报送数据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校验，核查数据质量；从统计口径看，商务部数据仅包括资金投资，而外汇管理局数据还包括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投资，口径更广。②因此本文认为外汇管理局的数据在质量上更好，并且口径也更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虽然在国际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被众多文献认为是最优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来源，但在做具体数据对比时发现，在UNCTAD数据库中我国的数据和商务部的数据是基本相吻合的，因此推断UNCTAD公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报送。基于上述对商务部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直接采用UNCTAD数据分析我国情况并不恰当。进一步的，通过将UNCTAD对外投资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的直接投资项作对比，我们发现除中国外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数据相差很小，这意味着以BOP数据为准进行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认为以外汇管理局公布的BOP数据③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更具有说服力。
我们这里借鉴二次和五次函数实证模型（I和II）进行分析。根据纳鲁拉（Narula，1996）的观点，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数据可以避免可能的短期冲击所导致的异常波动，相比流量数据效果会更好。④但考虑到直接采用对外投资头寸表（IIP）的存量数据会使结果受到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带来的存量估值效应影响，本文选取UNCTAD公布的1981年我国对外投资净存量作为基期〔22〕，通过累加外汇管理局公布的1982-2014年BOP数据所代表的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以获取1981-2014年对外投资净存量数据。
模型中PNOI和PGDP分别代表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和人均GDP，历年人口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我们使用STATA软件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I和II中的高次项系数β2均为正，并且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实际情况符合IDP理论模型预测。对比来看，虽然两者的拟合优度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比较理想，但模型I略好于模型II，说明我国在样本区间内初始阶段便呈现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下降快于人均GDP增长的特征。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自1978年之后才逐渐对外资开放，之前的金融压抑使得外资在开放伊始便集中涌入，从而跨过了IDP理论所描述的初期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增长阶段。图1是我国PGDP和PNOI的散点图及模型I拟合的回归线。以模型I估算，我国人均对外直接投资净存量将在人均GDP为13647美元时达到最低点，而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7351美元，因此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拐点仍有一定差距。虽然我国人均GDP在近几十年保持了每五年翻1番的高速增长，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一增速不具备可持续性，估计需7-10年才能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
2.对外投资阶段的划分标准：2014年数据
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需要及r更新。自邓宁在1981年的论文中首次提出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之后，众多文献在使用IDP理论进行实证分析时直接套用了这一标准。显然，这一标准只有在研究样本的时期相近时才具备参考价值。虽然UNCTAD在2006年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新，也有部分文献加以引用，但距今又过去了10年，继续用于判断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欠缺说服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邓宁在划分标准时使用的是流量数据，而UNCTAD使用的是存量数据，以IDP理论描述五阶段曲线，在数据一致情况下使用存量数据划分的阶段标准必然高于流量数据，这也是现有文献在应用此标准进行分析时容易忽略的问题之一。
本文以UNCTAD数据库为基础，利用175个经济体2014年最新数据就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重新划分。如图2所示①，各阶段人均GDP划分节点大致为6000、15000、30000、50000美元。对比UNCTAD在2006年重新划分后的标准，此标准已大幅提升。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351美元，按这一标准，处于对外投资路径的第二阶段；同时，2014年我国人均NOI为-1501.7美元，从图中来看也符合第二阶段国家的取值范畴。这一结果支持我们通过模型I的判断，同时根据模型I估算的我国第二、三阶段拐点为13647美元的结果也基本符合来自全球数据得出的最新标准。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的再检验：波动函数模型
在现有文献中，传统线性模型虽然能够较好地检验对外投资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但无法完全反映完整的五阶段特点；同时，线性模型所估计的变量系数不具有经济意义，无法直观反映各国发展路径的特异性。为此，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创造性地提出了波动函数模型〔23〕，其基本形式为
该非线性方程组含有三个方程、三个未知数，没有解析解，因此需要通过数值迭代法求解。本文采用Eviews8软件进行估计，数据样本同上一节传统模型，结果如表2。
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Ⅳ在样本区间内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并且结论基本同传统模型一致。h为正、A为负验证了我国符合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的预测并处于早期阶段，而根据相位值2π/v可计算出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拐点在11140美元，这一点也同传统模型基本一致。结合我国2014年人均GDP可以判断我国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回归结果显著性不强，A和v的P值均接近0.1，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数据容量不足；而h的P值约为0.7，这意味着波动函数的扩散性影响很小（h趋近于0），指数项趋近于1。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水平对比
1.存量估值效应视角下的对外投资综合收益
从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对外投资的一种形式，一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从国际投资头寸表（IIP）和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得以体现。其中，IIP反映存量，体现在资产方； BOP反映流量，体现在金融账户资产项。从表面看，BOP中经常账户项下的投资收益贷方直接反映了当期一国对外投资的总收益，因此一般被作为考察国家对外投资收益状况的直观指标。但实际上该项指标并未完全反映一国对外投资收益的全部情况。一般而言，投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投资产生的资产利息，包括股本分红、债券利息等；一部分是资产的市场公允价格变动所产生的潜在收益，一旦出售即可确认为实际收益，即资本利得。整体看一国对外投资，前者可以通过BOP中的投资收益项反映，后者则无法直接读取，需要我们自行计算。根据国际收支手册，BOP仅统计当期发生的投资活动，不记录存量资产价值变动，但这一变动会在IIP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IIP中对外资产相邻两期存量的差额减去对应当期的BOP流量，即资产价格变动所带来的损益为存量估值效应。
理论上，对外资产的存量估值效应由货币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造成，因此从本质上看，存量估值效应不是简单的价值调整，而是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的一部分。但在以往实际分析中，往往被人所忽视：在考察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时只关注BOP中投资收益的显性流量，忽视存量估值效应所代表的隐性资本利得。从资产综合收益率角度看，一国对外资产收益率
其中gt代表资产利息，Gt代表资本利得。如果仅计算利息收益率r，则2014年我国对外资产收益率为2.95%，但从对外资产综合收益率R看，仅为1.56%。此外，从表3可知，从利息收益率角度看，我国对外资产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3.27%，并且相对平稳；但从综合收益率角度看，10年间平均收益率为4.08%，略高于利息收益率，但波动较大，有的年份甚至为负值。
2.对外直接投资效益比较
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IIP来看，根据投资工具和方式不同，对外资产可划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其中其他投资包括其他股权、货币和存款、贷款、保险和养老金、贸易信贷、其他应收款。如果不考虑储备资产，其余各项可视为我国非政府部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为计算分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需要分别计算各类资产利息和存量估值变动，由于我国BOP中投资收益项下并未细分不同资产种类，无法计算各类资产的综合收益率，只能单独考察各类资产存量估值效应，即资本利得收益率（见表4）。
由表4可知，如果只考虑资本利得收益，从近10年对外资产分类资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7.37%，高于对外总资产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并且最为平稳；其他应收款虽然平均收益率很高，但主要是由于2006年收益率高达115.23%所致，而且波动很大；证券投资、货币、存款和贷款的波动不大，但收益率显著低于直接投资；贸易信贷由于期限较短，基本不受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因而资本利得收益为零。由此可见，单从资本利得收益率角度看，在各对外投资方式中直接投资效益最好，不论是收益率还是稳定性均优于其他资产。此外，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运作看，一方面我国在考察期内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实行逐笔审批制度，众多企业在通过审批将资金投向境外后，倾向于将收益及回收投资所得资金留在境外，从而在继续投资境外资产时能够规避海外投资审批环节；另一方面出于避税考虑，企业也倾向于通过设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等投资架构隐瞒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增值情况。这显然会造成我们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的低估，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其他投资方式具有更好效益的判断。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当前仍处于发展的第二阶段，距离第三阶段的拐点尚有一定距离，但直接投资的良好效益为其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即将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期，需要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谨慎对待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尊重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投资能力、战略规划、制度建设、配套体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1.提高投资能力，注重人才培养
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投资行为，而企业投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取投资收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处于对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投资对象、环境、法律、制度时，易于暴露经验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失败甚至造成重大投资损失。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发起，国有金融机构在支持“走出去”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角色，这些机构的投资和运作均带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会因此导致对市场考量不足。
对此我们应意识到自身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方面的差距，通过积极学习、谨慎行动弥补经验的不足，争取在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企业，应理性投资，减少“拍脑袋”决策，避免跟风和“大干快上”思想；重视投资风险，除了传统的国内投资所应考虑的因素之外，尤其要注意包括地缘政治、跨境清算、收付汇率等对外投资所特有的风险；尊重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和文化，加强与投资东道国政府部门的沟通，遵守国际和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投资者形象。此外，企业投资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是否拥有大量高水平对外投资专业人才，因此企业投资能力提升的关键是投资人才的培养。现阶段可以通过从一流国际投行引入外部专业人才、聘请专业顾问等方式，学习投资技术、建立科学的投资模式；同时，应注重从企业内部培养，通过“干中学”逐步积累投资经验，加快形成企业自己的对外投资专业人才队伍，切实扩大人才规模，提升人才素质。
2.推动产业转移，实现互利共赢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并不只是简单的对外直接投资净值同GDP之间的宏观数据联系，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阐述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将通过投资进行产业转移的原理。从我国实践看，庞大的劳动力红利在改革开放初期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这也符合对外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特征。然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往具备国际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人力成本优势，不仅外资流出，产业自身也面临持续发展困境。如果按照IDP理论，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转移出去，对国内而言，能减轻供给侧过剩产能的压力，帮助政府轻装上阵，推动经济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升级；对产业承接国而言，则可充分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获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机遇，加速发展历程。这种产业转移是国际经济发展史上的常态，是投资国与承接国双方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模式，并且我国作为承接国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好的案例。然而从目前对外投资实践看，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排前三位的分别为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三者存量均达千亿美元以上。①考虑到行业特点，这三个行业都不是我国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其投资动因更多是战略层面的考虑，相比之下，制造业、建筑业等对外投资活动并不充分，说明我国在产业转移方面仍有巨大投资空间，也是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加以政策引导和支持的方向。
3.应对外部挑战，参与规则制定
虽然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A段，但从投资总量看已居各国前列，并且仍在高速增长。这一趋势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当前全球各国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大环境下，部分国家甚至发出了不友善信号，有的则直接调整相关政策，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这其中部分原因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者结构有关。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比为53.6%，超过一半，而如果加上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远超这一比例。面对这一局面，投资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应对，主动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沟通，保持信息通畅，并注重舆论引导。同时，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当前，国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跨境投资规则，现有较为公认的规则主要依附于WTO贸易协议中的相关投资条款，缺乏跨境投资方面的专门协议。考虑到规则制定者的先行优势，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益增长，我国有能力也理应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获取更多的话语权，在全球投资协议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从规则设计层面保障我国对外投资的权益。
4.加强政策支持，建设配套体系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努力进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体系完善。在对外直接投资实务中，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涉及企业对外投资的各个环节。在管理方面，商务部、外汇管理局等各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协调，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管理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在融资方面，应鼓励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企业“走出去”的进程，通过银团贷款、夹层融资乃至作为财务投资人进行股权出资等多种方式满足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在税务方面，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各主要投资东道国进行双边税收协定谈判，避免本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遭受双重征税，并争取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同时，对外投资离不开配套体系的支持，包括跨境资金清算、涉外法律审核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虽然规模增长迅速，但法律、审计等配套服务行业的专业性尚未得到国际投资行业广泛认可，在实践中有许多环节只能寻求外部服务。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企业降低投资成本，同时在投资过程中也易于受到更多掣肘。因此，相关行业需要加速同国际接轨，提升专业水准，赢取国际承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在标准和专业上的话语权，从长远角度保障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Dunning，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 1981，Vol.119：30-64.
〔2〕Dunning，J.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Khushi M. Khan， eds. Multinationals of the South： New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Hanburg： German Overseas Institute，1986：15-47.
〔3〕Terutomo Ozawa， The MacroIDP， MesoIDPs and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DP）〔M〕//J.H. Dunning， R.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42-73.
〔4〕〔6〕Dunning， J.H. and Kim， CS and Lin， JD， 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1，29（2）.
〔5〕〔23〕S.S. Kayam， M. Hisarciklilar， Revisiting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A nonlinear fluctuation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 Quantitative Studies，2009，9（2）.
〔7〕Frank Barry， Holger Gorg，Andrew Mcdowell，Outward FDI 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of a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Ireland〔J〕.Regional Studies，2001，37（4）：341-349.
〔8〕 F.B.Castr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The Portuguese IDP Revisited〔J〕.Fep Working Paper， 2004（147）.
〔9〕 Marian Gorynia， Jan Nowak， Radoslaw Wolniak. Poland and I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7，45（2）： 52-74.
〔10〕江小涓，杜玲.外跨国投资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J〕.世界经济，2001（6）；江小涓，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
〔11〕高敏雪，李颖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的探讨〔J〕.管理世界，2004（1）.
〔12〕邱立成，于李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南开学报，2005（2）.
〔13〕李辉.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J〕.经济研究，2007（2）.
〔14〕黄武俊，燕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实证检验和国际比较〔J〕.国际商务，2010（1）.
〔15〕薛求知，朱吉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2）；林季红，胡雯婷.中国国际投资发展阶段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2011（2）.
〔16〕朱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中国FDI发展阶段定位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5）；彭刚，苑生龙.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定位与总体模型――人均样本下的中国特征及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13（2）.
〔17〕闫实强.浅析部分文献关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表述与应用的谬误〔J〕.亚太经济，2012（5）.
〔18〕丁志杰，谢峰.美元过度特权、经济暗物质与全球治理变革〔J〕.国际金融研究，2014（11）.
〔19〕肖立晟，陈思.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失衡与金融调整渠道〔J〕.经济研究，2013（7）.
〔20〕管涛.对外净资产缩水≠跨境资本交易损失〔EB/OL〕.http：//.cn/plus/view.php？aid=10399，2015-12-03.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4
记者19日从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了解到，世界银行近日了针对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了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取得的成功，并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吸引合适的外资，从而助力于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改善以及产业升级。
世行于其官方网站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中国的案例》指出，近来中国的外资战略更注重有所选择，引导外资进入节能环保和先进技术产业。中国正在为所有企业，不分中外，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世行表示，中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直很成功。受到中国的投资机会及其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吸引，中国在过去10年吸引的外资约占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0%，2008年超过1000亿美元。从外资在GDP和投资中的比重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5年平均约占中国GDP的2.5%。
报告引用了中国商务部关于外资企业对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贡献达一半以上、提供中国30%的工业产出、创造了工业利润的22%、而仅仅雇佣了10%的劳动力（原因是其生产率高）等数据，用以说明外国直接投资支持着中国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了高达10%的创纪录增长速度，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篇报告中，世行重申，世界银行集团最近的《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并未涵盖与外国投资者有关的所有情况。报告提供的指标仅限于影响外国公司在各行业投资、开办企业、获得工业用地和商业争端仲裁方面的国家法律、法规和 惯例。
世行同时强调，“除了法律法规框架外，投资者也很重视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国内市场和是否邻近重要的国外市场、创新潜力、政府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力队伍等等。而且，从东道国的角度，还需要综合权衡外国投资的正外部性所带来的收益与其负外部性所隐含的风险，譬如对环境和社会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贫困人口受到影响）。在解读该报告中各国家概况时需要记住这个大 背景。”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在本月初《2010年跨国投资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87个国家投资环境的四个方面做出评估。这份报告发出后，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世界银行将中国列入对外资限制最多的国家”，引发舆论关注。
针对这一结论，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刘亚军近日公开表示“不认同”。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为39.6%。刘亚军指出，仅将外国企业进行的跨行业投资行为，成立子公司的过程，取得工业用地的程序，商业纠纷仲裁机制这四个方面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依据是不完善的、不充分的。中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表明，吸收外资工作不会削弱，只会加强。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5
一、完善外资并购的政策法规体系
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外资并购本国一些重要行业领域的企业，大多数国家都有所控制，或采取反垄断法，或采取特别立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试图垄断本国市场、危害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活动发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外资并购将逐渐成为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消极地抵制、排斥外商并购投资是错误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更是力不从心（甚至会引起政府效率下降和损害投资环境并落下政府干预正常市场竞争的口实）。为此，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旨在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的法律法规，使得对外商并购投资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在法制化、规范化和透明化的基础上。
此外，鉴于并购投资有别于“绿地投资”的特点，建议作为对我国现有《反垄断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法规政策的必要补充和完善，有关部门应出台指导外资并购投资的产业目录，重点对电网、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外资并购投资设置“准入”门槛。
二、尽快建立外商并购投资的部际联合审查机制
从国际上看，即便是发达国家，对外商并购投资的事先审查也是非常严格的，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审查机制。
目前我国对包括外资并购和“绿地投资”等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审批管理，处于分散管理、同时又多头管理的状况，相关职能分散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务院国资委等多个部门。由于受部门职责分工的限制，有关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再加上相关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实践中现行有关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尤其是对外资并购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并没有完全到位。建议尽快改革有关政府部门职责分工中存在的问题。
对外商投资投资中分散管理、多头管理并存的问题，建议借鉴日本“综合安全保障阁僚会议”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的做法，尽快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商务部、工信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参与的部际联合审查机制，即：将现有对外商投资活动尤其是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的管理和监督职责进行适度整合和集中，重点对包括电网、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业和重大装备制造业等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和关键领域内的重大外资直接投资项目及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进行联合审查。
三、建立和完善对外资并购项目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注重对外资直接投资项目的前置性审批管理，相对忽视了外商投资项目/企业成立后的跟踪监督和后期管理。为更有效地利用外商并购投资，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外资并购投资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和监督。有关部门不仅要在外资并购项目核准（审批）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设立过程中严格把关，使其投向符合我国相关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导向政策，同时更应加强对并购投资完成后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阶段的检查监督，督促外方兑现承诺，以切实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社会公众利益。
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作用
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范文6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