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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1
(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
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果不容乐观。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受援案件数量增多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质量控制机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
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
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2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 制度 质量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是国家对公民所负的义务，其义务主体是国家，这是现代各国和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显著特征和通例。政府通过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资金或者授权其他机构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履行法律援助义务，这使法律援助制度区别于各种道义或者福利的社会行为。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称刑事法律救助、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国家在刑事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国家行为，是现代化法制国家必须承担的一种国家责任，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个重要尺度。它旨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保持控诉平衡、保障社会弱者的平等诉讼机会。
刑事法律援助关系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监禁或自由，甚至生与死。提供一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找一个专业的辩护律师，作用巨大，意义非凡。在肯定刑事法律援助起到的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二、我国当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问题
（一）贫穷的人并未必然成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
为"打不起官司"的人提供法律帮助，是建立法律援助的直接目的，打不起官司通常的解释是付不起律师费用的穷人。从全国范围得到的数据分析，大约80%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农民和无业者，他们多数应当是"困难中的困难者"，然而能够得到免费法律帮助之人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既简单又复杂。
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范围有限，覆盖人群不足。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区仍然十分有限，大量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求助无门，而"由司法局指派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责"，其系统规范性和及时性难以保证，从而使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许多贫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不知道国家设有旨在帮助他们的法律援助制度，就更不用谈"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了。同时，提出申请需要"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帮助"。实践中，申请人多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由于地域、程序或者是否贫困的衡量标准等等因素的限制，许多实际贫困的人很难拿到经济困难证明，因而不能获得法律援助。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还可为"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提供法律援助，但从实践来看，直到目前，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很少有这种"原因"，指派的援助案件，仍以法院指定辩护和经济困难者申请而指派为主。
（二）需要援助与提供援助的供需矛盾大量存在
刑事法律援助扶助弱小、维护正义，确实维护了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益，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人们也随之欢呼雀跃了一番，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犯罪案件不断上升，刑诉法的修改又使得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大为扩展，就导致一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窘迫或因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据中华律师协会统计，现在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不达30%。故此，刑事辩护方面需求巨大，大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急切待援。
我国的律师队伍正在逐年扩大，有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早已达到饱和状态，有些律师常因案源不足到处奔忙。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人数较少，但这些地区违法犯罪现象并不少见，这就导致律师集中地与援助需求地存在错位现象。即使在律师数量十分庞大的地区，法律援助机构在指派刑事辩护律师方面也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虽然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区域内的所有律师都应为其所用，接受指派向受援人提供帮助，但实际中，面对一个需要援助的刑事案件，律所主任、合伙人等知名律师不愿意做，一般有点经济实力的律师不屑于做，刚入行的年轻律师又不放心让他做。若对律所轮流指派，许多律所主要做非诉业务，声称"不做刑事案件已经很多年"。若重点在几个乐于进行援助的律所指派，因为办案补贴的问题，指派机构必然受到背后议论，难逃因某种原因而对某律所的偏袒之嫌。
（三）公职律师执业前景堪忧
公职律师是随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律师门类，《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对其下的定义是："具有律师资格或司法考试资格取得法律援助专用律师执业证、占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编制、供职于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法律援助受援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人员。"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公职律师，既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又要有行政或事业编制，其门槛并不低。公职律师职业前景不容乐观的原因，除其门槛高、新鲜血难以补充外，还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公职律师往往身兼数职，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律师只是其兼职的辅工作，主责工作任务一多，很难再有额外时间和精力拓展律师职业。
二是贴钱办案。按照《北京市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每人每年应办理不少于2件法律援助案件，连续两年未完成办案数量的，将暂缓或不予注册。按理说两件案子并不多，但"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享有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待遇"，这一点使得许多律师即使想多办理案件也会望而却步。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律师有时需要四次外出活动，如阅卷一次、会见一次、需开庭的两次以上（一次庭审、一次宣判），先不计调查取证、复印等花费，仅打车一项花费就不菲。虽有"所在机构应提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必要保障"之硬性规定，但落实者寥寥，公职律师办理一个案子，贴上三五百元实属正常。公职律师为在编人员，无从抱怨，坚持不住的只能舍弃这个身份，这实属无奈之举。
三是公职律师的身份尴尬。大家会问："公职律师也是律师，哪有身份上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其中真的有一些差别。司法部为了区别社会律师与公职律师，担心公职律师收取费用等问题，给公职律师发了"律师工作证"，反倒造成了公职律师的"非律师待遇"。实践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四）不充分辩护导致刑事法律援助公信力下降
从上文可以看出，实际开展刑事法律援助的是律师中为数不多的人，何况本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就远远不如民事案件那么多。但就是承担少数案件的少数人，或因风险太大、或因了解案情不足、或因努力与所得利益不成正比，不尽律师之能事、不尽援助之义务、不尽受托之职责，在刑事辩护中"偷懒"现象屡见不鲜。该阅卷不阅卷，该会见不会见，该调查不调查，该沟通不沟通。庭审中，不努力、不活跃、不说话、不释疑，一句话："不办事儿"。这样的不充分辩护，必然导致当事人不满意，更何况当今社会诚信缺失带给当事人更多的负面影响：信关系不信法律，信金钱不信"免费的援助"，信许诺不信"风险告知"，信知名律师不信"少壮派"，使得刑事法律援助这个"免费的馅儿饼"变了滋味。刑事法律援助辩护不充分，这里既有律师逐利思维作祟；也有相关司法机关的政策落实问题，如法院应当在开庭的十日前指定辩护，但实际中有的指定辩护距离开庭不到三天，等相关材料、手续拿到律师手里，真的是"等得花儿都谢了"，哪还有时间去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只能是应付一下，走程序了事。
（五）跨部门配合程度使刑事法律援助质量大打折扣
法律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才能顺利开展。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更需要跨部门间的深度合作。受援人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侦查、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被人民法院审判，又被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律师给予辩护，一个案子牵扯到政法系统的四大主力，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合作、没有制衡，我们的司法体系将会土崩瓦解。另外从侦、控、审、辩制度设置上也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维护我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完整性。
因此，刑事法律援助需要公检法各机关的全力合作，才能当得起刑辩之职责。但现在的问题是，刑事法律援助需要的合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又没有强制力的技术性措施，特别是缺乏程序违法的审判结果的刚性规定，如"程序违法审判无效"等。在公检法机器面前，法律援助还很脆弱，援助律师还很渺小，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对法律援助律师开展不予配合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刑事法律援助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否定侦查机关的结论为己任，最起码也得找出小瑕疵，以此为受援人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这时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辩护律师推向了公检法的对立面，受到三部门"打压"的"个体户"律师，怎么可能做好法律援助呢？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采取灵活的审查标准，做到应援必援
1、针对特定人群，推广法律援助"一卡通"
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加密IC卡已于2012年在北京市海淀区进行试点，该卡目前向两类人员发放，即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和持有残疾人证件的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持卡人的申请后，不再要求受援人提供身份证明和经济困难证明，将直接审核、受理和指派律师。这就简化了申请方式，缩短了申请时间，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希望类似做法可以尽快在北京市甚至全国得到推广。
另外，刑事法律援助也可以考虑对特定人群开启"绿色通道"，就如民事法律援助一样："农民工不再审查经济困难状况"，这对于无固定收入来源者将是一个福音。
2、针对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上的经济困难者
未被纳入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但确实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经济困难者，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从家庭状况、收入来源、经济开支等方面对待受援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做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这样就通过审查的灵活性弥补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划定的统一性，起到防漏补缺的作用。
（二）构建稳定、多元的刑事法律援助人员队伍，做到应援尽援。
刑事案件需要的法律援助不定时、不定性，又往往具有一定紧迫性，如果是共同犯罪案件，将同时需要来自不同律所的多名律师进行援助，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难度。因此，若能提前建立一个刑事法律援助"律师团"，由各地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自愿报名，通过一定的条件审核，将有能力、有志愿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纳入该团，编制律师团成员名单，受援人需要时直接从该团中指派律师，将大大缩短指派时间，且能保证一定的援助质量。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人员缺乏，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法律人才到落后地区充实法律援助人员队伍，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国家每年培养出大批的法学本科毕业生，虽然他们的就业情况不甚乐观，但是仍然很少有学生愿意到贫困落后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国家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他们去一些欠发达地区从事法律事务，就像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一样。比如到规定的地区从事法律援助服务达到一定年限后，在报考公务员或者考研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果愿意在服务地定居，则可以给予更进一步的优惠和鼓励。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可以缓解落后地区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现象，也可以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三）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制度，做到应援乐援
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严格来说，目前给公职律师颁发的"律师工作证"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
公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确涉及到各种经济开支，让公职律师自己"掏腰包"显然是不合理的，应该给予其适当的办案补贴，或者尝试设立与法律援助挂钩的公职律师绩效工资制度。还可以通过开展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援助公职律师表彰活动，褒扬先进，增强其履职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激励全体法律援助公职律师爱岗敬业、献身事业，助推公职律师制度长远发展。
（四）提高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做到应援优援
要想避免刑事法律援助"走过场"的现象，首先要切实落实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机关的衔接机制。虽然新刑诉法规定，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实际操作中具体的通知时间、案卷的移送方式等均存在问题，应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切实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公正。
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3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合法权益；援助案件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根据相关的规定为经济困难或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弱者无偿提供法律帮助，以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制度。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国家责任转嫁为律师的义务
按照国际惯例，为弱势群体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义务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根据司法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的数据显示：在2009年社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量占刑事案件总量的64.7%，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办理刑事案件量占刑事案件总量的35.3%，由此可见，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第一主要承担者是社会律师。另外，根据国家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中律师每年必须无偿办理若干法律援助案件的规定，我国很多城市的行政法规中不但规定每名律师每年义务无偿办理1至2件的法律援助案件，而且还要求律师承办一定数量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有偿法律援助案件。虽然，在这些指派的援助案件中，国家会给与一定的补贴作为报酬，但是相当低。一般情况下，每一个案件从国家得到补贴平均为600元，而这600元可能连办案的成本支出都不够，这给律师们造成了过多的负担与压力。由此可见，在实践过程当中，政府把绝大部分的援助义务都转嫁到了律师身上，政府更多的是扮演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角色。
（二）经费短缺
虽然，政府每年都不断加大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且多渠道募集援助资金，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需要法律援助的群体基数较大，因此实际需要的资金与具体落实的资金数量差距很大，国家所提供的资金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另外，我国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由当地政府提供，很多地方政府忽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作用，不重视法律援助的落实，再加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法律援助办案资金严重短缺，很难及时对法律援助案件承办律师给予补贴，有时还要办案律师自讨腰包，这就导致律师缺乏办案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刑事法律援助办案的质量，难以保证符合条件的受援人及时获得相应的法律帮助。
（三）法律援助人员配备不足
我国目前虽然已在各地建立起了法律援助中心，但法律专业力量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援助需要。有关数据表明，截至到2011年，我国已有3600多家法律援助机构，成立了6万多个相应的工作站，工作人员1.4万，其中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只有5千人左右。除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外，还有22万名律师和6.73万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但这些人员均属于非固定的援助队伍。可见，我国非常缺乏稳定专业的法律援助人员。
（四）援助案件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大部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由社会律师承担，由于援助案件补贴偏低，且质量监督工作流于形式，导致律师办案积极性不高。此外，律师在办理案件时经常遇到来自公检法的阻碍和刁难。由此看来，律师承办的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很难得到保障，受援人很难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
三、健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措施
（一）加快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创设
所谓公设辩护人制度，指在法律援助机构配备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公职律师是国家的公务人员，与国家规定的公职人员享有同样的福利待遇。公设辩护人制度强调刑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一般在刑事案件上，许多国家多采用指定公设辩护人进行辩护的制度。例如，美国在政府机构设立了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来承担刑事法律援助中的指定辩护责任。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可以很好的体现刑事法律援助中国家责任的承担。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美日等国的先进经验加快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创设，以增加我国公职律师的数量。
（二）加强经费保障
充足的资金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有关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为33. 6 亿元，其中财政拨款为32. 3 亿元。虽然，法律援助被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政府有义务提供足够的法律援助经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政府财政拨款予以保障，以体现国家应尽的责任。但是，我国人口众多且经济尚不发达，国家财政力量非常有限，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我国在逐年加大政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应不断拓宽社会捐助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并且进一步加强经费的管理工作，使有限的经费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三）加强刑事法律援助队伍建设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广泛开展。笔者认为，广泛的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将是未来法律援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域外法律援助实践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由政府单独包揽所有的法律援助活动。比如，英国采用由法律援助管理机构与民间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签约的方式，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鉴于此，笔者建议，在我国当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可以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鼓励、支持社会团体、高等法学院校及个人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引导下，利用自身资源开展与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法律援助工作，使他们无偿为社会贫弱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四）保障审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
法律制度一经颁布实施，就不再是立法者所能完全操控的规范，而成为一种“生命有机体”。有了合适的“土壤”、“养料”、“气候环境”，这一“有机体”会逐步得到发育，并有机会茁壮成长。否则，就可能“枯萎凋零”，甚至流于消亡。为了保障审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使之不至于出现 “程序失灵”的现象，国家就要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剥夺当事人基本权利的行为，确立必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针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建立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使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来说，国家可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限制、剥夺律师执业权利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或其它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规定相应的违法后果和制裁措施。
（五）完善质量监督机制
政府应制定科学且操作性强的案件质量评估标准。科学的案件评估标准可以对援助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而对援助案件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笔者建议可从围绕会见当事人、阅卷、证据运用、庭审、法律文书制作、法律效果、服务态度、当事人和相关机构的反馈意见等几个方面设定评估指标。此外，关于评估程序的制定要具体详细，主要包括如何选聘评估专家，如何培训相关评估人员，评估报告撰写的规范，评估结论的确认及公示程序，被评估人员对结论有异议应如何处理等内容，最大限度的保障评估活动的公平、公正。同时可借鉴英国“同行评估”的方法选定一些拥有法律专长和丰富经验的执业律师组成评估专家组，保障案件质量评估的专业性、公正性。
（六）积极开展公共法律教育
许多国家的法律援助机构开始关注在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如何开展对公众法律教育的工作，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更多复杂的法律问题的产生。
公共法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大众提供解决常见法律问题的信息，并普及法律知识，从而促使公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即能够做到依法办事，自觉规避法律问题的发生，又能在遇到常见法律问题时通过所掌握的法律信息，及时、自助的解决这些法律问题。公共法律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法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采取何种程序和途径解决以及所涉及的费用问题等。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机构组织开展公共法律教育，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侧重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而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面向公众提供免费法律教育服务，鉴于目前法律公共教育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建议，我国政府也应当制定相应的计划积极推广法律公共教育，以帮助公众增长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他们利用法律手段“自助”解决自身遇到的常见法律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而减少法律问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王军益.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况及启示[J].中国司法， 2011年02期.
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4
[关键词]中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新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94-01
获得辩护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同时也是一项程序性的权利。在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中，获得辩护权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实现了辩护权即意味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得到了保障。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使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量的巨大飞跃，在充分认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有状况的前提下，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体系就成为了当下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一、重构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包括两类，即法院指定和自行申请，但实践中法院指定的情形居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申请而获得的情形比较少。司法部于2000年、2001年分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专门针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然而事实证明该《联合通知》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满足诉讼程序的需要是各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标之一，日本顺应其国情建立起了值班律师制度，美国建立起了公设辩护人制度，对某些特殊案件无需经过层层审查便可直接提供援助，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当然我国的律师数量与经济条件有限，可以在满足条件的东部大城市试点然后再逐步向全国推广，最终建立一整套能及时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机制。
二、建立多渠道筹资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制度
针对法律援助中的资金来源问题，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体现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保护贫困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目前实施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呈现出政府拨款为主、行业奉献和社会捐助为辅的结构。然而即便是这样，办案的法律经费还是很短缺。2003年，我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1.52亿元，摊到我国13亿人头身上，人均法律经费仅一毛多钱。很多法律援助机构年年向政府申请补贴，但结果可想而知。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根据受援人的经济条件要求他交纳少量的申请费，或者如果受援人在案件中胜诉并附带取得了经济上的收益，可在事后他有能力支付时要求交纳法律援助的全部支出费用。
三、在简易程序中更多地赋予被告人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
简易程序从本质上讲是以牺牲被告人经正当诉讼程序审判的权利为基础而实现诉讼高效的制度，这是我国司法压力与日俱增的结果。在简易程序中，法官正式审理案件之前一般会讯问被告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犯罪，然后告知其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并确认被告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上，很多被告人法律知识匮乏，无法从法官简单的制度介绍中全面了解简易程序适用的意义及后果，更不能判断适用建议程序是否真正对自己有利。而在上述的情形中，如果每个被告人都被指派一个刑事法律援助的律师在场提供有意义的法律意见，被告人根据律师意见再做出是否承认所指控的罪行及是否使用简易程序，那么案件的公正性与诉讼高效便捷的目的就能同时实现。
四、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
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在公民面对刑事诉讼时申请法律援助的现象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我国很多的市、县中，虽然已经设立起法律援助机构，但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工作制度。有些地方没有正式的法律援助的办公点，往往只是在司法局某一科或者法律服务所挂一块牌子，也没有专职负责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或者即便有工作人员，其法律知识也值得怀疑。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要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迈上新的台阶，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完整而正式的法律援助机构，完善相关的法律，使刑事法律援助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援助带来了新的契机，使得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开始的时间晚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实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漏洞。我们应该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法律国情的前提下，借鉴发达国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某些特色，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进.日本公派律师制度对我国的启示[D].江苏：徐州大学，2012：11-19.
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5
自2009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从未离开过法律援助岗位，也许是法律人天生的特性，毕业后就选择了与之相对应的工作岗位，在基层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算算至今已有八个年头了。在这八年中接受的法律援助（包括咨询）数千起，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援助案例，作为一名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一直兢兢业业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记得刚接触法律援助工作的时候大多是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并且兼顾相应的民事调解工作，后面慢慢的接触一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起初认为刑事领域的法律援助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因为我国是审判主义为中心的法官主导庭审，法律援助的辩护人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据此，一直没有介入刑事的法律援助，并且刑事法律援助兴起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才得到井喷式的爆发，因而慢慢的接触刑事案件的援助就多了起来。
在2015年的夏天，其中一个案件的受援人是一个未成年妈妈，祖籍湖南，在接受法律援助的指派后迅速的介入案件，在了解基本信息后取得与办案机关的联系，经过初步沟通对案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收集了大量信息的前提下办理会见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让受援人道出了案件的实情，道出了其走向违法犯罪的最根本原因。受援人是一名仅仅年满十五周岁的花季少女，本应该在校园享受知识的熏陶，接受老师的教导，但是由于其出身的不幸，年少时失去了父亲，而母亲又早早改嫁他人，自幼由其年长的奶奶独立抚养长大，迫于生计的老奶奶无暇顾及其日常的生活，隔代的抚养导致家庭教育的缺失，失去家庭的温暖导致其人生观的缺失，扭曲了人格并且失去了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永远充满期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据其诉说：其到深圳盗窃是因为在老家时认识的一位“大姐姐”告诉她，带其到深圳玩耍，就是一个素未谋面的 “大姐姐”对其描述大城市的美好后就跟着搭乘火车到达深圳，在人生路不熟的城市其完全信赖这个大姐的话语。在这位大姐的教导下其多次到商场盗窃服装，与这位大姐一起掩盖窃取高档服装，其作案技巧均来自他人的教唆，在一次作案过程中被商场保安发现后抓获（同案犯已逃脱），当场缴获的赃物后经鉴定价值一万多元，随即被公安机关拘留，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理应指派法律援助，故接触案件后了解情况为其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援助，因其家庭的及成长经历的特殊性，并且其在老家未婚产子不足一年，据此向办案机关提出了解除强制措施的申请，在多次沟通后成功解除。
在侦查阶段多次向办案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帮助受援人取得相应的效果，在法庭审判时经多方研究并且和受援人沟通后确立了辩护策略，因其偷盗事实的存在，故辩护方向转为罪轻和求情，从其初犯并且为未成年人展开辩护工作。刑事诉讼法对于认罪态度较好、初犯、未成年人均有关于减轻刑法的规定，加之其尚有未满周岁的小孩需要抚养，法庭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辩护意见，庭审当天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出现在法庭，这一幕为其在法官面前争取了不少的印象分，继而触动到了公诉人。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辩护效果，法庭判处其缓刑，受援人不单可以陪伴年老的奶奶，更能继续抚养年幼的孩子，经过此次事件以后，我想其必定成长了不少，不轻易相信他人的话语，更让其懂得了社会上的人心险恶，希望其在余下的漫长人生道路不再犯错误，至少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法律援助刑事辩护范文6
法律援助条例完整版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第三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四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本条例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五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六条 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第八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
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四条 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申请由看守所在24小时内转交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所需提交的有关证件、证明材料由看守所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协助提供。
第十六条 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人之间发生诉讼或者因其他利益纠纷需要法律援助的，由与该争议事项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法定人代为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
第二十条 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人民法院不在其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二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二十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四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公民申请的法律咨询服务，应当即时办理;复杂疑难的，可以预约择时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四)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第二十八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
(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违反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xx年9月1日起施行。
法律援助申请条件第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请求国家赔偿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
(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
第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