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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1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2
跨国银行是指在国外拥有附属机构、分行或代表处的银行，是银行业国际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早在13至16世纪，麦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业银行就在整个欧洲广布机构，从事跨国银行业务，19世纪，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借助于殖民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前，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萧条等因素的影响，跨国银行业受到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二战后，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逐步恢复和发展，特别是1958年欧洲主要国家货币开始可兑换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诞生，跨银行业又再度活跃，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业务数量、内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扩展。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不仅包括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包括我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截止2004年底，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家银行在华22个城市开设了220家代表处，19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11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累计达到693亿美元。就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扩张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国4大商业银行共在境外设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处，其国外资产和负债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981年，联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国银行的研究从跨国公司中独立出来。学术界对跨国银行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入，出现了关于跨商业银行的一些重要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及竞争优势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国银行组织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国银行经营活动及竞争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对银行业绩及目标市场的影响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国银行国别实证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国理论界对跨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数局限在外资银行竞争策略及其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冲击方面，对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动因、组织扩展模式，特别是从跨国公司理论角度出发所做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则几乎为空白。因此，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1.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脉络
400多年前，公司开始跨国界经营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跨公司通过这一经营形态。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对跨公司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从20世纪60年代海默（Hymer）开创性的垄断优势论开始，各国学者纷纷对跨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阿利伯（Aliber）的货币汇率理论、维农（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头垄断竞争反应理论、巴克莱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不断完善，吸收了国际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区位理论和公司理论等各种理论的精髓，能够较好地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合同安排等行为进行解释，形成了迄今为止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公司生产经营的一种综合性理论，该理论主要强调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又被称为OLI模型。
2.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哪些因素影响东道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实证研究比较活跃。在文献中国外学者们按银行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包含的具体要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鲜见。
(1)所有权优势
1）银行规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银行规模与其海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Campbell(1980)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证实：规模越大的银行，通常拥有更多的资金和管理资源，从而有更多的途径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Tschoegl(1983)通过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银行海外经营状况，发现规模大的银行更倾向于海外扩张，发现日本银行在韩国的分支机构数目与银行的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Williams(1996,1998)通过研究外资银行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跨国银行在华经营情况，发现银行总资产和跨国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影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越大，在华经营的动机越强烈。然而，也有些学者通过研究并未发现银行规模与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国际化经验
跨国银行对海外经营，以及东道国的了解越深入，则越容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而享受国际化分散经营的种种好处。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银行业1989～1999年间在国外分支机构的变化情况，发现跨国经营经验丰富的那些意大利银行更倾向于进行对外扩张。
(2)内部化优势
1）母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
Sabi(1988)认为，跨国银行往往跟随母国客户到海外设点，以更好地服务客户，保存现有客户资源，他发现，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能够较好地预示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状况。Nigh(1986)等众多学者也证明，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数量之间显著相关。我国学者王（2005）通过研究发现对华直接投资与在华外资银行分行数量正相关。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过研究外国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数目和制造业在美分支机构的资金来源，发现英国和日本的银行业并未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而其他的国家银行业则追随其在美国的客户。
2）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
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由于双边贸易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商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商业银行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双边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双边贸易与外国在美国银行业直接投资具有密切的联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别发现，双边贸易对美国和日本银行在东道国银行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影响很大。
(3)区位优势
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
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测度）是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决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的GDP总量与该国吸收的银行业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Yamori(1998)发现日本银行业更倾向于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agari(1992)发现，美国银行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并不必然地考虑该国的GDP总量。另外，除了市场规模，GDP增长率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一。GDP总量只能表明一国现有的银行业市场机会，而GDP增长率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明一国将来可能的银行业市场机会。Hultmam和McGee(1989)通过研究发现，外国银行业对美国银行业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过研究发现东道国相对于母国的经济增长率对东道国银行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东道国的资金成本
当银行决定是否对某国进行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资金成本也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贷利差、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税收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资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认为，税收结构的不同会影响税收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Claessens等（2000）通过对80个国家1988年～1995年间银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 ，跨国银行更倾向于在资金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扩张。
3）文化差异和地理距离
根据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国银行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设立分支机构时，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距离越远，成本就越高，设立分支机构的意愿就越小。研究还发现，两国之间文化差异越大，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学者在其研究中证实，文化差别对商业银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决策影响甚大。Leung(2003)指出，亚洲国家的银行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具有特殊优势。我国学者王（2005）在研究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4）东道国对银行业的管制情况分为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和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一方面，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显然对跨国银行在该国银行业直接投资是有影响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6年～1982年间在30个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指出东道国对美国银行的准入限制对美国银行业在该国的经营有明显的负面影响。Sabi(1988)研究了美国银行业1975年～1982年间在23个发展中国家分支机构的资产变化情况，其实证结果却并未表明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资产与东道国对外国银行准入限制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实证结果不相一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准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则并不对跨国银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东道国对本国银行业的管制情况也是跨银行决定是否在该国银行业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在美国各州分布情况，发现外国银行更倾向于在对银行业管制较为宽松的州设立分支机构。
三、现有文献的不足
1.现有文献大多仅罗列了一部分可能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的因素，然后进行实证检验，虽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推导。
2.现有的文献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或者是实证分析了某一东道国银行业吸收的外银行业的直接投资，研究欠系统，特别是缺乏比较分析和研究。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3
关键词：小岛清模式；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2
一、小岛清模式
在1977年日本著名跨国公司理论著作《对外直接投资论》中，小岛清对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形成“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对H-OCS模型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应考虑在实际生产中生产要素联合投入。小岛清模式对李嘉图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发展，认为应利用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将在本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行业转移到国外。
小岛清基于1966年美国弗农教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行业间比较利润和比较成本分析，由于同种产品在不同国家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利用国际间的交叉投资，得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基本观点。[1]
二、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分析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受到其独特的环境影响，可以从主客观进行分析
1.客观环境
日本地理位置特殊，处于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上，但另一方面日本资源缺乏，国土面积狭小；外商投资规范，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
2.主观环境
日本政局相对稳定，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平稳，制造业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日本科学技术水平高，但市场活力有限，并经常性出现日元升值、通货膨胀现象，由于日语的自闭型导致“加拉帕戈斯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便成为解决过剩生产力、开拓市场的有效途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1-1967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总量仍然处于低水平；1971-1977年进入发展阶段；1981-1989年为扩张时期；1991年至今整体处于调整阶段，其中1991-1999年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徘徊阶段，2000年至今经过调整，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表2.2.1 1965-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JETRO
根据表2.2.1，整体来说，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0%以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从横向来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机械工业、能源产业等行业。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日本跨国公司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至其处于优势的地区，选择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其战略目标就是获取更多的海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额巨大。据日本银行统计，2013年日本对外投资高达1，177，265 亿日元，日本对外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大幅增加。
第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多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导向型。在资源开采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高于其它任何国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从表2.2.1和图2.2.1来看，对制造业的投资集中在机械工业和能源工业，这源于日本资源匮乏，劳动力不足。
第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日本将国内的劣势产业转移，其国内劣势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集中型、环境污染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主。
第四，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方面，日本的集团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许多日本企业，通常是贸易公司在政府机构协助下，联合起来共同对外进行投资[2]。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采取和东道国合资的方式进行，顺应东道国制定的经济贸易政策。
三、日本跨国企业对小岛清理论模式的应用
日本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小岛清模式的影响极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岛清基于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表现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将国内优势产业的对外转移，属于替代型的逆贸易导向性投资，而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强调夕阳产业转移，属于互补型的顺贸易导向型投资。
2.小岛清理论证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自然资源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的综合。日本绝大多数直接投资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东道国采取分享产品或贷款买矿的“开发进口、长期合同”的方式进行[3]。
3.日本跨国公司将其处于劣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本国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原材料、劳动力、资本；通过产业转移给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提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陈恒，王蕾.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评介[J].商业经济，2008（12）：32-54.
[2]Matthew A. Cole， Robert J.R Elliott. Globalization， firm-level characteristics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 study of Japan [J].ScienceDirect，2005（10）：312-323.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4
所有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理论的出发点就是，要确保跨国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进入东道国的跨国企业必须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也就是说，拥有特定的优势是跨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的前提条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优势的过程。实际上，跨国企业实施FDI也可以是构建新的竞争优势的过程，目前仅拥有部分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对外直接投资，吸取和积累知识型资产，在未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传统理论将具备垄断优势视作先决条件的静态化处理方法，正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为突破口，吴先明教授的新作《创造性资产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从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对既有理论进行了积极拓展，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为蓬勃兴起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指明了方向，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打破对外投资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本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从传统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基本前提入手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立意高远。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跨国企业为什么愿意并能够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到东道国从事经营活动?以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为代表的传统理论认为这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企业之所以能够到国外经营，是因为企业拥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垄断优势；企业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是因为企业使自身优势内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企业更有利；而企业之所以愿意到东道国经营，是因为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比利用其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将企业拥有垄断优势视作其对外投资的既有前提是传统理论的根本缺陷，这一缺陷不仅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投资两难的理论困境，也使得传统的理论范式不断受到现实中跨国企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的严重冲击。比如本书中所提到的三个影响深远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活动蓬勃兴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并购取代新建投资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书利用邓宁1993年所提出的创造性资产的概念，强调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竞争优势的动态化过程。该书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企业国际生产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实施FDI较少地强调利用既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而更加关注通过并购新的资产，或与外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扩展自身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竞争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是以垄断优势为先决条件，拥有局部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创造性资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竞争优势，以此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重构自身资源和能力基础，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去寻求和获得重要的创造性资产――如创新技术、商业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书所建立的理论框架是其一大贡献。可以说。该书的理论框架既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一方面，本书基本理论框架和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释传统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另一方面，它又对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进行了修正，赋予其动态化变动的涵义，使其更符合跨国公司发展的新发展和新情况，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度。
与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其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由于数据难以获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论分析，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经验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基于此，本书不仅以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每个理论分析结论都注重以充分的经验分析作为支持。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5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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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计量分析；美国；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1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050-03
美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珠三角的投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分析和确定影响其变动的因素中的显著决定因素，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美国在华投资的内在规律，以便提出合理有效地利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提高其质量的对策。
1.简单的文献回顾
FDI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较具代表性的有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论、弗农（1965）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和卡森（1976）等的内部化理论、邓宁（198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以及韦伯（1957）区位优势理论等[1]。根据FDI理论，可以把FDI决定因素分为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目前，从需求方（东道国）角度研究FDI决定因素，尤其是对中国FDI决定因素的理论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也不多见。
国内学者对美国FDI的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有陈继勇（1993）[2] 、傅国红（1995）[3]、 张远鹏（2004）[4] 以及王清平（2005）[5] 等，主要研究美国FDI的发展趋势。而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学者主要有：庄峻（1999）以上海浦东为例，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态度与规律进行剖析[6] ；邱询文、刘晓瑾（2003）对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中呈现的新特点进行了分析[7]； 杨朝（2006）主要针对美国对华投资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呈现出向规模化、系统化、市场化和独资、兼并、收购的模式快速转化的特点[8] ；柳德荣（2007）以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对我国GDP的贡献呈增长趋势但仍然较少[9]。
通过简单的文献回顾，我们发现，目前研究美国对华FDI的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发展趋势和投资方式的变化上，对美国对华FDI的影响因素分析的成果较少，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还没发现。
本文主要采用1990～2005年间相关数据，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在珠三角投资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分析和确定影响其投资行为的显著决定因素，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内在规律以及政策含义，在理论上也有利于完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华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框架。
2.影响因素的设定
在国外，库格林（1991）认为区位面积、集聚程度、居民收入、劳动力、交通运输、税收和地方政府支出是影响FDI选择的主要因素；鲍恩斯坦（1997）等人验证了劳动力素质对FDI的影响。在国内，孙俊认为产业结构、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张海洋采用Panel Data分析方法，认为市场需求、市场大小、聚集程度、劳动成本、人力水平主要影响FDI的选择[10]。
本文在对目前FDI影响因素文献总结的基础上，选择美国在珠三角直接投资量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采用1990－2005年美国对珠三角直接投资实际金额（FDI）来衡量；选择市场规模、市场潜力、人力水平、基础设施及政策优势五个因子作为回归分析的自变量，分别对各个自变量做一元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见表1）。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优势论，影响跨国公司在该国或地区投资组织生产的决定因素包括自然禀赋、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三类。在这个指标体系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础设施属于区位优势中的经济因素变量，专业技术人员数属于自然禀赋因素变量，税负水平属于制度因素变量（见表2）。
3计量模型与模型检验
基于以上的研究，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FDI＝C＋β*Xn (n＝1，2，3，4，5)
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其计量结果整理如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X4的判定系数R2为0.7197，离1较接近，说明其拟合优度较高；X1、X2、X3的判定系数R2离1较远，其拟合优度较低；X5的判定系数R2接近于0，其拟合优度最低。
F0.05（1，14）＝4.60，从回归分析结果看，除X5以外，其他自变量的F统计值都大于4.60，这说明除了X5以外，其他自变量的方程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整体检验。
t0.05（16）＝2.120，从个体检验来看，X1、X2、X3和X4的t统计值都大于2.120，通过个体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即自变量X1、X2、X3和X4对因变量FDI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其中X4的t值最大，作用最为显著。而X5的t统计值为0.1981，小于2.120，即其对因变量FDI的作用不显著。
从表4可知，自变量X1、X2、X3和X4对因变量FDI之间存在着线性正相关性，其中X4的正相关性最为显著，相关系数r＝0.85，其后依次为X3、X2、X1，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633，0.631，0.566。而X5与FDI之间无明显的线性相关性，r为0.05。
4.结果分析
结合计量经济模型回归分析和自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对各自变量可得到以下结论：
（1）人均GDP与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反映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在回归分析结果中，FDI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增加，即珠三角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越成熟和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对珠三角的投资就越多，反之就越少。这表明，珠三角巨大的市场规模和较快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吸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大动力。这一结果与美国在珠三角投资集中于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以及在全球直接投资中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特点相符。
（2）人均可支配收入与FDI也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其相关程度比人均GDP的更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高低说明市场需求或市场潜力的大小，珠三角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其市场潜力就越大，就越能吸引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
（3）专业技术人员数与FDI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r为0.63，仅次于X4。在影响美国在珠三角投资的变动因素中，高素质专业人才供给水平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在过去，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吸引美资在珠三角投资的因素之一，但随着美国投资由一般性生产工业等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转向，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的竞争优势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美国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时更关注高素质人才的供给水平而非劳动力成本。
（4）基础设施改善程度是所有变量中对FDI的影响程度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85。这一结果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对美国进入珠三角的FDI起到决定性作用。基础设施改善程度用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值表示，反映金融、信息、交通等行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改善，但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则显得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此，珠三角要提高吸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5）税负水平与FDI无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即地区税负水平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珠三角的投资影响甚微，这一结果与人们的一般认识出入较大。理论上，高税负减少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的流入。从这一理论出发，政府为吸引更多外资千方百计减免税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但是，美国在珠三角投资的公司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对市场规模有最低要求，这些公司在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投资，有利于提高其生产规模报酬，实现利润边界最大化，因此对这些公司而言，市场规模要比优惠政策重要得多，也就是说，珠三角只要保持连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具备竞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的优势，尤其是对大型美国跨国公司有较强的吸引力。
5.结论
影响美国在珠三角投资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美国在珠三角投资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并且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在珠三角投资多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其更加看重的是高素质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工的技能而非廉价的劳动力。另外与人们一般认识不同，政府税收水平的高低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珠三角投资的影响甚微。
因此，要吸引更多美国FDI，在经济因素方面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继续保持较快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发展市场规模，同时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其市场需求。在自然禀赋方面要改善劳动力结构组成，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注重对创新型及技能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制度因素方面政府要改变引资手段，促使引资方式多元化，注意保持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扫除制度，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机制功能，积极引导美资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化，从而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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