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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1
经过资料排比，著者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气”与天文学已经结合;到唐代李淳风时期，“气”与天文学密合无间，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气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曾振宇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气”范畴的研究，在以前的专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学对于境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著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相当于明朝时期的朝鲜著名学者徐敬德的思想，发现徐敬德是张载的忠实信徒，他将中国古代气学和朝鲜气学融合起来，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例证。著者在比较与发展的视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气学的特质，将视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畴，“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87页)。著者以考古资料作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尔雅》对于“孝”的本义作出解释，继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对“孝”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作出探求，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却没有回答“孝说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说明“孝”内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经》只是对于儒家的孝论作出初步论证;最终完成“孝”这一哲学论证的还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则将古代中国孝论进一步深化。上世纪初的，西方的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反观中国儒家的“孝”这一核心伦理。著者发现，在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认为，诸多发难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主要是没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区别;此外许多论者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孔子与儒家的内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对于“孝”的内涵及演变过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现出著者的学术敏感性。至于“法”与“德”孰重孰轻，儒家和法家观点不同。
中国哲学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论说。儒家主张先德后刑，首先实行教化，然后以法规制约，主张将“仁”作为“法”的内在精神。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时对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过了亲情和伦理。汉初黄老学说占主要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响了汉代法律制度。著者经过资料排比发现，许多深刻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实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汉代儒家思想;而两汉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论的影响;至于《唐律》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儒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它总结了历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成为有效调节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编纂法律与诠释法律的规范。著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清代结束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学术研究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学者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史领域的“语言学”概念方面。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眼界大开，对西方哲学投入了很大热情，很多学者喜欢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学说。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研究者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著者发现有些学者对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文本或某一具体人物;也有学者对某些概念作纵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学概念内在的逻辑性线索没有梳理出来。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中，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在甲骨文已出现，但是“气”在什么时候由一个普通的词汇上升为哲学概念，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气”学为什么会与阴阳五行学说“牵手”，研究者重视不足;而“气”的范畴有几层内涵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论证;对于为什么说张载的“气”学达到了中国气学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气”学论说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论证。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才能梳理出“气”这一哲学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发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线索;才能勾勒出“气”学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的脉络。著者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针对研究现状，著者对一百多年来学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论与治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其目的是力求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据已有学术研究基础，将主干概念的起源、特点与演变轨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与研究。他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语源学考察，然后阐微发隐，以每一时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为线索，梳理每一个概念的内在逻辑性演变轨迹，进而与西方哲学范畴进行比较，阐发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的独创性人文品格。在每一个概念的研究上，以历代思想家的文本为基本线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逻辑演变。在纵向梳理的同时，又兼顾横向比较，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强调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与哲学齐头并进，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个概念的研究内容能够互相说明与印证。著者在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史每一个主干概念的内在逻辑性发展线索的同时，又将观念史与精神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综合分析，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创新。著者撰写《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深感中国学者多用西方哲学原理和概念体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著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中，逻辑世界、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体之内的，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命题来表述，就叫“道不离器”、“气兼有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自己的哲学概念，故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统，有其自身独创性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内蕴。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文化形态当中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他希望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让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从《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的内容来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2
关键词：物理文化 物理教育 物理教育
我们认为,不能脱离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和物理教育而单从文化学角度去定义物理文化,否则,会掩盖物理文化应具备的一些文化价值及文化特性。本文就是基于对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物理教育教学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分析已有众多定义的文化概念入手,重新界定了物理文化,并探讨其对物理教育的启示。
一、文化
考察众多的文化定义,对于文化的外延存在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综合式的文化定义,这种综合式的文化定义实际上是从外延上明确了文化的范围。按这种文化定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社会产物都可以冠之以文化概念。这种定义最大的缺陷是容易让人把文化看成静态的成果,而忽略了文化的发展特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化能够“化人”――即塑造人――的重要特性。另一种是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如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惯在内的复合体。这种整体式的文化定义并不是指出了文化的外延,而是说明文化的组成部分,强调的是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文化。按照这种文化定义,整体中包含的部分如信仰、艺术等不能称之为信仰文化、艺术文化等,而只能称之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物理文化
要对物理文化做出较准确的界定,究其困难,除了来自文化这一上位概念定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有着更直接的原因。对“文化”这一词汇的定义,由于主要目的是区分“文化”与“非文化”,于是要从众多文化现象中抽象出来代表着众多文化现象的本质的性质,因而它必然是高度抽象的和泛指的。而“物理文化”的实在性,又要求它是具体的和特指的,要能区分“物理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而要想从本质上而非简单地从字面上区分物理文化与其它具体文化,则需要考察物理文化从起源到基本形成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
文化形成的一个标志是文化共同体的确认,也就是该文化的稳定的创造群体的形成。作为物理文化的创造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它的形成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以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产生为标志。众所周知,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起源,内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外源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古希腊先哲对物质本原的探索到亚力士多德对力与运动关系的思考,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到墨家对力与运动的本质的认识等等,都是古代物理学的成就。其特点是:研究者大多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猜测和思辨的阶段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其结论缺乏广泛的认知群体。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得到公认,在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此后,随着物理学理论和物质性成果的发展、扩展和其辐射作用,使得不但物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而且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群体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文化的发展。
考虑到物理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我们借用“群体”以及“意义网络”两个基本概念,将物理文化界定为:物理文化是由物理科学家群体在认识物理世界和相互交往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处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有物理科学研究者、物理科学语言符号、物理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成果、精神与价值观念及其共享群体。这里,物理科学共同体是由物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物理文化的创造主体;物理科学语言符号是用于物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相互间的交往以及成果的表达工具;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借助的并导致了成果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物理学的理论、实验和实践性产品;共享群体是物理文化所辐射的广泛人类群体也是物理文化的受用主体。
三、物理文化精神
众所周知,科学一开始有两个起源:一个主要是人们为满足自己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另一个主要是为了改造生产工具。前者是对未知世界之“真”的认识,是主观符合客观;后者则始终孕育着社会的“善”,是客观符合主观。其实这二者都是在人类的内在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驱使下形成的。由于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物理文化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要实现对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之“真”的认识,当某种“真”的认识借助于技术并服务于社会,使广泛的群体受益并接受,即表现为物理文化的“善”。而“真”与“善”在物理学体系本身以及在物理文化中实现统一时即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美”。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3
笑敢早年进入 中国 古代哲学史的领域，曾受到十分严格的专业培训。在哲学思考之外，他掌握了有关古代文本的一切帮助知识，如训诂、断代、校勘之类；这是清代以来所谓“考证”的传统。他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便充分表现了由“考证”通向“义理”的长处。但是笑敢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专治老庄，并不是仅仅为了还原古代思想家的客观原貌，而是由于深信道家哲学在 现代 世界仍有重大的指引功能。所以笑敢作为哲学家，在专业研究之外，也同时博通现代哲学思潮。
本书对《老子》八十一章进行了分章研究，每章都分成了“原文对照”、“对勘举要”和“析评引论”三节。“原文对照”罗列了五种不同的古今文本，即郭店竹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河上公本及王弼本。“对勘举要”基本上属于传统校勘学的范围，但往往涉及很重要的文本异同的判断，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与“古之善为道者”之分歧，五种文本恰好分为两个系统。着者根据全章以至《老子》其他相同文句，并结合着作思想属性，作了细致的讨论；虽自有取舍的权衡，但不流于武断，这一态度尤可称赏。
“原文对照”与“对勘举要”两节是紧密相连的，合起来即相当于清代所谓“考证”之学。在分章的校勘、训诂中，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个别章节字句的论断。但着者对于《老子》文本的考证另有整体而系统的见解，详见“导论——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读者不可放过。“导论”所涉及的版本、文本、语言、思想诸 问题 颇有与西方现代的“文本考证学”(Textual Scholarship)可以互相比较参证的地方。这一套专门之学并非中国传统所独擅。它在西方更为源远流长。至于文本的传衍和研究，如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如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等，都有种种不同的版本，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
本书最有价值，同时也是画龙点睛的部分， 自然 是每章的“析评引论”。依照中国传统的分类，这是属于“义理”的范畴。着者在解决了《老子》文本的问题之后才进入哲学的领域，表示他仍然尊重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他告诉我们:“本书的基础任务是不同版本的对勘，但目的是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一种现代精神，与清儒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提法大不相同。因为清人的提法似乎默认文本考证即可直接通向“义理”的掌握，中间更无曲折。而本书着者则以前者为后者所提供的是“深入思考的契机”，这是肯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自成一独立的专门学科。中国传统中虽然已有相当于哲学史的着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类，但“哲学”和“哲学史”作为一独立学科迟至二十世纪初叶才在中国出现，而且明显地是从日本转手的西方输入品。哲学史研究必须具备哲学的常规素养和技术培训，不是仅靠文本考证便能胜任的。
笑敢的“析评引论”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但笑敢所论虽繁，却绝无泛滥无归的嫌疑。他的一切论辩都可以系属在“导论二”所揭示的中心宗旨之下，即“回归 历史 与面对现实”。“回归历史”是 哲学 史 研究 的基本任务。以本书的研究范围而言，研究者 自然 首先必须根据最接近原始状态的《老子》文本，再进一步通过训诂以尽量找出文本中字句的古义，最后才能阐明其中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本义。
所谓“面对现实”，则是指经典解读与解读者自身的现实感受之间的关系。这种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经典解读方式，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在本书中也俯拾皆是，如论“民主”(第四十九章)、“ 科学 ”(第四十章及第四十七章)、“女性主义”(第六章)以至“改革开放”(第四十二章)等。这是着者以哲学家的身份，运用他在道家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绩，对当前世界表达的深切的关怀。这些 现代 论旨当然不在《老子》的“本义”之内，但《老子》作为一部经典在这些方面确实都能给我们以新鲜的 时代 启示。最显着的例子是他所郑重提出的“人文自然”的概念。《老子》之道主要是“人文自然之道”是本书的一大论断；这是从历史与哲学的论证中建构起来的。在“回归历史”以后，着者才“面对现实”，发掘“人文自然的现代意义”，并进一步肯定“自然秩序”为第一策略，与“强制秩序”和“无序的混乱”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笑敢在“导论二”中正式提出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的 问题 ，他说:
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与文本的解读，力求贴近文本的历史和时代，探求词语和语法所提供的可靠的基本意含(meaning)，尽可能避免曲解古典；另一方面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立足于现代 社会 需要的解读，这样，诠释活动及其结果就必然渗透着诠释者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对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古代经典在现代社会的可能意义(significance)的问题。
这里所谓“意含”与“意义”的分别恰好和我的看法大体相同。我在《〈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一文中指出: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4
一、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
在爱因斯坦看来，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因此，理论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就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从而导出结论；于是，他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他首先必须发现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推导出结论。对于其中第二步工作，他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很好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如果在某一领域中或者某一组相互联系的现象中，他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就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第一步工作，即建立一些可用来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原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里并没有可以学习的和可以系统地用来达到的的方法。科学家必须在庞杂的经验事实中间抓住某些可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征，由此探求自然界的普遍原理。
爱因斯坦指出，一旦找到了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基本理，那么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涌现出来它们往往显示出一些预料不到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原理依据的实在的范围。但是，只要这些用来作为演绎出发点原理尚未得出，个别经验事实对理论家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单靠一些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普遍定律，他甚至么也做不出来。在他没有揭示出那些能作为演绎推理基础原理之前，他在经验研究的个别结果面前总是无能为力。
爱因斯坦把物理学理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之一是“原理理论”。建立这种理论使用的是分析方法，而不综合方法。形成它们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元素，不是用假设造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发现到的，它们是自然过程的普遍特征，即原理。这些原理给出了各个过程或者它们的理论表述所必须满足的数学形式的判据。热力学就是这样力图用分析的方法，从永动机不可能这一普遍经验得到的事实出发，推导出一些为各个事件都必须满足的必然条件。用探索的演绎法建立起来的相对论，就属于“原理理论”。但是物理学理论大多数是构造性的。它们企图从比较简单的式体系出发，并以此为材料，对比较复杂的现象构造出一幅图像。气体分子运动论就是这样力图把机械的、热的和扩散的过程都归结为分子运动——即用分子假设来构造这些过程。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成功地了解一群自然过程，我们的思想必然是指，概括这些过程的构造性的理论已经建立起来了。爱因斯坦认为，构造性理论的优点是完备，有适应性和明确，原理理论的优点则是逻辑上完整和基础巩固。
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自觉地运用探索性演绎法的杰作。它不仅以其革命性的新观念和卓有成效的理论结果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它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的新颖、精湛以及理论的逻辑结构的严谨，也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光行差现象和斐索实验这两个并不充分的实验材料，著名的二阶以太漂移实验即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他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主要通过对16岁时想到的“追光”思想实验的沉思，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电动力学基础的深入考察，发挥了思维的自由创造，提出了两个基本假设——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霍耳顿认为，在狭义相对论中，除了被提高为公设的两个基本原理外，爱因斯坦还作了另外四个假定：一是关于空间的各向同性和均匀性，另外三个是定义钟的同步的三个逻辑性质。霍耳顿的学生米勒后来指出，另外的四个假定也是两个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独立的假设。然后，他以此为逻辑前提，接二连三地推导出了关于运动学和电动力学的结论，著名的质能关系式是他先前根本没有料想到的，这些结论大大超出了两个原理所依据的实在的范围。广义相对论(1915)的建立也是这样。作为广义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原理和等效原理，前者是爱因斯坦基于把相对性原理贯彻到底的信念（从惯性系推广到加速系)提出的，后者是依据厄缶实验(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和升降机思想实验提出的。
在1905年，由于爱因斯坦采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从而使他能够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举砍断了哥尔提阿斯死结(哥尔提阿斯是古代夫利基阿国王，相传他曾把自己的车乘的辕与轭用绳结系住，死得无法解开，声言能解开此死结者，得以结治亚细亚。这个死结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用剑砍断)，开拓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那些恼人的以太漂移实验，那些使人迷惑不解的单极电机电动势的“位置”问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已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同时代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大师，诸如洛伦兹、彭加勒，却热衷于同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等以太漂移实验打交道，迷恋于做出种种构造性假设，建立他们的构造性理论——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例如，洛伦兹1904年的著名论文尽管声称是以“基本假设”而不是以“特殊假设”为基础的论文，但事实上却包含有11个假设：假设有静止以太，假设静止电子是球形的，假设电子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假设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假设运动电子收缩，假设电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力相同等等。洛伦兹和彭加勒虽说走到了狭义相对论的大门口，但他们并没有打开这扇大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从方法论上讲，就在于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经验归纳法，而没有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在当时的科学发展的形势下，仅靠个别的经验事实进行归纳，是建立不起什么崭新的理论的。洛伦兹、彭加勒的电子论和电子动力学固然富丽堂皇，但毕竟只是经典物理学的最后的建筑物。它们虽然包罗万象，可是由于不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忘了，仅有历史的价值。
二、采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经典科学，一般称为近代科学。在科学史上，这个漫长的时期主要是积累材料和归纳材料的时期。与这一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科学哲学，它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归纳主义。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经验归纳出理论。他比喻说，只要及时采摘成熟的葡萄，科学的酒浆就会源源不断。到19世纪，整个科学一般说来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状态，因而经典科学哲学能够得以通过穆勒之手发展成为更完备的经验论形态，经验归纳法依然是正统的科学方法。
在物理学领域，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牛顿力学虽则是超越了狭隘经验论的人类理智的伟大成就，但它又同人们的日常经验密切相关。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比较直观，可以直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某种原型。这种状况掩盖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思辨性质，甚至牛顿本人也深深陷入这一幻觉之中。他一再声称他“不作假设”，实际上却作了许多假设，他要求人们“必须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运用一般归纳法导出的命题看作是完全正确的”。19世纪的经典物理学也具有现象论和经验论的特征：它尽量使用那些接近经验的概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放弃基础的统一性。热、电、光都用那些不同于力学量的各个状态的变数和物质常数来描述，至于要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同时间的相互关系中去决定全部变数的任务，主要只能由经验来解决。麦克斯韦及其同代人，在这种表示方式中看到了物理学的终极目的，他们想像这个目的只能纯粹归纳地从经验得出，因为这样所使用的概念同经验比较接近。从认识论上看，穆勒和马赫大概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决定他们的立场的。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法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至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设'——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但是，在某些个别的科学部门，已经悄悄地透进了新时代的曙光；尤其是非欧几何学，它仿佛故意向经验论示威一样，以毋庸置辩的方式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威力和奇妙作用。彭加勒正是在《科学与假设》中通过对非欧几何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慎密考察揭示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不是经验的直接归纳，而只能以经验事实为指导，通过精神的自由活动(其产品即约定)来创造。通过研读彭加勒的科学哲学著作，尤其是通过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实践，使爱因斯坦清楚地看到，人们可以在完全不同于牛顿的基础上，以更加令人满意和更加完备的方式，来考虑范围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但是，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还是那种理论优越的问题不谈，基本原理的虚构特征却是完全明显的，因为我们能够指出两条根本不同的原理，而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同经验相符合。这—点同时又证明，要在逻辑上从经验推出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任何企图，都是要失败的。爱因斯坦还清楚地看到，相对论是说明理论科学在现展的基本特征的一个良好的例子。初始假设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另一方面，它更接近一切科学的伟大目标，即要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或者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演绎，概括尽可能多的事实。同时，从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或者可证实的结论的思路也就愈来愈长，愈来愈微妙。理论科学家在他探索理论时，就不得不愈来愈听从纯粹数学的、形式的考虑，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他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正是科学发展的这种理论化趋势，使爱因斯坦认识到：“科学一旦从它的原始阶段脱胎出来以后，仅仅靠着排列的过程已不能使理论获得进展。由经验材料作为引导。研究者宁愿提出一种思想体系，它——般地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他进而指出：“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
三、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动因
只是在广义相对论建立之后，爱因斯坦才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可是，早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他就在研究中大胆运用这一科学方法了，并在思想上对它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促使爱因斯坦大胆运用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赫兹、玻耳兹曼、彭加勒等人的思想影响，其二是当时的物理学现状使得他不能不那样做。
在联邦工业大学期间(1896~1900)，爱因斯坦自学了赫兹、玻耳兹曼等科学大师们的著作。赫兹在他的名著《力学原理》(1894)中试图重构力学，为此他仅利用空间、时间和质量三个原始概念。赫兹的力学体系建立在通过科学家个人的“内在直觉规律”从经验引出的公理之上，它能够导出经验预言。赫兹认为“内在直觉规律”的功能像“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判断”一样，并且声称他的力学重构是演绎系统，与牛顿的《原理》(全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有许多相同的风格。在这个公理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与我们的观察记录相对照的可检验的结论，依据该结论与可观察的世界一致还是不一致，来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正确。尽管爱因斯坦不赞同赫兹的隐质量概念和“把自然现象追溯到力学的主要定律”的长远目标，但是赫兹强调公理描述的威力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公理描述与其说在经验材料上预言理论结构，倒不如说在公理和直觉上预言理论结构。
爱因斯坦也自学了玻耳兹曼的《力学讲义》(1897)。在该书中，玻耳兹曼把力学作为物理学的核心，爱因斯坦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但是，玻耳兹曼重构力学的方法的下述特点，一定会强烈地震撼爱因斯坦敏感的心弦：“恰恰是力学原理的不明晰性，在我看来不是同时以假设的智力图像为起点而得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与外部经验相联系的尝试而得到的。”玻耳兹曼的意思很清楚：力学原理的不明晰，在于经验归纳，而不在于智力图像。玻耳兹曼的“智力图像”概念比赫兹的“外部对象的图像或符号”更自由，爱因斯坦可能山此注意到，力学的发展已使原理凌驾于经验材料之上。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1902)中对约定主义的论述，对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形成必定大有裨益，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1904)曾和他的同伴索洛文、哈比希特一起研读过这本脍炙人口的畅销名著。彭加勒通过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后得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知道它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做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们化归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他进而指出：“约定是我们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
彭加勒在考察了物理学的理论后认为，物理学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的概括，它们相对于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而成的公设，它们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彭加勒还阐述了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意义。他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仅仅以证明它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择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力学和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迈尔原理即能量守恒原理、卡诺原理即能量退降原理、牛顿原理即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相对性原理、拉瓦锡原理即质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助长了狭隘经验事义的盛行。到19世纪，以惠威尔、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唯一可能的认识方法。到19世纪末，第二代的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的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圆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于是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的经验论，又要求摆脱经验论，它顺应了科学发展的潮流，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与假设》一书对爱因斯坦的印象极深，他和同伴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爱因斯坦坦率地承认彭加勒对他的直接影响。他赞同“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认为概念和公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是理智的自由发明。他这样说过：“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韵概念，从逻辑观点看来，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
一开始，爱因斯坦也对洛伦兹的电子论（是1895年的论文，而不是1904年的电子论的最终形式）发生过兴趣，这是一种构造性的理论。可是不久，他从普朗克的量子论中看到，辐射具有一种分子结构。这是同麦克斯韦理论相矛盾的，而且麦克斯韦理论也不能导致出正确的辐射压涨落。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谈到了他当时的转变：“早在1900年以后不久，即在普朗克的首创性工作以后不久，这类思考已使我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力学还是热力学(除非在极限情况下)都不能要求严格有效。渐渐地我对那种根据已知事实用构造性的努力去发现真实定律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从此时起，爱因斯坦就断然决定用探索性的演绎法来解决问题。
四、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的特色
作为科学推理的演绎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归纳和演绎这两种逻辑方法，并认为演绎推理的价值高于归纳推理。而古希腊名声最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把几何学系统化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就是逻辑演绎法的典范。牛顿在建立他的力学理论体系时虽然运用了归纳法，但其集大成著作《原理》的叙述方法却采用的是演绎法。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绝不是这种古老的演绎法的简单照搬。他根据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顺应当时理论科学发展的潮流，对演绎法作了重大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也许是为了强调他的演绎法与传统的演绎法的不同，他在“演绎法”前面加上了限制性的定语——“探索性的”，这个定语也恰当地表明了他的演绎法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的演绎法相比，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是颇有特色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恰当地指明了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充分肯定了约定在建造理论体系时的重要作用。爱因斯坦把科学理论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作为理论的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其二是由此推导出的具体结论。在爱因斯坦看来，那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是理论体系的根本部分，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基础或逻辑前提。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米，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谈到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时，爱因斯坦说：直接经验ε是已知的，A是假设或公理，由它们可以通过逻辑道路推导出各个个别的结论S；S然后可以同ε联系起来(用实验验明)。从心理状态方面来说，A是以ε为基础的。但是在A和ε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有通过非逻辑的方法——“思维的自由创造”(或约定)——才能找到理论体系的基础A。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物理学构成一种处在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思想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可以说是不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出来的。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真理内容)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进化是循着不断增加逻辑基础简单性的方向前进的。为了要进一步接近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听从这样的事实：逻辑基础愈来愈远离经验事实，而且我们从根本基础通向那些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导出命题的思想路线，也不断地变得愈来愈艰难、愈来愈漫长了。”
第二，大胆地提出了“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范畴是自由的约定”的命题，详细地阐述了从感觉经验到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非逻辑途径。爱因斯坦指出，象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这样的具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指他们反对原子论)。这种偏见——至今还没有灭绝——就在于相信毋须自由的构造概念，事实本身能够而且应该为我们提供科学知识。这种误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经过验证和长期使用而显得似乎同经验材料直接相联系的那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由选择出来的。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就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
为了从经验材料中得到基本原理。除了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外，爱因斯坦还指出可以通过“假设”、“猜测”、“大胆思辨”、“创造性的想像”、“灵感”、“幻想”、“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等等。不管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只能通过非逻辑的途径自由创造出来。这样一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对于感觉经验而言在逻辑上是独立的。爱因斯坦认为二者的关系并不像肉汤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也正由于如此，从感觉经验得到基本概念和原理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也是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关键一步。因此，爱因斯坦要求人们“对于承担这种劳动的理论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他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去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目的。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
关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范畴是自由的约定”，其中的“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即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爱因斯坦认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选择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它完全不同作家写小说时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得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显然，爱因斯坦所谓的“自由”，主要是指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思维方式的自由、它们的表达方式的自由以及概括程度高低的自由，—般说来，它们包含的客观实在的内容则不能是任意的。这就是作为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类理智结晶的科学之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诚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迫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
第三，明确地把“内在的完备”作为评判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之一。在爱因斯坦看来，探索性的演绎法就是在实验事实的引导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发明出公理基础，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通过逻辑演绎导出各个具体结论，从而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评判这个理论体系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晚年在“自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纲领性的回答。他认为，第一个标准是“外部的证实”，也就是说，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这个要求初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但应用起来却非常伤脑筋。因为人们常常，甚至总是可以用人为的补充假设来使理论同事实相适应，从而坚持一种普遍的理论基础。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观点所涉及的是用现成的经验事实采证实理论基础。这个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经常运用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第二个标准——“内在的完备”。它涉及的不是理论同观察材料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关于人们可以简单地、但比较含糊地称之为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简单性”。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元素要尽可能简单，并且在数目上尽可能少，同时不至于放弃对任何经验内容的适当表示。这个观点从来都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困难。这里的问题不单是一种列举逻辑上独立的前提问题(如果这种列举是毫不含糊地可能的话)，而是一种在不可通约的质之间作相互权衡的问题。其次，在几种基础同样“简单”的理论中，那种对理论体系的可能性质限制最严格的理论(即含有最确定论点的理论)被认为是比较优越的。理论的“内在的完备”还表现在：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如果一种理论并不是从那些等价的和以类似方式构造起来的理论中任意选出的，那么我们就给予这种理论以较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看到了“内在的完备”这一标准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指出，当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愈来愈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就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内在的完备”标准对于理论的选择和评价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他还指出，只要数学上暂时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能确立这个理论的经验内涵：逻辑的简单性就是衡量这个理论的价值的唯一准则，即使是一个当然还不充分的准则。爱因斯坦的“内在完备”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但是它在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的人的手中，却能够有效地加以运用，而且预言家们在判断理论的内在完备时，它们之间的意见往往是一致的。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5
关键词：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202-02
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它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传统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十分迅速，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古老中医的研究更为深入。但与此同时，批判中医、诽谤中医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当代大学生群体知识结构相对全面，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产物，而独立学院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有其自身诸多特点，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为了解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做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工作。探讨一下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一、客观因素
（一）基础知识贫乏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基础知识较弱，个体差异较大。从招生录取的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普通高校第二批次录取的学生要低20～50分，因此，这些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所以，他们进校后在学习上往往显得比较吃力。与此同时，独立学院学生又参差不齐，个体差异较大。有不少学生进校后由于学习态度端正，刻苦努力，往往都能取得较好成绩。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得过且过，长期处于混时间、混文凭、然后混社会的“三混”状态。多数学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少数学生并不怎么珍惜，学习被动。无法快速从中学时期手把手的教学模式转化成独立思考的学习模式[1]。大学的学习状态与中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大部分学习时间主要由自己支配，缺乏学习的动力。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博闻强记内容多。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容抽象，给初学者一种深奥难学的印象，更是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传统医学是多门学科知识交互渗透的产物，多学科知识的引进，目前大学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建立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之上，知识结构单薄，要想学习和真正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丰富的知识结构。
（二）教育因素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1.教育的局限
对于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我们的教育出现一定的局限性，非医院校的大学生基本不了解传统医学理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自身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传统中医经典与中医古方古法不被重视和继承。进校后专注外语过级，古文基础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更谈不上熟读经典和灵活应用了。没有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思路重设备、重检验。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中医教育西化，可能动摇这些研究生的中医药职业观念[2]。一直以来，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主要存在观念上的唯科学取向、内容上的唯知识取向、方法难输化和组织形式化等弊端[3]，最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有助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认知。
2.校园的氛围不够
人的行为往往受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大学生最贴近的就是校园文化，它是育人和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目前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的形式及途径单一，没有形成结合传统医学相关的学习氛围，没有体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也没能很好地广泛调动在校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对传统医学的兴趣。
二、主观因素
（一）思维方法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传统医学方法论在思维科学领域有着独特，而传统医学方法论的思维形式首先是具象思维的基础上再形成抽象思维。而具象思维是感官对于事物的具体感知，直接面对具体感知反应的思维活动。抽象思维是高度理性的，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思维形式。因此遵循辩证逻辑（如类比、反证、以表知里等）这些传统医学方法论思想方法的根源是具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的产物。
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它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妨碍了学生对传统医学思想的接纳和理解，致使在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时易产生概念难记忆、基本理论难理解、基本技能难应用的认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如传统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传统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4]。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传统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又例如，自然界，树叶或树枝之所以会摆动，这是由于风吹动的缘故，风大猛烈更会将整棵树推倒。由此推之，人体出现不自主的振颤、摇动，甚或突然倒仆，半身不遂等亦是风引起。随着认识的加深，认为风有内外之分，自然界的气流动太快而为风，此风是外风，从外侵袭人体。而类比之，人体内的气动得太快亦会成风而使人得病，此谓内风。这是用比照类推法来探求病因的例子。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认知影响
传统医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以中国儒家和道家为主的古代哲学的理论精华及思维方式解析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揭示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疗规律，形成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要真正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首先要学好中国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深刻影响
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延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指导具体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正是由于传统医学大量运用哲学概念来阐发中医医理，从而使其更加富有文化特征。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内经》，就通篇体现了古代文化特色。
2.文化特征促进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以此为理论基础和论理方式的传统医学，便产生了以“天人相应”、“形神相即”等思想为代表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也是“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传统医学中的具体体现。如《内经·痿论》关于“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的记载，就生动说明了“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6]。
总之，由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点是复杂多样的，同时由于影响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涉及的相关因素丰富而复杂，因此我们着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针对于客观因素，根据学生兴趣广泛，个性差异大等特点，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加大理论知识的学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独立学院学生的潜能。针对于主观因素，国家应从大局出发，正确引导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主流医学，制定相应的政策，迅速提高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普及中国传统医学。学校通过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底蕴，着重培养思维方法。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有深刻且长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房文娟，何如海.基于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教学管理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18（2）：92-93.
[2]陈永杰，贾谦.论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EB/OL].，2005-12-14.
[3]蒋竞辉.浅析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10，32（5）：25-26.
[4]张宗明.中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0，21（11）：45-46.
[5]肖明.哲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3.
[6]黄珊珊，杨振宁，刘颖.传统文化与中医学认知[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3）：236-237.
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范文6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认知科学
1.引言
西方哲学的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哲学的对象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在近代,从古代哲学对客体的研究转为近代哲学对主体的研究;第二次转变是二十世纪初,从纯粹的主体研究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其中出现了英美分析哲学、数理逻辑方法研究语言,如结构主义的诞生(formalism)。在语言学中亦是如此。语言学习者、研究者在理解一个语言理论时都要追寻她的理论引导者,也就是哲学的足迹。对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也是如此。
莱考夫和约翰逊(1999)将认知科学分为两代:第一代认知科学,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转换生成语言学渐成主流,计算机被运用于只能和人知的研究,以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和先验哲学为基础;第二代认知科学起源于二十世纪70年代,认知语言学发展迅猛,对第一代认知科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积极倡导体验哲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乔姆斯基用以发展成熟的形式化方法研究语言,建立转换生成与语法,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先天主义和心理主义基础之上的,属于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乔姆斯基将笛卡尔哲学和形式主义哲学加以综合,形成了一种混合哲学,构成了他的语言学基础,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观点基本一致。第二代认知科学出现于二十世纪70年代,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对第一代认知科学提出了尖锐有力的批判,坚决反对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假说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先验哲学假设。认知科学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对关于真实、本质、因果、自我、时间、道德、价值等问题做了重新思考。
认知语言学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吸收了认知科学及其他领域,如认知和发展心理学、认知人类学、神经生物学等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哲学认为这些是一些抽象的和深奥难懂的问题,而认知科学家则认为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涉身的体验(embodied)和反省(introspection)。因此,思考这些问题是跟我们日常处理经验的能力有关。认知语言学创始人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知识(包括概念和推理)不是先天的,而是通过感官后天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1999,Lakoff & Johnson)。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涉身哲学――被体验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1999)一书中,开篇就阐明了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第二代认知科学一致(王寅,2007)。以下在本文中将详细介绍这三大发现,以证实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
2.认知的无意识性
莱考夫和约翰逊(1999)认为,有意识的思维只是冰山之巅而已,95%的思维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并塑造与结构我们所有的思维。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接的知觉,我们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例如,对话的复杂过程包括:访问与说话内容相关的记忆;领会作为语言的音流,将它分为能够区分的语音特征和片段,划分因素,并将它们组成音素;指派一个结构给该语句;选择词语并赋予它们与语境相应的意义;将语句的语义和实际意义理解为一个整体;根据相应讨论内容制定谈话框架;对正在讨论的内容作出相应判断;对相关的内容做出内心的想象,并检查这些现象;填补谈话中的空缺;注意并理解对话者的肢体语言;预期谈话方向;想好说什么以作应付。看似简单的对话过程竟包含如此多的无意识行为,而且这种对话能力也是无意识中习得的。分析的神经过程是如此复杂,但是不为人所觉察,运作太快,即使集中注意力也不能觉察到,而且不需要花什么努力就能进行这种自动化的运作。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是不可能被意识到,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语言的习得也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无意识中的空间关系和意象图式这类成分与理解具有因果关系。当我们理解“在花园里的一只蜜蜂”时,我们就把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容器结构加在“花园”上,蜜蜂在这个容器之中。加在“花园”上的认知结构就被称为“容器意象图式”。认知结构在形成理解时就起到因果作用,此时的理解,就将蜜蜂概念化为处于某物之中。
3.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概念、推理、认知是出自身体,概念系统也是出自身体,意义也是基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也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经验形成的。又由于我们绝大部分概念是隐喻性的,意义不完全是字面上的,因此传统的真值对应理论是错误的。王寅认为“体验性心智”假设(the embodied-mind hypothesis)了传统哲学的基础,彻底批驳了二元论、先验论、客观主义、形式主义。倘若这些观点不成立,整个西方哲学就不成立。因此体验哲学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挑战。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对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的感知而逐步形成的,归根结底,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首先体验的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这两者便是人类概念和语言之始源。人类的认识是基于对自身和空间的理解,沿着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身体和空间间到其他语义域的道路逐步发展起来的。关于体验的对象首先是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这一观点,认知语言学家对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解释。认为在事件和状态的语义域中,事件、状态、路径、地点-功能是用来分析空间和运动的子集。其次,在人类的感知和体验过程中,身体是我们形成若干其他概念(包括抽象概念)的主要基础,是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来源,在形成认知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如“头”、“腰”、“脚”可用来对应地表示山的部位:山头、山腰、山脚、树头、树腰(树干)、树脚(树根)等空间体验。
4.思维的隐喻性
莱考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指出:“隐喻的本质是用一种事情或经验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情或经验。”隐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英语里大约有70%的表达是隐喻性的,“我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隐喻是我们形成概念、进行推理的基础。人类的思维蕴于身体,我们拥有现在所有的这一些概念隐喻,都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和物理经验(bodily and physical experience)决定的。隐喻是植根于我们的生活经验的。以MORE IS UP这一概念隐喻为例,Lakoff &Johnson(1980)最早对其进行了讨论,这一隐喻反映在很多日常表达中,比如Prices go up,His income came down,Unemployment is up,Exports are down,etc.认知语言学认为这一隐喻产生于类似下面列举的一些日常生活经验:往杯子加水,随着水越来越多,杯子里的水位也逐渐上升;书堆得越多,每增加一本书,整体的高度就会往上升。这样的生活经验有很多,而且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数量域与空间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多对应上,少对应下。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获得基本概念,这是形成隐喻的根据。隐喻是身体、感知、体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体验才能获得意义,这样就把主观判断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
5.结语
体验哲学强调概念、范畴、认知、心智、推理等基于身体经验,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强调身体和大脑的第一性,强调经验和实践的决定作用,是符合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同时,体验哲学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哲学理论,对传统哲学中基本观点和思想进行了挑战,对于我们今后理论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Lakoff,G & Mark J.Metaphors We Live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Lakoff,George,&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