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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
（一）发达国家的成本论
内部化理论：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鉴Coase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内部化理论，在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下，跨国公司内部化可以规避市场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其内部化理论也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在内部化成本低于市场成本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企业管理、控制权的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机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场机制，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认为，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直接贸易带来的运输成本，绕开当地的贸易保护。Friedman等也认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小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绩效，跨国公司倾向于就近投资，以降低运输成本、搜寻成本。
（二）发达国家的优势论
1．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垄断优势”理论，70年代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补充和发展。在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自身的垄断优势排斥自由竞争，获得超额利润。他们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产品市场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标、市场技能存在差异；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性，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能存在差异；由于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还有由政府关税等政策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垄断优势，如产品性能差别、特殊销售技巧、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等；生产垄断优势，如经营管理技能、融通资金的能力优势、掌握的技术专利与专有技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一体化生产，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垄断优势论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垄断优势，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所在。跨国公司要根据自身的垄断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应选择在能发挥自身的生产、市场、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的区位。
2．相对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学者Vernon提出来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产品都要经历创新阶段、成长阶段、标准化阶段和衰退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产品的市场需求、要素密集度、生产区位都是不断变化的。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市场需求较小，需要大量的资本、研发投入，产品生产区位位于创新国，有少量的产品出口；当产品走向成长阶段时，产品的需求、生产量开始上升，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到一些对该产品需求旺盛、技术资金较好的发达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当该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产品的创始国放弃在本国生产该产品，因为该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接近饱和，将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生产；当产品步入衰退阶段，产品已经老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该产品就会完全退出世界市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主要基于产品的生命发展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是不同的。
3．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的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主要内容：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逐渐依次进行。与以往支持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等理论不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强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应选择投资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将其投向能将该产业转化成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这将引起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而这一产业将在东道国演变成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扩张有利于投资国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对东道国而言，接受了投资国的技术、管理、资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产业。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产业比较劣势的角度阐述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依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是本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选择海外投资的区域应是能把该比较劣势产业转化成比较优势产业的国家或地区。该理论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转移一些标准化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释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之间投资的情况。
（三）发达国家的综合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是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吸收有关国际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的基础上，结合区位理论解释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必须满足三个优势条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指的是一国企业所拥有的而国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如一国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研究开发、销售技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企业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大公司所具有的先进管理能力，企业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指的是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诸如对外交易成本较高，外部买者对技术出售价值的不确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化而保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它指出了跨国公司内部交易的必要性；区位优势指的是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包括诸如东道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很好的市场发展潜力，东道国的贸易政策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三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特别强调了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四）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Wells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地位。还有学者从“心理距离”的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离”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首先选择周边国家，然后是发展中国家，最后是发达国家这样的区位选择顺序。
二、研究进展：利用新视角分析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一）基于微观视角
传统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多把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宏观角度来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企业异质性的角度：他们以跨国公司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为前提，具体分析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关于企业的异质性，最初Bernard，etal．通过分析美国微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经济规模、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密集度等经济数据，发现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异质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业异质性，一般把各企业的生产要素差异作为衡量异质性的主要标准；Chen，M．and Moor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法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法国各跨国企业生产力的不同直接影响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法国高生产率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那些市场潜力较小，较高单位劳动成本，较低劳动生产率，较低进口关税的地区开展直接投资。谢冰认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因其创新能力强、产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与其他企业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应针对其特点来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王方方在经典的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力机制框架，论证企业异质性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证明由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模式的扩展及其企业异质性的空间效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要考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经营战略，跨国公司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某一个特定国家内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安排生产、销售，谋求全球长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要整合全球生产，协调各部分的价值链。价值链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认为企业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两者构成了价值链，基本活动主要包括后勤、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支持性活动包括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全球生产价值链理论要求企业要综合全球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投资，取得最大的利益，价值链理论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刘伟全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价值环节重组到发展中国家，其本身重点关注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低端嵌入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
（三）基于空间组织发展模式的视角
Porter在阐述其竞争优势理论时，首次提出产业集群概念，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关键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导致相关产业地理集聚的出现，比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拍卖业，意大利的纺织业等。Porter在有关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还建议跨国公司到相关产业集聚的地区投资，便于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规模等效应。现在，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组织模式，也成为引导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新趋向，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嵌入产业集群体系中，才能更好地获得集群创新资源，这种集群优势是其他区位优势难以具备的。Nachum L．，Keeble．D．等认为，单凭借跨国公司内部获得知识存在着局限性，跨国公司必须进入集群网络，因为集群拥有更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要尽可能地融入当地集群里，以便于获得更好的创新资产。Teece D．J研究外国跨国公司选择在美国硅谷投资的原因时发现，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在硅谷进行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硅谷集群产生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
（四）基于投资动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视角
近些年，学者为了弥补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包括影响直接投资的各种直接要素：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也包括间接要素：文化、制度等。这些要素无论是在投资国还是东道国都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由此而产生资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区型等区位选择动因。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直接要素。如市场寻求动因：Bevan ＆Estrin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大，能够使直接投资者扩大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规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其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国内学者江小涓认为更好地贴近海外市场是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发育不成熟，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较好的途径是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的动因：Dunning认为寻求和获得持久的生产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江小涓认为，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便于更多地参与国外资源的开发；寻求效率的动因：主要寻求东道国相对廉价、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有三个方面：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和母国政府对国有跨国公司的战略要求；寻求战略资产：跨国企业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吸收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品牌、经销网络等战略性资产以获得比较优势。Deng认为，寻求战略资产（如品牌和市场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Buckley，et al．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弱势企业可以从发达的企业那里获得技术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寻求影响直接投资的间接要素，包括东道国或投资国优惠的投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双边协定等非经济要素。如寻求有利于投资的规章制度：当选择是否进入一个国家的市场进行投资时，东道国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与否是投资企业主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投资企业总是选择那些外资管制制度较宽松的地区进行投资，这使得跨国企业较容易适应当地的规章制度。现有的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资制度的地区投资（如稳定的经济政策、保护财产安全、较少限制所有权、较少腐败）对跨国企业在该国进行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作用。邓明认为，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国的制度环境也对其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选址产生很大的影响。Meyer，et al．认为，中国所具有的与别国完全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众不同。如果中国与引资国的制度差异大，即相对于中国的引资制度，东道国的引资制度较宽松，对吸引外资较友好，那么，中国的跨国企业就会倾向于选择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大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柴忠东认为，母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兴市场企业退出本国市场投资海外以规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这些企业在与母国相类似环境中从事经营的优势。因此，制度的差异会导致OFDI选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国政府给跨国企业制度上的支持，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投资于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而获得投资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认为，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投资的特殊机制，能够替代较差的东道国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与潜在投资目标国家的制度环境往往差距较大。制度较差的东道国法制薄弱、政策多变，外国企业的投资很难得到东道国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护，外国企业的风险很大，投资协定能够保护其利益，减少投资风险。Spender＆Grevesen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需要获得和维持其合法性，因此面临当地制度环境的同构压力；寻求较小文化价值观差异：东道国已经形成的价值观、标准会制约着跨国组织行为。跨国企业需要树立和培养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因其更容易遭受当地利益群体的攻击，还要面对当地已经形成的各种约定成俗的标准。Kostova ＆Zaheer认为，树立当地的社会认知体系恐怕比遵守当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难，因为社会认知已经根深蒂固。Yiu ＆Makino认为，文化差异是主要的海外投资障碍，对投资选址有强烈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差异越大，跨国企业越难获得东道国的文化认可。因此，从这点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在那些与母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道国投资。关于文化差异的衡量，现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间中国企业在世界上49个国家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市场规模更大，与中国文化相似性更强的东道国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五）基于习惯效应的视角
Scott认为，一种行为被多次重复，会视作习惯。在投资选址中，赶时髦、随大溜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交易的频繁性可以通过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体现。大的双边贸易额体现了东道国与母国经济来往频繁。不断重复的交易被视作习惯，这会影响投资企业选择与其母国有频繁交易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因为，投资国企业会感到与其有频繁交易的国家信誉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国学者胡昭玲，宋平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良性互动的，这说明，与中国有频繁贸易联系的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三、评价及展望
（一）评价
1．从多个视角、采用多种方法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从对经济因素到对非经济因素的研究。传统的有关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成本论、优势论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现后，新理论尝试从多视角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从非经济因素中的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制度状况（双边协定、贸易政策，双边文化差异等）的角度，探寻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原因；还有从心理距离、习惯效应、投资动因等角度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区位选择的问题。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的研究。传统理论主要把跨国公司看做是无差异的整体，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近些年来，很多学者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具体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把企业看做是异质性的，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区位选择问题；还有基于中观的视角，研究不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还基于全球化视角，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纳入全球的经营战略，考虑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因素；空间组织模式的创新，认识到产业集聚给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益，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由于数学的应用，从一般的理论分析发展到实证分析，心理学、制度学等学科也逐渐渗透到投资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纯粹经济学理论假设前提，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更趋向于接近实际，结合心理学、制度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研究投资国、东道国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等。
2．现有理论研究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专门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体系，现有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是主流投资理论的附属品。相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依据的研究较为片面、分散。仅仅凭借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不够的，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应该是综合的，既要考虑投资主体情况，主体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的各种优势、投资动因、战略导向等，也要考虑东道国的客体情况，诸如制度、环境、文化、市场规模；既要从宏观上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的区位选择问题，也要从中观、微观具体分析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制、不同性质企业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因其研究较全面，还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理论主要是指导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无法说明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当今社会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等新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虽然有学者结合制度、心理等学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还处在较边缘的位置，尚未纳入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主流。
3．现有理论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关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对发达国家区位选择的研究占上风，对发展中国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基础之上，未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质，提出开创性理论，原因之一在于发达国家是跨国公司的创始者，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较长，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丰富。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小规模”技术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外投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其“小规模”技术优势已经日益被发达国家地方化的跨国生产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规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国家凭借“小规模”技术优势投资的趋势，适应时展需要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有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时间还很短，国内学者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中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是对西方现有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和验证，他们在西方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上，利用单纯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用数据往往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对企业的投资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有关投资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活动。国内研究建立在西方有关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忽略本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对外直接投资有特殊性，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二）展望
1．区位选择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区位选择是否影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好的区位选择有利于跨国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各种制度缺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取得巨大的投资利益，反之，亦然。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就区位选择和跨国企业投资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视，实质是“舍本逐末”。重视研究区位选择和投资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2．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文化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理论来指导和验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实践是脱离实际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垄断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进行区位选择，而发展中国家自身相对不具备上述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却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①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成为世界经济领域里的一个亮点，这些“后发”企业凭借在母国开发的“非传统型能力”，更早、更快地开展国际化经营，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更迅猛，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发达国家开展投资，以劣势产业收购强势产业的现象很多。中国的联想收购IBM笔记本，双汇收购美国的肉类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购规模达到70多亿美元，吉利汽车公司收购了美国老牌汽车公司沃尔沃。跨国并购投资也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利，中国小企业也开始进行并购投资，2013年10月青岛的一家藻业集团就成功地并购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统研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何特殊性等是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3．综合、具体地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2
[关键词] 国外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过渡性经济实体中，国外直接投资（FDI）在政策制定者的议事日程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他们希望FDI的流入能带来紧缺的资金、新的技术和市场营销手段，以及管理技术。FDI被郁积将带来这些潜在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方面，FDI的贡献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各级政府总是希望通过FDI带来的技术转移所产生的结果能超过在项目中外国的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并通过相关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国内的公司受益。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由于国外投资的出现，所产生的正的外部性的存在。有这样的可能，研究者们从一个错误的方向来寻找FDI的溢出效应。跨国公司总存在着这样的冲动，阻止可能增强本地竞争者的相关信息的泄漏。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相关技术对本地供应商的影响，将使本地供应商可能从中受益。因而，FDI的溢出效应更应是纵向的，即垂直的，而不是产生于同一行业的内部。换而言之，溢出效应更有可能是通过反向关联，在本国的中间产品的提供者和他们的跨国公司顾客之间产生的。
本文将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将对溢出效应的渠道进行简介；第二部分，讨论FDI流入立陶宛后的数据分析和估计策略；第三部分将就全出总结。
第一部分溢出效应渠道的简介
当跨国公司提高他们在投资国公司的生产力且没有完全带走利润时，FDI就会产生溢出效应。通过复制外资机构用于本地市场的技术或通过雇佣由外资机构培训的员工，国内企业也会获得溢出效应。另一种溢出效应的产生则是由于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从而促使国内企业更有效的使用国内已有资源或寻求新的技术。（Blomestr?m and Ari Kokko,1998）
但从另一方面看，跨国公司并没有动机去阻止技术对上游部门的普及，因为他们会从中间产品的供应者那里获得好处。这样，反向关联――即跨国公司和国内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是最可能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由此，溢出效应可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产生:（i）外资对国内企业的直接技术转移（ii）跨国公司对生产质量及准时的交付要求促使国内供应商提高其生产管理和技术（iii）跨国公司的进入增加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这使得国内供应商能够从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得到好处. 在经济转型国家有证据证实，通过反向关联会产生溢出效应。
第二部分数据和估算方法
1.立陶宛的FDI
立陶宛在90年获得独立，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实际上是不允许外资进入的。私有化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91年，当时限制性的允许外资进入。直到1997年FDI才开始大幅提高，这是私有化进程的第二步阶段。
FDI在1998年达到高峰由于起步晚，比起其他中东欧国家，立陶宛吸引的FDI较少。
基于立陶宛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因素，FDI的流入主要集中于维尔纽斯、考那斯和克莱伯特等三个主要城市。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克莱伯特附近，而大部分投资于批发和零售业的外资则集中于首都维尔纽斯附近（OECD，2000，2001）。
2.估计方法
为了检查处于相同产业或其他部门的公司的生产率同FDI的关联性，我们采用一种类似于早期文献中的方法，同时公式中有部分的改动:
Yijrt代表j部门的公司i在r范围和t时间的真实产出，他的计算调整了报告销售量中存货的数量，缩小了生产物价指数，一边适用于NACE中的大多数企业。Kijrt表示资本，被定义为固定资产在年初的价值。Mijrt――原材料，按照其投入的价值，随着存货的变动而调节。通过每一部门投入-产出矩阵计算出的中间产品的投入，随着相关产业的缩减而缩小。最后， 衡量的是公司中外商股份的比例。
而溢出效应的渠道之一Horizontaljt，代表在t时间j部门中得到的外商投资。他被定义为部门中所有企业的外商投资的平均数，权数为每一企业在该部门产出所占的比例，即:
这样，变量值随着有外资投入的企业的产出和这些企业中外资所占比例的增长而增加。
Backwardjr代表被j部门供应的外资。他产生于国内供应商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潜在联系。他被定义如下:
这里，αjk是从1996年NACE中超过10%的企业的投入-产出矩阵计算出的j部门供应给k部门的产品比例。该比例不包括为最终消费的而提供的产品，但包括对中间产品的进口。正如公式所指出的那样，部门内部的产品供应为包括在内，因为这一座用已包括在了Horizontal变量中。我们可以看到，被j部门供应的部门中，外资的投入越多，变量的值越大。
Forward变量被定义为有外资参与的上游（或供应）部门产出的加权份额。因为我们的研究中只有一家中间生产商参与到国内市场，所以外商生产的用于出口的中间产品为包括在内。这样，就有公式（4）：
这里，σjm是j部门从m部门购买的中间产品在整个j部门中间产品投入中所占的份额。同前面所属的原因相似，部门内的中间投入未包括在内。变量值的增长伴随着外商在上游部门产出所占份额的增加。
为了更好的确认并计算出生产性溢出效应，我们必须分清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的进入降低了产业的垄断，导致更多的竞争，并迫使本地企业提高他们的效率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也可被认为是广义的溢出效应。更进一步，外商进入下游部门会增加中间产品的需求，这又反过来使国内供应商从规模经济中得到好处，为分离出这种效应，回归分析将包括基于投入-产出矩阵和消费部门产值当中的原料来源方式计算出中间产品的需求量。一个正的系数就建立在了中间产品的需求和企业的生产率之间。
一些计量经济学理论需要加入进分析中。第一个是对未被观察到的变量的删除。这里可能会存在行业、时间、区域等因素不为计量经济学所知，这样会影响企业生产率和外资投入之间的系数。这些变量包括某个特殊企业的高质量的管理或是所给区域中更好的基础结构。这样，描述就变为：
第二，有人认为当估计生产率时，使用OLS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方法把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看作外生变量。Griliches和Jscques Mairesse(1995)认为要素的投入应被视为内生变量，因为他们由计算其生产率的公司内的生产者搜集，而非计量经济学家搜集。不考虑要素投入的内部性会导致估计系数的偏离。
第三部分 结论
观察的结果与生产性的溢出通过反向关联起作用是一致的。结论认为，处于产业链下游部门的外资和标准偏差一程度的增长是伴随处于供应领域的每一国内企业15%的产出增长的。生产的利润同外资的部分而非全部所有权相联系。这同早期FDI承担更大范围的本地资源这一证据相一致。最后，因为是对早期发展中国家公司研究的案例，所以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内部部门的溢出效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溢出效应是从又多国投资的专门供应中间产品的部门中产生的。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控制策略；贸易溢出模型；实证研究
一、研究意义及背景
在一国经济技术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 对外直接投资在获取高新技术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截至2009年底，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协议投资额112亿美元， 中方投资额76.3亿美元， 仅占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0.1%， 与我国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 目前， 我国在经济实力、技术、资金等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入世后， 我国将享受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同时国外市场限制投资的措施松动、市场准入条件放宽， 为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 成为当务之急。
因为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输出一直采取严格的限制政策，所以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大部分都是已标准化的技术。我国想要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就要进行对外投资，靠近技术源，以获得反向技术外溢，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到发达国家兼并或收购科技型公司，特别应该加大对研发要素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可以选择和增加对美、英、德、日等国的投资力度而提高其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一批有实力的跨国经营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经验。例如，首钢集团通过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70% 的股份直接获取了相应的关键技术等。二是在海外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当地技术资源优势，了解和把握国外新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以此作为开发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研发和技术转让为主要目的的海外企业，并在美国洛杉矶和硅谷、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及加拿大蒙特利尔设立了6 个产品设计分部，通过境外产品开发来推动国内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同时，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实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例如，刘凯敏、朱钟棣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 （即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数据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二者的一阶差分序列均是平稳的，所以认为它们之间有长期的稳定关系。龚艳萍、郭凤华通过借鉴Coe和Help- man的贸易溢出模型 （即 CH 模型）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并分析计算得出定量结果，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机制研究
Fosfuri和Motta（1999）设计了两阶段完全信息双寡头古诺模型，解释无技术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模型的均衡解表明，对于既定的相对市场规模而言，即使在海外亏损，只要溢出程度足以保证无技术优势企业国内市场因溢出而获益，除弥补亏损外还超过国内经营与出口的利润，企业要选择国外建厂而不是出口，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虽无技术优势但本身技术水平相当高的情形。这类企业会加剧市场竞争，减少东道国技术优势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迫使东道国企业进行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博弈均衡的分析发现，当技术溢出程度迈过门槛水平之后，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将随溢出程度的增加而上升；即使溢出程度接近于完全时战略性FDI也可能发生，无技术优势企业继续受益；无技术优势企业技术溢出的转移成本增加，是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继续受益；无技术优势企业技术溢出的转移成本增加，使战略性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扩大，还促进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三、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控制策略
1、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主要有外部转移和内部转移两种形式。由于对跨国公司而言，技术外部转移的控制程度较低 ，所以跨国公司多采用内部转移方式。技术内部转移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联 ，是跨国公司技术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流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内部化 ，主要是为了规避外部市场干扰和高成本 ，防止技术模仿和外溢 ，充分利用规模经济 ，并且有利于技术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分期分批地合理转让技术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技术领先优势和实现技术创新价值。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技术转移的质量和速率 ，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于全球战略的，所以其投资企业采用什么水平的技术 ， 同样要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战略，同时也要考虑到东道国的市场结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伴随着直接投资而进行的技术转移 ，正是跨国公司综合权衡上述种种因素之后做出的选择。
2、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控制
跨国公司在技术控制上既要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又要防止技术过早地泄露。在技术风险管理上，跨国公司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差别对待策略，在技术转让时机、转让方式方面都具有不同的选择。为了进一步防范核心技术的扩散，当代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研究与开发一般采用母国中心化的运作模式。母公司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各研究与开发分部技术转移的机构，有利于总部研究与开发的规模经济和对核心技术的严格机密的控制。跨国公司针对其拥有的技术水平的高低选择不同的技术风险管理模式，如独资形式或合资形式。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第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我国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利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第三，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外资；第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自然资源。
四、模型的建立
参考文献：
[1]龚艳萍，郭凤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献回顾与我国的实证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5；
[2]陶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大经济效应分析。对外经贸实务（跨国投资）2008：76-78；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4
行业分布
制造业增长了21.4%，增幅在九大行业中位列第五，其中机械、化工、食品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四个子行业的增幅超过制造业增长率，分别达57.1%、37.8%、30.3%和24.0%，其中机械的增幅介于非银行控股公司和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幅之间。美对外投资存量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的唯一行业是储蓄机构，即银行业，四年来下降了12.4%，且下跌趋势仍在延续。金属加工是制造业中的唯一受到危机打击的子行业，投资存量下降了12.3%。就存量而言，由表四的数据经计算可知，2008年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三大行业依次为非银行控股公司、金融与保险和制造业，分别占存量总额的37.1%、21.2%和14.7%，至20n年底这三个行业占比相应变为43.5%、18.7%和H.8%，其中非银行控股公司的份额提高了6.4个百分点，但金融与保险和制造业则分别下降了2.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20n年其他制造、②化工、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等四个子行业直接投资存量名列前茅，分别占制造业投资存量总额的28.2%、22.4%、14.6%和10.3%，而2008年四者的占比分别为28.6%、23.2%、14.3和9.4%，即20n年其他制造和化工的投资存量占比分别略有下降，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运输设备的投资存量占比则分别略有上升，说明美在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呈现均衡化趋势。就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而言，2007年以来信息传媒和非银行控股公司两大行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食品、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三个子行业未受金融危机影响，保持了持续增长态势(表五)。其余行业或子行业的投资存量受金融危机影响或多或少有些波动，如制造业中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器具与配件两个子行业的投资存量甚至出现了下降，而储蓄机构的波动最大。即使表五中储蓄机构与其他行业2008年存量数据缺失，但两者合计存量可从该表推算得出:2007一20n年两者合计存量分别为32.47、181.63、147.39、170.98和81.73亿美元，其中2009年合计存量比2008年下降了34.24亿美元，占当年美对华投资存量下降额38.79亿美元的88.3%，而2011年比2010年更是下降了89.25亿美元，超过当年美对华投资存量下降额42.75亿美元一倍还多。另外，从表五中储蓄机构与其他行业投资存量的历年变化趋势来看，上述大幅波动可能主要是储蓄机构的投资存量变化引起的，新闻报导美国银行出售中国银行股份的消息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储蓄机构投资存量的大幅变化，造成了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的不稳定。2011年与2007年相比，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大增82.5%，是美对外直接投资增幅的两倍还多。同期，九大行业中除了采掘业、制造业和金融与保险业外，其余六大行业存量的增幅都大于存量总额的增幅，其中专业与科技服务、信息传媒和储蓄机构增幅居前，分别高达489.4%、452.7%和250.6%，反映出美对华直接投资重心正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对华储蓄机构投资的大幅增长是在美对海外储蓄机构投资收缩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此期间，美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增幅为44.7%，尽管低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增幅，但高于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33.8%的增幅，是美对全球制造业投资增幅21.4%的两倍还多。其中食品、金属加工、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四个子行业的同期增幅分别达542.5%、125.0%、104.3%和105.0%，不仅高于美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增幅，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增幅。从表五还可以看出或计算出，在2011年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中，占第一位的是制造业，‘比重接近一半，为49.3%;居第二位的是其他行业，占9.6%;第三是非银行控股公司，占比8.9%;第四是批发贸易，占8.89%。而在2007年存量居前的是制造业、采掘业和批发贸易，占比分别为62.1%、8.1%和6.8%，非银行控股公司占5.5%，在九大行业中居第六位。相比之下，2011年制造业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了12.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其他行业和批发贸易的比重分别上升了1.5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而非银行控股公司更是上升了3.4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20n年对化工、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食品等五个子行业的投资存量居前，分别占制造业投资存量总额的21.6%、21.5%、18.9%、13.3%和13.1%，而2007年也是上述五个子行业投资存量居前，但顺序为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化工、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机械，占比分别为37.7%、23.8%、13.4%、9.4%和6.9%，而食品在当年的存量中居倒数第二位，仅占3.0%。结果是四年间化工和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占比分别下降了2.2个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而其他制造、运输设备和食品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5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和10.1个百分点，即美对华制造业投资在各子行业中呈均衡化发展趋势。综合上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对外和对华直接投资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非银行控股公司最多，在制造业中其他制造居首。与此同时，存量增幅也是非银行控股公司最高，制造业中则是机械增幅第一。其次，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制造业最多，其中化工居首，而存量增幅则是专业与科技服务最高，制造业中食品增长最快。第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出现了一些趋势性变化，即对非银行控股公司投资持续增长、存量比重上升，链式股权结构越来越普遍，对制造业投资存量比重在下降，在各子行业投资存量分布不均衡性略有下降等。与此同时，美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也出现了与上相同的变化，但以制造业为主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第四，除了两者相同的变化以外，对华直接投资行业结构还有其自身的变化特点，即从制造业为主向巩固制造业、大力拓展服务业转型，大幅增加对华储蓄机构投资就是这种转型的反映。但全球金融危机对储蓄机构造成了巨大冲击，使美从海外储蓄机构抽回投资，包括刚刚投入中国银行业的资金，结果造成美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资金流量的大幅波动。
投资收益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5
摘要：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效应
19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它们在母国扩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机会。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体系稳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向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探究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非凡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功能。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非凡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非凡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和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和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功能。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政治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文献所验证(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摘要：（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靠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摘要：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三、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和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探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功能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功能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摘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功能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理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假如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轻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把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和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征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和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和平安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和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把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和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和共振效应功能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平安。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摘要：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
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范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机会；模糊综合评价；投资环境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25
1 引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78亿美元，超过2007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17.6%（如图1所示）。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曾经出现因未综合考虑对外投资环境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情况，例如华为未能收购摩托罗拉，丧失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机会，不是因为公司自身实力的问题，而是由于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社会文化冲突所致。由此可见，要成功地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抓住投资机会，就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的自身实力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决定是否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以减少不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损失。本文将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对目标国A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使公司管理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区位决策。
2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简介
由于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对象的层次性、评价标准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评价影响因素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性指标难以定量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难以用绝对的“非此即彼”来准确的描述客观现实，经常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其描述也多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自然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很难用经典数学模型加以统一量度。因此，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应运而生。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对某被评价对象系统进行综合评标的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它从多个指标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把被评判事物的变化区间做出划分，一方面可以顾及对象的层次性，使得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的模糊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又可以充分发挥人的经验，使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情况。模糊综合评判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扩大信息量，使评价数度得以提高，评价结论可信。
传统的研究对对外投资机会所涉及的环境因素的评价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冷热图表法，等级尺度法，多因素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等，但是它们存在着普遍性强，忽视特殊性，没有考虑决策的群体性等不足之处，而模糊综合评价法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原则，灵活性原则，群体性原则较好的克服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能通过精确的数字手段处理模糊的评价对象，能对蕴藏信息呈现模糊性的资料做出比较科学、合理、贴近实际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影响投资机会的投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3.4 模糊评价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赋值计算的结果显示，跨国公司管理者对A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等级表现为“好”的程度为（0.31304），“较好”的程度为（0.251072）“一般”的程度为（0.23412），“较差”的程度为（0.147864），“差”的程度为（0.053904）。按最大隶属原则，得出的结论是该跨国公司管理者们认为就该项投资项目而言 国的投资机会为“好”。所以跨国公司可以根据这一评价结果对 国进行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最终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收益。
4 对外直接投资机会评价结语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出了如何综合跨国公司自身实力与目标国投资环境这两级不同指标的指标体系。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根据公司现实经营情况和目标国的实际投资环境进行赋值，计算出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属的综合评价等级，根据所计算出来的等级决定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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