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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内经;肾;藏象;发生学;古代哲学;精;气
Occurance of Essence-vitality Concept in Philosophy Before Qin Dynasty and Theory of Kidney Conditions
Abstract:The kidney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Picture in Neijing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Pic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Essence-Qi of philosophy before Qin dy-nasty and the genesis of the kidney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Picture in Neijing i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of point of ancient philosophy in this article.The concept of Essence-Q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gene-sis of the kidney of the theory of Visceral Picture，which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important thesis the kidney storing the essence.And it also brings forth the other conclusions by the way of inferring the interior according to the exterior.
Key words:Neijing kidney;visceral picture genesis ancient philosophy;Essence Qi
目前关于肾藏象理论发生学的文献，主要有文献学、训诂学和古哲学等，在古哲学方面探讨阴阳、五行、易学、运气学较多，但从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如精、气等角度的探讨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做到溯本求源，必须从最基本最初始的内容开始进行探讨。事实上，精气观念与《内经》肾藏象理论发生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其中某些内容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 。笔者试图剖析在文化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哲学观念———精气对《内经》肾藏象理论发生的影响。
1 精气理论与肾藏精命题的产生
《内经》虽无肾精之名，但多处论述体现了肾与精的关系最为密切。人先是通过生理现象的观察（“二八……精气溢泻、阴阳和、故有子”的因果关系，男子前阴为溺与精之共同出口等），得出了肾藏生殖之精的结论，又通过生长现象的观察，（见《素问·上古天真论》有关论述）得出生殖之精与生长发育同步的规律，并参考了精气的概念，在进一步观察后，将原有结论扩展，得出肾藏诸脏腑之精（广义之精）的结论。
《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决气》:“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从“常先身生”的精到生长发育为成人，这种特征符合精的原始概念。因为在“人始生”的阶段就具备了发展为成人的趋势，必是极具运动变化特性的精华物质，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气，与“一气能变曰精”非常吻合。
在此前提下，加上对饥饿等现象的体验观察，认识到气必须有水谷充养才可生长和活动，《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而气衰，一日而气少矣。”肾所藏的生殖之精，人赖之以为始，但出生以后立命，又必资“水谷”与“清气”。说明气是来源于饮食水谷等物质基础的，这也恰恰是精的特征之一，因此又提出“肾者……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的命题。
2 精水合一说与肾藏精主水功能的提出
肾藏精尤其是肾藏五脏六腑之精这一命题的提出，仅仅出于对精气概念某些特征的思辨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哲学基础———精水合一说的参与。与精水合一说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命题是肾主水。精水合一说在当时只是一家（管子）之言，虽然对中医的影响不如精气理论，但它的介入几乎直接促使了某些肾藏象理论的确立。
《尚书·洪范》:“天一生水”，水为至阴，为生命之源，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过水崇拜的观念。古人认识到自然万物由水中或土地中产生，并依靠水、地的滋养而成长变化，因而把水、地并列视为万物生成之本原。《管子·水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地之所以能生万物，关键在于地中有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具材”，因而在“水地说”的基础上引申出“精”的概念，嬗变为“精为万物之源”的观念。人类的繁衍，是男女生殖之精相结合而成，亦可说是水凝聚而成。《管子·水地》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水即精，凝停相合而成为人。
对精的重视直接来自生命现象的观察体验，所指之精就是生殖之精。古人观察认识到两性之精结合可产生新生命，这一认识对哲学精气学说的建立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马王堆出土的早期医书中，对于精的论述并未与肾结合起来。肾藏象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初步的解剖和生理病理观察，溢泻与尿液排泄共同通道这一事实是“主水”与“藏精”皆归于肾的前提。这种观念现在看来有牵强之虞，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然而，“水地说”的出现，哲学精气学说的形成，对中医精气学说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精为生命的本原，精 在水中，水中有精，水为生命之源，生殖之精又以液态的形式表现，因此，精即是水，精、水在生命起源方面得到统一，为主水、藏精皆是肾的生理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主水和藏精将“水为生命之源”与“精为生命本原”很好地结合在肾，五行学说又赋予肾“主蛰，封藏之本”的内涵，这样肾藏精与主水这两种重要生理功能在传统哲学思想的撮合下得到协调统一［2］ 。
3 精气学说与方法论
精气学说的引入有着与阴阳学说相同的背景，当中医解剖方法难以深入时，医学的发展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其它因素主要是古代文化的渗透和参与，从而使解剖方法被“以表知里”的方法取而代之。“以表知里”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论。
精气观念和精水合一等学说都不大注重形态基础，这也是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以道为本、以器为末和以道为体、以器为用之特征的体现。重道轻器不仅是中国哲学世界观的特征，也隐含着方法论。
中国哲学主要是依靠思辨、推理和体悟等方法来构筑理论体系的。先哲们发现，许多事物的表里内外之间存在着相应的确定性关系，每一事物都与周围事物发生一定的联系。当人们不能直接把握和认识某事物时，可以通过研究与之相关的事物，间接推知这一事物。这种方法在古代自然科学中具有普遍性，也引入到医学领域。在《内经》藏象理论构建方面，最主要和典型的方法就是“以表知里”和“司外揣内”，这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在中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藏象学说是《内经》的核心内容，但“藏象”一词在《内经》中仅一见，即《素问·六节藏象论》中:“藏象何如?”王冰注:“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云:“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藏象的概念已经道出了藏象学说赖以建立的一个主要方法:通过观察人体外部特征即各种生理病理现象，进而推导人体内部组织运动规律，以确定“藏”与“象”之间的关系，《灵枢·本藏》:“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为“以表知里”，《灵枢·外揣》载有“司外揣内”。
《内经》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一样，都本源于气和气化，这种观念是气化自然观和精气学说在医学范畴的深化和延续。《灵枢·胀论》:“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异名而同处。”又指出:“一域之中，其气各异。”《素问·六节脏象论》:“气合而有形。”人既然也由气构成并且是气化的产物，也就必然具有气的种种特性。那么，精气学说所派生的方法论也同样适用于人。
气论自然观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整体性。因此，人虽有表里之分，但又可分不可离，表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的中介是气。《淮南子·泰族训》云:“万物有以相连，精 有以相荡也”。表里既然在气化过程中达到统一，两者不仅在结构上可分不可离，在功能上也相互协调，在病理变化上也自然相互影响了。诸内可形之于外，诸外可及之于内，人们便可执外以知内。同时，人与自然是一个更加广大的整体，其赖以形成和气化的中介仍然是气。《吕氏春秋》:“人之与天地也同，……其情一体也。”《淮南子·泰族训》:“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在此意义上说，人是个小天地，“以表知里”同样适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察。
4 以表知里方法对肾藏象理论建立的重要作用
《内经》藏象理论多数内容的产生，都有这种观察方法的因素，不少命题的确立几乎直接来源于此。现将“以表知里”方法对肾和膀胱进行观察的主要有关结论，从《内经》遴选出代表性条文归纳如下。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六节藏象论》），“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素问·水热穴论》），“肾者水藏，主津液。”（《素问·逆调论》）等，此外，有关论述还散见于《素问·上古天真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本输》、《素问·宣明五气》、《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灵兰秘典论》、《灵枢·海论》、《素问·解精微论》、《素问·脉要精微论》等各篇。
上述藏象结论的确立，首先是基于早期的解剖观察，然后以“司外揣内”方法进行观察。其观察的对象，除解剖知识和生理现象外，还有许多病理现象和临床实践的观察［3］ 。需要说明的是，《内经》肾藏象理论的构建，除了通过与精气理论相适应的“司外揣内”方法，尚有与阴阳五行学说和易学象数等相适应的“取象比类”、“推演络绎”等方法，另作专门探讨。 参考文献
［1］孙广仁.《内经》中脏气的概念及相关的几个问题［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5（4）:242.
［2］李奕祺.“精水合一”是肾藏象的认识基础浅识［J］.中医药学刊，2004，22（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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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观建筑；哲学范畴；文化思想
可能只有内行的人才知道，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哲学规律，当然景观建筑的设计也不例外。根据我国目前存留下来的众多建筑工程来讲，其处处都离不开我国传统道家文化的精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物件也如此。可以说，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对后世的建筑风格和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哲学范畴内“风水”理论与景观生态环境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古代时期，在修建一座建筑之前必然先要对此地进行一系列的风水测试，而历来皇家最重视此环节的管理，认为只有“风水宝地”才能真正映衬出皇家的气概，才能守得住江山。在现代大多数人看来这不免让人感觉非常荒谬，但依然还是有部分人传承着这一做法，特别表现是在墓地的修建上。理论上来讲，这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自古以来我国封建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天人合一”，认为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准，只有符合这一基准，今后的发展才能一帆风顺。《礼记•表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人万事求卜，凡是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一系列活动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做法其实是将此思想更多地体现于神论之中，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能符合现代科学理论的要求，我们要在当今的发展之中剔除这种错误思想。同样我们在弃其糟粕之后还要取其精华，例如传统儒家学说中的以孟子为倡导者的道德之天的理论，在巨著《孟子•尽心上》中提到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就利用天道来很好的约束了个人的行为，这在汉汉武帝时期重臣董仲舒的理论中也有体现。而在现如今的社会之中，我们仍然要继续秉持这一理论，因为其确实有它的价值。例如，在陕西山西人民住的窑洞和云南傣族人民住的吊楼都是依据当地的气候条件所设计出来的，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体现。要知道，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论还着实体现在建筑工程的设计风格之中。我国古代时期在修建建筑物的过程别强调美学的设计理念，要求建筑物同时具有实用性和美观性。大家都知道，我国自古以来都特别重视山水风光与住宅之间的融合，力求营造一个具有诗意的栖居地，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文人雅士的居所多半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由此可见，诗意安然的山水风光可以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声音，可以激发人们所不能想象的潜力。所以，我们通过上述的表达对我国自古以来传承的风水理论也有了基本的认识。要知道，我们现在大多数建筑的选择，特别是对住宅的选择都遵循了这一基本准则。现在就来总结一下它到底包含了哪些范畴。首先，这一点也是经过不断的实践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哲学上讲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地方生态环境条件来设计合理的建筑风格。其次，我们在保证建筑质量安全的前提之下还要充分考虑到其美观性能，积极探索新的审美标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哲学范畴内儒道释诸家思想的渊源关系与园林景观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人们的审美标准也相应提高，要清楚的意识到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发展，当代人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探索。当然，在重视建筑工程自身的外观造型设计的基础之上，大多数人更多的要求与身边的自然环境的景观相结合，通过这种途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还又在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之下加深了人们对当地环境的保护意识，简直是一箭双雕。大家都知道，我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审美意蕴主要来源于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的美学、伦理学等等，同样的这对现代建筑风格理念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与西方建筑审美文化相比，我国在此方面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发展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建筑风格理念，是其他文化不能复制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了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此方面的认识，接下来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近其发展的源头，一起来感受它独具匠心的设计理念。从我国取得的巨大文明成绩来看，可以得知其在较早时期就对世间万物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概括认识。首先，许多哲学思想家诸如孔子、孟子、庄子、张载、董仲舒、王阳明等等就开始讨论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并一步步加深对此的探讨，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整个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发展，特别是对于道家来讲，他们也将一切事物发展规律有机融合到道的发展之中，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的奥妙。
三、结语
要知道，我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观念在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吸收劳动人民积累的经验知识，这对我们今后更加深入的了解风水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探索园林艺术景观设计的发展，传承我国的优秀思想与建筑风格理念，使现代人们享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舒适。
参考文献
[1]邓心强.论魏晋南北朝元范畴“象”的理论推进与文学实践[J].理论月刊,2012,(9):85-88.
[2]袁玉立.尚中、中道、中庸:自古就有的普遍观念[J].学术界,2014,(12):1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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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一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至于马尔库塞那里集中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和更为具体地对作为启蒙大旗的理性的批判。以前者观照，启蒙所鼓吹的原则以现实的同一性统领甚至代替社会科学的对普遍性的强烈追索，把社会科学看作只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切记述和客观摹写，并因而摒弃了社会发展的否定辩证法的问题，不自觉地充当了现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这样，启蒙由于无限制地扩张而倒退成了关于自身的神话、启蒙由于对自己过分地自信而导向畏惧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后者观照，随着启蒙的辩证发展，人们以个人利益的算计代替了对理性价值本身的追求，这样，理性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客观理性就为主观理性所代替；由于这种主观理性本身只不过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脱离了客观理性本身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启蒙和理性的大纛曾经一度把人从蒙昧主义的暗夜中引领出来，现在却又把人推向神话和工具理性的深渊，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辩证法。无疑，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功绩获得如何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从社会批判的理路上来说，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使它在语言学转向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代思想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前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从它脱离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抽象而无根的；从它内在于主体意识和历史哲学、艺术概念之中的角度来看，它拒绝明确日常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这种理性概念是“理性的哲学一历史概念”，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在谈到意识哲学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发生了关系。”
由此看来，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客观理性概念仍然作为一种抽象的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而存在；它仍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理性活动既表现为整体的反思，也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的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理性蕴藏于哲学和艺术之中并且能够在历史中实现它的潜能。这就是说，合乎理性标准，而非合乎常识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合理的。而所谓真正的理性标准从何而来呢?除了绝对理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黑格尔坚持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完全同一，即精神在现实中确认自身。但是，他是以精神自身的主导运作为基础的：现实是在作为精神的工具的意义上才是和精神相契合的；而精神只有在辩证运动中才能和现实同一起来。按照分析学者埃尔斯特的理解，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人把主观精神向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理性观念仍然居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存在于自然及其表现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概念无法解决它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烈反对现实能够完全实现理性，他认为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是对现实的实证主义式的辩护。他认为，即使现实完全背离理性，理性本身仍是存在的。这样看来，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本身既具有意识哲学的内在特征，又是无根的。这样的理性概念必定拒绝明确的日常语言分析。
第二，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找到克服这一抽象真理观的现实机制；它反对主观理性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冲破由主体性编织而成的自我持存的藩篱，这道藩篱使个体为了自我捍卫而对他者采取策略行为而非追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体间性范式的缺位使得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观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甚至跌进它所批判的理论陷阱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并且“从未将它扬弃”。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做出足够明晰的阐释。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是从旧社会批判理论仍然处于意识哲学范式之中这个总体判断人手来批判它的真理观的。事实上，即使仅仅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来看，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和实效主义的真理观一起被批判了的，尽管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结果来看，它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先在性；黑格尔的真理观是目的论的真理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虽则精神在运动中达至真理，但真理却停滞于意识于自我意识的统一之中；否定性被肯定性的锁链闭合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这个判断用于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合适的。《启蒙辩证法》还批判了真理的实效论，认为把“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同起来，“显然是无稽之谈”；它同时反对“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和真理“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命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真理观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只有一种表达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用一句浅明的话来说，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出路。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真理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它未能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真理概念。这种真理概念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的交往活动之外的真理标准。哈贝马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论证，真实性和有效性至少在商谈的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当主体视角为主体间性视角所改造的时候，全体和部分的冲突也就被超越了。另外，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治国的程序民主、话语民主以及道德范畴给传统哲学的范式变革提供的契机，因而也没有为社会批判找到新的话语切人点；除了否定性的批判，它在现实面前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批判，与对理性的内在主体性的意识哲学特征的批判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体制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形式化和程序性的特征。在民主法治国中，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思想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用话语解释和论证的优点，相应地，也具有可用话语批判的优点。而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道德范畴具有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特征，它从本质上拒斥主体间性的话语论证，并因之而大大削弱了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构造性能力。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范畴的优越性和它们的话语论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种话语论证性的基础上，道德一实践领域通过人们的学习能力而获得进步，这种进步是技术理性的进步所不能取代的。
二交往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引入与推进
现象学哲学家施特拉塞尔认为，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梅洛一庞蒂四位哲学家都强调理解的概念；倪梁康教授亦明确地指出，不仅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当下影响也规定着哈贝马斯思维内容。
这两种思路都把哈贝马斯放到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对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明确的自觉。在谈到交往理性概念的建构时，他认为自己“既吸取了释义学的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的邂逅对于理论双方都是重大的事件：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据点，而语言哲学摆脱了纯粹语义、句法和语用分析的形式主义面孔，发生了从真值有效性向陈述的真实性、言说真诚性和社会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展。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哲学相关理论范文4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学(324次)、(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后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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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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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哲学视野中HRD理论与实践关系
实践哲学关切的是先被给予的人的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而HRD是人之为人的活动。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实践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服务，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但是也容易导致惟实践主义――实践高高在上。HRD领域容易存在惟实践论，从而使理论和实践处于严重对峙之中。实践哲学并非惟实践主义，实践哲学认为理论与实践在内涵上是本然的统一。因此，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原因就在于实践和理论概念的变异。然而，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理论和实践在概念上具有亲近性。在相关的普通辞典和同类词语汇编中，“实践”和“实践家”与“理论”和“理论家”是相反的意思。然而关于对这些概念起源更详尽的考证揭示他们的亲近关系强于他们的二元性，同时也暗示了他们之间是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含义。来源于古希腊的“理论”所包含的意义与我们的单词“观察”意思比较相近，而“实践”所包含的意思包括重复的行为、获得技巧和竞争。专家的相关文献资料表明观察、反应、理解和行为之间的亲密关系（Beriiter and Scardamalia）。事实上，想与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HRD实践者所著论文的核心反映，在人力资源开发知识体系中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实践哲学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本然统一主要表现在：二者概念内涵本然统一；不能片面强调HRD理论的重要性而轻视实践经验；不能片面强调HRD实践的重要性，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二、实践哲学对HRD理论与实践衔接的启示
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存在一种倾向，即人力资源开发学术领先于实践。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它是建立在各学科综合理论基础之上，是经过多学科理论沉淀而诞生的一门理论与实践性学科。Wendy E.A.Ruona和Susan A.Lynham建议从哲学的角度加强对HRD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假如我们想准确的描述我们所研究的知识领域，那么我们必须论证我们对知识观点的假设（Marsick，1990）。”如何论证知识的真理性，加强理论与实践的整合，笔者认为实践哲学的相关理论对衔接HRD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如图）。
1.HRD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需要一定的转化中介。实践哲学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直接的，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就大的环节而言，要先把理论观念变为实践观念，理论观念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只有实践观念才能直接指导实践。因此，构建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观对理论与实践的衔接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人掌握外部世界的实践观念以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目的要求、设计蓝图、模拟图形等形式出现。它以改造外部世界和创造出外部世界所没有的崭新的客体为直接目标，是直接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实践观念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联结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桥梁。HRD的理论要向实践转化，就要求组织管理者和实践者树立HRD的实践观。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当今HRD在组织战略中扮演的角色绝大多数还停留于事务性的角色。由于对于人力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价值忽视，很多高层管理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不能对组织战略产生影响，组织学习赶不上变革，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者在组织中的地位不高，这一系列现状导致人力资源开发很难上升到战略的角色，因此也不容易受到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导致整个组织无法树立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观。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观的树立，要求人力资源开发在组织中地位的提升，从事务性角色向战略性角色转变。
2.HRD实践转化为理论需要一定的理性对话。Philip Gram倡导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实践间构架桥梁，从而提高两者之间的对话。最近有许多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者参加了HRM和HRD的相关年会，但是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者却感到失望，主要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参与有价值和意义的对话，从而使HRD理论和实践者之间能够整合，然而会议效果令人失望的，主要是因为理论者在阐述相关理论和论证理论的同时，却忽视实践者的参与性，特别是忽视了理论对实践的实际应用性和适用性。更有实践者认为相关的学术研讨会议没有实施，没有对话，没有实质性整合，没有观察实践者的行为，例如没有了解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鉴于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实践整合的现状，笔者认为实践转化为理论需要一定的理性对话，而不是形式上的对话。
理性的对话基础是地位的平等。理论高于实践，但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理性的对话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发展，理论的繁荣未必意味着实践的提高，实践的扩张也未必导致理论的发展，只有二者在平等的对话前提下相互参与，理论才能获致丰富的研究资源，实践也才能获得理性的关照。同时理性的对话需要行动和研究一致。在HRD相关的学术会议上，经常会出现理论者所研究的内容实践者无法参与其中，也不感兴趣，如何弥补二者之间的缺陷，形成行动和研究的一致，就需要二者建立相关HRD共同研究体。研究共同体既是一种合作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形式。为此，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构建研究共同体要求确立起相关的合作机制：一是应当有共同的研究范式，各个层面和领域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在共同愿景的前提下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充满“研究精神”的行动团队；二是消除研究共同体中的组织智障，理论者与实践者应相互尊重，重建起一种理解的关系，实践者不再只是理论者研究的对象，而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伙伴；三是建立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实现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和在合作前提下分工相结合，以至在研究的每一具体问题上都能见到群体的智慧。
3.HRD理论与实践衔接需要二者。人力资源管理是从普遍性适应视角到权变视角，从结构视角到以资源为基础的视角转化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也是一样，并不是一个人力资源开发理论适应于所有的相关人力资源开发实践。人力资源开发是广阔的实践和知识领域，它要借鉴许多其他的领域理论知识，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等。HRD理论与实践之间二者之间不可能完全适用。一个学科最基本的元理论，作为这个学科的基石，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但它与实践的关系却是非常间接的、不明显的，有的甚至是纯粹逻辑上的设定，可能永远也无法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由于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前瞻性和实践的突发性，HRD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整合是局部的整合，而不可能是完全的整合，人力资源理论界和实践界应该，理论先于实践的产生以及实践无法与理论一致其实是局部、暂时的现象。
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实践者应该达成共识，一个特定的人力资源开发实践活动往往需要把多门学科的多个理论观点综合起来，才能加以说明，一个理论观点又可能用以说明多个实践中的问题。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中，几乎不存在用一个理论观点就可以说明一个实践问题的情况。把理论应用于实践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旦相关条件具备了，某个理论就可以应用于实践；条件不具备就无法应用。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应用，则必定既践踏了理论，又损害了实践。同样有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观点在近期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有的理论观点则要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或实践中加以应用，还有的理论观点在过去的实践中曾经十分有效地应用过，但在现实的变化了的实践中却不适合应用了。但是所有这些理论观点都是人力资源开发学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人力资源开发学科的理论体系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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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两天紧张的学术探讨就要告一段落了。大家都很辛苦，但也一定很充实，很愉快！我们相会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交流了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开启了研究思路。
本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共录取论文57篇。从论文的议题来看，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涉及十个大的方面：
一是关于信息本质和信息本体论的研究；
二是关于哲学发展和信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
三是关于信息思维方式的研究；
四是关于信息哲学与其他哲学关系的研究；
五是关于社会信息和信息社会的研究；
六是关于信息实践和信息伦理的研究；
七是关于网络文化和网络社会的研究；
八是关于量子信息、信息量子和信息计算方面的研究；
九是关于大数据与互联网本质的研究；
十是关于信息与心理、价值、智能、逻辑的关系的研究。
这样广泛的议题说明了两个方面的情景：一是信息哲学的跨学科性和多层次多领域性，二是目前信息哲学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它所应有的统一性和深刻性。
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信息革命风暴，然而，这场风暴，虽然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和观念领域都引起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信息科学作为某种时代科学范示的研究纲领的意义则一直未能被清晰揭示， 信息因素对事物存在和演化的价值也未能获得充分的认识和挖掘。与之相应的则是统一信息科学和学界公认的信息哲学理论研究的滞后。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信息本质的普遍性品格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信息概念的普适性问题一直被作为某种存疑的东西而悬置，这不仅影响到信息科学纲领的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即影响到统一信息科学的建立，而且也影响到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研究理论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这诸多研究领域走向内在融合的统一综合建构的发展进程。
如果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1948年强调指出的“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句话算起，人类对信息本质和信息的哲学问题的探索已经经历了6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俄罗斯、欧洲、美洲、日本以及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都为信息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信息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息本质的确定，以及由此所确立的信息本体论学说。现代科学把材料、能源和信息看作是构造世界的三大基础性要素，这就充分揭示了信息具有构成世界的基本存在领域的性质。对于这一性质信息哲学首先应当给出合理的论证和相应的规定。并且，只有从信息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的本质予以考察才可能奠定统一信息理论建立的基础。信息哲学、统一信息理论的建立应当超越具体实用科学中信息系统研究狭隘性的局限，并对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社会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极为广泛的、不同层次和领域的信息问题进行更为综合而统一的研究。信息就其本质而言，就其乃是构造世界的基本存在领域而言，它并不简单局限于数、计算和形式等方面，相对于这些方面，信息具有更为超然和普遍性的品格。对于这一普遍性品格的挖掘、展示和规定乃是信息哲学的首要任务，也是信息哲学能否确立、能否成为第一哲学或元哲学的最深层级的本体论基础。
虽然，目前学术界关于信息本质的争论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统一程度，但是，从相关研究情况和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发表的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看到了信息所具有的哲学本体论的地位和价值。不同国家的信息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如俄罗斯的乌尔苏尔（А. Д. Урсул）和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лин）先生，欧洲的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佩德罗（Pedro Marijuán）、沃尔夫冈（Wolfgang Hofkirchner）和布伦纳（Joseph Brenner）先生，中国的钟义信、黎鸣、刘长林、罗先汉、苗东升、欧阳康、闫学杉、李宗荣以及我本人都把关于信息概念本质的研究看作是信息哲学能否确立的最为核心的理论部分。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区别于物质世界的客观信息的世界。这样的共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已经为揭示信息哲学的独立哲学品格，已经为信息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
信息哲学是在信息科学技术、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信息哲学理应具有科学性的品质。它和当代西方某些主流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它反对在科学和哲学之间进行绝对的割裂。它要在科学和哲学之间建立某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反馈回环。它所彰显的是科学的哲学韵味和哲学的科学品格。
由于信息哲学的研究是一个极富学术挑战性的全新开拓的领域，其发展出来的门派、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将可能很多。打破门派壁垒，兼容百家学说，倡导一种自由讨论和相互批评的态度，鼓励对相关问题进行多层次、多视角、有差异的、甚至是对立的探讨应当成为我们发展学术的基本原则。只有采取一种开放式研究的态度，才能为学者们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研究平台，从而更好地促进信息哲学这门新兴哲学学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