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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血压；老年；血脂；饮食指导
高血压是以动脉血压升高为特点的全身性、慢性血管疾病，是由多种发病因素综合影响，其中膳食营养因素在高血压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脂质代谢紊乱与高血压合并存在。调查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对饮食的相关知识方面认知不足；对利用饮食使血压保持稳定信心[1]，长期利用饮食控制血压，控制体重的信心方面认知不足。通过调查发现，患者对通过饮食控制高血压的认知态度不是非常积极，因此临床护士在进行健康教育时，应提高患者对膳食营养因素在高血压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行为，并进行有效的饮食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2013年5月22～5月26日，采用便利抽样法对丹阳社区、兰荫社区等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入选标准：①年龄≥60岁；②已经过二、三级综合性医院诊断，符合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高血压诊断标准；③意识清楚，可用言辞表达，有阅读能力或者能与调查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并知情同意配合本调查。排除现患有严重慢性病或精神性疾病患者。
1.2方法
1.2.1问卷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特征、血脂知识、态度与行为。血脂知识-态度-行为问卷由黄鑫[2]等设计，共22个条目。全问卷Cronbach’s系数为0.7305，问卷的一致性信度较好。本文章主要参照该问卷19、20、21题作为研究基础，即影响血脂水平的食物的认知情况。19题包括4个正确选项（动物内脏、蛋黄、鱼子、鱿鱼），选中一个得1分，不选或选错得0分，总计4分；20题也包括4个正确选项（油炸食品、方便食品、肥肉、坚果），计分同上，总计4分；21题包括6个正确选项（绿茶、大蒜、酸奶、洋葱、豆类、香菇），计分同上，总计6分。
1.2.2培训调查员 调查员主要由兰溪市人民医院的27名护士组成。调查前由专业带教护师统一培训、统一调查标准和指导语，采用一对一面对面调查法或自填式方式。调查中进行充分解释，以保证参与研究的老年人能够准确理解问卷内容。
1.2.3体检 身高、体重、血压、血糖等。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血脂的食物的知晓程度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高血压患者对影响血脂水平升高的食物的知晓情况，影响血脂升高的食物的认知的具体数据详见表1（总人数为104例）。
2.2高血压患者的食物的针对血脂有益的食物的知晓情况 对血脂有益的食物的认知的具体数据详见表2（总人数为104例）。
3 讨论
3.1高血压患者对胆固醇含量较高食物的认知分析 通过对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的知晓率进行分析，低分占很大的比例，可以得出患者对该知识点的认知普遍较差，动物内脏、蛋黄、鱼子等食物在饮食中十分常见，但是老年人对其胆固醇含量不了解，则可说明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3.2高血压患者对脂肪含量较高食物的认知分析 从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可以看出，高血压患者对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的知晓率普遍较高。油炸食品、方便食品、肥肉、坚果的脂肪含量较高是很多人所知道的，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中，会有选择性的进行挑选，从而达到健康饮食的目的。同时，医务人员不可忽视胆固醇含量较高的食物与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的共同宣教，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3.3高血压患者对对血脂有益的食物的认知分析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高血压患者对该知识点的认知程度存在普遍差异。部分高血压患者对对血脂有益的食物认知比较熟悉。但是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得分0分为17.31%，不难看出，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完全不知道对血脂有益的食物有哪些，还要该人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及饮食的指导。
3.4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对健康饮食的认知有待提高 通过对比发现，大部分人对影响血脂的食物的知晓程度较差。这就意味着，在护理程序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护理问题就是知识缺乏。老年人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很多人的文化层次并不高，这就限制了老年人对于血脂对高血压影响性的知识点的信息来源。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高血压患者普遍存在不遵医饮食行为。有研究显示，64.7%的高血压患者没有接受高血压饮食知识培训[1]，要提高饮食治疗依从性，关键在提高患者及家属的认知水平。本研究调查显示，大部分老年患者对于影响血脂的食物的知识有待提高。
3.5调查体会 高血压疾病形式严峻 当今社会，高血压带来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给人们带来身体的痛苦和经济的负担。高血压是一种终身性疾病，目前尚不可根治，患了高血压也不可能长期住院治疗，因此高血压患者的社区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饮食治疗是提高社区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另外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也是达到治疗效果的目标之一。
总之，营养饮食疗法是社区高血压病患者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之一，以社区为基础的营养饮食干预，具有社区本地患者居住集中，活动场所固定，便于管理，便于开展的优点，有利于提高社区高血压群体防治疗效。但我们必须加强护理干预，制定科学营养饮食指导方案，加强对高血压病患者监测，在高血压患者的防治上推广营养饮食疗法，提高高血压治疗疗效，预防高血压并发症[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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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学；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类文明
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儒学人文思想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儒学人文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却忽略了它维护和发展个体的理性及人格尊严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视阈对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进行解读，并请教于方家。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强调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实现等问题。儒学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逐渐形成的。
儒学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学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但其内涵总离不开“人”，如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等。孔子主张“爱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过“敬”即人格的尊重来凸现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应以孝悌为基础，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广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学重人文的基调。
孟子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人文思想。他强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人类的同情心，这就是“性善论”的内容和成人之道。他还把仁爱从人推及于万物，进而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学人文思想便表现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孟子这里，儒学人文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
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是孔孟的主张，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万物的存在，不过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韩愈对孔孟的仁者爱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可以说它是对孔孟泛爱说的人文思想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文化需要，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从而将儒家伦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孟儒学执著现实的人文思想路径，也使得儒学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是一种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所精微论证的“天”仍是为了说明和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学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实现这样一种向往”，即便是其后兴起的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思想的魏晋玄学，也是“希望建构起一种无违于伦理名教，又能使每个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虽然思维路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学在特定时空下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作的理论探索。
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其间虽有韩愈等人极力捍卫儒家道统的努力，但社会上下对神的膜拜趋向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儒学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理学的面前。从肯定人文价值出发，理学对仁的内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如父母，养育万物，人类如儿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而扩大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义，而且有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超道德意义，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包含了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种“民胞物与”的观念，上承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之说，再现了先秦儒学从亲子伦常关系向外辐射的思路，同时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内涵，强化了儒学的人文精神。王阳明对这一观念也作过发挥：“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相对于先秦儒家较多地注重亲亲的基础而言，宋儒和明儒则更多地由家庭关系的泛化即民胞物与，而将仁道原则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学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宗法亲缘关系的意义。
（二）
儒学人文思想，起自先秦，历经汉、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续不断。仁的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学的一贯品质。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狭义的认知领域的逻辑思维，而且也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及其与这种道德理性相贯通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学理性的抽象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性形态或理想形态，而实践理性则是抽象的具体，或称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实践。
具体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学追求理想人格的主体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体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是主体靠理性认识掌握了“道”与“义”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体的，而“道”则是超越的、永恒的。
转贴于
作为一种本体意义的“道”，在先秦儒学里主要讲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有相当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后来孟子讲“性善”，认为“尽心、尽性、知天”，人类善的内在本质可与天道相通，故《礼记·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畴又被进一步形上化为宇宙的本体，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见，儒学中的“道”兼具道德仁义和道理即天理的双重内涵，具有某种信仰色彩的超越层面。
儒学的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孔子主张为仕应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命题，指责那些只知“从君”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为“国贼”（《荀子·臣道》），主张儒者“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儒者必须时刻以道自律，随时保持道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保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弘道精神，并将其发展为以天理制约权势的道德人文走向。关于这一点，明学家吕坤曾作过较为详备的论述：“天地之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语·谈道》）人世间惟理即道与势最尊贵，其中理又尊于势，并且势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为是应当遵循“理”这一最高准则的，故敢于且应当“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权势。儒学虽然主张儒者应当入仕辅佐人君，但绝不赞成作为人君的驯服工具。所以，儒学所谓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种纯然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这客观的基础和来源就是天道。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自觉，这种主体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主体修身养性过程中以理智引导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为导向，以体现和实现天道为特征的理性具体。从根本上说，儒家的实践理性，主要还是道德理性。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把“实践理性”区分出来单独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问题。
中国儒学很早就探讨了理性与、意志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先秦儒学大都强调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求培养知情意相结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又用礼乐来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讲人的善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并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含有要求人格全面发展的意思。关于“志”，儒学也十分重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说。不过，孔孟均强调“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坚韧品格。宋明理学对“志”和“意”作了区分。张载曾指出：“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时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意之所发或善或恶，因一时感动而成乎私；志则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发必见诸事，则非政刑所能正之；豫养于先，使其志驯习乎正，悦而安焉。则志定而意不纯，亦自觉而思改矣。”（《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预定者，与“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联系，故为“公”；意即意见、动机，因一时的感动而产生，与个体的内在需求相联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发有自主性特点，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强调“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贯彻了理性主义和自觉原则，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选择功能。这一点与先秦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理想人格，体现和实现天道的过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价值和地位，而压制和排斥作为理想人格精神主体的非理性层面，进而逐步凸显了儒学的理性原则。
如果说道德理性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本体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实践理性则主要表现为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二者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汇合处达到一致，是知与行、理想与理性的统一，是“抽象”和“具体”、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儒学摈弃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热，使人们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以理智来引导情感，从而使儒学成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人间的宗教化时期，实根源于儒学重人文、尊理性的价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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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让·斯托策尔.当代欧洲人的价值观念[M].陆象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哲学的相关知识范文3
[关键词] 去氨加压素；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围术期；出血量
[中图分类号] R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2（a）-062-03
Influence on blood loss and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by desmopressin of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total hip replacement.
YANG Hongfa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Dali City, Yunnan Province, Dali 67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esmopressin (DDAVP) to the perioperative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62 patients who were undergoing unilateral THA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08 to May 2010. The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each group had 31 cases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desmopressin accordance with 0.3 μg/kg dissolved in 100 ml normal saline, intravenous infusion once 30 min before operation and infused once per day at postoperation, continuous with 2 day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pplied with equal amount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wo groups including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postoperative drainag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Hb), hematocrit (Hct), platelets (Plt), fibrinogen (FIB),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an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was measured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fter the operation.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postoperative drainage of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Desmopress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Patients; Perioperative; Bleeding
去氨加压素是人体精氨酸加压素的衍生物，能够提高血浆凝血因子Ⅷ的水平，增强血小板功能，发挥止血作用，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失血量较多的外科手术，以减少围手术期失血量[1]。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手术创面大、失血量较多，延缓了患者康复时间。笔者对2008年5月~2010年5月收治入院的62例拟行单侧THA的患者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资料选自我院2008年5月~2010年5月收治入院的62例拟行单侧THA的患者，男28例，女34例，年龄28~63岁，体重44~83 k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2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1例。术前两组患者检查血红蛋白（Hb）、红细胞比容（Hct）、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及肝功能均正常，两组患者术前2周内均未行药物抗凝治疗。
1.2 方法
治疗组：麻醉诱导前30 min给予醋酸去氨加压素注射液（1 ml∶15 μg）1支，隔8 h再次给予1支；术中常规使用止血带，术后第1、2、3天每天给予醋酸去氨加压素注射液（1 ml∶15 μg）1支。每次应用醋酸去氨加压素注射液1 ml∶15 μg，用生理盐水稀释到50 ml，在30 min内静脉缓慢滴注。对照组：麻醉前30 min给予1支安慰剂，隔8 h再次给予安慰剂1支；术后第1、2、3天每天给予安慰剂1支。每次应用安慰剂注射用水1 ml，用生理盐水稀释到50 ml，在30 min内静脉缓慢滴注。
1.3观察指标[2]
记录手术时间及失血总量（出血量计算：术中出血采用纱布和纱条称重法算出，吸引瓶中吸出血量用量杯测算容积，二者相加为总出血量）。比较两组术中输血量、引流量的情况，以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患者术后是否出现有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术前及术后48 h检测血红蛋白（Hb）、红细胞比容（Hct）、血小板（Plt）、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原时间（PT）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等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实验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注：1 mm Hg=0.133 kPa
2.2术中及术后情况
治疗组与对照组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出血量、输血量、术后引流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x±s）
2.3用药前后实验室指标变化
两组患者术前各项检测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两组患者术后Hb、Hct、Plt及APT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FIB、P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术前血常规及凝血实验检测值（x±s）
表4 两组患者术后血常规及凝血实验检测值（x±s）
3讨论
去氨加压素改变了的天然激素精氨酸加压素，使其抗利尿作用增加，减少了对平滑肌的作用，从而减轻其增压的副作用。静脉或皮下注射，可增加血浆内促凝血因子Ⅷ的活性2~4倍，也可增加血管中血友抗原因子，并释出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物[3]，对某些疾病如肝硬化、尿毒症、药物所致血小板功能障碍导致的出血有效。但要注意此药的副作用，如尿量减少，少数病例可出现轻度血压升高，长时间使用应注意水、钠潴留，偶见短暂血压下降、心率加快、头痛、恶心。对血小板减少而致的出血，本药无效[4]。THA是医源性创伤较大的术式之一，常常带来术中及术后的大量失血，而接受THA的患者大多年龄偏高，部分还合并有内科疾病，对失血的耐受性较差，在围术期常因贫血而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5]。
THA的患者术前应尽可能充分评估以纠正或制定输血相关危险因素的处理方案。择期手术患者的准备应包括术前有充分时间停用抗凝治疗。假如时间不够，手术应该延期，直到药物作用消退。当改变抗凝状态时，要权衡血栓形成与增加出血之间的风险。肉眼评估术野是一种标准方法而且也是评价微血管出血和失血量所必需的[6]。实验室监测包括术中或术后床旁评估。失血患者的凝血检查也是标准的方法，Kikura等[7]报道凝血检测结果与围术期失血相关，它取决于血管内扩容量所用的液体种类。笔者支持使用去氨加压素治疗大量出血。虽然还没有足够的临床研究证明重组活化Ⅷ因子治疗微血管出血的有效性，但许多个案报道了在标准治疗失败后它是有效的急救药物[8-9]。
本研究中对照组和治疗组术中出血量分别为（536.2±35.9）ml和（326.3±28.6）ml（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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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型糖尿病；体重；血脂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结构的改变，及体力劳动相对减少，每年患2型糖尿病（T2DM）的人也越来越多，据相关研究表明[1]我国约有0.924亿糖尿病患者及1.48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糖尿病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而T2DM中的超重、肥胖人群比例亦在上升，且是独立的T2DM危险因素。本文对惠农区中街和北街新诊断的156例T2DM患者做体重和血脂相关性研究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156例，男88例，女78例，年龄22～68岁，平均（42.3±1.4）岁。所有T2DM患者诊断结果均符合WHO制定的糖尿病判断标准。
1.2 方法
156例T2DM患者据亚洲人群肥胖的诊断标准做分组实验[2]，BMI 18.5～22kg/m2为正常组；BMI 23～25kg/m2为超重组；BMI大于25kg/m2为肥胖组。3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3组患者都采集一般资料，包括年龄、身高、性别、以往最高体重。以酶法测定餐后2h的静脉血血糖（PBG）；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患者血脂；运用化学发光法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最后比较3组患者相关参数的差异。
1.3 统计
统计学软件采用SPSS 13.0版，组间计量数据采用（χ-±s）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χ2检验，P
2 结果
根据实验结果显示，156例T2DM患者中，BMI正常者有21例，超重者有78例，肥胖者60例，血脂代谢异常的有123例，占78.8%，而超重者和肥胖者血脂代谢异常地共有102例。
组间比较。甘油三酯（TG）：肥胖组和正常组差异比较，P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及生活结构的改变，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肥胖可导致人体糖代谢异常，同时引发胰岛素抵抗，其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等密切相关。目前，根据国内许多临床实验数据表明，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异常，约占50%以上[3-4]。而本研究一共收集了惠农区中街和北街新诊断的156例T2DM患者，而有123例伴有血脂异常，占总人数的78.8%。这又证实了糖尿病患者容易发生血脂异常。而T2DM患者约88.46%是肥胖和超重者。临床上常运用BMI来检测患者的肥胖，且BMI和肥胖发病的危险相关性较强。研究表明，肥胖机制是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相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机体血脂的绝对含量呈现正相关。多项研究结果都证明了T2DM患者的体重逐步增加，而血脂中TC、TG都升高，提示体重的增加引发了血脂异常而导致发生糖尿病。所以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更加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最终导致T2DM的发生。如在早期能控制患者体重，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这有利于减少或延缓糖尿病的发生。
新诊断的T2DM患者的体重和其血脂具有比较突出的相关性。所以，要使糖尿病得到比较好的防治，对超重及肥胖人群行定期健康检查，并做对应早期干预，如饮食控制、调整生活方式、健康教育、运动治疗等，可减轻其体重，并改善血脂异常，使体重和血脂保持在理想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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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_816X(2011) 05_0344_04
DOI:10.3969/j.issn.1009_816X.2011.05.05
Analysis of Cause and Prevention of Cardiac Arrhythmias in 105 Patients with Mai ntenance Hemodialysis.DAI Zai_you, YAN Hai_hong, CHEN Xia, et al.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the First P eople's Hospital of Wenling,Zhejiang 317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methods of cardiac arrhythmias during dialysis in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 dialysis(HD).Methods The data of 105 HD patients during the dialysis in threemonth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on cardiac arrhythmogenesis and its causes . ResultsIn 105 patie nts, there were a total of 3614 cases times of hemodialysis, 513 cases times ofarrhythmia, and the occurrence rate of arrhythmias in the dialysis patients was14.19%. The premature ventricular,atria premature beats, sinus tachycardia anda trial fibrillation were common in the arrhythmias events. The risk of arrhythmia s correlated with the patient's age, hypokalemic of post_dialysis,ultrafiltratevolume,anemia and cardiac disorder.ConclusionsThe causes of arrhythmia in the HDpatients were various.The arrhythmias during dialysis might be preventive and t reatable if the risk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reduced.
［Key words］ Hemodialysis； Cardiac arrhythmia； End_stage ren al disease
血液透析过程中心律失常的发生率较平时显著增加，美国HEMO研究显示，在纳入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1846例，经平均2.84年的随访观察显示，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为31%［1］。 西班牙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共纳入血液透析患者1710例，血液透析中心律失常发生率 为11.6%［2］，国内报道其发生率可高达50%，其发病机制复杂，预后很差［3 ］。透析相关心律失常不仅是血液透析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也是维持性血液透析过程中猝 死的重要原因。因此，积极防治透析相关心律失常，对延长透析患者的生存期、保障透析安 全至关重要。本文对血液透析患者中发生心律失常的情况进行临床分析，以探讨其发生原因 和防治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选择我院血液透析室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105例， 所有患者入选时已至少血液透析1个月以上、病情稳定、且已建立并开始使用长期通路，其 中男56例，女49例，年龄21～88（58.51±15.83）岁；透析时间1～96个月，每周透析8～ 12h。原发病包括慢性肾炎51例，高血压肾损害10例，糖尿病肾病15例，梗阻性肾病5例，狼 疮性肾炎3例，多囊肾6例，痛风性肾病3例，肾移植术后5例，其他原因不明的7例。排除合 并有严重并发症（如血红蛋白≤60g/L、心功能（NYHA）Ⅳ级、急性冠脉综合征），既往无 心律失常史。
1.2 方法：血管通路为动静脉内瘘或右颈内静脉长期导管，常规肝素化抗凝，透析液温度 37～38℃，血流量200～280ml/min，透析液流量500ml/min。血液透析采用瑞典Gambo透析机 ，透析器为Gambo聚砜膜，河北紫薇山制药厂标准配置重碳酸盐透析液，其中透析液钾离子 浓度为2.0mmol/L，钙离子浓度为1.5mmol/L。必要时根据心律失常类型选择相应的抗心律 失常药物进行治疗。
入组患者在每次透析过程中由专职护士定期观察患者症状、监测血压及心脏听诊，如发现有 心律失常，即行12导联心电图检查，专职医生诊断心律失常类型，必要时行床边心电监护。 记录患者出现的症状，如胸闷、心悸、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大汗等，并记录下发生的 时间，同时检查血电解质。所有患者的观察期为3个月，每个月检查血液透析前、血液透析 后血电解质、心电图。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3.0版软件分析，所有计量数据采用（x－±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 构成比表示，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律失常发生情况：105例患者共血液透析3614例次，其中出现心律失常513例次，发 生率14.19%。心律失常发生的类型：室性期前收缩147例次，占28.65%；房性期前收缩109 例次，占21.25%；窦性心动过速115例次，占22.42%；心房颤动82例次，占15.98%；阵发 性室上性心动过速42例次，占8.19%，窦性心动过缓18例次，占3.51%。发生心律失常时无 伴随症状者276例次，有胸闷、心悸、大汗者98例次，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者107例次， 下肢肌肉痉挛者32例次。
2.2 血液透析中不同时段心律失常类型：将血液透析过程中第1～4h，平分为4组，各组所 发生的常见心律失常类型分布见表1，可见心房颤动、阵发性室上速常发生于血液透析第3～ 4h，窦性心动过缓常见于血液透析第1h。
2.3 不同年龄段患者血液透析中心律失常发生率比较：随着年龄增长，血液透析中心律失 常发生率也增加，与
2.4 血电解质紊乱与透析相关心律失常发生情况：根据血液透析中有无心律失常分为心律 失常组和无心律失常组，将3个月中每月1次血液透析前后血钾、血钙合在一起作比较，发现 透析前两组血钾、血钙测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心律失常组的平 均透析后血清钾离子浓度低于无心律失常组（P＜0.05），见表3。
2.5 有、无ST_T改变在血液透析中心律失常发生情况：根据血液透析患者透析间期心电图 有无ST_T改变分为ST_T改变组和无ST_T改变组，结果显示有ST_T改变的患者较无ST_T改变的 患者在血液透析中出现心律失常概率更高，见表4。
2.6 血液透析中发生心律失常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以年龄、性别、透析月龄、高血压病 史、透析中低血压、超滤量、冠心病、血红蛋白为自变量，以透析中发生心律失常为因变量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血液透析患者年龄偏大、透后低血钾、每次超滤脱水量 ≥3Kg、血红蛋白
2.7 治疗与转归：对血液透析中出现心律失常的患者，首先是去除诱因，对症治疗，有低 血压或血液透析失衡症状者，予减慢血流速度，停止超滤，给予高渗葡萄糖或静脉输注生理 盐水。经上述处理后，若症状仍不能缓解或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则酌情使用抗心律失常药 物，部分患者心律失常在2h内缓解，部分患者透析下机后需要继续治疗。本组观察期间无透 析相关心律失常引起的死亡病例。
3 讨论
终末期肾病患者进入血液透析前大多已出现心肌病变、心力衰竭、心室肥厚、酸碱失衡 及电解质平衡紊乱、贫血等并发症，其发生心律失常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并且在血液透析过 程中由于体外循环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和血电解质浓度、pH值的快速变化，引起心肌缺血加 重以及心血管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更易诱发心律失常［4,5］。本组资料显示血液透 析过程中的心律失常发生率为14.19%，与国外报道的发生率基本一致。同时发现，随着年 龄增长，透析相关心律失常发生的概率有所增加，这可能与老年患者常并发高血压、糖尿病 和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肌供血不足，心脏代偿能力下降，对血容量的突然变化，调节与耐 受能力差，导致低血压，加之多伴有贫血，因而加重了心肌缺血缺氧，反射感神经张力 提高，使心肌异位兴奋性增强，致心律失常发生。
血液透析中最重要的电解质紊乱是血钾紊乱，可增加心律失常的发生。高血钾时，心肌兴奋 点下降，心肌收缩无力，造成心力衰竭，高血钾会造成房室交界区传导阻滞，使窦房结冲动 下传心室受阻，出现窦缓或房室传导阻滞；高血钾还会造成心室异位起搏点兴奋性提高，出 现室性期前收缩。所以本组观察到,血液透析第1h内发生的心律失常，常见的为室性期前收 缩、窦性心动过缓。低血钾时，心肌细胞自律性和兴奋性增加，有效不应期缩短，易于产生 心律失常，多为快速性心律失常，此外，低血钾是发生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故在血液透析 第2～4h常发生窦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阵发性室上速，与透析中血钾纠正过快、过低等 有关，对于部分高血钾倾向或血液透析前低血钾患者，采用降阶梯钾浓度透析液、较高钾浓 度透析液或可以减少透析中心律失常的发生［6,7］。
本文显示，血液透析中心律失常的发生与透析超滤率大亦有关，提示短期内血容量下降过 快，会加重心肌缺血缺氧，从而诱发心律失常的发生，尤其是已有心功能减退患者。故应限 制患者血液透析间期体重增加小于干体重的5%，并降低超滤率，对于高容量负荷的心血管病 高危患者可通过序贯透析、增加血液透析次数或延长透析时间以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
心律失常的表现及伴随症状多种多样，部分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因此加强血液透析中对 患者的观察，尤其是监测这些患者每次透析到中后期的心率、节律、脉搏的观察尤为重要。 心律失常的发生明显与S_T、T改变有关，其中部分与心脏基础疾病有关，必须积极治疗原有 心脏病，改善心肌缺血，改善患者贫血及营养不良状态，以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患者透析中心律失常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 心脏的储备功能降低、血液透析相关的心肌缺血、钾代谢紊乱所致，同时与患者合并贫血、 血液透析超滤量大等有关。对于透析中心律失常的高危患者，积极合理纠正可控制高危因素 ，尤其是治疗原发心脏病和改善心功能，并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个体化的透析液钾离子浓度方 案，可有效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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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相关知识范文6
【摘要】 在联合使用钙离子拮抗剂及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基础上加用中成药，观察其对24 h动态血压监测相关指标的影响，评价降压效应及降压稳定性。方法：将70例初诊为原发性高血压或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但服药无规律或未正规服药，就诊时血压分级为2～3级的患者随机分为常规降压组（常规组）和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组（松龄血脉康组），每组各35例。常规组口服左旋氨氯地平片2.5 mg，联合替米沙坦片40 mg，1次/d。松龄血脉康组在常规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松龄血脉康胶囊1.5 g，3次/d。疗程均为2周。治疗前后分别进行24 h动态血压监测，并进行谷峰比值、平滑指数等指标的计算和血压晨峰的判定。结果：两组治疗后24 h、白昼及夜间平均收缩压和收缩压负荷值均低于治疗前（P＜0.05），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的降压效果优于常规降压（P＜0.05）。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能降低舒张压，而常规降压对舒张压的影响不明显。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降压的同时能减慢心率，常规降压则对心率影响不明显。松龄血脉康组谷峰比值高于常规降压组（P＜0.05），两组平滑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血压晨峰现象均得到改善（P＜0.05），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对血压晨峰现象的改善程度优于常规降压（P＜0.05）。结论：在联合使用左旋氨氯地平片和替米沙坦片的基础上加用中成药松龄血脉康胶囊，能更有效地降低心率和血压，特别是收缩压和收缩压负荷值，降压效应的平稳性更高，维持时间更长，还能有效控制血压晨峰现象。
【关键词】 高血压; 血压测定; 随机对照试验; 单盲法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estern medicine including Ca2+ channel antagonist and angiotensinreceptor antagonist combined with Songling Xuemaikang Capsule (SXC)， a com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calming liver and suppressing liver yang， on blood pressure indexes derived from 24hour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and stability of SXC in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of grade 2 or grade 3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outine group and SXC group. There were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2.5 mg levoamlodipine and 40 mg telmisartan once daily， and 1.5 g SXC was administered orally to the patients in the SXC group three times daily besides levoamlodipine and telmisartan treatment. They were all treated for two weeks. Twentyfourhour ABPM， trough to peak ratio and smoothness index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wentyfourhour， day and night aver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and 24hour， day and night SBP loa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effects of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on blood pressure depress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medicine (P＜0.05).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as compar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P＜0.05). The heart rate in the SXC group was reduc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rough to peak ratio in SXC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moothnes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in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has longlasting effects in lowering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especially for SBP and SBP load. SXC plus Western medicine also has an inhibition effect on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Keywords: hypertension; blood pressure determina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ingleblind method
随着医学界对高血压病防治的研究日益深入，提高降压治疗的质量和内涵越来越受到重视。平稳降压以及降压的同时发挥靶器官保护作用都成为降压治疗时应考虑的问题。24 h动态血压监测（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能提供丰富的血压数据，全面准确地反映患者血压的波动、节律和变异性，从而优化个体化降压策略，评估降压效果和质量。本研究运用24 h动态血压监测方法，评价中成药松龄血脉康胶囊（Songling Xuemaikang Capsule， SXC）对动态血压相关数据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1.1 研究对象 纳入2008年4月至11月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就诊的住院患者70例，男38例，女32例，年龄35～80岁，平均年龄（57.2±12.6）岁。合并糖尿病6例，高脂血症8例，心律失常2例；按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心功能Ⅰ级55例，Ⅱ级14例，Ⅲ级1例，Ⅳ级0例。
1.1.2 纳入标准 根据2005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1］确定的高血压诊断标准，初诊为原发性高血压；或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史但服药无规律或未正规服药，就诊时血压分级为2～3级。
1.1.3 排除标准 合并心瓣膜病、冠心病和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既往或入院时有脑血管事件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心功能Ⅳ级；有钙离子拮抗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使用禁忌症。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法 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将入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常规降压组（简称常规组）35例和常规降压加松龄血脉康组（简称松龄血脉康组）35例，属于单盲（受试者设盲）研究。两组患者均口服左旋氨氯地平片（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19991083），2.5 mg/次，联合替米沙坦片（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H20050715），40 mg/次，1次/d。松龄血脉康组另加服松龄血脉康胶囊（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10960023），主要成分为葛根、鲜松叶、珍珠层粉，根据产品说明，使用剂量为1.5 g/次，3次/d。疗程均为2周。如果患者合并糖尿病，可联合使用降糖药。治疗前后分别进行24 h动态血压监测。
1.2.2 主要测定指标及测定方法 采用美国伟伦公司6100S型动态血压仪进行检测。血压测定间隔时间为白昼15 min，夜间30 min。检测前告知患者测量血压时应保证处于静息状态，并保持袖带与心脏处于同一水平。动态血压相关指标包括24 h、白昼和夜间平均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以及平均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各时段血压的负荷值，动态血压节律（勺型或非勺型），24 h平均心率，血压晨峰现象、谷峰比值和平滑指数。注意治疗前后动态血压监测的起止时间应一致。患者需作简单的生活记录，特别是起床和睡觉时间。监测动态血压期间应避免激烈运动、情绪激动等情况出现，生活规律尽量保持一致。
1.2.2.1 动态血压 24 h、白昼和夜间平均收缩压以及平均舒张压，各时段血压的负荷值，动态血压节律和24 h平均心率等指标用动态血压自带软件自动统计和记录。
1.2.2.2 血压负荷值 血压的负荷值=高于正常血压值的次数/总测量次数×100%。白天正常血压值的标准为135/85 mmHg，夜间正常血压值的标准为125/75 mmHg。由动态血压监测仪自带软件自动统计和记录。
1.2.2.3 谷峰比值 谷峰比值=谷值/峰值×100%。采用总体法先计算出所有患者每小时血压下降值的均值，再用此均值计算谷峰比值［2，3］。以24 h中最后3 h的血压下降均值作为谷值，取服药后3～21 h内连续4次血压下降最多的均值作为峰值。
1.2.2.4 平滑指数 降压药物治疗后24 h内每小时血压下降的均值与其标准差的比值。
1.2.2.5 血压晨峰 根据起床后2 h内的平均血压与包括夜间最低血压在内的1 h平均血压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以收缩压差值≥23 mmHg，舒张压差值≥15 mmHg确定为具有血压晨峰现象［4，5］。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用中位数表示。与治疗前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不同组间同一参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资料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样本数的确立采用Fisher检验。
2 结 果
2.1 基线资料 两组性别构成、年龄、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2 动态血压值 两组治疗后24 h平均收缩压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常规降压加用松龄血脉康的降压效果优于常规降压（P＜0.05）。常规组治疗后24 h平均舒张压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松龄血脉康组治疗后24 h平均舒张压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治疗后24 h平均舒张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白昼平均收缩压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常规降压加用松龄血脉康的降压效果更优（P＜0.05）。常规组治疗后白昼平均舒张压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松龄血脉康组治疗后白昼平均舒张压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治疗后白昼平均舒张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平均收缩压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常规降压加用松龄血脉康的降压效果优于常规降压（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平均舒张压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平均舒张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1 两组动态血压变化
2.3 血压负荷值 两组治疗后白昼收缩压负荷值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P＜0.05），松龄血脉康组收缩压负荷值下降更明显（P＜0.05）。常规组治疗后白昼舒张压负荷值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松龄血脉康组治疗后白昼舒张压负荷值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治疗后白昼舒张压负荷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收缩压负荷值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松龄血脉康组收缩压负荷值下降更明显（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舒张压负荷值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5），两组治疗后夜间舒张压负荷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24 h平均心率 常规组治疗后24 h平均心率为（74.0±4.9）次/min，与治疗前的（80.0±10.0）次/min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松龄血脉康组治疗后24 h平均心率为（65.0±6.3）次/min，较治疗前的（85.0±9.7）次/min显著下降（P＜0.05）。常规降压加用松龄血脉康能更有效地降低24 h平均心率（P＜0.05）。表2 两组血压负荷
2.5 平滑指数和谷峰比值 两组治疗后平滑指数（均＞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常规组和松龄血脉康组的平滑指数分别是收缩压2.23和2.56，舒张压2.36和2.48。两组治疗后谷峰比值均＞50%，松龄血脉康组谷峰比值高于常规组（P＜0.05），常规组和松龄血脉康组的谷峰比值分别是收缩压0.69和0.86，舒张压0.62和0.78。
2.6 血压晨峰 两组治疗后血压晨峰现象均得到改善（P＜0.05），常规降压加用松龄血脉康能够更有效地控制血压晨峰现象发生（P＜0.05）。常规组和松龄血脉康组治疗前分别有14和15例出现血压晨峰现象，治疗后分别减少到9和4例。
2.7 不良反应 松龄血脉康组1例患者出现便秘，两组均无肝肾功能受损、血糖血脂异常和心律失常等不良事件发生。
3 讨 论
随着对血压节律认识的深入，近年来24 h动态血压监测日益受到重视。24 h动态血压监测可以提供丰富的血压数据，反映24 h血压波动变化。通过对动态血压数据的仔细分析，可以有效地指导降压治疗，优化降压治疗策略，评估心血管危险因素，评价降压药物的疗效，实现高质量降压的目标。
24 h血压负荷是指收缩压或舒张压的读数大于正常血压的次数占总测量次数的百分比。一般以清醒时大于140/90 mmHg，睡眠时大于120/80 mmHg作为不正常血压负荷进行计算，以收缩压或舒张压负荷大于40%作为血压控制不良的指征。24 h血压负荷与左心室重量指数呈正相关，与左心室充盈率呈负相关，是预测左心室功能不全的指标之一［6］。
谷峰比值是目前评价降压疗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指服用降压药物后最大和最小降压效应的比值，反映药物作用的维持时间和平稳程度。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对长效药物谷峰比值的要求为大于50%。其意义在于服用降压药物后，可避免峰作用时间的血压过度下降，而谷作用时间仍可以保持其大部分峰值效应［7］。平滑指数是反映药物降压平稳性的又一指标。平滑指数越高，药物24 h中每小时的降压效应越大、越均衡。平滑指数的计算包括了24 h内的所有降压信息，较谷峰比值具有更好的重复性和指示意义［8］。
正常人血压波动曲线为长柄勺状。判断血压昼夜节律状况一般以夜间血压下降率大于10%为正常血压节律，小于10%表示昼夜节律减弱，夜间血压平均值等于或高于白昼血压平均值表示昼夜节律消失，血压波动曲线为非勺型。血压昼夜波动趋势与心、脑、肾等重要脏器损耗程度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9］。血压的昼夜节律变化在清晨最为显著，由睡眠转为清醒状态后血压迅速从相对较低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出现血压晨峰现象。血压晨峰现象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目前尚无统一定义标准，一般根据起床后2 h平均血压与包括夜间最低血压在内的1 h平均血压之间的差值进行计算［2］。
松龄血脉康胶囊由成都康弘药业集团生产，由葛根、鲜松叶、珍珠层粉组成，3味中药配伍具有平肝潜阳、荣养阴血、镇心安神的功效。该药获得国家五部委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获国家处方和制备方法发明专利。既往研究已经证实该药在降压方面具有确切作用，但关于其降压稳定性和平稳性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多。本研究应用动态血压监测，观察松龄血脉康胶囊对动态血压相关指标的影响，特别是对近年来倍受关注的平滑指数和谷峰比值等指标进行计算，判定血压晨峰现象，是对该药物降压效应的深入研究。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设定单用中成药组及安慰剂组，目前尚不能明确单用中成药对血压及动态血压相关指标的影响。此外，由于研究时间的限制，尚不能明确该药物对血压的远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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