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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1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它是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GDP指数逐年攀高,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来华投资。据统计,200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6年外商投资中国总额为17075.6亿美元。FDI占我国GDP的比重已超过40%。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
二、 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分布
(一) FDI的产业分布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种产业之间比例不协调,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引进外资要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外资的投向却呈现出与我国现有不合理产业结构相似的局面。近年来,对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在外商实际投资额中占主要份额,约占60%,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2007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其中高能耗产业增长尤其快。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倾斜,使得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FDI的地区分布
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从其投向的布局来看,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带。从表1可以看出,截至2005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累计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所占的比例出现明显的失衡。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69.22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90.32%,而中西部地区仅占不到10%。这种非均衡格局的出现,既与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实行的由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有关,更与东部地区具有的人才、技术、基础设施、新兴产业聚集和区位等优势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具有明显的矛盾,使我国经济发展布局的形势更加严峻。
(三) 原因分析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1. 与外商的经营目标有关。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其原因在于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投资者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
2. 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相对于能耗高,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重工业,轻工业能耗低,投资较少,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
3. 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地理位置是跨国公司在评判投资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无形筹码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很明确,如地方政府对招商项目的态度,与跨国公司真正开展合作的能力,以及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透明度等。因此,外商投资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相对缓慢。
三、 FDI在我国的分布的影响
(一) FDI之利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增加国内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超过70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5%-50%,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增加劳动力就业量。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资料显示,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6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约2800万人,占全国城镇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以上。
3. 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进入九十年代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外资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产业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国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4.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FDI企业的进出口比率远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2007年1-3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2702.6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9%,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的扩大。FDI企业扩大我国的外贸规模,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优化我国贸易结构使我国享受到了全球分工的好处、促进出口和提升进出口商品结构。
(二) FDI之弊
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涌进和对并购的逐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 使中国本土企业受到挤压。外资凭借其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使我国的民族产业受到挤压。
(1)由于国内本土企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再投资能力有限,因此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比本土公司要多得多,间接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了我国民族工业对外国的技术依赖。(见表2)
(2)在对产品市场的控制上,由于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先进程度与国外产品差距悬殊,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致使国内相应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外国产品所占有或为外国品牌所主导。我国原有品牌的无形资产逐步丧失,民族工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2. 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从上文可以看出,外资投向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经济自由化的条件下, 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外商的投资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政策的主旨相悖,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也使得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
3. 引进技术结构不合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虽然有42%的企业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但另外58%的企业仍在使用相对先进的技术或原始技术。这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不相符。从外商的角度来讲,他们绝不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培育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所给的技术往往是一些落后的或者相对落后的技术,即便给了相对较高的技术,也会通过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来影响国内相关技术的发挥。这样就导致了国内企业长期缺乏国际竞争力,缺乏与他们对垒的筹码,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
4. 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对我国的就业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只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采取“减员增效”和引进设备、技术革新的手段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使企业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并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5. 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挑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产业结构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四、 对FDI的思考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有19.3%是由外国直接投资贡献的。可见,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如何正确高效的利用外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经过近30年的改革积累及近些年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于FDI的需求已经显得不再那么紧迫。目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FDI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并无益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壮大,是近30年来GDP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给予民营企业更为公正的待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技术永远只是手段。以“竞争换技术”的策略替代“市场换技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二) 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 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同时,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根据本国发展实际,以制度化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外资投向,提高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的发展水平
2. 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政府在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三) 建立以内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
1. 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陆中国。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但它对劳动者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从扩大就业角度来讲,我国应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2. 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会使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地打压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我国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落实国民待遇原则,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四) 制定和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国家发改委称,虽然国家加大了对高耗能行业的调控力度,但高耗能产业的增速总体依然偏快。中国总体能耗远高于世界水平是不争的事实。要始终贯彻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应该明确产业规划,按产业来招商。严格控制“两高一资”(即高消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企业的数量,为了对地方政府不考虑生态后果的开放与招商冲动有所制约,政府在多年前提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概念。2007年发改委已将治理“两高”作为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以市场导向原则为基础,实施污染者付费、弥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对企业进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和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稳定增长――利弊之新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科学》,2001,(04).
[2]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动态》,2001.
[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叶伟伦.民营资本发力正当其时.《财经》,2007,(09).
[5]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研究》,2006,(06).
[6]潘建成,席念霞,范宝虹.《2007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报告》.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2
【关键词】GDP;FDI;重庆;外商投资
在经济危机频发的时代,出口受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国内投资,国外资本的流入也是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外生因素。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对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与FDI具有正的相关性。自改革开放以来,FDI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是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同比下降2.56%,以外资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外部动力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外资进入减缓的势头。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总数却在逐年攀升。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不仅在直辖15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级数增长,更日益成为外资竞相追逐的热土,在2006年2011年间,重庆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6.96亿美元剧增至100亿美元。显然,对于重庆而言,外资的大量流入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理论上讲,FDI与GDP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但是在实证研究,经济学家对FDI与流入国经济增长的检验由于假定条件的不同、计量方法的差异,处理数据手段的不一以及资本流入国的实际情况导致所进行的检验是不固定的。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运用EVIEWS3.0软件,通过ADF检验与协整检验判断出1997年至2011年期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并用脉冲响应函数与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两者相关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
国外对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1966年,Chenery和Adelman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制约东道国经济起飞的两大瓶颈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FDI是弥补这两大缺口的最佳办法。1995年,Borensztein,De Gregorio 和Lee通过对69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转移渠道,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国内投资。然而,Chakraborty和Basu(2002)在对印度19741996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真实GDP增长是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真实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De Mello(1996)通过对5个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研究发现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方向取决于东道国的贸易体制、经济开放程度以及国内政策。Agosin和Mayer(2000)以及Misun和Tomsik(2002)对不同国家的实证分析结果也都大致支持了FDI对不同国家国内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的结论。
国内对于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开始与上世纪90年代。沈坤荣,耿强(2001)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缓解了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通过总体生产函数的构建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同年,窦祥胜从金融危机角度分析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利弊,指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适当的汇率制度,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改善外资流动管理方面采取对策。肖继五,李沂(2009)通过对我国1982一2008年间资本流动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的实证分析验证其相互作用关系。胡祖六(2004)论述了中国引进外资方面的三个问题,即中国引进外资的成绩如何的问题,外资在中国的作用问题,以及未来前景与政策影响问题,文章指出FDI为我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指出外资对中国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最后对我国今后在外资方面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和建议。
二、重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1997年6月18日,占地8.24万平方公里(主城区面积:640平方公里),拥有近3300多万人口的重庆正式恢复直辖市的身份,此后,重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直辖当年,重庆全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仅为1509.75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GDP总额上突破10000亿人民币。不仅如此,重庆人均GDP在2009年突破3000美元,正式步入小康社会。在过去的一年里,重庆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但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未就此放慢,据重庆市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重庆人均GDP达到39083元,首次超过38449元的全国人均GDP水平,该市与北京、上海、广东和浙江等地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较1997年分别缩小16.4、24.9、25.5和17.2个百分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重庆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呈稳步增长的趋势。重庆直辖当年,该市实际利用FDI仅为3.85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例不足1%。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几年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呈小幅上升状,总额始终停留在一位数(以亿美元为单位)。直至2007年,重庆吸引外资额增长幅度达55.95%,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截至2011年底,重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105.29亿美元,为1997年的27倍,占全国比例约9%,并连续三年成为西部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
参考文献:
[1]Borensztein, E.&De Gregorio J.&Lee J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1988
[2]纪杰,龙勇.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J].技术经济,2010,(7)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3
【关键词】双顺差 实证分析 成因相关性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事实上,谈到中国的崛起,不得不提的就是1994年以来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现象(除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尽管双顺差的出现并不是特例,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背后可能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方案做了相关研究。
杨宗翰等(2006年)运用两时期模型分析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文章将1982年至2005年视为第一期,2005年以后的经常项目顺差则是由于前一时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使得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此降低的消费指数就使得家庭预期的第二期收入减少,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第二期收入的减少造成持久收入减少,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文章认为主要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导致为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呈现赤字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
卢锋(2006年)则认为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为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加工贸易顺差主要导致了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又导致了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因此双顺差的成因可以集中归结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不断推动发展的加工贸易。进一步,文章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具有深刻联系,而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兴起的经济浪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特定产品的生产或供应活动[2]。
张少军等(2008年)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其实是国际经济活动在全球布局的结果,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协调和治理在空间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表现。双顺差的形成有崭新的经济背景和很强的微观基础[3]。
目前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分析或将研究聚焦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对于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的相关性鲜有研究,首先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提出假说;然后对两种顺差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两个顺差决定因素的异同;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双顺差的成因
(一)经常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在1985―2010年的26年中,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仅有5年是逆差,这5年分别是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3年,且从1994年起连续16年都是顺差,特别是2004年起,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显著增长,最高时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0年又有反弹趋势(如图1)。
图1 1985―2010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差额(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
分析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
依据支出法计算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知:
Y=C+I+G+(X-M) (1)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I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G为政府投资,X为出口,M为进口。
由此(1)移向可得经常项目差额CA=X-M=Y-(C+I+G)(2)
出口与汇率和国外需求有关,而进口则与国内消费需求和汇率有关。消费开支等于可支配收入乘以消费率,消费率等于1减储蓄率,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是汇率、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的函数;可以将(2)式可以改写为CA=CA(ER,IN,SR) (3)
其中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IN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SR表示居民储蓄率。将上述三个因素看成解释变量,将经常项目顺差看成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LogCA=α1+α2logER+α3logIN+α3logSR (4)
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经常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储蓄率的数据,去掉负数后取对数得到相关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表明logCA,logER,logIN,logSR四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故进行协整检验如下。
注:*表示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四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故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量=1.438528,Prob. F(8,6)=0.3382;DW值=2.095801
显然,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可以进行t检验和F检验,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得:
logCA=1.492430-5.249041logER+3.234079logIN+5.217988logSR (5)
(0.128974) (-3.334029) (8.929311) (2.396569)
R2=0.881332
F检验值=27.23198 P-值(F统计)=0.000022
注:括号中为t检验值,下同
t检验的结果说明三个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的结果说明F检验值1%的显著性检验,即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很好。
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常项目顺差变化率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变化率负相关,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和居民储蓄率变化率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人民币每升值1%,经常项目顺差将降低5.25%;同样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3.23%;居民储蓄率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5.22%。另外,由R2=0.881332可知这三个解释变量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88%以上。
(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1985年以来,我国对美国资本项目差额总体也是顺差状态,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资本项目顺差达到了2260亿美元(如图2)。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拥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使得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一顺差的持续时间甚至比经常项目还要久。我们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KA=β1+β2・ER+β3・DI (6)
其中KA表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说明KA,ER,DI三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即均为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统计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因此这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值=2.874952,Prob. F(8,6)=0.0444;DW检验值=1.869157
模型通过了DW检验,但没有通过White检验,即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t检验和F检验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故将模型调整为:
KAt=β1+β2・ERt-1+β3・DIt (7)
其中,KAt表示当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t-1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滞后项,即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
以前述数据为基础,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
F统计值=2.502010,Prob. F(8,6)=0.0773;DW检验值=2.056263
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上述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均是可信的。故可以将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示为如下回归方程:
KA=46610.21-128.7409ERt-1+210.5723DI (8)
(1.781487) (-2.599603) (6.631016)
R2=0.747161
F检验值=26.59571 P值(F统计)=0.000004
t检验结果说明两个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结果说明F检验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解释变量模型的显著性很好。
故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与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上一年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降低1.28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增加2.1057亿美元。由R2=0.747161可知这两个解释变量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74.7%以上。
三、两个顺差成因的相关性
在分别实证分析了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后,本文将研究构成两个项目顺差的原因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观察可以发现,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因此接下来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LogDI=γ1+γ2logIN+γ3logSR (9)
根据表1和表2中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得到如下方程:
LogDI=-2.376588+0.782789logIN+0.545646logSR (10)
(1.746216) (-2.557334) (7.003885)
t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即居民储蓄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去掉这一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重新建立方程如下:
logDDI=γ1+γ2logDIN (11)
其中DDI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DIN表示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额。以前述数据为基础,得到如下方程:
logDDI=-5.774783+1.420676logDIN (12)
(-3.428923) (5.215231)
R2=0.588732
t检验结果说明DIN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具有正相关性。当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将上升1.42%。因此本文认为,双顺差的形成不是由于各自相对独立的因素,而是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同时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四、结论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因素具有明显相关性,两者的同时出现有内在的联系,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民币汇率则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银行的可借贷资金,为出口行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形成了更大的消费潜能,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而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度处于低值,不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优势,还刺激了外商在国内的投资。
但双顺差对国内外经济有许多不利影响,如双顺差可能造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造成美元贬值严重,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想办法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提出如下措施。
1.进一步扩大内需,使居民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从而降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减少经常项目顺差。
2.合理利用外商大量投资的机会,在引进外资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最终能够独立进行研发生产,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3.完善汇率机制,进一步提高汇率浮动幅度,保持人民币缓慢升值,以缓解双顺差等经济失衡现象。
4.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及消费增长带动进口[4]。
参考文献
[1] 杨宗翰,赵乐为,苏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两时期模型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第22卷第3期.
[2] 张少军,张少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微观机理探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8年第9期.
[3] 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2006年第11期.
[4] 王健.高额储蓄与国际收支顺差的利弊及对策.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第1期。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4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超过12%,而今年第一季度升幅就达4%,4月10日一举破7。推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原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管理当局出于抑制通胀的目的未加干预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07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仅约1%,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4.5%,二者相差较大显示出国内通货膨胀水平较高,加快升值尤其是加快名义有效汇率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市场近期的表现也显示出管理当局希望用升值来部分替代通胀的用意。
2.人民币升值预期推波助澜
人民币升值预期升温,加剧了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态势。由于去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加之美联储频频降息,中美利差进一步倒挂,刺激境外热钱流入中国。统计显示,今年1至3月,全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949家,同比下降25.26%,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4.14亿美元,同比增长61.26%;一些小岛国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此外,国内企业和居民结汇意愿也有所增加,今年一季度外币存款下降55亿美元,同比多下降89亿美元。同时,一些香港居民在发薪后,只留少量港币作生活费,其余都换成人民币存入香港的银行。香港金管局的统计显示,今年1月,香港人民币存款同比大增21%,甚至有一些香港居民将人民币存入内地。这样一来,外汇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更为明显。在预期的引导下,形成了自我强化,促进了人民币的加速升值。
3.美元的加速贬值,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采取了持续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导致中美利差倒挂,另一方面使得美元持续走软。虽然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在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是主要的构成成份。这一点可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月度环比数据获知,从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月度环比数据一直比较稳定,最大幅度不超过2%,而对日元、欧元的环比波动则较大,由此说明,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存在另一种软盯住。因此,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就会不断升值。
二、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1.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根据贸易收支理论,一国货币升值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会引起本国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水平改变,出口商品的外币计价升高,进口商品的本币计价降低,从而抑制了出口,促进了进口。根据我国2006年至2008年2月进出口月度数据的统计,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背景下,我国月进出口额、月进出口差额同比都是增加的。由此可以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但人民币升值确实对我国某些产品的出口造成很大的冲击。比如我国的农产品,与国外相比,我国出口增长较快的农产品如水产品、蔬菜和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使这个优势丧失。而且,人民币升值会使那些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差不大的农产品的进口增加。因此,人民币升值将阻止我国农产品贸易出口增长的步伐,进口将明显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将造成冲击,影响农民增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可能发生逆转,由顺差变成逆差。
2.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差距,凸现国内经济结构失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将使资源部分转向服务业、国内制造业和农业,使经济结构得到改善。人民币升值,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将削弱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压缩了出口产品的利润空间。这样“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进一步得到抑制;纺织、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将不得不转向开发新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培育自主品牌等来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以寻求新的利润来源;从而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人民币的升值亦会通过相对价格效应,使得资源性产品、关键技术设备进口将继续较快增长,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于进出口重要载体的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尽管人民币升值使外商投资成本增加,但技术密集型外资企业受到的影响远小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有利于鼓励外资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促使其走高技术、低消耗、高效益之路,开发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同时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从而减少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同时,人民币升值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国内企业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工艺及技术成本,提高企业进口积极性,快速提升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这也将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因此,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3.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汇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汇率变化通过财富效应、成本效应、需求效应及风险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但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同。对于具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外币的购买力下降,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价格上升、注册资本金增加,外资企业在我国当地购买设备、厂房等前期投资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也会增加。这样,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都会提高,大大抑制了其在国内的独资和并购行为。对已在华投资且“两头在外”的外商而言,人民币快速升值一方面通过相对价格效应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进口的价格效应降低其产品的成本。因此,对这一部分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影响较小。对已在华投资且“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外商,其影响又分两种情况,若原材料依赖于进口,成品在国内销售的,会通过降低成本、扩大利润从而刺激该类生产的扩大;若产品用于出口,原材料在国内采购,国内物价上涨及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会对该类外商直接投资起到抑制作用。对已在华投资且“两头都在内”的直接投资,由于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都在上升,其影响也较小。人民币快速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分配及分配利润的汇出也会产生影响。总的来说,人民币快速升值对未来外商直接投资起抑制作用。
4.对物价水平的影响
理论上,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我国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相对价格,进而降低货币供应、生产成本、海外收入、预期等,从而对国内产生类似于货币政策紧缩的效果,降低国内通胀水平。但在实践上,伴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一直不断地上涨,在我国出现了升值和通胀并存的局面。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作用目前并未显现出来。当然,引起国内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有供给冲击的通胀压力、还有结构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减轻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但由于成品油等资源品价格仍未放开,又加上国际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人民币升值幅度,这一效应被大打折扣。
5.对就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使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大部分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受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重灾区”恰恰就是这两类企业。人民币升值对民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影响,最终将体现在就业上。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影响到多个相关行业,导致其就业机会的减少。由于人民币升值,国外游客来华旅游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来华旅游和消费,这会对国内服务业、旅游业等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这部分的就业人群。人民币升值,也会使进口商品大量涌进国内市场,这会让国内企业的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产品占领。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国内部分行业重新洗牌,企业缩减业务甚至面临破产,很多人可能因此失业。
6.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
人民币快速升值给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在大幅升值的预期下,人民币升值必然吸引大量国际游资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国内。国际游资具有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投机的盛行,为日后金融市场的动荡埋下祸根。另外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情况下,金融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必须斥巨资回收外汇,使得市场流动性过剩。
三、结论及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人民币升值通过影响进出口、投资、消费进而对就业、物价水平、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利有弊,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采取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应对策略是必要的。首先,改变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策略措施。实践中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可以说明寄希望仅依赖人民币快速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可能并不现实,相反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从全球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胀正在全球蔓延,饱受通胀之苦的不仅仅是中国,因此,要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应只在国内的框架之内,也不能过重的依赖人民币汇率政策,而应在更广的视角下,采取多种的政策措施综合治理。其次,采取措施引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加速升值缩短了升值预期的周期,容易引起外资的集中撤离,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曾出现游资集中撤离、金融市场遭受重创的实例,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中国今天所处的时期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更为敏感,如果市场存在持续的升值预期,将造成人民币资产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利率不断下跌,可能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再次,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虽然我国实行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但热钱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一方面使得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扩大,另一方面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有关的管理办法,细化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监管,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最后,鼓励对外投资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鼓励并引导资金对外投资,既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又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降低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压力和预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是目前经济条件下的首要选择。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将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小,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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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保东:谨防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市场风险[N].中国证券报,2008年4月18日(C05版)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5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从历史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民营企业获取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目前,浙江省是国内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同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省份之一。因此,本文通过评析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力图为我国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者中,中央企业及单位仅占5.6%,各省市的投资者占了94.4%。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内投资者数量占总数的70.2%;浙江省的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占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浙江、福建两省。从设立境外企业数量看,中央企业和单位占19.6%,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北京、福建、上海、河南、黑龙江七省两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境外企业总数的六成,其中浙江省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此外,根据浙江省外经贸厅课题组的《浙江境外投资创业现状的调查》,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经审批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1382家,位居全国首位;投资遍及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6.09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额4.45亿美元,每年带动出口15亿美元。浙江省企业境外投资的领域除一般性贸易投资外,投资项目涉及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筑、专业市场等行业。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到1999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在境外窗口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了解海外市场。1999年,浙江省提出了“两个推动”,即推动本省制造业等优势产业到境外投资,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推动省内商品专业市场到境外设立分市场,开展跨国经营。此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政府推动,开始加速发展。现阶段,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面推进时期,投资规模、企业数量、涉及行业领域、投资方式都在不断发展。
二、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评析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块状经济”专指以制造业为主体,具有产业集群特征,富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块状经济”表现为以某一行业的骨干企业作为龙头,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家庭工厂配套协作为基础,在某一区域内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现代化生产的企业群体。绍兴的轻纺、领带、袜业,宁波的服装、机电、塑料,嘉兴的皮革、建材,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萧山的汽车配件和永康的小五金等,都是浙江省具有鲜明特色的“块状经济”。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实施“块状经济”,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创造“走出去”的整体竞争优势。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海外工业园区,其中既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如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东部海岸创立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康奈集团牵头建设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远东康吉工业园等;也包括民营企业自发到国外开办的工业园,如越美集团投资的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等。
单个民营企业势单力孤,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跨国经营难度很大。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和服务共用;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海外工业园区的建立,可为民营企业实现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搭建一个良好的信息提供与运营服务的平台。
(二)开展境外生产加工
浙江省的传统优势行业,如机械、轻工、纺织服装、建材冶金和电子等,普遍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同时面临着国内需求饱和,需求层次升级和出口产品贸易壁垒不断增加的双重困境。因此,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为在国内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的产品寻找海外市场并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带动国内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劳务的输出。例如,浙江省平湖茉织华实业集团投资250万美元在约旦创办织衣厂,1999年获得批准,当年就派出250名中方员工,并出口了220万美元的设备和材料。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兴建生产加工企业,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给予东道国的外贸优惠条件进入第三国市场。
(三)构建海外营销网络
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为实现“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空间,积极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贸易中心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而一些在国内已具有品牌优势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营销网络,推广自主品牌。例如,康奈集团从2001年开始,就在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康奈皮鞋专卖店(柜)。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方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例如,万向集团曾经以代工方式,借助美国舍勒公司的销售渠道进入北美市场,后期万向集团通过并购经营陷入困境的舍勒公司,得以直接掌控舍勒公司的市场网络。另据报道,到2012年,浙江省要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已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降低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构建海外销售网络,推广自主品牌,则可以占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及其销售网络,可以利用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改变民营企业以往从事贴牌业务的代加工地位,并获取定价权。地区营销总部虽然是由龙头企业承建的,但也能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
(四)设立境外研发机构
为积极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2001年,华立集团为进入通信高端业务,动用巨资收购了飞利浦的CDMA研发机构,并且拥有了在美国、加拿大的CDMA的实验室和境外创新团队。尽管这一并购未能实现预期收益,但它却开创了我国民营企业从事境外研发的先河。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主要还是少数行业龙头企业,如万向集团,康奈集团、奥康集团等,主要方式是并购海外企业或其技术部门,新建独立研发机构和设立合资境外研发机构等。
浙江省民营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无疑在于获取技术、服务于市场需求,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实力。此外,投资于海外研发机构,利用国外的技术和人才,还可以提升浙江省传统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浙江省的许多民营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的一些同类企业虽然经营陷入困境,却仍拥有完整的研发团队。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将海外技术资源与浙江省的制造能力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提升传统制造业领域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五)实施海外并购
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万向集团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不仅获得了被收购方的专利技术,提升了制造能力及产品档次,而且还获得了品牌和销售渠道。纳爱斯集团通过收购获得多家香港日化企业的知名品牌,为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自动裁床设备制造企业Bullmdr和Topcut,一举跻身世界缝纫机中高端领域,并缩短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通道。
现阶段,民营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人才缺乏,研发水平低、没有知名品牌,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实施海外并购,是民营企业实现转型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
三、几点启示
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虽然浙江省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同样遭受到了很多挫折与失败,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从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来看,民营企业同样具备从事跨国经营的条件与能力,选择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应遵循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第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民营企业虽然不具备跨国公司那样的垄断优势,但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品牌等方面已具备了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的比较优势。例如,相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浙江省民营企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就充分利用了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适用技术。对于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凭借资金优势、过硬技术和知名品牌,实施海外并购和自主品牌推广,就在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集群式规模化发展。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可以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并降低风险。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海外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就有效地增强了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通过建立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则为浙江民营企业“抱团”走向国际市场搭建了平台,并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为避免盲目性和降低风险,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从设立境外贸易窗口开始,先熟悉国际市场,再到开展境外生产加工、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设立境外研发机构等实体性投资,乃至实施海外并购。这种循序渐进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有利于民营企业逐步积累跨国经营的经验,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第四,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仅仅依靠低成本优势,已经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也与我国努力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相违背。因此,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实施海外并购等方式,学习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广自主品牌,就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必须权衡利弊得失,结合企业的自身特征和发展战略,细致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认真评估各种风险,积极而谨慎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最终实现民营企业成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章鹏,徐滢,张勤. 企业对外投资的“双轨模式”――基于浙江企业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 (8) .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范文6
关键词:对外贸易顺差收支平衡
一个国家能保持对外贸易顺差通常可以被认为,该国的出口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由此积累了相当的对外支付能力或对外债权。但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则可能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降低资金使用的收益率。贸易顺差本身就说明放弃了同期相应的进口,若未将顺差资金运用于对外直接投资、或引进国内所需的先进技术或人才,而只是表现为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或购买外国债券,则其收益率往往不如进口国内所需的先进设备或短缺的原材料;加大本币汇率升值的压力,若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压力,而让本币升值,则可能对随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有关企业要将其中大部分兑换成本币,以满足其继续经营的需要,而迫使货币管理当局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增加本币投放。货币当局若不能以有效的手段对冲、收回这些本币,则将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将承受对外谈判的巨大压力。顺差国的贸易伙伴、特别是逆差国,势必设置多种贸易障碍、甚至可能不惜牺牲其国内消费者利益,以贸易失衡为由,要求顺差国减少出口或增加从逆差国进口,使顺差国经济遭受巨大困难。
巨额顺差加大了国内经济受外来冲击的风险,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近些年来,我国大陆国际收支双顺差问题,特别是贸易顺差令世人瞩目,并引发若干国际争议。鉴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将少于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其顺差局面一时还不会改观,因此,本文仅就贸易顺差展开讨论。
我国贸易差额的基本分析
(一)我国贸易差额的发展概况
原本经济落后的国家,采取了符合其国情的经济发展方针策略,随着经济发展,其对外贸易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逆差后转为顺差。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曾如此。我国也不例外:上个世纪80年代,进出口贸易1年平衡,两年顺差,其余7年逆差。合计为42.9亿美元逆差。而从1990年起,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亿美元,1990-2005年,累计顺差达3977.5亿美元,其中2000-2005年累计顺差额为2291.7亿美元,2005年为1018.8亿美元,创历史记录。近年以来,有关部门多次提出平衡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但2006年上半年顺差仍达到615亿美元,超过2005年同期水平。
(二)我国贸易顺差剧增的主要原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连续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2004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加工贸易总顺差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3.6%、67.9%、70.1%、74.1%和77.8%,同期,外资企业在进出口总顺差中所占比重依次为56.7%、62.2%、61.8%、73.6%和76.7%。正是在外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持续增加的推动下,2004年我国大陆的加工贸易顺差达1063亿美元,2005年攀升到1424.5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外资企业在我国大陆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更达58.47%;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生产和销售大幅度增加,替代了进口,如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对华贸易报告就指出:2003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34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仅290亿美元;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大量地从我国进口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严格限制其具有先进技术的产品向我国出口,人为地扩大了贸易差额;
2005年顺差突然扩大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口(主要是设备进口)增速(17%)放慢,与出口增速(28%)拉开缺口;
外商投资企业伪报进出口额以转移资金。有学者运用比较法(即比较贸易伙伴贸易统计数据估算转移定价规模)对进出口伪报的研究结果认为,“仅2001年一年,中国大陆通过进出口伪报方式进行的变相资本流动,就高达662.27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0%。当然上述估算忽略了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的影响而并不十分精确,但足以说明进出口伪报规模之大已不可忽视。”
“2002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兴起,进出口伪报的目的,日益从资本外逃转向资本内流,方式也从过去的高报进口低报出口,转向高报出口低报进口。”这样的变化虚扩了我国大陆外贸顺差。渣打银行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由于进出口企业虚报数据等原因,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远没有官方公布的1020亿美元那么多,估计实际上只有350亿美元,其余的670亿美元实际上是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也很突出:
对贸易差额观念和政策的滞后。我国曾长期外汇短缺,改革开放初期,把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作为政策的重点;将“外汇自求平衡”作为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本要求。应该肯定这些政策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但是,发展至今,我国外汇储备以至国际债权债务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4年我国已有对外净资产1203亿美元,2005年,该项资产达到2875亿美元。尽管如此,在许多地方或部门,人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当初,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出口对国民经济有贡献,而进口则相反。体现在政策上,各级政府鼓励出口换汇、创汇的措施不少;鼓励进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励进口的措施,则相对不足。
经20多年发展,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且许多制造业出现产能过剩,以至于许多国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取代了进口品,而且在相关的国际市场上也占据了很大份额。这种转变是好事,但也使相关产品贸易由原先逆差转变为顺差。
骗取出口退税。虚报出口的动因,除了上述资本内流,以获取人民币升值好处外,还有骗取出口退税的好处。出口退税本是国际惯例,意在避免双重征税,以降低消费者负担。同时也降低出口商经营的成本,鼓励了出口。我国大陆的出口退税额从1985年的19.7亿元迅速增加到2004年的4200亿元,同期占出口额的比重从2.4%提高到8.6%。然而,并非所有的退税都有真实的出口。虚报出口,骗取退税案件时有发现和披露,就说明了这点。
我国内需不振影响进口增长。我国提出扩大内需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已多年,但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标志之一是城乡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布数据,我国大陆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从2000年初的59321.83亿元增长到2006年6月底的154996.87亿元,短短五年半时间,增长了161.3%。高储蓄率的成因除了传统消费观念因素外,更多的是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不佳,而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消费前景的担忧。在消费欲望不强的情况下,消费品进口的增长自然也就难以理想。
此外,还应看到,虽然我国贸易顺差较大,但真正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产品还很有限,许多产品出口靠低价竞销,效益并不理想。
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的若干思路和建议
(一)切实转变观念
要辨证地认识顺差的利弊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正确、全面理解利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意义,特别要从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基本国情和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出发,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在制定和修订发展规划、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应以实现贸易平衡为出发点,同时,加快统一中、外资企业税收制度。
(二)转变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
积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改变外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局面;积极发展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的贸易,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方式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出口商品以数量增加为主转变为以品质提高为主;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改变靠外延发展为主的外贸发展思路。要明确:靠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主发展对外贸易是不可能成为贸易强国的。
应考虑根据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外贸商品的经营效益等情况,适时适度调整出口税率和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进一步提高效益,进而促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应进一步加强引进先进技术工作,并着力在真正吸收和消化所引进的技术,为我所用,同时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定牌加工为主向委托设计、生产,以至自有品牌生产、营销为主转变的贸易。
(三)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
我们必须冷静对待贸易摩擦和外国施压,据理力争,从长远发展观点出发,处理争议。同时,我国已经与东盟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区的意向,并与新西兰、智利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些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以利于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四)谨慎处理有关战略物资储备建设
我国已经是石油净进口国,且石油进口规模还将继续扩大。而近两年来,世界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屡创新高。对此,有人提出大量进口石油,建立国家石油储备,既稳定保障国内石油供应,又降低国家外汇储备。对其他一些战略物资,也有类似建议。笔者认为,对此应十分谨慎,认真分析石油价格持续上扬的原因和趋势,考虑我国大量购进对价格的冲击。
此外还需要加强海关、外贸管理、外汇管理、银行、商品检验、运输管理等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验核进出口商申报的进出口贸易的真实性及其报价的可信性,以核实相关的统计数据,确认贸易差额的准确性。
同时应加强经济发展规划,严格防止重复建设,有效地缓解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着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效地扩大内需,降低国内高储蓄率。
平衡贸易收支的前景
目前我国政府已开始采用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市场开放、汇率浮动以及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来改进国际收支平衡。
笔者认为,由于上述造成贸易顺差的原因,都是长期存在、并在随后多年继续存在,2-3年内不可能全都扭转,实现贸易收支平衡需要多方面相当时间的综合努力。鉴此,笔者认为提出“适度顺差,综合平衡,中长期平衡”的方针比较合适。
所谓“适度”,是指在外贸一时还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情况下,应努力将顺差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所谓“综合平衡”,是指不要求所有商品贸易和所有贸易方式都实现收支平衡,而允许在不同商品领域和贸易方式顺、逆差互见;所谓“中长期平衡”,是指从现在起,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而且不硬性要求每年都实现平衡,只要逆差或顺差不超过一定限额,可以若干年为一个阶段,实现阶段平衡即可。
参考文献:
1.周小川.中国的贸易平衡和汇率有关问题[N].金融时报,2006
2.梅新育.多种暗箱成就外资暗流[N].国际商报,2006
3.翟志宏.外资加工贸易持续推高中国外贸顺差[N].国际商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