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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市场分析范文1
从北京到硅谷，从默默无闻到上榜Garnter企业级防火墙魔力象限报告，且位列前瞻性维度全球第三（2014年4月），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石网科）只用了9年时间。这家2006年成立的公司，在网络安全领域凭借技术优势，实现了快速成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寻找到一条安全的快速道？本期高端访谈邀请山石网科联合创始人之一、现任总裁兼CEO罗东平先生对此进行解读。
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您更愿意以技术上的突破来标志企业的成长路线。很明显的，这是一家以技术驱动成长的公司，请问山石网科是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的？
我以旗舰产品智能下一代防火墙为例来进行说明，在这个产品中采用了全新的威胁检测技术，基于行为分析，准确发现变种恶意软件等未知威胁。这和传统的特征库检测技术不同，可以成为相互补充的安全技术。这项技术正是在基于对市场需求的洞察中研发而成的。我们对于技术的把握采用小团队快速试错的研发过程，如果市场定位不对迅速砍掉，发挥小公司的快速掉头优势。在前几年，我们曾为对网吧市场的判断错误而交过学费。现在，我们认为云安全是重点发展市场。
实践证明，市场是对技术的最好肯定。最近Cybersecurity Ventures公司的《网络空间安全企业500强》中，山石网科位列142位，是唯一进入该榜单的国内下一代防火墙供应商。IDC的“2014上半年中国IT安全硬件市场分析报告”显示，Hillstone以12.2%的市场份额占据中国UTM硬件市场第二，在世界500强公司和重要行业客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部署。2014年被Frost& Sullivan授予“2014中国区下一代防火墙技术领导奖”。
创新是保持技术优势的法宝，那么，山石网科在内部的组织架构上是如何支撑技术创新的？
我们以金字塔形的人才结构保证研发力量。金字塔的塔尖是位于硅谷的大约10位架构师，他们将最新的技术趋势无时差地传送到国内。而位于北京的研发团队，大概有60、70人，他们与位于苏州的以毕业生为主的100多人团队协作，成为金字塔坚实的中层和底部，将技术融入产品。
作为一家有600多人的公司，“工程师文化”是我们奉行的管理风格，借助移动办公等工具及时沟通实现彼此的有效沟通，这使得公司内部可以保持一致的信念。在管理风格上，既有“一票否决”的决断，也有不断“微改进”的努力。
作为一家安全公司，您是如何看待海外市场的？是否有国际化的打算？
海外工程市场分析范文2
不过，与去年签订的技术合作项目有所不同，本次新奥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50亿美元，以“资金+技术”的方式在美国内华达州建立清洁能源生态中心，该中心主要项目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和未来能源生态城。在3月“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在接受本刊专访时，雄心勃勃地表示：“新奥已经为‘走出去’积累了很多年，现在，应该大胆地进行境外投资的尝试，这对于新奥的整个产业链以及扩大规模都是相当有帮助的，对于新奥未来实现跨国经营也具有战略意义。”
而新奥的这一动作在中国新能源领域被视为具有标志意义的大事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新能源公司向国外输出技术。而这一变化也暗合了副主席早前指出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30多年前单纯由美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国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传统合作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新奥成功入围两国政府的协议，一方面源于其技术优势，一方面是其近年来在海外市场的不懈拓展，拥有了相当的品牌知名度和一些重量级的企业合作伙伴。
作为新奥的创建者，王玉锁一直是新奥 国际化战略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熟悉王玉锁的人说，他头脑敏锐、眼光独到，尤其是对于机会的把握既准又稳。
技术优势
20多年前，王玉锁创办新奥时，新奥还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从液化气销售、汽车出租业起步，到涉足城市燃气的公共事业领域，如今，已经形成了包括能源分销、能源化工、太阳能源、智能能源等在内的互为依托、互相协同的清洁能源产业布局，总资产超过400亿元人民币，100多家全资、控股公司和分支机构分布在国内100多座城市及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2001年5月，新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次年，新奥燃气转入主板，成功拓宽了融资渠道。也就在2002年，新奥集团筹措了由美、欧、亚及香港本地8家银行参加的国际银行贷款，用于燃气项目的开发。有人把这视为新奥国际化战略的萌芽，这笔资金为新奥在中国市场开疆扩土的加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009年7月，刚就任美国能源部长不久的朱棣文一行驱车专程访问位于河北廊坊的新奥集团，这是整个访华行程中，唯一一个中国清洁能源企业的访问安排。朱棣文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新奥集团煤基能源生产“零排放”技术试验中心和光伏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参观结束，他对新奥集团的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实践活动表示了赞赏和鼓励，并希望中美能源产业界加强交流，共同推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此举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轰动，新奥也从默默无闻突然变成全球新能源领域里的一匹黑马。
这一转变的过程，要从2004年说起。当时全球能源紧缺、能源安全及环境保护开始成为世界性话题，新奥毅然进军煤的清洁利用领域，积极寻找更为清洁的替代能源；随后进军太阳能领域，构建清洁能源产业链。“只有把企业的战略融入国家的战略，企业才能有巨大的市场；只有把科学技术发展融入世界的发展大趋势，企业才能有可持续的发展。”甘中学一直很欣赏新奥的这句口号，在新奥国际化探索进程中，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曾在世界500强企业美国ABB公司任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的甘中学，现在是新奥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新奥智能能源CEO。2003年，他同其他7位海归博士一同加盟新奥；2006年，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并获批成立新奥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专攻新能源技术研发；接下来几年中，新奥又引进了海外博士及专业研发人员180多人，如今新奥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近百名博士、600多名硕士组成的高端技术团队。
依托这一专业团队，新奥的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也开花结果。目前新奥科技已经申报专利超过270项，并形成了煤基低碳能源转化技术及泛能网技术两大技术体系，涉及能源分销、能源化工、太阳能源、生物能源、清洁能源综合解决方案等多类业务，似乎在清洁能源领域里无所不包。其中煤催化气化、煤地下气化、微藻生物吸碳技术等还被列入 国家863、973计划，目前煤地下气化和微藻生物吸碳技术都已开始在内蒙古进行产业化示范。
由此，凭借着高端核心技术，新奥的国际化进程有了质的飞跃。从2009年开始，新奥先后与美国国家清洁能源实验室（NETL）、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NREL）等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展煤催化气化、微藻固碳等技术链中的多项技术的联合研发和产业化推进。
不过最为业界所津津乐道的是新奥率先提出的“C经济―智能化”理念。新奥认为，人类想真正全面解决能源问题，最首要、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能源体系，要系统全面地围绕能源生产、应用、储运、回收四个环节，以先进的方式开发能源，以系统的方式利用能源，用智能的方式管理匹配能源，在达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推动能源与经济向着低碳与循环（C经济）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们依托持续创新的清洁能源技术，为客户提供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解决能源生产应用中的清洁与效率问题。这一理论获得国际能源界的高度认可，被国际智能电网联盟主席Guido Bartels认定为“中国的能源思想创造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市场拓展
事实上，除了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外，新奥的海外市场，尤其在美国市场的拓展步伐同样值得关注。
就在朱棣文参观新奥两个月之后，2009年9月，新奥集团和美国最大电力企业之一的杜克能源在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上签订合作协议，加速发展低碳和清洁能源技术。双方表示将合作开发商业太阳能项目、煤基清洁能源、生物燃料、天然气、智能电网、能源效率和藻类吸碳技术。同年10月，新奥太阳能源与杜克能源建立了以产品技术换市场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杜克拥有的丰富市场资源，以及新奥拥有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硅基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系统集成技术，共同开展光伏电站、光伏建筑一体化工程(BIPV)等业务。
2011年1月，新奥与美国杜克再次合作。杜克对新奥的系统能效理论和泛能网相当感兴趣，“美国与中国有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环境更美好、人们更健康、工作更快乐”，美国杜克能源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杰斯在谈到与新奥的合作时表示。罗杰斯提出的“重新定义能源”的话题与新奥提出的“能源新常态”不谋而合。
业界人士认为，杜克主要是因为低碳减排等外在要求促使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导致其越来越重视智能能源、多联供等技术，并与新奥签署了《建设未来能源技术示范平台》的合作协议。这次合作受到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胜茂的盛赞：“代表着目前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最高水平。”
同年6月，新奥集团、河北廊坊政府与美国夏洛特市政府及美国杜克能源公司共同签署了《中美绿色合作伙伴四方协议》，再次涵盖新奥的5项核心技术。新奥在北美的市场继续扩大。
不仅如此，新奥太阳能也早已从2009年开始构筑海外市场，搭建了覆盖亚洲、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的市场网络，并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承担了数十个大型地面电站、屋顶电站的咨询、设计、建设与运营项目。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新奥的国际化是具有标杆意义的，观察新奥的国际化，可以看到不断渐进的商业模式和不断创新的技术，为企业顺利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为中国的新能源企业的国际化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规避壁垒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然而，随着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不断壮大，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去年年末中美在光伏电池领域产生摩擦，美国宣布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面临倒闭浪潮的德国太阳能企业，也把倒闭的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
不过，市场分析人士发现，美国针对中国的光伏等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并没能阻挡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走出国门。相反，它正促进了中国的新能源企业积极开辟国际市场，并进一步走出国门――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在美国本土设厂以及技术研发中心。
来自国内媒体的报道显示，早前中国一 些著名的新能源企业已经在美国布局，像著名的尚德电力2010年宣布在美国凤凰城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太阳能电池生产工厂；2011年初，江西赛维LDK斥资3300万美元收购美国太阳能电力70%的股权。金风科技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兴建一个计划耗资2亿美元，总装机容量110兆瓦的风电厂，作为其产品的“样板间”。
“中国企业走出去，购并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更多的企业家应该以一种创业者的思维去做，不仅可以提供当地就业，还可以实现税收，减少贸易摩擦。”王玉锁说。他衷心地希望国外政府能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政策，对待在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并帮助他们实现长远发展，就像GE、IBM等大公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一样。
2012年新奥集团与美国内华达州签订的《清洁能源生态中心合作意向书》显示，除了新奥的资金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新奥集团以技术为核心驱动帮助当地政府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基地，共同打造一座集绿色电力、绿色制造、智能生态城为一体的绿色新城。而智能生态城就是新奥“C经济―智能化”理念的一次实践应用。此前，该理念已经在中国河北、上海、湖南等多个地区得以成功应用，有力帮助大型园区和大型工商用户等降低能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
在今年3月“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再次表达了对美国市场的兴趣：“美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市场，如果美国的投资政策更加开放的话，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大量资金投向美国，帮助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据他介绍，此次与美合作是一个10年规划，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
海外工程市场分析范文3
曾经，“对冲”在中国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敏感的词汇。2010年，股指期货蹒跚而至，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也相继出台。股市投资思维从单向做多扩展为双向的做多和做空。
10月23日，保监会连续公布关于《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和《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从公布的通知可以看出对保险资金投资范围的进一步放开，市场分析人士对此的理解为希望通过扩大原有的投资范围、完善监管机制以及组建投资团队，为保险资金入市提供更好的资本对冲工具。
对此，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小组分析师蒋瑛琨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对冲时代，金融工程与衍生品研究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凸现。
投资理念的革新
对冲基金在海外已经走过了逾60年的历程，见证了海外资本市场的变革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长与繁荣。从201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也进入对冲时代。对冲时代下会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对投资格局有什么创新？我们该如何面对？
根据现资理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市场提供的相对收益，或β收益；另一部分是投资管理人提供的超越市场的超额收益，或α收益，也是绝对收益。一个投资组合的风险也包含两部分风险，即市场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以及投资组合的特定风险。特定风险不能完全去掉，只能分散，而系统风险可以通过相应的期货等工具进行对冲。市场风险对冲后的投资组合回报就是市场中性的绝对收益，也就是所谓对冲基金追求的回报。过去，投资者只关心投资收益，却没有意识到其中隐藏的风险；只关心某个策略当下能赚多少钱，却并不知道这个策略未来在市场风格变化后是否还能继续赚钱。在对冲时代，投资更应看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即投资的性价比。货比三家，在同等风险下，不同策略能带来怎样的回报？投资者会看重长期稳定和持续的α。
在单向做多的投资思维中，我们的投资一直靠天吃饭，也更关心指数点位。在双向投资时代，投资可以不必靠天吃饭，投资者更关心纯粹的市场中性的绝对收益。
另一方面，对冲带来了收益中α与β的分离，同时使投资策略也衍生出可转移α等创新策略。如同包子或比萨饼一样，相对收益的“皮”和绝对收益的“馅”可以分开，也可以构成不同的组合。例如，债券组合的β可以融入来自于股票或商品市场中产生的α，以增强债券组合的收益，这样，不同资产市场中的绝对收益α能力可互相转移及组合。
对冲时代将促使量化投资理念和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发展。对冲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狭义的量化投资模式，但量化投资中对风险的量化观念以及对衍生工具的应用都会融入对冲投资策略中。基于数量模型的量化投资也具有在多证券和多资产市场中发现差价的天然优势。
工具化时代来临
过去两年的A股经历了一跌再跌的熊市，有人将之归咎于股指期货做空的推手。其实，恰恰相反，股指期货的引入使A股现货市场的波动性降低，期现套利投资者也逐步成为市场稳定的有效力量。
伴随对冲时代的来临，市场需要更多β型场内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工具。场内指数型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成为配置和交易的工具。可以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促使ETF规模显著增长，也大大促进了交易活跃性。除了传统的β，还有另类β工具，如策略指数和杠杆指数基金。时下活跃的场内分级基金和场外结构化产品正填补了杠杆工具稀缺的空白。
工具型产品更加标准化、风险透明化，在信息不对称的股票市场中，相对于个股选择，是更适合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工具。
当然，在股市震荡中，在对冲时代来临之际，我们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衍生品工具，还面临不同瓶颈，我们必须正视并寻求解决之道，这也是对冲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冲基金新型策略崛起
市场持续低迷，对冲基金却迎来了各种机遇，新型投资策略产品加速崛起，但在不同市场环境中，不同策略的业绩差别较大。
“对冲基金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慢慢出现的，这之前私募证券基金都是做传统的A股多头，最近两年才出现使用新的投资策略的产品。”融智评级高级研究员包桂芝表示，今年以来，新基金法的修订明确了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的法律地位；信托公司证券账号放开、期货公司获批资管资格等都是对冲基金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她说，“最近两年低迷的市场行情为对冲基金创造了探索新策略的机会，大家都特别关注对冲基金各种新型策略。今年，一些国外的大型对冲基金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好对冲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光大证券另类投资部总经理葛新元近日也对外表示，中国对冲基金的发展是整个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金融工具估计在今后三五年内将加速出现。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具有业绩记录的对冲基金表现差强人意。
数据显示，近1个月所有策略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均低于同期沪深300的表现；近3个月只有管理期货、相对价值策略和债券基金获取绝对收益，收益率分别为18.23%、1.17%和0.29%；近6个月收益率管理期货和宏观策略这两个策略占绝对优势，收益率在10%左右，同期沪深300收益率为-6.59%；近1年收益率两极分化较严重，宏观策略的平均收益率为47.89%，股票策略的平均收益率为-7.06%，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为-11.16%。
“不同策略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的收益能力会不同。”包桂芝表示，把时间拉长点看，就能看出一些策略的优势，比如管理期货，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很低，相对价值策略的收益一般比较稳定，在市场好的时候可能没有指数涨得多，但市场不好的时候跌得比市场少，或者能够获取正收益。
受限于各种瓶颈，目前国内对冲基金规模还不大。
投资品种、投资工具的缺乏是对冲基金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桂芝介绍，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目前国内可投资的品种较少，除了传统A股做多，可投资的金融衍生品只有一个沪深300股指期货，做空机制虽然开始放开，但可做空的股票数量有限，并且在实际操作中难度也较大。
其次是人才缺乏。包桂芝认为，中国的对冲基金刚刚开始发展，尤其是新型策略的产品，比如量化、对冲、期货、宏观策略等，都需要这些方面的专业人才。即便是国外成熟的策略，在中国市场也有一个适应本土化的过程。
海外工程市场分析范文4
【关键词】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汇率风险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6
随着我国“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落实，国内相关企业积极主动，顺势而行。在此潮流中中国的大型建筑企业表现活跃，尤其是大型国企越来越显著地把业务重心由国内向海外渗透、参与国际工程项目的竞争。在国内外各种有利因素的促进下，近年来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发展迅猛。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投标、施工、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分包、提供劳务等过程中由于涉及至少两种货币之间的交割，加之收付款时间不匹配等关键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的面临汇率风险。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央行结合全球经济及我国贸易现状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可以说，自2005年起，人民币已经不再只是单一地盯住美元，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而富有弹性。“三元悖论”显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之间具有替代关系。事实确实如此，自2005年“央行不再进行常态式外汇干预”起至今，人民币对美元（主要货币）累计升值逾25%，如图1所示：
从大方向看，人民币处于一个加速升值的过程中。在过去十年中，升值幅度相当大，这不可避免的使得收款期较长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蒙受巨大的汇兑损失，严重侵蚀其预期收益。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2 100.7亿美元（美元对人民币汇率6.4914），2016年按照这十年的简均年升值率2.5%计算，那么极端情况下，2016年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将面临接近341亿人民币的汇兑损失。
但是，无论是从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还是国内外国际贸易公司的经营实践来看，汇率风险虽然不可避免，却是可控的。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对这些企业实现预期利润，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弥足重要。在此背景下，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及接触到的行业数据和行业报告，对汇率风险管控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帮助中国建筑行业管理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
一、我国建筑行业海外业务发展状况
国际上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大型企业在国家政策指引下开始试图踏入海外市场，该阶段承包的项目合同额一般不大，处于一个摸索期，先入带动后入。
第二阶段，国内承包企业逐渐积累经验，有了比较稳定的国际客户群，开始承接大型国际工程项目，但是国内的项目份额还是占大部分。
第三阶段，国内承包企业转型为国际工程承包公司，占据了比较大的国外市场份额，国际工程承包的工程主要来源于国外的工程项目，并且在长期承包工程的国家成立海外子公司。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对外承包工程时，承包方式也由单一变得复杂起来。
按照上述的阶段划分，我国建筑行业大致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自2000年之后更是取得长足发展。
2000年，中国正式提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将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作为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加以重点推动。此后，商务部牵头有关部门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包括两优贷款、政策性金融保险、设立对外经济合作专项资金、推进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设立中非基金、中东欧合作基金等对外投资合作基金、政策性银行及中信保等官方信用机构扶持等方式有力地促进走出去业务发展。
在2015年，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加强海外投资建设的步伐。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这些国家战略为我国“走出去”的排头兵――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以中建、中交建、中电建、中铁、国机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建筑业央企在此期间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新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取得了卓越成绩。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2014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我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在国际工程承包这一领域，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专业性强、涵盖行业广并且可以与国际上有实力的大承包商竞争市场份额的专业化的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队伍，并且由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所完成的工程项目赢得了客户及当地人民的普遍赞誉，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一定的长期客户群。
目前我国的建筑承包方式也由原来的土建分包跨向了工程总承包，形成了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设计――施工总承包（DB）、设计――采购承包（EP）、建造+运营+移交模式（BOT）、公私合营模式（PPP）等多种模式，工程项目量、项目总额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
在区域市场方面，我国的海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的业务占比较少，但这也是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筑业需求旺盛，迫切需要有实力的大型国际承包商组织施工造成的。根据《全球建筑预测2025》报告，发达国家在全球建筑业占比由2005年的65%降到了2012年的48%，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率还将继续下降1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的比例将上升到63%（如图2所示）。
二、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汇率风险分析
（一）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汇率风险形成机制分析
汇率风险的形成必然需要三个要素：本币、外币、时间。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海外承接的项目绝大部分以外币（通常为美元）作为合同约定货币，而这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全部外币收付，最后都需要折算为人民币，作为企业经营成果和业绩评价的依据。而作为建筑承包企业，其从中标到交工通常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在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由于外币收付、本币折算，就形成了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汇率风险。具体包括：
1.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交易风险
（1）合同价交易风险。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投标到中标会有一个时间差，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汇率波动较大，那么一旦企业中标，则投标时的合同价就已经受到了汇率波动影响，这个风险称为合同价交易风险。
（2）材料采购交易风险。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通常采取境内采购、境外建设的方式组织施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采购材料时所支付的币种与业主最终支付的币种不一致，那么就存在着成本支出人民币，收入收取外币的问题。这一风险称为材料采购交易风险。
（3）机器设备准备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在中标之后，企业会迅速准备组织施工所必须的机器设备。这些设备可能是企业自有的，也可能是企业在国内租赁或者采购的，但无论如何，这些机器设备的账面价值都是以人民币入账。企业自有或者采购的机器设备以人民币计提折旧，租赁的则以人民币支付租金。这样的本外币差异称为机器设备准备过程中的交易风险。
（4）项目融资交易风险。这一风险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从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贷款，那么借款币种为人民币，而从业主方取得的收入为外币，借款到期日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还款，使企业面临着融资方面的交易风险；另一种情况，如果企业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取得与合同约定货币一致的货币资金，在最后折算为人民币过程中，企业也会面临融资方面的交易风险。
（5）当地币交易风险。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在签订的合同中可能会含有一部分当地币，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可能会留存一部分当地币进行日常收付。但在这些新市场国家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当地币的价值起伏不定，如果当本地币升值，那么企业业绩面临交易风险。
2.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折算风险
目前，国内大型建筑商基本上都采取了在境外设立海外子公司的方式进行境外项目的承包，在报表日或者工期结束之后，母公司与子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时外币折算为人民币就会导致折算风险。只要建筑商承接海外项目一般都会面临折算风险。
折算风险又可以分为资产负债表风险、利润表风险。折算风险是对已经发生的汇率影响的一种现时测度，是对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的账面反应，这种账面损益在子公司未清算之前一般不会影响母公司总体的现金流量。
3.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经济风险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的经济风险指的是由于非预期外汇汇率变化引起企业外来纯收益产生变化，进而引起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发生变化的一种潜在风险。
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经济风险主要集中于项目融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经济价值可能会因为意料之外的变动而受到影响。经济风险很难被准确识别和计量，对于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来说，汇率变动引起的是对一些环境变量的长期性影响，因此其在长期、中期、短期经营中都会存在，这一点有别于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
另外，在建筑承包领域，国际上通用的是FIDIC合同，因此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企业应对FIDIC合同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很容易在履约过程中与业主及分包商产生纠纷和麻烦，这也是经济风险的一方面。
总而言之，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国际工程项目的实际成本以人民币计算时可能会增加，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设计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设备费和安装费等以及公司的管理费、财务费和保险费等）都会上升；另一方面是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会导致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收到的工程款兑换成人民币以后其金额会减少，即收入减少，如此一来将会使得美元债权下降、国外资产缩水，项目利润降低。
（二）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汇率风险管控现状
汇率风险影响着企业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而近十年来的人民币升值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着日益显著的汇率风险。但事实上，汇率风险对于企业造成的重大影响，国内建筑企业显然有些后知后觉，目前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对于汇率风险的重视，但就当下状况来看，汇率风险管控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
1.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淡薄
2005年以前，我国实行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间推移不存在汇率浮动的状况，汇率长期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企业基本上不会面临汇率风险。而且大多数企业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企业只要依靠其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就可以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因为汇率风险管理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削减了企业利润。
再者，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提出之前，大型建筑央企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并不重视，在国内各大建筑承包商瞄准海外市场时，又急于占领海外市场、争夺工程项目，根本没有把重心放到汇率风险管理上。
2005年汇改之后，我国1 375家上市公司中约有971家企业产生了汇兑损益。从上市公司汇兑损益看汇改的影响，其中，约有70%的企业发生了汇兑损失，比汇改前受损企业的数量增加了约10%；并且企业汇兑损失的金额高达19.3亿元。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更是无一例外的收到波谲云诡的汇率风险的打击，这一现象与其领导层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没有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有着直接关系。
2.国际工程项目承接子、分公司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管理和互相联系
目前国际上的中国建筑承包商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大型国企，这些大型国企体量巨大，旗下的子公司、分公司数量庞多。国外项目的投标以总公司名义进行，但是合同细节的协商、组织施工则是由子公司、分公司展开。比如中国建筑旗下就有专门指导海外业务的中国建筑海外事业部，此外中建八个工程局也有自己的海外事业部；中电建旗下有着中电建国际工程公司，另外中水建和诸多地方电建工程公司也有自己的海外部。
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各建筑企业纷纷放开子企业对外经营权，鼓励子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积极性，但是这样的策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头领导的情况，管理相对混乱。而且子企业的海外部规模往往较小，在这较小规模的海外班子中很难形成高层次的汇率管理团队。由一般财务人员兼任的汇率风险管理工作，也因相关人员专业知识的缺失，而丝毫不加防范，或仅仅流于形式，在资本运营、衍生金融工具、财务投资融资管理与风险管理工作等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
3.尚未形成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系统
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全员、全过程的管理，他涵盖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察等内容，需要企业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予以全局安排。但对于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来说，由于踏入海外市场的时间较短，加之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系统。这主要体现在没有形成董事会或总经理直接领导下的专职的风险管理团队；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汇率风险监控与预警体系，没有设立汇率风险警戒值，企业经常仅凭感觉和经验进行判断；缺乏完备的企业汇率风险评估体系，在识别、评估、应对速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容易重复遭受汇兑损失的打击。
4.避险性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有限
运用衍生金融工具避险是国外大型跨国企业常用的避险策略，发达国家汇率避险市场发育较为完善，市场上避险产品繁多。我国由于浮动汇率制实行时间较短，加之长期以来大型国企对于衍生金融工具避险不加重视，所以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有限。具体表现在：衍生品市场发育不健全，买断式回购、远期债券交易和汇率互换的流动性弱，商品期货市场和外汇期货市场发展落后；我国避险产品（目前仍旧主要是掉期外汇买卖、远期外汇买卖、即期外汇买卖和外汇期权买卖）种类十分有限，行业对于这类产品的使用普遍存在着使用不足的现状。
三、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对策
汇率风险的存在已经给对外工程承包企业带来了重大的汇兑损失，并且对企业的融资、投资、运营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对汇率风险的管控，加强企业汇率风险管控体系建设。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对外工程承包企业汇率风险管控提出建议。
（一）企业整体方面
1.加快公司化改组，拓展服务边界
我国大型对外建筑承包商体量庞大，通常总公司旗下有着上百家二三级公司，而这些子公司、分公司又往往试图独立承揽海外项目，这就造成了1+ 1
因此，总公司可以通过将工程公司、设计公司、咨询公司等不同类型但又相关的公司合并、重组，将存在着大量工作交集的公司进行合并，组建成新的综合型的公司集团，既能够节约资源，又能够得到更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比如，中国建筑工程公司的二三级公司就从几年前的600多家精简到200多家，节约成本的同时，整合资源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此外，我国对外建筑承包商应该向发达国家有实力的承包商学习，转型为从项目可行性研究到交付业主使用的过程服务咨询，集设计、施工、建立、咨询于一身，在国际市场形成一股合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兼并国内外咨询设计公司，迅速提升自身的服务结构和层次，拓展工程企业的服务边界。
2.汇率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建设
对于汇率风险的管控，尤其是总公司的下属国内公司不能仅靠财务部进行风险管理。应当建立直接对董事长或者分公司子公司总经理负责的管理团队。
（1）完善组织结构
汇率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可以参照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完整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一般包括：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口、内部审计部门、其他职能部门及各业务单元等。一般情况下，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集团公司会统一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在此，笔者想强调的是下属子公司分公司着重要做的工作。亦即在总经理办公会下设立专门的汇率风险管理团队，负责公司的外汇风险管控。这个团队的主要成员应当来自于财务部门，此外，其他业务部门也应当派出精通本部门业务的成员加入进来。
汇率风险管理团队应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定期向总经理办公会汇报近期汇率状况分析，汇率管控方案制定、执行情况，并根据总经理办公会的反馈，进行调整或者改进。这样就使得风险管理团队独立于其他部门，专门负责汇率方面的工作，确保预期收益的实现。
（2）加强团队人员综合素质
企业要提升汇率风险管理团队人员的素质，可以通过工作培训、校企合作培养等方式培养一批懂合同法、财务、工程技术、外语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做到核心成员掌握建筑业发展规律、熟悉项目管理相关知识；掌握财务知识，具备较强的财务管理、运营管理、金融产品管理能力；通晓FIDIC合同法规、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和谈判技巧。
3.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全程性的体系，因此汇率风险管理团队不能只将着眼点置于风险预警方面，而应当贯彻于外汇风险管理预警、外汇风险识别与评估、外汇风险应对、外汇风险监督与评价的整个过程中。
在汇率预警方面，财务人员应当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结合市场分析数据和科学的财务评价指标，借助比例分析与数学模型，选取企业国际化程度、财务状况、企业资源能力等方面的风险影响因子，观察敏感性指标的变化，形成一套合理的预警机制。
在汇率风险识别和评估方面，风险管理团队要逐步积累经验，根据自己的专业素养，并基于市场环境、政治环境，随企业可能遇到的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从而为公司是否承担这份风险提供有益帮助。
外汇风险监督和评价方面，风险管理团队应当根据已经制定的外汇风险管理策略，定期进行评估，判断其根据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是否依旧合理有效，并形成报告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并根据办公会的反馈进行实时调整。
（二）风险管理团队层面
1.运用多种内部方法
（1）加强现金管理
减少换汇次数，争取自然对冲。企业应该尽可能将收到的当地币或者美元用于对外支付和投资，因此海外子公司根据日常收付情况，存留一部分当地币，尽可能做到企业自身的外币资产恰好能够支付到期的外币负债，实现同种货币的收支平衡，从而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提前或延期收付法。汇率管理团队应当对自身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外汇的升值或者贬值倾向，从而做出提前或者延期收付的决策。
（2）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利用福费廷、出口保理、净额结算等方式降低应收账款汇率风险。
福费廷又称包买票据，是指在国际贸易延期付款方式下，出口商将由进口商承兑开户行担保的远期票据，无追索权的卖给包买商。出口保理，是商业银行对企业国际贸易中的应收账款，进行催收、担保、贴现以及账户管理的综合产品。
福费廷和出口保理方式可以使企业提前收到货款，在如今人民币总体升值的现状下，利用福费廷，尽早回收货款，增强了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了资金占用时间和占用成本，也在较大程度上减少汇兑损失。
净额结算。海外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和国内的上级公司产生大量的应收应付项目。这些项目的支付会造成资金在不同国家流转的情况，加剧了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敏感度。因此，通过将子公司的不同债权债务进行抵消仅用净额进行支付和结算，就减少了资金的实际支付数，降低了汇率风险的影响。
2.运用外部金融工具应对汇率风险
（1）使用货币远期
货币远期是指客户与银行之间签署的，双方先签订合同，规定买卖外汇的数量、汇率和未来交割外汇的时间，在规定的交割日期按合同规定办理货币收付的外汇交易。可以分为有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买卖（DF）和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买卖（NDF）。在不考虑信用风险条件的套期保值工具中，远期合约可以说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该交易在合同签订时就已经锁定了当期成本，确定了未来交割的远期汇率，在与银行交易时，无需支付手续费，就合同规定的远期汇率与当期汇率间差额进行交割。另外，虽然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汇率价格是不断变化的，但在美联储维持美元低息的情况下，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结汇价格通常高于即期，这样，通过货币远期的方式，企业就可以锁定汇率风险，降低财务费用，较少汇兑损失。
（2）使用货币期权
自2011年4月1日起，企业便可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办理人民币外币期权业务。货币期权是一种关于权利的买卖活动，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期权费，并在未来某一约定时间，按照约定汇率购买或售出某种外币。
在企业未来收付汇不确定、未来汇率走势不甚明了的情况下，企业通过货币期权就可以将汇兑损益置于一个可控水平，将汇兑损益锁定在期权费范围内，就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汇率风险。
（3）使用货币互换和外汇掉期
货币互换指的是交易双方根据实现约定的协议，在未来某一约定期限，相互交换不同的货币和利率债务的行为。货币互换的双方互换的是货币，但是它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改变。交易双方约定以货币A交换一定数量的货币B，并以约定价格在未来的约定日期用货币B反向交换同样数量的货币A。
货币互换过程中，首先风险管理团队要识别现存的现金流量，确定已存风险；然后匹配现有头寸，现有头寸被另一数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头寸抵消；最后创造所需的现金流量。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便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了中长期汇率风险。
而外汇掉期则是将两笔金额、期限、利率计算方法相同但货币种类不同的交易进行调换，同时也将不同的利息额的货币调换。同货币互换类似，外汇掉期也能起到较少汇兑损失、控制汇率风险的作用。
（4）购买汇率风险保险
投保货币风险保险指的是进出口企业，缴纳一定的保险费给专门的外汇保险机构，当企业因为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时，就会得到保险公司补偿的一种业务。通过购买汇率风险保险，企业就将汇率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但是，保险公司会根据市场条件、项目情况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赔偿范围，如果汇率损失超出这个范围，那么超过部分保险机构不再负责。因此这种方式可以控制汇率风险，但是也确定了索赔额的上限，因此风险管理团队应该将这种保险作为一种保底的方式，而不应作为外汇风险管控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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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简称海仲委）在北京举办独立运营揭牌仪式。海仲委是195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附设于中国贸促会的专业海事仲裁机构。海仲委成立近60年来，共受理2300余件国内和涉外的海事海商案件，在国内外海事仲裁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海事仲裁大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形势要求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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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船集团为中海油旗下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建造的第六代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2”出坞下水。据悉，“海洋石油982”是中海油服自主投资建造的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建造，满足国际海洋钻探的最新规范要求。拥有多项先进技术，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六代钻井平台之一，它的建造将进一步优化中海油服的平台船队结构，满足国内深水勘探开发需求，大大增强海外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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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重工近日与BW集团签署了4艘VLCC订单，总计值约为3784亿韩元（约合3.348亿美元），这批VLCC预计将于2019年7月之前交付。据了解，这是三星重工近5年来首次涉足VLCC建造市场。克拉克森的数据显示，包括三星重工最新的这笔订单在内，目前全球VLCC手持订单量共计99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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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总体处于较为平稳的态势，运输需求随着出口形势向好表现稳定，由于各大联盟自4月起对于航线运力进行调整，短期内运力供给的波动有所增加，各航线运价走势出现分化。4月，上海航运交易所的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799.22点，较上月平均上涨1.2%；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平均值为824.16点，较上月平均上涨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