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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1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
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
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2
孙正聿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真正的哲学问题一定是在哲学史中言说。不存在离开哲学史的纯粹“原创”。康德要接着休谟说、黑格尔要接着康德说、海德格尔要接着黑格尔说……而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要接着柏拉图说。可见,哲学史就是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针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对话。如果说《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原因并不只在于它批判了教科书哲学,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对话。这样的对话一定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这恰好构成了《通论》中的哲学基础理论)。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德国古典哲学是不可跨越的。因此,《通论》正是在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的尊重基础上的一次哲学史对话。这可能是《通论》的最浓重的力量所在。
1.《通论》的“入手”巧妙使用了黑格尔的引导方法
《通论》连续使用了黑格尔的7个比喻来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究竟什么是哲学”。7个比喻可以被归结到统一的认识论原理,即黑格尔所概括的“熟知非真知”。黑格尔在给哲学作“导论”的时候为什么从对常识的表象思维分析入手?黑格尔为什么总是使用比喻?《通论》为什么要品味黑格尔的比喻?《通论》为什么在哲学观原理的开端,用了很大篇幅反思常识的本质?这些问题表明:哲学不过是我们对作为无知的“熟知”的真知过程。哲学就从常识开始,虽然常识不是哲学,但是,进入哲学却恰好要从常识开始。黑格尔特别注意了引导人进入哲学思维的这一巧妙的原理,从而完成了《哲学全书》的“导论”。
《通论》继承了黑格尔所开创的这一导论的巧妙原理,从黑格尔的比喻出发,抓住了哲学心灵自在的“爱智”的能力,并用比喻“激活”了这一自在的心灵,从而使人在“惊异”中发现:原来哲学和自己如此亲近。比喻显然是人们所“熟知”的。而为什么面对同一个熟知的对象,哲学所思考的却与常识所思考的完全不一样了呢?而这一完全不一样的思考为什么又能够被多数人所“激动”呢?哲学离人并不遥远。“哲学所问所思的问题,是每个健全的普通人都经常面对的问题。‘爱智’的哲学只不过是把人们习以为常、不予追究的问题作为‘问题’去追究,把人们视为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问题作为‘问题’进行反思。”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
2.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建立在康德的“意识界”和“本体界”的划分原理之上
“前提批判”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哲学自身的前提批判。前者是以反思的方式去考察使常识和科学所以可能的“前提”,后者则直接回到“哲学基本问题”。思维的“前提”在常识和科学那里是不被作为“问题”而自在存在的。比如,人们总是默认“人能够认识经验世界”。
对常识和科学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常识的反思开始进入哲学,也是黑格尔喜爱的方法。以对常识的反思来进入哲学,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哲学就在于对常识的超越。对常识的反思本身就构成了以常识为对象的哲学。这样,在内容上,常识为人熟知,但在理论上,哲学对常识的反思则构成了对常识的“前提批判”。因此,对常识的前提批判,是前提批判哲学观的基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前提批判活动主要是反思常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前提,并形成基本的认识论原理。这些原理最终被概括为:在“概念框架”中形成了常识、科学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其中,“概念框架”显然是一切认识活动的主观能力。
有怎样的“概念框架”,就会形成怎样的“世界图景”。这里虽然不是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入手,却仍然符合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则。使常识和科学成为可能,必然要有由“概念框架”来综合统一“世界图景”。这里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常识的“概念框架”(它提示出常识不仅仅是表象的认识,同时也是概念的认识,即经验性的概念。这一点超出了黑格尔对常识的理解)。常识同样是一种概念活动。在常识中,表象的直观被上升到了经验性概念,因此,常识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观,二是概念。但这里的概念尚不是康德说的知性范畴,而仅仅是依附于经验的经验性概念。这一点决定了常识不是科学。只不过,概念在常识中是作为经验直观的表象所抽象出来的经验概念,因而对经验具有“依附性”。而在科学中,概念则离开经验进入到了知性的普遍性(这相当于康德从判断中抽取的十二范畴,它们不具有经验性,因此需要“先验图型”来综合表象)。至于到了哲学中,概念则成为了反思活动,是思想自己运动的活动。这就上升到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原理。但无论如何,认识总是在“意识界”与“本体界”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近代哲学明确地区分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地区分了‘客观世界’与‘意识内容’,从而清楚地提出了‘对象与表象’或‘对象与映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142
可见,所有这些对意识和科学的认识论原理的考察,最终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原理上的。比如,“世界图景”是康德的“现象”的一种更加形象的说法。海德格尔也曾使用“世界成为图形”来概括这一认识论结构。
3.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符合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
《通论》确立了“前提批判”的哲学观原理。“前提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直接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对理论理性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前提批判”。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为了回答这一基本问题,康德回到了认识的“前提”,即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所能够抵达的界限。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还不取决于对形而上学本身提出来的问题(心灵、宇宙、上帝)的回答,这构成了理性的积极的知识。而哲学在康德这里,还仅仅是为形而上学确立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过为认识找到一种“试金石”。因此,“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一次宏伟的“前提批判”。康德自己也承认,所谓“先验哲学”,他本人只完成了一个前提性的环节,因为他尚未积极地建立起全部理性的“先验知识”,而只是在知识批判的意义上确立了先验知识的考察。“纯粹理性批判是完备的先验――哲学的理念,但还不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在分析中只进行到对先天综合知识的完备评判所要求的那个地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1
《通论》把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通论》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尊重了恩格斯的概括:“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19恩格斯是在对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中提出这一著名论断的。也就是说,当恩格斯如此概括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他主要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只有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获得了完全的意义”。这表明:真正的反思意义上的哲学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
可以说,此前的哲学并没有回到这一“理论思维的无条件的前提”,而仅仅是一种独断论或怀疑论的不加反思的直接断言。自康德开始,哲学开始回到了理论思维的前提。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是:思维只能把握到物的“现象”,而不能把握到“物本身”。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不能超越“意识界”,物仅仅是像我如何显现它的那样向我显现。黑格尔则批评了康德的这一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康德并没有对思维进行“思维着的考察”,也就是说,康德没有进入“思辨的思维”,而仅仅是站在思维之外来考察思维,这无异于“在学会游泳以前,切勿冒险下水”。思维和存在在自觉的意义上的统一,只能通过思辨哲学来实现。
对物本身的认识显然超出了知性的能力。在黑格尔看来,康德仍然应该被归结到“知性的形而上学”的系列当中,原因就是康德没有进入思辨逻辑。这就决定了,康德仅仅把超验的领域排除在知识之外。正是在理论理性的同样的道路上(而不是进入到实践理性中),黑格尔找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新的道路,这就是思辨逻辑的道路。自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后,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才第一次得到自觉。当我们说主观的思维和客观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的时候,这在常识中是被“默认”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康德所批判的“独断论”就是这一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自觉的常识的解决。康德则第一次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反过来而思之”。尽管康德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即他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却第一次使哲学基本问题得到了确立。正是在康德的结论基础之上,才有了后来的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是最能体现恩格斯的哲学观点的著作之～,书中恩格斯理清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关联,使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有着十分深厚的学理根基。反之,也使得我们从中更加理解是如何通过对他们的思想成果的进行扬弃和发展后而深刻地解答了自己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又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批判
在《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辩证法思想的讨论是从回顾德国1848年的革命开始的。他指出这场政治革命的前奏是德国的哲学革命,没有这种思想上的重大变化就不会产生以后的政治变动。但是恩格斯紧接着提到了法国大革命,并将其与德国革命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反映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认为在哲学上法国人要远远比德国人表现的激进,他们为了自己所相信的思想和主张敢于同法国当权者做激烈的斗争,豪不畏惧各种危险,而德国人在哲学上却表现的很保守,在行动也并不积极,但是这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革命的因素深藏在晦涩的言辞之下,而这种对革命有所论证的观点为事实证明对1848年的德国革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恩格斯的《终结》就是从分析在德国出于主流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革命因素入手的。Www.133229.COM恩格斯认为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革命因素的思想就是黑格尔提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可以是仁者见仁,知者见者的。对于德国当极者而言,这是关于自己合理存在的最好证明,而德国的自由派也是因为如此看待而表达了对这一哲学命题的愤怒,但是,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德这一命题中却包含着正好与此相反的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素,而这一点也曾经被德国诗人所指出。在这个哲学命题中,黑格尔用合乎不合乎理性来衡量现实事物的存在价值,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似乎正是证明了当时德国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后半句又恰恰限制了前者,隐含与前半句可能截然不同的结论。恩格斯指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黑格尔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思想成分,不论现实怎样,用理性来衡量和决定一切现实事物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这就必然要受到现实事物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制约,在黑格尔看来事物都是出于变动不居的发展过程的,没有任何事物在限制自身的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时毫不为其所动,那么此时被理性证明是合理的事物就不可能在另一时间也被理性如此证明,反而有可能向着先前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一切事物存在的合理性都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所改变,由此可以引申出旧事物原先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外在条件的变化而丧失后就必然会被合理性已然实现的新事物所取代,或者即恩格斯所说的“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在黑格尔的命题中蕴含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而应该是“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人类世界里并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凡是现存事物的合理性都只是暂时,因而它们也只能暂时的合理存在,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因素。
恩格斯在《终结》里虽然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作为唯心主义的缺点,但是更强调了黑格尔哲学中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且积极肯定了黑格尔在哲学上的这种伟大成就。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所以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采取批判扬弃、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的,通过对黑格尔的哲学命题的分析揭示出其辩证法的实质内容,进而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个部分里主要是清理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对其哲学体系与辩证法思想之间存在革命性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进行了透彻地分析,为后文阐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做好铺垫,因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积极成分后创造出来的,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和哲学存在着渊源关系,要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
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批判
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二个部分里将讨论的焦点转移到唯物主义之上。他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根据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可以在哲学上区别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这个基本问题在哲学上也可转变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而区分可知论者和不可知论老,他指出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的,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而以休谟、康德维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却“否认了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随后,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突破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哲学的突破不仅受到了“纯粹思想的力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起到的推动、促进的作用。但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只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了唯物的观点,在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时就停止不前了。而且费尔巴哈没有将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与唯物主义具体的发展形式区别开来,所以在他眼里的唯物主义就只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而非其他。但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它将人简单地看作像机器一样,企图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来研究人,而且它无法“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当然这些局限和机械唯物主义所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非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
恩格斯接着分析了施达克寻找费尔巴哈哲学中唯心主义因素上方向性的错误。施达克只是将一些表面现象当作了唯心主义的表现,比如认为费尔巴哈哲学中追求“理想目的”的观点或反映在人脑中的“理想的意图”即是唯心的表现,甚至还将费尔巴哈哲学主张人类“总的来说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信念”简单的当作是唯心的。
简而言之,在《终结》这部分的内容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费尔巴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突破,这是费尔巴哈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但是也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性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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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主要仅止于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已,继续深入下去后就无法坚持这种唯物立场了,更深入的详细分析在《终结》第三部分里得进行。
恩格斯在《终结》一书的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与伦理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唯心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思想性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比较起来相差很远。
三、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阐述及应用
《终结》的第四部分是恩格斯所写全书的核心所在,他在这里简要而详尽地阐述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并通过运用这一观点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与宗教发展来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恩格斯《终结》的主旨,就是从哲学上理清马克思的哲学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阐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突破,是适应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的最高哲学成果,树立马克思的哲学在德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部分开始,恩格斯就比较了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他认为这些人中只有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哲学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4
关键词：唯物主义；历史变迁；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86-02
唯物主义的历史变迁是时代的变换和人类理性觉解的结果，然而无论经过何种变迁，以“物”的第一性和合法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一直是一条不变的定律。从唯物主义理论产生至今，其主要经历了三种形态的历史变迁，即古代形态的独断论的唯物主义、近代形态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和现代形态的实践论唯物主义，这三种形态中的“物”却有不同的内涵，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渐渐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不同阶段的“物”的反思，是对新旧唯物主义整体发生历史变迁的缘由探析的最好路径；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主体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的反思，是追寻新旧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变迁的直接方式。
一、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及“物”的理论内涵的历史变迁
古代形态的唯物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将世界的本原解释为不变的实体，即具有空间特征的有形可感之物。即从以泰勒斯“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为标志，直至“气”和“火”本原学说相继被提出，再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理论，都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说。这一时期有关世界本原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产生于对原始宗教的斗争，力图以自然原因去解释自然现象，这种素朴的直接性态度，是独断论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一时期的主体人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主客还在一种直观的同意之中，并不存在对立面的分化。这些主体在这里仍旧是一般的实体，并不是通过深刻的理性反思而确立的，只是对世界的直接性的把握，因而是一种未经反省的哲学思考，是一种直接设定的有关解释世界的原则。这种具有不经反思的自明性的哲学理论本身就是自发的，因而古代形态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独断论唯物主义。
近代形态的唯物主义萌芽于14至16世纪，形成于16至17世纪，并在18世纪达到顶峰，而近代自然科学与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是不可分割的，这一时期的实证科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思考也是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由于近代自然科学本身就充满着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哲学精神，体现出了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和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因而追求精确性和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成为其主要特点。而这一时期的哲学为了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也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逐渐分化出两大阵营，即“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理论可以追溯至“经验论”这一派别，因而对“物”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倾向。然而与古代形态的唯物主义相比，这一时期的人是站在现实的自我意识的立场，是随着人们对自在存在的反思出现的，并不是主观的质朴思维，而是已经面临了思维与自然的直接对立。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培根、霍布斯和费尔巴哈等人，此时的自我意识与实体相对立，人们也渐渐开始探究知识的可靠性，但是也使人们陷入了一种单纯的感性直观的局限中去，认为只有有形的、原则上可感知的事物才能作用于人的直观，也只有感性经验才是客观知识的来源，思维是以感性经验为中介而统一于外部的存在的。因而，这是一种结合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是不彻底的经验论唯物主义。
由于经验论最终的走向是不可知论，因而是倾向于唯理智主义，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现代唯物主义开始直接关注人类生存的物质实践活动。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在现阶段一般直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其缘起于《反杜林论》中马恩二人首次提出的“现代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现代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维科学为依据，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整体，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整体观的否定之否定。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进而提出具有实践本性的新唯物主义理论。新旧唯物主义理论对“物”的理解是站在不同角度上的，因而是有本质区别的。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将“物”解释为具有直观形象的实体，而是以一切实体和实存的关系作为其新的理论出发点，是一种彻底的实践论唯物主义。
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阶段性裂变
由于三种形态的唯物主义的划分是以时间为界限的，因而这三种形态的历史变迁也与不同时期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解程度息息相关，是人本身理解的深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古代形态的独断论唯物主义到近代形态的经验论唯物主义，二者的递进是发生在人类自我意识外部的，即从自我意识的表面向内涵的转变。而这样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科学的启蒙和人类理性的发展。人类在经历了理智的蒙昧状态之后，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研究的大幅刺激，促使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方式逐渐倾向于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人类的思维发展也逐渐分化出主客二元对立的状态，即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对立。虽然近代唯物主义只是在自然观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在感性直观的领域即历史观上仍旧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倾向，从混沌状态向对立状态的转变，就是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的主要表现，这是一种人类自我意识外部向自我意识内部前进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关于“物”的理解仍旧是直观的实体性的，是形而上的。本原问题根源于人的产生和人的认识，追求本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区分现象和本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从近代形态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向现代形态的实践论唯物主义的转变则是发生在自我意识内部的一次裂变，这是一次有关人的立场的根本性的转换。正如恩格斯所言，“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凡事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达完全抛弃了”[1]，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进入全面的自然科学主宰的时代，对于一切未知的自然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在自在层面的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具有争议性，即自明性的物质世界为物质本原与物质第一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此时的人不再是抽象的理智的人，而是其全部的人类活动，人就是他的生活。而关于“物”的理解已经不单单是可触可感的实体，其中更包含了能动的人的全部生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而是一种辩证的浑圆的思维方式，即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三、新旧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变化的深层原因分析
独断论唯物主义、经验论唯物主义和实践论唯物主义的共性和区别集中体现在一点，即对“物”内涵的异质性分析。三者均是以可感的、空间性的物质存在去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解决这一理论内涵变化的深层原因这一问题，还需要追溯至其根源层面上，即人的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就三种形态的唯物主义关于“物”的本质理解的方式来看，可将三者分为新旧唯物主义两种阵营，旧唯物主义包括古代形态的独断论唯物主义和近代形态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即直指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即实践论唯物主义。前者是典型的西方传统哲学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而后者是改变世界的现代哲学的破除两极对立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不同思维方式支配下，使人对世界和对人本身的认识不同。
旧唯物主义持有的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感观所达到的经验对象并非是真正的实在，他们背后的本质或本体才是决定他们的表现的直接原因，因此，只有去追寻现象背后的真实的实体才是对世界的有效把握方式。依据这样一种尺度，所形成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被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认识论、历史观等等，进而也便形成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强调的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是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哲学的称呼。这个名称说明哲学既不同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也不同于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当然更不同于形形的唯心主义哲学，而是对以往全部旧哲学的根本变革，是在吸收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植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文化土壤中的、反映时代精神精华的全新的唯物主义哲学[2]。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批判旧哲学和开辟新世界的任务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马克思的哲学开启了哲学史的伟大变革，实践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手段，它的诞生和运用是人类思维史上的伟大革命。实践思维方式的最终形成使人的认识活动不断全面具体化并使人的生存活动的不断自觉化，推动了整个哲学观和世界观的变革。实践思维方式揭示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并不是人与世界的外在的对立，而是人的认识活动与所要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对立，在理论上具有革命性意义。马克思在实践思维方式下展开的整个哲学革命，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在实践思维方式中不断确证自身，为现实的人提供了成为自身的可能性。人自觉地运用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造成了整个世界自觉向前的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赵家祥.要全面历史地把握的哲学思想――兼谈坚持互补性思维方式， 克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J].哲学动态，1999，（4）.
[3]吴晓明.哲学之思与社会现实[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俞吾金.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改造及其启示[J].复旦学报，2011，（1）.
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5
关键词：唯物主义；物质；上帝；心灵
中图分类号：B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60-04
作者简介：刘志洪（1982- ），男，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
常用而熟悉的重要概念的含义时常得不到准确全面的理解，人们甚至还时常由于熟知而误以为真知，轻信流行的观点而不考察其合理性。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唯物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只有一种含义，以为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含义的概括是绝对正确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考察过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含义概括的科学性。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使恩格斯、列宁，甚至马克思对思想史的把握也可能是不够准确的，而且即使他们完全正确，我们也不能无批判地完全照搬他们的观点，而必须在作了批判性的考察后才能接受。作为研究者，必须严禁无分析的接受。总之，不能仅仅依据经典作家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概括来理解和规定唯物主义的含义，而必须根据自己独立的考察获得唯物主义的含义。根据笔者的考察，唯物主义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多种含义，除正统含义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含义；恩格斯对唯物主义概念含义的概括存在一些不足。
事物的名称时常不和事物同时出场，往往是事物先行出现，而事物的名称则在一段时间之后才形成，有些甚至还姗姗来迟。从后人的观点看，众多唯物主义思想在西方哲学肇始之初就已经登上哲学舞台了。然而，唯物主义概念直到两千多年后的17世纪才被创造出来并使用开来。［1］3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和归纳近代思想家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规定来概括唯物主义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含义。由于近代思想家们几乎都没有正式对唯物主义作出明确界定，因此，作者的分析主要在于近代思想家们关于唯物主义的论述，尤其是直接的、重要的论述。
一、唯物主义的正统含义
先看唯物主义的正统含义。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最具代表性的几位近代哲学家的观点。最早论述唯物主义的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写道：“唯物主义者……只承认物体。”［2］6在莱布尼茨看来，唯物主义者的错误在于“认识到了事物的本原中的能力，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智慧（指上帝的智慧――引者注）。”［2］9显然，莱布尼茨认为，唯物主义只承认物质性的实体的存在，否认非物质的实体――上帝和心灵的存在，也不承认上帝的智慧。贝克莱提出，他和唯物主义者都承认外界有一种和人不同的存在物影响人，但他认为这种存在物是精神，而唯物主义者“肯定说它是物质”［3］。可见，在贝克莱看来，唯物主义主张在心灵之外客观地存在着物质，并对心灵（自我）起决定性作用，是形成观念的根本原因。
伏尔泰认为，引入唯物论的人“相信宇宙是无限的而且充满物质。而物质又永恒不灭”［4］167。伏尔泰还提到，早期几位神甫错误地认为灵魂是物质性的，而“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徒然援引了教会的几位神甫词意含糊的话。……整个基督教会决定说灵魂是非物质的”［4］37。可以看出，在伏尔泰看来，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存在，并且是自在自为、普遍必然、永恒无限的；世界是由物质及其运动自我形成的；上帝并不存在，宇宙并非由上帝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和统治；灵魂也是物质性的，是具有形体的。拉美特利强调唯物论是正确的：“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物质实体――引者注），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5］73基于此，拉美特利讽刺唯灵论：“硬说有两个不断地互相接触、互相影响的实体绝对不相容地对立着。”［5］74显而易见，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实体，宇宙中只存在物质实体及其各种变化的形式；所谓的心灵实体及其同物质实体的对立并不存在，上帝更不存在。
康德指出：“唯物论者仅仅把物质纳入他的体系。”［6］338他认为：“针对唯物论的危险来保障我们能思维的自我……不会还剩下一些惧怕，即如果人们除去物质，一切思维乃至能思维的存在者的实存就会由此被取消。”［6］339显然，在康德看来，唯物论主张只有物质真实存在，心灵并不真实存在；物质是思维的实体和基础，思维是物质的性质和功能。而在黑格尔那里，法国唯物主义“把感觉和物质看成唯一真实的东西，把一切思维、一切道德方面的东西全都归结为感觉和物质，认为只是感觉的变相”［7］230。“哲学就过渡到了唯物论……一切思想，一切观念，都只有在被理解为物质性的时候，才有意义；只有物质存在。”［7］230显然，黑格尔认为，唯物主义主张物质是唯一真实的实体（存在），只有物质真实存在，上帝和心灵实体并不存在；思想观念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性的。
综观上述哲学家（值得说明的是，费尔巴哈赋予了唯物主义一种特殊的感性唯物主义的含义：重视感性和直观。这也有力地论证了本文的观点。不过，本文不分析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因为在笔者看来，费尔巴哈哲学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而非人们过去所认为的近代哲学。参见刘志洪《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感性唯物主义――重新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唯实，2010（5）：41-45）对于唯物主义的论述，笔者认为，可以把近代哲学家们赋予唯物主义的含义概括如下：物质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实体，上帝和心灵实体并不存在；世界是由物质及其运动构成的，物质世界及其运动是自为的并具有客观规律，而不是上帝、心灵实体和思想观念对物质世界起决定作用；物质而非上帝和心灵实体是思想观念的根本原因。这种含义是唯物主义概念正统的、主要的含义，至今仍然如此。对比这一含义，可以看出，我们过去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是不够准确全面的。
分析近代哲学家们关于唯物主义的这些重要论述，还可以初步把握近代唯物主义的总体特征。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近代哲学渴望从理论上总体、根本地把握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建构并提供一套系统的世界观。这也是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它们的哲学观相一致的目的和任务。近代哲学区分了心灵和物质：心灵是人的理智、思维、思想和精神等观念性的东西，主要是认识方面；而物质则是心灵之外真实存在的并可以通过感官感知的物质性实体；在世界之上还有创造全部世界的上帝。这样就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三大实体：上帝、心灵和物质。近代哲学家们普遍认为，通过解决上帝和心灵同物质的关系问题就能够总体、根本地把握全部世界的总体图景、基本性质、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于是，上帝和心灵同物质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成为近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焦点。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问题：在上帝、心灵与物质中，何者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何者起决定性作用？何者是思想观念的根本原因？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基本派别。唯心主义强调上帝和心灵实体的存在和作用，否定物质的作用；而唯物主义则强调物质的存在和作用，否定上帝和实体意义上的心灵的存在和作用。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这样形成于近代哲学家们对于上述最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之中。
显然，唯物主义正统含义的三个要点之间存在有机联系，这体现在近代唯物主义所回答的上述三个问题的密切相关。在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关涉上帝、心灵实体和物质的存在――是否真实、客观地存在，后两个问题则关涉它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作用。当然，物质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实体，而上帝和心灵实体并不存在，这是唯物主义概念首要的含义。这个含义之所以会成为首要的含义，是因为它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三个问题中最具前提性。
在笔者看来，恩格斯晚年对唯物主义正统含义的概括存在着两个并非毫不重要的不足。其一，恩格斯遗漏了上帝（在笔者看来，尽管理性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绝对的主流形态，近代哲学力求以理性为准绳审判一切，但是，在中世纪哲学中统治一切的上帝在近代哲学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仍然存在并且实际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近代的哲学理性和理性哲学同上帝的关系是暧昧的，上帝甚至仍然是众多近代哲学无条件和不自觉的本体。之所以近代哲学对本体的讨论不如古代哲学热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已经有了上帝这个绝对的本体）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这是近代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争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超过了心灵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尤其在唯物主义概念产生之初的两个世纪，近代哲学家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是上帝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虽然恩格斯也顺带提到唯心主义主张上帝存在，但并没有将其同物质的关系当作一个主要问题。其二，当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生、谁产生谁的时候，恩格斯实际上已经肯定了物质和精神的存在，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只在于谁产生谁而不在于他们是否存在。然而，在大多数的近代哲学家看来，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自分别只承认物质和上帝、心灵实体的存在，否定对方所主张的实体的存在。这就是说，在近代哲学中，物质和上帝、心灵实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近代哲学家们对唯物主义的含义比较一致的理解和规定的表面下，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具体理解和规定，这主要是由于对“物质”、“存在”含义的不同理解和规定造成的。物质、存在是唯物主义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对物质、存在含义的理解和规定不同，对唯物主义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势必也会不同。而近代哲学家们对物质和存在的含义的理解和规定大致有两种：大多数哲学家把物质和存在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实体，而少数哲学家理解成传统本体论的思辨的抽象的物质，比如贝克莱、梅利叶、费希特等人所说的“物质本身”。诚如叔本华所说，唯物论作为说明的最后根据的“客体事物可以是只被思维而在抽象中的物质，也可以是已进入认识的形式而为经验所给与的物质或元素，如化学的基本元素以及初级的化合物等”［8］。非常有趣的是，有时同一位哲学家对物质的含义也持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最大的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如此。黑格尔有时把物质理解成感性的、有形体的东西。他说，唯物论“认为只有有形体的东西才是实体，除了人们的手可以摸得着的东西如石头、橡树外，没有实在”［9］208。显然，在这段话中，黑格尔把“物质”理解为“感性的东西”、“有形体的东西”。然而，黑格尔有时又认为唯物主义的物质是思辨的抽象的物质。他批评唯物主义道：“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抽象的物质观念却被认作一切感官事物的基础……个体事物的基础。”［10］显然，在这段话中，黑格尔又把唯物主义的物质理解成一种思辨的抽象的物质。在他看来，唯物论的“物质的本身”也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也是思维的创造物，只是一种“抽象的物质观念”，并不现实存在，更不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具体的感性事物的基础，从而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成立。显然，黑格尔对物质的理解是严重不一致的，而对物质的这种不一致的理解又造成了他对唯物主义含义的不同理解。可见，对于物质和存在含义理解和规定的不同造成了近代哲学家们对唯物主义具体含义理解和规定的不同。
二、唯物主义的其他含义
除了正统含义，唯物主义概念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还有多种其他的含义。唯物主义概念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被赋予了道德伦理方面的含义，不仅普通民众，而且思想家们也经常把唯物主义的含义理解为纯粹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伏尔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写下过这样的话：“我们以为作者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既耽于声色犬马之乐，又对一切感到厌恶。”［11］显然，这是把唯物主义理解为毫无理想而耽于物质享乐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托克维尔也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这种物质主义，他说，有一种人“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拼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和不讲道德的幸福”［12］16。物质享受“如果过分，则会很快使人相信一切只是物而已；而唯物主义便使人疯狂地追求这种享受”［12］178。可见，在不少思想家眼中，唯物主义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含义是纯粹追求物质利益、物质享受，等同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实利主义这些必须被立即清除的低俗思想。对于这种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也非常形象地进行过刻画。不过，在恩格斯看来，这是被误解了的唯物主义的形象，唯物主义的这种含义实际上是“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然而，如上所见，实际上，不少思想家都是如此理解和规定唯物主义含义的，唯物主义概念从产生伊始就被赋予了这种含义，并伴随唯物主义概念始终。这就是说，唯物主义的这种含义并不完全是由教士和庸人有意歪曲强加造成的，同时，也是由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异于西方正统观点从而在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长期的传播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唯物主义概念的一种含义。在现代英语、德语和法语等重要语种中，唯物主义一词都含有物质主义、实利主义、享乐主义含义。
西方近代思想史还产生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近代科学在那个时代已形成的基本观点，如物质世界是运动的，且运动是有规律的；整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像庞大机器的有机系统，等等。显然，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同正统含义上的唯物主义相关和相近，不过，它们之间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异：近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一般都不否定至少不明确否定上帝和心灵实体的存在，相反，许多近代自然科学家都真诚地认为上帝存在，而正统唯物主义明确否定上帝和心灵实体的存在。因此，作为无神论的近代正统唯物主义的出现要比近代自然科学晚很多。近代前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很少有否定上帝存在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著名的思想家中，直到18世纪，“百科全书派”才第一次公开举起无神论的大旗，他们无愧于“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称号。在近代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中也产生了一些素朴的注重物质利益和物质因素作用的唯物主义思想，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英法两国历史编纂学的唯物主义。不过，这种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非常素朴而零散，比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逊色很多。
在笔者看来，本文的考察具有三个理论意义。首先，这是研究者对唯物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含义所做的独立的系统的考察，改变了以往过分依赖恩格斯晚年的概括而不进行独立的系统研究的不合理状况。我们不能躺在创始人留下的财富上睡大觉。无可置疑的是，不管考察的结果正确与否及程度如何，这个考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其次，对唯物主义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几种不同含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正统含义有了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一定程度地理清了唯物主义概念的真实面貌，有助于破除人们对唯物主义的各种不解、误解乃至曲解。尤其是破除了在我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唯物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只有一种含义的传统观念，并发现了恩格斯晚年对唯物主义含义概括的不足。最后，为重新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含义及其独特性提供了条件。笔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赋予他的新唯物主义一种和唯物主义的其他含义不同的独特含义。把握了唯物主义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各种含义，就可以将它们作为理论参照，把新唯物主义同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含义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1］刘立群.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用过“唯物主义哲学”一词?――也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元哲学问题的探索［J］.泰山学院学报，2005（2）.
［2］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4.
［4］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8.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208.
［10］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5.
近代哲学基本问题范文6
杜威课程论经验内涵外延杜威的教育理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其中他对课程和教材的见解，很久以来，人们总是感到不是很明确。我们认为，杜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活动中，他对课程与教材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个时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早期，他主张在学校里“活动作业”应该占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在《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之中体现，《杜威学校》一书中也提到过。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这个时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中期，他对课程与教材的看法从主张以“活动作业”为中心改变为“活动作业”与“分科教学”并举，这种观点体现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之中。第三个阶段，是从30年代一直到他于1952年去世，这个时期从整体上看，虽然他还坚持原来的主张，但是这时他已比较着重向青年一代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了，特别是对专业人员的培训，他认为通过各门课程来进行分科教学应占个主导地位，这种观点体现在《人的问题》之中。
众所周知，对于课程与教学论而言，两个恒久的基本问题是“教学什么”和“如何教学”，涉及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根本问题。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教学”的问题，其教学观是包含了“‘课程’的‘大’教学观，他的教学论是包含了课程论的‘大’教学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教学什么”成了实施教学之前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斯宾塞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杜威的《儿童与课程》（1902）以及《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考察。杜威认为，方法从属于教材，方法是为了某种目的运用某种材料的一种有效途径，教材与方法应加以统一。“经验作为洞察所尝试的事情和所承受的结果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过程，撇开控制这个过程所作的努力，教材和方法并无区别。只有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个人所做的事和环境所做的事。”他的经验课程思想把教学方法与教材当作一个整体，从课程的角度开始讨论教学的问题，实现了从教学到课程的转移。
“经验”一词，是杜威教育理论尤其是其课程理论中的关键词。国内许多课程研究者对杜威经验概念的理解有误，往往将之视为间接经验，视为一种只与人的认识相关的事情，将经验的过程视为被动的认识的过程。这种理解并没有将杜威的经验概念与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概念区分开来，没有看到杜威对经验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深刻的改变。
杜威的“经验”既不同于古代的“经验”，也不同于近代的“经验”。他对传统的“经验”概念作了改造，赋予它以新的含义。
一、克服了经验与理性的对立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经验作为一个与理性，与知识对立的概念而受到轻视。理性主义认为，“关于经验，有某些在道德上危险的东西。例如，的、好色的、物质的和世俗的兴趣类词语所暗示的意义。”他们认为，经验是未知的变化的，是不可信赖的。杜威对传统的理性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经验不再是感官被动获得的一些散乱的感觉印象，而是机体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经验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经验在它自身里面含有结合和组织的原理，而无须一个外在的所谓理性来提供这种原理。在杜威看来，理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智慧”，一种使经验更富有成效的“智慧”。因此，这种理性是一种新理性。这种新的理性与新的经验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运用智慧的过程。
二、拓宽了经验的外延
西方近代哲学往往视经验是认识的一个阶段，将经验与感性认识相联系。经验论遂成为一种感觉论，一种认识理论。杜威认为，新的经验概念使近代认识论关于各种问题的讨论失去意义，知识依然很重要，但现在首要的事实和基本的范畴是“在利用环境以求适应的过程里所起的有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知识是从属于这个相互作用的适应过程的，知识的来源问题更是第二重要的问题。知识不再是孤立、自足的东西，感觉也失去其作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成为行为的刺激。杜威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认识与知识的问题的。经验不再是像旧认识论那样被视为感觉作用和感性认识，而是一种行为、行动，它当然含有知的因素，但在此之外，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等因素也是经验的构成部分。经验不再仅仅是与认识有关的事情，认识的、情感的、意志的等理性非理性的因素皆涵盖在内。在教育上，学生“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就不仅仅是学知识，经验成为儿童各方面发展和生长的载体。“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中的“经验的改造”也就不只是知识的几类，而是构成人的身心的各种因素的全面改造、全面发展、全面生长。因此，在讨论杜威教育理论时，只把经验同知识和认识联系起来是远远不够的，在探索经验与课程、教材的关系时尤应注意这一点。
三、杜威强调了经验中人的主动性
感觉主义经验论把经验看作一个被动的认识过程，洛克的“白板说”是典型的例证。杜威则认为，经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单是有机体受着环境塑造，还存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他认为忽视经验的根深蒂固的和运动的因素，是传统的经验哲学的致命缺点。杜威指出，始于近代的直观教学法和实物教学法是以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为理论基础的，在实践中，“‘直观教学’往往把感觉活动孤立起来，把它作为目的本身。实物愈孤立，感觉的性质也愈孤立，感觉印象作为知识的单位也愈清楚。正因为近代经验主义具有被动性、片面性、孤立性、机械性，杜威认为尽管它对学校的课程和教育方法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经验主义“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学习过程的哲学”。因此，需建立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哲学作为教育的基础。
杜威对经验的改造，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哲学上克服行为与认识、经验与理性、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努力。明确这一点，对于深刻理解他的课程论与教学方法论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79-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