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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直接投资范文1
关键词：直接投资；异常资金；外汇监管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减弱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国资本项下呈现出收支双向大幅增长的整体态势，收支顺差和结售汇顺差进一步扩大，外资流入呈现渠道多样化、形式复杂化的特点，其中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在流入方式、结汇使用等方面表现异常。在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增强，国内房地产等行业投资依然过热的背景下，对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流入应予以高度关注。
一、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流入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从投资行业上看，非生产型外资企业增长较快。国内利用外资一般以生产型企业为主，但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和我国利用外资速度加快，非生产型外资企业的设立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除传统的外资房地产企业外，主要是各类咨询服务公司,这类企业名目繁多，注册资本大小不等，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经营范围较模糊，资本金结汇是否用于自身经营活动往往难以核实。
（二）从资金来源看，缴款人与投资人不一致现象增多。正常情况下，外资企业的境外汇款人就是外方投资人，投资人与缴款人保持一致。外方投资者与缴款人名称不一致原因较多，有些是投资者为实现正常投资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反应了投资者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一种合理诉求；有些则是在投机等非正常动机驱动下产生的非法交易行为，特别是境外同一汇款人多次向境内不同企业汇款，带有明显的地下钱庄资金运作特征。
（三）从资金流入速度看，注册资本提前到账明显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注册成立以后，企业根据开工进度和商务部门的批复规定分批汇入注册资本，并逐步结汇使用。但有些企业资金到账与企业实际运作情况明显不相符，出现注册资本到账快、结汇快等异常现象，这些企业往往在短期内完成外汇登记、注册资本快速到位，有的企业甚至当日办理外汇登记并开立外汇账户，次日资本金全额到账。
（四）从资金使用看，存在较多结汇用途与经营范围不一致现象。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应在工商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超范围使用不仅改变了资本金结汇用途，违反了相关外汇管理法规，而且投资的真实性大多存在问题，甚至是虚假投资。例如淮安市某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范围为货物仓储及配送，资本金4790万港币到账后结汇全部用于购买无形资产，明显与公司经营范围不符。
（五）从外汇年检看，非正常不参检企业增多。外商投资企业每年要按规定参加外汇年检，向外汇局报送前一年度的外汇收支及经营情况报表和年度审核报告，以便外汇局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和资金到位使用情况，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外汇违规行为。外资企业除注销以及转中资等原因外，应及时参加外汇年检，否则将被暂停办理新的外汇业务。近年来，企业非正常不参加外汇年检明显增加，不少企业成立第二年人去楼空，无法联系，其投资真实性不言而喻。
二、异常外资流入的原因分析
（一）内外部经济环境反差是直接投资异常流入的直接动因。从国际看，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市场不稳定，加之美国等实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同时，将基准利率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超低水平，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较大利差，从而导致大量国际资本加速流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国内看，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影响下复苏，高速的经济增长及伴随着的后发优势使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同时，随着涉外经济发展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也成为吸引异常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
（二）招商引资偏好为异常外资流入提供了隐性“政策保障”。利用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满足国内生产建设的资金需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最终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引导，但“重量不重质”招商引资偏好短期难以改变，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运动式”倾向，层层下达引进外资任务导致“全民”招商的不正常现象，甚至采取招商引资一票否决制。这一方面造成了外资近年来的集中和大规模流入，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有些基层地方政府部门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不惜通过非正常手段违规引入虚假外资，客观上助长了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汇资金的流入。
（三）外汇指定银行重服务轻监管导致代位监管不力。自2002年以来，外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这项改革举措在便利企业的同时，增加了外汇指定银行的监管职责。随着更多传统外汇指定银行上市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导致各银行在外汇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外汇指定银行作为外汇政策执行者与外汇利益经营者的利益冲突日益显现。有些外汇指定银行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能处理好服务企业和代位监管的关系，对企业资本金结汇审核把关不严，业务操作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向外汇局报告不及时、不完整，甚至帮助企业变相结汇规避管理。
（四）现行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制度对异常外资流入难以有效控制。当前资本金结汇制度在服务企业、实施科学监测和控制境外资金异常流入风险等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管理理念的要求。表现为在结汇管理中过分依赖于银行对企业资本金结汇的表面真实性审核，忽视了对企业资本金结汇资金实际用途的后续管理；同时,缺乏有效的资本金结汇监测分析机制，管理系统以业务操作为主，监测分析功能相对薄弱，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和企业外汇年检的财务数据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以事前审核为主的现行资本金支付结汇制度一方面造成企业结汇手续繁琐和银行业务成本不断增加，与当前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改革精神相悖；另一方面也未能有效防范异常外汇资金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流入，企业资本金违规结汇游离于外汇监管之外。
（五）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管理信息交流不畅弱化了对异常外资流入的监管。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涉及商务、工商、外管、税务和开户银行等多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但目前各相关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一是外汇局与工商、税务、商务等部门之间未建立信息交流长效工作机制，信息不能及时共享，难以充分掌握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状况；二是外汇局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反洗钱系统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联系机制，无法实时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后人民币资金的真实去向进行跟踪监督；三是外汇局与外汇指定银行信息交流体系不健全，银行报送的资本金到账及结汇备案信息过于简单，外汇局无法及时了解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的详细情况。由于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汇资金大多披着合法的外衣流入，相关监管信息交流不畅通使外汇管理部门无法及时、准确对直接投资项下异常外资进行甄别和查处，增加了对外资资本金结汇真实性监管的难度。
三、加强异常外资流入监管的对策建议
异常外资大量流入将进一步推高国家外汇储备，弱化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增加通货膨胀的治理难度，必须积极调整当前外汇管理政策，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对异常外资进行有效监测分析和管理。
（一）转变招商引资理念，引导外资合理、规范流入。地方政府部门应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招商引资的关系。一是要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使外资流入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二是要注重引资质量，重点在优化环境和改善服务上下功夫，而不应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招商引资数量，人为放宽相关的管理规定，造成虚假外资甚至是“热钱”的大量流入，影响外向型经济和招商引资工作的健康发展。三是要主动协同外汇管理部门对资本金的流入和结汇进行跟踪监管，堵住虚假外资流入渠道,从源头上确保外商直接投资的真实和有效。
（二）改革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式，实行分类管理和意愿结汇制度。从长期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应从重外商直接投资登记、开户和验资询证等行政性审批业务向重资本金结汇资金使用的监测分析转变，资本金结汇制度改革应顺应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和促进投资便利化的要求，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放”与“管”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意愿结汇，分类管理。根据外商投资企业的守法或外方的资信情况进行分类，对正常企业允许其资本金按照意愿结汇，便利合规经营企业资金使用，对风险企业实行有条件结汇，依托非现场监测工具对结汇人民币资金流向进行重点监控。
（三）完善直接投资项下异常资金跨境流动非现场监测机制。首先，进一步完善资本金结汇资金支付的非现场监测内容，将资本金结汇人民币资金收支信息纳入监测系统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该类账户与其他人民币账户之间资金划转的全程监控，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非现场监管指标，及时对发现的异常支付或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进行现场核查。其次，建立外汇年检数据分析监测制度。企业外汇年检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外汇收支情况表事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全面掌握企业的资金来源、占用以及经营状况，及时发现企业异常或违规交易的线索，最大限度地发挥外汇年检信息对异常资金流入的监测预警作用。
（四）强化外汇指定银行真实性审核责任。银行在办理资本金结汇业务过程中，要运用KYC（Know Your Customer）原则，充分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基本信息，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中有关经营范围、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资金到位进度条款等相关内容进行充分掌握，注意审查其注册资本是否与企业生产经营范围、规模和行业特性相符，企业生产经营规模是否符合当地实际，一旦发现疑点就应列入跟踪管理重点对象并及时向外汇管理部门报告。对未有效履行资本金结汇监管业务的外汇指定银行要严格按照外汇管理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强化银行在办理外汇业务时的真实性审核义务。
（五）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加大对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针对当前直接投资异常增加以及资本金流动、结汇使用的特点，加强与公安、商务以及人民银行反洗钱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跨系统的异常投资外汇资金协作监管机制，互通信息，协调行动，共同防范和打击热钱等非法外汇资金通过投资方式流入；同时，建立跨地区外汇局之间联合办案机制，明确工作流程和工作职责，通过联合检查、延伸检查等方式，提高对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异常流动检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外汇直接投资范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4］wilhborg clas.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j］.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1978：67-121.
外汇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升值
1 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汇率对FDI的影响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汇率水平的变动(货币的贬值或升值)，二是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稳定性)。汇率变动的这两个层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研究这两个层面的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
有关第一个问题，Cushman（1985) 考虑了一个两期的动态模型。模型不仅考虑了汇率的水平而且考虑了预期汇率波动的影响。通过分析生产地和销售地不同的四个对外直接投资模型，Cushman推断预期母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当因汇率升值导致的本国生产成本与在投资对象国本地生产成本的差额，大于在出口对象国直接投资的沉淀成本时，就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Cushman的理论被称为“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理论。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从1981—2000年日本在中国9个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对直接投资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认为汇率的波动程度等价于投资者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汇率频繁或剧烈地波动对于风险厌恶的对外直接投资者往往具有负面效应。Campa(1993)等学者采用期权定价模型得出汇率的频繁波动带来了很高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得越剧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汇率来诱使企业执行FDI决策。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多地考虑投资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大的汇率波动将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风险，而风险增大时投资者将要求更高的投资溢价以抵消可能出现的损失，于是放弃部分项目。
2 实证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所选变量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在ADF单位根检验的过程中，分别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DI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量EXR进行水平和一阶差分的检验，临界值取的是5％的显着性水平，从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两个变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上都是平稳的，即两个变量都是I(1)。
2.2 协整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阶单整，因此有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时间序列EXR和ODI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确定VaR模型滞后的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小，则误差项的自相关会很严重，但滞后阶数也不宜过大，滞后阶数过大会导致自由度的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当r=0时，似然率统计量的值是20.05，大于显着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零假设，接受r=1的被择假设。而在假设r=1时，似然率的统计量是3.03，小于显着性水平是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设。也就是汇率时间序列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估计得出的协整关系对应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号内的数是对应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民币的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因为本文的人民币的汇率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负相关表达的是当人民币升值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相应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就会相应变动34.06个百分点。
2.3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关系是否具有因果性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从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P值分别是0.0048和0.00098，说明变量lnODI对lnEXR在1％显着性水平上都是具有明显先导作用，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我国汇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对于lnODI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也说明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同样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和人民币的汇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的关系(这里人民币的汇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币汇率每变动34.0586个百分点，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变动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与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日元升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人民币的汇率的Ganger原因，同时人民币的汇率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导作用更加明显。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种必然，这样就会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企业也应该抓住这种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人民币的汇率也具有先导作用。现阶段，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够缓解我国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从而有利于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参考文献
［1］邢予青.汇率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世界经济文汇，2003(8)：12-20.
［2］王凤丽.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经济问题，2008（3）：5-12.
［3］夏坤，陈巍巍.对外直接投资和汇率关系的理论分析［J］.时代经贸，2008（7）：3-18.
外汇直接投资范文4
【摘要】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贷配给
【作者简介】金国轩，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实施的。我国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是资本输出的主力军，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自200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是什么导致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我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 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我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1990～2012年，我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 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作者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着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在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多是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而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更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本文拟从该角度进行探讨。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多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首先是融资难。目前，国内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我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限于贸易。
当市场失灵时必须靠“看得见的手”来发挥作用。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 与Dunning 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 （1977） 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unning （1981） 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而近期的一些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其中，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的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
在这些已有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面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分散风险和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
三、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是找不出即时的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 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 （1969） 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笔者认为是我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 （1973） 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我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我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尚有显著差距。其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造就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在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我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行业集中度较高。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这是造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这三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 金融抑制带来的是金融资源不足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缴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而这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 金融资源不足造成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削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 信贷配给使国企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扭曲。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的道德风险，我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这直接导致国有企业享受低利率而民营企业却受到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在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没有破产的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的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的建议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业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一）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
要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央行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二）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
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在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在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三）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业竞争
优化金融服务不能单纯依靠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更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准许民营资本进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市场竞争程度。
（四） 着力解决信贷资源有偏配置，确保各类企业公平参与跨境投资
在确保国有企业在支柱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应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金融支持，保证有投资意愿的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仇娟东.金融抑制、金融约束、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的互动关系探讨[J].现代财经,2011,(6).
[2]B.Ohlin.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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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ojima,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Business Operations[M].London:Croom Helm,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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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ir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1969.
外汇直接投资范文5
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演变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经历了一个管制程度由紧到松、覆盖范围由小到大、投资方式由简到繁、投资主体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归纳起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1979～2001年，相关外汇管理法规陆续实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改革措施，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但须一律报请国务院审批。1983 年，国务院授权原外经贸部为在境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审批和管理归口部门，原外经贸部据此于 1984年5月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1985年2月又制定了《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试行）》，初步实现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形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1989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并实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拟在境外投资的企业，在向国家主管部门办理境外投资审批事项前，应该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证明，由外汇管理部门负责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1990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境外投资相关细则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2.2002～2005年，投资资金来源及后续融资管理逐渐放松，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2002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对企业境外投资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支持。每年给予试点地区一定的境外投资购汇额度，在额度内允许投资主体购汇境外投资，优先支持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项目用汇。2003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和境外投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等两项行政审批，放宽了企业购汇对外投资的限制并且简化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审批手续。2004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中外资跨国公司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外汇资金境内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企业相互之间通过银行委托放款的方式进行，境内外汇资金境外运营可以通过自身财务公司进行，也可以由境内成员公司委托境内银行向境外成员公司提供放款。2005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将部分地区开展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广至全国，同时增加境外投资用汇总额度，各地外汇分局对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查权限从300 万美元提高至1000万美元。当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调整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将境内外汇指定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融资提供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将实施对外担保余额管理的银行范围由个别银行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汇指定银行，将可接受境内担保的政策受益范围由境外中资企业扩大到所有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企业，积极解决境外投资企业海外融资难问题。
3.2006年至今，管理方式持续改进，融资渠道继续拓宽，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2006 年 6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规模限制，并有效地破解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前期费用的资金需求难题。2008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又简化了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行政审批,增设境外主体在境内筹资、境内主体对境外证券投资和衍生产品交易、境内主体对外提供商业贷款等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境外投资管理法规依据的权威性进一步提升。为适应新形势下企业“走出去”的要求，2009年 8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实施《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和《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整合了近年来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结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上线运行，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和程序进行了简化和规范，提高了境内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地拓宽了境外企业后续融资渠道，促进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2010年以来，为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支持企业“走出去”，人民银行以个案审批的方式开展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个案试点。2010 年11 月，新疆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到2011年2月，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金额超过1133亿元。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进行了规范，进一步便利了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标志着人民币计价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正式启动。
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境外投资管理职能分割，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尚显不足。一是管理职能分割，管理效率较为低下。目前，对境外投资的管理涉及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以及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审批手续相对繁琐，影响了对外投资管理的效率。二是信息资源难以共享，监管合力不足。涉外管理部门未建立统一协调的协作机制，各部门根据各自管理侧重与职责范围分别设计开发应用系统，但针对同一主体不同业务内容与环节的管理资源与数据信息无法共享，降低了境外投资管理的整体质量和工作效率。
2.境外投资管理政策尚存漏洞，部分操作环节有待改进。一是部分境外投资企业游离于监管之外，境外投资管理尚存漏洞。由于历史原因，未经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审批或登记，而通过截留出口货款、境外设立办事处转为投资企业、实物投资、人民币投资等方式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尚未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这些境外投资企业长期游离于有效监管之外，造成境外投资统计数据失真，影响了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管理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二是部分政策规定在操作环节上有待改进。比如，银行办理境外投资资金汇出时对已汇出前期费用的扣减存在操作缺陷。外汇指定银行在办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汇出时，应扣减已汇出的前期费用金额，但在实际操作中，如若企业已汇出前期费用并非在该行办理，也未对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否在相关业务系统中从直接投资资金总额中扣减，则银行对费用扣减缺乏有效审核手段，容易导致汇出资金超出规模限制。再比如，境内企业将境外直接投资股权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实际操作程序不够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要求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相关资金应在境内以人民币支付，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应分别到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相关登记、变更或注销手续，未要求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股权出让方相应变更或注销操作进行审核，容易导致同一投资事项的重复登记。三是对境外直接投资非外汇出资缺少监管手段。政策对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出资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管理规定，但对非外汇出资缺少明确规范措施，特别是实物与无形资产出资，导致国家外汇管理局可能无法全面掌握境外直接投资情况。
3.境外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够。一是投资主体对“走出去”政策的研究不足，投资行为缺少规划。多数企业缺乏前期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可行性研究，对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缺乏深入透视和理性研究，在不具备境外发展实力条件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投资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管理水平较低，特别在财务管理方面漏洞较多，外汇投资资金潜在风险较大。二是境外投资资金的后续支持与服务力度不足。尽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向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或融资性担保以及境外放款的相关规定，对境内机构境外投资的融资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无论是放款还是贷款、担保都对境内主体的实力和资质有着较高要求，仍有较多投资主体在境外投资中面临融资困难，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4.境外投资资金流动难以监管，事后监测分析质效不佳。一是在当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境外直接投资登记手续相对简化，资金汇出放至银行办理，投资者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难以把握，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于境内企业经营规模、投资可行性以及境外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资金需求大小缺乏有效控制，投资企业可以故意夸大投资规模，将异常资金借助投资渠道汇出境外。二是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缺乏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境外投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掌握企业“走出去”的后续经营、资金使用、盈亏状况等情况，境内机构及其境外分支机构可以视境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通过关联交易随时调节资金跨境流动的方向和节奏，从而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冲击。三是目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普遍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现象，有关统计、监测与分析评估水平低下。每年一度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中，境内机构所提供的年检资料仍流于形式，无法对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情况准确获知，不能有效地发挥对企业的监管作用。
5.个人境外投资管理问题亟待研究，具体操作需要明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为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预留了政策空间，但迄今仍未有具体的实施办法及操作规程。随着涉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受境外资源、环境、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吸引，境内个人到境外进行直接投资具有需求强烈。按照现行管理架构，个人境外投资必须通过在境内成立企业或其他方式进行，但这样增加了投资主体交易成本，政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境内个人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从事实体投资经营活动，增加了外汇管理难度，也不利于“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对策建议
1.加强部门管理协作，共享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针对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中的多头管理及信息不共享的现状，建议由商务部会同工商、税务、统计、外汇管理等对外投资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联合发文，实施统一的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内容涵盖项目审批、汇兑、税收、融资、统计、监督等各方面，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建立各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管理体系。加强商务部门“直接投资管理系统”与外汇管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其他部门信息系统对接的可行性研究，共享监管资源，提高管理效果。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政策法规的操作性，便于企业了解掌握境外投资政策，降低政策制定和实际执行成本。
2.加强境外投资政策引导，促进境外投资健康发展。充分借鉴国际上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鼓励，资金上加以支持和帮助，为有能力有投资前景的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更广泛的国内配套政策便利与相应的资金支持，成立专门的推进机构，为企业提供投资区位咨询、法律事务咨询、投资目的地产业结构咨询等多元化、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后“站得稳”、“走得远”。
3.完善有关政策规定，堵塞外汇管理漏洞。完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对当前已事实存在的境外投资企业进行补办登记、批准手续，将所有境外投资企业纳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投资前期费用扣减的操作环节，改进相关系统操作功能，及时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前期费用在投资资金总额中作相应扣减，并实现银行机构的系统信息共享，确保投资资金的汇出符合投资规模要求。进一步改进境外企业股权转让的审核程序。对于境内机构将其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其他境内机构的情形，应要求股权受让方在办理新的外汇登记时向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交股权出让方的注销或变更书面材料，以便于股权受让方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外汇登记，防止形成对境外同一机构直接投资的重复登记。
外汇直接投资范文6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国际收支 实证研究
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下最基本的经济元素，汇率的形成是多国政治、经济和金融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复杂过程，同时，更会通过价格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对国内的生产、投资、消费、储蓄、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发挥显著的作用。由此，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人民币升值能否有效调节中国国际收支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3]从实证研究来看，毕燕君（2010）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引入需求方因素——投资需求，并利用该拓展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经验分析，从供求两方面回归分析与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因素。[4]张晓昱选取国际收支、货币供给、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政策和心理因素等影响因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5]黄盛从购买力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外汇供求和国际收支状况等7个方面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左相国，唐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收支、利率、通货膨胀率阐述了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加以验证分析。[6]孙音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外汇储备、通货膨胀差异、工业生产增长率差、两国利率差异、中国和美国债务占各自GDP的比和FDI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7]胡海林给出了贸易顺差、GDP、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和同业银行拆借利率、政府财政支出了影响六个基本因素，使用协整技术，分析各个影响因素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变化关系。[8]
以上理论和文献大都关注汇率水平合理性的识别以及实证分析实际有效汇率如何决定和受何因素影响及其作用关系。
1.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因素的选择与数据分析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在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文献中都把GDP、通货膨胀率、利差、国际收支、货币供应量和政策因素作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因素，由于有些指标数据不易获取或本身就无法用数据来表达，为了客观分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因素，以及更准确的判断他们的相关程度，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结合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资料相对容易取得的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贸易顺差等作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因素，并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之间进行回归分析。由于FDI等影响因素数据部分缺失，所以此本文选取2002——2010年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汇率水平采用美元兑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以2002年为美元/1000人民币），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9]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10]
2.人民币汇率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2.1人民币汇率变动综合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本文把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国外汇储备、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自变量，而把外汇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因变量进行数量关系分析。
首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1X1+2X2+3X3+4X4+
其中：Y为外汇实际汇率水平；
是常数项；
1、2、3、4分别代表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国外汇储备、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
X1、2、3、4分别是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国外汇储备、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因素；
是随机误差。
其次，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表1中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整理回归后两者之间的回归方程：
Y=116.469—0.002X1+0.004X2+0.002X3
+0.008X4
R=0.990 R2=0.980 sig.=0.000
两变量的判定系数为0.990，两者说明回归模型非常真实反映原始数据情况。调整判定系数0.980，表示方程的拟合程度非常好；外汇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Sig.值0.000，表示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常数项系数为116.469，系数分别为—0.002、0.004、0.002、0.008，说明同时使出口总额下降0.002%、进口总额提高0.004%、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吸引0.002%、中国外汇储备增加0.008%，我国人民币汇率就将升值1%。
2.2人民币汇率变动单因素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现有的许多有关外汇实际汇率的研究中，我国外汇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贸易顺差等之间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同因素变动引起外汇实际有效汇率变化是不一样的。本文对外汇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外汇储备、贸易顺差之间变化情况分别进行一一数量关系分析。
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本文把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国外汇储备、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自变量，而把外汇实际有效汇率作为因变量进行数量关系分析。
首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iXi+
其中：Y为外汇实际汇率水平；
是常数项；
i分别代表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国外汇储备、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