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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1
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
2.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
3.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
4.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
2.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
3.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
4.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昉、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如下：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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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功利主义；关怀伦理；方法论启发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3-0025-05
对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士甚至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这门学科好像是超越了与妇女权利运动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斗争。毕竟，经济学总是力求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其模型和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经济分析的严密性。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承认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可能存在一些性别歧视，但是他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克服。然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本身也折射着价值判断和权力关系。女性主义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而严厉的批判，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参见参考文献［11］。)
福利经济学是从伦理的层面来阐述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面貌出现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主要包括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二定理以及后来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社会选择学派福利理论等。女性主义者认为，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有很多，但皆是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为蓝本，二者成为当代诸多国家福利政策和福利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也正是由此来批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即信息对称、物品具有完全分割性和可交易性、没有外部性、没有规模收益递增和拥有标准性偏好的市场）会带来产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主张建立市场机制，这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指出，任何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状态）都可以通过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来实现，人们所应做的一切只是使政府进行某些初始的总量再分配或进行合理的总量税调节。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思想是在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碰撞和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为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认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关怀和被关怀。从作为类的人来说，如果失去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延续下去。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它所追求的福利标准是以功利主义伦理原则为基础的，不管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帕累托福利标准、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卡尔多―希克斯虚拟补偿福利标准，都是以功利主义的福利观为基础的。这种福利观崇尚市场价值，把外在的功利或者是效用看作是福利的最高准则，把福利等同于效用，忽略福利的内在价值层面，贬低甚至是无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生产活动的价值，割断了人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割断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女性重视关系导向、以关怀为主的伦理，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以关怀伦理为基础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批判和挑战。
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市场，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实质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效用最大化。换句话说，以效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标准构成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标准。当“效用”达到不可改善的规模时，社会成就最大，社会的幸福程度达到顶点，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也被称作帕累托经济效率。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效用最大化当作福利的全部内容，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率目标，混淆了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主导的家庭活动(注:当然，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随着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这种情形有所改变，但是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仍然很重，同时即便这一点不存在了，家庭劳动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用性也有很大的缺陷。)的价值，忽略了家庭也是人类福利源泉的事实，从而使福利经济学陷入了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死胡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把由妇女完成的家庭劳动看作是生产性活动，国民经济核算（GDP）完全不考虑家庭生产的因素,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妇女的非市场劳动对人类社会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色彩，其功利主义福利观切断了人的福利与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切断了人与其母体之间的关联，违背了女性的关怀伦理福利观。
从更高的层面来对关怀伦理加以拓展，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从而包括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的关怀，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缺乏对贫困和弱视群体（特别是女性）的关怀，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因为符合帕累托最优标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以是极度不均的，因而可能会把所有的产品或资源分配给某个人或某个特定阶层（男性），而女性只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居于屈从地位。并且，由于测算帕累托最优必须考虑（男性）社会成员对产品初次分配的偏好程度，因此，如果他们倾向于更偏好初次分配，那么初次分配时的（男性）富人在最终分配中至少也必须是同等富有，而穷人（包括女性）始终在贫困的边缘上挣扎。另外，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仅是从环境能够给人带来效用的层面来界定环境的福利影响，忽视甚至无视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因而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怀。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通过忽视妇女的家庭价值将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外部化的，这一外部化抹煞了生态环境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为人类福利所做的贡献。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主题和内容是以狭隘的功利主义福利观为基础，它只注重市场效率，从而把家庭、公平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置于边缘化的位置上，从而忽略了家庭生产、社会公平和生态平衡的福利内涵。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暗含着（经济）效率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可以分开解决的“可分离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方法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效率；而出于“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则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改变收入初次分配来实现。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明确地把公平（分配）问题当作福利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以“惟效率标准”为目标的，把公平问题推托给税收政策而草草了事。尽管现实中效率和公平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但是可分离性方法论在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框架。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经济）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主张归根到底是一种男性本位的务实性、工具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效率问题和分配问题的可分离性 (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假定(separability claim) 给予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总额税的缺失和委托―问题的存在使效率和公平的可分性成为幻想。)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强词夺理地把效率和分配分离开来，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含有的务实性价值判断，而这一务实性价值判断是男性本位的，因为所谓的效率问题实际上是男性本位的市场经济效率问题。可分离性方法论追求市场效率标准而忽视家庭内部的公平分配问题，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反映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无涉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仅有终极性的价值判断，即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男性本位意识形态，而且还有务实性的、工具性或称现世性的男性价值判断，这两种价值判断都背离了女性的关怀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价值判断和道德伦理，而在于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客观性亟待加强。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挑战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是以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信息对称、所有的物品都具有完全分割性（divisibility）、可交易性(tradability)和不存在外部性（externality）等模型假定为基础。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模型假定非常苛刻，根本无法解释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照护劳动和权利（如自立的权利、免遭歧视待遇和免遭骚扰的权利等）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模型假定的批判正是以这两个主要的福利议题为基准而展开的。
1．照护劳动（caring labor Care (关照) (注:一词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指照护活动(caring activities)， 如换尿布或者提供“倾听的耳朵”； 另一方面指关怀情感(caring feelings)，如关心者所表现出的关爱。 从内在关系上来说，照护活动是关怀情感的体现，关怀情感是照护活动的灵魂。从广义上来说，照护活动包括对老、幼、弱、病、残的照护，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照护等等，同样关怀情感也包括对人与自然等的关怀。 ）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家庭中照护工作和照护劳动的分析，因为照护劳动传统上主要是由妇女完成的，它也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包括福利经济学）冲击最大的领域。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论题是市场，并把市场化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边界的标准，把市场活动当作福利的惟一源泉，从而忽略了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的价值，也就否定了照护劳动作为人类福利重要源泉的价值。当然，福利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使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家庭生产、特别是照护劳动的重要性，试图把照护劳动当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来提供。但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照护劳动是一种旨在为他人创造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劳动，很多时候都是完全受到内部动机的激励而完成的。照护劳动由受到非货币动机激励的个人（如父母）提供时，它具有独特的属性。照护劳动的受益人（如儿童）通常情况下不具备辨别其质量的能力或不具备订立合同而获得这一服务的资格。所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根本就无法解释照护劳动的生产、组织和质量问题。如果强调儿童获得优质的照护劳动和社会资本（表现为诚实、信誉、市民责任、互惠、遵纪守法等）生产的关系来说，照护劳动明显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同时，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可行能力（由照护劳动创造）的培养，而可行能力的培养具有正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不仅使受照护的个人受益，而且还为社会培养了有涵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提供了创新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照护劳动的复杂性特征意味着解决公共品和外部性问题的传统方法已经不适合关怀照护劳动的分析。为了促进照护劳动的生产，就必须培育市场对照护劳动的有效需求。需求可以来自于照护劳动的受益人、照护劳动的供给者或者说来自于整个社会。但是，许多照护劳动的直接受益人却没有能力对照护的价值做出估价或不够资格来进行照护劳动供给的交易（因为他们是儿童或患有疾病）。向这些受益人或其人进行收入（资源）转移支付有可能增加照护劳动的市场供给量和提高照护劳动的质量，但是那些急需照护劳动的群体如果没有有效需求，那么结果就不是最优的。
2．权利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还以权利为基础从法律的角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进行了批判。权利，比如关于堕胎、订立合同或被雇佣等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者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可以根据这些权利如何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怎样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等可交易性层面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按照功利主义的传统，妇女享有的堕胎、订立合同、被雇佣等独立决策权以及免遭工作单位歧视和骚扰的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它东西（增强妇女获得收入的可行能力和确保妇女拥有平等机会）的工具。但是，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指出，权利本身是不可交易的，可以是价值的源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说的“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因此，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12]
权利不仅仅是获得其它产品的工具，权利展示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道德身份与地位，是尊严和平等关系的象征。具体说来，享有免遭骚扰权利的价值与免遭骚扰本身的价值大大不同，因为享有免遭骚扰的权利隐含着社会大众（包括雇主、男性和有职权的人）的承诺和责任。享有权利赋予个人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身份和地位：有对坏事或不道德行为的知情权和起码揭发坏事的权利。权利本身不可分割，也不能由市场来生产和交换。
二、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福利主题和内容、模型假定、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对于正确理解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缺陷、对于福利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于正确理解市场活动、非市场活动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及重构福利经济学，都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启发
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女利的研究表明，非货币或非市场经济是人类特别是女利的重要来源，独立、自由、权利本身构成了人类尤其是女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统上主要由妇女完成的照护劳动等家庭价值是人类福利极为重要的源泉。新古典福利经济学不能只研究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还必须研究以家庭、社会、法律、伦理等为基础的非市场福利。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现代福利经济学应该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1998年诺奖桂冠得主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框架作为福利标准、福利主题和内容的基础，这一福利框架不仅囊括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家的福利主题和内容，还可以用来分析照护劳动、（性别）不平等、正义、贫穷、权力关系、妇女权利、独立和自由等与女利息息相关的福利议题。
（二）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是以可分离性方法来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可分离性方法实际上是只关注效率，而把公平或公正问题简约为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并推脱给税收政策来解决，这也反映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惟市场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本质。女性主义经济学对照护劳动的研究说明：当研究特定的法规政策对经济中照护劳动供给的影响时必须完全抛弃可分离性主张。社会政策、法律或法规采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惟效率标准是不充分的，原因不是惟经济效率的福利标准在该领域不适用，而是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失败的。这一启发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代公司治理经济学的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效率标准，表现为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公司治理问题对于工作场所的组织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照护劳动的供给更有深远的影响。照护劳动的独特属性意味着不能仅仅实现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利润最大化），然后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实现照护劳动的社会最优水平，意味着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实现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工作场所的规章制度――工作时日法，产假政策，最低工资制等――必须从效率标准和社会对照护劳动生产和质量的需求两方面来估价，绝不能仅仅依赖效率标准。抛弃可分离性主张有助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依据照护劳动在生产宝贵的社会人力资本的作用强调和突出照护劳动的效率。可分离性主张倾向于暗示人们：通过再分配来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惟一目标是调整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消费水平。对于照护劳动进行更详细的经济分析使社会认清产假政策和工作规章制度的公平或公正程度，而且还使人们意识到从根本上对社会有益的东西。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研究表明：福利经济学解决正义、性别不平等不公平问题也必须抛弃可分离性方法。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主张公平或公正考虑的分配目标可以通过征收总量税来改变收入初次分配这种纯经济杠杆而不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有很大的缺陷，利用税收政策这种经济杠杆仅仅实现了法律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法律权利所体现的妇女尊严和平等关系等内在价值被忽视了。
（三）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福利”层次的拓展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对照护劳动和权利两个福利议题的研究说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要么忽视照护劳动和（妇女）权利等非市场产品的福利价值，要么只关注产品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是一种狭隘的“福利主义”福利观。以可分离性主张的惟市场效率福利标准为基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仅仅实现了权利的工具性价值，权利的内在性价值（即权利作为权利所产生的价值）无法通过可分离性主张得以实现：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纠正权利最终生产和分配中的市场扭曲问题。同样，照护劳动的内在性价值（人类关爱、关怀、特别是女性的关怀伦理）也无法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现。金钱不是万能的。即使金钱（收入再分配）可以买到权利可以买到的东西，但是金钱买不到权利本身。新古典福利经济学通过把平等、照护劳动等规范性的问题当作公平的事物或分配问题来解决，也就是说只通过收入转移政策而不是立法和执法来解决，暗含着权利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或者照护劳动的供给是照护劳动提供者在劳动／休闲之间做出的选择而已。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福利问题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福利问题。因为通过总量再分配或总量税而实现的公平或公正是一种以效用或者功利为基础的低水平公平或公正，通过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公平或公正，无法真正地使有关公正或公平的观点和政策得以实施，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权利和照护劳动等问题。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家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标准基础上把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幸福、自我实现、公平、自由、良好的社会关系、生态平衡等作为人类福利的终极目标，拓展了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层次，弥补了功利主义的缺陷，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福利观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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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3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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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4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定义 特点 区别 联系
微观与宏观，顾名思义，宏观就是指从大的方面去观察，微观就是指从小的方面去观察。世界存在宏观与微观，当然，在经济学中也会存在宏观与微观。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宏观经济学；而从局部的深层次上研究某种经济现象的科学，我们则称之为微观经济学。
具体的来说，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它阐述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个体根据什么和什么样做出经济决策，例如：消费者怎样做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决策；企业针对消费者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关系怎样作出的决策；劳动力所有者怎样决定劳动流向与劳动流量等等。
而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种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变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就是研究国民收入，即研究如何使国民收入稳定地（没有通胀和缩退）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等。
当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供给和需求行为，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通过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并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需求曲线一般来说都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价格下降，需求量会增加，而它们的供给曲线都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即价格上升，供给量会增加。这就是说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供求曲线形状，它们的交点决定着价格和产量。
但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都是个体经济的供求曲线，因而由此决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量也是个体商品（包括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和成交量。不仅如此，而且微观经济学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一般形态，看起来和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形态都差不多地向下倾斜和向上倾斜。
其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相比较，它在理论面貌和研究方法上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以个量分析为基本方法、2.以边际分析为主要工具、3.以均衡状态为分析依托、4.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5.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6.以理论多元化为发展特色。而宏观经济学也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是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2.其核心理论是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3.其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和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方法、4.它是个体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矛盾、5.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包括国民收入的核算指标、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微观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它对于微观经济现象的众多说明和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有价值的。在解释微观经济现象或偷袭微观经济问题过程中，人们没有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绕过人类已存的思想认识或研究成果。当然，它也只是提供了分析的逻辑和框架，并不能直接代替对问题的解决。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提供的是理论基础，那么，宏观经济学则是为了找出办法，让经济社会运行得更加稳定，发展得更快。
而两者之间，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互为补充的，其次，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加总或重复，两者共同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整体。而对于区别，1.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规律，从总量上分析问题。2.其次，它们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3.当然，它们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假设也不同，微观经济学用个例分析，研究经济变量的单个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采用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4.对于基本假设，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而宏观经济学则假定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通过“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5.最后，它们的中心理论和基本内容也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还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则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还包括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等等。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的修辞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21－05
一、语言经济学到底研究什么
应该说，经济理论是人们对人类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进行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人类相互作用中的最基本的、非物理性的常规性就是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仔细分析了社会体制的设计，语言从部分意义上讲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语言是制定决策和形成判断过程中的核心工具，可见，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十分重要。那么，什么是语言经济学？它的范式和本体论基础是什么？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定性并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
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由来，语言经济学者都普遍认为源于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他于1965年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做出深入分析。而后许多经济学者借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把语言引入到经济活动中来，探讨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最后由格林（Grin，Francois，1996）给出了语言经济学的这一定义，他认为语言经济学就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引入经济活动中来，探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在探究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从此语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国内的研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格林的相关理论，始于21世纪初，但是缺乏深入研究。格林虽然定义了语言经济学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对Language of Economics 还是Economics of Language难以作出统一和规范，以至于张卫国借用了法经济学的命名惯例，称之为Language and Economics①。经济学界很少关注语言，或者仅局限于只言片语的思考，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搞清楚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没有弄清楚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更没有把一些语言现象上升到理论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2YJA2H200）、2011年度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经济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B125-27）和2009年度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语言技能与劳动收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M006）的研究成果。
度。语言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外延扩展及其分析边界的模糊性限制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应该对于语言经济学的外延和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才能使语言经济学得到普及和接受。
劳动经济学的问题范文6
【关键词】劳动考评机制；雇佣；行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3-0096-05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创业决策研究”（批准号：10YJC790324）
【作者简介】孙敏，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广东广州510640）
企业为实现一定生产经营目标，需要通过劳动考评机制对雇员劳动进行管理以提高雇员劳动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益。主流经济学忽视个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而过度迷恋于片面的“经济人”假设，其劳动考评机制理论过度强调量化考评，忽略雇员心理对劳动绩效的影响。而行为经济学以实验和调查等经验研究为基础，其基本理论观点包含个体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计算能力等，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对个体行为更有解释力。本文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尝试构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旨在为雇主和雇员在一定劳动考评机制下的行为选择提供简单而又符合经验现实的理论解释。
一、主流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理论评述
企业劳动考评机制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下重点评述传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劳动考评机制的主要思想和理论。
（一）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
传统经济学以对经济主体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方法为基础，提倡选择能实现劳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最优化劳动方法和产量为理想考核标准，对雇员劳动进行相应的量化考核和经济奖惩，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及其科学管理实践，适用于生产技术和劳动雇佣关系相对简单的企业。但对生产技术和劳动雇佣关系相对复杂的企业，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及其实践，由于忽视个体的一些重要属性和行为特点而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理想化雇佣双方的理性判断决策能力，其主张的最优化决策标准往往不符合经验现实。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以具有完全理性并能快速无成本地作出最优决策的理性“经济人”为理论预设，对雇佣双方面临的个人资源能力的生物性约束缺乏考虑。雇佣双方的个人资源和能力存在极限，其判断决策面临信息成本，往往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复杂判断计算，更难在复杂信息条件下作出精确的最优化决策。因此，雇佣双方并非完全理性人，而是有限理性人，他们往往采取满意化而非最优化决策标准。可见，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思想过于理想化而不贴近现实情况，对企业的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及实践的指导价值是有限的。
2.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忽略雇佣双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等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提倡雇主根据最优化指标对雇员劳动表现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其劳动报酬严格挂钩。雇佣双方在劳动考评过程中进行最优决策需要有完全、对称的信息，但现实中存在的雇佣双方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往往造成考评指标设置不全面和考核信息搜集不充分，从而影响劳动考评的有效性。而设置全面的考评指标和搜集充分的考核信息往往又因信息成本高昂而在现实上往往不可行。因此，在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情况下，基于精确测量和计算的最优劳动考评机制难以实现，由此引发的雇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劳动考评机制的有效性。
3.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强调雇员劳动的数量特征而忽略质量特征，仅仅注重雇员的个人劳动业绩而忽视其集体贡献。企业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性和内部生产管理的复杂性，使雇佣双方以及雇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支持与和谐关系对企业生存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于强调对雇员劳动进行精确的量化考核和奖励，忽略诸如敬业态度和合作精神等难以量化考核但对企业经营很重要的其他雇员劳动特征，因而不利于指导企业激励雇员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同时，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仅仅注重考核雇员的个人劳动业绩，而不强调考核雇员对集体业绩的贡献，在实践中往往导致雇员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不利于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和相互支持合作的企业文化，从而不利于提升企业的外部竞争力。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市场对有些劳动的考评机制相对外部市场定价更节省交易成本。因此，选择从内部劳动市场的角度对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进行研究。在劳动考评机制上，企业内部劳动市场具有不同于外部劳动市场定价的显著特征：内部劳动市场通过内部晋升等隐性契约方式对劳动进行考核定价，内部劳动考评由各种内部规则和程序决定；而这些内部规则和程序构成企业的内部管理结构，往往受相关惯例和规范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以隐性契约为基础的内部市场劳动考评机制的存在原因做了较多研究。米尔格罗姆从长期雇佣的角度分析归纳为企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长期关系中效率工资的激励有效性以及有利于对雇员长期贡献的评价准确性等几方面原因。由科斯开创并由威廉姆森完善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对于一些特殊劳动交易，企业内部劳动考评机制因节约交易费用比外部劳动市场更有效而存在。
新制度经济学重点探讨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一般性特点，以及内部市场劳动考评机制的存在原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理论思想，对雇员劳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使雇主有必要建立劳动考评机制，对雇员劳动进行监督评价，以防止雇员作出损害雇主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无论雇主怎样设计考评体系，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问题都使其不可能完全实时掌握雇员的边际产出价值，并据此支付雇员劳动报酬。因此，雇主对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执行难以达到最优化。可见，劳动考评的现实必要性和完全信息的难以获取性，对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不易解决的两难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没有忽视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等现实问题，重视雇佣双方可能存在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比传统经济学更符合经验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依然遵循传统经济学的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等基本假设和方法，以交易费用解释企业内部考评机制存在的原因，仍侧重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劳动考评机制和雇佣双方行为，依然具有传统经济学劳动考评机制理论存在的坚持最优化决策标准和过度强调雇员个人劳动业绩及其劳动的数量特征等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基于其对个体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定量研究方法，在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研究对雇佣双方行为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缺乏深入的认识，对个体行为的心理特征及规律缺乏科学的经验研究基础，因此，对现实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解释力和指导价值仍有待提高。对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与不足，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其不足之处。以下简要介绍行为经济学基本方法和理论，再借鉴其理论分析企业劳动考评机制。
二、行为经济学简介
行为经济学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具有一些重要差异。
（一）基本研究方法和发现
行为经济学旨在通过加强经济现象分析的心理基础来改善经济学理论，主要聚焦于对个体的判断和决策等行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个体行为采取的“经济人”假设和最优化定量研究方法，行为经济学主要借鉴心理学的实验、调查和计算机模拟等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并基于经验事实归纳个体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主要行为特征，再利用这些研究发现解释预测个体的相关经济行为。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对个体的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等基本假设，行为经济学基于经验研究发现个体的偏好往往不稳定，而其判断决策等认知过程也并非总是遵循理性原则。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过程可分为直觉和推理两类：直觉认知自动、快速、自然且不需个体刻意花费精力，常常受情感驱动并受习惯很大影响，因而难以刻意控制调整；推理认知需个体刻意花费精力深思熟虑，速度更慢且呈线性过程，受个体的有意识控制调整并遵循一定逻辑规则。行为经济学还发现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判断决策行为都是直觉式的，基于主观印象自然作出而往往不经过有意识的思考评价，而且个体的推理式判断决策一般也是以直觉式判断决策为基础，往往是对其直觉的有意识推理论证。
（二）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对个体的直觉式判断与决策行为提供了基于广泛实验研究的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该理论提出个体的判断决策行为往往不遵循主流经济学有关个体偏好的稳定性、独立性和一致性假设以及最优化决策标准，而具有参照依赖和损失规避等重要特征。
参照依赖指个体进行判断决策需要选择一定参照对象并确定具体参照点以评估个别对象的特征与相关决策的潜在损益。个体对参照对象和参照点的不同选择使其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决策，进而导致不同行动后果。个体的参照对象选择往往受认知代表性和可得性等启发性规则影响。代表性指个体倾向于选择相关类别的典型特征作为参照标准而对个别对象进行对比判断。可得性指个体在进行直觉式判断时倾向于选择熟悉易得而非最适合的参照对象。参照对象的认知代表性和可得性受个体经历经验及其所处环境的开放程度和文化习俗很大影响，这导致来自于不同社会文化情境的个体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往往持不同判断决策。
大量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时往往将维持现状和禀赋作为决策参照点，具有损失规避的倾向。损失规避指个体对潜在损失与收益往往持不同风险态度。当相对于参照点面临潜在收益时，个体往往会对相关事件持风险规避型态度，不倾向于改变现状而偏向于选择潜在收益更小但风险更低的决策。而当个体感到相对于参照点面临潜在损失时，他们往往会对相关事件持风险追求型态度，更倾向于积极改变现状而偏向选择可能规避损失但风险更高的决策。
三、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
鉴于传统经济学企业劳动考评思想的“经济人”假设不符合经验现实，而新制度经济学难以解决企业劳动考评两难问题，以下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分析企业劳动考评机制，尝试从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两方面构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
（一）劳动考评机制的雇主行为选择模型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认知规则，雇主在劳动考评机制设计上往往会参考同类企业的通行做法。这种参考行业通行机制的设计策略有较大现实可行性，并且设立成本较低，其原因主要在于：同类企业的通行做法容易被雇主知晓了解，即有高认知可得性，而且这种行业通行机制对雇主和雇员都具有高认知代表性，因而具有高认知合法性，容易被双方认可接受。行为经济学研究还发现个体的日常判断决策往往依据直觉习惯，因此除非出现行业性经营困难，一个正常发展行业中的同类企业一般不宜轻易改变现行劳动考评机制，原因主要在于：创立新机制往往会扰乱雇员对其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已有直觉习惯而引起他们的紧张焦虑，从而导致一些雇员为规避现状改变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而离职，这将使雇主面临人才流失问题。因此，在现实中，同类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上往往倾向于遵从已有行业通行机制和规范，在岗位设置、考评指标体系以及薪酬结构设计上往往相似。
然而，雇主在劳动考评机制设计上往往不是盲目模仿同类企业，而会在模仿同行和自主创新之间进行比较以作出相关决策。借鉴前景理论，雇主的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可以通过如图1所示的行为选择模型得到解释。在该模型中，参照对象和参照点选择以及损失规避是影响雇主劳动考评机制设计的主要因素。雇主为作出是模仿其他企业的劳动考评机制还是进行自主创新的决策，往往会选择同类企业作为参照对象，并以同类企业通行劳动考评机制的效率禀赋水平（N1）作为决策参照点。当进行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低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的通行劳动考评机制对雇主意味着潜在收益，雇主为获得收益倾向于规避风险而模仿同类企业通行做法。当进行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等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的通行劳动考评机制对雇主虽没有直接收益，但有助于避免创新风险并获得认知合法性。因此，雇主为获得这种潜在收益仍倾向于模仿同类企业通行做法。而当自主机制创新的收益评估值（E1）高于参照点水平（N1）时，运用同类企业机制对雇主意味着潜在损失，雇主为规避损失倾向于追求风险而进行自主创新。
（二）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雇员行为选择模型
与雇主选择同类企业作为参照对象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决策类似，雇员的行为选择决策也往往通过比较一定参照对象而作出。根据行为经济学的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规则，雇员往往会选择其所熟悉的在同类企业（包括其自身企业）工作的同类劳动者作为参照对象，并以这些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作为参照点进行相关判断决策。借鉴前景理论，雇员在特定劳动考评机制下的相关判断决策可以通过如图2所示的行为选择模型得到解释。
在该模型中，当雇员感到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的个人收益评估值（E2）不低于同类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N2）时，他们往往会将此感知为雇主对其劳动的尊重认可和对其自身的公平对待，并认为留在已有机制中对其有潜在收益，故往往会规避风险通过努力劳动等积极支持配合已有机制的行为回报雇主对其的满意劳动报酬，从而与雇主保持互惠公平的良性雇佣关系并继续获得不低于同类劳动者的劳动收益。相关组织行为学研究也发现，雇员往往会将雇主在薪酬待遇和管理举措上对其的良好待遇感知为雇主对其的关心和认可，因此，会对雇主产生感激信任之情，并觉得有必要通过关心企业和努力工作来回报雇主的友善对待。
当雇员感到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的个人收益评估值（E2）低于同类劳动者的收益禀赋水平时（N2），雇员往往将此感知为雇主对其劳动缺乏尊重认可和对其自身的不公平待遇，留在已有机制中对其有潜在损失，故往往追求风险通过非建设性的工作行为抵制这种劳动考评机制。
四、讨论与展望
上文分析指出主流经济学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理论思想的不足之处，并重点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提出企业劳动考评机制的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模型。以下讨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并指出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一）理论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过度理想化雇佣双方的理性判断决策能力，其主张的最优化决策标准往往不符合经验现实。而本研究提出的雇主和雇员行为选择模型以行为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发现为基础，指出雇主和雇员往往不是根据最优化决策标准，而是通过选择熟悉有代表性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决策，符合雇主和雇员的有限理特征，更贴近经验现实。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概念，分析指出雇主进行劳动考评的必要性，同时又指出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执行难以实现最优化。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劳动考评两难问题，本研究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提出雇主在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时往往不必掌握与雇员劳动相关的充分信息，而可以选择其所熟悉的同类企业通行劳动考评机制作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以决定是接受行业通行机制或进行自主创新。与主流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理论相比，本研究提出的劳动考评机制雇主行为选择模型更符合经验现实且简单易行，可以更好地解释雇主劳动考评机制的决策行为。
传统经济学的劳动考评机制思想以完备信息假设为基础因而不考虑风险。而新制度经济学考虑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性，因而承认劳动考评对雇佣双方都存在风险，但没有把风险作为内生变量解释其产生机制，及其对雇佣双方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提出的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借鉴前景理论把风险作为内生变量分析其心理作用机制及行为影响，指出当雇佣双方根据一定参照对象判断在已有劳动考评机制下自身有潜在收益，他们倾向于规避风险而遵守已有制度规范。而当雇佣双方判断自身有潜在损失，他们往往会追求风险而不遵守已有制度规范。可见，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分析劳动考评机制，有助于对雇佣双方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形成更全面的认识解释，有助于指导企业劳动考评机制设计。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分析发现，雇佣双方在针对劳动评估进行判断和决策时，往往依赖一定参照对象和参照点并倾向于规避损失，而且不同的参照对象和参照点选择往往使雇佣双方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和决策，进而导致不同的行为后果。鉴于此，企业在进行劳动考评机制设计时，应注重对参照对象和参照点的选择，一般应选择行业通行机制作为参照对象，以保证所采取的劳动考评机制不劣于通行机制，从而具有基本的外部竞争力和认知合法性。在遵守行业通行机制的基础上，企业还可以选择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作为标杆，参照其采取的劳动考评机制，以进一步提高本企业的劳动考评效率。
同时，针对雇员的参照依赖行为特点，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和执行上应重视雇员对劳动收益的公平性感知，确保企业内部同类雇员在劳动收益分配上具有公平性且不低于其他企业同类雇员的劳动收益水平。针对雇员的损失规避行为特点，企业在劳动考评机制的设计和执行上应使雇员感觉在相关机制下有潜在收益从而倾向于维护该机制，同时应避免使雇员面临潜在损失而作出抵制机制的行为。针对雇员根据认知可得性和代表性启发式规则选择参照对象的行为特征，企业可以通过塑造嘉奖优秀雇员来为其他雇员树立参照对象，引导雇员以优秀雇员为榜样作出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决策和行为表现，从而简化平衡考评机制，使敬业态度和合作精神等重要但难以量化考核的行为特征受到重视和鼓励，有助于建设企业文化和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不足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