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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1
本文首先概述对外经济关系与对外贸易，然后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分析，得出外贸易通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对于资本积累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的研究发展活动，提高生产效率，使一国的经济发展得到质变；国际贸易促进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企业经营创新，从制度上保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
一、对外经济关系与对外贸易概述
对外经济关系是指一个国家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总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以国际市场为纽带，与资本主义国家既联系又竞争，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对外贸易是一国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包括进口贸易与出后贸易。对外贸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的发展又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速物质财富的增长、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二、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对外贸易促进资源配置和资本积累
对外贸易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各国或地区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闲置资源。由于闲置资源的存在，根据比较优势，将这部分资源出口将为出口国带来要素受益，积累外汇。该资源稀缺的稀缺国则可以通过进口贸易以较低价格获取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品以及技术、管理等软要素。
而对于资本积累的作用可以从出口、进口两方面理解。从出口角度分析，出口部门较高的收益水平会引致资金流人，导致出口部的投资增加，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于新增投资。同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的发展还将吸引国外的投资的流入，不仅引入了投资资金，更重要的是促进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进口方面分析，通过进口相对稀缺要素或产品，相当于国民收人流人投资部分，等同于增加投资。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竞争，为企业带来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动力。
对外贸易通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对于资本积累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
2.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包含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通过要素流动使投入产出达到平衡。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通过生产要素升级，使投入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以达到资源配置合理化和效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基础，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伴随经济增长方式质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重大。
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对外贸易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第一，由于对外贸易而引致的需求总量、结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的改变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带来经济发展。第二，对外贸易使得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竞争，在竞争机制下必然会发生优胜劣汰，使得生产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随之调整，使得本国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充分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第三，参与国际贸易可以更多地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包括生产与管理方面，从而促使本国的产业进一步发展。对于国外成熟产业的引进也使得本国的产业结果发生改变，不断优化。
3.对外贸易与制度创新
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要建立起一种能保证经济起飞的制度。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贸易促进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政府管理制度创新、企业经营机制创新、经营理念创新三部分。首先，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经济制度，节约了制度创新成本。国际贸易中的国际惯例往往对一个国家、政府在管理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提出来较高的要求，能够促使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引进制度并实行、适应相应制度。其次，在微观层面上，对外贸易带来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以及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机制，从而通过制度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国际贸易加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利于从中学习、引进先进制度，促进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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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东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年8月.
[5]薛白.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用机理及其测度.管理科学，2009年10月.
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广东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9-0034-04
收稿日期：2008-04-22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阵地，广东省在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实力、市场环境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改善。目前广东省的GDP总额已经占到全国的1/8，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我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广东省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顺差额均排名全国第一，2007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30％，外贸顺差占全国的4成。同时，广东省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省份相比也比较高，藏富于民的发展模式使其内需相对旺盛。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随着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不断蔓延，从而引起外贸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就为高度依赖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政府一直引导启动内需降低对高度依赖外贸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国内经济排头兵的广东而言意义更为重大。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中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基础性问题。理论上讲，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发挥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就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各国的具体条件不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刚好相反。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理论上存在着“贸易促进论”与“贸易促退论”之争：Sachs ect(1995)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减少失误，形成一种特殊的赶超效应，从而可以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Prebish等人则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所处不平等地位，贸易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获取，对外贸易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阻力。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还没有专门的、成熟的理论对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探讨。
实证方面，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ung Peton&Marshall(1985)发现只有4个国家的出口引致经济增长，而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传统的假设。Kamnaratne(1994)、Sachs和Waner(199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Helleiner(1996)、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邓平宇(2006)、杨秀琴等(2005)从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广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进出口都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徐映梅、田静(2005)就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做了研究，得出了国内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展原因的结论，但该研究对所运用的数据并未进行任何处理。云松(2007)研究了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国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理论上，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都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区域在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两种贸易形式可能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会有所不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贸易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广东的经济实力、市场化程度，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能会使国内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因而有必要将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进行比较。
二、实证分析
(一)检验方法
本文将比较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依次通过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回归分析来考察对外贸易、国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变量、数据选择
本文广东的经济增长用广东的GDP增长率来表示，对外贸易用进出口总额来表示，分别用进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来表示，国内贸易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其变动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GDP增长率、进出口增长、进口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都采用水平数据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来衡量，即分别用lnGDP、lnJCK(进出口增长率)、lnJK(进口增长率)、lnCK(出口增长率)、lnCNMY(国内贸易)表示。
在进出口数据上，由于存在海关统计口径和外经贸委外贸业务统计口径，两个统计口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较为一致的数据为1987-2006年之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各期广东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首先看GDP增长率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软件计量见表1：
仅仅从相关系数看，广东GDP增长率与国内贸易的相关系数高达0.9，远远高于其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GDP增长率与进出口、进口、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接近，都不是很高；进口与出口之间相关系数也较高，达到0.66；国内贸易与进出口、进口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0.36。
2、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这就需要因果关系检验，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序列平稳的，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本文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
由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无法检验其
格兰杰因果关系，只能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简单的回归，再检验其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后的结果见表3：
仅仅从简单的回归结果看，国内贸易对广东GDP的解释力远远高于无论是以进出口总额、进口还是出口衡量的对外贸易变动，其R2高达0.819。
下面进一步对表3回归方程中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发现GDP与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准则来确定。经过反复检验，结果见表4：
结果表明，各回归方程的残差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这就表明，广东的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国内贸易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进一步对表3中的回归方程建立ECM模型，结果见表5：
从ECM模型的计量结果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这表明无论短期进出口总额、进口、出口，还是国内贸易的短期变动对GDP存在正向影响，并且短期调整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仅仅考虑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的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约40％可以被修正：仅仅考虑国内贸易的情况下，广东每年实际发生的GDP与长期均衡值偏差中的80％可以被修正。
三、简要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相对对外贸易而言，广东的GDP与国内贸易的相关性要高得多。国内贸易的变动可以解释广东GDP变动的约82％，而对外贸易的变动仅能解释广东GDP变动的40％左右：广东GDP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出口、进口还是出口)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进口、出口对广东GDP相关系数、促进作用区别不大。这似乎表明广东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靠国内贸易。但由于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外贸易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后对区域内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最终作用于国内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对外贸易之间对国内贸易、消费、投资的影响。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广东市场化程度较高、藏富于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使国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数据上看，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广东经济发展和外贸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继续扩大内需，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可以降低因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化程度上已经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又是珠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不仅要扩大省内的市场需求，还可以依靠自身在技术、管理、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优势，深度开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内需这一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用。
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贸易条件变化 价格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 实证分析
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增长受到来自对外贸易条件变化影响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贸易条件的改善和上升与技术进步具有类似的效果，从来带来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本积累的快速提升。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长期趋势上，较具代表的研究学者有赵玉敏（2003）、张素芳（2006）和邓晓红（2009），他们的总体结论为尽管在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总体下降的条件下，由于出口总量的大幅度攀升，收入贸易条件仍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同时对外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拉动作用，因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
实证研究样本数据的说明和基于贸易条件变化调整的GDP
价格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构成了传统贸易条件理论下贸易条件的三要素，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要素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基础，同时考虑到要素贸易条件的样本数据收集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中1990-2010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样本数据依照联合国相关部门网站的数据为准，GDP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变化的影响，以2000年的GDP作为基数进行不变价格调整，采取的统计分析软件为Eviews.。
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般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而发生作用，要更准确地研究贸易条件变动与GDP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就必须首先要根据贸易条件变化来对GDP进行调整，为此定义如下指标：
贸易条件调整的实际GDPt=不变价格GDPt-不变价格出口t+以进口价格指数平减的出口t=不变价格GDPt-Xt /Ptx+Xt /Ptm
=不变价格
式中Xt为t周期内的出口贸易额，Ptx为t周期内的商品出口价格指数，Ptm为t周期内的商品进口价格指数，Ptx /Ptm为t周期内的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从中可看出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即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00，那么依据贸易条件而调整的GDP就会小于调整前的GDP，即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反之则结果亦反之。从表1可以得出1990-2010年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变化的关系：整体上价格贸易条件变化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幅度为-0.37%，年均影响绝对数量总额为-849.09亿元。2000年之前由于出口贸易在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不大，使得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幅度一般不超过1%，2000年后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值的较多，但到了2005年后价格贸易条件普遍小于100，于是这种影响作用又呈现出负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以来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明显，随着出口总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不断扩大，2008年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GDP损失达到了9.13%的高额幅度。
样本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检验
（一）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方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平稳性，以AIC最小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表2给出了1990-2010年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样本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说明LnGDP、Ln价格贸易条件、Ln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的ADF统计量均大于0.001-0.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变量的样本数据都不平稳，但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数列均为平稳数列。因此认定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样本数据的协整分析
尽管GDP、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如果其某种线性组合有可能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就可以认为其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Trace Test法来分析LnGDP、Ln价格贸易条件、Ln收入贸易条件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大致确定经济增长协整关系式：
LnGDP=0.18Ln价格贸易条件+0.18 Ln
（-1.56） （-2.54） （-7.71） （II）
收入贸易条件+0.07t+8.54
式中括号中的数字为各个变量的t统计量，由此可以看出价格贸易条件的系数在0.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并不显著，在0.0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收入贸易条件的系数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从协整关系式中可看出长期发展趋势上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同，即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每1个百分点的提高会带来GDP约0.18个百分点的增加。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因为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中间载体或渠道不够畅通，如实际经济发展中价格贸易条件对储蓄、消费和投资等因素的作用不能很好地直接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样本数据的Granger检验
协整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Granger检验弄清楚这种关系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要求较高，因此本文采取选择多滞后阶数进行结果检验和比较，如表4所示。价格贸易条件在滞后期1-4的情况下不是经济增长GDP的Granger原因，这一点与协整分析的结果相一致，同时经济增长GDP变化不是价格贸易条件的原因。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直接对该区域内的商品进出口供给和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从而间接引起该区域出口进口供给需求的变动，并进而对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但关键的和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影响作用性质和结果等并不确定，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收入贸易条件在滞后期1-2的情况下不是经济增长GDP的Granger原因，但在滞后期3-4且显著性检验水平为0.1的情况下却是经济增长GDP的原因，但经济增长GDP仅在滞后期为2的情况下才是价格贸易条件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经济增长GDP同样对于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样本数据的VAR模型和方差分析
本部分在上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ΔLn价格贸易条件、ΔLn收入贸易条件和ΔLnGDP来构建VAR模型，采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的方法来定量地研究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构造VAR模型：。
式中：
（一）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文中数据可以绘制出基于1990-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数据样本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为追踪期数，纵轴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响应程度。从函数曲线中可以看出ΔLnGDP对自身的脉冲响应中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有着比较敏感的反应，第1期达到最大值并迅速回落，第3期开始为负值并在第4期出现了最大负值，然后开始回升并在第7期开始为正值并持续回升并保持稳定；ΔLnGDP对ΔLn价格贸易条件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反应为负值并在第3期达到了最大负值，之后开始回升并在第6期为正值，之后保持缓慢的变化；ΔLnGDP对ΔLn收入贸易条件的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与来自ΔLn价格贸易条件的反应类似。从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的曲线变化来看，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对GDP增长的初始影响为负值，不同期数变化基本相同，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稳定性。
（二）方差分解
本文采取方差分解技术分别研究了经济增长中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如表5所示。第1期的经济增长GDP变动原因均来自其自身因素，随后比例不断下降，直至第7期基本维持在了67.7左右，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4期达到了最大值20.506%，之后一直维持下降趋势直到第6期基本上在18.6%左右，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并在第7期开始基本保持稳定在13.3%左右。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受到来自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作用十分有限，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来自经济本身，但就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比较上来看，前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后者。
相关建议
在出口贸易环节中加大资本节约型的技术研发，加大国际贸易中的培训和教育投入，更多地以技术和资本要素来参与国际竞争和贸易分工，对进出口关税税率进行合理调整，致力于合理产业保护政策的制定，加强对国外产品倾销行为的反倾销力度，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使其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进口贸易环节中流动。另外要采取多种投资、消费、储蓄等措施来理顺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于收入贸易条件要调整优化，升级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和组合，改变主要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初级加工产品等单纯的出口数量扩展模式，提高出口商品中的价值含量和优化商品种类组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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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外贸出口；经济增长；文献述评
一、引言
长久以来，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能否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早在15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极力倡导政府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外贸易成为了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数据显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众多学者利用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展实证研究，本文就将这些研究综述如下。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研究综述
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成本理论”学说。“绝对成本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拥有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国家之间按照各自所拥有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国际贸易，其结果是商品的产量增加了，消费也增长了。
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一国以相对优势或劣势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交换使得产品总量比分工前增加了，两国的消费和福利都会增加，核心思想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约翰・穆勒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国际贸易带来的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间接利益方面。间接利益为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
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和俄林创立了要素禀赋学说。该理论主要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资源禀赋论)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要素价格均等化)。
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基础上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当商品劳务输出时，从国外获得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
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首次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 for Growth)的命题。巴拉萨提出了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假说，认为出口扩张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巴拉萨等人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许多回归分析，并且得出了“外贸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出口需求扩大，刺激技术创新，从而导致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的采用，结果出口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最后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和斯文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技术外溢”和外部刺激促进一国的技术变动和经济增长。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递增是贸易的基础，将以规模递增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与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相区别。他们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都是一国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通过国家贸易会使边界市场的总额规模加大，所以国家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
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英国的塞尔沃(Thirlwall)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出口、资本流动和贸易条件，由此建立了对外贸易乘数扩展模型。Jordan Shan and Fiona Sun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能量消耗、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了中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
赖明勇、雷京、徐亚娟利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额增长率、出口贸易依存度、外汇可得率几个变量建立模型，引用1980～1995的数据，发现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很小的，认为我国出口贸易还远没有起到“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沈程翔对1977～1998进行分析，以扣除了出口的GDP作为产出增长的衡量指标。先在一个双变量(只包含出口与产出两个变量)的框架内，然后在一个引进了进口、投资和政府开支等因素的多变量框架下对出口导向性假说进行格氏因果检验。发现在双变量模型和多变量模型中，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协整检验表明出口与产出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孙焱林治用贝扎德・亚格麦安和雷萨・戈拉西建立的数学模型对1984～1996进行分析，并加入了产业结构和资源结构作为变量，发现经济增长与出口基本没有关系，而受产业结构、资源结构、投资收入比率影响很大。
许和连、赖民勇以1978～1998为对象，引入GDP、出口总额和贸易条件三个变量，采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出口总额与GDP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贸易条件与GDP之间是一种负向关系，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
杜江、刘用明基于哈罗德的贸易乘数模型以及塞尔沃的对外贸易乘数扩展模型，以1978～2002年为样本期，采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出口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对出口的作用并不显著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林毅夫、李永军考察了出口与消费、投资和进口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以净出口在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表现来衡量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方法很可能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因为忽视了出口通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间接影响。他们建立了包括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函数四个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1％。
周阳首先考察了1978～2005年的GDP与最终消费总额、资本形成总额、外贸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的线性回归方程。发现我国每增加1元的出口商品，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加e元。利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时滞，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王博对1978～2004的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以GDP和扣除出口后的调整GDP作为产出增长的衡量指标的情况。其次还考察了出口、进口对GDP、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综合评估贸易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只有在用调整的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时，存在实际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 协动性 因果关系 传导机制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与NAFTA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2007年中国与NAFTA的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474亿美元，占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区刚建立时的20.4倍，NAFTA也因此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就达29.44亿美元。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与NASA的经济波动会通过要素流动、贸易渠道、金融市场等实体或虚拟经济传导渠道，引起彼此经济波动的谐振。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时刻，研究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及互动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是考察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和NAFTA经济的相互影响及其表现，多为定性分析。Nevaer(2004)认为，中国在汇率、产业政策和补贴等诸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削弱了NAFTA各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使美、加、墨三国制造业丧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NAFTA三国在应对中国挑战的时候应当用同一声音说话。Chiquiar(2004)研究认为，中国进入国际产品市场对国际贸易流动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加入WTO不仅对墨西哥的竞争力，而且对墨西哥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将产生永久性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通过国际生产体系对北美地区的产出正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
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中国与NAFFA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和经济效应，其中也不乏定量分析。Bronfenbrenner(2001)在研究了美中贸易关系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后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增长表现出高度不对称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六倍于其出口到中国的货物价值。美中贸易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要求，限制了工会组织及其议价能力，减少了相关部门的就业机会，导致收入更加不平等。秦宛顺(2002)利用1987年第一季度到2000年二季度中国与一些国家GDP数据，计算出中美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45，呈现出弱相关关系。作者还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经济转折点出现的相关性来考察经济周期合拍的程度。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周期转折点的出现呈现出负的相关性，即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并不具有同衰退、同复苏的合拍性。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开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距甚远。汇率机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国际贸易的自由度不高，资本账户还在实行管制，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低是一种必然。Iranzo(2006)在研究了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市场所产生的竞争效应后认为，中国不但在玩具、灯具等传统优势领域，而且在计算机硬件等新兴领域在美国市场的表现都超越了墨西哥。作者运用详实的产品线(HS-8)数据，评估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墨西哥对美出口的下降。研究结果认为，尽管墨西哥所享受NAFTA给予的大量关税特权有助于其出口表现，但中国产品的竞争效应显著削弱了墨西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
本文主要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NAFTAGDP的相关系数分析，考察二者相关性不断演进的历史路径；通过横向相关关系对中国与NAFTA经济的持续性、波动性以及领先滞后关系进行比较；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是否存在伪相关；并通过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径。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部分所采用的贸易和GDP数据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1989年为起点，截至2008年。中国和NAFTAGDP数据和双边贸易数据分别来自IMF的IFS (Intem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库和联合国COMTRADE(Commodity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数据库。实证分析中，时段的选取主要参考了中国经济、NAFTA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要时点。
(二)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是为了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与整个NAFTA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中国与NAFTAGDP增长率的横向相关关系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协动性(co-movement)的强弱。
从相关分析来看，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大致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见图1和表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一些全球性经济事件有关。从1989--1991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呈现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0.873。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NAFTA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波动转变为弱的正相关，从1992--1996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43。从1997--2001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再度降低，相关系数下降为0.025。从2002年开始，无论中国经济还是NAFTA经济都进入了新的一轮增长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明显增强，相关系数提升至0.197。
中国与NAFTA三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也不尽相同，中国与美国、墨西哥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一直处于上升到趋势。中国与加拿大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
对中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增长率数据间的横向相关关系的考察中(见表2)，一阶自相关表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性(Pemistence)，经济的持续性表示下期的经济活动延续本期经济走势的趋势；标准差反映了各自经济的稳定性；横向相关关系则反映了中国与NAFTA经济间协动性的强弱。表2显示，与NAFTA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较强，波动性较大，这与中国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通胀转变为中期的通货紧缩过程有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作用，影响
到了经济稳定性在整个时间序列的表现。从横向相关关系来看，中国经济与整个NAFTA经济呈现正的协动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NAFTA经济波动约3年时间，说明中国经济对NAFTA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三)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属于伪相关问题。
结果显示，NAFTA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22，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中国经济可以从NAFTA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GDP不是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GDP对NAFTA GDP增长的影响还有限。我们通过协整检验也证实了北美自由贸易区GDP与中国GDP增长具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过程从略)，但中国与NAFTA经济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对称性，中国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美国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0.00345，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美国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中国GDP不是美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还有限。
加拿大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06，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加拿大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国GDP也是加拿大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墨西哥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互不构成格兰杰原因，表明两者间的经贸联系还有限，相互间的影响力也还不强。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仅反映中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GDP波动的因果和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其最大优点是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先验知识只用来考虑及选用纳入模型的经济变量。
基于中国GDP、NAFTA GDP和双边贸易额的自然对数值的服从二阶单整，我们选取1989-2007年中国GDP、NAFTA GDP和双边贸易额建立VAR模型：
其中，Ci为常数项，βi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εit为各变量残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选取滞后项为1。
1 脉冲响应函数
在上述VAR模型基础上，再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ε1，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2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对其本身的新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并不断减弱，从第4年后又不断增强，对来自其他因素的新息冲击反应不明显，表明NAFTA经济的运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对来自中国GDP的新息冲击，在前3年反应微弱且为负向反应，在第4年后转变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衰减并逐步消失；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冲击的呈微弱的负向反应，直至第5年才转变为正向反应，随后逐步衰减并逐渐消失。
中国GDP对其自身的新息冲击当期就有明显的正向反应，直到第4年才逐渐减弱；对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区GDP新息的冲击在第1年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加，在第6年后逐渐衰减，表明中国GDP受北美自由贸易区GDP的影响较大；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冲击非常微弱。
双边贸易对来自自身新息冲击在第1年表现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衰减直至消失；对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区GDP新息冲击的第1年为正向反应，在第五年后达到最大，随后逐步消失，表明双边贸易受到NAFTA经济的影响较大；对来自中国GDP新息冲击的反应基本上保持为正，表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对双边贸易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
由此可见，NAFTA GDP增长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NAkTAGDP对中国GDP增长有较强的影响，但反向的影响则较弱；NAFTA 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尤为明显，表明NAFTA作为世界主要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与中国相比，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中国GDP与双边贸易相互间呈现正向的拉动作用。
2 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各随机干扰的相对重要程度。
根据估计得到VAR模型，我们分别对NFATA、CHINA和TRADE的变化进行方差分解。图3表明，对北美自由贸易区GDP的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的影响力在二年后逐步稳定，有大约74％的变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来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区GDP的变化中，可以由双边贸易解释的部分呈现逐步增强的态势，在两年之后达到4％的最大值，可见双边贸易对NAFTA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一拉动作用并不明显。NAFTA经济增长中，中国GDP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能由中国GDP解释的部分约为22％。
中国GDP的方差分解中，76％可由其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因素来解释，由自身和双边贸易因素解释的部分别为22％和2％。中国经济增长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区GDP和双边贸易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双边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NAFTA GDP解释的部分不断上升，最终达到67％，由中国GDP所解释的部分不断下降，最终约占26％，表明双边贸易的增长受NAFTA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与美国这一世界主要需求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巨大密切相关；双边贸易来自其自身的影响不断衰减，最后约为7％。
三、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NAFTA经济的波动显著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时，中国因素对NAFTA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加大。本文运用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国与NAFTA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主要结论如下：
(一)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阶段性的影响，中国与NAF-TA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
由于初期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二者的相关性整体上较低。但此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步增强。这既是双边经贸联系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因素重要性日益凸现的明证。
(二)与NAFTA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波动的持续性较强、波动性较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NAFTA经济的波动，表明中国经济对NAFTA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三)NAFTA 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后者并不是前者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这表明尽管NAFTA与中国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又存在着不对称性。与NAFTA经济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中国对NAFTA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中国整体经济规模仍然有限所致，但这一影响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不断增强。
(四)中国GDP与双边贸易相互间都存在正向的拉动作用，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必不可少。
经济和贸易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 中山市 加工贸易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作为贸易方式之一的加工贸易，在改革开放3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对吸引外资、对外贸易、就业、税收、技术进步，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的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以投资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即“两头在外”。主要包括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进料加工、出料加工和补偿贸易。
从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了对以来料或进料方式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由海关实行保税监管进口，成品返销境外的办法。
我国的加工贸易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为主。所以，在分析中山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都是建立在狭义范围之上的。
加工贸易是中山外向型经济的源泉和动力。2000年以来，中山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进出口贸易额屡创新高。2000年～2007年期间，从60.89亿美元上升到246.63亿美元，增长率高达305%。其中，进口总额从24.12亿美元增长到73.66亿美元，出口总额从36.77亿美元增长到172.97亿美元，在广东省名列前茅。中山对外贸易能取得如此瞩目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
下面分别运用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和加工贸易对中山GDP的贡献率来分析中山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中山市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分析
加工贸易增值系数是衡量中山市加工贸易创汇水平的质量指标，增值系数的提高表明加工贸易在质量上的扩张。
加工贸易增值系数=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
现对中山市2000年～2007年数据进行整理，得出其加工贸易增值系数，见表1：
资料来源：中山市统计年鉴
从表1知道，从2000年开始，除了2003、2004两年有所回落外，中山市加工贸易增值系数逐年提高。这表明，中山市的加工贸易的质量是逐年扩张，逐年转好。
三、中山市加工贸易拉动度分析
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通过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凯恩斯模型测算，该模型建立在国民收入恒等式基础上，其基本形式为：
根据上式可以获得增量恒等式：
其中，Y, C, I, G, X和M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支出、出口和进口，NE=X-M表示净出口，表示增加值。当净出口增加时，对外贸易正向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当净出口减少时，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生负拉动作用。由于净出口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净出口、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形成的净出口构成，上式又可以表示为:
其中，、 分别表示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形成的净出口、加工贸易净出口。这样
根据上式，可以获得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量化公式，即:
加工贸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加工贸易净出口增加额/GDP增加额*100%
加工贸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加工贸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GDP增长的百分点
根据以上公式，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山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1年～2007年中山市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中山市统计年鉴、对外贸易方式统计表
表2中的计算结果表明：
第一，各年加工贸易净出口增加，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都为正值，加工贸易正向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加工贸易净出口与中山市GDP总体呈正相关的关系；
第二，2001年～2007年加工贸易对中山市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度为50.83%，年均拉动度为8.4%。加工贸易对中山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拉动度明显高于广东省的水平。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对中山市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翠玲:广东顺德加工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2]明娟王子成:加工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文荟，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