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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正式启动应自利玛窦入京开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很好地指明了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一、文化互动转型论
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这就是文化互动转型理论的要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二、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但不能用来证明异质文化不可能融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文化互动转型论对文化冲突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笼统的肯定和否定。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异质文化融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型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三、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
文化互动转型论要思考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有效途径，在武力征服被公认为无效的这个时代，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应该视为世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外来文化在与本有文化深入接触以后必然发生外来文化本土化、本色化一类的变化。本土化是文化互动转型论的逻辑推演和组成部分。本土化方法有优点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在于有可能曲解了原有文化，甚至将一些它原本不具有的含义强加于它，影响了人们对于原有文化作出客观正确的理解，而它的优点在于丰富了原由文化的内涵，有可能丰富和发展了原有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融合本来就包含着一个对原本重新解释的问题，文化交流的传播方和接受方都要为这种解读作出努力。在这里取决定作用的不是外来文化或本有文化自身的性质，而是文化接受方的自主选择。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接受方的正确选择，文化的转型和更新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四、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为明朝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则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耶稣会来华传教这场跨文化传播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化互动的基本立场出发，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值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确实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西文化虽然仍有巨大差异，但共性和趋同的一面在不断增强。由此看出，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
五、明清之际基督教神哲学的中国化
神学与哲学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神学与哲学同处于精神与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神学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与性质。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利马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神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
六、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明清之际发生的中西神学与哲学的思想交锋，我们发现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互动的性质。当时有机会接触西方神哲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赞同还是抗击实际上都表明他们基本上弄懂了天主教的灵魂学说，而他们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态度则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神学思想的取舍。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呈现的种种中西文化并存与融合恰恰表明，这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参考文献：
[1]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M].成都：巴蜀书社，1993
[2]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J].浙江社会科学，第3期，1999
[4]许志伟，赵敦华.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多元文化认同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
一、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
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是相对于聚居的并已实行自治的民族地区而言的，在这个地域内，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分散地同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居住在一起，人际关系多维，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复杂，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也因此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
（一）民族地理边界不清晰，文化交错影响频繁
民族地理边界意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地理界线。在挪威人类学家费雷德里克•巴斯看来，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界线不重要。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生活于一个地域内。在居住空间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线，与其他民族是相互交错居住，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基本一致。随着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长期频繁的文化交流会导致文化差异性减退，趋同性变强，要想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难度也比聚居地区要大。
（二）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个性与共性并存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各民族文化主体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的特征，如，居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各民族成员面临的外部环境是相对一致的；不同民族的成员们可能耕种着同样的土地、沐浴着同样的地域文化、践行着相同的生产方式等等。当然，在这些共性的背后，各民族也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如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虽然他们与其他民族的成员居住在一起，但在本民族内部一般采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有的依然穿着本民族的服饰，保留着自己的风俗习惯。然而，在长期的共同因素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主体的个性能否继续发展，能发展多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各民族文化主体扮演的角色多样化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必然要扮演各种角色。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以居住在民族村的少数民族为例，他们是属于不同家庭的家庭成员，是本民族的成员，也是该民族村的村民，更是中国的公民。角色的扮演向来不会一帆风顺，在各种社会角色扮演中常会产生矛盾。首先是角色内的冲突，如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同时承担着上述多种角色，当这几种角色要求的行为规范互不相容时，容易使该角色承担者出现紧张情绪，不知该如何取舍。其次是角色间的冲突。当一个民族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的成员居住时，因其角色规范不相容就有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影响民族关系。
二、多元文化认同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分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它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种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1]。文化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生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于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后天的和可变的，文化认同也具有相对的可变性[2]。同时，文化认同也可以是多元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仅可以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也可以认同他民族的文化，可以认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同时认同现代文化。随着各民族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元的文化认同即少数民族成员只认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模式，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多元文化认同更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
（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
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他们对该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少数民族成员是该民族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自然也是传承发展该民族文化的主体。文化认同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人们寻找身份归属或文化归属的过程，是解答“我是谁”“我们是谁”的过程。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他们对自己所属文化圈的确认，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将为他们发展本民族文化奠定心理基础。“知”“情”“意”是人们在做出某一行为前的心理活动。知，即认知；情，即情感；意，即意志。少数民族成员在做出有关本民族文化的行为时也必定是要经历“知情意”这个心理活动过程，也就是文化认同的过程。即先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认知，再是对本民族文化赋予积极的正面的情感，最后是努力使本民族文化达到某种发展状态的意志。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少数民族成员传承和发展该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若成员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陷入“文化自卑”的状态，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将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必要性，民族最终也将不复存在。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该民族文化能否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
（二）对他族文化的认同能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一个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有频繁的交流、互动。在这种散居模式下，任何一个民族都很难让自己的文化独立于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既阻挡不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进入，也阻挡不了自己的文化走出去。若硬是采取文化隔离，强制本民族成员只认同自己的文化，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那必然会影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阻碍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对他族文化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背离。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前提，也是各民族在交往中和平相处的关键。通过文化交流，各民族得以了解彼此，并博采众长，不断地丰富本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可能再固步自封的情况下获得发展。
（三）对现代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
现代化进程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生态环境，也使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濒临消失。当少数民族文化遭遇现代性，躲避或排斥最终都只能是本民族的文化被强势的现代主流文化慢慢蚕食，正面、积极地去认识、接纳、认同现代文化才是明智之举。相对于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要发展，必然要走向现代社会，要走向现时代不是传统文化简单的的保存与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的适应和发展。面对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成员要汲取其中的有利因素，为我所用，创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繁荣发展。
三、建构少数民族成员多元文化认同的审思
一个主体认同某种文化，是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主体认同的内在驱动力，即认同某种民族文化的需要。有需要，文化认同就容易形成。用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它可能是主体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交往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多个民族混合分散居住在一起，一个民族的成员可能会因为安全的需要、社会交往等需要更容易去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因而，从内因上讲，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并不缺乏认同他族文化的驱动力。关键是要处理好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对他族文化认同、对现代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尊重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认同选择权
多元化是文化的本性，也是文化发展的趋势。文化的多元，为社会的个体或群体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某些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可能会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而去认同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常见的是对汉族文化的认同；有的少数民族成员是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多种文化认同并存；也有的少数民族成员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认同他族文化，而一旦脱离那个特定的生活环境，又转而继续认同本民族文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对文化的选择权应受到尊重。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可变的。我们不能把其中某个民族的文化作为所有民族文化的代表，强制各民族成员在文化认同上保持一致；相反，我们也不能强制一个民族的成员只能认同本民族文化，将该民族处于封闭、隔离的状态。应将文化认同最终的选择权交付给少数民族成员。他们若失去对文化认同的选择权，无论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发展都是不利的[3]。
（二）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对其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在多元文化并存、共生的现代社会，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会越来越频繁，这对相对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挑战。能否让本民族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一元，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至关重要。少数民族成员只有充分肯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为本民族文化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才能积极地去传承保护并发展本民族文化。一个民族，若只是少部分成员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转而认同他族文化，并不会对本民族文化的延续造成真正威胁，但如果该民族的大部分成员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那么，该民族的文化必将走向灭亡。在文化交流日趋开放、频繁的现实面前，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成员文化认同的选择权，同时，我们也依然有必要提升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三）鼓励借鉴多元文化的积极要素，推动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交流是一个民族获得进步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文化认异”或者多元文化认同的现象，原因在于与其他文化相比，自身的文化存在缺陷与不足，需要向他族文化学习、借鉴。在开放的环境中，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传承发展下去，必须要在与他族文化交流互动中自觉地以他族文化为参照，客观地审视自身，从他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修正完善自己，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适应能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向前发展。同时，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多元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本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积极创新，提高自身文化的生命力，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黄淑萍 单位: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参考书目：
1.欧阳康：《多元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
3.曾豪杰、王清华：《多民族共聚地区多元文化认同规律及特点分析——以怒江州丙中洛地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4.刘卫东、申三、晏佩琦：《中国杂散居少数民族社会学发凡》，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构建多元文化认同，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认同他族文化，认同现代文化，博采众长，与时俱进，或许是少数民族散居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一条可行路径。《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汉语 国际传播 文化准备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华文化必将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对汉语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形势与判断，如何进一步发挥汉语国际传播的文化交流功能，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使之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有它应有的位置，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汉语国际传播，要求我们首先从文化自觉、文化定位和文化交流三个层面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
一、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文化自觉是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种文化思潮，为多角度、全方位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满怀信心地“走出去”，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与交融，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认同、相互借鉴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前提。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就很难产生文化自信，就无法走向文化自强。为此，先生在其有生之年多次作过明确的解释。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最终达到不同文化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事实上，此番境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曾有过多次的灵光闪现，这与我们古人对自己创造的文化已经拥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密切相关，否则，就不可能给后人留下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透视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没有人能否认其形成、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历经风雨、承受挫折和饱含辛酸；没有人会怀疑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灿烂与辉煌不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改造与更新基础上结出的硕果；也没有人敢指责其包容借鉴、接纳吸收、消化整合多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而作出过的种种努力。“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人类文明不可想象。从四大发明开始，中国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就独树一帜。中国人克服困难一路走到今天，继承了历史特殊的馈赠。同样，文化赋予中国以尊严和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美学和精神价值。”摩尔多瓦驻华大使阿纳托利乌列基安如是说。
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讲，还是从汉语国际传播的视角看，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对自身文化的运行规律有着准确的把握，对发展自身文化的历史责任敢于主动担当。一旦离开高度的“文化自觉”，就很难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作出理性而准确的判断，就难以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精髓的过程中充满自信，就无法保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不落伍、不掉队。要避免此类情形的出现，就必须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去把握中华文化；同时注意把握世界文化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主动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更新改造，使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交流、交锋和交融的过程中能够独立成势、傲视群雄。
汉语的国际传播，承担着中华文化对外交流、沟通与合作的重任，更应该在文化自觉与自信方面有高度统一的认识，这是不断突破现实瓶颈、破解文化交流与传播难题的先决条件。这是确保中国文化从自觉走向自信、从自信走向自立、从自立走向自强，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基础。
二、准确的文化定位
准确的文化定位，是指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地位进行科学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丰富性、完整性、多样性和独特性等方面的特征是毋庸置疑的。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承前启后的创新成果，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绵延不断的文化脉络、传承千年的民俗民风、独立成篇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完整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不同区域的文化分布、不同领域的文化成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中国风格的民族精神、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印证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特征定位不准确、把握不充分，外国人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言谈举止、行为习惯等，就始终搞不懂中国人的很多事情，也就无法让外国人真切领悟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特有魅力。因此，注重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是展示一个民族文化固有特色的关键。也只有将深藏于文化表象背后的那些真正代表中国人精神层面的东西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世界，才有助于让外国人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
三、充分的文化交流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才能受到世界的重视。如何看待发展中的中国文化？理应从当今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看，必须看到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与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接轨，并赢得世界的理解、信任和尊重。文化“走出去”要求我们尽早布局，为之搭建好文化交流的平台，提升并拓展文化交流的层次与渠道，进一步转变创新多种文化交流的方式。
搭建好文化交流的平台，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根本。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在很多国家正式启动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的计划。如今，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设，成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和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提升并拓展文化交流的层次与渠道，应当建立在政府引导、民间配合的基础上。文化交流主要是政府间的交流、学者间的交流和大众间的交流。我们最初的文化交流，多属政府之间的交流，学者和大众间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这与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不强有一定关系。令人称道的是，这种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正逐渐得以扭转，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层次和渠道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通过频繁的高层交往，加之各类非政府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包括学界学者之间的相互往来等，打造出多种多样的交流层次与渠道，有效提升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交流层次的提升和交流渠道的畅通，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转变创新多种文化交流方式，体现在我们对文化交流经验与教训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过去，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只要加大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电影电视等“走出去”的力度，就能促使文化“走出去”。殊不知这些方式虽必不可少，但比起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就更显枯燥和乏味，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必须在如何转变文化交流方式上多下功夫。尤其，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这是实现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和文化尊重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
综上所述，历史和现实已赋予汉语国际传播多种对外文化交流的职能。我们只有主动做好应有的文化准备，并在实践中体现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将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优秀文化不断地传递给世界。
参考文献
[1]．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张殿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外交浅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1)．
[3]胡逢祥．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J]．探索与争鸣，2010(12)．
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4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5
充分认识中外企业文化融合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们要按照的要求，坚持文化先行，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高度自觉，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的创新，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渠道，也是世界文明日益多元、相互包容的时代标志。文化传承与创新已经成为各国经济贸易合作的“软”支撑。我国企业积极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各个通道的建设，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开放程度等方面各有差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同的价值判断、市场规则、行为方式、生活习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合作的深广维度、进程时序和企业的营商环境、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文化环境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化经营发展的同时，与所在国合作中的多元文化差异、冲突问题也日益凸显。深入进行中外企业文化比较研究，推动中外企业文化融合，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中跨文化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搞好“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企业先进文化建设，将会大大提高“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系数，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撑。
理性识别文化差异
达成彼此文化尊重
推进中外企业文化融合
文化差异包括宗教的差异、历史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习俗的差异、习惯的差异，还包括语言、思维方式、工作理念、管理风格等差异，涉及伦理、信仰、法律、国际公约以及通行规则等方方面面。文化差异是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条件，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发展。企业要加强文化差异的识别，理性地面对文化差异，消除文化摩擦。以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兼容并蓄不同国家、地区文化的精华，滋养自身的企业文化生命，使之焕发旺盛的活力和强健的市场适应力，促进企业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氛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建设，必然会受到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不同民族的文化都经历了各自独特的历史形成过程，因而呈现出具有本国特色、形态各异的文化特征。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要保持谦虚心态，尊重外方文化，注意人格平等。要尊重对方的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不强求不干涉，平等自主、和平共处，为合作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学习、尊重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外企业文化融合的重要内容。
充分进行文化沟通
达成彼此文化理解
推进中外企业文化融合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这些年来，我国与沿线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这就为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开展文化交流创造了和谐的氛围。企业要充分利用政府主导或引导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平台，加强与其他各国企业的文化交流，相互借鉴吸收，着眼大局，着眼于未来和长远利益，将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统一起来，在文化交流中让企业特有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沟通方式与世界接轨，共同创造新的管理文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0多个，人口40多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在，繁多，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中国企业要努力了解和掌握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外名胜古迹、哲学宗教、音乐绘画、社交礼仪等，这样才能成为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学习先进文化的先行者和推介中国文化的志愿者。我们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和投资机会，研究各国的传统和企业文化，研究与不同国家企业不同的合作方式。
企业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走出去”的企业不仅代表着企业自身，也代表着整个国家。美国企业，尊重个人价值，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倡竞争精神、务实精神，鼓励创新、利益共享。德国企业，具有强烈的质量意识，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德国制造做工严谨，这使得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占有特殊的市场份额。这些国家的企业走出去，毫无疑问也将国家的软实力散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因此，中国企业，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助力添彩。良好、充分的文化沟通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化解文化冲突。通过沟通，要让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企业，读懂中国和中国企业，知道中国企业的理念和规则。同时，要深入了解所在国的文化和企业文化，熟知外国企业的理念和规则，知道国际通用的规则。要努力了解东道国的语言与非语言沟通的差异，并建立起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有形或无形的跨文化沟通的组织与渠道，针对既存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障碍，建立起良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协调机制、沟通机制和交流平台，以便及时有效地化解文化障碍。企业之间的合作，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要注重与相关合作企业核心人物的交流和沟通。为提高文化沟通效果，可建立技术交流、学习机制，以技术交流、学习为载体推动文化沟通；建立人才双向交流机制，拓展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各种活动机制，多层面促进文化沟通。
找到最大“公约数”
达成彼此文化共识
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范文6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宁波市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拓宽“政府部门、文艺院团、文化企业”三大渠道,多层面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成效明显。2004-2008年,宁波市有关部门组织戏剧、声乐、歌舞、书法、剪纸和奉化布龙、象山渔鼓等40多个团组,到美国、日本、法国等欧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既占领了海外演艺市场,又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同时又积极向国外销售钢琴、文具、音响设备和演艺器材,从而使宁波的文化产品出口一年比一年增加,成为金融危机形势下我省外贸出口的一个突出亮点。
强化保障,搭建平台,大力推进“主导文化走出去”
研究制定支撑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宁波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文化“走出去”问题,明确提出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大力实施宁波文化“走出去”战略,并从建章立制入手,先后出台《宁波市“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为促进宁波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机制。市委、市政府将组织文化交流团组、签订文化交流协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考察文化建设项目作为外事活动的工作惯例和重要内容,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通过业务指导、资金扶持、信息服务等途径,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工作机制和工作格局。
积极搭建文化“走出去”的平台。利用宁波文化周、国际文化艺术节、大型文化赛事等平台,组织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文化交流项目,输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宁波地域风格的文化精品。如2008年,在英国诺丁汉举办的“宁波文化周”,期间安排的歌舞、器乐、武术、书法、剪纸等具有中国和宁波鲜明文化元素的表演节目,引起诺丁汉各界的浓厚兴趣,并在该市市民中掀起一股宁波文化热。同时,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声乐比赛、中韩日戏剧节、中国戏剧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俄罗斯文化年、意大利文化节、德国风情文化周、澳大利亚电影节以及浙洽会、消博会、宁波国际服装节等重大的文化经济活动,拓展了文化“走出去”的平台。
挖掘资源,输送精品,大力推进“文艺院团走出去”
推动市属文艺院团“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宁波市相继与日本、土耳其、香港、台湾等25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出访交流项目40余批次,积极向外输送和展示文艺精品,内容包括甬剧、越剧、民乐、音乐舞蹈和书法美术等艺术门类和文化学术交流等。如2004年宁波市艺术剧院创作的甬剧《典妻》和民乐《锦绣中华》赴德、法等4个国家7个城市演出,2007年市小百花越剧团赴美国演出经典越剧《梁祝》,以及宁波乡音艺术团赴澳大利亚西尼市政厅进行专场演出,宁波市歌舞团创排的大型民俗风情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列入“浙江文化走出去”工程和省重点文化精品工程项目,目前该剧已日臻成熟,有关部门在组织进行国内巡演的基础上,准备将他们作为精品推向国际市场。
推动民间文艺院团“走出去”。近年来,宁波民间艺术团逐步走出宁波、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海外刮起了一股强烈的“中国风”。2008年,宁波市民间艺术团赴土耳其参加伊兹密尔国际文化节和库布克国际文化节,首次代表中国向世界整体展示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奉化布龙、象山渔鼓、茶舞和渔歌号子等民间艺术以独特的魅力征服观众,成为近5年来我国赴土耳其表演最受欢迎的艺术团体之一。
推动民间艺术“走出去”。宁波民间艺术资源丰富,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4个、省级23个、市级12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21个。多年来,越窑青瓷、青瓷瓯乐、奉化布龙、象山渔鼓、宁海平调等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远赴德国、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展出),并以独特魅力深深打动当地群众。近年来,名声鹊起的“十里红妆”,逐渐走出宁波,向世界撩起神秘面纱;其中,在台湾举办的“十里红妆,七夕情缘――肚兜暨婚嫁文物展”,令台湾同胞赏心悦目、赞叹不已。
打造品牌,开拓市场,大力推进“文化企业走出去”
国有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坚定。宁波作为文化改革试点单位,近年来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2002年以来,相继组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广电集团,努力打造综合性文化传媒集团,为国有文化企业“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宁波广电集团下属的宁波大剧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产业链下游――演出平台,向中上游――演出经纪和合资创作剧目推进;2008年,这家剧院与奥地利斯奈德舞台艺术公司合资制作的原创音乐剧《茜茜公主》,在国内的11个省市巡演40场,演出收入8000多万;今年将按计划赴欧洲演出,另外,亚洲地区巡演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组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