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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中的哲学思想范文1
1弥补中国古代哲学知识的匮乏突破入门难的瓶颈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从哲学源头来看，西医源于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力图通过明确的范畴和思维掌握各个事物间的细微规律；而中医学起源于东方哲学，主要发源于中国，属于大陆性文明，强调无区别，注意寻求普遍真理，寻找事物的总规律[10]。二者在研究对象的层面、研究的方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西医支持生命的物质层面，认为生命由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组成，其规律系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稳定性，需要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获得。认知过程中，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方法，依次从个体水平、脏器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逐步展开。中医则支持生命运行的自然整体层面，认为生命的规律系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具有变易性和包容性，需要依靠体察和领悟，用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获得。
医学中的哲学思想范文2
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哲学著作一般都从天命观、历史观、人生观、认识论等方面，论述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过笔者认为，这些论述所注重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内容方面，而没有重视它的致思方向方面。实际上，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哲学自其产生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都能够发挥启迪、指导作用。这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致思方向决定的。而这种致思方向，是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
中国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则是由它在与古希腊大致相同的时期——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致思方向决定的。对于这种致思方向的形成，孔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基本宗旨是“天下归仁”。简言之，孔子思想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着重探讨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合理的行为准则，立言宗旨是引导人们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孔子哲学的重心在于“人”，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而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注重自然事物的研究。这种状况，对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先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和开创时期。作为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必然地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概括地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导致了中国哲学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哲学不重视自然哲学问题的研究。借用“人伦物理”这个词来说，就是导致了中国哲学重“人伦”而轻“物理”。这是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最主要的影响。其二，时于中国哲学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产生了重要作用。
孔子虽然也具有“天命”思想，但他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中国哲学始终没有走上宗教化的道路，更没有像中世纪的西方哲学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以说孔子对待鬼神迷信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致思方向既有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根源，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这后一方面的原因，主要就是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自汉代开始，孔于思想被尊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就哲学而论，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使得先秦时期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哲学致思方向，变得更加确定。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思想对于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哲学致思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毋庸讳言，中国哲学重“人伦”、轻“物理”的致思方向，导致了“德性”在中国哲学中的过度发展，而“知性”发展不足，这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一以贯之的致思方向，使得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能够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挥启示、指导作用，都能够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智慧。以《论语》为例，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点。这里的必要前提，当然是《论语》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高度关注。而这正是由中国哲学高度关注社会政治和人生修养问题的基本致思方向决定的。
医学中的哲学思想范文3
关键词：中国古代哲学；悲剧意识；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79-01
悲剧意识是对人在生命过程中遭遇的不幸、苦难或生命毁灭等现实的悲剧性的感知以及面对这种现实的悲剧性的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抗争精神。悲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烙印。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充满苦难也充满奋斗与抗争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了完整的悲剧意识。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政体结构、宗教意识、伦理规范和哲学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悲剧意识呈现出不同于古希腊悲剧意识的特殊性、复杂性。仅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儒、道两家，对悲剧都有着自己的阐释，对中国悲剧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儒家所持的是一种现实的人生态度，主张人在活着时，应当积极有为，不虚度此生，只应关心生，不必想到死，当死亡来临时，泰然地迎接它，对生命采取乐生安死的态度，应当快乐地活着。《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衰老是自然规律，是令人悲哀的，孔子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人生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真是人生在世，无往而不乐。
儒家哲学对人世悲情苦况的态度是“哀而不伤”，即“虽然悲哀但不至过分伤痛”，这是孔子“中庸之道”在悲剧意识上的反映。如何达到“哀而不伤”，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呢？儒家强调修身，强调节制自己，以维护家庭与国家的和谐与稳定，而修身的标准即是“礼”，用“礼”来规范那种充满不平与抗争的原始形态的悲剧意识，以达到“中和”。
因此，儒家理想本是想避免悲剧意识的产生的，但“儒家在创造理想的同时就预创了悲剧意识”。以“礼”规范的结果不是消解了悲剧意识，而是使中国古代原始的悲剧意识发生了扭变。儒家把个人道德修养看作人的生活的最高层次，德比艺更重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中国的志士仁人设计的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正、诚、修”就是要征服和压抑各种不符合文化之礼的意识，达到道德自律。但是儒家提倡的道德自律，只注重全社会的安定和谐，即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稳固，它要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却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每个人不再是活泼自由的生命个体，而成为社会中固定的道德角色，被框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里。然而，生命主体的冲动，对自由意志的追求是人的天然本性，如果被压抑的意识本身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话，它会不断地以各种变形的方式冲冒出来，这就必然要违“礼”，产生与“礼”的冲突，产生悲剧。“礼”的力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无处不在，使人无法逃脱。在情感上，在心灵深处想要冲破“礼”，走向自由；但在理智上，在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又觉得应遵循“礼”，从而变得犹豫、彷徨，失去了反抗的力度。因此，“中国文化决不会产生托尔斯泰的安娜，梅里美的卡门这类悲剧，就更不用说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和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呈现出了一种柔性，总是一唱三叹，一波三折，扭变为“在一个超成熟的庞大的宗法中央集权的社会里，人们为了维持这个巨大的家国体系的正常运作，即儒家理想的实现，总要自觉或被迫的为维护‘礼’而做出牺牲，如在政治悲剧中表现为忠臣义士为清君侧而前仆后继，在爱情悲剧中才子佳人们的个人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生矛盾，酿成悲剧。一个超级权力体系在‘礼’的规范中以‘内耗’来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
二、道家思想对悲剧意识的影响
有人认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只关心现世生活，缺乏对命运的终极探究和思索，其实他们忽视了同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老庄道家哲学中流露的对人生、对现世的的悲观与绝望，存在的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十二章）。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宗师》）。“人之生也，与忧惧生”（《至乐》）。道家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就是痛苦，有生就有忧，这种痛苦来自对欲望的追求，“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至乐》）。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永无休止的欲望尔虞我诈，生活充满了痛苦忧虑，毫无欢乐而言。《庄子》中还给我们展示了许许多多人类的不幸、罪恶、痛苦和悲哀，认为这世界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箧》）的是非颠倒的世界。“今之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处死的人积成堆，戴镣铐枷锁的人成行成串，被刑戮的人满目皆是，多么悲惨的世界啊。《则阳》篇中假借柏矩之口，哀悼被刑示众的僵尸，控诉虚假道德的伪善，哭诉统治者的残酷，哭诉了这罪恶的世界。在《至乐》篇中，庄子假借与髑髅的交谈，表达了对痛苦的现世的绝望，认为“死者不愿复生”。人生充满了痛苦，而这种痛苦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因此庄子“看似乐观放达，逍遥自乐，其实骨子里是整个的悲，悲得再不愿回到‘文明’的现实生活，甚至悲哀得不愿再回到‘人世间’。旷达只是悲的表象，逍遥的背后是对整个现实社会乃至对人生信念的幻灭。”清人胡文英就曾指出：“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道家悲剧意识虽不像儒家思想那样经统治者的提倡居于正统地位，但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士人的思想意识中，从阮籍、嵇康到陶渊明，从李白、司空图到坡，从李贽、汤显祖到曹雪芹，在这些杰出的文学家身上我们不断地看到庄子的悲剧意识在闪光。
面对这悲惨的世界，痛苦的人生，《庄子》主张“忘”，《庄子・天地篇》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所谓“入于天”，就是与大自然合二为一，超越死生，也就超越了痛苦。面对世间万象能够不喜不怒，无忧无乐，安时处顺，恬淡自然，这就是“至德”之人。强调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与超然物外的逸情。《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是与儒家入世相互补的出世与超脱。虽然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悲剧性，但却追求虚无，消极避世，追求一种空灵与超然，因此“西方由悲而崇高，故悲得惨烈，中国由悲而旷达（主要指庄子的悲剧意识），故悲得深沉而飘逸”。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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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整体观念；阴阳学说；医患矛盾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阴阳学说是中医哲学的基础。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类似于西方的唯物辩证法，即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中医哲学的阴阳学说类似于西方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笔者就整体观念和阴阳学说在医院管理和发展，以及在解决医患矛盾问题中的应用作一探讨。
1 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价值
整体，就是完整性和统一性。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认识。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重要关系和相互影响，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地斗争中，维持着机体正常地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和机体自身完整性的思想，即为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首先指导我们作为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不仅要看到自己医院的经济效益，还要看到郊区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巨大潜力，要看到城区大医院、郊区医院、社区医院是一个医疗体系，是一个整体。要想为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大医院应该肩负起重任，支援郊区医院，发展社区医院。试想中国13亿人口，如果都不信任郊区和社区医院，大病小病都到城区大医院看病，大医院能不出现问题吗？所以医院领导和一些有经验的大夫要定期到郊区医院出诊，有实力的医院要和政府一起办一些社区医院，把轻病和慢性病患者分流到郊区和社区医院，这是当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必然选择。
2 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价值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地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地概括，并含有对立统一地内涵。阴和阳，既可以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事物和势力，又可以代表和用以分析同一事物内部相互对立的俩个方面。“阴阳者，一分为二也”，明确指出，阴有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观点。
笔者试从阴阳学说中的“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医患关系问题。阴阳的互根互用，是指一切事物或现象中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具有相互依存、互为根本的关系，即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而单独存在。阴阳的对立制约，是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制约。
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阴平阳秘。阴阳的平衡，是动态的常阈平衡，是动态的均势，而非绝对的静态平衡。维持其平衡状态的机制，则是建立在对立制约与互根互用基础上的阴阳双方在一定限度内的消长和转化运动。现代医院中的医患关系就象阴阳关系一样，整个患者群体属阴，医护人员属阳。医患之间既是互根互用的关系，又是对立制约的关系。正是医患之间这种矛盾关系推动着医疗体系的向前发展，维持着医患之间的动态平衡。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医院”的医院文化是当今公立中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和目标，也是现代化医院管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营造和谐医院、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医患之间的阴阳关系。当今社会，医患这对阴阳关系总体上是平衡的、是好的。但是医患之间的矛盾在增加，也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阴胜阳虚，一方面，患者阴方的要求和维权意识在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医者阳方的服务和责任意识在下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阴阳两个方面入手，即要“降阴升阳”。
一是要“降阴”解决患者这一方的矛盾。要做到以患者为中心，真正做到“视患者如亲人”，“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将解决广大患者最感急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做为医院服务的主要宗旨，强化服务意识，全面推行人性化医疗服务，以患者的满意度作为评价医院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二是要“升阳”解决医生这一方的矛盾。充分调动医院员工积极性，提高员工素质。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作为知识经济下的公立中医院，同样也是一个中医技术密集型的单位，是研究高新技术应用最广泛，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因此，现代化的公立中医院更要靠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来实现持续、稳定地发展。打造自己的品牌，先进的技术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实施，人是最重要的承载者，只要赢得了人才，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医院应该培养树立员工终身学习的理念，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发”的学术氛围，让员工认识到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医院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1]。
3 小结
总之，要想建设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就要利用整体观念，将患者分流到社区、郊区。利用阴阳学说平衡医患这对阴阳关系，使其关系维持在动态平衡中。
医学中的哲学思想范文5
【论文关键词】泰纳；艺术哲学；文学思想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里。法国批评家希波里特·泰纳(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学演变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理论而闻名于世。他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且不说l9世纪后期的许多批评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理论，就是在当今我国的很多文学读物和教科书里，依然可见泰纳那种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影子。虽然泰纳的这种从外部进行文学研究的理论的弊端早已为西方的学者所批判，但是它毕竟是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先声，因此时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随者。作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泰纳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均有造诣，仅就文学批评的领域而言，除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泰纳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论及。这些论述散见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脚deLaFonm／ne1854)、《英国文学史》(H／sto／rede／af妇盘鹏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艺术哲学》(P^del’art1865—1869)等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里。其中，《艺术哲学》一书虽不是专论文学的理论著作，但是它将文学置于“艺术”的总体范围之下，并从这个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样的一些讨论，对于说明泰纳的文学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仅就《艺术哲学》一书，谈谈较为显著的几个问题。
一、文学艺术耍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纳抓住了艺术要表现事物的普遍性这个问题，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讨论。既然是一部“艺术哲学”，必然要从艺术的总体概念出发，去探讨艺术的特点和规律，进而去说明各个艺术形式。泰纳从对艺术作品的定义这一角度去考察艺术的本质，并对艺术形式做了分类。他认为，一切“艺术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在诗歌、雕塑、绘画、建筑、音乐这五大艺术形式中，泰纳将前三者界定为“模仿的”艺术，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总体”与实物相符；后两者界定为非模仿的艺术，他们表现的是“各个部分”间的数学关系。泰纳强调“模仿的”艺术，并非照搬现实，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模仿。他认为一切上乘的艺术品都不拘囿于现实，因为现实不能充分表现特征，必须由艺术家来补足。相反，艺术家如果缺少这种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赋，也就与临摹的工匠毫无二致了。因此对现实进行一定的夸张和歪曲，以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纳这里所谈的“诗歌”即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关于文学究竟是“模仿的艺术”还是“表现的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能简单而论，但是泰纳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现实，至少肯定了文学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因素。当然，泰纳所举的文学方面的例子都紧紧围绕他的“艺术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到文学的虚构性问题，可是这种讨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说明“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奠定了基础。而反对艺术创作单纯地摹仿自然，要求艺术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这也正是黑格尔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历史角度看待文学问题
在《艺术哲学》中，关于艺术以及文学诸问题的讨论始终是放在历史的具体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纳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认识论问题另当别论)体现于……泰纳的历史观念，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角度与他的“时代”这一术语相类似，也正是其历史观念的体现。简单地讲，这种历史眼光就是：认为文学作品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也由于经历了历史的积淀才得以确定和趋于合理，因此只有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批评，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才能对文学问题得出比较科学、公允的结论。正是对泰纳关于艺术作品的产生、评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文学观上所反映的历史意识。
艺术品的产生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而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笔力去说明意大利画派和尼德兰画派，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形式是如何在他们那独特的“气候”下产生的。这“气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历史环境。
从分析绘画艺术的产生人手，泰纳总结了艺术的产生规律，继而将这一规律推广到各个艺术形式中去。因此对艺术的产生问题的讨论，同时就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如何产生的认识。泰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及其作用都与历史的具体形势密切相关。泰纳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uJ他认为，首先有一个“总体形势”，其次是总体形势产生的特殊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这些才能与倾向造就一个中心人物；最后，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这些艺术材料，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对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进行肯定。
关于“总体形势”，泰纳描述为：在古希腊是好战与畜养奴隶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纪是蛮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压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热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纪是宫廷生活；在l9世纪是工业发达，学术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倾向”和“特殊才能”则表现为爱好体育或耽予梦想，粗暴或温和，战争的本能，说话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错综复杂的倾向，具体来说：在希腊是肉体的完美与机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脑力活动或太多的体力活动扰乱；在中世纪是幻想过于活跃，漫无节制，感觉像女性一般敏锐；在17世纪是专讲上流人士的礼法和贵族社会的尊严；到近代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满足的苦闷。
所谓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现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倾向”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在希腊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青年；在中世纪是出神人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l7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在我们的时代是不知厌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按照泰纳给艺术的分类，艺术作品或是表现中心人物或是诉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学和雕塑艺术一样，被他划分为模仿的艺术，它们表现中心人物。他认为，古代雕像中的《梅莱阿格尔》和《尼奥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剧中的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一样，都是表现中心人物的。同样，文学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一样，其产生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因为从泰纳对予“总体形势”、“特殊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这些术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无非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论，正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产生了表现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学作品。
从艺术品的产生来看，文学作品的出现受到了历史环境、特定社会风貌的影响，同样，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关于文学作品的合理评价也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而文学批评也应回到历史中去，参考特定的历史背景，从而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个合理的理解和评判。泰纳在谈到如何形成对艺术品的公允判断时谈到：先是与艺术家同时的人联合起来予以评价，这个意见就很有分量，因为有多少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参与；每个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别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补足；许多成见在互相冲突之下获得平衡；这种连续而相互的补充逐渐使最后的意见更接近事实。然后，开始另一个时代，带来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来一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丽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也就是说，在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趋于真理的结论，正如我们“今日每个人都承认，有些诗人如但丁与莎士比亚，有些作曲家如莫扎尔德与贝多芬，在他们的艺术中占着最高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结论正是在数百年来众多意见和判断的不断修正、不断积累中所产生的。因而也是一个比较公正的结论。那么当代的批评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断一件艺术品呢，泰纳认为，艺术品产生于历史环境之下，因此批评家对待历史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受他判断的人设身处地，深入到他们的本能与习惯中去，使自己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思想，体会他们的心境，又细致又具体地设想他们的环境；凡是加在他们天生的性格之上，决定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生活的形势与印象，都应当加以考察。这样一件工作使我们和艺术家观点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们；又因为这工作是用许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学活动一样可以复按，可以进行改进。根据这个方法，我们才能赞成或不赞成某个艺术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责某一部分和称赞另一部分，规定各种价值，指出进步或偏向，认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虽然这种历史主义的口吻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但是毕竟道出了批评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实际上，我们是从自己认识中的一个部分建立一个更高标准出发去批评自己认识的另一部分”。从当代的批评视角出发，回到历史中去体察作品的原生态，继而在一个动态的价值尺度中综合考察和重新认识作品本身，这正是泰纳在19世纪对批评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与韦勒克等人所倡导的“透视主义”(pempcctMsm)相类似的地方。
不仅文学的产生和文学批评受制于历史环境，泰纳认为，文学的作用也体现在对于时代精神与风俗的反映上。而对于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充分、越生动、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纳将这样的作品称为“历史的摘要”。他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补足历史研究的文献缺漏，可以提供各个时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将文学作品当成历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但是，承认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世纪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认为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历史环境，则是不无道理的见解。既然越是伟大的文学越是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本质特征无疑是历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艺术所表现的真理也必然是历史的真理。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泰纳的历史主义眼光的确渗透在文学研究的每个基本层面，无论是文学的产生、评价，还是对于其作用概括和价值的判断，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未免极端，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这些观点也的确道出了文学的特点，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文学本身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价值强调对历史相对主义的克服
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泰纳的历史主义贯穿于《艺术哲学》，也渗透在他的文学观念之中。然而历史主义很容易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但是在《艺术哲学》中，泰纳却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错误。他并没有过分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而忽视其艺术价值，相反，他致力于对文学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界定，强调即便是同一时期的相同题材的作品，由于艺术家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而使艺术品分出高低等级。他将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规定为，对于“显著特征”的表现，以及对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达。“显著特征”分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质的特征，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作品的精彩程度则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类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民族、种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则与人的道德等级相关，泰纳认为，文学价值的每一等级都相当于道德价值的等级。因此，作品所表现的道德等级越高则其艺术成就越大。但是泰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将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级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级，这种逻辑上的谬误不仅在例证上损害了他理论的合理性，更成为其理论的一大硬伤。当然，作品具有显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伟大的作品，还要看如何去表现这些特征，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问题。要达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纳认为要做到三个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时要表现他的“精神地层”，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与集中；构思情节要与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够表现人物；最后，作品的风格要与人物性格以及情节相配合，做到人物、情节、风格的统一。虽然泰纳的论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观点也并不新颖，但是却体现了他对艺术的自身规律及其价值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论上单一的历史标准，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弊端。
四、文学艺术研究中的“科学”方法
医学中的哲学思想范文6
关键词：《死者》 雪景 爱恨交织 爱尔兰
从《死者》中雪的象征意义探讨加布里埃尔的民族情感
詹姆斯・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被推崇为现代派文学大师，同时也是英美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死者》作为詹姆斯・乔伊斯的第一部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篇，历来都被文学评论界认为是最杰出的英语短篇小说之一。正如乔伊斯以往的作品一样，《死者》依然是以爱尔兰生活为素材，以都柏林社会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亲切而卑劣的祖国。小说记述的是主人公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去姨妈家参加圣诞晚会，以及晚会后回到旅馆听妻子透漏昔日恋人为她而死的伤心往事。冬日的大雪贯穿小说的始终， 并在结尾处其象征含义达到。雪的意象在《死者》中经过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其范围由小及大。主人公对雪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加布里埃尔夫妇进门时，雪的意象第一次在文中出现：“薄薄的一缕雪像披肩似的盖在他大衣的双肩，套鞋头上的雪像是套鞋的包头；他解开大衣上的纽扣时，被雪冻硬的粗呢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一股来自户外的寒冷的香气从衣缝和皱折中溢出”。[1]大雪给主人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当雪的意象再次出现时，其范围又变大了：“从窗外望去，公园里的树上压着雪，威灵顿纪念碑戴着一顶微微发亮的雪帽，由那里向西是一片十五英亩的雪原在发光”。[1]加布里埃尔站在窗前，对窗外的雪景无比向往， 大雪与室内温暖而沉闷的晚宴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雪花带来的是一股冰凉却清新的气息。雪的意象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文章的末尾。这时它已演变成了漫天大雪，铺天盖地般“落在了一切生者和死者的身上”。面对这漫天雪景而沉思的加布里埃尔重新认识自己，突发顿悟，灵魂得以复苏。这三处雪景的象征含义，可以作为浓缩的心理画面，来窥探主人公心理状态和情感态度的渐变过程。从宏观上看，它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动态发展脉络。加布里埃尔对三次雪景的不同态度正是他对祖国爱尔兰的态度，即从厌恶到学会欣赏，再到彻底接受。在这样三次变化中，主人公逐渐剥开自我掩饰，一步步获取自我身份的认同，重新确立了对祖国的归属感。
一
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携妻子去参加莫肯姨妈的家庭聚会。加布里埃尔一出场，第一个动作便是“站在门口的垫子上，搓去套鞋上的雪污”。 [1]而后，当其他人谈笑着走开时，“他则继续使劲搓他的双脚。”[1]加布里埃尔略显夸张的动作，似乎有意要强调自己拼命想摆脱雪的污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却十分在意自己的套鞋，甚至还坚持让妻子也穿上，“只要脚下的地一湿，我就必须穿上套鞋。甚至今天晚上，他也要我穿上，可我就是不肯。”[1]原因是“加布里埃尔说，欧洲大陆上人人都穿他们”[1]从文中反复出现套鞋这一物件来看，它其实并非作者随意套在加布里埃尔脚上的一件普通装饰品，而是有其深刻的象征含义。它与反复被作者描绘的大雪，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明确地揭示了主人公此时的情感态度。套鞋是欧洲大陆的象征，是文明先进的东西。而大雪是爱尔兰的一部分。他拼命地搓雪，也正是因为他对日趋落后，闭塞的祖国爱尔兰厌恶至极。乔伊斯曾谈到《都伯林》的写作前提是“爱尔兰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是一只吞食亲生仔猪的老母猪，而乔伊斯认为自己就是在那些被吞食的孩子之中”。[2]当舞伴艾弗斯小姐以敌对的态度质问他为什么要去法国、比利时而不去自己的国家看看时，加布里埃尔终于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他直截了当地说：“爱尔兰语不是我的语言，我讨厌自己的国家，讨厌它！”[1]在他看来，爱尔兰似乎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他对欧洲大陆文明的归属感，是压抑、瘫痪的爱尔兰无法给予的。他那受高级文明浸染过的心灵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情感的天平已大大偏向欧洲大陆更加优越的文明。身在爱尔兰让他痛苦；但同时，作为一个良心未泯的的爱尔兰人，不能对自己的祖国产生归属感，同样使他感到痛苦。
二
大雪如同一张雪白的被单，覆盖了整个爱尔兰大地。从感官上看，雪能覆盖一切令人不愉快的事物和生活的阴暗面，给人以纯洁美好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圣诞夜，莫肯姨妈家的宴会场面热闹壮观，食物奢侈至极，但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流露出一丝丝失落和忧郁。加布里埃尔更是这个瘫痪世界的中心。他的生活如同乏味的圣诞晚宴以及老马乔尼的步伐一样，永远是一个封闭的怪圈，无休止地重复着。他想关怀“莉莉”却遭拒绝；惟一能和他有心灵共鸣艾弗丝小姐又使他无地自容；在遭受了一系列挫败之后“加布里埃尔温暖颤抖的手指弹着冰冷的窗玻璃。外面该是多冷呀！独自一人出去散散步，先沿着河岸，再穿过公园，那该多么愉快呀！雪会积聚在树枝上，会在威灵顿纪念碑顶上形成一个明亮的雪帽。在那里一定比在晚餐桌上舒服多了！”[1]现实之冷漠，梦境之惬意，从两者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加布里埃尔已厌倦了这种世俗的人情世故。面对窗外的大雪，他发出了“多么清凉”、“多么舒适”的感叹。在他看来，雪是如此纯洁，如此具有吸引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加布里埃尔似乎不那么厌恶雪了，反而用欣赏的眼光来观察雪景。他的态度发生着明显的转变：他慢慢地发现了祖国的美，从厌恶转到欣赏。实际上，爱尔兰有着非常优秀的传统，这些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在爱尔兰人的生活中，日神文化和酒神文化并行存在，相得益彰。象征日神文化的爱尔兰音乐反映出爱尔兰人深沉的文化素养，而象征酒神文化的酒则成了掩饰失意、躲避责任的好东西。[3]文章中多处对爱尔兰的民族音乐进行了描写。无论曾是唱诗班领唱的两位姨妈还是男高音达西先生，无论是音乐教师玛丽・简的钢琴演奏还是爱尔兰的歌曲《奥赫里姆的姑娘》。上了年纪的朱莉娅姨妈“虽然唱得很快，可是却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最小的装饰音。”[1]优美的音乐中透露着爱尔兰人的音乐素养和爱尔兰民族高雅的审美取向。爱尔兰人的包容，还表现于他们的好客传统。如乔伊斯本人所说： “谈起爱尔兰，我觉得我有时显得过分苛刻。我没有再现这个城市的精彩之处。我没有再现其天然无暇的岛国特性和热情待客的风尚。这后一种美德，据我看，是欧洲其它地方所没有的。我没有公正的对待它的美”。[2]在《死者》中，作者用大段的篇幅描写了宴会的场景。加布里埃尔的演讲最直白地表达了这个伟大的传统：“我一年比一年更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传统像这种热情好客的传统那样，给国家带来如此的荣耀，值得如此小心的维护。”[1]加布里埃尔对发表演讲感到厌烦和焦虑，但这已成为晚会圣宴的惯例，他无法推辞。因此，当掌声停下来时，他手指颤抖，神色紧张，而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想起了雪中的人们、挂满雪花的树枝、戴着一顶洁亮雪帽的威灵敦纪念碑。加布里埃尔虽对祖国充满了憎恨，但是当遇到困境时仍会向象征爱尔兰的雪寻求支撑和帮助，说明他潜意识里还是十分依赖故土的。
三
与篇名《死者》相照应，小说从始至终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中。小说中描述的几乎所有人物，都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面向人生，但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的威胁。整个爱尔兰就像一片坟场，而莫坎家的老房子则像一个陵墓，在里面活动着的人们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毫无半点生气。加布里埃尔在宴会上的慷慨陈词道出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声：“假如过去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我们希望，至少在像今天这样的聚会中，我谈起他们时依然感到自豪与亲切，我们仍将缅怀那些己故者的形象，这个世界将不甘心让他们的名字就此消亡。”[1]死去的不仅仅是爱尔兰人的躯体，而且是整个爱尔兰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文明等一切精神领域的东西。然而作者对与死者的追忆并非只是为了写死者而是为死后的重生做前奏。作者在代表着复活和新生的圣诞聚会上引入死者显然有其深刻的寓意。在经历了莉莉的奚落和艾弗丝小姐的质问和嘲弄后，加布里埃尔并没有从妻子格丽塔那里得到安慰。如果说莉莉和艾弗丝小姐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强烈的自尊，那么当格丽塔在旅馆里讲述出她与迈克尔・富里的往事时，则使他的自尊心、虚荣心一扫而光。在晚会快结束时，一首民歌《奥格里姆姑娘》引起了格丽塔对往事的回忆。回到旅馆后，她一直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在丈夫的追问下，才透露了多年隐藏在心底的秘密。原来格丽塔昔日的恋人迈克尔富里也经常唱这首歌向她倾诉爱情，甚至患了肺结核还站在雨夜中唱歌，终于因病情恶化而死去。对已故恋人的深切缅怀，让一向自命不凡、洋洋得意的丈夫大吃一惊。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与一个在煤气厂工作的小伙子相比，他的身份和地位理应占上风，然而妻子心中却藏有对迈克尔的深切怀念，自己在妻子生活中扮演多么可怜的一个角色。这种心理的落差使他认清了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和与妻子格利塔爱情生活的肤浅与苍白。他的自命不凡和高人一等的傲气全部瓦解了，他的灵魂受到了震撼。他深刻反思自己，通过再次观望雪景，完成了人生的顿悟，灵魂的复苏。前面说过，雪是爱尔兰的象征。这里，加布里埃尔在雪中得到了顿悟，表明他最终从心底接受了自己的爱尔兰人的身份。在小说的最后，加布里埃尔想到：“该是出发西行的时候了”。在爱尔兰，西部是精灵的领地，是没有羁绊和束缚的象征。“西行”则象征着生命的回归。这里所强调的是西部，即原始的，无教养的，感情冲动的，加里布埃尔此前觉得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乡村；在这篇小说中，西部还与过去，死者有着似非而是的联系，西部就像茱莉亚莫肯姨妈一她虽然愚昧无知，年纪已老，肤色灰暗，呆头呆脑，但还能在宴会前唱的歌中抓住敏捷稳妥飞翔的激情。现在他该踏上西去之旅了这句话的基调中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感伤。它暗示一种让步，一种放弃，加里布埃尔正在做很大的让步，放弃很多东西，他那文明思想的优越感，大陆品味的优越感，他引以骄傲的各种。[2]而最后一段雪景的描写，表明伴随着人们心灵顿悟，雪已经不再象征着死亡，而是象征着纯洁和希望。此时加布里埃尔的内心也是纯洁与孤独的，他终于放下他那文明思想的伪装，露出的，真实的，原初的自我。放弃了与外部世界的对立，找到了二者的契合之处。正如卢卡契所说，只有当主体从封存于记忆的过往生命流程中窥探出他整个人生的总体和谐，才能克服内心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双重对立。
四、小结
根据理查德・艾尔曼的《乔伊斯传》，我们可以了解到乔伊斯对于爱尔兰的情感是复杂的，有爱恋，有憎恶，也有反思。“他与爱尔兰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却又难以分离的关系。”[4]但总的来说对于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乔伊斯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的，他的憎恶源于对爱尔兰的爱，他痛恨的是她的麻木和不争气。他从没有割舍过对祖国和故乡的爱，这份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作家对主题式的爱”。他的心始终与祖国与故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在加布里埃尔的身上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乔伊斯的这种复杂而真挚的情感。加布里埃尔从最初的厌恶雪，到开始欣赏雪，直到最后接受雪景，反映了他对于祖国爱尔兰态度的转变。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祖国爱之深深痛之切切的复杂感情。
参考文献：
[1]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2]理查德・艾尔曼.乔伊斯传[M].金，李汉林，王振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徐晓雯.乔伊斯的都柏林和爱尔兰[M]，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