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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研究范文1
1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经历了从尝试到逐渐成熟和不断创新、从亏损到盈利的过程，期间有不少学者对农业科技园区做了很多研究。蒋和平从国家和地方项目、经营方式、生态模型和科技示范目的等多种角度来分析各类型的农业科技园区，并评价了其发展过程，说明了各类园区的特点[1]。陈志兴以浙江金华农业高新技术园区为例，研究了农业科技园区示范功能与绩效，证明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在新阶段农业发展中展现的生命力已被社会所认可，对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宋燕平等提出了基于技术进步的农业产业集聚发展机制的研究框架，并建立了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3]。王树进提出了科技园区技术集聚的定义，并论述我国在不同时期农业科技园区发展存在的问题[4]。何燕子在其博士论文中论述了农业科技园区是区域性农业科技创新基地、是农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创新、农业科技园区具有极大的技术创新效应等内容，凸显了园区是农业技术非常重要的集聚地[5]。对于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在国外起步比较早，所以其内容相当丰富，但大都是以工业产业集聚为切入点。国外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他首次使用“集聚”的概念描述地域相近的企业和产业集中，并认为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6]。韦伯最早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他指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是生产的廉价，或是生产被引诱到某一地方的市场化。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认为，产业区的形成不仅具有集聚的特征，还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7]。对于产业集聚的测量方法，主要有Krugman通过计算美国各州106个二位数制造业的区位基尼系数指标来衡量各行业的区域集聚水平[8]。这个方法也被很多学者所使用，用来衡量某一产业的市场竞争程度的行业集中度与集中系数。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HHI）最初由Hirschman提出，后经Herfinadalh进一步发展，是衡量产业集聚度的重要方法。Ellision等提出了空间集聚指数。唐杰等在实际测算中，将德瑞米斯的产业集聚效应测算体系进行变换，改进了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使计算更方便[9-10]。这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对农业科技园区的研究内容很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规划、效益、问题等宏观方面，而且多数研究还局限于定性研究，只能从相关理论上对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作出描述。随着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化形态，但把农业科技园区当成一个产业来研究的文献还并不多见。由文献还可以看出，对产业集聚水平测算的研究很多，但大部分都是以工业产业为实证。在具有集聚效应的情况下，农业科技园区的技术推广效率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影响水平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也并不多见，这也体现了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2研究方法
2.1农业科技园区产业集聚水平的研究方法在目前的文献中，把农业科技园区当作产业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本研究就尝试利用已有的工业集聚水平的测算方法来研究农业科技园区的产业集聚，以求创新。具体方法采用的是我国学者唐杰改进的（CES）模型，他根据我国很长时期内，工资并不反映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不存在产出的工资弹性情况，在实际测算中，将德瑞米斯的产业集聚效应测算体系进行改造。
2.2引入集聚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为了分析在集聚效应的影响下，农业科技园区的推广效率是消极还是积极，本研究以农业科技园区的推广效率表示变量推广的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数目和为因变量，以h值为自变量作相关分析，以判断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和程度。
3数据的来源说明
由于数据有限，本研究所用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均来源于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农业部科技教育司等6个部委的2007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年度报告，报告中详细列出本研究所用数据[11]。在求解方程（2）时，为了使数据能更好地结合实际，尽量减少时间和区域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对所用数据以4年为滚动期求其平均数。对于模型（4）中的Y值是在求得历年农业科技园区中推广的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数目总和后，再以4年为滚动期求其平均数。
4模型分析结果
4.1农业科技园区的集聚水平分析本研究利用SPSS17.0得出如下结果，在对农业科技园区的集聚水平分析时，由3个模型得出3组β、γ、h的值，由于模型较多，所以只把结果汇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3个不同的时间段中，投资额对利润的影响不是太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受数据的限制，选取指标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由于本研究目的只是测算出3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趋势，所以这一结果对最终的结论影响不是太大。此外，由表1也可以看出，3个时间段的h值都大于1，说明36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在2002～2007年已经表现出了产业集聚的效应。
4.2加入集聚变量后对技术推广的影响分析根据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得出集聚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SomikLall等利用生产函数做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等，如果一个产业具有集聚效应，那么这种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可能对工业企业产生正的影响，包括对技术创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等[12]。但这种结论对农业科技园区这样的经济组织是不是一样适用，本研究就选用表1中表现产业集聚水平变量的h值和表现技术推广效率的变量，即园区每年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一个回归分析，即用SPSS17.0对模型（4）的分析（见表2）。
从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设定基本合理，各种指标基本能通过检验，也具有经济学意义。这说明农业园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对技术推广的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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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科技传播；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科学技术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推动力。要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实现增收增效"促进,三农-发展，就必须推进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对农村及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40%，与发达国家的65%~85%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科技传播是关键因素。
1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1）有效应用率低且呈地区性失衡。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矛盾突出，虽然农业科技成果产量较多，但应用于现实生产并获经济效益的成果屈指可数，主要是因农业科技成果在整体结构分布方面欠缺合理性，在生产前后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农业科技成果存在地区性不平衡现象，东部区域农业科技成果数量较多但低水平重复问题严重，而西部区域成果数量少，无法为农业改造工作提供有利技术支持。
（2）缺乏科学而完善的沟通传递机制。我国农业从业者非常多，且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农业科技成果必须要通过相应的形式走出实验室，投入到生产实践中，方便广大群众了解。在此过程中，文字形式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而多媒体形式则能够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有利于促进成果提供者和生产者交流以及深入沟通。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持有者"传播者及接受者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缺乏沟通传递机制，容易导致部分农业科技成果无法顺利应用至实践环节，没有形成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成果应用形式。
（3）传播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部分农业科技传播和推广者长时间在较为闭塞的基层环境工作，其知识结构相对陈旧，掌握科技信息较少，大多数推广人员受教育水平低。有数据表明，至2007年，编制范围内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中仅有45%左右的人员属大专以上学历，非专业人员占据的比例大于2/3。目前，很多农业推广人员在专业素质及专业技能方面有待提高，无法做到快速捕捉农业科技价值，且他们对于农业新型技术以及新型产业等没有形成良好的知识敏感度，不利于顺利开展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影响推广效果。
2优化农业科技传播的途径
（1）充分发挥传播学理论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繁荣发展，大家对农科科技传播的重视度不断提高，但研究内容主要是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得比较少。所以，借助传播学理论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传播实践工作，挖掘农业科技传播的主要制约因素，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提高实践工作效率和质量。
（2）不断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针对农业科技传播研究以及学科建设工作，必须不断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人才保障。农业科技传播事业的顺利发展要求建立一支具备丰富传播学理论知识以及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确保学科梯队在知识结构方面日渐趋于合理。针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以及建设，应明确学科带头人员，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具体方向以及全局性"关键性领域中凸显其引领作用。此外，必须借助全日制教育及在职教育培训等不同途径，对农业科技传播研究人才进行全面培养，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传播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积极作用。
（3）构建先进而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三农-工作要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尚不完善，机制不够灵活，人才队伍不够稳定，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发展后劲方面有待增强。其次，农业科技企业以及专业协会"各种技术中介等均属于非政府组织，其发展速度有待加速，无法满足市场在服务方面越来越多元化的要求。所以，要强化农业科技传播工作，确保服务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适应，确定政府部门的引领地位，坚持多方共建"机制灵活以及模式多样的服务体系，提高体系应用的快捷性以及高效性，促进其公益性及经营性的有效结合。
3结语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一是应用率低且呈地区性失衡；二是缺乏科学完善的沟通传递机制三是传播人员综合素质及综合能力有待提升。因此，必须要制定相应的解决途径，充分发挥传播学理论的积极作用，不断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构建先进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促进农业科技传播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实际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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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徽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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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方农业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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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住国家对农业产业政策倾斜、县域经济迅猛发展及农业结构加速调整三大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支农、惠农科技项目。先后引进国家农技推广站和气象局项目，承担“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农田土壤施肥培肥技术研究试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黄淮海大豆新品种鉴定试验”“国家芝麻产业技术体系高产创建”等9个国家级试验项目和“不同茬口小麦土传病害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研究”“黄淮海冬小麦灌溉试验”“小麦全蚀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8个省级项目及2项农业综合开发科技培训项目。
2大力推行科技服务
2.1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服务活动鼓励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采取“手把手”“面对面”的科技服务新模式，开展科技下乡活动。2013年以来，共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8期，电视专题讲座2期，解答农民咨询8000余人（次），发放农业科技资料2万余份，建立科技咨询网点64个，发展科技示范户3000余户。
2.2积极发展“订单农业”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与河南天存种业、河南天顺种子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定单农业”发展。目前，该县已发展千亩高产样板田和百亩高产攻关田7个，订单农业达到2000hm2。
2.3积极组建科技服务团队该农科所与省农科院粮作、经作、植保等所达成了长期合作共建服务协议，组建了15人的培训、咨询、服务专家团队，为该县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提供强大科技支持。
3加强建设科技队伍
坚持实行科技人员办公条件优先解决、科技人员福利待遇优先考虑、科技人员生活困难优先照顾的“三优先”原则，为科技人员创造宽松优良的环境，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力求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队伍建设明显加强。
3.1建立科研奖励激励机制认真落实《科研奖励办法》和《科技推广及项目建设管理意见》，坚持“四制工作法”要求，量化岗位目标任务，创新考核形式，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2优化科技人才结构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相结合，保证科技队伍的合理比例和技术实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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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同创新；创新机制；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不高，究其原因是科研单位、高校、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创新主体各成体系、各自为战的局面尚未真正扭转，分散、低效、缺乏协调仍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实行协同创新，提高农业创新主体的整体合力。因此，必须要加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的效率。
1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内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葛洛研究员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通过构建各种创新平台，加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来打破体系壁垒与学科阻隔，促进科技创新的人、财、物等要素实现有效配置和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主体的合力。协同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和补充，围绕创新目标进行创新的行为，从而产生“1+1>2”的效果。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是在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下，科研单位、高校、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整合分散在不同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研究，从而产生协同创新的增值效应。一方面，可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分为农业科技主体内部协同创新和农业科技主体外部协同创新；另一方面，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既包括单项农业创新技术，也包括从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生产运营等环节的共同创新。
2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基本要素
不同的农业创新主体对协同创新的认知存在差异，协同创新知易行难，必须要形成不同农业创新主体对创新目标的认同感与共同动力。从影响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要素和协同创新过程来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包括动力协同、路径协同、知识协同、目标协同和组织协同5个基本要素。
2.1动力协同
利益驱动是促进农业创新主体相互合作的外在动力，这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形成共同利益体，从而产生共同的动力。
2.2路径协同
通过农业科技大联合大协作，面向生产一线，面向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研究确定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和技术路径。
2.3知识协同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各主体知识的相互作用，使各创新主体在资源共享、市场信息和产业需求等方面紧密合作，提升合作创新能力。
2.4目标协同
不同农业科技创新主体要应找准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定位，形成创新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一致性，保证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有序、高效运行。
2.5组织协同
通过专门负责协调农业科技创新的管理部门，来保障农业科技创新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有效沟通，从而实现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共赢。
3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的主要内容
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同：一是在宏观层面的协同，即加强顶层设计与产学研协同；二是在微观层面的协同，即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内部的协同和创新团队的建设；三是在具体执行层面的协同，即项目协同和创新文化的建设。
3.1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顶层设计
由于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与单位，具有不同的利益关系，需要从顶层设计，建立起统一协调机制，以跨越各创新主体的组织内外部边界，打破部门的小团体意识以及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协调好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与矛盾，促进资源尽可能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无障碍的流动。一是建立农业科技管理的宏观统筹协调机制，完善农业科技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共同研究协商解决农业重大科技问题。二是做好协调组织各方面的工作，构建科研单位、高校、企业的知识、资源与行为集成的创新平台。三是明确各创新主体的职能作用，实现分类指导，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3.2农业科技创新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解决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市场化不足，必须要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即科研单位、学校、企业等相互配合，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研究、开发、生产一体化的科技创新系统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一是瞄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合力打造任务明确、力量协作、团队协同的创新平台，构建多学科集成的“一体化”农业科技综合解决方案，形成“科研——生产——科研”的良性循环合作研发机制。二是要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我国近年来兴起的各类创新联盟，是以技术创新合作为主要目的战略联盟，围绕特定的技术或产业，由相关领域的机构和专家组成的紧密型或松散型混合组织，以实现不同类型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产学研创新联盟持续健康的发展，需要关注组织管理机制、权益分配机制、资源共享、协同创新组织的绩效评价和信息沟通机制等问题。
3.3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内部的协同创新
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内部形成共同利益体，对于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实现也非常重要。创新主体要更好的实现创新目标，也依赖于主体内部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主体内部的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分享机制。以农业科研单位为例，目前大部分农业科研单位的研究都偏向于在自己的学科领域进行的小科学研究，不同学科或不同内部之间存在壁垒，“单打独斗”的现象仍十分普遍。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单位科研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加大内部创新资源的整合力度，建立单位内部有效、统一的创新平台，实现既有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协同。二是推行实行项目化运作，由创新团队带头人将创新目标分解成一系列创新任务，组织各个团队成员开展科研项目攻关。三是抓好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单位内部研发平台的搭建和运行将是解决资源分散利用、重复建设的重要方法，平台的定位就是整合分散在单位内部的各个部门、单位和团队的各类资源，形成“协作、共用、服务”的保障体系。
3.4农业科技创新团队的建设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现象日益明显，科技创新光靠单一从事专业研究人员的创新还不够，越来越多地需要以合作或团队方式进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团队一个重要组成形式。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是农业协调创新的关键。一是合理配置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成员结构。团队带头人必须具有良好的素质和能力。创新团队成员要形成有合理的年龄梯队，注重老中青的合理搭配，以保持创新团队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二是建立良好的管理激励机制，完善分工、推荐、议事、培养、文章署名等制度，形成能够有效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激励机制。
3.5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协同
凝练协同创新项目，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抓手，也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突破口。只有凝练出大项目，才能创造大成果，才能取得大突破。通过项目引导，鼓励创新主体开展深度合作，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才能促进资源共享，才能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选择导向。科研项目在设置上面，要由科学问题导向向产业需求导向转变，由强调论文和评奖向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转变，要更加注重科技对产业的直接支撑和分类评价。在支持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对农业科技工作自身规律的把握，由竞争立项为主向稳定支持为主转变。二是完善“课题制”管理。建立与课题制相适应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科研人员按照课题进行定岗、定编的动态管理。三是完善项目招标制度。实行竞争性招标和有限竞争性招标相结合，建立农业科技项目公开招标制，引入竞争机制。
3.6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文化建设
团队文化是团队成员在相互合作的过程中，为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同时为完成单位和团队目标而形成的包含价值观、行为准则、道德风尚等内容为主的潜意识文化。创新文化包括与创新有关的价值观、信念、态度等人文精神的创新观念文化和有助于创新的制度、规范等人文环境的创新制度文化。良好的团队文化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文化建设与团队负责人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和管理方式成显著相关。要依靠团队负责人对团队文化进行缔造和积极倡导，一个好的团队带头人可以使课题团队效果好氛围好，其团队带头人的品德素质影响和带动着一班人，团队带头人的能力和水平凝聚着一班人。要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团队内部聚会、活动等，让团队成员有机会相互交流，并真诚地对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团队内部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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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的稳定生态综合体。它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物种之间的多样性、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等3个层次①。对于农业生态系统来说，生物多样性在这3个层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概念也十分宽泛，是指与农业生产相关所有生物的总称。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农业生物的差异性、联系性和发展性。实现多样农业生物之间的协调与和谐，使多样生物与多样环境适应乃至平衡，乃是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实质和精髓。传统农业正是巧妙利用了这些关系，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积极防虫治病，实行多种经营，从而实现了农业系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种植制度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在西方实验科学传入中国之前，古人往往把“阴阳”和“五行”思想作为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其中的“五行”学说，主要是阐明万物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万物的5种最基本元素，这5种元素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人们很早就把“五谷”与“五行”相对应，认为麦呈木性，菽呈火性，稷呈土性，麻呈金性，黍呈水性，这“五谷”之间也存在着相生相克关系。这种认识反映在农业生产中，就是要合理安排种植制度，充分发挥作物互利功效，巧妙避免作物互相妨害。农业系统中多样的生物、复杂的关系②，构成了古代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基础。农业生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条件，包括土壤和气候条件在内，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表现：不同生物要求不同的生态环境，即使同一生物的不同品种，所要求的环境条件也不尽相同，无疑会形成多样生物与多样环境的生态关系。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结构迥异，对环境的适应方式也会千差万别。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懂得充分利用多样环境条件，合理安排种植制度，或轮作，或复种，或间作，或套种。传统农业时期，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多样生物种间关系利用观念，但古人在长期种植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还是总结出了一套技术措施，不仅把作物之间的互害作用控制到最小程度，而且能把互利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陈旉《农书》在总结桑苎间作的经验时说：“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偏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
古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单种某一作物时，特别是连作条件下，容易导致病虫杂草猖獗；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套种，有利于控制病虫灾害。如《齐民要术》认为谷子连作就会“莠多而收薄”；麻连作就会有“点、叶夭折之患”；水稻连作就会“草稗俱生，芟亦不死弦”。因此，“谷田必须岁易”，“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作物种间既有互利关系，也有互抑关系。因此，古人注意到，在安排种植制度时要充分利用互利关系，尽量避免互抑关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强调：“慎勿于大豆地中杂种芝麻，扇地两损，而收菲薄”；《农桑辑要》也认为，桑间不宜间作蜀黍，因为“若种蜀黍，其枝叶与桑等，如此丛杂，桑亦不茂”，这是避免作物间互害作用的极好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种类作物间、套种比较合适，相互促进；另一些作物相互抑制，不宜间、套种在一起。对于哪些作物相互促进，哪些作物相互抑制，古人虽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做出归纳和解释，但已经积累了不少事实，总结出了许多经验。《齐民要术》认为谷、黍、稷等作物的前作，都以豆类作物为最好。如“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凡黍稷田，新开荒为上，大豆底次之……种瓜，……良田小豆底佳”，均说明当时人们已对豆类作物作为谷类前作的好处有所认识，并最终将豆谷轮作确立为种植模式之一〔1〕。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古代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就是要寻求多样生物之间的最佳生态关系，实现生物互利作用的最大化、互害作用的最小化。《齐民要术•杂说》曾详细记述了在“灼然良沃”之地中穿插种植瓜、萝卜、茄子、葱、葵、莴苣、蔓菁、芥、白豆、小豆等十种作物的技术措施。中国古代栽培的作物种类多种多样，其中，既有耗地作物，又有养地作物；既有喜阳作物，也有喜阴作物。为了实现多样作物间的互利功效，避免多样作物间的相互妨害，古人总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作物种植制度。
2虫害防治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虫螟之害的发生，实际上由于环境多变，人类着意利用的作物来不及调整适应，有害于其利用作物的生物潜滋暗长，甚至肆意扩张。从人类利用农作物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害”生物无疑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除环境的影响之外，害虫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人类每一次有意识的“良种”选育，每一作物品种的增加，尽管能在一定程度内能够弥补因物种减少而导致的生态位的缺失，但人类的品种选育使农业生物呈种类不断减少的趋势，使得生物种间关系大为简化。种间关系的简化，往往会导致农业微系统生物链松弛，一些有害生物种群迅速膨胀，对其它作物生长构成威胁甚至危害。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外界手段的介入，才能使农业生态经常保持平衡。基于以上的认识，要防止病虫危害，就是要从根本上保持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并使之在结构和功能上不断更新自我。不要试图彻底消灭某一物种（这恰恰是人类已经犯过并且现在一直在犯的毛病，功利的人类正在消灭自己认为有害的生物物种，一味地单向培育自己认为有益的生物物种，而且愈往后，这种情形愈严重），应该对农业系统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调节，使多样物种之间保持适当的制约和平衡关系。古人从天敌食灭害虫的观察中受到启发，开始自觉地运用多样生物之间的天敌关系，进行害虫防治。古籍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礼记•郊特牲》的“腊”祭典中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深也”的说法；《尔雅•释鸟》载：“蜘蛛吐丝网虫，维螂张臂捕蝉，守宫食互，蝇虎捕蝇”；《南史》记载梁武帝时“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梦溪笔谈》载：“元丰中，青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稔，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旁不肯’”。#p#分页标题#e#
以上这些记载，还不能说是生物多样性在农业害虫防治中的真正利用，因为这都是自然状态下发生的。真正有意识地进行生物防治，开展以虫治虫的最早记载见于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对古人利用蚂蚁去防治柑桔的某些害虫创举的最早记载。对生物相食、寄生现象认识的逐渐深入，促进了人们利用天敌防治害虫的自觉性。据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古人在选育品种时，有意识地培育一些抗虫品种，这些品种被虫吃过之后，能迅速自我修复，如《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气杀蝼蛄谷，“性不畏虫，虫食一苗，更生二苗，虫食二苗，更生四苗，名曰气杀蝼蛄谷。”该书还记载说：“翻眼黄谷，性不畏虫，虫食一苗仍生一苗，虫食二苗仍生二苗。”此外，古人还在利用生物物质循环的原理，把从害虫天敌生物体内提取的有效物质，用在病虫的生物防治上。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用“莽草”、“以嘉草熏之”、“焚牡菊以灰洒之”杀灭害虫的记载。当然，更多的时候，古人利用农业系统多样生物之间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关系，进行农业害虫的综合防治，即通过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结合施肥耕作、作物浇灌，营造出适宜作物生长、不利于害虫生存的微观生态，以达到降低虫害的风险或危害的目的。以桑虫的综合防治为例。桑虫防治中应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是白眼蜂，古人一度把白眼蜂的多少和蚕桑生产的丰歉联系起来，据《丰宁传》记载“开元中一春末，两市多白眼蜂如山，市人以此卜丝帛之丰歉”。通过间作防治桑虫，最早见于《氾胜之书》：“黍、桑当俱生”。选用抗虫桑品种，在我国应用也很早，有记载的可见于《广蚕桑说》：“富阳桑皮紧，虫不能啮，是为佳种”。中耕除草防治桑虫，也频见于宋代的《陈旉农书》：“桑，时时看虫，恐蚀损，每岁六七月间，必锄其下草，免其虫缘上蚀损”。
3农业经营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如果说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以及虫害生物防治，是对微观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巧妙利用，那么农业多种经营便是生物多样性在宏观系统层面上的有效利用。植物作为生态多样性中的一类生物，必然要参与大农业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流，同其它种类的生物自然会存在着生克关系。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通过不断实践，努力尝试，摸索出了今天看来依然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利用方式———农业多种经营。古人不仅利用着植物间的互利关系，他们还注意到植物与动物间的互利作用，并加以利用。《越绝书》中曾提到：“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滨海之民，独以鸟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古人注意到麋鹿践踏过的沼泽地可作为原始稻田，用来播种水稻（不是插秧），因为那些麋鹿吃剩的叶子草根等物，都被麋鹿踩踏在泥里了，使得水和土呈粘糊状，在这种熟化程度好土壤里种植水稻，产量极高。在放牧制度安排中，古人也对生物多样性多有利用。古代草原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游牧方式：游牧者每到一个草场，总是先牧马，再牧牛，继而放羊。因为从觅食习惯上讲，山羊与绵羊吃草，都是把草株的底部完全切断，而马与牛吃草则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一些。这样一来，马与牛吃过的草地，羊依然能获得草食；但羊先吃过之后，马与牛就无草可吃了。这种生物间多样的觅食习性，为马牛羊的互利共生提供了可能，也为牧民合理安排畜牧制度提供了依据。“桑基鱼塘”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栽桑养蚕养鱼的多种经营方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将低洼之田再挖深成“塘”，取挖出之泥覆盖四周成“基”，基上种桑，塘里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肥桑。这样不但能获得“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还能收到极好的生态效益。因为在这种多样生态中，桑、蚕、鱼、泥四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可扬长避短，又能趋利避害。今天看来，“桑基鱼塘”无疑是我国古代生态多样性利用的典范。
农业科技研究范文6
关键词：科技创新；农业；问题；对策措施；山西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实现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突破资源和环境制约的一个必然选择[1]。2012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强调，要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创新是关键[2]。2015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3]。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的问题尤其突出；还有农业生产水平低、农业增产不增收、技术制约经济发展等问题也都必须依靠农业科技创新去加以解决。本研究通过对山西省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山西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促进山西省现代农业的跨越发展。
1山西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山西狠抓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等关键环节，农业科技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十分薄弱，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业科研体制机制不完善
1.1.1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主体结合不紧密农业科技包括产、学、研3个内容。省属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在省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知识创新主体的角色，大中型企业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4]。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在“板块结构”的格局下，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问题尚未能很好地解决。目前，存在山西省农业产学研脱节的问题。一是农业科研机构重研究轻推广，导致许多科技成果与经济脱节、与产业脱节，无法进入农业产业化环节；二是农业科技推广部门没能参加农业科研机构的技术选题和立项，农业产业化环节对农业产业技术需求的变化，无法及时反馈给农业科研单位；三是各大院校设置学科和专业不合理，在生产和市场2个环节中，没有培养出它们急需的人才[5]。1.1.2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动力机制有缺陷一是科研人才流动机制不顺畅。虽然农业科研队伍和技术推广服务队伍基本健全，但其内部缺少动力，人员流动性也不合理。二是多年来用人制度陈旧，激励机制不够。农业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得不到相应的奖励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成果创新的动力。三是许多高水平人才流失。山西省主要人才指标居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人才断层现象严重，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技术人员流失尤为严重，而学术拔尖人才和学科带头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高素质人才缺乏，又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创新[6]。1.1.3农业科研创新体系的组织机制不健全一是农业科技决策政策有待完善。无论是农业科研项目的确定还是农业技术推广，都要由政府集中决策和行政推动，但政府对农民需求缺乏调研，导致大量科研课题对当地的生产发展促进作用不大，科技成果也无法有效地进行转让[7]。二是农业科技创新信息资源共享仍然落后。市场上迫切需求的技术及成果，农民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去获取，实用技术没有有效到达农户手中[8]。三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由于农户自身观念落后、素质较低，科技意识淡薄等问题，直接制约农民对农业科技成果的吸纳能力。
1.2农业科研创新保障条件不足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完善，需要经费、人才、设施等方面的保障。首先，农业科技创新资金不足是所有技术创新不力的普遍原因，而且又存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科技创新计划缺乏衔接，资源配置缺乏协调，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甚至部门内部本不应该出现的重复建设、重复研究、重复引进的问题[9]。二是推广手段落后。乡镇一级农技人员的专业知识老化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服务手段落后，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能力较弱，严重制约了服务功能的发挥。技术推广往往是请专家教授讲上一两堂课，没什么实质的作用。对农民的培训也最多只是开一堂学习会，放放光盘讲座和发发材料而已。三是基层农业和农村服务机构的办公场所简陋，设施陈旧，真正从事农业技术服务和创新的时间较少，有的地区植保站、防疫站等农业防灾减灾体系的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无法保障农业的安全生产。
1.3政策机制缺陷
农业科技支持政策有待完善。一是缺乏有效的鼓励政策，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大量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农业领域。二是缺乏保障机制，气候、市场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没有政府支持的农业大灾风险转移分散机制和社会保险机构的参与，农民收入难以保障。三是从财政上讲，没有金融机构的专项惠农贷款支持机制和制定相关的涉农政策，必将影响山西省现代农业的良性运行。
1.4企业创新能力不高
随着科技创新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涉农企业作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总的来看，山西涉农企业中设立了科技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例较低，技术开发能力还比较薄弱，多数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而且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较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严重不足[10]。
2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要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强企业主体地位，加强生产和研究的有机结合，推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发展具有山西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11]。
2.1农业知识创新系统
创新主体以政府主办的科研机构为主，包括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类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各类省部属科研机构，它们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主要承担着技术研发的作用，其公共科研活动具有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事关区域内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创新问题研究，并且在工作活动过程中不断教育培训出大量的科技人才，把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2.2农业技术创新系统
逐步推进涉农企业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要以新产品开发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为重点，建设企业技术中心，突出涉农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同时，以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依托，强化产学研一体化，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先进技术和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2.3农业技术推广和中介服务系统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涉及到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是把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连接科研机构、高校、涉农企业、农民等创新主体的桥梁和纽带，使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各类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构成主体包括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专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组织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12]。
2.4农业科技政策环境系统
建立完善的农业科技政策环境系统，主要包括政策法规如专利法、知识产权法、技术合同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科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适宜的软环境，以规范技术市场的交易行为，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障技术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市场的良性运转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政府在此系统中起着主导作用[13]。
2.5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训系统
以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民科技素质为主要任务。一方面，根据山西省的农业特色，着力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农业学科带头人、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一大批涉农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管理人才和推广应用人才。另一方面，根据农户实际需求和文化水平等，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户的科技应用能力。
3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对策措施
3.1逐步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为
依托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新产品开发和企业技术改造为重点，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的科技竞争力；依托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以及农业科技企业，实行多元化投入，产学研、农科教密切结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动机制，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活力，加快先进技术和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山西已经从2012年开始着手建立30个以上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20个以上农业科技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导和培育15家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产学研联盟，推进山西特色动植物资源开发，争取开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应用前景的创新成果。
3.2推进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健全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加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一要加强乡镇农技站条件能力建设，配齐乡镇站（区域站）农技人员，每个村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农技人员和动物防疫员。深入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开展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服务，加强队伍管理，落实岗位职责，明确服务责任，强化考评机制。二要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基层农技部门、涉农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业大户联合共建农科教结合综合基地和农村科技服务站点[14]。三要设置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扶持和发展县级科技综合服务平台，形成科技特派员、专家大院、科技进村入户等多种模式，促使山西省农村科技服务工作重心下移，促进农业先进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3.3构建农业技术信息交流平台
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多层次、分布式的全省统一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农作物品种、实用技术、农情资源等各类信息资源数据，建设基层综合信息服务站500个，乡镇服务点覆盖率达到80%以上，建设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基地100个。推动信息服务网络化，资源管理数字化，实现推广人员与农民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自由的双向沟通交流，打造包括农业公共信息、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灾害防治、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农业科技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3.4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人才方面建设
3.4.1加快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及工程和重点学科、科研基地的建设，培养引进一批农业科技急需紧缺人才，培育认定一批优势农业科研领域领军人才；健全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强创新创业团队建设，促进农业科技人才服务农村[15]。3.4.2引导各类人才服务农村通过培养农业经营管理人才，强化农村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的技能培训，优化农村管理人才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培养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提升其服务能力。3.4.3加强农民教育培训结合农业科技讲座、科技咨询、农业主导产业科技服务、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形式，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并进行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培养乡土能人1万名[16]。
3.5有选择、有重点发展优势领域
3.5.1加强农业技术推广要更加注重技术集成，策划生成一批适合山西省需求的农业技术，并以培训和示范为手段，加大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利用山西省特有的农产品资源禀赋，争取并实施好园艺标准园创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以开展科技进村入户和实施基层农技体系改革和示范县建设为载体，广泛开展农民培训和示范，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17]。3.5.2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影响力大的农业产业集群，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农民增收。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县域经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等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龙头企业与农户按照合作或股份合作的形式，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作者:陈敏克 何燕 逯楠 单位:1.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2.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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