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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范文1
一、古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
在古希腊哲学，泰利斯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的本原”的哲学命题。这第一个哲学命题就是人开始企图了解自然世界，通过对关于自然的整体把握，来探讨知识，服务于人类的生存。这种知识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他通过对“水”这个自然对象的作用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水对万物尤其是生命的重要性。没有水，生命是不可能。在水的作用下，才有了万物的产生和宇宙的形成。水对世界的生成和人生存太重要了，于是他形成了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命题: 水是世界的本原。泰利斯对世界本源的认识无疑带有片面性。但是这是泰利斯发起的对哲学的探索，他开始追问“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尽管泰利斯没有正确概括世界的本质，有限的水无法代表无限多的物质世界。但是他开启了哲学，开始哲学追问的最根本的问题，即整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的根本哲学问题。泰利斯还通过观察天象确定了东至和夏至，如中国夏、商、殷朝也是观察季节的变化规律，追问天道。作为最初的生存，了解季节的变化的自然知识是生存下来的最基本的知识。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泰利斯用具体的水来概括整个世界，是以偏概全的，水是有限的，不能代表无限的多的世界，因此，他提出来用无限者来概括世界，只有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无限者才能概括世界，可以看到阿那克西曼德对世界的认识水平逐渐提高。
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在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巴门尼德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毕达哥拉斯用数对世界作了统一，人类认识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第一次脱离了具体事物、用数来表示世界的本质。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用“逻各斯”和“努斯”来认识世界的本质，在认识水平上和方式上达到了一个高度，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是火、逻各斯，世界被逻各斯所规定了，逻各斯是一种被动的理智。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努斯是世界的本质，努斯是心灵，世界的秩序是由“努斯”规定的，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世界是由“努斯”规定的，这个心灵即“努斯”，努斯就是一种主动的理智。巴门尼德用“存在”来统一世界。他们从各自的认识和探索来把握整个世界的本质和运动，为认识自然界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希腊自然哲学家尝试把握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或共性和事物的生存，反映了希腊哲学家渴望获得整个自然界的知识的这种强大愿望，人必须从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知识，那么人就必须认识自然界。对自然界的认识越多，生存的把握就越大。色洛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说，希腊自然哲学家努力探索自然界的知识就是想制造出闪电、雨、风来。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这个命题是以迂回的方式讨论人自身的生存，就是对人所处的生存其中的这个自然界的关注和认识。人对获取生存资源的自然界的整个本质知识的探索。通过对影响人生存的条件和物质对象研究和探索得出利于人生存的知识。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综观西方哲学史，哲学探讨的主题不外乎是对人或是人与自身生存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或是对社会的探讨。哲学对人、人与对象、人与社会的探讨，这些探讨互相交织、互相促进形成对利于人的生存或社会生存的知识探讨。哲学对知识的探讨也是隐含着对科学的含蓄的探讨。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对人的探讨就是从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讨论转向对人的讨论。“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意味着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万物。看似虚无的论断却隐含着更精确把握世界的要求。他看到了以往知识的粗糙。他发现了前人的哲学对世界的把握时所存在的问题，关于世界的知识不是永恒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以往哲学忽略了知识使用的时间性，忽略了人与物的在不同的时间的变化引起知识的变化。以往的知识的探索是对事物差异性认识的忽视。前人的知识观是在过去是人对过去的物的把握，是人和物的缺场。以往哲学家所获得的知识的可靠性有问题。这些知识缺乏对人的变化性和事物的变化性的思考和研究。这是对知识的可靠性的追问，对科学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学就是发现更多的世界，通过对知识把握，对自然有更多的利用，更多的创新。
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命题更深化了这种论调。他的三个有名的命题: 第一，无物存在; 第二，如果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 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告诉别人。看似诡辩，被人攻击为靠舌头过活的极端智者却把握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性。物的存在是人赋予它意义，他继续从普罗泰哥拉强调人在认识中的地位。“无物存在”，人只是获得的是认识，不是物本身，所以是对认识存在的问题进行追问。“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是因为物的显现是多样的、是无穷的，人无法穷尽对物的认识。这是实际上是对人的认识的有限性的揭示。“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每个人的认识都有区别和局限性，每个人的性格、禀赋、年龄、性别、体质等都是不一样的，所获取的认识具有区别。我所取得的认识，告诉别人，别人可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认识不接受我的观点和认识。智者的相对论实际上是就是对过去认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对科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科学已经揭示的知识不具有永恒性，世界是不断变化，人是有限的，所以科学的探索就永无止境。要求人不要满足已有成果中，要不断认识新的没有触及的世界和变化的世界。智者引起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揭示以往的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认识的无限性、相对性、差异性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问题; 另一结果是，否定了知识的客观性、必然性。
柏拉图继续开拓知识学和认识论，他认为智者以极端相对论否定知识的客观性。他建立了概念论，重新树立知识的权威。他认为存在客观知识。强调共性、一般性在知识中的重要性。他所强调把握的是更多的世界或物质的共性。对具体事物的知识的把握反而不如前人。共同、一般更适于指导人类的共同整体。他认为具体的桌子如高的、矮的、小的、大的桌子是对桌子原型的模仿。他把握的知识只是物体的一部分共同的、本质的部分。他说，意见是多的，真理只有一个。他和巴曼尼德以一种新的认识来把握对象。这种认识方法和思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把握事物中的本质的共同特征上。这种方法成了科学认识的必要手段，人们总是需要借助概念进行把握世界和具体物质。他对人的认识能力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对人的揭示如“洞穴比喻”、“灵魂马车”对人的认识的限度、潜能和人认识的感性进行了探讨。利于人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人的认识对自身的影响，提出了人认识的有限性。
二、古希腊哲学与社会科学
智者学派还开启另一种科学，这种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关于知识相对论、人的讨论，间接的或直接的与科学相关。实际上，普罗泰戈拉已经发现泰利斯、阿拉克西曼德等人对自然界探讨的局限性。他已经发现人专注于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讨论，并以此改善知识———古希腊早期哲学沉溺于追求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的知识，以至于人忘记了人自身的存在。如果没有人，何以产生知识? 产生知识又有什么用? 关注人的外部世界，其目的还是为了人。普罗太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对前人哲学的纠正。前期自然哲学主要是把注意力投向了自然，缺乏对人和人类的关注。人在探索外部界世界时不要忘记关怀人自身的存在。不要让自然界奴役了人。看似主观、偏激的命题却隐含着那个时代的哲学转向。从自然界转向人自身的研究。通过对人的研究又是更好的探索自然界。为探索自然界提供人的知识和有关知识。“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强调人在认识中的地位。没有人，无法把握万物，人无法认识、研究世界，由于人的差异性导致认识的相对性。
智者学派开始了对人的研究，在人类生存中，人们只是关心自然界是不够的，人还必须关心人自身。智者学派开始关注人的个性和差异性。智者学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知识的形成中，人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对人的差异性和个性的关心。在认识中，过去自然哲学关心自然界来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是哲学缺乏对人自身的关注。哲学关心自然界是关心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哲学只关注自然界是不完整的。在智者学派开始认识到哲学应该关心人自身。同自然哲学只是关注自然的整体不同，智者学派关注的是差异性，每个人有不同意见，关注人的个性。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指出智者学派强调个性的作风破坏了社会风气。人们只关注自身的利益，缺乏对共同生存利益的关注。
科学与哲学范文2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 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3〕在此， 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 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与库恩不同， 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
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9〕
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
（1）库恩与罗斯批判地分析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 从方法论与本体论方面打破了科学理性的一统天下。不同在于，库恩是从科学革命的角度展开这种批判的。库恩不满意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撇开科学史孤立研究科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斯也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从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科学实践（包括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分析。
（2）罗斯与库恩都关注于自然科学领域， 关注自然科学的阐释特征，责怪泰勒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区分，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阐释。尽管如此，库恩还是承认在认识论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可能要求一个称作阐释学基础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阐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则经常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8）它彻底需要阐释学的阐释。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缺乏范式，没有自然科学式的常规解疑研究。罗斯反对库恩上述区分，认为它“预设了科学理论的一种构想（19）”
（3）罗斯与库恩都反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 强调科学本质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反对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范方法论。但是对于范式及科学革命等，两人仍存在着分歧。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创造性地在科学哲学中引进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为突破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1〕〔7〕〔8〕〔10〕Rouse， Joseph.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filst published 1987 by lornelluniversity 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尔泰《狄尔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 Natural and the human seience，in the Interpv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 in Human and Notual Science;in theInterpretive turn，ed，by David R.Hiley and others，cornell 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 and Rabinow 1983，P221.
科学与哲学范文3
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着作中流传至今。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着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着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着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
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
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
科学与哲学范文4
[关键词]宗教；科学；关系；哲学思考
宗教与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文化样式。二者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哲学领域中一个简单而又复杂、模糊而又清晰、古老而又常新的研究课题。在现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社会化”和现代宗教发展的日趋“世俗化”，甚至现代西方宗教出现了所谓“科学化”的新趋势，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那么，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该怎样去认识与把握呢？
一、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不同见解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是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与崇拜，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对象；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宗教的认识方法则是反经验、反理性的信仰主义；科学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宗教则妨碍生产力发展；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宗教则阻碍社会变革。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清楚地证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与宗教神学作斗争，并不断清除上帝作用的过程，宗教终将被科学所驳倒和取代。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于祺明教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不同，表现在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可以实践检验的，而基督教信仰宣扬的则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是不可实验检验的；科学的精神是理性的批判精神，而基督教信仰宣扬的是顺从和虔诚；领会科学精神是靠科学方法，而基督教信仰否定科学的方法。
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持有这一观点。在《宗教与科学》（1935年）和《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1959年）这两本书中，他曾对基督教与科学的冲突做过较系统的历史考察与论证。他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科学将最终战胜宗教。
第二种观点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各自独立相互分离的。这种观点认为宗教与科学并不存在矛盾冲突，二者的研究对象、运用的思维形式、方法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其中科学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宗教则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正如德国哲学家卡斯尔所云：“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和宗教是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关系。“科学家可以无拘无束的从事工作，不受神学家的干预，反之亦然，因为它们各自的方法和探讨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科学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而今天，在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坚持宗教的独立性或许也是必要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提出放弃科学与宗教全面对抗的论证，主张采用康德的“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的二元论”的思想方式来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第三种观点认为，宗教和科学是相互关联的，本质是互补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在宗教与科学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寻找共同点。他们虽认可科学对宗教具有批判的权利，却反对把科学同宗教对立起来和隔离开来。在他们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者在最普遍的方法论问题上具有共性。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发表的《科学与宗教》一文中指出，“人类在不断发展科学的同时又总是伴随着宗教上的需要，只是对宗教的理解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当代英国学者阿利斯科・E.麦克格拉思指出，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研究是人类探索中那些迷人的领域之一。他于1998 年出版了《科学与宗教引论》一书，书中从历史、神学、哲学和科学的角度来审视科学与宗教的交互作用，并一直延至当今，在主要讨论基督教的同时，也扼要阐释了其他宗教的重要性。
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位重量级学者，那就是著名的核子物理学家、神学家巴伯。巴伯曾出版过《科学与宗教的若干命题》、《神话、模型和典范：科学和宗教之比较研究》、《科学时代的宗教》、《当科学遇到宗教》等多部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著作。他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过程神学”的概念，并试图通过“过程神学”做媒介，来实现科学与宗教的有机融合。
显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冲突说”和“分立说”着眼于宗教和科学间的差异，力图在二者之间构建起相互区分的尺度；而“关联说”着眼于宗教和科学间的联系，力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互补的桥梁，从而实现二者的整合。这些观点反映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宗教和科学关系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建设性。但是，要正确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恐怕单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是无法理清的，二者的关系也不能简单地用“对立”或“融合”来概括。
二、科学认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影响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因此，想要全面、深入的把握二者的关系也绝非易事，但探索本身也许比答案更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和历史，防止将二者关系片面化和绝对化。
科学与哲学范文5
1.“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哲学思想的渗透
客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是不依赖人类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哲学理论的基石。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是指导认识和学习科学知识的基础。
教师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切实领悟“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含义。纵观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大海、江河、山川、田野、动物、植物，或微观粒子世界：分子、原子、离子、质子、中子、电子、夸克等，不管是何种形式，纷繁复杂，无奇不有，但它们都是物质的，只不过是由于组成它们的物质各种表现形态不同而已。在教学中不仅要从宏观上使学生确信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客观存在，还必须使学生对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宏观现象做出微观的理解，进而相信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离子等也是物质的。例如：在书写分子式和化学反应方程式时，必须以客观实验事实为基础，决不可凭空设想、随意臆造事实上不存在的物质和不存在的化学反应而编造化学式和化学方程式。书写规则必须遵循质量守恒定律。一切规律均有力证明了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一科学论断。
从原子核内质子、中子的运动，核外电子的运动；从分子、原子、离子的运动到重新组合；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人的思维，无不在运动着。不管物质形态多种多样，但多样性的物质形态又有其统一性，即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世界永远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变化着、发展着，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这些事实表明，从人体到地球和宇宙空间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就是在物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不断发展的。
2.“质变与量变”哲学思想的渗透
质变和量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质变量变及其相互转化规律在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切领域中都存在和发生作用的普遍规律。在自然现象中，把金属逐渐加热，起初并不影响它的物理状态，而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的限度时，它就会改变原来的物理状态，由固态金属变为液态金属。在化学变化中，元素化学性质是随着原子核电荷数增加而呈周期性变化，也就是说，核电荷数这个量的变化，引起元素种类的质的变化。又如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继续通入二氧化碳又变澄清；碳在氧气不足时燃烧生成一氧化碳，在氧气充足时燃烧生成二氧化碳。
不仅量变要引起质变，质变也会引起新的量变。化合与分解的实质就是吸引与排斥两种对立的力量此长彼消的结果，也是质量互变规律的渗透。量变是质变的准备阶段，质变是量变的新起点，区别在于量变过程保持着质的稳定，质变过程是量变的更新，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上述例子不仅反复证实了质与量互变规律的真理性，而且大大丰富了质与量互变规律的内容。
3.“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哲学思想的渗透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事情都处在动态变化中，它们的变化过程是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在科学学科教学中，可以使学生从物质本身及一切科学现象中认识这一规律。例如，H2与CuO的反应，作为还原剂的H2有夺取氧而产生H2O的可能，而作为氧化剂CuO，有分解放氧游离出铜的可能，因此氧化剂与还原剂二者在适合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反应。没有对应的氧化剂就无所谓还原剂，没有氧化反应就没有还原反应，没有电子的失去，就没有电子的得到，这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又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关系，光合作用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释放氧气，并储存能量；而呼吸作用吸收氧气，将体内有机物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能量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是一对矛盾，但是它们又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呼吸作用就无法进行，这是因为呼吸作用分解的有机物正是光合作用的产物，而呼吸作用所释放的能量正是光合作用储存在有机物中的能量。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呼吸作用，光合作用也就无法进行，这是因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原料的吸收和产物的运输所需要的能量，正是呼吸作用释放出来的。它们是既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其他如化合与分解、溶解与沉淀、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熔化和凝固、升华和凝华等等，无不说明对立统一和斗争的规律。让学生懂得，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而矛盾着的双方的斗争是事物、现象发展的源泉。
4.“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思想的渗透
科学学科教学的任务不仅仅限于让学生学习和掌握教材中所规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还要通过对物质自身辩证的理解，逐渐在学生头脑中树立起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处于不断运动、发展的观点，学会运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客观事物、指导学习和处理面临的各种问题。
例如，在学习电流周围存在磁场时，当直导线中有电流通过，导线周围的小磁针马上发生偏转，这就证实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这种现象就是电流的磁效应。又如，在学习电磁感应的知识时，当把放在磁场里的一根直导线作切割磁感应线运动时，灵敏电流计的指针就会发生左右偏转，这说明导线中产生了感应电流，这种现象就是电磁感应。这时教师要及时告诉学生，电可以生磁，反过来磁也可以生电，由于电场和磁场之间这种密切联系和相互转化，所以把电场和磁场统称为电磁场。电磁场的运动方式是电磁波，它象水波一样以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速度不断地向四面八方传播。无线电波、红外线、紫外线、可见光、X射线、Y射线都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一罢了。上述内容生动的揭示了自然界中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通过科学学科的教学使学生会运用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去观察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5.“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渗透
科学与哲学范文6
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本文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这样的“撷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正统研究者还是对科技哲学界来说都是另类而难以接受。本文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笔者把传统文化的“始基”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一样，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在历史上一次次挽救了中国，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二、性本善:传统文化的公理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拓展即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这三大关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譬如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原来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沉船上的物品，是漂流记情节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以及涉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其他两大关系也可以作类似分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会着重以三大关系之一展开。希腊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的西欧，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有自然哲学、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印度文化则回到内心世界，以人己关系为主。
由三大关系引出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他人的博弈，以及人与自己的博弈。一种文化以三大关系的哪一种关系为主，主要展开哪一类博弈，对于这种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对于民族性具有根本影响。
四、实用主义: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中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中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中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像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凝聚了中华民族，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在世界各国面前建构了礼仪之邦?
在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封闭的情况下，熟人间分享嵌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情感上的互通，增强了熟人社会的凝聚力，遏制了离经叛道和离散倾向。近代有外国商人进人中国农村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一句承诺比西方的正式法律文件还可靠”，并由此断言“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守规矩和可靠的商业伙伴”。在乡亲们组成的熟人圈里，伦理道德这样的“短程力”足以维系起信用圈。因为没有市场中的竞争，熟人社会会分享种植和养殖中的经验，推动农业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经济因而在世界首屈一指。
简言之，传统文化与由古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情契合，虽停滞不前，但在数千年间维系和延续了炎黄子孙。其种种弊端在漫长岁月中之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以及没有受到来自外界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冲击，直至强行撬开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