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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1
关键词：服务业 占主导 转调 新观念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level, service industry will replac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become the leading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accounting for the subject statu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ies lags behi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oes not adapt, has become the main key fact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the first thing is to renew the idea, especially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he fast development, must abandon the inherent idea, set up the new concept of service industry as a leading and innovative ideas adjus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leading new ideas for services and transfer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三大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和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升级。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服务业将取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加快服务业发展，首先是要更新观念，特别是沿海发展较快的区域，必须摒弃固有的观念，树立服务业为主导的全新观念，创新思路调整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一．服务业占主导已成为三大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一般趋势
分析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实践，三大产业所占比重的演变发展呈现出一般的总体趋势：第一产业最初占主体地位，后逐步下降至占比重最小；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超过第一产业占主体后下降；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由缓慢上升变为迅速上升，直至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二、三产业发生构成变化的临界点，这时社会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制造业分工更加细化，企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会从生产领域分离出来，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占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50%。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GDP总值构成变化的总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相同，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也在下降，唯有服务业迅速上升。而到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伴随着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总趋势，发展到世纪末，全球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3％，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达到43％。总体上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一般占GDP的60～80%，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美国自1947年以来，制造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制造业约占国民经济16%，而服务业的比重在80%左右。
虚拟组织的出现，或许能给这一发展趋势以解释。在新世纪交替之际，随着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等各种虚拟组织纷纷显现。这些虚拟组织是由一些独立的厂商、顾客甚至同行的竞争对手，通过信息技术联成的临时网络组织，以达到共享技术、分摊费用以及满足市场需要的目的。虚拟组织里既没有中央办公室，也没有正式的组织图，更不像传统企业那样具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尽管组织是虚拟的，但资源却是真实的。以虚拟组织为载体，在国际上就出现了虚拟管理。
二．当前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
我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明显，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8年11.3%，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则由1978年的48.2%和23.7%，分别提高到2008年48.6%和40.1%，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进入新世纪后，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处于徘徊波动的状态，中科院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十五”时期大多数年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都低于GDP增长速度，其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由2002年的41.7%降为2005年的40.2%。2007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比是11.7：49.2：39.1，比2005年又有所降低；2008年为11.3：48.6：40.1，基本恢复到2005年的水平；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43.4%；2010年有所降低为43%，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自1992年以来，中央连续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意见，不断地以新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中国服务业发展并没有像预计或期盼的那样进入高速或跨越式发展时期，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将会继续存在，从“工业经济型”社会向“服务经济型”社会转变还任重而道远。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近几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回落将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发生转折的标志，服务业加快发展，并将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趋于下降。
三．更新观念确立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发展战略
1．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为解决供给不足只注重发展一、二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奉行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认为服务业是搞服务的辅助产业，形成轻服务业的发展观念。特别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达到相应水平时，受以工业为主导发展方针惯性的影响，各地仍然坚持工业强镇、工业立县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形成了第二产业占突出比重的现状。这从烟台市与衡阳市的对比中看得很清楚，据报道，2010年，衡阳市人均GDP为32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比18.6：45.5：35.9；而同期，烟台市人均GDP达到1012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比却是7.7:59.2:33.1。烟台市人均GDP是衡阳市3倍多，而服务业占GDP比重却比衡阳市低近2.8个百分点。
2．总体已进入服务业占主导快速发展的战略调整期
2008年，我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元，折合4.3274万亿美元，按13亿人口计算，人均GDP达3266.8美元；初步核算，2010年GDP达397983亿元，人均29748元，按年末汇率1:6.6227美元，合4492美元，虽包含有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但毕竟远超3000美元的二、三产业构成发生变化的临界点。在总体上，我国正处于服务业占主导的三大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时期，发展服务业的潜力很大。从市县看，因发展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正处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和机遇期。2008年，烟台市人均GDP近8000美元，烟台市的蓬莱市人均GDP约5270美元，2009年蓬莱市人均GDP达6000多美元，2010年增至约6640美元，然而，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尚不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1/2。这说明，烟台市及蓬莱市发展服务业的潜力很大，都早已进入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机遇期，而却仍坚持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3．确立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全新发展战略
为尽快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状，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五年发展目标，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201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称，预计十二五期末，服务业占GDP比重约47%，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2个百分点。2010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明确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37个区域，力推服务业发展。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2
武钢的辉煌，正是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在改革发展中成就“主导力量”
30年的艰辛探索，30年的光辉灿烂。
体制的不断变革，经营自的扩大，改革脱困的3年攻坚，加上资产管理体制的日渐完善，使得国有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增长，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尤其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显示，目前中央企业82.8%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承担着我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户数占全部中央企业的25%，资产总额占75%，实现利润占到80%。
从2002年至2007年5年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加1.5万亿元，销售收入年均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年均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年均增加1000亿元。
一批极富活力的国有企业脱颖而出。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诞生的。30年来，宝钢走出了一条大规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建设特大型现代化钢企之路。自投产以来，宝钢多项重要技术指标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作为最先走出国门和最早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国有企业之一，1998年以来，中国中化集团在氟化工、天然橡胶等细分领域始终保持领先，成为国家化工产业升级的有力推动者。
不仅宝钢、中化，随着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经营机制加速转换，国企创新激情空前迸发。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项目，以实力承载光荣；“神舟”系列载人航天、嫦娥一号绕月探测、“歼十飞机”工程等，以创新放飞梦想……
30年改革更是一次次探索。失败和成功的锤炼，成就了在国际上享誉盛名的国有企业。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的香港新机场、世界最高钢筋混凝土建筑俄罗斯联邦大厦等一批高难度、标志性建筑“作品”上，镌刻着中国企业的名字：中国建筑中交集团、中冶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
不断发展壮大的国有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凸显。遇到特殊时期，国有企业总是挺身而出。在2003年非典、2008年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的救援中，国有企业更是胸怀大局，不讲条件，全力以赴，为抗击灾害和保障经济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成为“冲浪”市场的高手
“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国企改革、国有经济结构的优化相伴随。而国企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要找到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30年间，国有企业从政府的‘附属’，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在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这个转变经历了‘热身’、‘预赛’、‘真赛’三个阶段”。
“热身”——扩大经营自阶段。这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用了15年时间。通过扩大经营自、利润递增包干、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试点，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为国企进入市场奠定了基础。
“预赛”——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个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用了10年时间。在这期间，正式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特别是1998年至2000年的3年攻坚，克服了众多困难，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真赛”——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针对长期制约国企发展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出资人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十六大明确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热身”—“预赛”—“真赛”，国有企业成长为“冲浪”市场的高手。
“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完全能够搞好的。”李荣融说。
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发展壮大
“30年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也是做强国有企业、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基本条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可谓“遍地开花”。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拓宽，外资企业逐步进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有进有退”、“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战略思想，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提速。1997年，国有企业25.4万户，到2007年减少到11.5万户，年均减少1.4万户。企业户数减少，但国有经济总量扩大，综合实力增强。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3.9万亿元，到2007年增长到35.5万亿元，年均增长9.8%。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占据主导地位。
在广东、江苏、浙江等民营经济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国有经济的发展同样出色。广东国有企业户数、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实现利润都排在全国前三位；江苏国有企业户数、主营业务收入和实现利润均居全国第五位，资产总额居全国第四位；浙江国有企业户数、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都是全国第六位。
“国有经济能否发挥好主导作用，必须放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考虑。拥有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有话语权，这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邵宁说。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3
一、国库收入增长特征
近四年该县国库收入增长幅度显著提高，全县累计入库财政收入50.4亿元，从2006年的9.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5亿元。从全县国库收入增长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一)国库收入增速超经济增长特征非常明显。2006―2009年，该县GDP分别增长15.1％、16.7％、16.1％和16.1％，年均增长16％。2009年，剔除区划调整的乡镇后全县GDP仍达194亿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拉动下，该县国库收入大幅增长。四年来，全县国库收入年均递增31.5％，比全县GDP平均增幅高出15个百分点(见图1：2006--2009年该县GDP增长与国库收入增速对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库收入增长中还有许多非经济因素，如税收体制、政策等因素，对国库收入增长的影响较大。而国库收入主要由税收和非税收入等收入构成，税收增长主要由税率、税基和税收征管情况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则主要是通过对税基的作用来影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与国库收入增长之间虽不存在直接的数量对应关系，但县域经济增长是拉动国库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对国库收入增长十分突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投资的规模、增速及结构变动，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产业、行业的发展，进而对国库收入产生多重影响。据调查，2006年到2009年该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49亿元，年均投资总额137亿元，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源于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可以带动生产要素集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增强资金投向行业的综合实力，进而带动其税收收入增加。首先，从财政收入总量上看，随着全县投资问题的不断扩大、增长幅度的逐年攀升，财政收入的基数不断壮大，增长加快。2006年全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90.2亿元，财政总收入9.3亿元，到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177.5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5亿元(见图2：2006―2009年财政收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比)。其次，从具体税种看，税收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更加突出。以房地产行业税收为例，2009年建筑业营业税和房地产营业税两项收入总额为2.1亿元，比2006年增长91%，两项税收当年新增额为4000万元，占当年新增税收总量的61%，税收增幅高居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首，是投资增长推动行业税收增长的一个典型例证，成为该县财政收入跨越式增长的重要支撑。
(三)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各产业所创税收收入不同，目前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三产业。因此，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动对税收收入总量及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该县2006年到2009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显示，由2006年的16.7:57.1:26.2调整到2009年的10.2:65.4:24.4(见图3：某县2006―2009年三次产业结构表)。四年中，一、三产业比重分别下降6.5和1.8个百分点，二产业比重上升8.3个百分点，在“工业兴县、园区兴工”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工业主导地位更加突出。2006―200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36.9%、42%、35.7%和23.8%，年均增长33.9%。200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302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产值216.6亿元。目前，该县工业已初步形成了以食品医药、机械制造、有色金属、印刷包装、电力能源为主导的优势产业，2009年其产值分别为37.15、16.18、47.55、6.88和17.94亿元，几大支柱产业共实现财政收入为7.5亿元，工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导力量。
(四) 经济增长对增值税的稳定增长非常明显。增值税是该县的第一大税种，在税收总量中占比高达35%以上。增值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工业增加值和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增值税的税基与GDP直接相关，因此经济增长对增值税的影响最为明显和直接。在2006年到2009年的四年时间中，从调查中数据显示，该县工业持续稳定地保持了两位数增长，随着工业经济的不断壮大，增值税税收逐年不断增加，既壮大了地方财政，又增大了地方经济发展对国家的贡献率。增值税收入规模从2006年的2.6亿元增加到2009年划出五个乡镇后的3.3亿元，按照分税制，四年来县级所得增值税分别为0.6、0.8、0.9、0.8亿元，上划增值税分别为1.9、2.3、2.6、2.5亿元，贡献率逐年增大，四年累计为国家贡献9.3亿元。因此，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拉动增值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对策
四年来该县虽然二、三产业比例逐年提高，但仍以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低于GDP平均增速），鉴于三产业大部分行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具有较大的增收潜力，对扩大税源、增加税收、提高税收增长率意义重大，政府财政应积极扩大对三产业的投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迈向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
（一）优化产业结构，明确投资导向。重点加强对食品、机械制造、印刷包装等主导产业、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的财政扶持力度，着力优化完善财税扶持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激发企业意愿，提高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与一二产业关联紧密、功能互补的现代服务业和商贸、旅游、住宿餐饮业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全面提升金融保险服务业地位，充分发挥融资、租赁、理财、创业投资等各种综合性金融服务资源，大力开展金融创新，为地方经济提供广泛的金融支持，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力度，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国库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支付系统平台，积极开辟农业直补“绿色通道”，重点扶持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新型特色农业发展。完善农副产品加工和批发环节的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服务力度，根据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的要求，按照公司+农户的生产方式，促进自主承担市场风险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通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带动农民增收。
（三）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石。政府相关工作部门要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变为直接和间接优惠的综合运用，积极探索设立财政支持自主创新专项资金，出台创业投资风险补偿办法，充分利用财政担保和贷款贴息等有效手段，加大对科技创新、环境保护、节水节能以及促进资源综合利用的投入，积极推进科技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加快科技和专利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成果转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4
【关键词】战略新兴产业；主导产业；设计标准
一、引言
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产业结构中，各产业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一些产业发展得快些，另一些产业可能发展得慢些，甚至还有一些产业处于衰退和萎缩状态。因此，不同的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同的。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进化和转化的过程。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我国更是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调结构、促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分析新型工业化下选择主导产业的成因，阐述新型工业化下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以此来说明战略型新兴产业是我国在新型工业化下应该选择的方向。
二、选择主导产业的客观原因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演进的过程中，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更替变化的。由于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发展需求，我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从而有力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就是选择和发展一批新兴的主导产业。
从新型工业化的角度来看，选择新兴主导产业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信息化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的工业经济社会向信息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新世纪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强大动力。在人类社会已经迈进信息时代的今天，离开信息化，不可能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以信息化为特点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所以，新兴主导产业必须顺应信息化趋势的各种要求。
第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不同的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是靠提高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
第三，要发挥特有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都不完全一样，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并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拥有低成本利用先进技术、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人力资源丰富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因此应该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加快转变成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从而提高效率。
三、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
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决定着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战略的效果，确定好选择主导产业的标准是至关重要的。常见有如下几个标准：
（1）赫希曼标准。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提出了“产业关联度基准”，即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会产生较强的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旁侧关联，选择这些产业为主导产业，可以促进整个产业群的发展。由此看来，产业关联度基准的理论涵义也是十分清楚的：政府应当优先扶持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
（2）筱原标准。筱原三代平在“二战”后日本制定其产业政策时，他提出了选择主导产业部门的两条标准，即收入弹性标准和生产率上升标准，后被称之为“筱原两基准”。筱原认为，主导产业部门应该是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最大、生产率上升最高的产业部门。筱原标准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筱原提出了主导产业部门选择的两项重要的标准，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了生产率上升标准，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3）比较优势标准。比较优势标准理论源于李嘉图。该理论认为，一国的主导产业应该是所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国通过大量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回更多的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对增加一国的利益是最有利的。综合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结构演进的动态因素，我们可以把如下几个方面作为选择主导产业的标准：
（1）产业的辐射能力。主导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仅自身有较强的增长趋势，而且对其他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具有较大的带动效应。而该产业具有了较大的带动效应，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高，其关联效应的辐射能力就强，生产波及范围广，就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聚集效应，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2）产业增长潜力。就是说在选择主导产业时，所选产业的产品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和阶段内，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且所选产业的前景看好。主要原因是该产业的产品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扩张幅度较大，产业的增长具有广阔的前景，或者说迅速扩张的市场需求会拉动该产业较快发展。
四、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以上所述的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目前我国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新兴产业有：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本质上是以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重大突破为发展动力和基本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其高成长性、高回报率是以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具有可持续创新的研发实力和能力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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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5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范文6
[作者简介]许永兵(1962-)，男，辽宁盘锦人，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
[摘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位的、主导的因素，同时，消费需求还是阻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5-0005-04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在经济波动中消费需求具有稳定作用。
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需求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这种拉动作用分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
(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
从需求角度分析，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大块：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因此，消费的增长不用通过别的变量就可对经济起拉动作用(投资、净出口需求的增长也一样)，消费增长多少，GDP也增长多少，在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中间环节。当然，如果消费需求的增长超出了生产能力的界限，那就不能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而只会形成经济的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是指消费作为初始变量拉动其他变量，又通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增长。其表现形式就是消费拉动投资，投资又拉动经济增长。投资有自主投资和引致投资。自主投资的动因主要是新产品和新生产技术的发明，而不是收入或消费的增长。引致投资则是由消费的增长和自主投资等经济行为所诱生出来的投资。要产生大规模的自主投资，就要有需求规模较大、产业关联度较强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但这样的新产品、新技术不是时时出现的，所以必要的投资规模不能仅仅依靠自主投资来维持，除了自主投资外，还要有引致投资。
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不过与消费相区别的是：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其即期效应是拉动当期经济增长；远期效应是创造生产能力。当然，投资的作用要归因于投资，而不应与消费的作用混淆起来。但是就消费所拉动的引致投资这一部分来看，它对当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视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拉动。总之，消费需求既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间接拉动经济增长。
(二)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由于总需求有三部分构成：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所以从需求角度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对于三者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多年来人们的直观印象似乎是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第一位的、主导的力量。理由是每次经济的繁荣和高涨都是投资规模膨胀引起的。但是，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已成为导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因。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例如，某年经济增长速度为10％，如果在这10％的经济增长中，有60％(即6个百分点)是通过消费需求增长实现的，那么我们把60％称为该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1给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各需求因素贡献率的情况，从中可总结出以下三个特点。
1．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国外需求(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且不稳定。1979～2003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献率平均值为97．22％，外需贡献率平均仅为2．78％。国外需求受世界经济景气状态、外贸外汇政策和关税政策等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波动较大。
2．尽管在经济启动初期，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起一定的主导作用，但总的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居第一位的，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主导作用。在表1中，1979～2003年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0．16％，而总投资的贡献率为37．06％，两者相差23．1个百分点，
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GDP虽然保持了持续增长，但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贡献率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主要由政府拉动的投资需求增长和净出口需求增长的作用得到了加强。这是和经济市场化的进程相矛盾的。
为了使结论更可靠，笔者运用双对数模型对中国1978～2003年消费、投资的绝对数(见表2)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表2资料利用Eviews软件包进行线性回归得到下列结果(见表3)。
因此，回归方程可写为：
InGDP=0．361+0．7861nC+0．2391nI
(4．5)(15．7)(5．3)
R2＝0．999884；D-W=1．742483；F=5231；检验通过。
由上面对数回归模型结果可看出：消费、投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均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9884。两者相比，消费平均每增长1％,GDP则相应平均增长0．786％；投资平均每增长1％,GDP则相应增长0239％。这进―步印证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二、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具有稳定作用
消费需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阻止经济剧烈波动的稳定力量。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的稳定性表现为，它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需求和GDP的波动，并且往往滞后于投资需求的波动。经济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消费需求的这个特点――“就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致相同。但是，从短期来看，消费支出的波动比国民生产总值波动小……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升降时，消费支出在回到原先位置时，只有一点轻微下降。相对稳定的消费支出行为和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是最重要的经济周期的因素之―。”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运行与波动也遵循这―规律。
(一)中国消费需求、投费需求与GDP的波动情况
图1是中国1981～2003年消费、投资和GDP增长率的波动情况。由此可看出，中国消费需求增长较为平稳，波动的幅度远远小于投资增长的变化。
由于CDP的波动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波动的综合结果(即两者的叠加)，所以消费需求的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消费需求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阻止着国民经济过于迅速地上升或下降。消费需求作为国民经济中的最终需求，始终约束着投资需求的波动。在投资需求迅速上升
时，由于消费需求上升相对缓慢，限制了投资需求增长的空间，以致投资需求最终不得不放慢增长速度直到回落。而在投资需求迅速下降时期，则由于消费需求下降缓慢，在投资需求下降初期，消费需求下降很少甚至维持不变，具有一种自发的对经济衰退的遏制作用。以往由于中国经济―直持续高速增长，消费的这―作用表现得不明显，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一度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投资下降致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使投资进一步收缩，消费的这―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见图1)。
(二)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检验消费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里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进行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想法很简单：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若加入x的滞后项有助于解释Y，或者说X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则说x对Y具有GRANGER因果性。
笔者利用图1中消费需求增长率(X)和CDP增长率(Y)数据，运用Eviews3．0软件包(X选择滞后期为1)，求得的GRANGER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检验结果，笔者得出结论：原假设“消费需求波动(x)不是GDP波动(Y)的原因”被拒绝，而原假设“CDP(Y)不是消费需求波动(X)的原因”被接受。这表明，消费波动对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但反过来经济波动对消费波动的影响则不显著。
(三)消费需求波动相对平缓的原因
关于消费需求波动相对平缓的原因，一种解释是消费支出刚性，即在经济开始波动时，虽然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也可能随之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总是会继续保持目前的消费水平，只是随着经济上升或下降的持续，消费者才会逐步调整自己现有的消费水平，并且这种调整一般不会偏离现有的水平太多。因为，经济波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是短期的。短期影响由于不稳定，一般不会改变消费者当前的支出。而长期影响则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被消费者确定。并且，在经济波动可能导致个人收入长期低于现有水平时，社会压力还会促成政府的干预。这一解释是以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理论为基础的。按照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个家庭的支出水平并不取决于他的绝对收入，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即该家庭与其他与其收入等级地位相等的家庭的收入水平。这一理论在扩展用于总消费行为时，认为当期消费支出依赖于与以前所达到的最高收入水平相当的那个时期的收入，因而，在经济波动中，消费者总是力图维持大体上不变的消费水平，尽管收入水平发生了变化。另一种解释是，消费需求波动相对较小与可支配收入的波动较小有关。可支配收入是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而总的说来，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可支配收入，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危机时紧缩，在繁荣时扩张，危机时税收下降，由于更多的人需要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增加。因此，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少于国民生产总值”。弗里德曼、莫迪里安尼的消费函数理论将消费者未来的预期收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弗里德曼认为，决定人们消费需求或消费支出水平的主要是总收入中可以预料到的较稳定的持续性收入。莫迪里安尼则认为，支出是现期收入加上预期收入和原始财产的函数。按照他们的理论，经济波动在短期内对消费者收入的影响，只要不至于造成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的改变，就不足以改变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从而就不可能对总消费需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结论与评述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这一结论似乎有悖于经济学理论，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投资率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按照这一理论似乎是消费率越低(从而储蓄率和投资率越高)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投资的增长必须有消费需求的支撑，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否则，长期经济增长则不能顺利实现。当前，中国居民的巨额储蓄为资本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但是由于消费率偏低致使消费需求疲软，造成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规模庞大的储蓄无法全部转化为资本，相当部分的储蓄成为闲置资金。启动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则可吸引企业投资，促成闲置资金向资本的转化。所以，中国当前实行的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具有稳定作用。消费需求在经济波动中的稳定作用表现为，它的波动总是小于投资需求和GDP的波动，并且往往滞后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消费需求的稳定性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消费需求相对平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投资需求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动荡，阻止着国民经济过于迅速地上升或下降。但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的稳定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消费率的高低，消费率较低即消费需求在GDP中所占份额较低，而投资需求在CDP中所占比例较高时，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型的粗放型增长，而一旦增长速度高到资源无法支撑的水平，就不得不进行收缩和调整。正所谓“大上之后必大下，过热之后必然是调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大的经济波动均与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有密切关系。如果不能解决消费率偏低问题，则中国经济很难走出“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状态。
[注释]
①罗伯特・霍尔，约翰・泰勒：《宏现经济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80～181页。
[参考文献]
[1]曾令华．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王云川．消费需求的宏现调控[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范剑平．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计划经济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