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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1
一、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原因如下：
第一，在发达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程度和技术扩散程度都比较高。
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从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来看，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OECD国家之间进行的。据统计，OECD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占世界总量的90%以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发达国家相互间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行业：航空航天、汽车及配件、石油开采和提炼，以及媒体和金融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的特点是资金需求量大、技术先进、经济规模大，并且具有全球性市场，大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者资金密集型产业，产业关联度本身就很高。同时，在较为发达的东道国经济中，所实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通常会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对当地投入的购买，提高其当地化含量的水平。这就使得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系数更高。
发达国家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主流，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之间转移的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合作的领域也很宽，并且已经涉及到高科技领域。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发达东道国技术进步作用的西方学者主要有Teece(1997)、Caves(1974，1982)、Globeman(1979)、Nadiri（1991）、Helleiner(1989)、Imbriani&Reganati(1997)和Branstetter(2001)等人，他们利用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技术扩散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bility）更强，而所谓的“吸收能力”可分解为研发、人力资本、金融市场、产业关联等多维的能力，发达国家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能力都相对较强。
第二，发达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都发展到了较高的阶段，而国内的政策也相对成熟。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国内市场规模比较大，市场的需求空间也很大。就所处的工业化进程来说，这些国家大多是工业先行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开始于经济发育基本完成之后。就发展阶段来说，这些国家目前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内的产业结构重心已经向以知识型、服务型生产部门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产业移动。此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管理，通过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部分地实现了产业政策的功能。日本则有一个完整而又相对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已经比较成熟。
基于以上的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效应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以日本为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直接投资在日本的产业重构和新兴制造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日本战后的产业结构的演变是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同步发展的。
西欧地区的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水平型的分工关系，各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发展水平相近，但仍各有优势和特点。它们通过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结构、贸易结构上实现了优势互补。总的来说，西欧地区的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关联程度显著，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其产业结构呈现整体性的互补演化的特征。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和技术扩散程度有较大的差异。在国际技术转移活动中，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比重不足20%。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发展中东道国自身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差距较大，因此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国民经济内部产业结构也不同。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转轨国家具有特殊性，我们将用一定的篇幅来描述外国直接投资对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效应。
在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在新兴工业化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是指亚洲“四小龙”和拉丁美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对来说，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和技术扩散程度比较高。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成本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较低，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相对来说是先进的。实践中已经有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发展高关联效应的产业如汽车、计算机等产业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此外，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经济政策的实施与管理，在经济水平上也超过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在相互波及和结构连锁型变化中向前运行的。美日等发达国家不断通过产业调整，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亚洲“四小”和拉美一些国家转移，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利用这一机会加以引进并转化自身的结构，由此追赶比本国（地区）处在更高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因此，这样一个动态的国家性波及和结构的连锁型变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整体演化模式的最重要特征。
亚洲“四小龙”是亚太地区雁行模式的直接受益者，尾随于亚太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接受日本在产业循环升级中的技术传递。在雁阵模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垂直关联和水平关联的新型关联，以日本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在亚洲“四小龙”生产某些高技术产品的部件或进行组装，然后部分返销回发达国家。这样的投资引入和技术扩散对东道国产业的关联作用要高于垂直关联。这就决定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换是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依托的，没有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技术的转移，东道国无法实现直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对本国产业进行整合的目的。
拉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接受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但是，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都要逊色许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拉美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这种模式不利于促进该地区动态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的依赖程度相当大，从而对民族工业的成长未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拉美地区的“官僚权威主义”政府受到各种国内外利益集团的牵制，在政府的政策与管理方面存在不足，这也同样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转轨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转轨东道国，本文特指中国、原苏联以及中东欧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转轨东道国普遍存在劳动力激励不足、技术效率低下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并且其工业化进程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落后的传统产业长期占居主导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缓慢。经济转轨国家的传统产业结构不合理，首先表现在三次产业间结构不合理，作为“夕阳产业”的基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过小；其次表现在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一方面，工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主要成现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过大，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规模过小。最后表现在民用消费品工业比较薄弱，技术含量低，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这阻碍了经济转轨国家的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其出口结构长期以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不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世界的投资自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积极条件。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之中，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截至2002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8280.5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达4479.66亿美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1980-2002年期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排名从1990年的第17一跃成为全球第4。俄罗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量尽管一直在增长，但是与其实际需要量相比还有很大的缺口。捷克是中东欧转轨国家中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尤其是1998年以来，捷克人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居中欧首位，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也超过匈牙利而名列中欧第一。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为经济转轨国家注入了资金、技术，带来了管理经验和人才，而且加快了它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然，由于产业的关联效应，外国直接投资也会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中国是实行渐进经济转轨并积极审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GDP总水平较高，有一定的经济综合实力，但人均GDP水平相当低；而且地域广阔，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很大，地区间经济结构呈现多层次、多阶段发展水平的布局，因此，严格地说，中国形成了一种内地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沿海地区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乃至后工业化阶段特征的交织型产业结构。这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接纳产业转移和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高度。总体而言，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产业结构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带有明显的产业转移倾向。同时，由于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按照钱纳里的理论，这一时期以制造业的增加值份额和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为特征，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和发挥的作用也要和这一特征相一致。由于技术的转移成本相对较高，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研发密集度高的产业。但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之所在，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投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此外，虽然进入中国的企业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不是知识密集型或研发密集型的，外资投入的技术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但相对国内的技术而言仍然是先进的。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提供劳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配套企业逐渐进入中国，中国国内企业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与我国国内产业的关联度明显提高。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2
近十年来，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动了该地区出口的增长，而且使一些国家从农业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制品的出口国。研究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对比分析，找出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距与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
首先，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0年以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到2003年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达到35.6%，高于发达国家31.4%的平均水平。不过与东南亚的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还是存在差距。“四小龙”中的我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尤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港城市经济特征。东盟四国中的马来西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也远高于我国，达到了60%左右。不过，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由于传统上比较依赖于对外借款等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韩国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仅为8.5%。
其次，从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来看，亚洲四小龙当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国。东盟四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绝大多数年份里，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菲律宾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国要高，而印尼则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总体上消极因素比较多，外资出现了净流出现象。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大致保持在10～14%之间，与同期世界和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通过比较，我国虽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绝对金额来说比较可观，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资本修正后的相对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不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都颇为成功，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占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国的比比皆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我国仍然有拓展空间。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特征比较分析
从产业分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服务业起点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初级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也相对偏低。1995年，我国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1.6%、58.5%和36.1%，到2002年，则分别变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级产业所占比重有所增长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业的比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继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与同期“四小龙”相比，我们看到2002年“四小龙”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与1995年相比在制造业领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务业领域所占比重较1995年则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国。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分别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务业，而2002年韩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领域所占存量的比重为57.4%，虽然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国所占比重，并且与1995年相比还呈下降趋势的。从东盟四国来看，1995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均超过50%，其中印尼更是高达64.5%，而服务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结构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宾在初级产业方面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而泰国吸引外资的结构则完全与我国相反，制造业占36.6%，服务业却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数据缺失无法进行比较外，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制造业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别为38.0%和39.3%，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马来西亚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也有了明显上升，为24.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所吸引的外资均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次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制造业所占比重还在逐步提高，而服务业所占比重却有所削弱。我国这种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不但与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差距较大，就是与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很大差别，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向还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来看，199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仅为0.2%，此后随着1999年我国加入WTO前景逐渐明朗化之后，在国际跨国并购热潮和我国入世的驱动下并购投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达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龙”由于区内经济比较发达、金融市场相对较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以并购投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占相当的比重，除少数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来更是达到40%以上，远远高于我国同期水平。而从东盟四国情况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6年，东盟四国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已达11.4%，高于我国同期4.6%的水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四国为了更多的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复苏的改革步伐，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外资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鼓励跨国并购，一时间跨国并购资本纷至沓来，并购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急剧上升，甚至超过100%（如2000、2001年）。
我国利用外资20多年来，由于资本市场发育缓慢、融资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国以前对跨国并购方式采取了事实上的严格限制，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偏向于绿地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很少，从而造成并购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国家平均水平，就是与东南亚四小龙和东盟四国相比，也有相当的距离，吸收并购投资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行，我国仍然需要大量外资的流入，为此我们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
1、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外资的引进步伐，大幅提高服务业引资比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业环节的转移成为带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大对服务业的引资力度，以便有效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把并购投资作为重要的引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已成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资形式，它不但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而且有利于缩小东道国的绿地投资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企业过度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20多年的绿地投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已经造成诸如重复建设、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污染、加剧能源和原材料供给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来解决，而且更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来矫正。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3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工业结构 资源配置效率
一、工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紧密相关的。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随着科技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工业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特征是工业结构的不断演化、升级。工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在各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这种阶段特征和规律性表现为，工业部门的结构转变从轻工业向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转移，而后，在基础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心又向加工组装工业转移。这种向加工业转移的现象无论在轻工业还是在重工业都会发生，这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不断深化，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从工业部门结构转换来说，即从以原料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进入以加工组装为重心的高加工化阶段。
工业资源结构，即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关系，也是与工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同步进行的。在工业化初期，整个工业发展是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为主，这一时期在工业资源中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占有重要的地位。当重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对资本的要求大大提高，此时，资本因素又在工业资源中占据突出地位。随着工业部门结构向高加工化转变，在资源结构中技术又取代了资本，因此，从资源结构变动看，工业化过程又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三个有序的发展阶段。
二、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
外商集中投资于中国的工业领域，外商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占全部合同外资金额的一半以上。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明显高于其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主要表现为由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的转变，扩大对外开放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对产业比较优势转变和技术集约化发展的影响上，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的是扩大开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趋势。
1993～2003年期间，在制造业产出结构的变动中，比重明显下降的产业主要有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而比重明显上升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
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实际作用，首先表现在外商在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投资分布上。由于外商投资额在工业内部各行业分布的统计不完整，而且分类也不统一，本文主要根据商务部的外资统计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仅对外国直接投资协议额在工业的三大门类：采掘业、制造业和电气、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
从最近几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外商对中国工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而且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有较大波动，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随着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十五”期间，外商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直接投资，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相应地，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三、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探讨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要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工业结构向比较优势原则转化。我们首先探讨中国工业比较优势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判断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对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一产业内部不同产品间的新旧替代或产品升级，是工业结构调整与转换的基本内容。导致产业内部产品间替代和升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投入和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随着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加工技术向现代技术和高新技术的转变，产业内部的生产要素间也随之发生了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转变，出现了对劳动对象的初级加工逐渐向高加工度化有序发展的深化过程。相应地，产品也经历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这一由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产品逐步代替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产品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通常被经济学家称之为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所谓比较优势，简言之，指的是在国际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具备的相对竞争实力或竞争优势。不同国家间在产品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的具体表现。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其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一个有序演进的过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再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有序递进。究其原因，这是由一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渐进性所决定的。在大多数场合，人们通常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等概念、术语来指认一国比较优势的特征及其变化，并且往往通过对一国进出口结构的分析即从流通领域来观察其比较优势的变化。
（一）中国的比较优势
自1985年以来，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从表2可知，从1985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接受了国际技术转移，通过“干中学”，取得了技术进步。
从表3看出，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构成中，“化学及有关产品”一直呈下滑的态势。“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除了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呈逐年下滑的态势。而“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比重呈逐年持续上升的趋势。“杂项制品”则由于统计口径有调整而呈现出不规律的状态，不具有比较的价值。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可以间接地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化。从1985年以来，中国的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明显表现为：从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基本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趋势明显。傅朝阳、陈煜（2006）通过计算这三种密集型产品在1980-2000年期间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净出口比率指数，得出结论：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基本符合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并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而且高等劳动力资源比较雄厚，劳动成本比较低，甚至比某些东盟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中国所缺的资源是资本与技术。这决定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内富余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是充分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是否促进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表现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行业是否趋于劳动密集生产。
黄冠华（2002）运用李耀新1995年所采用的模糊聚类法对中国工业全部行业按要素密集型划分，并对外资工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进行了归纳。统计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工业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其重点自然在于把在本国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其产品很大部分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带动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卢荻(2003)将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其分析结果和结论是：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行业趋于劳动密集生产，而由于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分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向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转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外国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整体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国际贸易格局下，遵循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绩效，同时，推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有可能会不利于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进而影响比较优势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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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4
一、我国对外投资现状和问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落后，并存在投资主体单一、区位与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趋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之后各年对外投资输出流量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91年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都处于10亿美元以内；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4年的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均规模为27亿美元；2005年以后是快速发展阶段，其中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23%，2006年1－9月份，对外投资流量为1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75.7%。
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较小，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5年全球外国投资流出流量为7787亿美元，存量为106718亿美元，中国只占1.574%和0.536%。2005年底美国、日本、丹麦、巴西、俄罗斯和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182、3075、996、644、819、1009亿美元，我国仅为572亿美元，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
2、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分析
近三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境内主体呈如下特点：理企业所占比重依然较大。2003年中央企业占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的比重为73.5%、90%以上，2004年为82.3%、83.7%，2005年为83.2%、81.8%。
（2）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比重增加。2005年，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2%，而国有企业则下降至29%，有限责任公司首次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
（3）地方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山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2005年，以上5地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地方总量的63.4%、75.4%。相反，中西部各省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
（4）私营企业投资数额较小，且大多集中在福建和浙江两省。2003、2004年，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只占当年流量的1.5%。至2005年底，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总的来看，近几年投资主体单一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其中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对外投资比重偏小等问题尤为突出。
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结构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失衡十分严重。2005年底，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地集中了我国境外企业数量的45.6%。从2005年底对外投资存量来看，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90%以上，其中亚洲地区为406亿美元，占7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或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是流向周边地区，如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地；二是流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这种失衡的区位格局的不利之处是：一、境外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较高，经济效益不理想。发达国家要素成本高昂，市场竞争激烈，我国在发达国家的境外企业并不具有垄断优势与内部化优势，相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效益低下。据统计，我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近半数不盈利。二、忽视发展中国家市场，放弃自身优势。相对于大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适用技术、成熟技术、劳动密集的生产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忽视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实质上就是放弃发挥自身优势，也不利于国内产业的升级。
4、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分析
200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比重依次为40.3%、18.6%、18.4%、13.7%、4.7%。到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如下行业：商务服务业占28.9%，批发和零售业占20%，采矿业占18.1%，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占12.4%，制造业占10.1%，房地产业占2.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占2.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2.3%，建筑业占2.1%。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行业分布失衡问题：一、境外商务服务型企业投资比重过高，生产型企业投资比重偏低。一般而言，生产型境外企业更有利于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外资源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更为明显。我国生产型企业投资比重偏低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二、产业层次偏低。我国对外投资较大的项目集中在初级产品制造加工业和采矿业（包括石油开采业），这对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不利。三、传统产业和成熟的制造业对外投资不足。我国制造业和许多传统产业，在国内市场上早已成熟，其独特生产技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甚至在发达国家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目前这样的产业开展对外投资的现象并不多见。四、高新技术产业对外投资比例较低。尽管从区位分布来看，我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或较为发达国家，但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比重很小，并没有起到技术学习的预期作用。
二、基于发展中大国特征的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战略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取决于其动机和优势的共同作用。动机和优势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逻辑起点，而它们又取决于一国国内经济特征。
作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差异化”、“多元化”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人文社会背景差别很大。各地人文风貌和社会结构各异，与外部联系也各不相同。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欧洲甚至美洲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西部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存在种族联系。其次，资源禀赋多元化。东、中、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东部地区各类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中西部地区人才匮乏且流失严重。再次，经济、技术多元结构。经济、技术多元结构表现在多方面：既存在城乡差异，又存在东中西部的地区经济差异；既有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有大量技术成熟的传统产业和民族产业；既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有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一些产业生产能力过剩，而另一些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经济差异化、多元化使得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难以用来解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垄断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适用于解释拥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只适用于解释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这些理论都不能从整体上解释我国的对外投资行为，因为我国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相对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又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在世界生产体系内，我国大部分产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也有为数众多的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
多元化的经济特征导致了我国对外投资多元化需求和动机。总的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如下5种类型的动机：（1）自然资源动机。以人均量计算，中国自然资源非常贫乏，其中以石油、铁矿、铝、铜、木材和鱼类资源尤为明显，加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消耗巨大，我国对海外资源需求巨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资源的开采利用。（2）学习动机。通过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来了解与掌握他国先进生产工艺、技术和管理技能是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亚洲“四小龙”曾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我国华为、海尔等企业在国外的研发投资也是基于此类动机。
据调查，我国77%的企业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3）市场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巩固、扩大原有市场以及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中化集团总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逐步开拓了石油、化工、投资、金融、旅游、咨询等领域的国际市场（该公司原为对外贸易公司）。（4）规避贸易壁垒动机。随着我国出口的迅猛发展，许多国家（主要是欧美等国）纷纷寄起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和保障措施等多种形式的贸易壁垒的大旗，对我国相关行业出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下，国内许多相关企业不得不寻找能够替代贸易的投资形式，即通过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形式规避对华贸易壁垒。（5）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动机。我国在许多制造业方面技术成熟、设备先进，但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生产能力过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国内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国外进行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多元化经济特征也使我国拥有多元化优势。因而，我国对外投资多元化动机和优势也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战略（见图1）。总的来看，多元化战略包括三个部分：（1）多元化主体。不同所有制、规模以及区域的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它们都应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2）多元化产业选择。我国许多传统制造业技术成熟、生产规模大，需要规避贸易壁垒、转移过剩生产能力；传统民族产业拥有独特的产品和生产技术，需要向外开拓市场；资源开采业需要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则更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不同的产业都应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3）多元化区位选择。我国企业的不同优势和动机是相对于不同地区而言的，因而应选择不同的对外投资区域。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只有选择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才能学习到先进技术；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和区位选择有时是相互联系的。
三、实现我国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战略的对策建议
1、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法律体系，增强管理与服务职能。首先，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制化建设。200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放宽了审批权限、简化了审批环节，但大多是以国务院各部门的政策形式出现，目前应制定一部纲领性、权威性的法案，从整体上协调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其次，发改委和商务部之间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权限界定不清、平行管理的问题，应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职责划分。再次，努力构建与完善境外投资担保与监管制度。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多，企业在境外所面临风险问题将越来越严重，我们应积极准备，尽早建立对外投资担保制度、完善现有监管体系，降低企业海外经营风险，促进国内外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及时关注企业在境外的生产经营发展状况。最后，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服务职能。信息是影响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还没有系统、权威的对外投资信息提供机构，应尽快建立起一套为企业海外投资服务的信息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以上政策与制度问题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设为不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公平的平台。
信息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以上政策与制度问题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不利，所以，法制化建设为不同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公平的平台。
2、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几年我国在对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中小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识不强且面临较多的政策与信息限制。世界市场是多元的，中小型企业在对外投资市场上也拥有相对优势。今后应在政策和信息服务上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进一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5
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加剧，投资结构和方式出现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直接投资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FDI重新趋于活跃。从2004年起全球FDI开始回暖，达到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回升。2004年美国吸引的FDI出现大幅增长，由200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FDI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趋势增强。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已经并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区；FDI继续向服务业倾斜。200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产业上的调整，服务业成为FDI的新宠，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9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是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的1.5倍；跨国并购成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全球FDI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后，我国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FDI2740.9亿美元，年均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目前保持在6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我国利用FDI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十五”期间制造业利用FDI1900亿美元，占FDI总量的70%，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产业集群，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三是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服务业利用合同外资金额218亿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业、会展以及咨询等领域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四是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型国有企业重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资参与。在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我国利用FDI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引进外商投资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方式、领域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拉动作用有限、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出现外资垄断；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些诸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社会成本等负面效应，并因此引起了FDI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纵观我国利用FDI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利用FDI的未来前景良好，利用外资仍具一定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三、进一步促进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对利用FDI的偏见和争论，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坚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
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要根据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前重点是制定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严格实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利用外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延长国内产业链。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营运中心。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加快引进生产业外商投资，特别是现代物流、会展、法律、教育培训、信息、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稳步推进金融、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电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逐步开放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市场。
促进农业利用外资。在农业生产领域，继续鼓励外资发展优质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以及饲料作物生产，鼓励外资进入牛羊肉、优质禽肉生产和发展远洋捕捞业。在农业产业化领域，吸引外资发展有机栽培，加快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出口基地。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鼓励外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工业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竞争和政策引导外资技术转移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通过加快培育能够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国内优秀企业，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对外资的空间投向引导，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特征，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区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优势，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基础设施建设好、外资密集、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带。要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适当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5、创新引资方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引资
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引导和规范外商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提升对日本、韩国招商层次。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国并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招商。推进与港台、东南亚华人企业、大财团和基金的合作。
6、抓好载体建设，发挥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主导作用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范文6
【关键词】走出去 对外投资 理论
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投资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企业国际化经营已从“产品国际化”过渡到“资本国际化”。在当前对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战略、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方面。
一、理论研究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也做了深入研究，有些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各行业中企业的一般性经营资源水平在国际的资源状况不同上的地位决定了企业进行FDI的状况。如果母国企业的一般性经营资源水平高于东道国企业，即处于优势状态，则优势企业侧重于利润攫取的行为。反之，如果母国的大多数企业处于劣势状态，则母国的大多数企业要从东道国获得经验。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般需要先向发达国家东道国进行获得经验的FDI，即经历第一阶段，占有当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之后才能转向利润攫取的FDI.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理论，综合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动机的多极化：二是差别优势的多元化；三是发展空间的多角化。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但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呈现出多极化和综合型；同时与被投资的东道国相比又具有多层次、综合性的差别优势：而且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并存、技术结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全方位性，这三个因素之间相互激励、相互促动，形成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优势，进而取得综合效益。
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我国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可知，只有拥有各种优势的企业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当前我国企业并没有同时拥有各种垄断优势，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例如区位优势，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借鉴和学习国外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营销策略等，以培育我国企业的各种竞争优势。再如，中国是世界矿产资源丰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因此，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实施资源开发类企业“走出去”战略，寻求和建立海外稳定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就成为维护中国资源安全，保障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存在问题
在我国企业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不对等和不和谐，表现为海外投资和海外收购的规模远远不如吸引外商投资和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规模。一方面，我国对于外资并购缺乏产业政策、市场准入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监管；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频频遭受国外经济安全审查等手段的阻击和干扰，个别国家和个别人士甚至把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视为“中国经济”的表现。因此，我国政府在规范外资并购监管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外交、宣传和经济交流等各种渠道消除国外对我国企业海外收购的误解，为企业海外收购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实际措施
中国可考虑建立统一的政府部门来统驭海外资源利用和开发和组织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协调管理海外资源获取，统筹信息搜集与处理、调研、勘探及项目评估、开发、审批、协调、管理等各项工作。例如在面临多头对外时，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规范企业在海外的市场行为，确保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最大化。要充分利用目前国际贸易发展与国际经济交流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利政策，制定中国在海外开发资源的战略。
利用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国家应支持建立海外资源开发类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资源开发类企业在境外开发合作项目；搭建境外矿产勘查与开发的前期风险投入的金融、财政支撑平台，从而更加有效地支持地勘企业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取得成效；通过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引导国内资源开发类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可以委托国有金融机构作为基金的管理者，可在确保基金投资导向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资金，为促进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的服务。现阶段基金资金来源可以财政资金为主，其他募资对象包括社保基金、大型企业、银行和保险机构等等。
鼓励国内各商业银行对企业从事海外资源开发项目，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支持。这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由国家财政为银行提供低贴息补偿进而使银行相应降低贷款利率；扩大优惠贷款的规模，取消对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的上限，对银行承办的国内急需海外资源投资贷款业务，可适当提高银行坏帐准备金率；在资本金比例和存贷比例设置上，适度考量商业银行因支持大型资源开发类走出去企业的因素；适当放松对资源开发类企业的金融管制和外汇管制；支持国内商业银行建立为资源开发类走出去企业提供全面服务的海外银行机构网络，并设计适应资源开发类走出去企业金融需求的服务产品，使这类企业海外的发展都能获得便捷的银行服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