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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1
作者简介：彭新万，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
摘要：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本文将FDI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引入到主导产业形成中，认为FDI对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资本、技术外溢、产业结构、制度变迁以及路径选择等效应。落后地区具有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充分利用FDI能够加速其主导产业的形成。
关键词：FDI；作用机制；后发优势；主导产业形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导：1008-2972(2006)03，0021-03
截止2003年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9,431．3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014，71亿美元。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33,771、0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3．37％(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研究表明．FDI对于中国东南沿海较发达省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同时，相当文献对FDI作用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这些文献表明，FDI不仅有助于在当地建立新兴产业，而且还能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其实，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中不难发现，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相当程度上是FDI通过推动当地主导产业形成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落后地区具有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制度、劳动力等方面的后发优势(郭煦保，2004)[1]。因此，本文在通过对FDI的作用机制和主导产业的形成机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探索FDI在加速落后地区主导产业形成中的作用。
一、主导产业的市场选择准则和集聚过程分析
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其生产率和发展速度一般要超过一般产业，同时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对其他产业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赫克希尔-俄林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应该发展能充分利用本地区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或资源的产品，换取生产要素或资源相对劣势的产品，从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就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关于主导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罗斯托认为，在众多产业部门中，每个成长阶段都有与此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增长、变化、转移、更替决定了经济成长阶段的变化，一个主导部门的增长会带动四五个以上部门的增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学家在研究产业结构时，提出主导产业市场选择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准则有四个：(1)收入弹性准则，即收入增长率与产品需求增长率之比，这从产品市场需求方面反映了成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2)发展度准则，发展度指生产率的上升率，用来判断行业的发展水平和效益水平，这从产品市场供给量方面反映选择主导产业可能性；(3)产业关联度准则；(4)比较优势准则，即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区位优势所带来的成本指数[2]。
从根本上说主导产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分析与预测来扶持有潜力的产业，从而对主导产业的形成施加影响。一个主导产业的形成，需要经过技术、资金、产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传递、重组、渗透和集聚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形成大致有四条可选择的道路：第一，以某主导产品(拳头产品、名牌产品)为核心，通过对产品不断深化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集聚在主导产品周围的是与之相关的企业和行业，这些行业和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就出现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主导产业。第二，行业规模集聚，在同行业中产品系列层次多，技术关联大，但无大企业和名牌产品，通过一大批中小企业在一定区域或城市中的竞争和发展，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第三，以大企业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集聚经济。第四，以科技研究开发为中心，形成高科技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群体[3]。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开发区，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FDI对主导产业形成的作用机制
FDI不仅有助于当地新兴产业的建立，而且也有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从以上有关主导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更为重要的是FDI对一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一，从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来看，FDI是“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 (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在资金、技术、产品和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即，具有资本、技术、信息、产业结构、制度等直接或间接效应。而一个主导产业的形成，需要经过技术、资金、产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传递、重组、渗透和集聚才能实现，即FDI为主导产业的形成提供了资本、技术、信息、制度等方面的条件。
第二，从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准则方面来看，FDI及其相关投资在当地建立的产业具有符合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四个基本准则的条件。邓宁(John H．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类型和进程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东道国国内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这类优势主要采取无形资产的形式，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融资优势，所有权优势使FDI符合主导产业选择的发展度准则和比较优势准则；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FDI在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其产品的现实需求情况和潜在的需求情况，选择在使其产品具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从而使FDI所投资产业符合收入弹性准则；同时，从上文有关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分析可知，FDI是符合关联度准则的。所以，FDI具备符合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四个基本准则的条件，从而促进当地主导产业的形成。
第三，从主导产业形成的道路方面来看，FDI及其相关投资具备在当地形成主导产业的条件。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往往具有良好的产品和著名的品牌，以其品牌和产品核心，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并且集聚一批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从而在当地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其次，通过FDI引进国外成熟适用技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加上相关的配套行业和产业，在当地建立一大批相关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建立大型企
业集团，例如汽车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这大型企业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和区域性的集聚经济。另外，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高素质研发人才，跨国企业还会在当地建立研发中心，以利用当地的人才优势，这就可能形成以科技研究开发为中心，高科技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群体，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4]。
综上所述，FDI有助于当地主导产业的形成。下面我们用图表的形式进一步描述FDI对主导产业形成的作用机制。
三、FDIV有助子加速落后地区主导产业的形成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资本形成和引进FDI都相对较少，下表利用2002年的数据，以江西省为例，将江西省与临近省市的GDP、人均GDP、资本形成额、FDI和就业人数进行比较，表1为江西省和邻近各省市2002年的实际数据，表2是根据表1中的数据以江西省数据为基数，将各邻近省市的数据形成江西省相应数据的指数，从而将各邻近省市的数据与江西省数据进行指数化比较。
从上面的两个表可以看出，邻近各省市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资本形成和引进POI较多。与邻近各省市相比，除安徽省之外，江西省的GDP和资本形成额都是最少的，但是就业人数的差额并不是太大，并且江西省的总人口也比较多。对上表进行分析，如果定义江西省就业人均FDI资本为1，而与江西省邻近的上海为10，江苏为5．2，浙江为2，安徽为0．2，福建为4，山东为1．8，广东为5．1。这说明资本在江西省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较高(实质是资本的后发优势)，而从业人口相对过剩。因此，引进FDl，对于像江西省等这样落后的省份的资本形成和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FDI的直接资本效应和间接资本效应加速落后地区资本的形成。FDI的直接资本效应是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直接增加了该地区的资本存量；FDI的间接资本效应主要体现为产业连锁效应和示范与牵动效应。产业连锁效应主要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产业前向辅投资和后向辅投资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外商投资企业通常会吸引为该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的相关投资，即前向辅投资。同时，如果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当地企业作为分销商或者当地企业使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这就会产生后向辅投资。产业示范与牵动效应主要表现为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迫使当地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当地企业的投资量。但是，当地资本存量和依靠当地资源形成的资本有限。所以，对于像江西这样的落后地区只有大力吸引外资，利用FDl的直接资本效应，加速资本形成的速度，充分利用现存的资源禀赋，提高现存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同时，利用FDI的间接资本效应，通过产业连锁效应和示范与牵动效应，落后地区可以通过FDI吸引周边较发达经济省份的资本，进一步提高其资本的增量和存量。
第二，FDI的技术外溢效应。Kokko(1992)在《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溢出》一书中定义技术溢出效应为：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于公司，从而引起当地技术或者生产力进步，但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现象。FDI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归结四个渠道：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培训效应(张建华，欧阳轶雯，2004)[5]，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落后地区可以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外资，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同时通过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的技术模仿与学习，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FDI的产业结构效应。FDI的产业结构效应来源于有效地开发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外国投资者带来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等资源，不仅有助于当地建立新兴产业，而且还98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产业向出口导向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比如，江西省可以有效利用FDI的技术优势改造提升原有的机械、钢铁、纺织、医药、陶瓷、森工、建材、建筑等传统产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利用FDI参与发展食品工业，依托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扶持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名、特、优、新产品和旅游、方便食品。利用FDI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一批新型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FDI的制度变迁效应。FDI通过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某些因素从而促进当地的制度变迁。外资的介入，本身就影响了当地企业的产权制度；外商投资企业的示范效应还会加速该地区企业的改革，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同时，FDI还会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如财税、金融、外汇管理、投融资、外贸、价格方面的管理制度；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还会着手改变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改善服务，从而使当地的非正式制度也会得到改善。
第五，路径选择。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引入国际上的名牌产品在当地的投资，以该主导产品为核心，通过对产品不断深化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同时集聚与之相关的企业和行业．就出现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主导产业。落后地区还可以引进国外成熟、国内适用的技术，通过行业规模集聚，在同行业中形成多层次多系列的产品，通过一大批中小企业在本地区的竞争和发展，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培育成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落后地区还可以通过引进大笔的投资，或者与当地企业合资，建立大型企业，例如汽车行业企业，以此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和集聚经济。
第六，建立专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现有的主导产业，通过主导产业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有针对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建立专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规模，并提高市场占有率。专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产业集聚效应，即，引导相关的产业企业在同一区域的开发区内投资建厂，并且根据产业状况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有利于当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和盈利。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N]光明日报．2004-01-06．
[2]彭新万．略论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确定问题[J]商业时代，2005，(9)．
[3]王旭章，区域性的主导产业市场选择、集聚和扩散[J].铁道师院学报，1998，(5)，
[4]孟亮，宣国良，王洪庆．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6)．
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影响机制；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24）。
作者简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研究；宋 平(1987-)，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两个方面， 分别涉及外资的流入与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大大滞后于引进外资的步伐，规模也相对较小。但是，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在综合国力增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迅速发展，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达到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对外开放与经贸政策的制定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框架下证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与此相反，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不存在确定的结论，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统一的结论。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美国和日本居多。从研究结论看，主要有3类：一类支持替代关系，一类支持互补关系，还有一类认为结果不确定，但以验证互补效应的居多。在国内的实证研究方面，蔡锐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运用零回归方法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对出口则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认为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指出二者为互补关系，虽然后者认为这一作用的程度极小。项本武（2009）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我国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创造效应，但二者对短期的效应持不同观点。
综上所述，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笔者就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对中国的情况加以实证研究。在实证方法上，国内学者大多使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利用传统的引力模型以及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而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国对105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应用动态VAR模型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图1~图3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增加的途径。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产建设时，一般需要从母公司购买资本设备、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国外子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从母国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而对出口形成持续性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装配行业这一效应更为明显。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可能对出口形成促进作用：以扩大和开辟海外市场、以为出口服务为目的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开采所需设备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并且随着母国进口开采出的资源，该国此类资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母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出口竞争力。
图1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无论是为规避贸易壁垒或将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相对饱和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进行的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为降低生产与运输成本进行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将直接在当地销售或转销到其他国家，从而替代母国同类产品的出口。其次，东道国企业利用技术扩散与模仿大量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甚至进行出口，进一步减少了母国的出口。此外，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当地采购也会替代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
图2 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
与出口的情况相类似，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也有两方面：在进口促进作用方面，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开发国外资源、保证母国供给为目的，会增加母国资源类产品的进口；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后，有可能将东道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母国以满足国内需求；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开发和生产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后，可能通过公司内贸易等形式销售给母国。在进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业认为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比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这种投资就会减少母国原材料的进口；如果企业通过技术导向型投资代替通过高技术产品进口来获取技术，就有可能减少母国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图3 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促进与替代效应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直观分析
基于上述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可以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加以直观分析。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早期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外贸服务，劳务工程承包也是当时的主营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国企以获取能源和资源为目的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目的比较单纯，经营方式相对简单。2000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复杂的经营方式开始出现。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效率导向型”等投资动机都存在，但仍以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为主。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分布看，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包括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这6个行业占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④
由于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为商品贸易提供便利的服务类投资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超过50%，可以预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应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此外，采矿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占有较大份额，2010年末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4.1%，⑤这也会对出口和进口产生双向的拉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产业分布呈现多元化趋势，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多种动机的对外投资也占一定比重，这些投资会同时影响到出口和进口，产生正向和反向的贸易效应。因此，难以从理论上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总体影响做出确切判断，下文将使用计量方法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和进口贸易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笔者应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VAR）过程实现的。
为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异常项对平稳性的影响，模型中的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其中，ofdi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exp为出口额。νit=αi+εit，εit～iid. (0, σ2ε)；αi为个体的异质性，它表示我国对各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属于非时序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变量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对于任意给定的i∈［1,N］，模型自回归系数γ(k)和回归系数β(k)i是不变的，即对所有的个体来说γ(k)都是一样的。
方程（1）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方程（2）考察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上2个方程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中每个方程都是一个动态面板，需要对其进行差分估计。由于方程存在内生变量，要用到工具变量，先直接对每个方程进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检验单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然后根据GMM估计结果，对上述模型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imp为我国的进口额，其他变量的解释同上。方程（3）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方程（4）考察进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口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出口模型相同。
（二）样本数据及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地理特点，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依地理分布和投资额划分的方法，选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区的105个样本国家（地区）进行研究。
笔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国对上述105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数据取自199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 4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6.1，结果见表1。
对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4种检验方法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单位根，可见对外直接投资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lnofdi统计量P值 结论lnexp统计量P值 结论lnimp统计量P值结论LLC -18.36120.0000平稳-4.169340.0000平稳-9.639560.0000平稳IPS-13.7620.0000平稳-14.17930.0000平稳-7.212420.0000平稳Fisher-ADF515.5720.0000平稳456.4800.0000平稳385.103 0.0000平稳Fisher-PP596.9120.0000平稳521.7710.0000平稳441.8890.0000平稳
和出口、进口变量都是稳定的，因此，无需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即可直接就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1．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笔者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确定最佳滞后期，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
笔者分别对方程（1）、（2）进行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在估计中利用stata11.0软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滞后期为2，因此可以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即选取D.lnexpit－2作为D.lnexpit－1的工具变量，选取D.lnofdiit－2，作为D.lnofdiit－1的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可见，lnofdi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7，P值为0.015，其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28，P值为0.040，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是，lnofdi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的系数都很小，说明投资对出口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笔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假设H0：βi(k)=0，i∈［1,p］，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备择假设H1：βi(k)≠0 (i,k)，即模型中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表2中对方程（1）的估计结果显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数在5%水平下均显著，因此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即lnofdi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不全为零，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2中对方程（2）的回归结果可见，lnex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 015，P值为0.015，lnex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41，P值为0.034，在5%的统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所以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2.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的关系
分别对方程（3）、（4）进行GMM估计。根据AIC值最小的标准，利用Eviews6.1软件进行AIC检验，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选取因变量的二阶差分作为工具变量，使用GMM两步估计法，利用stata11.0软件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对方程（3）的估计结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数为0.112，P值为0.035，lnofdiit-2的系数为0.045，P值为0.011，在5%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存在正向的滞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促进效应。由于lnofdi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系数均显著，因此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备择假设，即对外直接投资是进口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表3中对方程（4）的估计结果看出，lnimp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52，P值为0.035，在5%水平下显著；lnimp二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064，P值为0.006，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原假设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的备择假设，进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即进口额会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五）实证结果分析
由上文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对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总体看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了替代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作用的程度较小。
由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具有带动作用。这说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资源导向型投资促进了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而将其他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考虑进来，投资与进口贸易总体上也呈现互补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创造型的,对出口和进口均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开拓和资源引进等为主要目的的现实密切相关。然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还相对较小，对贸易（特别是出口）产生的创造效应还较为有限。因此，如何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并发挥其与贸易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应当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利用国际、国内2个市场、2种资源，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开拓海外市场, 通过跨国生产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中间品的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获得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获取一些高新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不断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我国还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改善投资质量。以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资于初级加工业，生产附加值较低，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资于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后向关联度强的行业，如机械制造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结合的，因此这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创造效应。另外，可以增加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获取的先进技术制造深加工产品并出口，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出口的效益。
①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包括对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② 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7月。
③ 根据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而后又创造了母国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
④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 同④。
⑥ Hurlin和Venet在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思想的基础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数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并在2004年进一步提出固定系数异质面板数据的Granger检验方法。
⑦ 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变量法的基础上给出了差分的广义矩估计法，该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因变量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致且更为有效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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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 平)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OFDI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U Zhao-ling1,2, SONG Ping2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规模；影响；建议
一、引言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lnvestment，OFDl）对出口的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
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规模间存在替代关系。Munde提出的贸易与投资之间的替代模型。Hirsch（1976）通过建立模型来比较企业供应海外市场的三种方式：出口、OFDl和专利权转让，指出出口与OFDl是替代关系。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也指出，当企业面临威胁时，会用OFDl替代出口。
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互补关系。例如Rugman（1990）认为OFDl会促进母公司的出口。Mardusen（1995）也认为，公司通过海外生产增加了母国中间投入品的出口，提高了制成品的海外销售额，并通过扩大海外需求促进了母国出口。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关系，比如Head和Ries（2001）则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与投资方式为垂直还是水平有关。而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间关系的研究则大多集中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例如王迎新（2003）、张如庆（2005）等均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促进作用。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问的关系并不显著，在此不做赘述。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例如聂左玲（2010）利用1990-2007年山东省的经济数据，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并提出山东省可以通过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其出口贸易的增长。
然而已有的研究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关系的实证分析仅限于对OFDl与出口两个变量问的关系研究，并未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出口的变量，容易导致设定误差。同时存在数据样本时间段过早等问题。本文将建立一个出口模型，将OFDl作为一个影响变量，同时考虑OFDl的流量与存量问题，并加入GDP及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综合衡量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1.模型构建
本文拟将山东省出口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及生产总值对出口的综合影响，总结出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问的关系，为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运用Eviews软件对五个变量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Exports表示出口量，OFDlf表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OFDls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FDl表示外商直接投资，GDP表示生产总值，e即残差项。
同时引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目的在于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短期以及长期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指当年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额，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本年之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通过短期和长期效应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间的关系。而引入FDl与GDP是因为我们知道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总值对出口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引入这两个变量使得模型更加完整，更加综合地考虑了其他因素对出口的影响。
2.数据来源
其中，山东省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6》，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源于《中国商务年鉴2016》。
特别注意的是，在用Eviews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之前，为了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本文将EXP、OFDIf、OFDls、FDl和GDP五个变量取对数。因此模型更正为：
在具有很高的R^2值的情况下，所有的解释变量系数都是不显著的，因此推测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我们检查解释变量两两简单相关系数，结果如下：
此时，InOFDlf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InOFDIs与InFDI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证明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4.实证结果分析
在回归方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系数为正，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系数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均为负，可做如下解释：
OFDI流量与出口规模为替代关系，在短期，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出口规模的扩大略有不利。这与山东省对外投资结构息息相关。2015年山东省对外投资情况中，贸易性企业占152322万美元，非贸易性企业占1407152万美元，资源开发企业占342673万美元。可见，山东省的对外投资结构在短期内对省内的出口并无促进作用。山东省的出口商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为主，近期山东省“走出去”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省内劳动成本的提高使得部分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非洲等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利用当地低廉且丰富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是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价格竞争力，再将这些产品在当地进行出口与销售，对省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生挤出效应。
OFDI存量与出口规模为互补关系。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的出口仍有促进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逐年增加，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新常态的要求，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将寻求结构上的变化，从普通的加工成本替代与资源利用，转向商品服务投资。通过在国外建设办事处，可以对省内商品达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采购原材料与产品时为省内产品提供机会，通过营销网络的构建，逐步扩大省内出口规模。同时跨国公司的组建也将对山东省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交易，在极大地节约成本的同时，海外子公司通过采购母公司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与服务时，还带动了省内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OFDl存量的互补作用大于OFDl流量的替代作用，也就是说，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大于短期的挤出效应。因而山东省在长期内仍应坚持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三、政策建议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出口有替代作用，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则有互补作用，而且长期促进作用大于短期替代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略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但新常态经济下，山东省仍然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以求经济转型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
诙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污染大，环境代价高。我们应该注意到，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走出去”，我们应该顺应趋势，将加工、组装等需要大量劳动力的部门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地区。而在省内保留设计、研发、营销等核心部门，这样不但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趋势，还提高了生产效益。
2.坚持对外直接投资，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政府应积极引导省内对外投资结构转型，从过于依赖非贸易性企业与资源开发企业，到投资结构多元化、多样化。引导加大投资贸易性企业，努力回馈本土企业。对“走出去”企业实行鼓励原则，尤其是对带动本省出口的企业实行鼓励。只有改善了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才能为本省商品出口创造更大的机会。
3.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对教育、培训等产业的投资，培养高新金属人才，充分发挥人力资源。要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摩擦；投资摩擦
一、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直接投资概述
从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来看。规避贸易摩擦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从战后20世纪50年代日美纺织品摩擦开始，日本就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缓解贸易摩擦的对策。但是当时受资本数量的约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很少。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相继出现了三次对外直接投资。
(一)1972―1974年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
1972―1974年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资源，投资的地区主要在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少，但为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扩大了对亚洲纺织品和电器的直接投资，日本对亚洲各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亚洲生产基地的产业递次转移，一方面带动本国零部件、成套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以保障日本国内出口额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将亚洲变成日本进军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出口加工地”和“海外集散地”。也就是说，日本将一部分出口能力转移到东亚国家，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形成生产能力，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向欧美国家出口，以规避贸易摩擦。
(二)1978―1981年第二次对外直接投资
1978―1981年第二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并在汽车、半导体、彩电、录像机和通讯器材等特定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日本对美市场集中大量地出口，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产品进口配额、反倾销等严厉的贸易保护。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保证稳定的出口市场，日本开始增加了对美国的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容和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在投资的领域上，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超过了制造业投资和资源开发投资；在投资的地区结构上，虽然仍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为了回避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如表1所示，1978年―1981年美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1/3，1979年、1980年、1981年分别为26.9％、31.6％和26.4％。
(三)1986―1989年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1985年，日本巨额的贸易顺差中美国占76.8％，美国贸易逆差中日本占35.6％。特别是1985年日元升值，生产成本加大，为了回避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提高日本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1986年开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如表1所示，1986年比1985年增加了82.6％，为223.2亿美元；1987年增加了49.4％，达到333.64亿美元；1988年增加了40.9％，达到了470.22亿美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剧增的结果是。1986―1988年3年时间的投资累计额为1027，06亿美元，超过了战后日本1951―1985年35年的投资总额836.5亿美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对美直接投资剧增。日本对美直接投资1985年是53.95亿美元，1986年达到了101.65亿美元，1988年达到了217.01亿美元，1989年激增达到了320亿美元，4年的时间增长了6倍。对美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由1984年的33.1％上升到了1988年的46.2％。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效果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
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的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体现：一是出口诱发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等出口的增加。这些增加的出口可能来自于跨国公司总公司对其国外分支机构的出口，也可能来自于其他供应商对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出口，二是进口转移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进口减少，假定某产品原本由投资国生产，其生产所需的投入物从国外进口。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投资国该产品的生产将减少，同时生产所需的各种投入物的进口也相应减少，将进口转移到新的国外生产基地，三是出口替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出口减少。在投资国的跨国公司将某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东道国当地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或模仿，也开始生产该产品，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同时，投资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也会替代跨国公司总公司的出口，进而导致投资国出口减少；四是逆向进口效应。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进口增加。投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某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再从国外分支机构进口该产品，进而导致投资国进口增加，在这四种效应中，前两种效应表现为投资国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对其贸易收支有正效应，后两种效应表现为投资国出口减少或进口增加，对其贸易收支有负效应，即具有缓解贸易摩擦的效果。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程度由这四种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所决定。一般来说，这四种效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较早开始发挥作用的是出口引致效应；随后，当国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开始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以后，出口替代效应开始出现；进而产生作用的是进口转移效应和逆向进口效应。
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实际效果来看，贸易摩擦下的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以日本第三次对外直接投资为例进行分析。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其出口替代效应明显增强，如图1、图2所示，无论是日本对北美的直接投资、还是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都起到了缩小日本贸易顺差的作用，但是，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对外贸易影响的四方面效应来看，日本对北美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明显，逆向进口效应较弱；而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的逆向进口效应明显。
下面以日本汽车为例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对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逐年递增。在1978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数量为152万辆，1979年达到164万辆，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192万辆，其在美国进口汽车中所占的比重达到80％左右，日本汽车在美国占有的市场份额
超过了20％，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的几年，美国汽车工业正处于不景气之中，在1977年生产921万辆汽车之后连年下降，1978年生产的汽车为918万辆，1979年进一步下降为843万辆。与此同时，1980年8月美国临时解雇的就业人员达到25万人，占直接劳动者的1/3，并且，作为美国第二大汽车公司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陷入大幅赤字之中，正在申请美国政府的补助。在这种背景下，便爆发了第一次日美汽车及其零部件摩擦。
为了规避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从1982年开始，日本采取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对策，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随着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日本汽车厂家在美国本地生产的汽车数量迅速增加，从1983年6万台1985年36万台1987年74万台1989年125万台1990年149万台，如表2所示。由于日本汽车厂家在美国生产的增加，在1987年以后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呈现减少趋势，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果开始显现。从表2可知。1986年，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为25.889百万美元，对美国四轮车出口数量343万台，1987年、1988年、1989年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金额分别为25，223、24，026百万美元和23，116百万美元。分别比前一年下降2.6％、4.7％、3.8％；同期日本对美国的四轮车出口数量分别为308万台、270万台和243万台，分别比前一年下降10.2％、12.3％、10.0％。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金额和出口数量的下降缓解了日美之间的的汽车贸易摩擦。但是，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国直接投的增加，对美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增加又引起了日美汽车零部件贸易摩擦。
(二)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引发投资摩擦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剧增是日美投资摩擦形成的导火索，当然，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一定引发投资摩擦。从理论上看，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美国民间投资的扩大，弥补美国财政资金的不足，而且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也有利于提高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美国的就业，但是，由于日本企业大规模地进入美国后，日本制造业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本土同类企业产生了冲突，日本大规模地进入金融、房地产等服务领域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很大，以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与日本限制外国对日投资形成了内外投资的严重不平衡等原因，美国国内出现了日本对美投资。担心在美国吸引的外资结构中日本直接投资比重过大。会增强美国在资金和产业方面对日本的依赖，使美国的重要产业受到日本企业的控制，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造成威胁。为了禁止外国企业兼并和收购美国企业，防止外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最重要行业造成威胁，从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论的角度，美国对《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力法》中的第721条的国防生产法作了修改。1988年12月了美国总统令，指定对美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式实施。对美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国际问题的副部长负责，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司法部、USTR代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长及行政管理预算局局长组成。负责审查的内容包括：(1)是否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2)外国投资企业侵犯到美国国家安全保障的确凿证据；(3)其他法律条款不能充分确保国家安全保障的调查结果，审查的过程保密等。
三、启示
(一)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是日本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对策之一。战后在日美之间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基本关联方式为：日本对美国出口增加日美贸易摩擦激化日本厂商到美国直接投资进行生产一>减少和回避贸易摩擦。无论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纺织品摩擦，还是70年代后期的彩电贸易摩擦和80年代的汽车贸易摩擦，日本都以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较好地缓解了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在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中国一些企业已经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来缓解贸易摩擦。例如中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很明显。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大，今后，中国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开展基于全球优势资源整合的战略性对外投资，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以便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相应的利益。
(二)对外直接投资要根据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
日本作为缓解贸易摩擦对策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根据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进行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日本每一次产业结构蜕变都伴随着产业外移，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过程。日本产业外移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缩小衰退部门。同时扩大有前途的部门”的所谓多元化过程进行产业调整，在同一企业内部，“把不适合于国内生产的产品、部件向海外转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企业内的国际产业调整”。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贸易摩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应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素质的提高，根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现阶段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应注意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方向，制定长远的产业发展战略，以此促进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
(三)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投资摩擦
日本化解贸易摩擦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日美投资摩擦。20世纪年代后期，日本对美投资的剧增以及日本生产经营方式与美国生产的冲突，加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加与外国对日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形成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了日美投资摩擦，中国应吸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引起投资摩擦的教训，当然，中国和当时日本的情况明显不同。目前中国尚未进入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小和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大，而且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吸引外资的层次明显失衡。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中国应提前做好规划，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投资摩擦。
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5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
冼国明与杨锐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即学习型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即竞争策略型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积累的速度。从短期看这种投资有可能亏损，但从长期看这种学习型投资加快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积累过程，当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技术与同期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技术之间的差距小于某个特定值时，学习型投资才能向竞争策略型投资转换。杨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FDI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论的补充和发展。邓宁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考察。但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对外投资却并不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外大量投资。因此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是研究经济发展。具体说要研究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市场结构以及一系列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这一研究视角对处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
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理论
欧阳蛲提出了大国综合优势理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是大国的基本特征；发展不平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两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在有些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概括起来叫“大国综合优势”。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形成优势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产业多元化和区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这种多元化的资源，就会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大利益。
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
程惠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投资者在跨国投资活动中，在生产要素配置能力、产品生产与销售的效率与效益、投资产业和区位选择、国际市场进入与退出能力，以及从本国政府及宏观经济环境中所能获得支持等方面与国内外其他投资者进行综合比较所反映出来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只有在竞争过程中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或竞争优势才能有效实现比较利益。聂名华指出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应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同时必须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化为智力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理论
程惠芳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分析，认为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大多侧重微观分析，由于缺乏与宏观经济运行的联系，无法了解一国宏观经济均衡发展对海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能揭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和作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
毛中根、段军山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的关系，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而不是以资本项目顺差为主，而且资本项目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国际收支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对本国经常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产业如果是贸易互补型的，那么投资会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对贸易收支平衡产生了正面影响；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正确，产生了较高的收益率，这对经常项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增加了本国的收入，对经常项目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如果海外投资企业是在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贷款筹资进行直接投资的，那么这些贷款就属于本国的长期资本输入，对国际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资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本结构，从而保证资本项目收支相对稳定性。对于中国由于外贸顺差和外资大量进入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积极主动地“走出去”，通过大力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的外部平衡。
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跨国投资门槛论。该理论认为，垄断优势并非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越的门槛高度与投资动机有关。
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理论
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基于现有FDI理论的缺陷和中国的现实，在对FDI理论进行综合的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蕴诗提出了FDI四维分析模型，并尝试运用此模型对海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解释。他把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内容分为产业选择、技术选择、区位选择、时机选择和方式选择五个要素。该项决策受到来自左右上下四个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维，而每个方向又包含了多种因素。模型中的四维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目标、投资主体内部要素与能力、投资目标国环境因素、投资流出国环境因素。作者将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主动型、诱发型和迫动型三种，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可采用矩阵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组合(作者组合出51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解释更为复杂的投资行为。
邢建国在对马克思FDI理论范式和西方FDI理论范式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资本型FDI理论模型。以马克思范式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得出“乐观”的判断，而以OIL范式对中国进行分析又会得出“悲观”的判断。邢建国认为，以过剩资本和垄断优势资本为核心的理论范式对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解释力，通过对两大FDI理论范式的综合提出了“有效资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国性产业增殖链的进入能力以及灵活的适应能力，是有效资本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有效资本注重的不是资本的数量规模和垄断性优势的大小，而是资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资本型FDI理念反映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后起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途径。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要素跨国整合能力，以产业增殖链为纽带，充分利用东道国资源优势，是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战略选择。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整体评价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论是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但随着后起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崛起，西方学者已意识到FDI主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扩张缺乏“普适性”，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研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主要有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6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关键词： 日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随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未来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经济强国，又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与壮大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曾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动机、产业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与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由此，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提出管窥之见。
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回顾
随着日本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规模、动机、行业和区域选择以及投资载体都发生了阶段性地演化。综合其发展过程，可以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大致划分为起步、发展、扩张、调整四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由获取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指向，升级为开拓和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和获取专利与信息；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到大型跨国集团与中小企业结合、互补；投资方式由“绿地投资”到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展；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则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东道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1 以“边际产业扩张论”为理论基础 日本和欧美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普遍认为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全是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结合日本国情，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把劣势变成了优势；二是在国内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本国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能够解释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点，但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局限。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出现了与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趋同的趋势。
2.2 投资动机不断调整 日本的资源禀赋、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欧美跨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之所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二是由于技术等资产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通过销售获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资可以保证企业对国外经营及技术运用的控制，因而获得所有权带来的最大优势[1]。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则是获取资源、降低成本。
战后至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经历了以保障国内原燃料资源供应为目的的资源型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成本型投资，发展到目前以开拓与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获取专利与信息为目的的综合型投资。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行业间在与区域间存在规律性的差异。在行业间差异表现为，农林水产业为资源型，建筑业、商业与服务业为市场型，制造业则为复合（市场+生产+成本）型。在地域间的差异表现为，对北美和欧洲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在于市场、技术、信息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对于亚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明显表现出了从追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这样的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
2.3 投资载体灵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以合资为主要投资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用边际扩张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小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部门”，为了获利不得不向海外转移；同时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更符合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由于中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也为了规避风险，因此投资多采用合资的方式进行。
而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完成的。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来解释就是，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由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是以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基础的，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其必然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
2.4 投资行业与地域指向明确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日本以非制造业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对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部分超过历年总投资的50%，1986年达到最高值，超过总投资金额的82%；在三次产业间的投资，呈现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结构，但2005年以后的投资又将投资重点回归到二产，跟世界金融市场形势不稳定有关；具体的行业选择，对金融保险业的累计投资额最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选择上，日本以发达地区为重点。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动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过总投资额的80%，之后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具体而言，对北美洲的累计投资金额最高。
2.5 受汇率影响巨大 虽然货币汇率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看日元汇率的变动的确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关系图（图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两个阶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后几年内迅速增加。周展、陈作章（2009）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1971-2007年间日元汇率的波动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日元升值对劳动成本指向性投资影响最大，市场指向性投资次之，对资源指向性投资也有一定影响，对污染产业移转性投资很微弱[2]。
3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与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国在对外贸易中都面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第二，两国货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是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同期加以比较后发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看我国投资规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成长空间巨大。由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机、投资行业和地域选择等诸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发。
3.1 政府引导至关重要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表明，海外投资初期要获得成功往往与政府完善的促进体系密不可分[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海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对全球经济动向把握不足，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政府有必要对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动机、行业与地域选择方面进行科学的、具有预判性的引导，避免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2 行业与地域需要科学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技术与资本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行业与地域选择上，可以借鉴日本经验，认清目前哪些是我国的“边际产业”，这些“边际产业”对哪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在对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最终实现科学、高效投资。
3.3 对外直接投资以科技领先作为动力来源 当前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进步使日本不断产生新的“边际产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科技领先对日本企业向海外的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状况是，生产世界级的产品，却少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世界级的品牌，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急需技术领先作为助力。
3.4 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系密切。战后日本的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蜕变都是伴随着阶段性的产业外移，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当作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契机，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的同时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循环提升。
注释：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致力于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企业之间的商务合作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强东亚地区的商务合作为重点.
②日本银行日元兑美元汇率数据中无法查到1971、1972年汇率.
参考文献：
[1]马海.日本与欧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2004（1）：9-11.
[2]周展，陈作章.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日本19个行业1971—2007年的面板数据[J].日本问题研究，2009（004）：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