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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1
关键词：微机型；备自投；安全运行
1 概述
1.1 微机型保护和自动装置的优缺点
近年来，为适应调度自动化及变电站无人值守的发展要求，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大量的微机型保护装置、自动装置替代了传统的电磁型、整流型、晶体管型保护和自动装置，在电力系统逐渐推广使用并普及，。微机型保护及自动装置与传统的保护及自动装置相比有很多优点，如：
1. 装置是一个整体，而不再是单个元件组合而成，维护调试简单方便，节省大量的时间；
2. 可靠性高，自动识别和排除干扰，有自诊断能力；
3. 易于获得附加功能，如提供测距和波形记录等；
4. 灵活性大，只要改变软件就可以改变特性和功能，适应运行方式变化。
5. 保护性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如距离保护区别振荡和短路、差动保护识别励磁涌流和内部故障等问题，都已提出新的原理和解决办法。
虽然微机型保护装置、自动装置有着传统的保护装置、自动装置无法比拟的优点，但就现阶段来说，还存在以下几方面影响其安全运行的问题：
1. 生产厂家众多，现场使用的各厂家同一类型的装置在硬件结构、软件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给回路设计和现场安装维护带来不便。
2. 早期的一部分装置对开关量的输入输出设置不合理，使外部回路难以实现扩展功能或因接点公用而造成电源不独立，形成寄生回路。
3. 早期的一部分装置内部材料质量较差，有软击穿及接口氧化现象，容易造成拒动或误动。
4. 对本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掌握传统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的原理，还要掌握微型计算机原理与结构。
1.2 对备自投装置的基本要求
1. 母线失压应可靠动作，且只有当工作电源断开后，备用电源才能投入；
2. 备自投装置只允许将备用电源投入一次；
3. 应设置手动分闸闭锁及工作母线或变压器故障闭锁；
4. 当备用电源无电压时，备自投装置不应动作；
5. 当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保险熔断时，应设工作电源有电流闭锁，备自投装置不应误动作；
6. 备自投装置的动作时间，以使负荷停电的时间尽可能短为原则；
7. 一个备用电源同时作为几个工作电源的备用或有两个备用电源的情况，备用电源应能在已代替某工作电源后，其它工作电源又被断开，必要时备自投装置仍应能动作；
8. 应校验备用电源的过负荷、电动机自起动和小电源的情况，必要时应联切相应设备。
2 几例影响微机型备自投装置安全运行的问题分析和处理方法
2.1 因开关量及回路设置不合理，形成寄生回路的处理
2.1.1 问题分析
我公司2000年110KV青山泉、大杏沃变综合自动化改造，采用了南瑞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自动化研究院的LSA-P型系统，其中备自投装置型号为LSA661，主变各侧及高压侧桥开关操作箱型号分别为LSA602、LSA603,中、低压侧分段开关保护操作一体装置型号为FBZ-301。工程竣工时因系统联络运行，备自投装置不具备运行条件，未发现异常。交接后，我在组织年检时，发现备自投装置所作用的3台开关的操作正电源与备自投装置电源互有联系，经查阅装置原理图和施工蓝图，分析后发现，操作箱提供给备自投的用于手跳闭锁、判断开关工作状态的开关量不是空接点，而是在装置内部与各自的正电源相连，再接入备自投回路中，特别是手跳闭锁是直接引自控制开关KK跳闸接点两端，构成的寄生回路极易造成开关误跳闸（如图2－1所示）。
图2－1
2.1.2制定对策
为消除寄生回路的影响，我及时组织向生技部门汇报，提出更改意见并绘制图纸。方案一：更换装置，即更换所有关联操作箱，增加独立开出STJ和HWJ接点，接入回路，可以解决问题，但两个变电站共需更换14套LSA操作箱和4套分段FBZ保护装置，需费用二十多万元。方案二：在回路中增加具有大容量小体积中间继电器，适当更改回路，实现隔离，共需中间继电器18只，费用不到4 千元。经比较可明显看出，同样能解决问题，方案二更经济合理。
2.1.3 方案实施
征得生技部门同意后，我设计绘出二次图（如图2－2所示），组织继电保护专业人员施工。
2.1.4 效果检查
施工过程中采取了较完备的安全措施，未影响正常运行。采用的JQX－38F中间继电器体积小，安装在屏内，不影响屏面布置的美观，调试检查时只需拆除一块活动面板。拉合电源检查，各装置间不再有电的联系。模拟各种故障状态，使用模拟开关进行整组检查，各动作行为正确。投入运行后，装置及回路运行良好。
图2－2
2.2 因电压互感器二次切换回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备自投拒动的处理
2.2.1 问题分析
图2－3
图2－4
图2－5
2002年我公司新建35KV马庄变电站，其35KV进线采用内桥接线（见图2－3），微机备自投装置为东方电子DF3282型，在施工调试中动作正确，但在送电实模时拒动，施工单位未找到原因。为解决此问题，我带人赶至现场对装置和回路进行了检查，以吴马线主供，青马线备用为例，在模拟满足备自投装置动作条件时，即备用电源青马线有电而主供电源吴马线失电时，发现接入备自投装置的母线电压（A650、B650、C650、A660、B660、C660）仍然有正常电压，即备自投装置判断为母线有压，所以不动。其他运行方式下情况也相同。检查PT切换回路后找到了问题。内桥接线，压变在线路侧，而在切换回路中（见图2－5），母线电压只经PT刀闸辅助接点切换，这样，即使两个进线开关都在断开位置，只要备用电源有压，母线就有正常电压，装置判断为该段母线有压，不能动作。而在调试时，是用外加电量试验，不能发现PT切换回路的问题，因此备自投在调试时动作正确而在实模或正式运行时不能正确动作。
2.1.2 制定对策及方案实施
根据分析得到问题的原因，我制定了在PT切换回路中串入进线开关辅助接点的对策，让母线电压（A650、B650、C650、A660、B660、C660）能如实反映母线是否确实有压，使备自投装置正确判断是否具备动作条件，具体实施如图2－6所示。
图2－6
2.1.3 效果检查
再次实模，以吴马线主供，青马线备用为例。当断开吴马线对侧开关（工作电源失压）时，虽然青马线线路压变有压，但由于2#PT投入回路中串有2DL辅助接点，3ZJ、4ZJ不动作，母线电压（A650、B650、C650、A660、B660、C660）无压，满足工作母线无压、工作电源无流的动作条件，装置动作正确。实模其他运行方式下的动作条件，装置动作全部正确。此问题的解决确保了该变电站今后的可靠供电。
2.3 因装置参数的整定影响备自投装置的正确动作的处理
2.3.1 问题分析
2003年6月，35KV紫庄变进行综合自动化改造，选用了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推出的RCS－90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备自投装置型号为RCS－9653，继保人员在厂家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调试完毕后投入运行。2004年1月份，紫庄变全站失电，我赶到现场检查设备时，调度说明是市公司紧急限电，但我发现了问题，当时备自投装置投入，上级电源限电拉闸时，具备动作条件，但装置只动作于跳闸，而未发合闸令，我没有放过这个疑点，立即组织人员将该装置停下检验，认为是装置参数整定不全或不对，而定值单上无装置参数设置内容。
2.3.2 制定对策及方案实施
按装置说明书对RCS－9653型备自投装置的装置参数进行核对，发现共有38项，在对“断路器开入位置编程＊DL_SCH”项（见表2－1）分析后，确认原因为＊DL_SCH 中BIT1、BIT3即1DLF、2DLF整定均为0不正确。因为母线上没有需要联切的小电源或电容器等设备，在备自投发出跳闸令及联切令后，虽然1DL（或2DL）的TWJ接点闭合，但1DLF、2DLF不存在TWJ，不可能输入闭合接点，装置认为联切不成功，所以拒合。应将BIT1、BIT3整定为1。
＊DL_SCH按位控制接入的各断路器位置接点状态表
位BIT 4 3 2 1 0
断路器 3DL 2DLF 2DL 1DLF 1DL
说明 1． 1DL、2DL、3DL：分别为1#、2#进线及分段(桥)断路器辅助接点
2． 1DLF、2DLF：分别为1#、2#母线需联切断路器断路器辅助接点
3． BITx=0：接入TWJ接点，接点闭合：断路器跳位；接点断开：断路器合位
4． BITx=1：接入HWJ接点，接点闭合：断路器合位；接点断开：断路器跳位
5． 装置出厂缺省定义BITx均为0接入TWJ接点
表2－1
2.3.3 效果检查
参数重新设置后试验装置动作正确。当时在35KV泉河变正在进行综合自动化改造，采用的也是同厂家同型号的装置，检验时出现同样的问题，在同样更改“断路器开入位置编程＊DL_SCH”项后试验正确。
2003年以后，我公司的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改造全部选用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推出的RCS－90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认为该系统软硬件设计较为专业、功能配置全面、操作与调试较为方便、动作可靠。功能强大了，装置的参数整定项目较多，定值单上不包含该内容，如果工作不细，装置的参数整定不全或不对，就容易造成装置拒动或误动。在实际运用中，专业人员应仔细检查每一项参数内容，继保专职最好能根据运行方式将其列入定值单，以方便继保和运行人员检查。
2.4 因软、硬件质量问题而引起的装置不正确动作的处理
我公司35KV庙山变电站珠海威瀚WH-BZT备自投装置在2000年安装时就发现35KV进线程序编写不正确，调试时不动作；主变备自投装置散热不好，元件不稳定，运行中易死机或误动。35KV屯头变电站东方电子DF3282型桥接线备自投装置程序编写有误。这些问题在厂家更换相应的软、硬件后均得到了解决。
3 总结体会
以上是本人在综合自动化改造和微机型继电保护、自动装置的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现和处理的几例影响备自投装置安全运行的问题，有装置自身原因，有设计原因，也有检查维护不到位的原因。在其他装置或设备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各方面的问题，在保护微机化的过程中，只有抓好各个环节的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使先进的设备为经济发展、系统稳定、供电可靠和工作量降低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用技术问答》第二版.2000
[2] 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RCS-90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技术使用说明书》.2001
[3] 东方电子《DF3003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技术说明书》.2001
[4] 南瑞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自动化研究院《LSA-P型系统技术说明书》.2000
作者简介：
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2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I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ll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设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是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日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厂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少。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人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3
关键词：直接投资;香港;投资中转;一带一路
一、 中国内地赴香港直接投资的现状
香港地区对于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和中转地，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服务业领域，而且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
1. 规模庞大，中国内地超过半数的海外投资流向香港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无论看流量还是存量，中国香港都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为708.6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7.6%;年末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存量5 099.2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7.8%。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9 000多家，占到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三成，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
2. 行业集中，尤其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地区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包括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等。根据2014年流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将近80%投向上述四个行业，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39.5亿美元，占33.8%;批发和零售业136.8亿美元，占19.3%;金融业97.1亿美元，占13.7%;采矿业83.4亿美元，占11.8%。
而如果按存量计算，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中，近半数投向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根据2014年年末的存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45.7%的存量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共计2 331.2亿美元;投向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的存量占比依次是14.3%、13.2%、10.7%。
3. 以中转投资为主，香港地区并非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地。中国的海外并购项目大多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换句话说，香港是作为海外投资的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香港地区凭借其政策和地理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投资中转地，跨国并购项目尤其倾向于通过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近年来许多并购大案都是这样操作的。
2014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五矿集团联营体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联想集团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国家电网26.3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等。2013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中石化收购美国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气部分资产、海航集团收购荷兰提普拖车等。2012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化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娱乐控股100%股权等。
4. 管理组织形式以当地办事处为主，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数据，2015年母公司在港外的驻港公司共有7 904家，其中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1 091家，占总数的13.8%，较2011年（805家）增长36%，驻港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内地1 091家驻港公司包括133家地区总部（驻港地区总部共计1 401家，中国内地占9.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86家地区办事处（驻港地区办事处共计2 397家，中国内地占7.8%，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和772家当地办事处（驻港当地办事处共计4 106家，中国内地占18.8%，排名第一）。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七成都是以当地办事处的形式存在，仅负责香港地区业务，可以推断这种直接投资的方式是跟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 香港吸引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原因
根据《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7 904家受访企业大多认为简单税制及低税率是香港地区吸引外商投资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有利因素包括：资讯的自由流通性、廉洁的政府、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自由港地位、地理位置等。这些因素很多也是中国内地赴港直接投资的因素。
1. 简明的税赋体制和低廉的税率。在香港只需缴纳三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最高为16.5%）、个人薪俸税（最高为15%）和物业税（15%），免税额制度使得税负进一步减轻;而且以地域征税来源为原则，只对来自香港的利润及收入征税。与其他经济体相比，香港没有销售税、增值税、预扣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报税手续也十分简单。除此之外，香港还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税赋环境报告》（Paying Taxes，2016），香港的税赋环境极佳，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内地排名第132位;香港税率22.8%，而中国内地67.8%;在香港走完所有报税手续仅需74小时，报税3次，而中国内地则需要261小时，报税9次。
2. 完善的融资平台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由于境外融资成本低于中国境内，2014年中国企业通过中国香港等地境外融资再进行对外投资的活动日益增多，境内投资主体直接给境外企业提供的贷款减少，债务工具投资较2013年下降40.7%。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内地企业赴港直接投资看中的正是香港完善的融资平台。
根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2016年4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排在伦敦、纽约及新加坡之后，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国际资金充裕，市场运作公平灵活，能够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开阔融资渠道、筹募资金的有利平台。香港是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最大衍生品授权市场，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香港设有业务的认可金融机构达198家，代表办事处60家;全球排名前100家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设有业务。此外，香港有375家私募基金公司，当中250多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
3. 便利的营商环境和自由经济体系。基于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经济自由、信息畅通等因素，香港是营商环境极佳的城市之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在投资领域实现了真正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投资者与香港本地企业一样享受香港政府给予的法律保护，外来资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行业投资（赌博业除外），一般不受投资比例、投资方式和投资数额的限制。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全球排名第一。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连续21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便利的营商环境加上开放的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身的投资行业和投资项目。
4. 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体系。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商业枢纽，服务业高度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形成了以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为支柱的服务业经济，因此能很好地满足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会计等各方面的高层次需求，可以为内地企业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属于初学者，对投行、咨询、法务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很大而且要求很高，但内地服务业无法满足“走出去”的高端需求，服务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地区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高效、廉洁，设立香港投资推广署，不断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并推出为内地企业量身定做的“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包括《投资香港锦囊》、《手把手助内地企业投资香港》、设立多个投资香港服务中心等，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香港投资推广署还在其官方网站推出了成功个案，分国别地区和业务领域梳理介绍了外商的成功经历，其中包括25个内地企业的投资案例。
5.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发达。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航班直达全球180个地方，包括45个内地城市。香港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重要货运枢纽，中国出口贸易有三分之一通过香港进行。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交通网络直达区域内多个城市，而且包括广深港高铁、珠港澳大桥在内的多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不断加强与内地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往往和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航运中心地位和国际自由港身份，在香港地区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设立当地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有助于投资者开展贸易活动。
6. 制度和文化距离小。现有很多文献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双边投资关系，现实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不仅地理距离小，制度和文化距离也不大，“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的华人社会网络更能吸引内地企业赴港投资。地理距离近，制度、文化和语言差异小，华人社会网络发达，这些指标都是香港吸引内地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随后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EPA及其补充协议通过制度性合作，有利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往来，虽然内容主要涉及贸易领域，但不断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将有助于直接投资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活动。
三、 未来趋势展望
随着内地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继续开放，加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动，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协助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同时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
1. “一带一路”是重要机遇，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将继续稳增。中国内地正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香港也在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施政报告充分反映了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实际行动。2016年初，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了2016年施政报告，共计42次提到了“一带一路”，报告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阐述如何积极参与并配合落实“一带一路”。毫无疑问，香港地区将继续作为中国内地的投资中转站，帮助中国资本投向世界，其“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继续加强。
首先，香港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站在战略、机制和政策的高度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从政策制定、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等方面做好投资中转的保障工作。其次，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集融资平台，宏观层面将积极参与亚投行的筹建工作，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助于香港地区成为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转站;微观层面将继续为内地企业提供高端的金融服务，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吸引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等举措，将进一步降低我国海外投资者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几率。再次，除了金融服务外，香港地区在会计、法律、风险评估、环境咨询、建筑工程管理等方面均拥有优势，人才济济、服务专业的香港地区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也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并购项目借助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香港政府还拨款2亿元，支持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在落实“一带一路”过程中，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可以大展所长。从次，香港发达的商贸物流平台以及便利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将继续吸引内地企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贸易相关型的直接投资;而且香港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增设经贸办，推进与东盟十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扩展BIT、DTT的覆盖国家和协定内容，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有助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最后，香港地区庞大的民间组织和华人网络，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联系人”，内地企业投向香港的中转投资将借助香港的软实力，进一步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并有助于化解投资风险。
2. 自贸区战略等制度性安排将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投资互动。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内地的很多开放政策都率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这不仅为内地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先机，可以说香港拥有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目前，内地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强化服务、完善法制。香港作为重要的投资中转站，内地企业可以先在香港设立直接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各种优势，而后再利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让资本回流，有助于海外投资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内地与香港地区直接投资的良性循环。
未来，香港将在现有的制度红利下，继续深化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自贸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同时，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将与内地企业“联合出海”，构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当然，现实中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内地向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比如内保外贷审批程序复杂，CEPA需要补充关于投资合作、投资便利化的内容等。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促进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创新融资产品、健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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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政治风险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对策”（项目号：3162016ZYQB02）。
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美国；现状；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正在逐步实现从对外输出劳务和商品到对外输出资本的转变。有限的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我国优秀企业发展的需要，他们积极拓展国外市场。美国因其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成熟的市场和先进的科技等优势，不断吸引我国企业前往投资。再加上，中美双边贸易长期失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往往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我国企业选择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缓和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一、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据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网站上公布的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有关统计数据，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数累积达到741，投资存量达到359.02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了近64%。仅2013年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就达到140亿美元，约占存量的39%。可见，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发展势头正旺。
（一）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概况
从横向上看，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到2012年底，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共计26508.32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8.37%，日本占11.63%，加拿大占8.5%，而中国仅占0.19%。由此可见，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远远小于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从纵向上看，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体上呈增长趋势。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1400万美元发展到2013年投资140亿美元，刚好是21世纪初的1000倍。自2000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总体趋势是逐年增长，2005年因信息技术方面18.6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而大幅上升。2006年后继续平稳增长，2011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虽然2012年投资规模扩大，绝对额接近2011年的双倍，增速也加快了，但是仍没有赶上2005年之前的增长水平。尽管增速上看比不如之前的年份，但是从2010年起，每年的投资总额较之前的年份有了很大的提升。
（二）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1.赴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
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行业分布广泛的特点。投资领域涉及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到2013年底，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项目最多的行业依次是信息技术领域（119）、工业和电子设备制造业（105）、能源行业（98）和汽车和飞机制造业（91）；而投资存量总额排名前四的行业分别是：能源行业（118.61亿美元）、农业和食品行业（72.01亿美元）、娱乐和房地产领域（61.33亿美元）和信息技术领域（34亿美元）。
具体来看，2000-2003年我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汽车和飞机制造业。2004年开始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相对分散，但每年也有其投资的侧重。如，2004年近七成的投资流向了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2005年超过九成的投资流向了信息技术行业；2008年近一半的投资向健康和生物技术领域倾斜；2010年约六成的投资进入能源行业；2013年有一半的投资流向了农业和食品行业（双汇以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加工商及生猪养殖商史密斯菲尔德）。我国是制造业的大国，我国该类企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对美国直接投资，可以绕开关税壁垒，拓展美国市场。近年来，以华为和中兴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以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目标。
2.赴美直接投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
2000-2013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总体上以民间私有资本投资为主。到2013年底，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数约是国有企业的2.7倍；民间投资的存量达195.69亿美元，政府投资的存量是163.32亿美元。就每年流量而言，2000-2008年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基本是民间私有资本占主要地位，除了2005年因国有资本在纽约州信息技术领域18.6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使得这一年政府投资远远超过民间直接投资。只有2009-2011年这三年中，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是政府投资占主要地位，也就是金融危机后，国有资本大量输入美国，引起了美国有关各方的注意。再加上，一般国有资本参与的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上均比较高，这也就为以后美国质疑我国直接投资的资本来源和以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埋下伏笔。但2012-2013年这两年，民间私有资本投资又超过政府投资。荣鼎咨询公司年度报告中指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80%以上的并购交易和70%以上投资金额都来自于民营企业。由此可见，我国赴美投资的主力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
3.新建投资和并购两种投资方式并存
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新建投资（也称绿地投资），二是收购兼并。2000-2012年间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新建项目数均多于并购项目，但是并购涉及的金额却远远超过新建投资。到2013年底，我国企业对美国进行新建投资的存量仅为43.76亿美元，而并购的存量是315.25亿美元。二者差距较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存在个别几个超高并购项目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外与收购兼并相比进行新建投资难度更大，手续更复杂，风险更高。我国对美国新建投资的项目虽然多，但是涉及的金额不高；我国在美国并购的项目虽然不多，但是单笔项目涉及的金额较大。有学者认为，新建投资与并购相比，美国对我国企业以并购方式进行的投资更为敏感。
我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至少已经涉及到美国的43个州。本世纪初，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和西部沿海各州，之后开始逐渐向中部平原地区蔓延。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因其高科技产业发达和州政府奖励投资，吸引了我国大批企业前往投资。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以低税率吸引我国企业。中部的德克萨斯州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能源产业也促使我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据统计，到2013年底，我国对美国投资项目数前四名的州是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194）、中部的德克萨斯州（66）、东部的纽约州（51）以及五大湖地区的密歇根州（51）。投资存量总额排名前三的是东部的弗吉尼亚州（88亿美元）、中部的德克萨斯州（51亿美元）和东部的纽约州（46亿美元）。
二、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面临的困境
经过十多年的赴美直接投资实践，发现我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面临许多困境，如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目的的质疑、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对我国赴美直接投资的阻碍以及我国企业自身存在进入方式选择不当、投资前调研不够深入和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不足。
（一）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质疑与阻碍
1.美国质疑我国直接投资目的
2009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资本大量进入美国，其中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国有资本。美国因此质疑我国国有企业对美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因而认为我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社会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十分敏感，他们甚至认为我国银行体系受政府管制，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得到国家的支持，能够获得更低成本的贷款，从而在跨国并购活动中胜出。这对其他的同类竞争者不公平，属于在全球范围内扭曲资本的有效配置。
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阻碍我国资本进入
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年度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仅2010-2012年这三年里，共有39例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案件遭到CFIUS的审查。同一时期内，CFIUS对英国实施了68例审查，对日本实施了23例审查，对加拿大实施了31例审查。根据前文所提到的英国、日本、加拿大三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比重，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规模虽然比日本和加拿大小很多，但是遭受的审查案件却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这些国家。由此可见，美国对我国FDI进入有严格的审查，这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进入美国。
（二）我国赴美投资企业自身存在不足
1.我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方式选择不当
我国企业进入美国的方式选择不当，涉及金额巨大的投资项目往往以并购方式进入，新建投资的规模偏小。就新建和并购两种进入方式而言，新建投资更适合于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企业，并购则可以借助东道国的品牌、渠道和管理等迅速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与能创造美国就业机会的新建投资相比，并购有时候反而会造成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失业对美国社会而言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而我国企业进入美国采用并购方式的案例涉及的金额巨大，往往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者和媒体的共同炒作下，抛出造成失业或者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等质疑，引起美国各界广泛关注。美国社会还担心一旦我国企业并购成功，我国企业会把先进的技术转移到国内，造成先进技术转移，使其丧失原有的竞争力。
2.对美国投资环境研究不够深入
我国和美国在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对美国投资环境研究不够深入透彻，很可能会导致投资的失败。首先，美国作为联邦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对待我国直接投资的态度通常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会阻碍我国资本的进入，而地方政府为了发展一方经济，对我国资本进入大多持欢迎态度，甚至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其次，对于CFIUS的基本工作程序、工作机制的不熟悉，导致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夭折的案例不断增多。因此，我国企业需做好进入美国前的调研工作。最后，我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过度依赖于政府机构的引导，而缺少能够灵活应对美国当地情况的驻扎于美国本土的自治组织。
3.没有融入当地社区，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我国有些企业进入美国后，将自身与当地的社区完全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融入当地社区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观念，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甚至有些企业将国内的不合规做法带到美国，不能很好地遵守美国本土的相关法律法规，这对企业形象的塑造是非常不利的。我国赴美投资的企业较少开展公益事业和回馈当地社会，给美国社会留下了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不良印象。
三、对我国赴美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
1.积极取得美国对我国的信任
我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得美国对我国的赴美投资目的信任不足。再加上我国对美国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对我国的资本有所戒备。首先，我国政府应该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等多种途径加强与美国各界的沟通，明确表明我国企业赴美投资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增加他们对我国资本投资目的的信任，打消美国对我国企业直接投资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顾虑。其次，我国政府应该摆出到目前为止，我国赴美直接投资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的事实，取得美国对我国投资动机的认可。最后，我国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我国民营资本赴美直接投资，进一步降低美国对我国投资主体和资本性质的敏感度。
2.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
如今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赴美直接投资时遇到的问题极其相似。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借鉴当时日本政府的做法，加强我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和美国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我国政府仍应大力促进中美两国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在确保协议的公平性和充分考虑中美双方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使我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的行为有依据和保障，以此来保护我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企业的权益。
（二）企业层面
1.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国企业应该优先考虑以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美国。首先，与收购兼并的进入方式相比，新建投资不会面临严格的审查。其次，新建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因其经营方式灵活，往往具有自身的特色产品，所以建议这类企业采取小规模新建投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这样不仅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且一般也不涉及先进技术移回国内的敏感话题。最后，对于具有国有资本背景的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时，建议尝试组建合资公司或者实施非控股并购等方式，降低美国社会的敏感度。
2.进入前做好调研工作
我国企业在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前，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的投资环境调研和分析。结合企业自身优势以及所处行业的特点，分析对美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和未来获利的可能，并对将来也许会遇到的阻碍进行预测分析，提前制定好解决方案。其次，投资尽量避开CFIUS关注的敏感行业，如不可避免涉及到敏感行业，则我国企业应该积极主动配合CFIUS的审查或者投资方式尽量选择新建投资，以此来规避审查。最后，充分了解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给予对外直接投资的优惠，合理选择最佳投资区位。
3.积极融入当地社区
我国企业进入美国，首先要遵守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积极接受当地社会与舆论监督，减少企业的负面新闻报道，树立良好公民企业形象。其次我国企业还应努力建设驻扎于美国本土的自治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宣传我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与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和媒体的交流沟通，增强我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透明度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最后我国企业要积极融入当地社区事务，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多多参与反馈社会的活动，如向当地的慈善机构捐赠财物，帮助改善当地教育和医疗条件等，以此树立在美国消费者心中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的好评度，和美国本土对我国企业的认可度。（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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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5
[关键词]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劣势；发展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21. 068
[中图分类号] F830.5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21- 0131- 03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又能提升我国汽车业自身的生产制造技术，所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形式以及范围都在不断扩大，所带来的成效也是相当显著，但客观来说，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非常广阔的进步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的汽车销售和制造市场竞争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加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国外市场，才能使我国的汽车业获得更加长远、快速的发展。所以，应当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对如何做好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探讨与实践。
1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劣势
当前，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享有各方面的优势，例如外汇储备充足，不用过于担心投资资金问题，另外我国目前掌握着一些先进的汽车生产制造核心技术，这些技术在全球都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最后还有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为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保障。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客观地认识到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
1.1 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不足
和一些汽车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汽车生产制造方面的创新能力还明显不足，自主研发、自主技术以及自主品牌都还相对落后，很多技术都需要从国外转移进来，这就使我国的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很可能在与汽车业发达国家的投资竞争中失利。
1.2 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不足
企业能否开展对外直投资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获得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选择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将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一直以来，在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投资过程中，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展的瓶颈。由于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境外企业管理不到位，从而使对外投资失败[1]。
1.3 缺乏投资前的整体战略规划
国内很多汽车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收购，很多时候并不是考虑到目标企业是否是企业发展真正所需的，更多时候仅仅是因为行业整合中出现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能够给企业带来“光环”、“荣誉”等一系列与企业发展战略无关的东西。另外，由于我们一些比较大的汽车企业都属于国有性质，所以汽车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有时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海外并购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有时候连企业自身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通过并购获得什么，技术？品牌？市场？人才？或者只是为了海外收购而收购，全凭了“走出去”的冲动[2]。
1.4 投资后的整合能力差
中国汽车企业在海外并购后，对于并购整合问题及可能带来的风险缺乏应有的认识。收购交易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并购的真正成功，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整合，企业实现协同效应，并购才能最后取得成功。并购后的整合包括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管理整合、财务整合等等，其中文化整合是关键，但我国汽车业在投资后的整合能力较差，这非常容易导致投资失败，我国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就是典型的案例。
2 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2.1 科学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
中国汽车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应制定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和做好可行性研究，使海外并购能够与企业发展的战略相配合。
首先，要明确并购行为和被并购企业是不是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与企业进行协同，应当明确进行海外并购的动机是什么；其次，在收购前，还要进行详尽的尽职调查，确认目标企业是不是值得收购。
2.2 加快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
中国汽车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国内汽车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从组织、研发、品牌、生产、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进行海外大规模并购的整体实力。
第一，要加速国内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实现产权的多元化；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生产、投资与发展的干预；第二，要加大国内汽车产业并购重组的步伐，以形成既具有规模经济实力有具有各自特色的若干个大型汽车公司；第三，要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拥有高技术含量的有国际影响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和品牌；第四，要提高品牌意识，注意品牌的建设与维护。中国汽车企业应高瞻远瞩，看到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及长远效应，及时采取行动[3]。
2.3 加强投资并购后的整合力度
企业并购后能否获得真正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整合行为。
首先，要基于并购前对双方企业的管理制度、财务情况、员工情况、文化差异等情况和东道国的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政策等情况所做的系统全面的调研，制定详细的企业整合计划；其次，要按照整合计划，结合被并购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有步骤的有策略的整合。主要包括优势资源的吸收、再造和新公司在制度、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与本公司的融合。
2.4 提高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在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成功之后，我们自己的国内企业肯定会面临很多风险与压力，这些风险与压力可能来自于外交、法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如果企业在应对这些风险与压力的时候，表现得意识不足或反应迟缓，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国自身企业必须要时刻保持对核心财务指标以及公司绩效、员工绩效的敏感性予以关注，对较明显的变化搞清楚原因并及时采取措施给予纠正，对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是否有变动以及对方政策的调整是否涉及跨国投资的利益等予以关注。
2.5 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
国内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有时候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投资的最终成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国内汽车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必须要全面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了解对方企业和东道国政策、市场、社会的一切真实情况，避免盲目投资的情况出现。
不过国内汽车企业在信息收集方面的能力可能较弱，很难全面收集相关的所有信息，此时就应当合理利用政府的各种投资信息服务，谨慎评价投资可行性，科学制定投资规划，消除投资风险，确保投资成效。
3 结 语
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汽车经济发展和汽车生产制造技术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我们必须要客观认识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劣势，并加强对投资发展策略的研究、探讨与实践，以确保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
主要参考文献
[1]石云鸣.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获取路径――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的案例研究[J].技术经济，2013（3）：7-12，63.
直接投资的案例范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风险；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4）07-0001-03
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
从企业本身角度来看，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企业逐渐成熟壮大，一部分企业具备了对外投资的实力基础。且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积累大量案例，对外投资日趋成熟。从政府服务角度来看，政府相关部门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服务经验，能为未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为有效的帮助。从国际经济环境角度来看，外部经济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比较好的进入时机。
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经济使命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保证一部分行业对外投资的持续性，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又要解决短期内一部分产业转移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转型服务。当下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解决。一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能源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拓宽能源资源来源渠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任务；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部分行业能源过剩问题；三是外汇储备安全问题；四是环境治理中的碳排放限制问题；五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方式改变的问题。因此，政府要未雨绸缪，提前谋划企业“走出去”，尽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战略角度看，世界经济大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十分庞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之一。
2 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2.1 投资持续增长，并购活跃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突破5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中国1.6万家投资者在国（境）外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的覆盖率高达95.7%，欧洲为85.7%，非洲为85%。2012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2 行业分布广泛，结构变化较大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范围越来越广，投资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上述七个行业累计投资总量4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这些年我国企业对其他行业的海外投资，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均成倍增长。未来农业和食品、新能源、房地产和导管制造业等领域将逐步成为中国企业新的海外投资热点。
2.3 投资主体多极化发展，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提高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中国企业占55.1%、有限责任公司26.4%、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合作企业3.7%、外商投资企业1.9%、其他1.9%。虽然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比例，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他投资主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逐年
提高。
2.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投资度加强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这给我国的工程承包企业提供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业的机遇。
3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海外投资收益率不甚理想
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与《环球企业家》杂志联合的《2011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调研报告》：在122家准确披露海外业务收入的中国企业样本中，有近50%的公司国际化收入占比不足15%，只有30%的公司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超过30%。从企业净利润来看，企业在过去3年中的平均净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10%到2012年的9%。主要原因在于有些企业缺乏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判断，有些企业盲目跟风，末对市场做深入的了解，对项目的可行性未做深入的调研，大量资金投入或并购高位接盘后，给项目运营带来极大的风险，
3.2 海外投资政治及法律因素
目前，政治风险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和法律风险中的合规合法的问题是我国“走出去”企业亟需关注的两个重要敏感性话题。近年来合法合规被全球跨国公司视为风险之首。
3.3 忽视企业社会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种只讲规模、产值、经济效益而不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越来越失去竞争力。未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技术领先、管理领先并且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是把对社会、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地融入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过程的企业。如何强化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声誉的关键问题。
3.4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同成本上升、竞争力下滑
随着我国规外承包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展，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从内部来讲，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国内设备材料价格的攀升，严重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报价优势和利润空间。目前，登记在册具有对外承包资质的中国企业超过3000家，同质化现象严重；同时，企业在项目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弱点也成为困扰企业突破发展的新瓶颈。
4 指导原则及建议
4.1 宏观指导原则
4.1.1 分类指导，扬长避短。首先，部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取得资源，属于资源保障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企业需稳固支持，指导企业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对部分资源可前瞻性进入。中国作为贸易大国，仍然被锁定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也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改变这一现状，技术升级时关键。政府支持这类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应当引导这类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技术吸收传播效率。另外，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对发达国家投资力度不足，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4.1.2 稳扎稳打，次第推进，注意节奏。产能过剩转移型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过快，会让中国国内出现空心化现象，而且中国是人力资源大国，如果没有及时培训升级劳动力，大量失业人口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技术升级型对外直接投资过快会引发吸收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既要主要国际经济环境有利时机，又要与国内投资实力及吸收能力结合起来，同时，政策还要有持续性，以减少偶然性因素带给企业的风险。
4.1.3 放眼长远，互利共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不在于“走出去”的前期入驻，而在于“走出去”后的经营、运转和发展。因此，需要企业在并购后加强对海外资产、人力、品牌和文化的整合。在“走出去”过程中，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地化的关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1.4 日韩成功经验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韩国政府的积极扶持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产业转移与调整。中国东部地区目前有大量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这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府应从韩国方面吸取经验，采取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进行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曾在政府的支持下，大举进军产业率更高的美国。通过这个过程，日本得到了技术，并且在许多方面实现超越。中国部分企业具备进行技术寻求型的基础，同时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给中国企业实施技术寻求型投资提供进契机。中国有大量成熟的知识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国企业可从日本经验中获得启示。
4.2 建议
4.2.1 提高海外企业“软实力”。首先，加强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圈的拓展与渗透，减少由于各种“制度距离”引致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与风险，为企业的国外进入与国外拓展提供较好的环境依托。母国文化传播与其经济扩展式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
其次，我国企业要在信息公开方面更加开放与透明，加强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坚持当地化原则，积极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此外，软实力还体现在不断优化管理模式，适应跨国发展。特别是并购跨国企业，要把日常管理细化并加以固定，以消除沟通上的障碍。
4.2.2 提高企业“硬指标”。这里的“硬指标”指我国跨国企业产品、服务的质量及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走出国门必须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提升差异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专业、个性化服务水平，不断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这是我国企业植根海外市场的基础。
人才本地化是营销本地化、研发本地化、管理本地化的前提和基础。当地人才可以在法律、财会、营销等方面帮助我国企业适应投资目标过市场环境。
4.2.3 立足国内，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国外跨国企业青睐，国内制造企业也不应忽视。企业要研究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创新，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培育“高附加值”创新成果的积极环境，为“走出去”打下扎实的
基础。
其次，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国内外法律环境作保障。在国际规则层面，目前国际投资规则曾“碎片化”状态，生效的多是区域和双边的投资协定，还没有一个类似于世贸组织的普适的国际投资规则。目前，我国已与1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覆盖了“走出去”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为我国外投资创造了较好的国法环境。
4.2.4 强化私营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实施的金融补贴和国有银行低利率贷款等金融支持措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金融能力，有利于帮助企业摆脱海外扩张面临的资本约束，扩展企业战略空间，使企业选择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扩过并购和独资方式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私企的企业家相对更具企业家精神、品牌意识和国际视野，支持这些有实力的企业进入发达国家更容易成功。
4.2.5 加强对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集群式（集团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以期降低个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偶然性风险，合理应用整体优势，让经济收益最大化。企业以产业链为单位国家化，上下游企业形成集群整体“走出去”，可增加抗御风险的能力，获取集群效应，也能在国际谈判中提高话语权。
4.2.6 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强对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推高企业在国际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支持部分实力雄厚的企业采取先去发达国家投资寻求技术、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再向其它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拓展的跨越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要以点带面，加强行业内的企业联系，形成企业联盟，以期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收益。
总之，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问题还很多，希望有更多的有条件的企业用于探索，更好的“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2013，9.
[2] 王跃生著.跨国公司金融：原理与案例[M].中国
发展出版社.
[3] 吴雪林著.企业社会责任论纲[M].研究出版社，
2011.
[4] 马述忠，周夏杰著.国际企业管理教程[M].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