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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1
关键词：儒释道；修行方法；三步论
中图分类号：B9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52-02
一、研究的意义
首先，希望对宗教修行方式的研究为宗教之间的对话和谅解寻找到一个适宜的平台，在技术层面上的交流更容易搁置在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加深相互认识。比如西方基督教出现了“基督禅”的方法。其次，通过对儒释道方法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将一些有生命力和科学的宗教修行方法运用到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管理中去，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团队成员的人生价值。再次，还可以对一些宗教修行所带来的可以形成共识的宗教经验的研究，将一些宗教心理学的成果运用到心理矫正当中，解决现代人所面对的严重的身心问题。最后，可以使人们正确看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爱因斯坦曾说过“当科学家攀上科学的顶峰之后会发现早有宗教家在那里等待了”，尤其通过对修行方法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认识。
二、儒释道修行的方法论
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宗教修行方法时指出，宗教修行不出两种路径，一种是靠自力，一种是靠他力。所以在谈到修行方法论时也将其分为自觉论和臣服论。
（一）自觉论
自觉论，顾名思义就是靠修行者自我觉悟而成就修行的道业，是一种基于靠自力的方法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在儒释道的三家思想中基本都展现了这种靠自力修行的方法论。这种自觉的思想强调了在具体的修行中敢于直面任何困难，当下承担，磨砺自己，从而达到一种自作主张的境界。这种思想张扬自我意识，通过对自我意识的肯定而实现对自我意识的超越。敢于质疑批判，决除诸疑，斩断身心内外的枷锁，从对各种内外在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最终的身心自在。儒家里，在孔子的道德哲学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思想，采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助人”的方法。孟子也有“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思想。佛教中，禅宗则是这种自觉思想的典型代表，从如来禅到祖师禅再到超佛越祖禅，在修行中只重自觉，“魔来杀魔，佛来斩佛”，斩除内心一切执著，照见本性。道家中，强调“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养生理论，后来的丹道之学发展为内丹思想，自我生化。
（二）臣服论
臣服论，简而言之就是臣服某一神圣事物，依赖他力来实现解脱或者修行的思想体系。首先，臣服的思想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从此岸世界的解脱中。例如在佛教中，个人的处境，不论是由于他力所强迫还是自我意识的自由选择，都难以逃脱苦的结果，这种苦属于逼迫之苦，无法逃脱，从结果上来看，生活在婆娑世界难逃其苦。在基督教中也是如此，在此岸世界所生就背负着原罪，所以需要对上帝的虔信来去往天堂。其次，臣服的思想将本来所具有的自我解脱力量外在化某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明。佛教净土宗中的阿弥陀佛是自我觉悟力量的化身，通过遵循阿弥陀佛的意志就可以求生极乐净土；道教中有代表虚空中之生生之机的神明，将自然界的生机外化为神明，虽然道家强调自力的解脱，但是对神明的虔诚信奉可以起到推进作用。最后，臣服思想通过这种对某一个客体的虔诚信奉来使修行者放下自我意识，在虔诚的事奉中，借助他力来实现自我的解脱，所以拜师皈依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儒释道的修行中，既有自觉论也有臣服论，这两种修行方法的结合可以用一句俗语来概括“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三、儒释道修行的方法
（一）遵守戒律
1.儒家的戒律。在儒家的修行中并没有成文的戒律法则，但是在儒家的道德修养中处处可见与戒律相似的修行方法，南怀瑾先生更是有程朱理学是儒家的律宗而陆王心学是儒家的禅宗的论断。而儒家注重戒律的表现则在于对礼的重视，孔子曾谈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有一套完备的礼法制度，颜渊亦有“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的修养方法。到了理学阶段，更有借助礼法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苦行方法，且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法崇拜观。
2.佛教的戒律。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律”作为“戒”学在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也是作为崇拜的对象。释迦牟尼佛涅■时留下“以戒为师”作为佛教徒修行的基本指导。佛教的戒律学博大精深，在小乘佛教中尤为重视对戒律的修持，而在中国也有专门以此修持为宗的南山律宗。佛教的戒律是根据佛教身份的不同而进行区别受持的，不同于儒家将礼法作为一种普世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所有的儒者。“戒”甚至是佛教里面的独特的宗教体验，通过受持戒律可以得到一个戒体，此戒体以誓愿为体，这种戒体可以是心灵获得“防非止恶”的力量。
3.道家的戒律。道教的戒律体现在道家修行中的祭祀祈祷之中。因为道教的神仙信仰非常注重祭祀祈祷，在这种对神仙的崇拜和事奉之中必然要遵守一些禁忌来表示内心的虔诚。所以，道教很强调对身心的规范，并将其成为斋戒。道家的戒律犹如佛教一样，门类众多，简单的有“三戒”、“五戒”和“八戒”。总得来看，道家戒律的内容有的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一致，有的类似于佛教的戒律，当然还包含一些道教所独有的对道、经、师的皈依和事奉的内容。
（二）忏悔改过
1.儒家的忏悔改过。儒家仍没有明确的忏悔仪轨来实现这一方法，但是并非说明儒家不重视忏悔方法的重视，例如儒家的“君子日三省乎”的功夫，颜回的“不二过”都是忏悔改过方法的体现。儒家仁学的最高道德意识和要求便是实现中庸之道，依据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儒家修行的目的就是消除“过”，所以改过在这里实现了过程和目的的统一。儒家的起源虽远远晚于中国的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但却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汉儒将神秘主义色彩的“天人感应”之说作为儒学的重要理论之后，儒家对“神道设教”的参与度极高，这种变化使忏悔改过有着个人道德实践的作用。
2.佛教的忏悔改过。佛教有专门的经忏仪轨，忏法是佛教徒自我修行的重要手段，佛经中也多有对礼忏利益的讲述。早期佛教的忏悔与他的戒律有关，僧团需要定期聚齐读诵戒本，忏悔改过。早期的忏悔分为布萨与自恣两种。在我国的忏法多是大乘忏法，一类是为了修行实践止观之学的忏法，如天台宗的详备的忏法，并以忏法作为规范僧团的制度。还一类按佛经所说，指定仪轨，这在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南山律宗更是汇融大小乘忏法，提出理忏、事忏、律忏三类忏法，著名忏仪则有《梁皇忏》。
3.道家的忏悔改过。
道家如同佛教，很重视忏悔，并有专门的仪轨。道教在创始之初多以符水、咒语治疗疾病的方式传教，那时便有专门供病人思过的静室和有书写病人姓名及服罪忏悔之意的“三官手书”请祷鬼神仪式。在以后的道教斋醮科仪中就有祭告神灵，叩头思过，谢罪忏悔，祈求降福消灾的内容。虽然道教的斋醮科仪门类很多，但基本都有专门的谢罪忏悔的内容。
（三）读经诵典
1.儒家的读经诵典。儒家有四书五经，儒家确实及其重注对经典的读诵和学习，强调读书的“眼口心”三到。在道德修养工夫尤其注重对儒学的学习，从孔子整理编纂经典开始教育之始，经典的读诵学习就成了儒生的基本功课和能力体现，汉唐的儒学基本围绕对经典研究展开的，到了宋明理学阶段，经典仍在修养功夫中极为重要，强调下学而上达，陆九渊的心学虽然强调“尊德性”，但在读诵经典一事也是丝毫不马虎，只不过注重优游读书，精熟为贵。
2.佛教的读经诵典。佛教的早晚课中都会有经咒的读诵，并且佛经中大多会谈到读诵经咒的诸多利益。佛教的各宗各派都有所依止的经论作为根本经典，例如天台宗的《法华经》，华严宗的《法华经》，净土宗的《阿弥陀经》等，即使在对经典不那么重视的禅宗之中，达摩祖师还是将修行分为了“理入”和“行入”，有“藉教悟宗”的方法，并用《楞伽经》或《金刚经》传心印。
3.道家的读经诵典。道教的早晚课中也包含了诵经持咒的内容，并且视为修行的一个重要基础。道教也有自己的道藏，经典众多，为大家所熟知的有《道德经》、《南华经》、《黄庭经》等。通过读诵这些经典可以对道家的基本理念获得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也可以对道家所追求的一种逍遥自在的境界产生遐想，从而愉悦自己的身心，陶冶自己的情操。
（四）静坐调心
1.儒家的静坐调息。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提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静是很重要的修行阶段，静坐也就成了儒家修行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庄子》中就曾记载颜回和孔子关于静功的讨论，颜回三次向孔子报告学习静功的体验，可见静功是孔子所教授的一种重要的修持方法。以后的宋儒中，朱熹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修养方式。
2.佛教的静坐调息。佛教中最典型的静坐调息的方式就是其修行的“戒定慧”三学中的“定慧”二学，也称为“止观”法门。在小乘佛教中一般讲求修行的次第，先通过五停心等手段得定，然后修行四念处来得慧；而在大乘佛教中则定慧等修，止观双运，典型的代表则是天台宗止观法门；在禅宗的修行知见中虽有“不论禅定解脱，唯论明心见性”的说法，而静坐仍是一种基本的功夫，甚至发展出了专门静坐的“默照禅”。
3.道家的静坐调息。道教在日常保健养生和修行中极其看重静坐调息的方式，在具体的观想中分为内外三种存想，一种是“内景存想”，将身体内部的脏腑进行存想，将脏腑视觉化，保养脏腑健康。一种是“外景存想”，就是将心念逐渐稳定与体外的某一自然事物，通过对自然事物的静观，消除与之的空间距离，将之内化与自己的心中，反复观想。第三种就是“内外景结合”，就是将外在的景物与内在的脏器结合，例如将心存想为一团火，以达到与自然合一。
四、结语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修行方法，比如，进行宗教祭祀仪式的方式，服用药物的方式（如道家的仙丹和佛教的甘露丸），祈祷的方式等等，但对于现在注重理性和科学的现代人来说，更容易接受没有很多宗教色彩的充满世俗味道的修行方式。所以本文仅仅讨论了四种方式，一方面发掘不同宗教学说修行在不同之中的相同点；另一方面发现一条有普世价值的完善人格，成就人生价值的修行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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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2
中国的传统宗教有所谓儒释道三教。这三种宗教在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三个之间时而相互攻击时而相互利用，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没有能形成一种统一的宗教而将这三种宗教揉为一体。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相对要短，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于诸多的原因也相对的微弱，甚至一直被当作一种外来的宗教而受到民间乃至官方有意无意的排斥，以至很少人注意到基督教如何对中国的传统宗教进行超越，本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宗教知之甚少，下面仅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1.基督教对于儒教的超越
任何一种宗教或者信仰体系，一般地，其思想与理论至少应包括世界观或者宇宙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历来众说纷纭；但是，考虑到本文的题目，所以在此也就暂且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儒教之所以被认为不是一种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缺乏宗教的一些要素，但它确实有着一整套相当完善的思想学说。而它的思想学说中，最富有价值的是它的道德伦理学说，
1．1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与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的一致性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督教也有相似的观点，下面就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1．1修身。儒家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孔子说“我日三省我身”，基督教更是主张时时忏悔;孔子主张“礼乐”、“仁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耶稣说“爱人如己”;孔子提倡“忠恕”，耶稣说“要原谅人七十个七次”；孔子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圣经》也主张各人要按自己的本分行事为人。
1．1．2齐家。儒家极其注重家庭的伦理关系并认为“百善孝为先”；基督教同样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比孔子还早五百年的摩西在他所传上帝的十诫中就明确宣告“当孝敬父母”。儒家认为“夫为妇之纲”；《圣经》也认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犹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般。
1．1．3治国。儒家有非常强烈的国家观念因而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达两千多年。《圣经》同样要求信徒要尊重“在上有权柄者”，“顺服掌权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在政治上儒家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圣经》也提倡主人要爱仆人,大的要服侍小的。
1．1．4平天下。“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即建立所谓“大同社会”。儒家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基督教尽管要建立的是天上的国度，但也愿天国能降临人间，或者起码要将福音传到地极。
1．2基督教对于儒教的超越
儒教与基督教在人性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儒教主张“性善说”，基督教则认为自从人类的始祖因违背神的命令，每个人生而带有原罪，正是由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使得儒家社会相对地缺乏法律意识而不能建立法治社会。
在家庭伦理方面，儒家社会不能建立“一夫一妻”制度；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于长辈是“孝敬”而非儒教的“孝顺”，使得基督教得以避免儒教盲目的“尊上”，同样的道理，在对待世俗的政权，基督教也是在顺服神的前提下顺服掌权者。
儒家思想之所以在伦理道德方面有着一些不足，其原因在于它缺乏相应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与人生观，使得它整套的道德伦理缺乏坚实的哲学基础，而变成一套空洞的道德说教。的确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发问“为什么我要进行道德修养，而不追求更加现实的东西，毕竟人生短暂。”
2.基督教对于佛教的超越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们之间当然有不少的相似性。尽管佛教被称为一种智慧型的宗教，但本人以为基督教也同样能够超越佛教。
2．1佛教与基督教在人生观方面的相似性
佛教与基督教都同样认为每个人有独立于身体的灵魂。人类的肉体死亡后，生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佛教认为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基督教则认为世界有“最后的审判”，公义的神将审判每个人。。
佛教认为现实人生是“无常”、“无我”、“苦”，而“苦”是由每人自身的“惑”、“业”所致。基督教也认为人的一生是“劳苦愁烦”、信徒在“世上有苦难”。但基督教认为人类的“苦”是人类为自己的罪所应付出的代价。
怎样摆脱“苦”佛教主张依据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劳、超脱生死轮回而达到“解脱”；基督教则认为人类唯有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让上帝进到个人的生命之中，从而获得一个永恒的新生命。佛教与基督教到底谁的“办法”更有效，每一个认真在追求真理的人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去寻找答案。
2．2基督教对佛教的超越
尽管现在的佛教自认为是入世的宗教，但本人以为佛教是出世的宗教，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相去甚远。难怪唐代大儒韩愈要灭佛。而基督教却能与儒教在价值观方面有相同点。
尽管佛理精深，但佛教却没能解释宇宙、生命与人类的起源，恐怕一个“缘”字很难满足人类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另外，到底人类的“惑”与“业”从何而来？还有，既然所有的生命都处于轮回之中，那么，谁在掌管这个“轮回”大权？因此，本人认为，佛教正是在世界观或者宇宙观方面的欠缺，而使它缺乏理性方面的根据而逊色于基督教。
3.基督教对于道教的超越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本土宗教，在中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现在，也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与基督教的《圣经》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认为老子有得到神的启示。而中国的道教就是尊老子的学说为其重要的哲学根据之一。
3．1基督教与道教在世界观方面的相似处
道家的道是超五官经验的，神秘而难以用人类的语言进行描述。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基督教也认为人类因为罪而与神已经隔绝，除非人类得到神的特别启示，否则人类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神。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之元始。如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道家认为道为宇宙维护者，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所谓：“道生之，德畜之”基督教同样认为神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因此，道教认为宇宙、阴阳、万物皆由道化生，在这一点上，的确与基督教有很大的相似性。
3．2基督教对于道教的超越
尽管道教认为通过一定的修炼方法，包括服饰、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等，人可以达到成仙而长生不老。基督教则强调“因信称义”，即任何人只要愿意悔改而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就可以得享永生。
道教尽管有一定的宗教仪式，，但对于普通的信徒来说，除了向神明祈求平安、升官发财外，很少触及到人类的灵魂，以至陷进迷信之中。而基督教则始终关注人类灵魂的处境。
基督教之所以能超越道教，本人以为他的关键就在于基督正是“道成肉身”。正如《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道教的“道”更多地将人推向“玄”学，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从道教创立到现在，真正“得道成仙”者有几人？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3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茶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当前的素质教育来说，茶道精神的引入，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修养、意志品质，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在体育人文教育中，茶道精神的引入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本文结合茶道精神本身的内涵，对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简单分析，希望对相关的体育人文教育工作者有所启示。
关键词：
茶道精神；体育人文教育；作用
作为我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的重要一类，茶道精神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茶道精神的价值被不断挖掘，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并成为利用传统文化提升体育人文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体育人文教育，对于学生自身品质、道德修养、人文素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现状来看，通过茶道精神推动体育人文教育的发展，并提升体育人文教育的效果，仍然是一条非常可行的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作用进行探析，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1茶道精神简析
何为茶道，最为简单、纯粹的理解就是品味茶、欣赏茶的美感之道。我国种植茶叶、饮用茶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茶道精神的内涵从最初的饮茶方式到饮茶艺术，再到成为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其内涵被不断丰富、不断扩充。到今天为止，茶道精神的内在实质已经非常丰富，并自成体系，茶道精神不仅仅代表了饮茶、品茶的礼仪精神，也包含了从茶叶中品味出的生活感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代表着清静、悠然、与世无争、修生养性的生活方式。茶道精神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深刻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本土文化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茶道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本质的载体，带有深刻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理念的烙印。从茶文化体系层面来说，茶道精神即是茶文化的核心精神。茶道精神中包含了儒家文化，茶道精神崇尚的和谐、仁义、礼仪都是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要体现。茶道精神中包含了道家思想，茶道精神中超脱世俗、安静从容、悠然自得的精神追求，就是道家思想的重要体现。茶道精神中也包含了佛家文化，茶道精神倡导的清心寡欲、静坐修身、俭朴求真的理念，就是佛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茶道精神的灵魂，与其说是茶叶文化的灵魂，倒不如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可见茶道精神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深，以及茶道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联系之紧密。茶道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精神内涵一同影响着中国人，一同引导着中华民族在思想层面上的前进方向。爱茶人士将茶道精神归结为“理、敬、清、融”四个字。具体来说，理指的是理智、事理，引导人们通过饮茶明理，做事要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在理智的支撑下，在事理的主导下，行为才能不失方向、不失准确，做人才能正直；敬指的是敬意、礼貌，引导人们通过品茶明礼，要重视各种行为活动中的礼仪、礼节，通过礼貌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情谊，通过礼仪实现人和人之间良好的沟通，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清指的是清廉、清心，品一杯清茶，让心中的杂念沉淀下来，让心绪回归内心的本真，回归心灵的纯粹，以此涵养人的节操，升华人的品格，引导人做一个心灵纯洁、精神超脱、清廉正直的人；融指的是融洽、和谐，品茶的气氛是融洽的气氛，茶道的精神是包容的精神，在品茶的过程中，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包容、和谐，茶禅一体，世间万物尽在包容本心。
2茶道精神与体育人文教育的融合可行性分析
体育人文的精神，是包容的精神，是团结的精神，是和谐的精神，是公平正义的精神，客观地看，体育人文精神和茶道精神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联互通的。基于茶道精神和体育人文精神的共同之处，将茶道精神的内在本质提炼出来，促进茶道精神与体育人文教育的融合，对于提升体育人文教育的效果来说，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和实践价值的。茶道精神与体育人文教育的融合，对于二者来说都可以受益。在融合过程中，茶道精神在现代教育中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这对于茶道精神在当代的继续发展、传承来说，非常有帮助，通过现代体育人文教育的良好开展，茶道精神的影响力必然会继续扩大，茶道精神的价值理念和核心内涵也必然被更多的人所知悉、所接受。而茶道精神对于体育人文教育的促进作用则更加突出，基于茶道精神和体育人文精神的契合度，茶道精神的融入，可以迅速升华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实现体育人文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接轨，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方式显然更加能够增加中国人对于体育人文精神、体育人文教育的认同感，进而促进体育人文教育质量、教育效果的提升。
3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实践表明，在茶道精神的辅助和推动下，体育人文教育的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这正是基于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此，将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突出作用分析如下：
3.1升华了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
现代体育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向学生传达体育人文精神内涵，以此为基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人文价值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体育人文教育往往由于内涵单一且过于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导致学生在体育人文课程中产生逆反情绪，严重阻碍了体育人文教育的开展。而茶道精神和体育人文精神有所不同，茶道精神的内涵更加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茶道精神广泛的社会受众基础，也更加能够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动力。将茶道精神融入到体育人文教育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改变体育人文精神内涵单调、乏味的客观现状，升华体育人文精神的本质。茶道精神与体育人文教育的良好融合，从更大层面上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融合，不仅可以升华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而且非常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素养，拓宽学生的体育人文视野，可谓一举多得。在现代体育人文教育中，茶道精神的融入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其基础就在于丰富和升华了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使体育人文教育可以从更宽广的精神领域向学生传达理念，这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来说，益处良多。
3.2突出了体育人文教育的重点
体育人文教育是以提升人的体育人文素养、涵养人的体育人文精神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教学活动。体育人文教育的特征表现为教育的人文性、持续性和多样性。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体育人文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自由平等、个性解放、公平正义、崇尚健康（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皆有之）、和谐包容的价值观和精神品质，塑造学生成为真正具有现代体育精神、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对体育人文教育重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人文教育的重点内容和茶道精神的核心表现不谋而合，这为茶道精神与体育人文教育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体育人文精神和茶道精神的比较、融合过程中，二者的相同点被数倍放大，而这些相同点正是体育人文教育的重点。通过茶道精神的良好推动和有效支撑，体育人文教育的重点领域、重点内容凸显出来，学生可以更加鲜明、一目了然地掌握体育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涵，而教师也可以更加一针见血、事半功倍地将体育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教授给学生，大大提升了体育人文教育的效率、质量，实现了体育人文教育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3.3以人文素养净化体育竞技领域
现代体育竞技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形式和丰富的内涵，从体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这是体育竞技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真实的体育竞技项目中，仍然有很多不和谐的行为、不正当的做法、不科学的理念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污染了现代体育竞技领域，甚至将现代体育领域的价值观引向偏颇。在这样的情况下，茶道精神的引入，犹如一股清泉，以其中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底蕴，有效净化了体育竞技领域。茶道精神崇尚和谐、融洽、包容，茶道精神追求明理、明礼、正直，这都是茶道精神中人文素养的集中体现，以茶道精神的影响为推动力，将茶道精神中的人文素养展现出来、传达出来，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文素养之于现代体育竞技是多么的重要。真正的现代体育竞技，是人文和体育的结合，是道德与竞技的融合，茶道精神在体育人文教育中的融入，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竞技价值观，从体育竞技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以茶道精神中的人文素养净化体育竞技领域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3.4促进学生内在人文素养和外在体育素养的全面提升
时展到今天，无论何种层次的教育，都越来越重视人的内在、外在素质的全面提升，以此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培养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将茶道精神融入现代体育人文教育当中，就是促进学生内在人文素养和外在体育素养全面提升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做法。从内在人文素养来说，茶道精神可以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影响力，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形成完善的价值判断能力，让学生充分掌握何为人文素养以及人文素养的重要价值。从外在体育素养来说，在全面健身的理念下，茶道精神倡导的和谐、融入、交流互通，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养成体育参与习惯，产生体育参与需求，并帮助学生掌握以人文素养为支撑的正确的体育竞技价值观、判断力，使学生在参与体育竞技活动的过程中，既完全融入，又张弛有度、行动有节，以一个健康、向上、公平、正直的体育参与者的姿态，促进现代体育竞技领域的发展进步。
4结语
体育人文教育，是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健康发展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基于茶道精神和体育人文精神的高度契合度，将茶道精神融入到体育人文教育中，具有非常高的可行性，并且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茶道精神对体育人文教育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在未来，应当继续挖掘茶道精神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精髓，探索茶道精神和体育人文教育的融合方式，更好地将茶道精神植入、融合到体育人文教育当中，丰富现代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拓宽学生体育人文视野，在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体育人文内涵并塑造科学的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同时，间接促进体育竞技领域的人文素养的提升，有效推动体育竞技领域的继续发展。
作者：胡泯 单位：攀枝花学院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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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4
[关键词]邵雍 物理之学 性命之学 心学 先天之学 后天之学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这首诗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写的，题目叫《观易吟》，诗中流露了作者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智慧，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
当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观物篇》中的“物理”之学，而比较忽略其“性命”之学。其实邵雍不仅是宋易之区别于汉易的开风气的人物，而且还是宋明理学“心学派”的开拓人物，他不仅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宇宙论图式，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性命学说、修养理论与价值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论“性命”的“先天易学”体系。唯其如此，才备受二程、朱子等理学大师的称赞。邵雍的人文情怀、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天人相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问题是邵雍象数哲学的基本问题。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把易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物的，即“天学”，又称“物理之学”；另一类是研究人的，即“人学”，又称“性命之学”。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学”。邵雍还用了两个概念：“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先天之学”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当于“天学”；“后天之学”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当于“人学”。 ①
在对待天人的关系上，如果说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义理易学派偏向于人道，象数易学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天道与人道，天学与人学、先天与后天、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进他的易学中。他在《观物内篇》中说：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则一也。
邵雍引用《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天道”观，将“天道”归结为阴阳、 刚柔；同时继承并改造了《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观，将人道归结为“正邪”，“仁”与“义”都属“正”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邪”。在邵雍看来，人之正邪与天之阴阳、刚柔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各自的表现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道”上。邪正来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阳崇阴的折射。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函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②
邵雍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说，其《观物外篇》说：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贞，交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认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参与主观意识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元亨利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时，反映了在天道四时以及自然万物的变易流行；吉凶悔吝反映了人事的变化规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对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则吉，违天时则凶，元亨利贞四德各包含吉凶悔吝四事，吉凶悔吝四事又对应元亨利贞四德。邵雍在《观物内篇》中从另一角度归纳天道人道：“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阴阳、刚柔是天道本然的现象和规律，而领悟并运用这种规律的却是人。
邵雍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观物内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对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观物内篇》）
这样的圣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到的，只有“察其心，观其迹
，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来，除了伏羲、黄帝、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称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经典，邵雍将春夏秋冬称为“昊天之四府”，将这四部经典称为“圣人之四府”，两者一一对应，《易》为春，为生民之府；《书》为夏，为长民之府；《诗》为秋，为收民之府；《春秋》为冬，为藏民之府。将四府交错组合，则有四四一十六种，如《易》与《易》、《书》、《诗》、《春秋》组合，则有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四种。其余类推。认为这四部经典是为了贯天人、通古今。邵雍还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物类形态结构作了 比较，认为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有对应关系，《观物外篇》说：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叶繁，应天地数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之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休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两手，翅也；两足，趾也。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不仅将人的四肢、十六象、一脉三部九候、形态特征等与天地之数相对应，而且将人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人是禀天地之气生，是天地万物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品种。此外，邵雍还对人的五脏、六腑、五官、七窍的来源作了分析，《观物外篇》说：
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柔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胆生耳，脾生鼻，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认为人的五藏六腑由阴阳、刚柔交合而生，人不仅与外部的天相对应，而且人体本身内在的脏腑与外在的器官、与精神意志一一对应，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应与《黄帝内经》不同，《内经》主张心开窍于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与二阴，脾开窍于口，肺开窍于鼻；心藏神，肾藏意，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邵雍可能另有所本，但这种将人视为宇宙天地的全息系统，以一身统贯三才之道,“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交乎中，三才之道也”,则可视为《易经》和《内经》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是“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分层描述。
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学的建构
邵雍是一个由道入儒，由儒入道、儒道通贯的学者，早年师从李之才学习物理之学、性命之学（事载《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其后在明自然的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建构一套带有厚重道家色彩的推衍宇宙万物的物理学体系，从而获得“观物之乐”；在贵名教的性命之学上推荐儒家，建构了一套带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宣扬人文价值理念的性命学体系，从而获得“名教之乐”。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被邵雍归结为“易”中，邵雍认为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易》之体用兼综道、儒，在邵雍那里并没有象朱熹批评的那样“体用自分作两截”，而是在《易》的大道统帅下，儒道二家之旨、物理与性命之学（即天学与人学）、内圣与外王之功，被合理地、自然地统一起来，既没有逻辑矛盾，又没有斧凿生硬之嫌。可以说：邵雍是以“易”贯通儒、道③的重要代表人物。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周易·说卦传》对“易”所下的命题之一，邵雍对此作了解释：
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观物内篇》）
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观物内篇》）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观物外篇》）
“性命之学”即邵雍所称的“人学”。所谓“性”指人性，所谓“命”指天命，所谓“理”指物理。这三者同归之于“易”之大“道”——即阴阳变化之“道”、天人合一之“道”，太极一元之“道”……显然邵雍是参合了《周易》与《中庸》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能致命于人，进而赋予人的本性，遵循本性的自然发展而行动就是“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能够统领“性”、 “命”、“理”于一体，邵雍说“《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性命之理即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周易》之“道”的体现。这个“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在物则为“理”，在人则为“性”。“命”是由天决定并赋予人而为人所具有的。张行成对邵雍性命学作了阐释：
命者，天之理也。物理即天理。异观私，达观则公矣，公则道也。（《皇极经世索隐》）
性命，天理、物理都归结于“道”。所以邵雍说：“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天地万物之道尽于人矣。”天地万物之“道”通过人的性命之理而显现。“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中的“我”，指有主体性自我意识的人。
由此可见，邵雍的“性命”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性命”包含天地万物，狭义的“性命”则专指人。邵雍说：“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观物外篇》）“天下之物，莫不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观物内篇》）这里的“性”、“命”以及“理”是广义的。就狭义的“性命”而言，邵雍认为人之“性”有两个特点：一是人性同于物性，“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二是人性高于物性，不仅表现为人有灵性、有智慧、有意识，所谓人为“万
物之灵”，“无所不能者，人也。”而且表现为人有道德、有伦理、有价值理想，所谓“唯仁者真可谓之人矣”，“性有仁义礼智 之善。”
人之“性”与“心”、“身”、“物”、“道”等范畴，有密切关系，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中对比作了总结；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
“性”是“道之形体”，“道”在于人则为“性”，在于物则为“理”，“道”是无形的，而人“性”和物“理”则是“道”的显现，好比是“道”的形体，“道”的外延和内涵都大于“性”，④“道”包括了人“性”和物“理”，“道”既含有自然万物的变易规律（“理”的内涵），又含有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性”的内涵）。“道”是一个最高范畴，在“道”的统领下，邵雍提出了四个命题：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性的郛郭（城堡），身是心的区宇，物是身的舟车，就这四个命题的外延看是：
性＜心＜身＜物
“性”范围小于“心”，因为性的本质为善，而心包涵了善与恶、正与邪，性居于心中却不能该尽“心”；“心”小于“身”，因为心只是身中众多器官中的一种，身是心的寓所，心居于身中却不能该尽“身”；“身”小于“物”，因为人身只是万物中的一种，身居于万物之中却不能该尽“物”。然而从内涵和地位上看，却是恰恰相反：
性>心>身>物
“性”作为“心”中的善的本质，是最值得宏扬、修养的，其内涵最为丰富，其地位最为尊贵；“心”虽居于身中，但却为身之“君主”，可以主宰身；“身”虽从属于万物，但万物如果失去人“身”，没有主体的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因而身又是物的主宰。
邵雍表述这四个命题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更进一层，将性命之学置于宇宙大系统中，通过对彼此关系的分析，突出了人性既高于物性又源于物性，既高于自然又源于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接着邵雍又从认识的角度对这几个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
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者，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
邵雍所谓的“观”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观物”是邵氏认识客体世界的核心方法。这里邵氏强调的是要以本层面之道、性、心、身、物“观”本层面的道、性、心、身、物，这样才能不损害对认知对象的客观、公正的理解，从而获得“两不相伤”、“情累都忘”的观物之乐中。如果以上层面去“观”下层面，则难免有情累之害。对道、性、心、身、物等概念，朱熹作了解释：“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的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这段话从内涵和外延上对这几个概念作了区分，虽然朱熹偏重于道德修养上解释，与邵雍偏重于理性认识有所不同，但对这几个概念的界说还是基本合理的。
在人性论上，邵雍综合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更值得一提的是，邵氏还从认识论上讲人性问题，他在《观物外篇》中将“性”与“情”
作了对比：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圣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强知，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则众人矣。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性”是与“情”是相对的，这是继承了李翱等人性情对立、性善情恶的观念。“以物观物”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去认识事物，不带有自我的主观好恶之情，
因而是公正，明白的；“以我观物”就是按照自我的主观意愿去认识事物，因为带有个人的感彩，所以就偏颇而暗蔽。“以物观物”既是事物的本性，又是人的本性。在认识活动中，能够实事求是，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这是圣人而非众人的本性。
张行成发挥了邵雍“性”“情”对立说：“爱人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性也。”以《中庸》的“中和”说解释人之“性”。
邵雍从认识论上认为只有主客合一、尊从客体本来面目又不掺杂主体的感彩，才是事物和人的本性，这种立论方式独特而巧妙。
邵雍的“性命之学”与他的“心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心学”是邵雍对自己哲学体系的称谓，“心学”包含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因为邵雍将“心”分成“天地之心”与“人之心”两大类，其中“天地之心”讲的是物理之学，“人之心”讲的是性命之学。就“人心”而言，邵雍又将它分为两大类，即“众人之心”与“圣人之心”。
所谓“众人之心”，邵雍称为“人心”、“人之心”。《观物外篇》说：“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心是人的君主之官，是思维的器官，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此“心”不是生理之“心”），人之心具有认识物类性情形体的能力，具有主观能动的灵性（人为“万物之灵”）。《观物内篇》说：“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人之心与天地之心有什么关系？《观物内篇》作了比较：“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与！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与！”“天地至妙者”即指天地之心，其特点是“一动一静”的本然之理，不是受人的主观意愿干预的客观存在；“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就加上了人的主观之“心”而言，人之心在于“一动一静之间”，即人心非动非静，但却主宰动静。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⑤。人体主观感知自然，能动地改造并独立于自然，是人心的本质特征。然而众人之心是兼指正邪、性情、善恶而言的，有邪、有恶即乱世之源，有情、有欲亦昏蔽、不公之始。因而真正肇始自然万物、能成为“天地之心”的本源者只有“圣人之心。”
所谓“圣人之心”则是一种无情无欲、无邪无恶的纯净之心，是众人之心的精华，它源于众人之心而高于众人之心。《观物外篇》说：“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这个“圣人之心”即“人性”——人的纯洁、虚静的本性。邵雍对“圣人之心”作了描述：“人心当如止水则定，定则静，静则明。”“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物。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观物外篇》）说明圣人之心是静止、澄明，不起念头的。所谓“心一而不分”张行成解释：“心之神，其体本虚，不可分也。随物而起，泥物而著，心始实而分矣。”（《观物外篇衍义》）因为心本体为虚，所以不可分，不可动。圣人之所以能达到本性境界，是因为无思无为、洗心、退藏。这种圣人之心就是不动的“太极”。
邵雍的“心”从功用上可区别为两种：
一是作为本体的“心”。《观物外篇》说：“心为太极。”“万化万事生乎心也。”说明“心”是生成万事万物的本源，然而这个“心”到底是指“天地之心”还是指“圣从之心” ？邵雍曾说过“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观物外篇》）可又说过“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击壤集》）既然“心在天地前”，说明这个“心”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人心（圣人之心），“天地自我出”的“我”即人之心。可见这个宇宙本体的“心”即是人之心——圣人之心，然而天地之心与圣人之心实为一体关系，据邵雍之子邵伯温解释：“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天地之心，盖于动静之间，有以见之。夫天地之心，于此见之；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见之。”（《宋元学案·百源学案》）可见本然存在的客观之道（“天地之心”）即是通过圣人的主观认识（“圣人之心”）才得以显示的，人与天地自然的沟通也是通过“圣人之心”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因而可以说圣人之心即反映了天地之心，从而成为宇宙的本体。
二是作为法则的“心”。《观物外篇》说：“先天之学，心法也。”“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生死者，道也。”这是以涵括天地万物之理的先天学法则为“心法”，邵雍认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法则既是八卦、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生成的法则，又是天地方圆、四时运行、人迁、万物推移的法则，“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观物外篇》）所谓“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是说天道变化与人心思维具有同一个法则。朱伯昆 先生认为，邵雍以其先天图及其变化的法则出于心的法则，此种观点实际上是将易学的法则归之于人心的产物，他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就其理论思维说，是将数学的法则，如他所说的一分为二、方圆之数的演算等等，看成是头脑自生的、先验的东西。总之，认为数的变化和演算的规律性，存在思维自身之中，是从思维自身的活动中引出来的⑥。
综上所说，可以看出邵雍的性命之学——心学是一个以象数（先天学）为心法、以心性为本体、集本体与法则为一体、视天地之心（天道）与圣人之心（人性）为一理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被邵雍十分巧妙、圆融无碍地贯通在“易”理之中，在“北宋五子”中独树一帜。应该说，邵雍也是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开创者，当然邵雍的心学与程颢的心学有同有异，其相同点是都视天理与人心为一体，都以圣人之心为天地之心，所不同点是邵雍偏向于冷眼观物，偏向于从认识论方面观照天人法则、体会圣人之心；而程颢则偏向于潜心识仁，偏向于从价值论方面修养道德、诚敬体物、扩充圣人之心。当然邵雍并没有取消道德修养，而是从另一层面讲“养心”、“修身”、“主诚”。
注释：余敦康认为：“邵雍称自然科学为天学，人文科学为人学，并且以有无人文因素的参与作为区分先天与后天的标准。”（《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226页）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220-227页。
“易贯儒道”的观点，参见拙著《易道：中华
文化的主干》，中国书店，1999年1月。
余敦康先生《内圣外王的贯通》第237页认为：“就外延而言，道大而性小，性从属于道；就内涵而言，则道小而性大，因为人之性除了同于自然的物之理外，还包涵着极为丰富的人文价值的规定。”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5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不断的碰撞，促使广告设计也渐渐意识到传统美学的重要性，其中计白当黑这种视觉审美形式在实际设计和应用的过程中逐渐获取了一定的成绩，与当代的“简单即美”的美学原则不谋而同，这值得深思。因此，在广告设计的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计白当黑在其应用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为不断发展的设计提供有效的依据。
关键词：
计白当黑；传统美学；广告设计；应用
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视觉上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因此广告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而广告设计师紧随步伐，努力引导着设计走向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目标定在营造和谐简单空灵的视觉空间。物质横流的时代，越来越多设计师追求“极简主义”这种高度提纯、摒弃繁琐细节的设计风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广告设计的变革往往是今天各类设计思潮变革的风向标，如何营造出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形态，在极少元素的基础上追寻视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已成为广告设计师必须重视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这种情况下，计白当黑这种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也逐渐成为广告设计的一种重要的发展形式。
一、计白当黑的传统美学
中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拥有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中国具备的传统美学也有很多的理念和方向，其中就包括计白当黑，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经营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依据中原的先秦百家文化为基础得来的，并且在之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和创新，其中道家、儒家的理念占据重要的位置，之后在东汉、晋朝等时期佛教传入中原，并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与儒、道两家理念的结合逐渐创造出具有特点的佛学系统——禅学，同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有更多的理念和思想融入到中国文化传承中，以此逐渐形成现阶段的“计白当黑”理念，这是我国中外艺术创作理念中经常应用的形式。中国画中的空白背景就讲求“计白当黑”，尤为重视空白的地方，留白的空间非无物，恰是蕴涵无穷意义的神秘感和魅力,是一种悟的意境。在任何视觉艺术中,空白空间常被忽略,但用的好，却达到了“此处无物胜有物”的视觉效果。在广告设计里，“黑”不非指黑色，而是构图中的物象，“白”则是留出的空白，将“白”的作用等同于物象来布局，是一种逆向思维，需要设计师的设计达到高度概括，精简至极。“计白当黑”这种构成形式，在广告设计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二、“计白当黑”的传统美学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体现
（一）现代化的招贴设计
招贴设计是一种“瞬间艺术”。优质的招贴可以让观看者在第一眼的时候就明确相应的信息，并且激发消费者的心理，达到设计的目标，同时在观看者的心底留有一定的地位。这就需要招贴具有一定的艺术构思。所有的艺术都不能展现全部的思想，尤其是在设计招贴的过程中，在有限的空间条件下，促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这则招贴广告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并且难以忘怀，以此需要进行有效的设计。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以少胜多的理念，需要在构图的过程中依据“计白当黑”的理念进行有效的结合，促使其具备一定的对比关系，同时结合传统意义上招贴设计的优秀案例，进行有效的设计工作。在香港的平面设计师靳棣强，就设计出了非常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告。并且，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他认为美的原则只有三种：第一，创新的理念一定要是新颖的；第二，创新已经要依据承先启后，打破传统进行创新的理念；第三，灵活应用，满足需求，有效应用。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关注的也是老庄的哲学理念，更是中国山水画表达的理念。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并且有效结合西方现代设计理念，其设计的大部分作品都展现了这种理念。在设计《自在》的招贴广告中，有效的结合了中国水墨画的技术，并且融入了现代化的科技技术，促使相应的作品不但具备传统韵味，还蕴含着一定的现代技术。
（二）现代化的版式设计
在工业时展的过程中，广告设计总的版式设计有助于应用产生、擅变，其需要结合有效的形式进行信息的传递。简单、明确的现代主义风格是广告设计的重要形式，有助于更好的传递信息，提升其传递的速度，促使版式的设计更为简约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装饰，注重留白的应用。“东方绘画，尤其是中国画的黑白相应，展现了东方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黑”和“白”在版式设计上的应用，促使版式中具备虚实结合、相辅相成的特点，从而更加丰富了版式设计的特点和意义，具备一种无限的、含蓄的魅力。在实际版式设计中有效的应用“黑”和“白”的关系，促使版式在展现的过程中更具有一定的对比性，从而激发观看者的兴趣。现代化的版式设计在应用“留白”的时候，不但有助于语言更为简洁、明确、主次分明、相辅相成，还可以促使各个版面得到有效的统一。例如，美国的纽约时代时尚杂志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相应的版面获奖。杂志最主要的不外乎是文字和图片，图片依据重要性而决定大小，但几乎所有杂志都被格式限制住，主编和美术总监没有意识去让杂志如何做的更有可看性，而通过计白当黑的传统美学可以有效的产生对比，为观赏者带来眼前一亮的视觉冲击。此杂志不但可以明确其版面的有效性，还可以丰富整体的版面设计，提升其版面的特点，从而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束缚，并且结合文章稿件、图片、装饰物等，结合有效的留白艺术技术，促使版面设计展现一定的审美理念，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版面设计美，并且依据“留白”的技术，有助于提升版面设计艺术的魅力。
（三）现代化图形设计
在实际现代化图形设计的过程中，依据消费者的需求和观念，促使实际设计满足简单、便捷、集中的特点。例如，太极图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从古至今，有多少的武侠传记中展现了太极、武当的特点，又有多少中国历史文化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古老的太极图依据表面看是黑白两条鱼的图形转换，但是其也蕴含着黑白对比、虚实结合的观念，这也是最为简单的论证思想。其中荷兰画家、图形大师埃舍尔在实际设计作品的过程中应用这些特点非常的娴熟。例如，在把个头像、鹅等作品中，依据形态和形状的不同，构成新的形状，并且两者拥有相同的线头，彼此生长，图底互换。其负形研究影响了现阶段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在日本平面设计师福田繁雄的设计作品中，结合自我独特的观念有效的表达图形语言的信息资源，从而为观看者提供一定的视觉冲击。这种图形之间的微妙特点和关系，要比勾画小物像更为复杂，有助于激发消费者的兴趣，促使其在观看图形的过程中不断的回味和研究，从而展现现代图形创意的特点。在实际设计作品的过程中，设计师依据自我独特的设计思想，明确有效的发展方向和极具魅力的展现形式。人们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更为关注实体的设计，以此忽视了对虚无空间的应用和创造，因为对于人们来说实物是可以明确的，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展现黑的部分，对于虚无来说，与实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互性，在实际设计图形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两者都是彼此相对的，虚形一直存在于实物的周边，而两者既有不同点也有相同点，同时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实、虚两者的互换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有助于设计者更好的进行转换思维，但若是将视觉的重点看作中心，那么其他就成为了底图，反过来底图也可以成为中心。
三、明确应用“计白当黑”美学
在实际设计的时候，需要明确其思维的发展方向，整理整体设计的理念，全面几何设计理念和审美观点进行，需要在局部进行变化，在不变中推陈出新，在不断创新找到特色。需要明确其艺术语言的特点，并且有效的结合黄金比例，全面的进行设计。全面化掌控元素的有机结合，注重简约化，关注其秩序美，促使其简单的设计图形具有一定的视觉影响力，引导其“留白”的特点和设计主题相辅相成，以此保障其“留白”可以满足消费者和观看者的审美需求，从而达到视觉艺术设定的目标和需求。空白的应用有助于主体的凸显。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应用，不但需要设计主体具备一定的空白，同时还要彼此对应，空白若是没有对比，那么人们就无法理解空白的真正意义，以此导致设计的意义没有得到彰显，失去意义。要想依据空白展现一种缺少的意境，需要有效依据“灵”的特点进行设计。在设计空白位置的时候，其大小、方向等都有一定的要求，需要具备美的魅力，并且依据内容促使其构成一种优质的情境。虚无等同于空，不是一事无成，而是一个意境中又存在另一个意境，其是没有尽头的，从而在整体中展现超出现实的审美观点。留白就像是生活中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人才。其中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曾提到过“沉默，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对话的一部分。”依据中国古代文学简述这一情况，可以依据《道德经》中的“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进行解释，这是由老子提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意在推崇自然的、而非人为的美。白话翻译：越好的音乐越悠远潜低，越好的形象越飘渺宏远。喻指“越是大的成就往往越穿透悠远，越是大气度的往往越包容万物。”沉默是生存的形式，留白是设定的规划，其主要是将其作为美学的观念和哲学思想进行研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依据计白当黑的传统美学进行广告设计的过程中，有助于提升广告设计的内涵和意义，并且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和影响。不管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实际设计的过程中，都需要实际设计的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这两种能力对于设计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的设计结果难以得到所有人们的理解和明确，但是在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也就明确了计白当黑的传统美学在广告设计中的地位。同时，还有人指出若是广告创意非常的乏味，那么你创造的图像也就非常的乏味。不断的研究、分析和深究，从而为创意设计灵感提供有效的发展方向，并且为那些不断努力思考的人提供有效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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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范文6
一、天地之性与本心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人性应该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实在。而人性论则是对于人的本质规定的看法，是从社会生活出发对于何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认识的总结。所有的人性论都是抽象的，因为它是对于人性问题的哲学概括；所有的人性论也都是具体的，在抽象的理论或观点背后，反映着具体的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就此而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理论冠之以"抽象人性论"而予以鄙薄，是一种狭隘和独断的做法。
在历史上以及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而人性论在时间上是在不断地演变的，在空间上是多样存在的。在哲学发展的童年时期，人们往往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规定，而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社会规定性。中国儒家哲学倾向于把人的道德性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规定，这虽然已是以人的社会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但其将道德涵盖人性之全部，则甚有偏颇与局限。而今人则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用人的实践、人的生活来说明和看待人的本质。这都标志着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认识上的变化与进步。由于儒家主要从道德上来说明和规定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人性论称作道德人性论，并以此分析朱陆对于人性与道德问题的理论和观点。
1、性即理与心即理
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朱陆在道德人性论问题上似乎大相径庭。实际上，朱子与象山在与人性有关的许问题上看法都极其相似。
第一、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朱子说："人之性皆善"（《朱子语类》卷四），象山说："人性本善，其不善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他适矣。"（《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第二、在人性的根源上，朱子与象山都认为"性"来自于"天"。朱子说："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地也。……自其理而言，则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于天谓之性。"（《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所谓"性"，是人从"天"处所受之"理"，就此而言，可谓"性即理也"。
朱子言"性即是理"，又讲"天"讲"命"，此"天"与"命"、"性"与"理"四者如何区别？朱子同意将四者作如下区分："天则就其自然者而言，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朱子语类》卷五）此四者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实同而用异。"（同上）此外，"天"、"理"和"性"、"心"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大抵言性，便须见得是元受命于天。"（同上）"性与气皆出于天，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便具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因此，就"性"之来源而言，其来自于"天"；就"性"之本质而言，"性"乃是"理"；就"性"之担当者或主体而言，其属于"心"。
象山也同样把"性"的根源归之于"天"，他明确提出"在天者为性"的论断。象山弟子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象山答道："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又问："莫是同出而异名否？"象山曰："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是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何为"在天者为性"？张立文先生认为，此即是有"天命之谓性"的意思。象山说："'成之者性也'，又复归之于天，天命之谓性也。"（同上）人性的根源就在于"天"。
朱子与象山把人性的根源都归结于天，从学术源渊上来说，他们都接受了《孟子》、《中庸》中把"性"推之于"天"的路线。《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而《中庸》开篇则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对此也都有解释和发挥。而象山也多援引上文。如曰："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天地之性人为贵论》，《陆九渊集》卷三十）
第三、人性是关于人的类的本质，而在说到具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人性之形成时，朱子与象山皆操"气禀"或"资禀"之说。
朱子持"气禀"之说："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人性是共同的，但作为每个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却是有差别的，这差别的根源，则在于气禀之不同。象山对于具体人性的形成，持"资禀"之说。他说："资禀好底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资禀好底人，须见一面，自然识取，资禀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与道相远，却去锻炼。"（《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说"资禀"，和朱子所言"气禀"相同，都是以禀气之如何来说明人性之差别。"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与包详道》，《陆九渊集》卷六）个人根性之差别，也同样是由于气禀不同所致。
以上是朱陆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相同之点。而上述相同点的背后，又有着理论指归上的根本不同。人之性本善，人之性虽然皆来自于"天"，人之具体之性也皆是由气禀所致，但人性的本质却有所不同。
在朱子看来，人性的本质或曰本质规定是"理"，亦即其所云"性即理也"。朱子对此论述甚详。如其曰："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四） "吾之性即天地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朱子"性即理"，实是承自程颐。他对小程夫子"性即理"一句评价甚高。二程讲"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朱子对此评价说："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子孟后无人见得到此。"（《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四）
何谓"性即是理"？朱子言："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孟子集注·离娄下》）此所言"性"，乃是人人所俱有的共同人性，亦即"天地之性"，或曰"天理之性"。人性的本质在于"理"。如果"性即是理"，那么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朱子弟子陈淳曾释之曰："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性》，《北溪先生字义》卷上）朱子本人解释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可见，"理"是人性的本质，并且"性"是"理"这种本质在人心中的显现。
"性即是理"，但具体个人之"性"又各不相同，除极少数圣人之外，个人之性又绝非全是"天理"。其原因在于人的气禀不同，气有清有浊，人所以有贤与不肖之分。但气禀如何，人与人在禀受"天理"方面只是多少程度之不同，而都具"天理"却是共同的。朱子以"理"来说明人性的共性，以"气"来说明人的个体之"性"的特殊性。
象山也讲"天命之谓性"，认为人性之来源在于"资禀"。"资禀"虽然在禀"气"方面与朱子"气禀"之说相近，然而其内在本质规定则说得不明。象山有时也称人"资禀"之"性"为"资性"，认为"人资性长短"（《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不同。但人所由"气"而"禀"者为何？朱子明确地讲为"理"，而象山则对此并不言及。朱子以"理"为本体，以"天"为人性之源，而人性乃为"得天之理"（《孟子集注·告子上》），是以"天"与"理"不二。象山以"心"为本体，也以"天"为人性之源，但象山认为"心即理"，更主张"心外无理"、"外心无道"，而"天"与"心"又不相同，故象山不问所禀者为何，也无法回答所禀者为何。这是朱子与象山在人性来源问题上的差别。
象山不言所禀者为何，是否表明象山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存在着漏洞或者缺陷呢？恐怕也不能如此说。朱子讲"气禀"于"理"而象山不讲"气禀"于何，是由于象山哲学与朱子哲学在本体上的根本不同所致。朱子用"理"与"气"杂，来说明个体人性之不同，说明人性之差别本是"理"同而"气"异。象山虽用"气禀"来说明人之资质不同，而其同者，则不为"理"而为"心"。如果说象山哲学中可与朱子"性即理"真正相对待的观点，与其说是"心即理"，不如更直截地说是"心即性"。朱子所说之"性"，乃"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而象山所云之"性"，"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在朱子而言，"性"与"理"不二；在象山而言，则是"性"与"心"不二。不仅如此，"性"之于朱子与象山，一在"心"，一在"天"。在"心"则是用"理"来说明"性"和规定"性"，而在"天"则是用"性"来说明"心"和规定"心"。
象山以"性"来说明和规定"心"，这便使"性"有高于与凌架于"心"之嫌，从而有妨于其以"心"为最高本体。这可以说是象山哲学中的一个不太明显的矛盾。因为象山对于"性"强调不多，并不过分重视。究其根源，则是来自于象山对孟子学说的继承和改造。象山继承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路向，而在孟子思想中，"天"与"心"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孟子用"心"来说明道德的根源或人的道德能力，诸如"四端"；与此同时，孟子又把道德的根源推之于天，把人所具有的道德能力或种子、倾向说成是先天具有的。孟子哲学尚不存在哲学本体的问题，而到象山时，哲学本体论问题已经突显，故象山提升"心"之地位，赋予其大本大原的本体地位，从而对孟子关于"心"的学说作了改造，而对孟子学说的另一极"天"则未予以很好地清理，只是顺着孟子而言"天所予我者"等。这也就是说，象山在接着孟子讲"心"并把"心"提升为本体的时候，把孟子的"天"也接着讲下来，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和处理"天"与"心"的关系问题。
2、天地之性
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以性善论来引出道德之可能。但朱子与象山并非向先秦儒家那样，只说明人性为善，而是要从哲学上论证人性如何为善，为人性问题作出形而上的论证。
朱子以"天理"为性善论之根据，而"天理"所体现之人性，他称之为"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何谓"天地之性"？朱子解释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子语类》卷四）朱子认为，天地之间，一理而已，故所谓"天地之性"，亦即指"天理之性"，或曰"天地之性"的本质即是"理"。"天地之性"与"理"相应，则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人的本体之性。这本体之性属于朱子的理想世界，它是个人人性的本原与根基。而个人之人性在真实存在中所直截表现出的形态并非"天地之性"，而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若以"天地之性"为"体"，则"气质之性"是"用"，是"理搭于气"随阴阳五行之发用而成于万物之性，就此而言，"气质之性"是指人的现实性，是朱子的现实世界。
"天地之性"也称之为"天命之性"。"《谷梁》言天而不以地对，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也。"（《天问·第三》，《楚辞集注》卷三）"天命之性"之得名，大概是得自于《中庸》"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是专指理言，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说理意较多。"（《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但"天命之性"与"天地之性"也略有区别。"天地之性"，则专以理言；"天命之性"，既曰"天命"，则不能不包气。"气禀之性"，虽由"气禀"，然这"气禀"，也非是个人能作为主体自作主宰的，也同样是与生俱来的，岂能说不是由于"天命"？所以朱子讲"天命之性"，便有二意："一是'理意较多'，二是气不杂于理，理自理，气自气。即使这样，也与专指、只是相抵牾。可见，朱熹在《语类》中说的话，前后是有冲突的。" 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于朱子未能很好地去区分先天的与先验的。"天地之性"在本质上乃"天理"，是先天的。先天相对于后天而言，它在人生之前是完满的，在人生之后则"理与气杂"，而不完满；"气质之性"则是后天的，它是人生之时由"气禀"所致，是人生之时及人生以后的现实之性，但它又是先验的，先验相对于经验而言，是在人经验之先而形成的。朱子对此分别不详，故在论述"天命之性"时，便不甚清楚，此中困难实在于"天命"二字。
朱子言"天地之性"，并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加以区别，是接着张载和二程讲的。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张子正蒙·诚明》）关于"气质之性"，《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天地之性"是至善之性，其为至善之根据，则在于"理"。"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谓性善，程子所谓性之本，所谓极本穷原之性，皆谓此也。"（《论语或问》卷十七）儒家性善论发端于孟子，朱子在继承孟子以来的儒家性善论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理"来改造和解释孟子的性善说。他讲："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以"理"来说性善，此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朱子的"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指儒家的伦理纲常，以"理"来说"性"，以此作为道德的根据，则是把伦理与道德整合在一起，使伦理与道德为一，而且是用伦理来规范道德。这是朱子道德学说的特色。
人性本善，而现实中那些经常为恶的人，是否也是性善的呢？朱子认为是的。那些作恶多端的人，虽然其气禀得偏了，但也须有天理在其性之中。因为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因而既有"理"，又有"气"。资质不好的人只是"气"多而"理"少而已。朱子强调"天地之性"乃人之善性，又以"气禀之性"中有"理"有"气"，从其对于道德学说的意义而言，它说明了人的道德性的共同基础，说明的人的道德性之普遍性，即使那些气禀甚为不好的人，也有道德的可能性存在，因而道德是每个人所不能回避的，也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向上的可能。朱子有时按气禀清明与否把人分为四等，至于最末一等，他说："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从朱子对最下等的"下民"的区分可以看出，此一类人不仅气禀甚偏，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终不知学"，亦即不肯去把自己道德的可能性用对于道德的学习与修养来变成现实性。自我毁弃道德可能性的人，最终不能"变化气质"，沦为"下民"。
3、本心
象山之性善论，也是承自孟子。象山强调："见到孟子道性善处，方是见得尽。"（《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朱子以"性"或"理"来说明性善，而象山藉以说明性善者并非是"性"，而是提出了"善非外铄"（《与诸葛受之》，《陆九渊集》卷三），用"心"来说明性善。"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学问之道，盖于是乎在。"（《学问求放心》，《陆九渊集》卷三十二）张立文先生由此把象山对于人性本善的观点称作"心善论"。 象山所说"心"乃是义理之心。而义理之心乃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所在，从而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而这一思想，就其来源而言，仍然是对于孟子思想的发挥。象山曾引孟子之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十一）这里，象山提到"四端"，并把"四端"作为"心"的核心。
象山也常常把人所具有的能够为善的心或称可作为道德可能性的心为"本心"。"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人性之所以为善，其根源在于"本心"无不善。这正如象山弟子袁燮所说："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尝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 "本真"即是"本心"的真实状态，"未尝不善"则是"本心"的本质属性。由此，象山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此相对应的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谁为听之不藐者。"（《象山先生文集序》，《陆九渊集·附录一》）"本心"乃是善性的根据，而"本心"所以为性善的根据，在于"心"具"四端"。
象山又把具有"四端"的"本心"称为"良心"。象山说："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本心，不乖其性，谁非正人。纵有乖失，思而复之，何远之有？"（《与郭邦瑞》，《陆九渊集》卷十三）"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宝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云"良心"，即是孟子所云"良知"、"良能"。
象山在用"本心"或"良心"来说明人的善性，从而为道德提供可能性之根据时，也同样要遇到一个与朱子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即是否"恶人"也有善性的问题，这也同样关系到人的道德可能性的普遍性。象山的回答同朱子一样，也是肯定的。他认为："良心之在人，虽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尽亡者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绝于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弃而不之求耳。诚能反而求之，则是非美恶将有所甚明，而好恶趋舍将有待强而自决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为，而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决江疏河而赴诸海，夫孰得而御之？此无他，所求者在我，则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则得之'，孟子所以言也。"（《求则得之》，《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义理所在，人心同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邓文苑求言往中都》，《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同孟子一样，反对人们自暴自弃。
二、气禀之性与物欲
朱子与象山分别以"天地之性"与"本心"论证了性善论，并以此作为道德可能性之根据。然而，仅说明人性皆善，对于道德的根据而言，尚不充分。既然人性皆善，那么又何必非要道德存在呢？这就涉及到道德的必要性问题。道德之所以必要，在于有善的对立面"恶"的存在。"恶"的存在是道德必要性的根据。
朱子与象山同多数儒家学者一样，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而不主张性恶论。主性恶论者，必以说明人性本恶，何以有善。同样，主性善论，则必须说明既然人性本善，则何以有恶。朱陆二人分别从自己的体系出发，对于作为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作出了哲学的说明和论证，包括"恶"的来源和对"恶"本身的分析。不仅如此，既然人性本善，善是人性之共性，那么具体的个人之性又为何是如此参差不齐，以至有天壤之别呢？朱子与象山在理论上还要从人性本善这一共同性出发，说明具体个人之性的差别和特殊性。朱子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范畴是"气禀之性"，而象山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则是"物欲"。
1、气禀之性
人性皆善，何以人有善有恶？朱子认为，"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的，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 "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同上）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中庸或问》卷三）朱子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
那么，人之气禀何以会有差异？朱子解释说："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侯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朱子语类》卷四）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同上） 气禀之所以有偏有全，则与人生之时的自然条件有关。常人只能禀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偏，而圣人则"阴阳合德，五行全备"。看来，朱子气禀的思想与其以气来说明天地万物之生成的生成论思想是一致的。
气禀而得之性，便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然是理，而气质之性则不然。朱子说："论气质之性，则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为了解释"气质之性"如何是"理与气杂"，朱子有时也以水为比喻。《朱子语类》载："先生言气质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便清。故是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然后能至。'"（《朱子语类》卷四）这说明，理本是清明纯粹，无有不善的，但理搭于气中，气犹理之容器，理与其所存之器相杂，而人有各种不同之性。
性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二者有何关系呢？除前云一为人性之普遍性，一为人性之特殊性或差别性之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类似"理"与"气"的关系。"理"必须搭于气上，必须挂搭于气，否则便无个安顿处或顿放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也是如此。"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同上） "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同上） "所谓天命与气质，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同上） "天命之性"须顿放于"气质之性"，因为"天命之性，非气质无所寓。"（同上）这种关系就如同水与盛水之器的关系。"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则水无所着。"（同上）所以朱子认为："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而"气质之性"亦离"天地之性"不得。"如有天地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朱子语类》卷四） "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同上） 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同上）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就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一般。在朱子思想体系中，"理"范畴与"气"范畴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而两个逻辑结构，则具有同构性。这反映了朱子思想的一致性和严密性。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虽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但并不能就认为二者与"理"、"气"是直接对应的。"天地之性"自然浑然是"天理"，可与"理"对应，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既有"理"，又有"气"，不可与"气"相对应。
"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这句话表明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道德理论上也表明善与恶分别作为道德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根据，在道德成为现实性之根据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也正是由此出发，朱子对于以往儒家的人性理论作了评判，认为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不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孟子论性不论气，何以"不备"？朱子认为，孟子性善论的不足在于没有说明"恶"是如何在性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朱子语类》卷四）在朱子看来，孟子道性善，又以不善在性善之后，这都是对的，只是没有从"气"来说明不善的根源，而用"陷溺"来讲不善，在理论上有些不完备。他对于孟子的性善论是持肯定态度的，只认为略有不足，因而说："论性不论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对于荀子和扬子，朱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扬雄则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朱子对于荀、扬之人性论评论说："若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故不明。既不论性，便却将此理来昏了。"（《朱子语类》卷四） "论气不论性，荀扬也。不明，则大害事。"（《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说其"性恶"论或"善恶混"为"甚害事"，主要是因为它否定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基础。诸如荀子，主张"性恶"最明显，其学说便由人性论开出了法治来，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施"，而此与孔、孟唯道德主义的传统不类。朱子有时把唐代的韩愈的"性三品说"也放在一起加以评论。"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扬子又见得半上半下底。韩子所言，却蠊得稍近。盖荀、扬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底见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惜其言之不尽。"（《朱子语类》卷四）何以说韩愈之说"不尽"呢？朱子说："就三子中韩子说又较近，他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情，只是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同上）朱子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所谓较近，是指距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较近。在这里，也可窥见为什么韩愈成为开宋明理学的端倪的痕迹。" 韩愈以"仁、义、礼、智"为"性"，则相当于说人性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可能性之基础；讲"喜、怒、哀、乐"为"情"，则说明"情"有不善而"性"无不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必要性之根据。所谓"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只是讲韩愈之说尚粗，未能用"气禀"之说来为何以性善而情恶作出一个哲学的论证。
从对于道德根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出发，朱子认为主张性善而又发明"气质之说"的张载、二程，则理论甚为完备。他说：自孟子道性善之后，"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了。"（《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对于张载和二程的"气质之说"推崇备至，《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同上）朱子对于"气质之说"有如此高的评价，在于其从理论上对于"恶"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这个说明的合理处在于，第一、保持了孔、孟所持的性善论立场。孟子道性善，孔子未尝直截言性善，但孔子以仁为人的根本属性，则相当于持性善论。第二、用气禀说明了"恶"的产生。第三、在说明"恶"的时侯，与荀、扬不同，并不损害孔、孟的性善论。由以上三点，其为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作出了合理性的论证，为儒家道德找到了现实性的根据。鉴于这种评价，朱子认为有张、程"气质之说"出，儒家上千年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是是非非都可以一并结束了，从理论上给予了最终的解决。"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同上）"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同上）
"气质之性"的作用，不仅在于说明"恶"的根源，而且说明人在道德根性上的差别。"气禀之殊，其类不一。……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同上）朱子根据《论语》所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把人分作四等："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论语集注·季氏》） "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可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矣；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人以气质不同而可分此四等。朱子有时也把此四等分为两类："生而知者，气极清而理无蔽也；学知以下，则气之清浊有多寡，而理全缺系焉耳。"（《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前一类为圣人，禀气之清，全系天理，而后者，则是气之清浊不同。朱子有时也把人分为"圣"、"贤"、"不肖"三等："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以"气禀"来说明人的差别，而此差别往往不局限于人的道德范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于其中。"（《朱子语类》卷四）"气禀"也用于说明人的社会地位、命运之不同，则尤为谬误。
在朱子看来，由"气禀"之论，则于儒家人性论问题有了一个根本的解决。然而朱子本人在论述"气禀"之时，也不能不暴露出"气禀"之说所无法解释和克服的矛盾。朱子接着张、程讲"天地之性"皆善，而"气禀之性"中有善有不善，为"理与气杂"。而"理与气杂"，不等于说"理"为善，"气"为不善，而是"气"有清浊，把"气"之清浊作为个人根性善恶之根源。然而，如果进一步对此进行追问，则须说明何以"气"有"清"与"浊"之分。"理"为全善，"理"又无所不在，何以"气"会有如此差别？对于此，朱子的回答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讲："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延平答问》，《朱子遗书》）另一方面，他又说："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朱子语类》卷四） "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同上）"气"如果开始都是"正气"，如何"衮来衮去"便"不正"、便"有异"了？对此，朱子并没有回答，恐也难以回答。就此而言，"气禀"之说，只是给"恶"的产生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与人之共同本性不同的来源，以此既说明"恶"，又不妨害性善。而这个作为"恶"的来源的"气"，却并不足于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恶"的来源的问题。
2、物欲
"本心"是纯善的，然何以有恶？象山认为，善是人性的本质规定，而不善虽有，但不是人性上存在的本然。他说：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今人多失其旨。盖孟子道性善，故言人无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将甘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将何以待之？故曰："当如后患何？"（《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这即是说，为了强调道德，应该主张人性本善，而不以恶为人性之本质。但道德若要成为现实，仅讲性善是不够的，还必须为道德的必要性找到根据，作出说明。象山以"本心"来说明性善，用"物欲"来说明"恶"。
象山有时也用"气禀"来说明人与人的差别，但其用以说明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的问题的，并不是"气禀"，而是与"本心"相对的"物欲"。"物欲"，象山也称之为"利欲"。"人无不知爱亲敬兄，及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发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处指出，便爱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实学，与后世异处在此。"（《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人之"本心"本是一个有"良知"、"良贵"的善心，不善来自于"物欲"对于人"本心"之"害"。象山把物欲对于本心的侵害称作"陷溺"或"蒙蔽"。"陷溺"、"蒙蔽"都是就"心"而言，"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天地之性人为贵》，《陆九渊集》卷三十）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本心"是善的，而不善在于"物欲"对于"本心"的"陷溺"或"蒙蔽"。
"恶"是与"善"相对立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恶，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恶却是反了方有。"（《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恶"既来自在于"物欲"，那么"善"与"恶"的对立，也就是"物"与"我"的对立。象山以《易》之《履》、《谦》二卦发明之：
"《履》，德之基"，是人心贪欲恣纵，《履卦》之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其成既定，则各安其分，方得尊德乐道。"《谦》，德之柄"，谓染习深重，则物我之心炽，然谦始能受人以虚，而有入德之道矣。（《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恶"是由于"心"受到"物欲"的侵害，是"人心"的一种病态，所以象山说："某之所忧人之所病者在心"（同上）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好。若一向去，便坏了。"（同上）
象山以"本心"是否陷溺于物欲来区分圣贤与常人。他说："生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同上）普通之人，则是心受到了物欲的侵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在于此。"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同上）
象山以"物欲"来说明"恶"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理论在思辩性上虽不及朱子"气禀"之说，但其思想有胜于朱子"气禀"之说处。朱子以为人之根性之不齐，乃在于"气禀"，而人一旦出生，其根性便由"气禀"决定了。象山则以人皆有至善之"本心"，不善的人只是被"物欲""蒙蔽"了，待其去此"蒙蔽"，则复见其"本心"。由此，他对"气禀"有定之说作了批评，这可从他对于《五行书》的批判中见出："《五行书》以人始生年、月、日、时所值日辰，推贵贱、贫富、夭寿、祸福详矣，乃独略于智愚、贤不肖。曰纯粹、清明，则归之贵、富、寿、福；曰驳杂、浊晦，则归之贱、贫、夭、祸。关龙逢诛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齐为饥夫，仲尼羁旅，绝粮于陈，卒穷死于其家，颜、冉夭疾，又皆贫贱，孟子亦老于奔走，圣贤所遭若此者众。?茸委琐，朋比以致尊显，负君之责，孤民之望，怀禄耽宠，恶直丑正，尸肆谗慝，莫知纪极。又或寿老死箦，立伐阅，蒙爵谥，以厚累世。道术之纯驳，气禀之清浊，识鉴之明晦，将安归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长，各有盛衰。纯驳、清浊、明晦之辩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顾略于智愚、贤不肖，而必以纯粹、清明归之贵、富、寿、福，驳杂、浊晦归之贱、贫、夭、祸，则吾于《五行书》诚有所不解。"（《赠汪坚老》，《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在这里批评了《五行书》以"气禀"来论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差别。这个批评虽不是针对朱子而发的，但就其所批判的思想而言，朱子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例如他曾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此种言论，直和《五行书》一般，此为其不及象山处。
3、"恶"
朱子与象山二人对于"恶"之来源有不同的见解，一曰"气禀"，一曰"物欲"，然而其对于什么是"恶"的解释却大体相同，二人都把"欲"作为"恶"的本质内容。这反映了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在制欲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
朱子说："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戊申延和奏札五》，《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这里，"善"与"恶"对举，"天理"与"人欲"对举。"人欲"即是"恶"之内容。所谓"恶"，是就是指有"人欲"存在。而这个"人欲"，朱子也同象山一样，把它叫作"物欲"、"嗜欲"或"私欲"。如：
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卷十三）
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朱子语类》卷八）
然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论语或问》卷十二）
况耳目之聪明，得之于天，本来自合如此，只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朱子语类》卷四十六）
朱子对于"人欲"甚为贬低，"人欲者，此心之疾?，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辛丑延和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人欲"虽有如此之害，而人有耳目之官，人生于天地间又不能无欲，虽圣人也当不出于此。于是朱子便对人的合理欲望和"人欲"作了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 "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五。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在这里，朱子将人的本能和人的本能之外的欲望作了区分。人的本能是合理的，是人"合当如此"，这不仅不是"人欲"，而且还是"天理"，本能之外的欲望，则是"人欲"，则属于"恶"。
象山对于"恶"的认识，也是把人的欲望当作"恶"的内容。其所谓"欲"者，仍是"物欲"。"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欲"有时也与"道"对举。如："道可谓尊，可谓重，可谓明，可谓高，可谓大。人却不自重，才有毫发恣纵，便是私欲，与此全不相似。"（《论语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一） "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部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若诸公所可喜者，皆是专于向道，与溺私欲不同耳。"（《与包敏道·二》，《陆九渊集》卷十四） "欲"与"道"对立，直是"善"之对立面。
朱子与象山都把人的欲望作为"恶"的内容，或者说都和人的欲望过不去，这在思想渊源上与孟子有关。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上》）然而，朱陆用"人欲"来说明"恶"，却又与孟子思想绝不相类。这是因为：
第一、孟子虽讲"寡欲"，但并不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性也。"（《孟子·尽心下》） 程子解释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孟子集注·尽心下》引程子语）即按程子解释，孟子也并不否认人之欲望之合理性，而是认为不要过分地去勉强追求得不到的、实现不了的欲望。就在"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下，《孟子》书又载孟子谈论"曾皙嗜羊枣"一事：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尽心下》）
按朱子《四书集注》解释："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孟子集注·尽心下》）观孟子所言，何曾以曾子"食脍炙"而加半点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