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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1
关 键 词:伊本?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政治哲学;伊斯兰思想;思想史
《哈义?本?叶格赞》是阿拉伯哲学家伊本?图斐利的着作。根据其生前记载,他的后半生几乎是在宫廷中度过的。他着书数卷,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该着作,“其原因可能要归于他崇尚的思想。过去的年代里,持门户之见,暴虐迫害的群小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扼杀阿拉伯思想中追求光明,提倡科学研究和解放桎梏的一切精神产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尤甚)。伊本?图斐利的思想必属被消灭之列。因此我们仅耳闻许多早期阿拉伯优秀进步着作的书目,却无缘目睹。” [1]2图斐利的着作也许就是遭到了这样的厄运。
图斐利生活在宫廷的政治旋涡之中,根据他的政治经验,他已经洞察到政治的有限性,并试图以哲学的沉思活动来超越和克服政治的有限性,《哈义?本?叶格赞》这部着作恰恰表现了这一点。他在《哈义?本?叶格赞》中以隐微的方式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他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哲学。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18世纪另一部着作——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它倒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展现了现代人如何征服自然的图景。《哈义?本?叶格赞》的创作早于《鲁宾逊漂流记》。有专家认为,笛福在创作《鲁宾逊漂流记》时,曾受《哈义?本?叶格赞》的启发。[2]391若如此,那么笛福的着作仅仅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着作的摹仿,这种摹仿是以启蒙式的主体性原则颠覆了古典的自然理性原则。这同时也是一次大的哲学反叛行动,即科学对古典哲学、现代对古代的反叛行动。这次行动提出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古典哲学在面对现代科学生活世界时如何生存。科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使古典哲学面临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于是,当我们再回到《哈义?本?叶格赞》的文本,对其进行解读时会发现,尽管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是对《哈义?本?叶格赞》的形式摹仿,但从前者对后者的思想观念或者精神实质的颠覆来看,恰恰表明了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之争。
一
图斐利在《哈义?本?叶格赞》开篇为叶格赞的出身设立了谜局,没有直接说叶格赞是由谁所生,“赤道线有一个印度岛屿,那里的人是自生的,既不要父亲,也不要母亲。”[1]29这为“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真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1]36的话题做了铺垫。于是,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认定叶格赞就是那样出生的,这就形成对叶格赞出生的第一种说法。接下来图斐利笔锋一转,使用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惯用的讲故事的修辞手法,开始叙述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一个大岛国的国王的妹妹与国王的亲戚两人相爱,却遭到国王的干涉而不能结婚,于是,两人按照当时惯例偷偷成亲,不久产下男婴,后来怕被别人发觉此事,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钉好的木箱,放进大海,海浪把木箱推向一个荒岛,箱子开裂,一只母羚羊发现了箱子内的婴儿,把他抚养长大。这形成了叶格赞出生的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构成了叶格赞的诞生论:第一种即叶格赞无父无母,诞生于自然,这种说法是依据自然法则的,这恰恰说明“自然是万祖之祖,万母之母”[3]92,图斐利阐明自然,是想阐明哲学的出现。沿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路径,“哲学由对祖传之物的诉求转向了对于某种比之祖传的更加古老的事物的诉求。……自然比之任何传统都更古久,因而它比任何传统都令人心生敬意。” [3]92因而哲学在根除权威之后,自然就是标准,自然意味着正确和正当的。第二种为约定说,认为依据约定法则,约定、祖传、权威是正当的,与此相反的是不合法的。因此,对万物最初事物(自然)追求的哲学,在政教合一的生活世界里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我们把叶格赞看成是哲学的意象,他的诞生就是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同时政治与宗教却又成就了他,使他的哲学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没有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就不可能有叶格赞被放进钉好的木箱,放入大海,让海浪把木箱推向岛屿的情况,也不可能让叶格赞“从一种时代进入新的境况,最后达到‘完人’的境界”[1]34。图斐利之所以提到“完人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阿拉伯政治哲学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观点。法拉比“取消了在德性城邦实施公开统治的哲学王,取而代之的是哲学家的一种隐秘的王者身份。这个哲学家,正是因其是一个‘探究者’,才成为一个‘完满之人’。他的私人身份乃是一个不完满社会的成员,对这个社会,他尝试着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人性化”[4]207。法拉比通过变通的修辞方式,为他同时代与以后的阿拉伯哲学家从事哲学活动赢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图斐利的完人恰恰是对法拉比“完满之人”的另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表达。
政治哲学之所以在伊斯兰世界能够扎根,除了法拉比对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修正之外,也有其生存的肥沃的土壤资源。如果我们考量伊斯兰教的启示就会发现,首先伊斯兰教所关注的不是一个信条,也不是一条教义,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使《古兰经》构成终极政治社会秩序的解释依据。然而,终极秩序的建立者则是先知立法者,它不仅是最高秩序的政治家,而是最高秩序的哲学家,这样,先知立法者被构想成为哲学王。哲学王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统绪中的主题,而且是柏拉图政治学的主题。而“先知学因此是一种地道的政治哲学,且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正是得益于其先知学的视野,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才能回头并看穿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其实就是先知学(Prophetology)”[5]248。当然,我们深知,伊斯兰语境中的先知哲学王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图斐利为何对叶格赞的出生要做两种处理。
如果说哲学活动在古希腊雅典是一种公开的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那么,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就是一种隐秘的私人活动,这使图斐利在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生活的关系时并未采取古希腊方式,而是以一种温和而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在古希腊的自然说和约定说之争中,哲人苏格拉底站在自然说立场上反驳普罗泰戈那等智者学派的约定说,从而为哲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这个棘手的问题在图斐利这里就转化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他既不能用哲学驳斥宗教,也不能用宗教驳斥哲学,因为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看来,哲学与宗教谁也无法驳倒对方。图斐利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够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带给阿拉伯人的社会秩序,又能在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使人们通过智性活动获得更大幸福。他于是就提出双重真理观,“这是西部阿拉伯世界调合宗教和哲学倾向之端倪。” [6]373当图斐利在描写叶格赞一出生就被装入木箱,让海浪送到一个岛屿时,就已经暗示哲学应该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自由活动,而不应该变成“实践哲学”,哲学家也不该是革命的实践者和急先锋。因为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它具有“癫狂性”,它是一种用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同时,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道德与宗教信念,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制定的法律的维系,如果这些意见和信念被哲学所颠覆,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甚至社会的崩溃。身处政治活动中心的图斐利对此颇为熟知,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哲学家,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验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激烈冲突。在伊斯兰世界,“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承认”,必须采用显白的教诲,它就像一层铠甲,哲学穿着铠甲出场既不伤害别人,也保存了自己,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图斐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给《哈义?本?叶格赞》穿上铠甲,使这部着作广泛流传,并被译成德、法、英、俄等多国语言。可以说,这部着作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可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政治哲学作品。
二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2
关键词：哲学；作用；无用
一、“哲学无用论”的局限之处
首先，从概念上入手，许多人认为哲学的概念模糊不清，上学时课本所教的知识哲学似乎是唯物和唯心两大思想之争，具体的哲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概念和拗口的定律，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其实，这种看法实在是太狭隘了，哲学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至于究竟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哲学一词源出古希腊文sophia，意思是“智慧”、“聪明”，有智慧的人叫“sophos”。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这个词发生了变化，变成“philosophos”，“philo”是“爱”的意思，“sophos”是“智慧”的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爱智慧的人”的意思，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这里的“智慧”不单指科学，而是包含世态万物的知识。在中国词典里的说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哲学的一些理论和内容只是纸上谈兵，不如自然科学来得实在和具体。我们在怎么想、怎么做之前，不会先想一想哲学的原理，而是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前辈们的经验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其实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自然科学是专门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特殊规律的学科；而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科。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在具体的工作和学习中，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去翻哲学资料和理论，但是我们的具体行为却都是哲学思想的实践。
再次，从哲学家的作用上分析，他们认为哲学家是最无法思考的人了，哲学家所谓的“对其他科学的指导”都是最简单的常识性的理论，没有几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是靠哲学取得成绩，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科学去解决。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表面上好象并没有生产出关于那些问题和观念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做的是思考如何使各种知识“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合理的知识体系，更好地指导人们和谐充分地思考各种问题。
二、哲学的作用
哲学的直接性作用，源于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和社会意思的精神物，人天生具有思维、意识、思想等等诸如此类，这是人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自然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和发展而形成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同时，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又是哲学的具体内容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和表现形式，可以说等同于人类本身。人活着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差别，而非去抹煞和忽视这个差别，这也可以说是人活着的最高意义、价值或境界。尽可能地去表现和体验人与物的这个区别，做人类所特有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去获取和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所必需的精神需求。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人活着需要有思想，有见解。哲学的直接性作用也可以称为精神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目的、核心，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世界观、解释世界相联系。哲学的间接性作用又可以称为物质作用，作为人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间接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与方法论、改造世界相联系。人虽然是精神物，但归根结底是物的一种，只不过是物的一个特殊，一个具体而已。人要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工作学习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需要各种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来具体指导的，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同时，认识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我们所谓的哲学，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关于实践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我们以后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这是哲学的间接性作用的重要内容。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3
1.[2013·苏北三市调研]孔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表明()
A.辩证否定是联系和发展的环节
B.辩证否定是一事物否定另一事物
C.辩证否定是对旧事物的抛弃
D.辩证否定是对新事物的肯定
解析：A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说明一个人的成长要不断吸取别人的优点和改善自己的缺点来完善自己，所以选A。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己否定自己，B错误。辩证的否定既不是简单的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既肯定又否定，其实质是扬弃，所以C、D观点错误。
2.[2014·武汉部分学校调研]洞穴鱼类中有些鱼一生都不离开黑暗无光的溶洞，因为对洞穴生活的高度适应，眼睛功能退化直至消失，它们也被称作“盲鱼”。视觉的消失使得其嗅觉器官变得更为重要，洞穴鱼甚至通过嗅觉来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洞穴鱼的这些现象表明()
①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 ②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贯通 ③生命物质具有主动选择的特性 ④部分功能的弱化是系统优化的前提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解析：A 洞穴鱼眼睛的退化是自身对自身的否定，故题肢①正确，洞穴鱼眼睛功能退化，但是嗅觉变得更加灵敏，这是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体现，因此题肢②正确。只有人的意识活动才具有主动选择的特性，因此题肢③错误;系统优化要使部分的功能得到的发挥而不是弱化，因此题肢④是错误的，答案选A。
3.[2013·北京市大兴区一模]在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成语，凝结着深刻的生活智慧。下列对成语的哲学寓意理解正确的是()
A.吐故纳新，革故鼎新—辩证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
B.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C.画龙点睛—重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机
D.瑕不掩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解析：A A体现了在保留和吸取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因素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辩证的否定，选项正确;B意为实现了和谐，则万物即可生长发育，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则无法发展、继续。体现的哲理是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选项说法错误;C画龙点睛，“睛”是主要矛盾，是重点，体现了要抓主要矛盾，抓重点;D瑕不掩瑜，“瑕”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体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选项说法错误。
4.[2014·温州市十校联合体联考]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闲暇时向往寄情山水、体验农趣的田园生活。适应这种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休闲观光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蓬勃发展，为发展现代田园经济注入新活力。这种变化表明了()
①人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主观随意性 ②新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③不同事物有不同矛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④辩证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C 无论是自在联系还是人为事物的联系，都是客观的，因此①说法错误;题肢③不体现。根据题目的意思可知新型农业生态是新事物，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故题肢②④符合题意。答案选C。
5.[2014·徐州期中]“明于观人，暗于观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见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见其睫;举千斤之重者，不能自举其身。”宋代思想家吕祖谦就已经认识到，“暗于观己”是一种公患。而要做到“明于观己”()
A.就必须完全否定过去的自己
B.既不能简单肯定自己，也不要简单否定自己
C.就是要找出自己的缺点
D.就是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
解析：B A、C、D项都没有坚持辩证否定观，都是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就不能做到“明于观己”，皆排除;本题正确答案应该选B项。
6.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这说明()
①只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就能实现创新
②创新需要新思路、新方法 ③创新就是对既往的否定和对现实的肯定 ④创新的过程必定是“扬弃”的过程
A.①② B.①④
C.②④ D.①③
解析：C 创新的过程是“扬弃”的过程;实现创新，需要密切关注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敢于突破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成规陈说，敢于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寻找新思路，确立新观念，开拓新境界。②④说法正确。①说法太绝对。创新是对既有理论、实践的突破，但并不是对既往的否定和对现实的肯定，③说法错误，应排除。
7.古时候某富人宴客，定席位时，把年少的朱某安排在年长的孔某的上手位，孔某不高兴，便出一上联云：眼珠子，鼻孔子，孔子(暗指孔子及孔姓)反在珠子(暗指朱熹及朱姓)下?朱某听罢应下联云：眉先生，须后生，后生却比先生长。结合对联的寓意，分析“后生要长过先生”需要()
①先生超越自我，积极地扶持后生成长，促使后生不断进步 ②后生尊重先生，继承优良，同时与时俱进，实现超越 ③后生对先生及其旧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实现跨越式前进 ④先生对后生及其观念进行辩证地否定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A 对旧思想、旧观念要坚持辩证地否定，对其合理思想要加以继承，故③的说法错误;后生要对先生及其观念进行辩证地否定，而不是先生对后生，故④的观点错误;①②说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故选A。
8.[2014·杭州高级中学月考] 儒家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如何对待儒学问题上，国学大师汤一介则认为，儒学必将在“反本开新”中重振辉煌。对“反本开新”的正确理解是()
①辩证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反本”是“开新”的基础
②“反本开新”是实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根本途径
③“反本开新”的实质是“扬弃” ④“反本”就是否定过去，“开新”就是肯定现在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解析：A “反本开新”体现的是辩证否定观。辩证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开新”是建立在“反本”的基础上的，故题肢①说法正确。辩证否定是实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根本途径，题肢②说法错误;“反本开新”的实质就是扬弃，故题肢③正确。④说法错误，反本开新就是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故答案选A。
9.形而上学否定观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二：一是传统文化是包袱，应该全盘抛弃;二是传统文化是财富，应该全盘继承。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否定观 ()
①否认了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 ②忽视了肯定与否定的区别 ③割裂了肯定与否定的联系 ④否认了肯定与否定的统一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 D.③④
解析：D 要么全盘继承，要么全盘否定，是把肯定与否定对立起来，割裂了肯定与否定的联系，否认了肯定与否定的统一，③④与题意相符。①②材料未体现，可排除。
10.[2014·江苏宝应模拟]哈大高铁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寒区高铁，以多项创新成果引领该领域“世界速度”。它的建设充分借鉴了青藏铁路已有的技术成果，并针对哈大高铁工程特点，进行了无砟轨道路基试验，成功解决了 “冻胀”控制问题。哈大高铁的建设过程表明()
A.科技创新促进人们思想观念转变
B.创新需要继承和发展
C.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是改造客观世界
D.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
解析：B 哈大高铁的建设“充分借鉴了青藏铁路已有的技术成果”，是对已有技术的继承;“针对哈大高铁工程特点，进行了无砟轨道路基试验”，体现了在理论与实际相互结合基础上进行创新，故哈大高铁的建设过程表明了创新需要继承和发展，B正确;A体现了科技创新的作用，与题意不符;C体现了人们改造世界的目的，与题意不符;D侧重于实践对理论的决定作用，与题意不符。
11.[2014·湖南长沙联考]挂一个美丽的鸟笼在房间最显眼之处，过不了几天，主人必定会做出下面两个选择之一：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鸟笼逻辑。其实，并不一定每一个漂亮的鸟笼里都应该装上一只鸟，但人们总是逃不出这个逻辑的局限。从哲学上看，摆脱“鸟笼逻辑”，需要()
A.解放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追求真理
B.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彻底否定传统
C.超越历史条件，拓展自由想象空间
D.敢于打破常规，突破惯性思维约束
解析：D 鸟笼是养鸟的工具，鸟笼逻辑指的就是人们脱离不了这种常规思考。要摆脱“鸟笼逻辑”，需要打破常规，创新思维，突破惯性思维的约束，D正确;A与题意无关;B“彻底否定传统”、C“超越历史条件”说法错误。
12.[2014·青岛二中阶段性检测]从哲学上看，漫画《*大师》表明()
①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③怀疑一切是创新的前提和途径 ④促进社会发展需要发扬革命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B ①④选项观点正确且符合题意，由崇拜大师到怀疑大师*大师，说明社会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辩证否定观要求我们要发扬革命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故入选。②选项观点与题意不符，题中没有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故排除。③选项观点错误，辩证否定并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而是扬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故排除。
13.[2014·福建安溪八中质量检测]中国每年制作高达26万分钟的动画作品，真正优秀的却凤毛麟角。上海某动画公司跳出“拿着作品找市场”的思维定式，凭着先卖创意，再卖产品的理念，通过制作《中华小子》的两分半钟动画样片，“俘获”全球片商的眼球，并收获了数千万元的预售合同。该公司成功的经验是()
①在与传统营销模式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实现思维创新 ②在先否定传统继而创新理念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③在辩证否定的过程中实现了理念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④在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找到了企业经营发展的新思路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D 上海某动画公司跳出“拿着作品找市场”的思维定式，凭着先卖创意，再卖产品的理念取得成功，说明该公司在通过创新理念，指导实践，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③④符合题意，选D。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①错误;辩证否定观是联系的环节，是发展的环节，是既克服又保留，既继承又发扬，而不是先否定传统再创新理念，②错误。
14.[2013·安徽六安一中月考]近年来，南京市充分挖掘自身丰厚的科教资源，把高校、企业紧密结合，产学研良性互动，使高校院所成为企业创业“孵化器”、创新“加油站”，有力推动了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表明()
A.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B.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C.创新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
D.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解析：B 题中材料“南京市充分挖掘自身丰厚的科教资源，把高校、企业紧密结合，产学研良性互动，有力推动了南京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体现了创新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故B项符合题意，可以入选;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故D项说法错误，不能入选;其余选项在材料中未体现出来，不能入选。因此，答案是B项。
15.[2013·南通调研]奔驰公司用3D打印技术制造汽车模具和配件;波音公司用3D打印技术打造航模和零件……将来一切皆可打印。3D打印不仅降低了立体物品的造价，且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这表明，创新()
①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③能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 ④就是既肯定又否定
A.①② B.①③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4
他者问题能够引起社会上的广泛重视，不仅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多元化的潜在要求，同时也是哲学发展到现在结合现代的社会背景的新发展，更是人类开展新的自我认识的途径。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或隐或显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表露出这一倾向，比如，胡塞尔的“主题间性”或“主体际性”、海德格尔对此在共在的关注、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理论、勒维纳斯、拉康、后殖民文化理论等。这些思想家对于他者的诉求使得他者思想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从而成为当代哲学界的一个焦点。
他者问题的在国际哲学领域的突显，使得国内外学者纷纷参与并讨论，但对于他者的问题的形成，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笔者认为有两个比较集中的看法。一种认为在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为“他人”问题的讨论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真正将这个口子撕开的却是现象学。（颜岩 《拉康“他者”理论及其现代启示》重庆社会科学 2007年第2期）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以及他的弟子萨特和勒维纳斯都是以此为基点开始他们对“他者”问题的研究。
另一种说法较为渊源，认为他者思想早在柏拉图哲学中就有隐含，在张一兵教授的《大写他者的发生学逻辑》中写到：“只有在不是你的理念中，人才能认识自己。在一个外在于自身存在的东西上才能认同和确认自己，这恐怕是最早的他性逻辑。” （张一兵 《大写他者的发生学逻辑》,《学海》，2004年第4期）同时，张一兵教授强调他者理论真正的奠基者，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希特和黑格尔。但他者思想真正的在哲学界兴起可以说是现象学的贡献。
笔者认同张一兵教授的说法，他者思想早在柏拉图哲学中就有显现，但他者思想真正的在哲学界兴起可以说是现象学的贡献。
从根本上说，对他者思想首次进行较全面的研究是现象学。而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奠基者，在《笛卡尔式的沉思》（［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M］.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等著作，尤其是《第五沉思》中，胡塞尔集中探讨了他者问题。胡塞尔承认其他的自我就是他人，这个他人并不只是通过自我来表达的东西。首先是我感觉到有不是我的他人存在，一方面我感觉到的他人不是自然物，而是感觉的对象。另一方面，我同时感觉到他人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是和我一样的主体。自我映现了他人，但不是原本的映现。我本人与他人大体相同，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塞尔并不把他人看作是由自我的意识而衍生出来的，但是作为他人的主体是被自我意识提前就感觉到的。对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海德格尔在接收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接受，他用此表达了对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理解，并把这个此在的存在确定为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萨特不认同海德格尔的观点。“他人就是地狱”。（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208页）体现了萨特对于他者的观点。萨特认为，别人的注视严重的干扰了自我的自由，自我本来是自由自在的存在着，可是他人却进入自我的存在，干扰了自我的纯粹意识，更干扰了自我自由的状态，所以，他人的存在对于自我来说是有敌意的。因此，萨特认为，他人对于我 来说就是地狱。勒维纳斯把他者理论发展成绝对他者，在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中，核心的问题是责任问题。“人类的本质首先不是冲动，而是人质，他人的人质” （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页）人质关系在勒维纳斯那里跟普遍意义上的人质关系是不同的，它是指一种绝对的责任关系，是自我对于他者的责任。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5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desirestoknowby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not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注释：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WesenderSprache,载于《UnterwegszurSprache》，S.176.
哲学的正确说法范文6
管理者是动态的
企业中的关键要素是管理者。虽然德鲁克有时认为管理者的角色是作为“企业基础人力资源”，但对企业来说，很显然管理并非只是如催化剂般的资源，“管理者是动态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活力的要素”。没有他的领导，“生产资源也就将一直只是资源而已，永远不会变成产品”。
他甚至展望，有一天工人将成为多余，将全部为自动化所取代，但管理者仍将存在，而所有的职位都将是管理性的，我们将从劳动型社会迈入管理型社会 。除了将资源变成产品之外，管理者还需要引导和调控。在德鲁克看来，这一角色几乎是完全自发性的：经济力量为管理者设置了障碍，他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来完成其管理工作。但他们不需要靠自己来体现什么是商业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管理企业，而是要为企业创造市场。
对商业目的的唯一正确定义是：创造顾客。市场不是上帝，亦或是自然或者经济的力量创造的，但是人在管理企业。客户也许早已有着企业所能够满足的需求，那将只是潜在需求，除非商家能够有效行动，需求永远只能是需求，而不会有顾客或者市场。
对管理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整合资源和劳动力，并开发出能够将产品销售出去的市场。管理空间给与企业力量，管理者必须为企业增值，努力将简单汇集的资源变得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德鲁克抛开科学管理，该理论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德鲁克强调以不断创新、最高效的方式去驾驭资源，从而完成企业的目标。
这种催化剂和自发调控的结合体的说法算是对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一个准确界定。德鲁克并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说管理者就是企业，但他多次强调了管理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企业只能通过管理者来决策和实施，其自身没有任何有效存在的内容”。
三大责任
在德鲁克看来，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目的，对商业企业来说，这目的就是经济绩效 。在企业里，管理者有三个责任：（1）取得经济绩效；（2）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绩效；（3）管理企业作为组织在其所受环境中来自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虽然很明确地指出了管理者的角色，德鲁克并没有简单定义管理者的领导任务。他更愿意用“责任”这个词，管理者有“责任”做出贡献，不单其自身还有其下属员工。正因如此，管理应当是一种职能作用，而非权力，德鲁克规劝管理者们摈除“自己在上，工人在下”的意识。他认为管理应当是组织的轴心或者支点，其职责是支撑起组织的各个方面：劳动力、资源、市场、环境，使其实现良性循环。
德鲁克所有论述中都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管理者需要考虑他和他的企业在所处环境下的社会影响。管理者必须更胜于一个技术统治者，他们需要对关乎到工作的社会有所认知。当企业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社会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社会情况：“对社会责任的需要，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成功的代价”。
无论是宏观上说到组织，还是特别地提到企业，德鲁克从未忘记关注公共事务。企业不但要遵循实际中的规范，也要在一个哲学性框架下将组织的规范和所处的行业社会统一起来。在德鲁克哲学里，企业无尽的目标将为社会创造财富。组织将人力转化成生产力，而“个人力量为社会创造价值”。这种理念贯穿于德鲁克整个管理哲学之中。
如何变得更高效
在此背景下，德鲁克指出实践的意义是使管理者如何变得更高效。他列出了管理的核心方向：
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应当始终如一；以权变的观点保持自己的立场；作为组织的一员，能够独立或合作地完成工作；为了提升组织重大任务的绩效，让自己成为组织和社会的一部分；在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集成的和合成的作用。
他坚持管理者必须融入到其工作当中去，并经常讲到管理的“例外”情况。融入，并不代表规范性或者原则性存在疏漏。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有效性来自于一整套方法，这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他指出有效性来自五个原则：（1）高效的管理者明白自己的时间应该用在何处。（2）关注结果，而非工作过程。（3）应强势而非弱势。（4）对于上级指示要创造性的执行，目的是提高绩效而不是其他。（5）应有效决策，并应用合理的顺序，采用合理的步骤。
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客户，而其两个基本职能是创新和营销。他在营销方面的注意力相对较少，但了解和管理创新在其后来的大部分著作中一直是重要主题。他强烈地建议公司相信，“创新”是企业的灵感，而创业则是“好运气”，并且认为创新是可以学习的规则。同样，他也认为创新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并建议管理者应该依靠技术，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认为创新应当将技术视为工具而不是被其所取代。
历史评价
德鲁克并非没有受到过批评，他所建立的理论也存在着缺点和瑕疵。塔兰特认为他过分强调经济绩效和对底线的要求，然而在德鲁克不断强调社会责任的观点下，这样的批评似乎有些让人感到疑惑。而后来的各种意见也从未平息过，就好像混合进他以后的著作当中似的。关于社会责任需求的章节，在出现时经常不同于其他的章节而受到挑战。对与德鲁克有类似背景的人来说，对社会责任的需求是很显然的；而对二战后美国的新一代管理者们来说，责任与管理似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关联。
现在有一个对德鲁克理论的发展，称为可转换管理者的概念。将管理称作一套实践基础，无意识下支持了经过训练的管理者都可以管理企业的说法，而不考虑属性和职能。德鲁克不相信这此说法并规劝管理者们了解他们身处的事业 ，但管理技巧很宽泛且不易继承的观点根深蒂固。
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二战之后，德鲁克在对管理本质的定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要比其他学者高出一筹。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之前，管理者们并不明白他们是管理者，是德鲁克让他们看清了自己。德鲁克的管理哲学已经遍及管理思想领域的各个层次，从最高的商学院殿堂到最普通的一家小公司。
德鲁克语录
下面的这些语录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德鲁克管理哲学的基本要义，还有他表述其思想哲学时无可比拟的风格。
很多销售培训完全错了，它们顶多能够使不成熟的销售员不再是笨蛋罢了。
如果你有太多的麻烦，也许你应该离开。没有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坚持到永远。
如果你知道目标在哪儿，你就应该进行目标管理，但90%的时间你都不知道目标在何处。
我们让经济从属于政治，但我们却用经济的指标来衡量道德和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