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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资范文1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80～85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3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2
近日H公司作为欧洲杯的顶级赞助商，“中国第一”标语引人注目的出现在欧洲杯比赛现场，使H公司的曝光量急剧增加。据了解这是欧洲杯设立56年来迎来的首个中国赞助商，同时也是中国企业首次成为国际体育赛事组织的全球等级合作伙伴。H公司作为中国本土老牌家电品牌，以其物美价廉的品质在国内赢得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并抓住先机，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现在H公司已跻身成为世界著名品牌。
二、H公司简介
H公司成立于1969年，前身为青岛无线电二厂，至今有47年的发展历史，曾被国家确定为电视机定点生产厂，2006年曾获评“全球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顶级企业”目前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五，连续13年位居我国电视机销售榜首。2015年，中国H公司牌电视全球销量占有率为5.6%，超越日本索尼，跃居并稳坐全球第三。H公司在全球员工69000余人，在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拥有生产基地，在全球设有20余个海外分支机构，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的背景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家电行业也逐渐兴起，行业内具有世界级发展潜质的家电品牌也渐渐涌现，例如海尔，格力，美的等。我国国内市场也随着居民的消费能力的提高而趋近于饱和，使得国内市场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此时扩大企业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才能降低成本，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H公司开启了它对外投资的道路。
对外直接投资九大动因分别为：利润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战略导向型、效率寻求型、优惠政策型、技术获取型、污染转移型、以及分散风险型。其中H公司对非洲投资的动因有利润寻求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以及效率寻求型这四大动因。
（一）利润寻求型动因。H公司作为一家盈利性质的本土企业，根据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厂商是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因此当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并趋近于饱和时，将目光转向海外，面向更大的消费群体有利于企业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
（二）市场寻求型动因。市场即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或现实表现，占有更大的市场便使得扩大销售量成为可能。如前所述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国内市场终归有限，一旦趋于饱和就有可能造成滞销的局面，此时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便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资源寻求型动因。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也逐渐攀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H公司在国际竞争中低制造成本的优势已经不在。但是与中国相比，非洲市场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H公司对非洲进行投资并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制造产品可以进一步保持成本优势。
（四）效率寻求型动因。H公司早在1994年便开始了对于非洲市场的探索，起初以对外贸易的形式向南非出口产品，但是这种方式要面对高达25%的关税税收以及高昂的海上运输费用，因而在两年后便开始了通过在当地投资建厂的投资形式去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
1994年H公司开始对于南非市场的探索，南非也是目前海外发展基础最好的市场之一。2015年3月，H公司电视在南非的销量占有率已达24%，成为南非电视机市场第一品牌，这是H公司在海外市场斩获的首个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能有如此成绩也与H公司当初的区位选择密不可分。
（一）市场阻力小。H公司在开始对外投资之初便有明确的发展路径，它既不像海尔那样一心拓展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也不像TCL那样通过企业并购进入目标市场。H公司选择先期进入市场阻力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待其在当地发展稳固并积累一定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之后再转向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因此H公司将“出海”首站选在了南非。
（二）经济基础好。南非其实并不像我们一般印象中是一个贫穷落后，饱受饥饿困扰的国家，对比图1中我国和南非的人均GDP可以看出在2013年以前我国人均GDP始终低于南非，另据曾经的南非公司总经理于游海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南非无论从市场规模，经营网络还是交通和行政管理都更像是一个欧洲国家。除此之外，北非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欧洲，家电基本保持与欧洲国家同步，而东非原英属殖民地，因此生活方式也相对时尚，西非虽然相对贫穷但是消费观念超前，也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
（三）位属非洲桥头堡。南非属非洲南部的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可以很好的渗透到中东非市场，并与西北非市场遥相呼应，从而在非洲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市场网络。
（四）中非友好情谊。非洲人民一向待中国人非常友好，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的成立，中非互信往来一步步加深，目前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正是基于此，使得南非人民对于我国产品充满信心，产品的接受程度高，因此在南非市场的销售也更容易进行。
五、H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分析
H公司对于南非市场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1996年，H公司以间接出口的方式进入南非市场，虽然间接出口的方式为企业省却了办理出口手续等一些繁杂的环节，但与此同时商也将企业和海外市场隔绝，使得企业无法直接渗透目标市场。在这一阶段H公司并没有自主的产品设计权，只能按照订单要求进行生产和出口，因此出口量也不是很大。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3
关键词：控制权获取 资源基础观
一、引言
海外直接投资时，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谈判合适的组织管理架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取预期的所有权份额更令人沮丧。尤其对于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获取目标企业的恰当的组织安排（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 Gray，1994； Mjoen & Tallman， 1997），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ownership）与控制权（control）。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争夺，其最终结果都是为了控制权。因为所有权只是代表了其所有者初期的投入，表示所有者股份的占有率（Yan &Gray，1994）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实现战略目标必须要获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权才是真正对关键资源的控制程度（Lecraw， 1984）。
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选择受到发起方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学者还是实践的企业家都感到相关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原因并非因为理论错误，而是以往的研究没有明确区分研究对象，将不同维度如交易、企业和宏观的问题集中讨论，结果反而导致企业家或者研究学者虽然感觉内容丰富但最后却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明确集中以交易本身为研究对象，对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进行了梳理，从资源基础观对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研究进行综述， 并指出了现有研究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等控制权的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二、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1. 控制权的相关理论
尽管以往的研究将所有权与控制权等同（Anderson & Gatignon，1986）。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and Hebert，1989； Yan and Gray，1994）。一般来说，控制是指一个组织影响其下属单元，以达到其目标的过程 （Flamholtz et al，1985）。以往的研究大多数把控制权等同于所有权（Stopford and Wells， 1972； Fagreand Wells，1982； Hennart， 1988， 1991； Blodgett，1991），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权（Stopford and Wells，1972，Hennart，1988，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Beamish and Banks， 1987；Gomes-Casseres，1989； Hennart， 1991）。虽然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 and Gray，1994），但是所有权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Beamish and Banks，1987）。并购等和其他投资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Anderson，1997）。Yan和Gary（1994）发现以往对于控制的认识只局限于运营管理上（Killing，1983），因此，他们从Geringer 和Hebert的模型的基础上，扩展了控制的范围，提出并购等海外投资控制的三个具体表现：第一，制定战略决策；第二，管理日常运营；第三设计组织架构和运营程序，即从战略、运营和组织三个维度控制进行划分。
2.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影响因素
海外直接投资是组织和管理商业交易的制度性安排。以往的研究同样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有强烈的正相关（Keegan，2002），认为只要获取了所有权，就能保证控制（Stopford & Wells， 1972，Hennart，1991）。传统理论认为所有权代表了其所有者的风险承担、资源配置、投入承诺和组织控制程度 （Gomes-Casseres，1990； Hennart， 1991），因此即使所有权并不是控制权的唯一来源（Yan&Gray，1994），也是控制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效率（Hennart，1991）。
控制权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传统国际化理论认为受到资源的影响，这包括目标企业与发起方企业之间的资源对比决定了在控制权主导权归属。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不断的交互国际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公司目标的所有权份额没必要必须达到（GomesCasseres1990），所有权的程度依赖于企业获取所有权控制的需要（Gatignon& Anderson，1988）。在通常的所有权政策下，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获取控制权（Lecraw，1984； Yan & Gray， 1994）。企业必须在承诺资源与所需的控制之间做出平衡（Gomes-Casseres，1990）。因此，我们将对海外直接投资等股权投资的控制权影获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一个组织安排是否被选择关键在于其相对其他组织安排形式是否更有效（Williamson，1975）。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控制权受到交易成本的大小所决定的，企业的组织安排目的是成本的最小化。影响交易成本的主要是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频率与不确定性（Williamson，1975， 1985），其中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是解释并购等及其他行为的控制权最关键的要素（ Williamson ，1979，1985，1991，1996）
以往的文献认为海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组织安排是由双方资源决定。即使在所有权上做出让步，但企业依靠资源而也可以获取控制权。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时，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尤其控制权是各参与者之间受到了参与者的资源和能力的影响（Lecraw，1984；Arino &Torre，1998；Yan & Gray，1994）。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控制权来源于各自拥有或控制关键资源和能力。正如Pfeffer & Salancik （1978）所说“当一方投入更为重要的资源时将会影响甚至控制整个组织活动”。因此在海外直接投资等中各方参与者在关键资源上的投入将增强他们的控制权 （Child et al.1997；Lecraw，1984）。
所谓的关键资源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资产专用性。资产的专用性与控制权之间呈现正相关（Kim& Hwang1992；Gatignon &Anderson， 1988；G o m e s-C a s s e r e s， 1989； Padmanabhan & Cho，1999）。资产专用性是指替代使用者以不牺牲资产价值的前提下，在交易中重新配置该资产的程度（Williamson，1975）。当专用性产生的准租金（quasi-rent）越大，企业就可能利用这种竞争优势（Anderson & Gatignon，1986； Kim&Hwang，1992）有能力和动力去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当资产专用性高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控制，以弥补在日后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官僚制度成本（Erramilli & Rao，1996）。因此，发起方企业拥有专用资源（proprietary resource），倾向于选择高控制（Nakamura & Yeung，1994）。
但是，只是拥有专有性资产是不足够的。影响目标企业控制权归属的最关键就是参与各方投入的专有资源的价值（Inkpen & Beaminsh，1997）。Das& Teng （2000）认为“只有当企业投入真正拥有价值的专有资源”时才能真正获取高控制权。必须注意这种价值的大小是相对于交易各方而言。价值的大小是取决于该资源的需求、替代性和稀缺程度（Williamson，1985）。相同的资源对于不同的交易者的价值大小是不同的，比如对于资源密集型自然和制度的资源优势（如更容易获取原材料、资金或地域等）的企业，运营的密集程度和类型将会影响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投资者会愿意为了这种资源增加其控制程度（Lecraw，1984）。Mjoen和Tallman（1997）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运营的资源密集程度与企业的影响力呈现正相关，但与所有权的比例却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行业（如食品、烟草、采矿等），企业倾向于保证获取当地控制的专有资源的资格或者克服当地的政治问题（Hennart & Larimo，1998）。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划分不同的资源类型，希望深入探究究竟什么资源会影响控制权的获取。以往的文献把资源和能力结合一起，分为“资本资源”与“非资本资源”（Mjoen and Tallman，1997），并针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源对控制权的影响作出相关的研究。所谓的资本资源力量是从资本资源或者其他相同的与之等价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形成。Fagre and Wells（1982）和 Blodgett（1991）都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资本资源的投入对于组织安排和控制权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非资本资源力量是来源于参与者的关键资源投入，包括知识、技术、营销渠道。以往研究对非资本资源主要是指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对于目标企业的组织安排发挥关键作用（Das & Teng， 2000； Hamel， 1991）。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内部化是并购等或者最重要的动机之一（Hamel， 1991）。知识资源包括了研发能力、管理知识和营销知识等。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选择高以达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当企业相对于其他参与者，投入更高战略价值的资源时，控制权将会转移到该资源的所有者手中（Inkpen & Beaminsh1997）。
三、研究展望
通过以往的研究我们看到直接投资的控制权选择主要受到海外直接投资双方资源、能力和影响。然而当前针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获取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研究对象比较片面。首先当前相关的研究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背景，由于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企业为对象，因此当前资源基础观与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认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但我国企业却有来自市场、制度等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并不属于企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把传统的资源和优势，由企业扩展到外部环境。
第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企业特征也能会使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比如大型的企业由于具有国有背景，虽然这些资源可能不会对双方谈判地位造成影响，但会促使对制度和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从而更有冲动获取高控制权。所谓的企业特征对控制权的影响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制度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国际化的兴起，使制度基础观日益受到重视，制度可以间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例如国有企业会通过制度红利（比如，优惠政策，资金支持）短期提高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取控制权。但是，必须注意本文强调的制度并非泛指宏观环境，而是强调为交易的其中一方带来直接实质性支持的制度因素。此外，除了传统的政策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崛起赋予了制度新的内涵，拥有广阔市场的新兴市场能够为该国企业带来了短期的资源优势，比如沃尔沃最终选择吉利收购的最重要原因，并非金钱，而是希望借助吉利进入中国市场，重新焕发生机。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制度差异进行研究，但是只是从文化层面、制度包括行业规范、相关行业法律差异等带来对大环境的影响，对交易本身是产生间接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制度理论引入国际化理论仍处于初级阶段，尤其以交易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影响目前较少，特别对中国等强制度国家企业投资时，母国制度影响研究（Y i u，2010）。
第三，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控制权的定义也不清晰。而且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我们发现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分离的，这对于当前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多认为高股权就能获得高控制的观点提出重大的启示作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并非完全正相关的（Geringer & Hebert， 1989； Yan& Gray，1994）。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所有权是指资源投入和获取剩余价值程度的反应；控制权是指影响目标企业运营活动的决策的程度 （Geringer & Hebert，1989； Yan & Gray，1994）。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与目标企业争夺控制权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文化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即使获取了高股权，却常常没有获取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导致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启示我们有必须深入研究我国企业如何获取控制权，获取怎样的控制权才能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整合资源基础观进一步完善基于交易为对象的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模型，以供后续相关研究，模型如图一。从以往的文献，我们发现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的获取包括传统资源因素包括：资产专有性和专有资源价值（Yan & Gray，1994；Pfeffer& Salancik，1978），其中专有性资源的价值受到需求、稀缺性和可替代程度影响（Williamson，1985）。另一方面是正如上文所述，新兴市场企业的崛起赋予了资源新的含义，有以往企业内部扩展至企业外部，而这种外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制度带给企业直接支持，包括母国政策、母国市场等（Delios ，1999； Brouthers 2006，Peng，2011），因此本模型中制度定义并非指对交易起间接影响的宏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性等广义的制度因素。
资源因素是基于交易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在交易为对象的维度下除了直接因素，间接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强调的是从主并企业出发，集中以交易为分析的维度。作为所有权的主要拥有者和剩余价值的主要获取者，企业凭借自身的企业特有竞争优势，有强烈的动机和能力获取目标企业的主要控制权。以往的研究也发现，一旦企业具有知识资源就会倾向于高控制的目的（Lecraw，1984）。企业特征包括背景特征和能力特征。背景特征考虑的是企业所有权构成和多元化程度（Luo，2007），把企业分为：利基企业（niche entrepreneurs），全球抱负者（world-stage aspirants），跨国机构（transnational agents），受委任专家（commissioned specialists），而能力特征从而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然而，投入的资源种类有很多种（如资金、技术、管理知识等），因此把资源正确分类，对于我们研究控制权选择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Yan & Gray ，1994；Mjoen & Tallman，1997）。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Gomes-Casseres， 1990； Yan & Gray， 1994），把资源力量分资本资源力量与非资本资源力量（Mjoen& Tallman，1997） ，不同的企业特征影响企业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间接影响控制权的获取。
我们把控制权分为三个维度：（1）制定战略决策；（2）日常运营管理；（3）企业组织架构与运营过程设计，我们总结细分变量为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组织控制，即战略控制、运营控制和架构控制（Yan &Gary，2001）。我们希望通过分类控制权探求出在海外直接投资中控制权获取最重要是哪个层面，以及企业如何在谈判影响中在三种控制中选择。
我们在未来的日后的研究将会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中加入绩效变量。本文作为探究性因为绩效才是判断该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标准。通过整个海外直接投资过程的联合，从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控制权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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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资范文4
摘 要 由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以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使得上海成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高地”。基于1982一2004年上海市时间序列数据,双对数回归模型,对FDI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FDI是上海市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而得出FDI是促进上海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上海地区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使流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2002年中国外资流人量占据了世界资金流动总量的8.09%,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流人国,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考虑到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有趋缓的趋势。
因此,在当前中国新的发展背景下,重新审视FDI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上海市主动调整外资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一、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际上关于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众多,且多数证明了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尤以美国经济学家H.Chenery和A.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双缺121”模型最为著名,A.BendeNabende和J.L.Ford(1998)发现FDI通过刺激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出口促进了台湾经济增长。Li以84个国家1970―1999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内生关系。
国内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吴晓彤、韩太祥运用协整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证明FDI与长三角地区GDP之间具有正相关性。曾国平、祝伽伽利用1985―2004年重庆市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FDI与重庆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虽然上述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FDI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启示,但是缺乏对二者关系的定量化的实证分析。本文试图通过近23年的统计数据来验证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
协整检验
由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使我们知道,对于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来说,如果它们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就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计算矩阵的有序本征值(Eigenvalue),根据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极大似然率为15.66280,分别大于和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和1%时的临界值15.41和20.04,所以在5%的条件下拒绝原假设,认为两个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再看表中的第二个极大似然率为2.068784,分别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3.76,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6.65。那么我们就接受原先的零假设,即表明两个序列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进行两个变量的回归分析,而不必担心回归谬误的产生。回归时,为考查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上海经济增长相对变化的大小,我们采用的是双对数回归模型,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FDIt、GDPt两个序列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下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
lnGDPt = -1.290668+0.584781lnFDI
t = (-2.692272 13.72228)
F=188.3009 R-squared=0.899666
DW=1.427573
该模型的F检验、常数项和lnFDI,回归参数的t检验在1%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判定系数R2的值相对较高;德宾―沃森统计量DW=1.427573,位于本模型在5%显著水平上自相关检验的上下临界值之间,尚不能判明自相关是否存在。这些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由模型估计得到的参数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该区域经济增长就会上升0.584781个百分点。
三、研究结论以及相关建议
海外直接投资范文5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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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理论认为只有拥有巨额的资本和高科技才能在海外进行投资，而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却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日本应该把失去成本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的东道国。但要记住三点原则：（1）根据投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2）在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上，要维护国际贸易分工。（3）提出贸易创造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有他独到之处，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冲击，日本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为指导，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对我国的启示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特征
随着日本不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不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也在发生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主要投资区域在北美、欧洲、亚洲。战后初步阶段，由于日美的特殊关系，加之美国有日本所需要的广阔的市场和先进的技术，因此日本商业和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当然也有部分自然资源的投资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进入到70年代以后，为了获取大量劳动力资源，日本把投资目光对准了亚洲地区，向这些亚洲地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到80年代以后，为了缓解贸易摩擦，日本放缓了对亚洲的投资，改向对欧洲、北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后来，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投资重点仍在北美，但由于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日本在西方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亚洲区域，尤其是加大了对东亚的投资力度，此时也加强了对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在亚洲寻求区域联盟，增强对亚洲的投资，尤其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亚洲的投资规模超过北美。
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1951年-2006年度，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61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占比35.3%，非制造业占比64.7%，后者占比接近前者的二倍，可见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非制造业。从产业内部来看，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方向转变为资本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得产业转变。
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根据日本贸易机构统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上升，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贸易大国，1990年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国，投资累积额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随着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几经浮沉，同时也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显得日本对外投资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上升，2012年达到3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日本仍然是当今世界位居前列的少数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大规模对外投资中，相当部分是投资在了海外不动产领域。这是由于广场协议后，日元股价、地价暴涨形成泡沫经济，与之相比，海外地产相对便宜，于是海外不动产投资盛行。这个典型个案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地产用13.7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但是非常不幸，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曾经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出面担保融资13亿美元成为三菱地产一个沉重负担，并且低迷的美国经济让曼哈顿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实际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产原先预计的一半。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将出现3.62亿美元亏损。
4.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启示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我国企业正在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但是我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在政策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倾斜、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国企央企等大企业为主，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结合自身问题与日本发展多年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来看我国应关注获取资源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力发展跨国公司、大力培育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明确全球产业链的价值方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完善对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以大企业为中心，发展群体力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