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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1
关键词：网球比赛 接发球 预判性 心理意识
网球比赛首先是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的，接发球是网球技术中一个重要环节，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比赛中，如果接发球不好，会引起自己心理上的紧张和畏惧，同时也会给对方较多的进攻机会，给对方战胜自己的可能。反之，如果接发球技术好，不仅会破坏对方的抢攻，成为战术上和心理上的有力武器，还会帮助自己顺利得分，为进攻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接发球技术在网球比赛中至关重要。
对于网球初学者来说稳定而有力的接发球更是获得成功的关键。网球的发球和接发球是相互对抗、相互制约的一对孪生技术。由于它们分别是比赛双方的第一拍，在很大程度上对该分的胜负起决定性的作用。
1 网球初学者接发球技战术存在的问题
1.1 技术层面上
1.1.1 接发球时站位无目的性
很多网球初学者在接发球时不注意自己的站位，而事实上一个好的站位可以有效的降低对方发球的威胁性，它是一个好的接发球的开始。如接发球站位有错误，会造成明显的漏洞，就有可能给发球方造成发球抢攻战术运用的好机会，因此应选择一个合适的接发球站位在网球比赛中尤为重要。接发球站位一般位于端线附近，力求在接发球时向前移动击球[1]。如果是第二次发球时可略向前移，利于采取攻击性的还击[2]。但对方如果第一次发球时多采用大力发球，站位应偏后一些。
1.1.2 接发球引拍
很多网球初学者在正手接发球时，常常面对较容易打的球，却接连下网。其主要问题是选手想攻击性的还击从而引拍过深，这样往往来不及击球，白白送对方ACE。事实上尤其对初学者来说当对方发球越是快的情况，越是不能多向后引拍。而且就是击上球后力量角度都不是很好控制，比较容易失误。这时引拍的动作越小越好，同时配合向前侧身跨步击球[3]。
1.1.3 接球发力
大多数网球初学者在接发球时都盲目的发力，失误极高。其实接大力发球时只要是控制好拍面角度并握紧球拍以免拍面被震转动，不需要作大幅度的后摆动作用全力还击，就能打出一个高质量的接发球[4]。
1.2 心理意识层面上的影响
1.2.1 接发球注意力
接发球水平不仅取决于身体素质、技术的熟练程度、战术的合理运用，还取决于运动员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在对网球战术的讨论中不能忽视对注意力的研究。如果一个运动员的注意范围较小，而比赛又要求他做到这些，那势必增加他的紧张性，影响接发球的效果。
1.2.2 对对方发球的判断性
从判断说起，没有人可以预先知道对方来球的方向在哪里，发完球后又将有什么行动，球员水平越高发球时的隐蔽性就越好，所以接发球的判断基本上都是靠即时的反应。但事先的预测也并不是一点儿都不能做，其意义在于让自己心里更有数、接起球来更自信[5]。要完成好一个理想的接发球技术动作，首先要有预见性，判断性、速度旋转等，其次要有充分的准备，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对方发球，调整自己的位置严阵以待。在调查中发现同学们基本没有对对方发球路线的判断，其实这跟接触网球时间有关，随着自己网球经验的增加对于这方面的判断也会大幅度提高。
1.2.3 个人冒险战术
并不是鼓励要盲目地去冒险，而是根据特定的接发球情况和某些时候的特殊需要，在权衡利弊的情况下，采用一定的冒险战术。如果接发球者胆小、鲁莽行事或过于紧张，将永远接不好发球。在今天的网球运动中，并不仅仅是在世界级水平中，要想赢一盘，必须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要达到此目的，指望对手连续发四个双误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通过漂亮的接发球来“挣”得这一分。
就这些方面而言，仅仅一盘单打比赛，我们必须考虑到对手可能发32次球。在一局发球中，破掉发球局，接发球赢大约4-6分已经足够。仅仅占一盘所有接发球中的15%。很显然，这并不是鼓励对所有的接发球，都大意地“开炮”，相反要保持冷静。但是在接发球时，我们如果不冒险，我们决不会赢得这一局。
在整场比赛中，必须通过持续不断估算接发球冒险的大小，以便在做每种情况下的接发球动作时，找到接发球的节奏，建立自信心。
另一方面，在接发球时，如果经常恐惧或过于鲁莽，就会发现自己处于没有机会破发的境地，因此不可能有勇气去冒险并取得破发。
2 接发球技战术未来发展趋势之分析
网球比赛的制胜机制在于：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破掉对手的发球局。在现代网球比赛中，发球方和接发球方，主、被动十分鲜明，发球方的优势尤为明显。因为对于当今世界优秀男子职业网球选手来说，他们都拥有优秀的发球，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已经变得非常轻松，所以焦点问题在于如何破掉对手的发球局。因此，接发球极有可能成为网球比赛中最重要的击球技术。
发球和接发球是矛盾双方的统一体。发球的进步促使接发球技术的提高，而接发球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发球技术的提高。由于接发球的重要性，发球技术的不断提高，促使许多职业选手的接发球技术在不断改进，接发球攻击性在不断加强。他们拥有敏锐的直觉和优秀的预判能力，非常好的潜意识反应能力，非常好的爆发力和反应速度，冷静的头脑和敢于冒险的精神。网坛常青树阿加西就有“接发球大师”的美誉，这是他保持常青的一个制胜法宝。休伊特虽然为底线防守反击型、被人们公认为“不先进”的打法，但他却在ATP排名上长期保持世界前10的位置，除了他的移动快、体能充沛、良好的心理素质等特长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接发球好。
由此可见，现在的接发球已由过去的稳健防御逐渐向积极进攻转移，主动进攻意识更强，回球质量要求更高，接发球较以前更趋主动。搏杀强大的一发和主动攻击二发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发球是进攻的开始，接发球也是进攻的开始”的理念在不断形成。
3 结论与建议
①初学者接发球的合理站位，规范的引拍动作，以及集中注意力观察对手的发球是接好发球得关键技术环节。
②接发球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底线正反手击球的特殊击球动作。它的动作主要特征是开放式步法和上体的旋转。运动员需要有优秀的自动反应能力、快速的动作速度和平稳的心态，接发球的好坏还取决于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秀的预判能力。
③对于不同的发球，应采用不同的接发球动作和不同的接发球线路。
④未来接发球更趋主动，进攻意识更强。
⑤站定位置后，快速敏捷地带左肩转体，此时转体要迅速脚下步伐要快。
⑥击球瞬间，紧握球拍，随挥动作完整、流畅。
⑦最后的随球动作中，径直顺着拍头的方向继续快速挥拍，直至肩上方，之后迅速回到准备姿势，为下一来球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1]《网球技术精解全书》[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147-149.
[2]《北京体育大学学报》[J].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2），
15-19.
[3]胡亚斌.世界优秀男子职业网球选手的技战术特征，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7.
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2
关键词 急性脑出血；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影响
急性脑出血是神经内科的常见病，血浆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超敏C-反应蛋白（hs-GRP）在急性脑出血引起的脑损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此，早期监测TNF-α和hs-CRP对观察急性脑出血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阿托伐他汀除具有调节脂肪的作用外还有抑制炎性因子的作用。为探讨阿托伐他汀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浆炎症因子的影响及临床疗效，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32～88岁，平均65.6岁，发病时间4～22 h，平均15.1 h。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龄34～88岁，平均65.7岁，发病时间4～21 h，平均15.0 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方法：对照组给予控制血压、血糖，降低颅内压，营养脑细胞的原则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阿托伐他汀20 mg，次，1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2周，观察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其检查方法为抽取空腹血液5 mL，离心分离血清，TNF-α采用放免法检查，hs-CRP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测定。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观察组治疗前TNF-α（44.1±14.21μg/L，hs-CRP（11.0±3.1）mg/L，治疗后TNF-d（20.1±7.4）μg/L，hs-CRP（4.8±1.1）m/L；对照组治疗前TNF-α（44.0±14.1）μg/L，hs-CRP（10.9±3.0）mg/L，治疗后TNF-α（32.6±14.8）μg/L，hs-CRP（7.8±2.1）mg/L；两组患者治疗前TNF-α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96.7%，对照组总有效率84.3%，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讨论
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3
作者简介：吴光亭（1979-），男，山东滕州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和翻译研究。
摘 要：词汇知识广度、深度和词汇流利度是研究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三个主要纬度。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截面研究法从这三个纬度考察了中国英语专业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特征，发现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与英语水平存在密切关系，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高速、过渡和巩固三个阶段。高速阶段，词汇知识广度的各个维度均发展迅速；但知识深度的各个维度发展速度并不均衡，其中，形态―句法知识发展较快而语义知识的发展则出现明显滞后现象；词汇流利度的发展也不甚理想。过渡阶段，词汇知识广度各项指标发展速度轻微下降，词汇知识深度各项指标发展速度明显提高，词汇流利性的发展则降到最低点。巩固阶段，词汇知识广度发展稳中有升，知识深度发展速度明显提高，词汇流利性则出现了爆发式发展趋势。
关键词：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词汇知识广度；词汇知识深度；词汇流利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5-0133-08
一、引 言
词汇是语言习得和使用的中心问题[1]，词汇习得贯穿在语言习得的整个过程之中。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研究者们偏重语法（形态和句法）习得研究，词汇习得研究曾一度成为语言习得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领域[2]。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始，词汇习得开始引起语言习得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词汇习得研究的热潮。词汇能力是语言能力的核心，自然成为词汇习得研究的焦点之一。研究者们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对词汇能力进行探讨。微观论者着眼于个体词项习得，认为词汇能力是学习者所具有的个体单词的各个层面词汇知识（包括形态知识、语义知识、语用知识、策略知识等）的总和；宏观论者则关注词汇整体习得，指出学习者词汇能力是由词汇量、词汇知识广度、词汇知识深度、词汇组织方式等多个维度构建而成的一个动态的连续系统。微观词汇能力是宏观词汇能力的起点和基础，是学习者词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仅围绕微观词汇能力展开词汇研究和词汇教学已无实际意义[3]，学习者词汇能力研究应该从微观转向宏观。
宏观词汇能力是一个沿着部分―精确、接受―产出和知识深度三个维度发展的动态连续体[4]。这个动态连续体的起点是接受性词汇能力，终点是产出性词汇能力。前者指在听、读等接受性语言活动中能够正确理解词汇的能力；后者指在说、写等表达性语言行为中能够准确得体地自主使用词汇的能力。接受性词汇能力的获得先于产出性词汇能力，两者之间是动态转化关系：接受性词汇能力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产出性词汇能力；词汇能力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接受性词汇能力向产出性词汇能力转化的动态过程。产出性词汇能力是词汇能力的核心内容，获得类似母语者的强大的产出性词汇能力是语言学习者的最终目标，因此，产出性词汇能力自然成为词汇习得研究的重点内容。
国内外研究者在产出性词汇能力的测量方法及测量工具、产出性词汇与接受性词汇的关系、促进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的手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然而，对二语习得者（尤其是外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过程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另外，已有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对产出性词汇能力的某个维度进行选择性研究，无法全面系统地描述二语习得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特征。产出性词汇能力研究通常采用测试法和文本分析法。前者采用词汇知识量表、词语联想测试等测试方式诱导出受试的相关词汇知识，适合个案研究或小样本研究，缺陷是“脱离或削弱语境作用、忽视语言交际功能”[5]；后者利用语料分析软件和统计软件研究学习者产出性文本语料（口语或者书面语）中词汇的实际使用情况，适合对学习者文本语料进行批量处理，克服了前者的先天性缺陷。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采用基于学习者语料库的文本分析法较为全面地考察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特征。
二、文献回顾
研究者大多从词汇知识的广度或者深度两个维度研究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路径与特征。词汇知识广度研究主要是从词汇量、词汇分布、复杂性、多样性等几个方面展开。Laufer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47名以色列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作文中词汇使用情况作了为期28周的跟踪调查，发现产出性词汇仅在复杂性上发生了显著变化[6]。Laufer 基于书面文本从词频概貌、复杂性和多样性三个维度考察了48名以色列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在一个学年内产出性词汇广度知识的发展状况，发现学习者在词汇多样性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7]。Laufer以26名10年级和22名11年级以色列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英语学习者被动性词汇知识、控制主动性词汇知识和自由主动性词汇的发展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发现学习者的被动性词汇量显著增加，控制主动性词汇也有所增长，两组受试的被动性词汇量均大于其控制主动性词汇量[8]。Laufer和Paribakht 以79名以色列成人英语学习者和103名加拿大成人英语二语者为受试重复了Laufer 在1998年所做的研究，发现主动性词汇（尤其是自由主动性词汇）比被动性词汇增长缓慢，被动性词汇量均大于控制主动性词汇量和自由主动性词汇量，但是，外语者被动性词汇量与主动性词汇量之间的差异小于二语者[9]。Leko-Szymaska 以100篇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作文和69篇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作文为语料调查了学习者主动性词汇的发展状况， 研究表明，受试的主动性词汇在分布和复杂性方面均表现出显著增长[10]。
词汇知识深度研究主要借鉴Nation 的词汇知识框架，包括语言形式（发音和拼写）、句中位置（语法句式和搭配）、使用功能（频率和正确的使用）以及词义（意义及与其他词的关系）[11]。Leko-Szymaska 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了测试条件下波兰英语专业学生的词汇知识深度发展状况， 研究表明词汇知识深度的发展与英语水平的提升相关[10]。谭晓晨（2006b）以英语专业1-4年级157名学生在一学期内所写作文为语料研究了8个高频词的词义和搭配知识发展过程，发现不同类型的词汇知识发展速度不同：词义知识增长的速度较为缓慢而搭配知识具有阶段性的发展特点[12]。谭晓晨通过分析英语专业1-4年级学生作文从拼写知识、形态-句法知识和语义知识三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知识深度的发展过程，研究发现，词汇知识深度的增长与英语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但各类深度知识呈现出非同步发展的趋势[13]。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同时从词汇知识广度和深度两个纬度考察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过程。谭晓晨从这两个维度入手以157名英语专业1-4年级学生一个学期内所写作文为语料研究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发展特征[14]。马桂花通过分析西部某重点高校252名1-4年级大学英语学习者写作语料从五个不同维度横向考察了课堂教学环境下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路径，发现产出性词汇能力在五个维度上呈现非线性或螺旋性发展趋势，发展过程中伴随高原现象或僵化现象[15]。郭玉婕采用纵向研究法以161名英语专业学生第三、五、七学期期末作文为语料从词类和词族两个方面考察了高水平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趋势及性别与专业因素对产出性词汇能力习得的影响[16]。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特征，对于系统研究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过程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些许不足之处，最主要的缺陷有两点：（1）只限于从词汇知识广度和深度两个纬度研究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路径和特征，而且多数研究仅限于对其中一个纬度的纵向或者横向考察，忽略了产出性词汇流利度这一重要纬度；（2）所用文本语料主要是研究者收集的某些受试群体的书面语篇，语料的数量和代表性均具有一定局限性。鉴于此情，本文基于学习者语料库从词汇知识广度、深度和流利度三个维度考察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过程。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在本研究中，产出性词汇指学习者在英语作文中所使用的词汇。测量词汇知识广度的常用指标包括词汇分布、词汇复杂性、词汇多样性、词汇新颖性和词汇密度。由于词汇新颖性无法有效测评词汇能力发展[17]而词汇密度无法有效区分不同语言水平学习者的词汇使用情况[18]，本研究仅从词汇分布、词汇复杂性和词汇多样性三个维度考察词汇知识广度。词汇分布，即词频广度，指文本中不同词频等级类符的分布比例；词汇复杂性指文本中2 000高频词以外词汇（即本研究中的三级和四级词汇）的使用比例；词汇多样性指文本的类符与形符之比。
词汇知识深度是指学习者对词汇知识了解的质量或程度[19]，其测量参数是词汇深度知识，主要包括由拼写知识（增音、减音、音置换、音易位）、形态-句法知识（生造词、一致、时态、数、冗余、省略、句式以及其他各类与语法相关的错误） 和语义知识（词义、搭配和固定词组）三个范畴、共计十五类知识[14]。形态-句法知识和语义知识是词汇深度知识的核心内容，因此，本研究只关注这两类词汇知识。
言语表达的流利度即流利性。一般而言，流利性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说出或写出的形符数[20]。本研究所使用语料既有限时作文又有非限时作文，不适合使用此法计算流利性。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21-23]， 我们认为，词块使用量（包括频率、多样性、长度等方面）是测量语言产出流利度的重要参数之一。本研究主要从词块频率和多样性两个维度考察产出性词汇流利度。
（二）研究方法
由于意在考察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特征，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截面研究法。研究中所用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语料来自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2.0）[24]笔语语料中的议论文语料。为了保证语料的代表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采用分层等距抽样法从议论文语料中抽取1-4年级学生所写不同题目的作文各60篇，形符数分别是16244、15328、16720和21345。语料体裁一致，具有较高可比性。
本研究以类符为基本计算单位考察产出性词汇分布。根据词频高低， 本研究将词汇分为四个等级：一级词汇、二级词汇、三级词汇和四级词汇，一级词汇使用频率最高，四级词汇则最低。一级词汇是Laufer和Nation词频概貌中的第一个词表， 二级词汇是第二个词表， 三级词汇是第三个词表，四级词汇是第三个词表以外的单词[25]。在分析中，本研究根据语料库统计软件Range自动提取的统计数据定量分析词汇分布的发展变化情况。对于词汇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特征的考察也基于Range自动提取的统计数据。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词汇多样性有多种计算方法[26]，由于所使用语料文本长度不一，本研究采用的计算方法是类符数的平方除以形符数。
对产出性词汇知识深度发展变化的考察，本研究采用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法分析形态-句法知识和语义知识的习得发展状况。首先对语料中的形态-句法知识错误（词性、时态、数、冗余和省略）和语义知识错误（词义、搭配和固定词组）赋码，然后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检索出各类错误的频率，最后换算出每一万形符中错误的相对频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本研究从词块频率和多样性两个角度考察学习者产出性词汇流利度的发展过程。在本研究中，词块是指能够表达某种意义的结构相对完整的具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连续词语片段[27]。研究中所关注的词块具备两个条件：长度为3词，最低频率是10。词块提取的步骤是先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基于频率自动提取，然后人工剔除结构意义不完整者。词块频率是每一万形符中词块出现的频率；词块多样性则是词块类符数的平方与词块形符数之比。
四、数据分析及讨论
（一）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发展特征
1.词汇分布
如表1所示，四个年级受试一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均值分别是82.39、80.23、79.42和78.01，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二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均值分别是7.32、7.50、7.92和8.07，显示出小幅上升趋势；三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均值分别是4.56、5.72、6.13和6.64，呈现小幅增长态势；四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均值分别是5.72、6.57、6.52和7.28，整体显现小幅上升趋势，局部有轻微下降。这些数据表明，随着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四个年级英语学习者对一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在显著逐渐减小，而对其他三个级别词汇的使用比例呈现稳步小幅增长趋势（尽管三年级四级词汇的使用比例略微低于二年级）。这说明英语水平与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发展关系密切。
为了发现具体的显著发展时期，我们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如表2所示，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一年级和二年级受试在二级词汇和四级词汇上的平均值差分别是-0.18（p=0.73）和-0.84（p=0.18），在一级词汇和三级词汇上的平均值差分别是2.16（p=0.02）和-1.15（p=0.01）；二年级和三年级受试在四个词汇级别上的平均值差分别是0.82（p=0.41）、-0.43（p=0.27）、-0.42（p=0.49）和0.05（p=0.95）；三年级和四年级受试在四个词汇级别上的平均值差分别是1.41（p=0.20）、-0.15（p=0.72）、-0.51（p=0.42）和-0.76（p=0.22）。上述数据表明，一年级和二年级受试二级词汇和四级词汇使用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而一级词汇和三级词汇使用比例差异非常显著；二年级和三年级受试四个级别词汇使用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三年级和四年级受试四个级别词汇使用比例也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在一至二年级期间内各级词汇（尤其是一级词汇和三级词汇）得到显著发展，在二至四年级期间各级词汇发展速度平缓。这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发展历程不是均速线性增长过程，而是具有一定阶段性特点。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级别词汇的习得不是匀速和均衡发展，而是具有一定选择性特征。
2.词汇复杂性
四个年级受试使用2 000高频词以外词汇的平均类符百分比分别是10.29、12.28、12.65和13.92 （见表3），说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复杂性与其英语水平处于同步发展之中。如表4所示，一年级和二年级受试词汇复杂性平均值差是-2.00（p=0.01），二年级和三年级受试词汇复杂性均值差是-0.37（p=0.67），三年级和四年级受试词汇复杂性均值差是-1.26（p=0.18）。这些配对样本t检验数据表明一、二年级受试之间在词汇复杂性上的差异非常显著，而三、四年级受试之间的差异显著性次之，二、三年级受试之间的差异最小。这说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复杂性在一至二年级期间发展显著，在二至三年级期间发展最缓慢，似乎存在词汇高原现象。
3.词汇多样性
四个年级受试的产出词汇多样性均值分别为69.12、70.79、77.20和83.85 （见表5），呈现明显的上升发展趋势，这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的产出性词汇多样性发展路径与其英语水平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6）显示， 一年级和二年级受试之间词汇多样性均值差是-1.67（p=0.60），二年级和三年级受试之间是-6.41（p=0.08），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是-6.66（p=0.05）。上述数据表明，在一至二年级期间，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多样性发展平缓；在二至四年级之间，其发展幅度显著增大，其中，三至四年级期间发展最为显著。由此可见，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多样性地发展并非匀速前进，而是具有显著发展区间。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一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在明显减小，二至四级词汇的使用比例在逐渐增大，其产出性词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说明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的发展与英语水平的提高同步前进，关系密切。（2）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发展速度不均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受试在一至二年级期间词汇分布和词汇复杂性发展显著，但在词汇多样性上发展较为缓慢；受试在二至三年级期间词汇分布和词汇复杂性发展相对缓慢，个别指标甚至出现下降趋势。
（二）产出性词汇知识深度发展特征
1.形态-句法知识
表7中的错误频率统计数据表明，四个年级受试的形态-句法知识很不完备，各个年级都表现出较高的错误频率；但是，高年级受试各种类型错误频率均低于低年级受试，说明形态-句法知识的增长与英语水平的提高是一致的。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一年级与二年级受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4），二年级与三年级受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2）而三年级与四年级受试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p=0.11），这表明一至三年级期间是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形态-句法知识高速增长期，而三至四年级期间则是缓慢增长期。
2.语义知识
从语义错误频率统计数据（见表8）看，受试的语义错误随着其英语水平的提高逐渐减少，但是，二年级受试的词义错误频率和搭配错误频率及三年级受试的搭配错误频率明显低于一年级受试，这说明语义知识发展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的过程。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一年级和二年级受试之间在语义知识错误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p=0.62），而二、三年级受试之间（p=0.01）和三、四年级受试之间（p=0.01）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显然在二至四年级期间是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语义知识的显著发展期。
综上所述，整体而言，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知识深度的发展与其英语水平的提高基本保持同步，但是整体水平不高。从局部分析，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知识深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显著发展期。
（三）产出性词汇流利度发展特征
1.词块频率
统计数据（见表9）显示，四个年级的词块标准化频率分别是142.23、74.71、27.97和462.57，四年级受试的词块使用频率分别是一、二、三年级受试的3.25倍、6.19倍和16.54倍。从词块频率上分析，四年级受试使用词块的频率最高，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年级。
2.词块多样性
四个年级受试的词块多样性分别是1.40、0.70、0.34和3.88。由此可见，四年级受试使用的词块类型远多于其他三个年级的受试。这说明四年级受试能够灵活地使用不同词块，而一至三年级受试过于依赖某些词块。另外，四个年级受试的词块类形比分别是0.078、0.078、0.085和0.063，进一步说明四年级受试的词块丰富度远大于其他三个年级。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流利度的发展具有下列两个特征：（1）产出性词汇流利度的发展与英语水平的提高并非同步。这说明产出性词汇流利度与英语水平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密切相关。（2） 产出性词汇流利度的发展路径不是直线上升过程，而是升降降升的曲线上升过程。这说明产出性词汇流利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徘徊不前甚至陡然下降的平台期，跨越这个平台期之后，则学习者的产出性词汇流利度则会高速发展，大幅提升。对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而言，二至三年级期间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期。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探讨了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与英语水平存在密切关系，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高速阶段、过渡阶段和巩固阶段，但是产出性词汇知识的各个维度在每个发展阶段的表现并不相同。高速阶段指一、二年级期间。在这个阶段，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的各个维度均发展迅猛；但知识深度的各个维度发展速度并不均衡，其中，形态-句法知识发展较快而语义知识的发展则出现明显滞后现象；词汇流利度的发展也不甚理想。显然，在高速阶段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的发展速度领先于词汇知识深度和词汇流利度。三年级期间是过渡期。在这个时期，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各项指标发展速度轻微下降，词汇知识深度各项指标发展速度明显提高，词汇流利性的发展则降到最低点。巩固阶段是四年级期间。经过长达三年的积累，在巩固阶段学习者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发展稳中有升，知识深度发展速度明显提高，词汇流利性则出现了爆发式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产出性词汇能力之所以呈现上述发展特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英语教学环境和课堂环境下外语学习的认知特点。在我国的英语教学环境下，词汇一直是教师和学生都重视的内容，并把教学精力集中在扩大词汇上；而对词汇习得的其他方面，如知识深度和流利度重视严重不够。在英语专业教学中，一、二年级是基础阶段，教师和学生极其重视词汇量的迅速增长，以备战四级考试；三、四年级是专业学习阶段，在专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学生还要积极准备四年级下半年举行的八级考试。显然，对词汇知识广度的重视一直贯穿在教师和学生长达四年的各种教学活动之中。Jiang指出课堂环境下外语学习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缺乏有语境的语言接触，二是存在已有词汇与语义系统[28]。这使学习者在学习外语词汇时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记忆词的形式上，即拼写与发音。当然，词汇学习也是一个建立语义网络的过程，即Henriksen 所言的语义化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要通过建立网络来重新整理或者改变词汇的储存方式，主要涉及词汇知识深度的各个维度。由于外语词汇能力发展初期与母语共享一个语义概念系统，学习者外语接受性词汇知识深度的各个维度发展迅速，但是，并不能完全转化为产出性知识。在此阶段，学习者主要借助母语知识掌握外语词汇知识。然而，这种借助母语学习外语的方式不利于迅速提高词汇深度知识的掌握和完整语义网络系统的建立。神经语言学相关研究表明，学习者掌握母语后，大脑中的神经语言系统日趋成熟，对如何学习一门新语言产生影响。Skehan指出话语流利产出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语言知识提取的自动化或语言知识的程序化[29]。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外语词汇和概念表征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确立外语表征系统的独立地位。这要求学习者抛弃借助母语学习外语词汇的做法，逐步培养外语思维习惯与模式，从而构建和完善外语语义概念系统，深化词汇知识的接受与产出。
Henriksen认为，语义网络的建立是词汇习得的最终阶段[4]。这似乎表明词汇知识深度各个维度的发展是以词汇知识广度的先期发展为基础。本研究的结果似乎验证了我们的这一推测。我们发现，随着中国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词汇知识广度的逐步发展，其词汇知识深度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在过渡期和巩固期[30]。李晓也发现词汇知识广度和词汇知识深度存在高度正相关（r>0.05）[31]。这说明重视词汇知识广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词汇知识深度的发展与提升。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产出性词汇知识深度呈现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没有出现明显的“高原”特征。但是，其产出性词汇流利度和产出性词汇知识广度却在过渡期出现发展速度减缓甚至下降的“僵化”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需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词汇应用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应该在一、二年级产出性词汇能力高速发展阶段，帮助英语专业学生采取恰当的语言输入和输出措施，进一步促使其词汇能力的快速发展；同时，关注过渡阶段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引导其采用恰当方法提高词汇学习效率，顺利跨越词汇学习高原期。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仅对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过程做了量化分析。其次，本研究采用的语料体裁单一，没能包括记叙文、说明文等体裁语料。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本研究对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能够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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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4
【关键词】辛伐他汀；缺血性脑血管病；血脂；脑血管储备能力
【中图分类号】R743.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0616（2015）21-92-03
缺血性脑血管病是临床常见病症，患者多存在内膜斑块沉积、全身脂代谢紊乱，这会逐渐影响机体的脑血管储备能力。他汀类药物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一类降脂药物，因而选用了辛伐他汀。辛伐他汀不仅具有良好的降脂效果，还可恢复内皮功能、抗血小板血栓、稳定颈动脉斑块。但不同的药物剂量取得的治疗效果是有差别的。此次研究选取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54例，行大剂量辛伐他汀强化治疗，与常规剂量辛伐他汀治疗的54例患者进行对比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诊治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108例，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各类脑血管病诊断标准，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排除器质性疾病、精神疾病患者。随机分两组，对照组患者54例，年龄为47～68岁，平均（57.6±8.5）岁，病程为1～3年，平均（1.7±0.5）年，其中男31例，女23例。观察组患者54例，年龄为45～69岁，平均（57.4±9.0）岁，病程为1～3年，平均（1.8±0.4）年，其中男30例，女24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比较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剂量辛伐他汀（成都天银制药有限公司，H20083478，规格10mg）。晨起顿服10mg/次，1次/d，疗程2个月。
观察组患者采用大剂量辛伐他汀强化治疗，晨起顿服40mg/次，1次/d，疗程2个月。
血脂测定：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3mL，使用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7600-02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脂指标（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试剂均购自于原厂，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1.3评定标准
治疗效果的评定标准：（1）见效：患者病症消失，脑血管储备能力恢复正常。（2）好转：患者病症明显改善，脑血管储备能力开始恢复。（3）无效：患者病症无改变，脑血管储备能力下降。（4）总有效=见效+好转。
MFV为大脑中动脉M1段的血流速度。
脑血管储备能力=（屏气后MFV-基础MFV）/基础MFV×100%。
屏气指数=（屏气后MFV-基础MFV）/基础MFV×（100/屏气时间）。
1.4统计学方法
SPSSl6.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比较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较治疗前显著增加。观察组总胆固醇（3.8±0.6）mmol/L、甘油三酯（1.9±0.2）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8±0.6）mmol/L均明显低于对照组（43±05）mmol/L、（2.2±0.3）mmol/L、（3.2±0.4）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4±0.3）mmol/L明显高于对照组（1.2±0.2）n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治疗前后脑血管储备能力和屏气指数比较
两组治疗后脑血管储备能力、屏气指数较治疗前显著增加。观察组脑血管储备能力（34.2±2.7）分、屏气指数（1.3±0.3）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5.0±3.1）、（1.0±0.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8.1%）明显高于对照组（8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身体机能的减弱，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持续走高，严重影响着公众的身体健康。及早诊断和治疗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缺血性脑血管病可由于脑血管缺血而造成该供血区局灶性脑功能障碍，诱发局灶性神经系统症状体征，出现局限性脑组织坏死或软化，这会降低机体脑血管储备能力。
目前临床治疗方案中，降脂治疗是必要的。辛伐他汀是常用的他汀类降脂药物，是土曲霉发酵产物的合成衍生物，是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可有效抑制机体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发挥降脂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减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合成，还有助于内皮功能的改善、抑制平滑肌的增殖与聚集、诱导平滑肌细胞的凋亡与抗炎，能稳定斑块并阻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具有的独特优势。
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5
关键词：雌孕激素序贯疗法；妈富隆；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中图分类号】R71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02（2015）06-0210-02
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为青春期少女常见的问题，且被视为影响青春期女性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临床上出于保护患者处女膜完整性的需要，多给予其药物止血治疗，很少使用诊断性刮宫治疗[1-2]。我院在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治疗中，分别采用了口服妈富隆与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治疗，现将具体内容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2013年10月-2014年10月接收的60例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3]中关于该病的相关诊断标准，均行B超与血液学检查，均为未婚，且未见血液系统疾病、器质性疾病以及性生活史。按照数字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年龄为12-23岁，平均年龄为（16.5±2.3）岁，月经初潮年龄为10-15岁，平均初潮年龄为（12.0±0.8）岁，来院前出血时间为3-15d不等，平均出血时间为（9.5±2.1）d；观察组年龄为11-24岁，平均年龄为（16.8±2.4）岁，月经初潮年龄为10-16岁，平均初潮年龄为（11.9±1.1）岁，来院前出血时间为3-17d不等，平均出血时间为（9.0±2.2）d，两组患者的年龄层次、月经初潮时间以及出血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完善相关检查，对照组行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治疗，具体为戊酸雌二醇（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31021261）与安宫黄体酮（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生产，国药准字H20040982）口服治疗，期间应参照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调整用药，药物剂量为1片/d，停药时间为血止后的第20d，患者行戊酸雌二醇治疗的最后10d期间加用安宫黄体酮，药物剂量为10mg/次（夜间服用），停药撤血，1疗程为3个月经周期。观察组行口服妈富隆（荷兰 anon，注册证号：H20090423，每片含去氧孕烯0.15mg与炔雌醇30μg）治疗，阴道流血量少者1片/次，2次/d，流血严重者2片/次，3次/d，流血停止后则每隔3d减量1次，减量应不超过原药物剂量的1/3，直到药物剂量为1片/次，血止用药21d停药，等待撤药性子宫出血，于撤药性出血第5d开始便服用妈富隆，1片/d，1疗程为3个月经周期。
1.3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分别计算痊愈率、好转率以及无效率；（2）控制出血时间与完全止血时间；（3）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恶心呕吐、胀痛以及乏力等。
1.4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将临床疗效分为痊愈、好转以及无效3个等级，患者经治疗后1-3d止，治疗1疗程后月经恢复至正常，月经周期≥6个月均正常且月经量正常为治愈；患者经治疗后7d血止，治疗1疗程后月经基本正常，经期在7d内且月经量减少但较之于正常量仍偏多则视为好转；不符合上述标准者则视为无效[4]。
1.5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s）表示，以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进行x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以73.3%明显不及观察组的96.7%（P
2.2两组患者控制出血时间与完全止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控制出血时间与完全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2.3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以23.3%明显高于观察组的6.7%（P
3讨论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生殖内分泌轴向功能紊乱造成的自红异常出血事件，其发病机制尚无统一定论，但临床上一致认为其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激素间的反馈调节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有关，患者以阴道或子宫出血异常、贫血等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或会出现休克，因而应给予患者及时有效的治疗[5]。
临床上对该病的治疗手段主要以促凝血、抗溶为主，未见器质性疾病者可给予其诊断性刮宫治疗，其中以药物治疗最为常见，妈富隆为口服避孕药，单片含0.03mg雌激素与0.15mg去氧孕烯，其针对内膜增生与萎缩均可发挥止血作用，进而快速调节患者的月经周期，且兼具良性调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减小经量以及缓解痛经等优点，较之于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更为便捷，效果也更为显著[6]。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行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治疗，观察组行口服妈富隆治疗后，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以73.3%明显不及观察组的96.7%，观察组控制出血时间与完全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以23.3%明显高于观察组的6.7%，充分表明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行口服妈富隆治疗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治疗的疗效。
综上所述，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行口服妈富隆与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治疗的疗效确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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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的哲学基础范文6
论文关键词 刑法 因果关系 判断路径
一、刑法因果关系中几种主要的学说概要
目前刑法学界有关因果关系的主要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中条件说认为，理论上所有存在的条件关系都可以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该学说也对条件关系的形成有所限制，但还是有牵连太广的弊端，因而在刑法判断中遭到摒弃。原因说也被称之为限制条件说，对条件说的因果关系加以限制，缩小了因果关系的外延，但这一学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过于随意，也被大陆法系刑法所不容。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相当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根据因果关系的情况又可以分为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客观说认为，某一行为发生的所以状况以及理论上可被预知的后果应当作为相当性判断的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应有法官根据上述标准作出客观的判定。主观说则主张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能够预见的状况为相当性判断的标准。由此可见，主观说的判断标准似乎过于狭隘。折中说在理论上杂糅了客观说和主观说的一些观点，但其强调，社会普通人无法预见，而行为人预见到的状况，也应当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折中说在理论上是比较靠近主观说的。
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陆法系发展演变出“客观归责理论”，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从行为人所实施行为是否存在法律所禁止的危险来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关联；其次，继续推论行为人的危险行为是否造成结果；最后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几大构成因素是否属于有效范畴之内。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受前苏联刑法学说影响，在刑法判断上主要围绕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进行讨论。前者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倾向于危险行为只有在社会普通人可以预见的情况下产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后者则认为一种行为在其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当中，偶然地介入其他因素，从而形成了危害后果，事先的行为与事后的结果只是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这两种学说过于理论化，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起来很难把握好分寸，所以在刑法理论中逐渐被淘汰。
二、因果关系学说的启示
1.刑法判断中的因果关系学说在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司法体制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每一学说都坚持各自的判断标准，判断因果关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诸多学说之中，没有哪一学说是完美的，每一种学说在诞生之初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过抨击，在指导司法实践上不同的学说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实践证明，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刑法学界取得了更多认可，在刑法判断上被广泛适用；原因说在实践中难以实施逐渐被学界所抛弃。所以说，司法实践是检验众多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唯一标准。唯有通过实践证明了的理论才会长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在对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时，我们始终无法绕开哲学与逻辑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因果观念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条件和因果的关系；德国逻辑学家冯·克里斯在1889年发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将逻辑概念引入刑法判断领域，并首次使用了“相当因果关系”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溯源于哲学与逻辑学的因果规律是无可争辩的。
3.现存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普通法律案件的处理中，不同学说之间的差异和法律实践中的优劣并不明显。但对于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实践证明，对于每一例具体的案件，不同理论学说都存在明显的优劣。不同学说之间既有存在争议的时候，也有在同一案件中思路比较接近，相互印证的时候。在有些特殊案件中，一些理论在实践中即使存在冲突的，也是可以共存的。“一流的智力就是这种努力：同时拥有两种相反的概念，以维持期间的平衡。”
三、有关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方法的探讨
1.我国法学理论继承了前苏联的法学思想，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要以条件说为逻辑基础。因果关系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处理特殊案件时没有先例可供参考，所以拥有哲学理论支持的条件说受到学界青睐。另外其符合逻辑性也填补缺少实践经验的不足。条件说根据社会一般人基本的思维常识来看待因果关系，坚持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规律为指导来判断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说中，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将条件说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内容使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简单。行为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唯一的刑法判断关系。《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按照这条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判其有罪，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将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适当的出罪同样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我们在对众多刑事案例进行法理分析时，应该基于哲学、逻辑学考察刑法因果关系。这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结果都不是由单独的原因引起的，每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是诸多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中，既有人为的主观行为，也有环境客观条件或者自然现象等等。单独考虑行为因素，也存在很多复杂原因。造成结果的行为可能不止一个，这些行为又可以分为若干种类。之所以要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就是要在造成犯罪结果的众多因素中找到影响定罪量刑判决的因素，从而发现犯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单纯地依据条件说进行判断，离开罪刑法定原则的有利支撑，我们的判断就掉入了哲学逻辑的怪圈。单纯地适用条件关系的“排除法”进行判断，在具体的案件操作中很难全部实现，因为运用“排除法”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知道这些条件如何作为原因而发挥，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说在司法实践中根本难以实行。
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意识到，在条件判断的基础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显然比单纯依据条件说进行刑法判断更为科学合理。但百密一疏的是，这样做也有将合法行为划归犯罪的可能性。看来，没有那一种理论可以做到至善至美。为了防止这一可能的发生，我国法学界提倡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法学理论尚待提高的司法环境下，依靠法官的谨慎入微来弥补理论的不足。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3.选择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刑法上因果关系判断核心的主要原因：
（1）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起源于哲学逻辑理论，同样有哲学理论基础。从刑法判断的方式方法上看，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仍然属于条件说的理论范畴。在继承条件说优点的同时，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法的观点将因果关系限定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之内，以行为发生时普通人的预见标准为标准来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这样的判断方式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意义的因果关系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2）选择客观的因果关系说使得司法实践中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更加易于操作。理论上的分歧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完全不同，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较大争议。休谟曾经这样说过：“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作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知它的力量。”我们只有放下书本，抛开各种理论的教条限制，置身于法律实践之中时，我们才能充分验证各种理论的长短、优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功利的、现实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司法工作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案件，我们只不过进行宏观的、粗略的判断就可以解决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关于理论上的分歧并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司法效率原则的要求。客观的因果关系说相对于其他学说来讲，更适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
（3）罪刑法定原则使客观的因果关系说成为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首选。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更多的依赖于社会经验法则。而社会经验只是针对常规状态下的普通人而言的，对于特殊状况的具体的某一些特殊人群无效。平心而论，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许对行为人过于苛求。但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客观代价。无论我们选择何种理论，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理论只存在于空想之中，停留在书本之上，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4）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从理论结构上看更具开放性，容易与其他学说相结合，在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可以起到关键的均衡作用。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概括性使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与其他学说相冲突。这正是当前法治环境所需要的司法理论，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处理特情况下的具体案件时，以条件关系为基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为中介，以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为核心，结合其他学说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可以解决很多法律实践上难以操作的难题。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