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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1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司法援助体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长了35%。法律援助机构从2000年的1890个,发展到2008的4043个。在乡镇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基层团体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身影”,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就来访接待、办案程序、经费使用、社团参与、机构网络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禁止有偿服务等十几个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有效地推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法律援助已日趋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内容,也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由于普法宣传还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区,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还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还存有高成本现象,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和免费诉讼费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致使百姓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2
[关键词]：法律援助 司法救助 团体 司法救助专项基金 农民 律师 司法所
一、法律援助的渊源及现状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Access to Justice Act）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法律服务局也被法律服务委员会所取代，法律服务委员会的两个重要职能便是更好地控制预算和保证法律援助的质量。《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为保证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法律服务委员会设计了一套专家质量评分标准，用于评价不同种类的工作，提供者要想成为签约事务所，必须获得一定的质量分数。而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则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质量，比如采用大案管理体系，与律师事务所单独签订合同，或建立专业名册制度，要求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和办案经验的律师才能参与办案。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 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法律援助在国内外虽有许多种内涵界定，但其实质正如肖扬在1996年第7次部长办公会上所讲的：“法律援助，简言之，就是为弱者、残者、少者、贫者提供法律救济、法律帮助，保护司法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体现我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从援助主体上看，法律援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例如《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5]；广义的法律援助指包括司法救助在内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间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提供的法律帮助[6].即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狭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民间组织救助三大块内容。从受援主体上看，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或残疾者提供的法律帮助，换句话说，为经济上贫穷，智能上低下，生理上残缺而需要法律援助帮助的人，提供免费或者减少收费的法律服务，以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7].
（一）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2003年《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事务主要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承办。至2005年12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31298个，法律援助专职人员 11377人，其中职业律师约5029人。1999年至2006年9月，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受理各类案件1224207件，受援人员2204403人。自1996年以来，我国许多律师事务所也同时承接法律援助事务，《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规定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近年来，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迅速增长。据统计，1999年，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91726件，2005年迅速增长到253665件，年增长率达到了25%；1999年受援人数为190545人，2005年增长到433965人，年增长率达到了18%.
狭义法律援助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发展中所遇到的弊端和困惑。第一，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整体水平不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数量和布局采取了量化的办法。例如在荷兰，政府要求保证申诉人1小时内能够到达最近的一个法律援助机构，5公里之内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可以受理申请。再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法律服务公司，其大部分工作就是促使为每1万个穷人提供2个律师，以使美国各地都有法律援助9.而在我国，截至2005年底，尚有200左右的县、市（区）没有律师，全国每10万人才分享1名法律援助专职人员提供的服务，每24万人才分享1名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在财政经费方面，西方国家每年大都会划拨巨额财政用于法律援助，例如英国与荷兰法律援助的年度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英国的法律援助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约合每人30英镑，丹麦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南非的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2005年的法律援助经费合计人民币4亿5千万元左右，而当年南非全国总人口约4千余万，人均拥有法律援助经费近10元。而我国2005年度各级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总额为26220万元，以我国12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1元。
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3
关键词：法律援助，社会矛盾，维稳
法律援助制度体现着现代法治社会关爱弱者的情怀，是一项对构建社会稳定和谐秩序有着重要意义的制度。如何发挥法律援助优势化解社会矛盾现已成为了社会管理工作中关注的焦点，笔者针对此问题，提出以下粗浅意见：
一、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维护稳定的功能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政府）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费用的公民给予免收费或者由当事人分担部分费用的法律帮助，以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但从社会控制层面上来看，该制度还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
（一）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维护公民权益的功能。作为新世纪的现代国家，向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应该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商的对于贫民所发放救济金等物质帮助，而应该是报考公民权利以及人格尊严保障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在现阶段因为利益差别导致各成员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国家也因此而设定了诉讼、仲裁等一系列解决成员之间纠纷冲突的机制，然而任何的一项社会制度要运用起来都是需要成本，国家所设定的解决纠纷冲突的机制也不例外。因此公民在发生纠纷时想要通过国家所设定的审判机构来获得公平公正的公共产品就必须要支付想要的诉讼费用，有时还需支付出相应的律师费以及鉴定费等其他费用。因此对于目前我国有些经济状况不理想的社会成员，这无疑是诉讼解决纠纷这一道路上的障碍，法律援助制度的设定就是帮助公民跨越这一障碍，通过法律援助这一桥梁，经济困难的公民群众能够以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来进入正常纠纷救济渠道，让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以此更加确保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贯穿落实，为维护稳定和谐的秩序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法律援助制度具有化解矛盾冲突的功能。法律援助制度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组成。所谓“社会安全阀”就是指社会中存在一定制度，能够为冲突的解决提供正当的渠道，使原来冲突的目标转移到其他替代性目标，将冲突各方积累的敌对或其他不良情绪排遣，从而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少部分的成员因为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以及成员自身的原因而成为弱势群体，并且这些群体因为自身文化知识有限以及物质经济基础的缺乏，直接导致这些群体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无法采用良好的应对措施来解决矛盾，侧面的激化了矛盾，甚至导致整个群体群体性的矛盾冲突。因此，法律援助的及时介入，能够确保这些群体成员的权益得到保障，消除群体成员的不满情绪以及心理困惑，有效的阻止群体性矛盾的激化，同时也避免了脆弱心理以及病态的心理形成直接破坏社会秩序，这样做不仅能够使社会管理的成本降低，并且最终能够达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
（三）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我国只有将社会的各个组织调整到最佳有序状态才能够更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少部分的社会成员因为自身受教育情况有限，导致法律意识淡薄，即使遇到纠纷往往也没有采用理性的、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弱势群体更需要得到法律的帮助。例如外来务工人员追讨工资时却不知道该如何提供有效的证据，导致最终的诉讼结果不理想，诉讼结果的不理想也会直接导致这部分群体对于法律产生疑惑甚至是不满，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如果通过法律援助俩帮助这些群体通过正确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通过成员自身的亲身感受，体会到自身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能够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加对法律法治的信任，同时也对这样实行的社会秩序更加的认同，让各个群体的社会成员都通过法律法治凝结起来，促进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
二、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优势维护社会稳定
长期以来，社会对法律援助的理解过于狭窄，总认为法律援助只是在诉讼程序中为困难群众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这种观念不利于法律援助的全面发展。因此，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权益保障、化解矛盾、维护秩序等维稳功能才是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当前需要。
（一）关口前移，发挥优势，主动介入社会维稳工作。自古以来，社会之需要法，就在于 “定纷止争”。法律援助作为公民权益保护的最后防线，如何体现维稳功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法律援助职能内涵扩大所思考的问题所在。如目前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直接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作为法律援助机构，要主动发挥其职能优势和资源优势，关口前移，提前介入。一是在农民工纠纷相对比较集中的相关部门（如劳动仲裁部门、政府部门、法院等）设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事项需提供法律援助的，不再进行经济困难的条件审查，及时受理、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并允许当事人事后补交有关材料，此举有利于抑制社会矛盾升级，化解社会矛盾激化。二是要与“关口”相关职能部门（如劳动部门、法院等）建立长效衔接机制，制定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监督考核制度，以此发挥法律援助依法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深入社区，贴近民意，全面参与社区维稳工作。法律援助向社区延伸，是当前社区改革、发展、稳定的客观要求，也是法律援助切入基层维稳工作的主要入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的社会职能从过去的“单位”分离出来，由社区来承担，社区于是成为矛盾多发地区，社区贫弱居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愿望也日益增强。而法律援助参与社区维稳的有效方式就是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目前虽然很多社区都设立了工作站或联络员，但由于其工作职能未明确规定，导致工作站与援助中心之间的联系松散，影响了自身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一是要明确职能。一方面街镇工作站和村居委联络点要借助自身熟悉社区情况具有人脉资源的优势，发挥在解决冲突中的指引作用，比如对于简单案件指导当事人自己办案，或者将简易的纠纷引导在诉讼外解决，以缓解法律援助供求失衡的矛盾。另一方面发挥基层前哨的作用，发现有纠纷苗头及时介入，通过法律宣传，提供咨询等手段使纠纷得到缓冲消融，使不稳定事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防患于未然，将社区居民的法律问题又快又好地解决在基层。二是借助基层调解组织之资源。目前大多数地方都将援助工作站设在司法所，由于目前社区的调解委员会也设在司法所，则工作站、联络点可以借助基层调解组织优势与人民调解工作联动，有效整合两者优势，引导公民减少诉讼，降低诉讼成本，将能更大的发挥维稳功效。三是加强联系和培训。如制定业务例会制度，规定法律援助机构与工作站、联络点定期召开会议，对疑难案件或有影响案件进行商讨，使工作站、联络点真正纳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统一管理体系，形成以援助中心为主、各工作站为辅，上下联动，各有侧重的法律援助网络，使社区自身的法律服务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三）降低门槛、应援尽援，有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群，他们既不是“社会保障对象”又难以凭借自己力量支付诉讼费用的人群，我们不妨称他们为“夹心阶层”。客观地说“夹心阶层”之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夹心阶层”无法承担维权的经济成本，其维权愿望的实现与社会正常秩序的冲突就会加剧。现在，上访户越来越多，更多的上访户认为上访是成本最低的维权途径。虽然经过部门和各方面的努力，解决了一些难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作为法律援助机构如何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引导“夹心阶层”按照法律程序定纷止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现行的条件，法律援助机构在充分认识法律援助的社会危机化解功能的基础上，应该确立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援助原则，积极适当地拓宽法律援助受益面，尽可能降低法律援助准入“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使更多的“维稳”难题化解于法律援助。（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前言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2]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3]我国《刑事诉讼法》34条规定了刑事被告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4]甘雨沛著：《比较刑法学大全》（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503页。
[5]王志梅：《浅谈法律援助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定远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动态。
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4
全面认识、许可和鼓励高校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衍生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也有助于提升法律专业人才能力。而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中实践教育环节缺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进的背景下，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并能推广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这一任务也显得尤为紧迫——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为培养高水平、多领域、全方位的法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将为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内涵及发展现状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促进教学，在“法律诊所”中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并提供解决措施。它是以法律咨询者为病患、以咨询者提出的法律疑问为病症，以法律疑问中包含的法律关系为病理，以高校教师或兼职律师为医师，以法学专业学生为实习医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因模仿医学临床教学而得名“诊所教育”。
在国外，学生参加法律诊所教育项目一般可以取得学分。传入中国后，先演变为在高校开设“法律诊所”选修课程;而逐步成熟之后开展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建立于课堂教学基础上的课内外实践，可以为法律教学提供第二课堂，也可以将法律诊所转变为法科学生的实践平台。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来源于实践，即解决真实的案件并与之同时进行教学-学习活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往往在司法机关或律师单位中从事兼职工作，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寻找案件素材，或组建起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受理案件，教师带领学生参与案件办理的具体工作，根据真实案例为学生布置处置案件的教学和实践任务——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知识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身边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
中国的高等院校在接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时就产生了本土化的理念，在诊所式法律教育移植到国内法学教育之过程中，各政法类院校、法律院系也不约而同地加以扬弃，产生了符合中国国情、解决国内实际问题、实现多方共赢的新生事物。
最早一批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高校中，西北政法大学从1985年起就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专注诊所式法律教育近三十年，形成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课程体系，拥有一套系统化的诊所法律教育理论，以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载体的同时，也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西南政法大学作为老牌政法类院校也一直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校内特色课程的招牌进行学科建设，大力投入资金加强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教学地点的基础建设，例如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基地、完善教室课堂接待室等的硬件设施建设，在重庆市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较好的社会认可度。来自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信息网i的信息显示，截止2015年6月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已近百所，实际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学校数量多于统计数字且仍在持续增加。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
总结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结合各政法类院校实例，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高等院校在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同时也加以了适应性的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更贴近中国的司法实践、更适应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愈发突出地具有以下两大趋势，即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之结合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之结合。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
因现实中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存在现状和发展模式，讨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引入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概念、介绍高校法律援助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素材、更务实地开展教学、最大限度地锻炼和培养学生，许多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建立了本校的法律援助机构承载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并以之提高学生的实务能力。这些存在于高度院校内或挂靠在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其性质是或由学校组织、或有教师指导、或为学生自发，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学生社团。
现实中，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同时参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及学校校方以高校法律院系为依托、以“法律诊所”为平台成立了公益性法律援助学生组织，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正逐步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同时存在、同步运行，高校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其依托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紧密关系，“法律诊所”也往往与学生的学习、实践存在密切联系，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的结合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规律也是最大的特色。例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法律帮助中心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下设的公益性法律帮助机构，该中心由该校法学院教师指导，以无偿服务的学生为主体，邀请社会律师志愿参与，本着提高素质、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的宗旨，为社会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结合
也正因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法律诊所”才能在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的法律帮扶途径，看似只是学习知识、直观的感受课本内容、提前了解司法实际中的操作流程，但这也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司法实践的大格局。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法律服务不能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时，高校中的法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就可利用自身专业特长和所学知识弥补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缺位，为接受不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服务，而政府将设立专项资金在对高校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的审核完结后予以拨付。尽管从全国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办理案件数量及所占总量的份额看，它不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主力军，但因其弥补了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之不足、将司法公平与正义的援手伸向其他法律援助渠道所不能触及之处，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便在法律援助的大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因案件来源、案卷资料等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资源共享，而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并存;高校法律援助属于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是法律援助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宗旨体现了公益性。诊所式法律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践，因此两者就必然会走上协同发展的道路。社会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是现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政府的职能要求其应当为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提供政策指引和帮扶;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的出发点是为社会大众维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政府采取的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方式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公益性结合是必然结果。总体而言，诊所式法律援助融合了学校、社会、政府多方面的力量，做到实践性、学术性、知识性、公益性四者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已经经历并仍持续进行着本土化特色化的演变。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
我国的实情一定程度上变通了作为“舶来品”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也对我国开设该类课程的院校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改良高校法学教育方法
我国的法学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其形成因素既有因盲目扩招增设专业而教学条件滞后等时代背景，也有思维陈旧、观念保守、闭塞障目带来的对诊所式法律教育认识上的误区、心理上的排斥和付诸实施上的畏难。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引入了“问诊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收获知识和技能，来自学生的诉求和教师的反馈倒逼高校改进与时代相符和可以满足学生需求的法学教育方法。
如果将“法律诊所”比喻成一家工厂，那么它要生产的产品即是法律服务，原料来自于提出法律援助求助者的诉求，“法律诊所”对案情进行分析、研究即在展开初加工，“法律诊所”开展协商、谈判、调解、诉讼活动，可以看成是对半成品的精细加工，取得法律上最终的结果、完成法律援助活动才是将产品交付订购者。而就加工环节而言，完全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教师通过个案分析教授了知识;学生通过自己对案情的分析、对人或辩护人立场的把握进行带入性实践操作，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知识、搜集信息、整理分析材料和真实的对方“过招”、“对抗”，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学习自主性大大提高也了解了应然与实然的差距、理论与实务的不同;学校通过诊所式法律教学的课堂、完成了教与学融合的职责。
诊所式法律教育用“对抗辩论”搞拉练，用“模拟法庭”搞演习，以“真刀真枪”的涉法纠纷避免了空想和空谈式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提高仿真度、务实化、实战化。这种教学方法，课堂们不在固定的教室里，教师扮演律师、法官等不同的角色，学生也不是坐而论道。接待来访的值班室有可能成为课堂、具有联络关系的检察院司法局可能成为课堂，审判庭更是诊所式法律教学最直接的课堂。高校诊所法律援助是一种得益于高校教学改革，实现集科研、教学、服务社会于一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而“法律诊所”对社会定群体进行救助的新兴的法律援助模式，更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教学方法。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完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对比国外先进经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国内客观情况，新时期下，法律队伍的建设需要法学教育予以配合，也就需要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新的教学方法。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法学教育只有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发展现状，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才能保证教育的针对性。法律行业则需要依靠充足的、合格的法律后续人才的培养，才能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进程。ii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课内时间教师对学生的法学实践教育，虽目的在于通过现实案例完成教学任务、研究社会现象，但因其实质是建立在牢固的理论知识之上而具有学术性，所以它首先要求参与的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其次，教师通过对当事人的“望闻问切”传授诉讼、仲裁、调解、谈判、协商甚至是察言观色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或经验，这也就是大部分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对这一课程设置门槛——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的原因;最后，由于是真实案件的办理，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因此一项非硬性但极为重要的标准即是要求学生具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综合看来，一个制度完善可以维持运转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开展就必然会形成一套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法学教育的接受者和法律职业的未来从业者，法学专业学生自发或在学校组织下参加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参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其既是参与成员又是实践者的身份，贯穿于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参与者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精力和感情投入之中。法学专业学生积极参与纳入政府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校法律援助，一则接触了受理案件、办理案件、了解案件的实践经验;二来丰富了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学素养，为未来步入职业后迅速开展工作，缩短了“培训—教育—上岗”的磨合期;三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公权力号召的鼓励下、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履行社会使命，不怠于做嗷嗷待哺的弱势群体，转而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参与者成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社会的一份子。
纵观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法学学生职业道德及专业技能，深入调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加强了学生对理论性知识的研究和实践配套经验的学习。法学教育应当服务于法律职业，只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保持一致，并积极回应法律职业的变化，甚至推动法制变动与进步，才能促进法制改革、为法制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推广普及
诊所式法律教育带给学生最深切的法律实务体验，带给学生最直观的职业洗礼，一旦学生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更会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不得不多学、勤学、好学。高校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输送技能扎实、业务精湛的法律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专业性、复合型、高素质法律人才做了良好的示范，这一条道路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要求，应当得到推广和普及。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常态化和正规化
因“法律诊所”参与案件而具有的实务性，其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机构内部的理性化激励机制、调动内部积极性相当重要。办案结束后，由专门的评审组织(如法律服务业协会)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质量评估，验收合格后认可认定参与指导教师的课时量和参与学生的实践学分;必要时可向政府申请支持、授权法律援助组织或“法律诊所”所在高校，每年向指导教师和和优秀法律援助办案同学给予少量的补助和一定的奖励;出于相关诉讼法律对人资格的限制，在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成员承办案件时，司法机关应当提供包括开具工作证明、确认身份证明等认会给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带来必要的便利。“法律诊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法学教育机构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为基础的服务型、知识型的公益事业单元，需要充足的活动经费的支持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政府的扶持，相关机构才可能不受到经费问题的制肘，在市场化背景下发挥其最大作用和效率，只有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诊所式法律教育方能有所依靠、长足运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法律援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整合
从高校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公益性目的，高校以法律援助机构为教学平台、以法律援助案件为教学资源开展法学实践性教学的意义更为深远。基于高校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目的，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结合的运行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通过对大量真实案件的直接介入以达到训练并提高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大量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优质法律人力资源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这种相互需求关系必然产生二者结合的结果。 (下转第147页)
(上接第145页)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仅是教学的工具，更是高校法律援助的活的灵魂。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共同体的发展
2003年3月17日，北京7所高校签订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协议书”，成立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首都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的成立意味着将以整体化模式对外开展法律援助、对内进行实践教学等相关活动，迈出了高校法律援助区域协同的第一步。
由此看来整合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资源将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整合资源后利于壮大自身实力、提高影响力，也利于进行学术交流、信息共享、案件分析，亦可以探索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和更佳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在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了解之基础上、对各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分析表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可以被借鉴以缩短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新兴地区、新开展院校的建设准备期，便于更快更好的服务教学，服务实践。
一方面，结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及经验，孕育出了法律诊所的教学形式，伴随着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深入，出现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形式，说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在不断进化。在高等院校专业人才及其专业知识产能相对过剩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之时，诊所式法律援助活动应运而生。高校法学专业学生致力于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剩余精力和专业知识所学，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将法律援助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也反作用于自身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大， 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为数庞大的法律人才和法制资源支撑，而目前政府法律援助行为还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制度的需求，因而以诊所式法律援助的民间法律援助活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在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教育目标下、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但为我国法学教育创设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且也提供了一种法律援助模式，能同时弥补法学教育少的缺陷、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探索着法学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法律人才的培养，它作为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已经被完全消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克服中国本身存在的各地区间的差异而不断地方化，在各院校缔根发芽、长出枝蔓、生出果实，因其广泛的借鉴意义和重要的推广价值实现了中国化的普及，更具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5
一、工作情况及成效
(一)法制宣传效果明显2009年，是贯彻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第四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半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五五”普法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工作要求，按照县委、政府年初的工作部署，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扎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各项工作。一是精心组织“三月综治法制宣传月”活动。县政法委、宣传部、综治委、治县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县组织开展综治维稳及法制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西综治维稳电[2009]1号)，紧紧围绕“弘扬法治精神、平安和谐稳定”这一主题，充分利用车辆、广播、电视、板报、图书、挂图、手册、挂历等宣传工具和资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抓住六月安全生产月和“6.26”国际禁毒日的有利时机，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始终。二是扎实开展“四下乡”和法律进乡村活动。1—4月份，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司法局、县委610办、县民族宗教局等16个部门组成的“四下乡”宣传队伍，深入到各乡镇开展科技、文化、卫生、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法规、禁毒防爱、打工维权、防范打邪等知识。三是全面推进“千村普法百村培训”工程。积极采取法制讲座、法律咨询、以案释法、调解讲法、法律文书、法制文艺演出等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形式，面对面地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灌输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解决具体法律问题。半年以来，共培训了110个重点村民小组，开展调解讲法566场次，使农村群众受到了全方位、面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四是清理各类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做好“五五”普法迎检准备。今年是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最后一年，为迎接明年省、州检查验收，从6月中旬开始，依法治县办对全县“五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进行查缺补漏，为我县“五五”普法顺利通过检查验收做好充分准备。
(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加大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一是加强乡、村、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认真组织调解员参加县、乡、村组织的基层综治维稳和普法骨干培训班，提高调解员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二是积极请示汇报，争取综治维稳经费向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倾斜，解决人民调解员误工报酬，提高调解工作积极性。三是下发了《××县司法局关于认真开展集中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的通知》(西司发[2009]11号)，重点对土地征用和承包、矿产资源开发、山林土地争议、水源使用村务管理等方面的农村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化解，做到新老问题“底数清、情况明”，确保不落项、不漏人、不留死角盲点。1—6月，全县共受理各种类型矛盾纠纷238件，调解238件，化解成功233件，成功率达98%。其中：人民调解组织调处209件，成功化解207件;司法所调解32件，成功调处32件;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29件，调解成功26件。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正日趋完善。
(三)社区矫正稳步推进2009年是全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启动年，为深入贯彻全州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启动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成立机构，并结合实际，制定下发了《××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二是召开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2月27日，召开了由乡镇主要领导、政法委书记、综治专干、司法所长、派出所长和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共75人参加的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对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三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一项全新而艰巨的工作，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系统的心里健康知识等综合素质。为此，认真组织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者和乡村干部学习宣传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3]12号)、《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和州、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有效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者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进一步扩大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并组织县局社区矫正股及司法所长到马关县参观学习社区矫正先进经验。自启动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我县吸取了全州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创新地推行“接纳尊重、唤醒自尊、真诚信任、良性互动、维护自决、灌注希望”的矫治模式，效果显著。半年来，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共98人，累计期满解除矫正16人。6月在册矫正对象82人，其中：暂时无法联系28人，下落不明4人，档案健全50人。特殊病患者(艾滋病)1人。未发生重新违法犯罪现象，有效地维护了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四)安置帮教有效开展加强安置帮教工作、杜绝和减少从新犯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安置帮教工作，自2006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帮教团到监狱、劳教所开展帮教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县各乡镇司法行政干部对刑释人员，采取跟踪帮教、定期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发展生产情况及思想动向，积极为刑释解教人员营造平等、无歧视的生产生活环境。2005年以来，全县共接收刑释解教安置帮教对象212人，其中：刑释196人，解教16人。今年1—6月份，全县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28人，现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没有出现重新违法犯罪的现象，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五)法律援助面宽质高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云办发[2007]21号)和州委办、州政府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文办发[2008]19号)文件精神，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法律援助办法》学习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二是认真组织分管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参加全州法律援助业务培训和省厅组织的考察学习，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业务水平。三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在配齐配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同时，在村委会聘请村党总支(支部)书记或主任担任法律援助联系员，负责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以及法律援助对象贫困状况的调查、审核等工作。四是加强法律援助调查研究，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助标准。上半年，我县在对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县情的法律援助措施，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标准从原来的200元/件提高到300元/件，有效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半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件，其中：刑事1件，民事51件。“12348”解答咨询121人次，接待群众来访198人次，解决民间纠纷16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做出积极努力。
(六)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提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执业道德教育，努力促使公证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履行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义务，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不断壮大自我发展能力。2009年上半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县司法局和县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通知》，保障和促进了我县法律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杜绝违规违纪执业行为的发生。二是严格年检注册，对年检注册考试不合格的，一律不予注册。正确引导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力破“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等难题。半年来，法律工作者共经济、行政、民事诉讼案件82件，为人民群众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有效地防止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二是积极拓展公证业务，提高办证质量。半年来，共办理种各类公证22件，其中民事公证21件，经济1件。三是加强对律师的执业监管，全面提升律师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律师在执业中的收案、收费、会见、辩护、等各个业务环节，积极引导律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鼓励和支持律师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同时，主动加强与公、检、法的业务联系，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半年来，七花律师事务所共诉讼案件11件。其中刑事1件，民事10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件，法律事务文书15份，接受法律咨询73人次。
(七)司法行政社会认知度提高半年来，反映司法行政工作的稿件分别被《法制网》、《云南日报》、《文山日报》、《××重要信息》等媒体和报刊采用38篇。其中人物通讯《用生命奏响平安和谐歌》荣获全国首届“法治与和谐”优秀法制作品三等奖;《法律援助农民工感受到的温暖之手》荣获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三等奖。通过广泛宣传司法行政工作，提高了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八)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扎实推进按照州局党委和县委的要求，扎实开展科学发展观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认真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工作信息、调研报告，广泛征求科学发展司法征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行政队伍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纪律作风有了根本转变，对科学发展的内涵、重大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和理解，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二、存在问题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规划》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通过对全县普法依治理工作进行认真检查，各所站、村委开展普法治理工作的情况不容乐观，台帐、记录不规范，档案不齐全;(二)各乡镇均无法制宣传交通工具和专业宣传器材，导致农村或边远地区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薄弱环节，外出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难以到位;(三)人员缺编情况严重，目前，我县司法行政系统仅有在编人员38人，按编办批准的55个编制尚缺员17人，1人所现有3个，给指导人民调解、开展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压力;(四)公证业务难于拓展，近年来，办证业务出现萎缩现象;(五)执业律师少，仅2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长期病休，只有1位律师办案，律师工作难于正常开展。(六)没有注册的法律工作者仍有以亲属为由诉讼，严重扰乱了法律服务秩序。
法律援助的内涵范文6
一是律师工作在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中谋求新发展。全市执业律师总数已经达到54名、律师事务所6家，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律师工作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广大执业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服务“四万”工程，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广大律师积极参政议政，反映社会诉求，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今年我市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选派了9名执业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组建“市巾帼维权人才库”，参与妇联处理的婚姻家庭案件；组织律师积极参与到下基层“三解三促”、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奉献精神。2012年全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104件、民事案件394件、非诉讼法律事务29件、担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286家。
二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在差异性发展中谋求新突破。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引导基层法律服务所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方向，今年我们将重点放在满足乡村、社区法律服务需求上，在服务乡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中，成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的法律助手。开展法律服务执业行为检查和案卷评查工作，重点调查有无基层法服人员充当社会咨询机构人员出庭“”现象，帮助完善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规定，加大法律服务投诉查处惩戒力度，净化全市法律服务市场环境。2012年全市基层法律工作者共诉讼事务1223件、非诉讼事务16件、担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134家。
二、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为重点，在深化法治平安建设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全面深化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切实履行对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的管理和指导职能，按照市、镇和有条件的村（社区）5：2：1的比例及专业人民调解组织配备2-4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要求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成立以圆桌谈心对话为调解模式的“圆桌纠纷调解室”，建立针对婚姻、赡养、抚养以及遗产继承等涉及家庭内部矛盾纠纷的案件的“家事纠纷调解室”；成立全市首个以调解员个人名字命名的“老葛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市物业纠纷调委会共受理物业纠纷113件，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均为100%；市医患纠纷调委会共受理医患纠纷16件，成功调解12件。市劳动争议纠纷调解委员会共受理纠纷511件，调解成功率97.7%。全市两级调处中心组织共接待群众583批次1363人，受理矛盾纠纷372件，调解纠纷370件，调解成功369件，调解成功率99.2%。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备案制度，本市内已设立8家镇级人民调解委员会、172家村（居）调委会、5家专业性调委会、2家行业调委会、11家其他性质的调委会和8家刚调整设立的500人以上企业调委会，已全部备案在册。
二是全面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两所一庭”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确保乡镇司法所机构单列、编制不减、工作不乱。今年年初我局制订下发《二0一二年度司法所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以及司法所2012年工作要点，制定司法所基础工作、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及法制宣传百分考核表，将司法所的各项工作细化量化，并以此为依据，部署开展“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带动司法所组织机构、干部队伍、业务能力、所务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规范化，全面推动司法所的各项工作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司法所建设成果，提升基层工作水平，夯实司法行政基层基础。
三、以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为重点，在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控矫正。深入开展“规范化建设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创新教育载体和矫正方法，健全教育矫正中心软硬件建设水平和功能设置，逐步推进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与中心的衔接融合，提升管理的整体合力和成效。与电信等部门合作建立移动定位系统，运用科技手段强化监管力度，将有暴力犯罪前科、重新犯罪风险较高、监管难度较大的重点人员全部纳入定位监控系统，预计年底前将投入使用。截止2012年12月底，全市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社区服刑人员1028名，期满解矫658名，移交公安36名剥权人员，其中今年接受248名，解矫196名，移交36名，现有在册社区服刑人员334名，其中缓刑279名，假释47名，暂予监外执行8名，所有人员中无一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二是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全面拓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渠道，完善定期排查分析制度，推进安置帮教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加强帮扶服务，为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创造条件。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劳教所、监狱及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理顺工作流程，防止脱管漏管。严格按照上级部署，完成帮教工作管理软件安装调试工作，实现对刑释解教人员的信息化管理，推进安置帮教信息化建设，提高衔接信息录入率及服刑在教人员基本信息核实率，确保不发生脱管漏管。加强基层帮教组织建设，认真落实各项帮教安置优惠政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断提高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率，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市已累计接受刑释解教人员204名，其中刑满释放160名，解除劳教44人。衔接率、帮教率和安置率均达到100%，当年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下。
四、以加强法制宣传工作的时代性和实效性为重点，在加快推进法治平安建设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抓全民普法。紧扣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实现全市经济“三年翻番”发展目标，把法制宣传教育有机融合于经济转型升级、融合于社会管理创新、融合于服务保障民生。抓好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非人大任命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制度。组织女干警、女律师、女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走进市永坛时装厂，开展“送法进企业”法律咨询活动。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金沙中学、金城镇中心小学等12所中小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走进学校为学生们上法制课，公布“12348法律咨询平台热线”，并接受师生现场法律咨询。
二是围绕创新社会管理水平抓法治文化建设。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多样化、系列化、规模化建设，开通法制宣传教育微博，在《金沙周刊》开辟法制宣传专版，在广播电台《89关注》栏目中开辟法制宣传小专栏，通过全新的视角介绍我市法制宣传教育情况和成果，为普法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将法治文化建设与我市民间文化、基层文化相结合，丰富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依托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的优势，把法律知识通俗化，把法律规范直观化，把法律历史形象化。金城镇以学校校本教育课程为载体，将刻纸创作融入法治文化建设；朱林镇以唐王故事会为依托，开展“举案说法”故事会；开发区将法治文化建设与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以身边人、身边事写法治、演法治、唱法治、讲法治、画法治，增强法制宣传的感染力。
五、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重点，在增进民生幸福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围绕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今年是司法部统一部署的“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年”，也是省司法厅确定的法律援助基础建设年。我市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面，降低门槛，逐步将法律援助覆盖人群从低保群体拓展至低收入群体，突出重点服务对象，做好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作。加强法律援助网络队伍建设，在8个镇区增设各镇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法律援助联络点，实现“十五分钟法律援助服务圈”的新格局，2012年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20件，接待来访、来电咨询1971人次（其中，来访642、来电1319、来信4件、网上咨询6件）。选聘18名具备相应条件的专职律师具体承办本年度法律援助案件，逐步向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专业化过渡。聘请172名村居联络点联络员，94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挂靠村居联络点联络员，8名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法律援助联络点联络员，组建起一支较为完善的法律援助工作联络员队伍。
二是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高公证工作水平。认真部署开展“四万工程”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以“促进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幸福”为重点，主动介入全市重点工程，为企业融资引资、兼并重组、公司上市及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公证服务窗口规范化建设，开展公证服务进社区、进乡村，减免相关服务收费，满足困难群众的公证法律服务需求。稳步推进公证机构事业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市人社局、市编办统一安排下，对公证机构的组织类别、岗位设置、绩效工资、经费管理等进行清理规范并出台新的“三定”方案。2012年我处共办理各类公证4484件，其中：国内民事类公证1381件、国内经济类公证1176件、涉外民事公证1859件、涉外经济公证27件、涉港澳台公证合计41件。
六、以践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在打造堪当时代重任的司法行政队伍上有更大作为
一是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带领有关科室负责人，围绕“三解三促”和新一轮争当排头兵活动要求，对挂钩扶贫村（薛埠镇塔山村）和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进行了大调研。定期与驻点单位研究帮困措施，定期分析、研判驻点单位的民情民意、发展难题，帮助驻点单位破解发展中的难题，集中梳理一批群众反映强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疑难矛盾纠纷，依法依规依理引导当地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民生权益和合理诉求，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场办理接案受理手续，并实行领导包案结跟踪制，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帮助基层排忧解难。
二是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学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学习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准确把握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组织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对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认真查摆问题，逐条梳理，集中整改执法思想、执法行为、执法作风中存在的不符合、不适应问题。同时把创先争优活动、争当排头兵活动、深化法律六进、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先争优年活动等作为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有机融合，增强活动实效性。
三是不断完善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领导班子凝聚力、创新力和战斗力。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通过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等方式配齐配强全系统干部队伍力量，把原则性强、专业性强、综合素质强的人才选拔到司法行政队伍中来。实施人才兴业战略，组建了“优秀调解能手人才库”，参与涉法及“大接访”活动，选拔培育了2名市应急工作人才库专家、2名市人民陪审员、1名省级调解能手专家库候选人，积极打造司法行政人才高地。
七、明年工作思路
2013年，我局将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关心下，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统筹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重心，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方法，着力为全市加快转型升级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优质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以“六五”普法为契机，着力服务中心大局工作。
通过对“六五”普法开展以来的经验总结，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学法用法的热情，为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的顺利开展营造浓厚社会氛围。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集中开展“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提升市民法律素养”主题宣传活动，突出对《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条例》、《食品安全法》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强化人民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依法表达诉求的意识。打造一批有品位、有特点的法治文化阵地，做精做优《司法》、《与法同行》等广播电视普法栏目，通过以案说法、市民互动等环节，提高市民参与度。积极拓宽法制宣传教育的功能效应，把普法教育与提供服务有机结合起来，使法制宣传成为引导群众崇尚法律精神、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成为钝化各类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的过程。
（二）以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对高危人员实行实时监控，全面实施审前调查和假释前评价。大力推进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推行分类教育和心理矫正，探索建立社区矫正需求和效果评估体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建立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风险评估机制，落实重点帮教对象的无缝对接，全市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率达100%。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就业及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促进刑释解教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消除不稳定因素。举办全市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培训班，切实落实“首要任务”和“禁止令”制度要求，提高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和专业水平，增强矫正教育效果。树立“以有为争有位”的思想,积极主动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用工作成效彰显社区矫正工作在推进基层和谐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以政法三项重点工作为龙头，着力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组织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法制宣传先行”、“社会管理创新、法制建设奠基”和“公正廉洁执法、教育监督保证”等专项活动，加大经常性和集中性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力度，推行网络化排查新模式，强化对重大政治活动、节假日、敏感时期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着力调处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劳动争议等发展类、民生类矛盾纠纷。加强社情民意分析和研判，突出抓好矛盾排查预警工作，对排查出的敏感、热点问题和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积累，防止矛盾问题叠加，防止由此引发新的热点、敏感性矛盾。进一步强化对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的应急反应和管控处置，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细化预案，提高突况的应急处置能力。深化大调解机制建设，加强与矛盾纠纷多发领域、部门的有效配合，进一步健全“大调解”格局。
(四)以强化法律服务意识为抓手，着力推进公正廉洁执法。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抓好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签订诚信执业责任状，不断规范完善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行为。在公证队伍中树立多做一份公证，减少一份矛盾，多一份和谐的理念，下大力抓好政治业务建设，不断拓展公证业务工作领域，积极跟进农村土地流转、企业转制，做好公证保障服务。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力度，适当降低经济困难审查条件与标准，畅通申请渠道，重点加强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加强“12348”法律援助服务专线平台建设和窗口规范化建设。全面推行法律援助电话申请制，尝试开展法律援助心理咨询服务，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的满意度达98%以上。
